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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

（摘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作者：王心文。原标题：《揭秘：1978年云南知青集体大返城事件爆发前后》。本公众号转载此文以悼念9月22日去世的丁惠民先生。）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

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

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云南在当时有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共计约十一万人。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

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

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

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

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

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原文出处：https://www.163.com/dy/article/FVL61TE90548EKJ6.html。原文标题为“改变中国的历史瞬间，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2024年1月20日下载。

“夜话”2024年第6期，202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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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和“官宽民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前些天出门旅游，顺手往箱子里放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法国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这本1856年写就的著作，2012年曾被王书记推荐阅读，在中国红火过一阵。我早先翻过该书前面几章。我现在的旅游都是休养型的，歇息时间很多，顺便就读读书。可这一读，却发现托氏这本名著的闪光之点，原来是提出与我们熟知的“官逼民反”论截然不同的“官宽民反”论。

“官逼民反”论对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里描述了这样的情形：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奉令领九百人去渔阳，途中在大泽乡遇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因大雨误期，本属于可恕之失，但在秦王朝的严刑峻法下却变成当斩之罪。陈胜吴广走投无路：不反必死，反了却可能不死，干脆揭竿而起，造反了。但“官逼民反”论之所以深入人心，应当归功于后来的小说《水浒传》。《水浒传》里许多英雄都是“官逼民反”才上梁山的。被民间津津乐道的林冲、武松上梁山故事，都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例子。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越发展，贫困的无产阶级人数越多，无产阶级也就越贫困，无产阶级也越革命。因此，马克思理论正好和我们传统的“官逼民反”论一拍即合。所以，在我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政治、历史等各门课程中，老师一遍又一遍地教导我们说，从二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当今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述，“官逼民反”论说的是客观条件的恶化迫使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或者说老百姓起来造反。所谓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烈”，都是“官逼民反”论的通俗说法。

可是，托氏在他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却提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观点，就是“官宽民反”。在他看来，不是客观条件的恶化，而是客观条件的改善，让老百姓发现原来被视为“正常”的客观条件竟然还是可以改善的，因此他们主观上就希望更多的改善，达不到这样的主观愿望，他们就会造反。或者说，官府对老百姓越是宽松，老百姓的自由余地越是扩大，老百姓对原先的“官逼”制度越是憎恨，对当时“官宽”制度中依然留存的“官逼”部分越是难以容忍，就越容易造反并整个地推翻这个已经“官宽”的制度。反过来说，在“官逼”制度下，老百姓已经习惯，以为它就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制度；只要它不继续恶化，不到那种走投无路的地步，老百姓不会造反。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如果官府放宽对百姓的钳制，改善百姓的生活，客观条件优化了，老百姓反而会变得更不满足。托氏的观点不仅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端起碗吃饱饭，放下碗骂他娘”的景象：农民能够吃饱饭了，却在饭后会骂人了：骂当时的邓掌舵人。反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农民吃不饱饭却也不骂人。记得那时节许多开明的文化人为邓喊冤：让你们吃饱饭了，你们怎么不知道感激、反而还骂他？其时，王书记正在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对此情此景应当了然于心。

言归正传，回到托氏的书。托氏开宗明义，说他在这本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革命不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而偏偏在法国爆发。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做了三方面的比较研究，就是比较法国和德国、法国内部各地区与法国历史各时期。就法德比较而言，托氏说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我们的乾隆皇帝在位的那六十年（1736-1796年），德国还是封建农奴制度。农民被限制在领主的庄园中不得随便离开，甚至结婚也得领主批准。少数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土地，可所有权残缺不全，比如买卖和抵押土地要领主批准，耕种土地的方式由领主决定，即使农产品也不能自由出售。但在法国，这样的制度至迟从十三世纪就逐渐改变了。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彻底废除了农奴制。法国农民那时可以自由迁徙、自由买卖、自主签订合同。领主和贵族虽然还在，但除了享受过去残存的部分经济即金钱特权如地方征税权和许多免税外，在农村和居民社区中已经失去了政治统治权利。就法国内部各地区比较来说，托氏揭示在废除旧制度方面，巴黎走得最远；而像布列塔尼等边远地区，类似德国的中世纪制度还几乎原封不动。在比较法国历史各时期时，托氏指出1780年的法国比例如四十年前和二十年前都繁荣得多，“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可在欧洲各国之中，恰恰是法国；在法国内部，恰恰是巴黎；在法国各时期中，恰恰是最繁荣的时期，爆发了整个推翻旧制度的大革命。而那些依然受旧制度压迫最重地方的农民，比如布列塔尼的农民，反而在领主的率领下，起兵“勤王”，杀向巴黎，保卫旧制度。犹记年轻时读雨果的名著《九三年》，满是英雄主义情怀，而其背景就是这场保皇和共和两军之间的法国内战。

根据上述三方面比较，托氏提出问题说：“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大革命的特定目标是废除无处不在的全部中世纪制度残余，但乍看起来令人不解的是：大革命却没有在这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最能感受到压迫和酷政的地方爆发。相反，革命是在人民对旧制度亲历最少的地方爆发的，也就是说，是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显得最难以承受、但却是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为什么这样呢？他解释说：封建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制度厌恶百倍。”因此，托氏总结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自我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这样，托氏就把主观感受在社会造反中的作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是恶化了的客观条件下的无路可走，而是改善了的客观条件下的更高期望，促使人们走上街头，推翻整个旧制度。当然，托氏的“官宽民反”和我们的“官逼民反”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两种观点。民反可能直接肇因于官逼也可能直接源起于官宽。同时，如果说历史上的民反有时可以清楚地归之于官逼或者官宽的话，那么，现在世界各国发生的民反，往往可能同时兼有官逼和官宽两种肇因而很难分清。但是，无论如何，托氏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造成民反的另一种可能性，显著地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尤其重要的是，托氏的官宽民反论，和我国古人倡导的“宽猛兼济”不是一回事。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宽猛兼济”观点时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但世界到了三百年前的十八世纪，托氏谈的已经是“自由平等博爱”及其引出的民反，和孔夫子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为理念基础的“宽猛兼济”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与法国大革命同时期的乾隆朝代，曾被赞誉为用“宽猛相济”理政并达至“盛世”的典范，可仅仅五十年后，鸦片战争就把盛世之下的残枝败叶暴露无遗。

我们这代人，既在“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教育内浸润过，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洗礼过，亦在农村的战天斗地里饥馑过，还被“吃饱饭后反骂官”的现象震惊过。在我们这代人中，王书记应当算是“伟大的天才”。他在十二年前就睿智地看到了托氏揭示的可能性，并用推荐托氏这本书的方式，向众人昭示了后来中国的政治趋势和经济走向。今日重读此书，掩卷之余，不禁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感慨：“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可见读斯书与登斯楼，同理也。

是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后感。


“夜话”2024年第5期，2024年8月9日

注：本文引用的托克维尔语录皆引自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中文版，少许用词由引用者根据法文原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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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和传送俄乌战争信息两周年

两年前的2022年2月24日凌晨，俄国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全面入侵乌克兰，俄国空军和空降兵则直捣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机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率军坚决抵抗。俄乌战争就此全面展开。2022年3月，一些同学向身在国外的我提出是否能够向他们提供一些俄乌战争信息。我于是开始搜集和整理有关战争信息并发给他们。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中，我应当每天整理和发送战况信息，似乎任何一天都没有遗漏过。现在，直接收到我的战况信息的群友应当有数千人。

两年前，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只觉得它是一种义务，一种偶然身在国外的人对祖国和朋友的某种义务。我既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从而我的这项工作很快会结束，也没有想到它们会延续两年还看不到尽头：我根本没有去想。人生很多时候都如此。你开始一项事情，你也许计划周详、准备充分，但还是无法预知结果，可你又需要开始做事。所以，有时候你根本不要去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心正即可。

这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交代一下我搜集俄乌战争信息的主要渠道。它们是：

  1.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它每日（除了少数节日）发布俄乌战争报告。不过，它每日信息的截止时间通常是北京时间第二天凌晨2点、基辅时间当天20点前后（以当前美国夏令时、中国和欧洲冬令时为准，下同），而它发布报告的时间更迟，常常要到北京时间早晨7点钟以后。
  2. 美国《纽约时报》，该报每日多次更新俄乌战况。
  3. 英国《卫报》。它每日更新多次。但每日最早一次战况发布时间通常是北京时间第二天10点、基辅时间第二天4点前后。
  4. 《美国之音》、《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它们每日都多次更新。

非主要的信息渠道则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德国的《世界报》(Die Welt)等许多。

从这些渠道可以看出，我的信息来源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我的每日战况报告中，除了战况本身信息外，有时我会用“西方评论家”来评论战况或战争中的事件。这些“西方评论家”就是在上述西方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

搜集和传送俄乌战况信息两年之间，我看到了俄军的长驱直进和仓皇撤退，看到了双方今天的残酷拉锯战。下面的四个图便显示了近两年来的战争主要进程。战前，俄军不但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而且其支持的乌克兰分裂武装力量也占领了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部分地区。这两部分地区约占乌克兰国土面积的7%。2022年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在后者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形下长驱直进，迅速占领了乌克兰北、东和南部大片地区。到当年3月底，乌克兰失陷领土几乎占到其国土四分之一。但乌军迅速整顿并在全民同仇敌忾的鼓舞下发动反攻，俄军闪电战失败后前线缺乏后勤支撑，只好仓皇退出了乌克兰北部的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等州。接着俄军专注于进攻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乌军控制区。乌军则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两州发动反攻并又一次收复大片领土，就是下面第三张图中的紫色区域。接着双方进入僵持阶段。目前俄军大约占领乌克兰15%左右的领土。双方在从乌东北到乌南的1000多公里战线上激战。俄军最近虽然略占优势，但进展不大。

    整理和发布俄乌战争信息两年后，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人之一。可我还没有看到战争结束的前景。就俄国来说，普京刚刚被选为下届总统，可以再执政六年。战争是他发动的。我在两年前写过一篇短文，认为他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执政。在皇帝终身且世袭的帝制终结后，一个人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便仅仅建立在他的“功绩”上。普京的“功绩”是开疆拓土。因此，只要他还在台上，战争便会继续。由于战争原因，乌克兰今年没有举行战前预定的大选。但乌克兰国内没有主张和谈的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它的总统可能换，但抵抗会延续。更重要的是，目前双方没有谈判的任何基础。俄国已经宣布吞并乌克兰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州。但在这四个州的任何一州，俄军皆仅仅占领了部分地区。根据俄国的法律，如果现在停火，俄国就有一部分“领土”被乌克兰占领。而乌克兰即使同意和谈，也不会放弃现在乌军在这四个州控制的地区。所以，战争停止的一个方式，是俄军把乌军赶出上述四个州，实现俄国“领土”俄国管；而乌军力量单薄，在俄军不再继续向乌克兰其他领土进攻的前提下自己无力攻击俄军，双方实现停火，至少不再大规模交战。但俄军即使有可能占领其吞并的乌克兰全部四个州，也得耗费一两年时间，这还是建立在对俄国最有利的未来世界演变猜想上。反过来，乌军要收复所丧失的全部领土，在最好的猜想中，也得几年时间。而且，只要普京不下台，俄国不取消十年来吞并乌克兰领土的所有立法，即使乌军收复了全部领土，双方在国际公认的俄乌边境依然不会停火。所以，在我看来，俄乌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不过，我依然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亲眼看到普京下台，俄国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家主权秩序与领土和平变更原则能够稳定下来。

“夜话”2024年第4期，202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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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投票站做义工

今年3月2日到3月5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一处投票站做志愿者或称义工，目睹了美国人投票的过程。今年是美国四年一次的大选年，要选出新的总统副总统和国会绝大部分议员。许多州的州长和议员、许多县、市的官员和议员也同时重选。各州、县、市往往还拿出很多提案让公民表决。所以，今年是名副其实的大选年。全国的大选日期是11月5日，星期二。大选之前有个初选。初选由各州确定日期。加州的初选日是3月5日，星期二。但投票站在初选日前几天便开放。我被分配去的投票站从3月2日到3月5日开放，一共是四天。

我们投票站设在县政府临时租的一间室内篮球场，很大很敞亮，周围有宽阔的停车场。我们投票站13个工作人员有7位女性、6位男性，全是临时聘用的，年龄最大的高达81岁，最小的只有16岁。当然，16岁的小伙子还要上学，所以他只在周末和放学后到投票站来。还有人也是部分日期来服务。为什么全是临时聘用的呢？美国各级政府本来就是小政府。本县的政府选举办公室正式人员仅有区区六十来人（听说），但本县设立了104个投票站。政府人员需要协调和负责投票之后的“唱票”等众多事务，所以投票站只能靠公众自发参与和政府临时聘用的人员。

美国投票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到投票站投票和邮寄投票。美国邮寄投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前。现代美国的历史要从英国说起。英国人的投票历史则可追溯到公元1215年的《大宪章》。它的第61条第6款规定，拥有超过国王权力的“二十五人团”的“多数决定将视同于全体二十五人的决定”。所以，“二十五人团”应当用投票决定事务。虽然“二十五人团”成员都是贵族，但英国普通人也应当慢慢形成了投票的习惯。《大宪章》以后四百多年，第一批英国人到了美洲并在后来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美国人。他们把投票议决事务的习惯带到美洲。那时环境险恶，交通极其困难，因此虽然没有邮局，可往往也只好用“邮寄”投票。美国立宪后立即建立邮政，其目的首先也是为了选举。著名的发明家富兰克林便是第一任邮政部长。美国投票方式演变到今天，至少在加州，百分之八十以上选民已经通过邮寄投票，到投票站的选民很少。

尽管去投票站的选民很少，可为了吸引和方便选民投票，美国还是设立了许多投票站。本县登记选民略超过100万，设立投票站104个，每个投票站服务的选民平均不到1万人。如果不算百分之八十邮寄投票，则104个投票站服务20万选民，每个投票站面对的选民不足2千人。由于初选的投票率本来就很低，远远达不到百分之五十，所以各投票站服务的选民更少得多。

因此，在当今年代，投票站的目的变成了提示和方便选民投票。投票站外飘扬的旗帜和树立的招牌都在提醒选民。不过，来投票站的选民还是以递交内有选票的信封为主。这也属于邮寄投票。我们的工作便是接待他们并检查信封上的签名。其余来投票站的人中，只有极个别的人表示自己不喜欢邮寄而喜欢来投票站填写选票。其他人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收到的选票搞脏或一时找不到。初选的重头戏是党员选举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这应当是初选投票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因为大多数选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美国人入党退党容易。一个人在选民登记时把自己登记为某党党员，她(或他，下同)就是某党党员，无须谁来批准。如果要跳槽，她重新登记一下便可，也无须谁来批准。而在投票站开放期间，她到投票站填份“选民更改资料申请表(Voter Action Request Form)”就行了，亦无须批准。然后她就可以在自己刚刚加入的党派中挑选总统候选人了。我们在投票站便遇到这种情形。此外，还有一个青年前几天刚刚过18岁生日，因此没有收到选举日之前一个月就寄送的选票。她和母亲一起来我们投票站登记她的选民资格并投票。总之，就像现在乘国内航班飞机那样，要到柜台办理乘机事务的人非常之少。可来办理的人都有一些特殊情形，处理起来常常很费时间。但我还是很感动。虽然我不是美国公民，没有投票权，但我能够体会来投票站的人，心里还是存有一点对这个国家责任感的。否则，又何必跑来费一番事情呢？！

在投票站手动投票的选民又有两种投票方式可选：手写和计算机写选票。后者完成的选票也会打印出来。所有这些选民都需要把填好的选票拿到扫描机上，把它扫描后才算完成投票义务。扫描机是多米宁 (Dominion) 公司出产的。2020年大选中，有人诽谤该公司的选票扫描机作弊，甚至还有人说该公司把选票信息传到中国去了。美国的大媒体公司“福克斯 (FOX)”因为传播了此类诽谤，后来还被罚了近8亿美元给多米宁公司。

就本次初选的选票本身来说，党员选民需要选择的是本党的若干总统候选人中哪一位更合适。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比如德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不同。后者是各党派头目们推举出本党候选人。美国则是党员都可以报名为本党候选人；达到法律规定的候选人资格门槛后，姓名就可以列在选票上了。本次初选，民主和共和两大党的党内选票上都各有十几名候选人。除了这个重头戏外，包括无党派选票在内的所有本县选民，还需要在报名竞选美国参众两院各空位的人中，选择哪两个人更合适某个特定的空位。例如，加州要选出一位任期六年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州内每个人都可以报名，达到法定的候选人资格门槛后，选票上就有名了。该空位初选前共有28位合格候选人。初选要在他们中间选出两人。今年11月的大选选票将只列出这两位初选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姓名。那时候，选民再投票在这两人中决定某个人代表加州任下届美国参议员。此外，本次选票还列入了一个提案让选民决定是否采纳。

需要提到的是，我们投票站不唱票。包括扫描后的所有投票和我们收到的邮寄投票都被送到县政府指定的地方分拣、开拆和计票。因此，投票站里没有其它国家或地区选举时电视上显示的激动人心的计票场景。当然，我们也毫无枯燥之感。投票站的工作时间很长，选举日前，每天开放九个小时；选举日当天则从清晨7点开放到晚上8点，十三个小时，因此大家都有腰酸背痛的感觉。我特别佩服那位81岁高龄的美国人。他始终精神饱满。而且喝水很少，面前也不放饮料。我则带着水杯并不时喝点水。因此，他在投票站显得更为“专业”。他和与他几乎同龄的拜登和特朗普（今年的主要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一样，没有基础病且精力充沛，还不断参加社会活动。最后，就我们投票站来说，这四天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人员和机器都运作良好，投票过程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更不存在任何作弊现象。

“夜话”2024年第3期，2024年3月7日

注：本文得到了许多投票站同事和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指点，这里谨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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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为抵制“二次文革”出点力

昨天，我响应法学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对从9月1日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下：

“中国人大网”为公众提意见而设立了很方便的平台。打开供公众提意见的“中国人大网”主页http://www.npc.gov.cn/flcaw/

就会发现大字标题“正在进行征求意见”和下面列出的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五个法律草案。点击第五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就会看到网页http://www.npc.gov.cn/flcaw/userIndex.html?lid=ff8081818a22132f018 a499710595932

该网页要求必须填写的信息只有两项：省份和职业。姓名和联系方式都属于自愿填写。我填了自己的姓名。我是中国公民，但目前身在海外。可是“省份”一栏内的选项只有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所以我只好选取出国前的户籍所在地“上海”。职业一栏，因为退休前在大学工作，我选取了“事业单位”。选完后，点击红色的“进入”按钮，便出现本文列出的第一个截屏页面，然后在“提出意见”下的空白窗口，写出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很简单：

“建议撤销第三十四条第二、第三款，理由是其中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提法过分不严谨

建议修改第五十九条第四款第二条，修改为‘以围堵、拦截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理由是现在该条中的‘侮辱、谩骂、威胁’的提法过于不严谨。”

感谢法学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他们的大声疾呼，提醒我注意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的某些条文是如此地不合适。同时，我也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红卫兵”重视的区别不是中国和外国，而是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加资产阶级。那时，自己是红透了的红色卫兵。记得自己读到《人民日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那样地激动，以至于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它。这篇社论说：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这篇社论提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为后来有名的提法“四旧”。这篇社论同时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那些奇装异服、那些“端午”“中秋”节日，那些古书旧书海外来书，那些文物，都被“破四旧”运动扫入了“历史的垃圾桶”；那些“四旧”的代表者即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授、学者、老师），都受到比如戴高帽子游街甚至鞭打至死的的残酷打击。

我在十几岁时的亲身经历，是不是要在我七十几岁再亲身经历一次？我试着把上面《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无产阶级”改成“中华民族”、把“剥削阶级”等改成“外来势力”，那段社论就变为：

“中华民族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外来势力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中华民族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外来势力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外来势力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但愿我改写的这段社论不会真的出现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但愿“二次破四旧”和“二次文革”不会发生。可仅仅“但愿”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行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提出意见，反对泛化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是我们为抵制“二次破四旧”和“二次文革”出的一点力。现在已经有56,845人出了力，对该修订草案提出了意见。昨天我也为此出了一点力。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否也能够抽一点空，出一点力，就这个修订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

“夜话”2023年第4期，202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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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厉以宁时代”—-为悼念厉老师而作

我所敬重的厉以宁老师已经逝世两个多月了。上月初清明节祭奠父母时，我也祭奠了厉老师。和许许多多悼念厉老师的网友一样，我在祭奠时也深深体会到某种时代结束的感觉：“厉以宁时代”结束了，甚至“后厉以宁时代”也结束了，还有其他含义的时代也结束了。回忆四十一年前的1982年，当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六大导师是陈岱孙、罗志如、杜度、胡代光、范家骧和厉以宁（排序可能有误）。如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厉老师也去世了：一个时代，以厉以宁为标志的我的学术导师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但即使对于我，“厉以宁时代”也远远超出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含义。那么，“厉以宁时代”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厉以宁时代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第二个标志则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人。就这两个标志而言，1978年后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改革探讨应当存在一个 “厉以宁时代”。本文只想浅谈一下第一个标志。

厉老师作为经济学的引路人，对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1978年恢复高考时，经济学在中国仅仅意味着马克思名义下的政治经济学。恢复高考前，四人帮治下的复旦大学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印刷了上亿册。恢复高考后我们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只是删去四人帮专用词如“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后的过去教材的加厚版。那时候，经济学界的所有讨论都是在政治经济学圈子里绕弯子，例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服务业是否生产劳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一类的讨论。讨论结果也仅仅由有关部门决定。至于非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部门的标准说法是自从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蜕变为“庸俗经济学”，根本不值得了解。所以，我上大学时所知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到1823年去世的李嘉图为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专制荒漠中，在改革开放刚露苗头的时节，厉以宁横空出世，凭其二十多年厚积的知识，突然发表大批介绍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著。仅从1978到1985年，厉以宁便出版了《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1978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0，合著）、《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1982，合著）、《工业区位理论》（1982，合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合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1984，合著）、《教育经济学》（1984）、《消费经济学》（1984）、《简明西方经济学》（1985）等专著。厉以宁这些著作和他在其他场合如《国外经济学讲座》上介绍的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对刚刚进入大学的我们全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这些知识吸引了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学学子，也让最早和最多传播这些知识的厉以宁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

厉以宁的引路人作用尤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引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厉以宁把中国经济学从狭隘和说教的政治经济学引领到广阔和活跃的“大”经济学，从此，经济学在中国不再仅仅是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简称，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的附庸，而同时有了可以争论、辩驳和反对的分支。第二，通过他的著作，厉以宁确立了后来改名为“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模式。这里，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还必须参照西方人自己的教学型式，那么，厉以宁的比如《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等著作，开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风气，其研究方法，至今依然是许多中国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博士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第三，通过在中国问题上应用西方经济学，厉以宁开创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先河。在厉以宁以前，中国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专属研究范围。任何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主要任务的学者（这里用“任务”一词，是因为当年的计划经济制度也计划学术，并把学术任务分配给不同学者。例如，胡代光先生便说过他是应组织要求而从统计学转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专业的）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后来常见的“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借鉴意义”一语，只是在厉以宁闯入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后才出现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说法仅仅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那么，我们同时应当体会，从“体用皆马学”到“西学亦可用”，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和艰难的一步。厉以宁首先跨出这一步，别人迅速的接力才让这一步踏实。在这个方面，厉以宁甚至做成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空前并且至今还绝后的事情：作为一位西方经济学专业学者，他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旁边多了西方经济学领域。但两个领域的人互不搭理互不跨界。例外仅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人继续用经久不变的老调批判西方经济学。可厉以宁跨界了。如果说他在跨界建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体系方面是失败者，那么，他在把西方经济学扩展到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则不但是成功者，而且是引路人。

当然，一个时代有开始也有结束。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的厉以宁时代是从上世纪七十多年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么，厉以宁时代是何时结束的呢？我想，它大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谈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如谈其后续时代的开始。“后厉以宁时代”的开始至少也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标志性现象。第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留学生归国从教和国内青年人直接接触西方经济学。当我1982年初到北大经济系读硕的时候，北大经济系一些本科毕业生则到西方国家求学。1994年，他们中间的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和其他归国学者如张维迎等建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经济学留学生归国的重要事件。那时候，网络开始出现。它让国内青年学子有了直接获得西方经济学第一手资料的机会。当时世界上还不存在任何网络防火墙。这些年轻人如饥如渴地吸收从西方传来的西方经济学，而不再专注于厉以宁为代表传播的中文版的西方经济学。我曾经写过的上海财经大学孙经纬老师便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曾经说过当时许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比他们的导师更了解经济学，因为他们的导师还不会用网络，其经济学知识还停留在厉以宁传播的初等西方经济学范围内。就基本点来说，这些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超过了厉以宁和停留在厉以宁著作上的国内学者。

第二个标志性现象和第一个现象直接相关。归国学者和网络自学者用的是西方原版教材，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不但开始直接采用西方教材，而且是西方大学今天用什么教材，中国今天就用那些教材。西方经济学教材和著作的翻译成了一股热潮。厉以宁开始的通过中介的西方经济学传播和教学模式被超越了。同时，中国大学经济学各专业教学中，西方经济学的比重开始超过政治经济学。

“后厉以宁时代”的第三个现象最为重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广泛视为经济学本身；西方经济学不但被用于研究中国经济，而且在许多人眼中，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够用来研究中国经济：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体”而非局限于“用”。随着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改版转向，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成为经济学者的日常工作。在他们的研究意识里，政治经济学充其量只余留少许痕迹。这和陈岱孙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呼吁、厉以宁老师身先士卒的“西学可用”，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清楚地超越了厉以宁时代，而跨入被许多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造就的新时代。由于这里缺乏类似厉以宁的远远走在同伴之前的代表性人物，因此，我把“厉以宁时代”称为“西学为用”时代，而把“后厉以宁”的这个新时代称为“西学为体”时代。

据说厉老师晚年讲过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厉老师不但完成、而且是辉煌地完成了他对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一个人能够引领一个国家的经济学二十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的个人成就。在经济学传入中国的100多年历史中，厉以宁为经济学传播所做的贡献，应当超过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许没有做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他所提出的“非均衡”研究方法，他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刚性”论点，也许都不足以构成重要学术成就。但厉以宁对经济学尤其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贡献不在提出新理论，而在传播和应用现有理论到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厉以宁说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建立新理论，是作为他学生的我们、是他的学术后人的历史任务。可惜的是，用一位厉老师曾经的博士生的话说，至少在厉老师到上世纪末为止指导的研究生中（当然也包括他和我本人），没有人能够在学术上接上厉老师的班。我们也许在推动中国经济学进入“西学为体”时代的过程中出了一点力，但既难以建立新理论，也难以坚持这个时代，因此，在悼念厉老师的时候，我同样感受到内疚。现在，不但厉以宁时代结束了，“西学为体”的时代也结束了，我们面对着中国经济学的新时代，一个高涨的民族主义侵蚀了经济学的新时代。在这个时候，作为厉老师当年的学生，我在悼念他的时候，更希望把以他命名的时代具体化，更愿意回顾他二十多年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精神，他观察时局的敏锐眼光和他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厉以宁老师千古！

“夜话”2023年第3期，2023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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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Away from Gretchen” von Abel: Eine Rezension

Der Roman “Stay Away from Gretchen: Eine unmögliche Liebe” war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 Bestseller in Deutschland. Während meines letzten Deutschlandbesuchs gab mir eine Freundin diesen Roman und empfahl ihn als eine Offenbarung eines unbekannten Teils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Obwohl es sich bei dem Buch um einen Roman handelt, sind die Figuren im Buch gut darin, im Internet zu recherchieren und viele historische Dokumente zu finden. Der Autor Abel behauptet außerdem, dass abgesehen von den fiktionalisierten Figuren und Ereignissen ein Großteil des Buches auf historischen Tatsachen beruht. Ungewöhnlichsweise gab es sogar eine Liste von Referenzen am Ende des Buches. Daher sind auch einige deutsche Kritiker der Meinung, dass der Roman die 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und des Nachkriegsdeutschlands fast wahrheitsgetreu wiedergeben würde. Meine Freundin, die 1937 geboren wurde, gehört derselben Generation an wie Greta, die Heldin des Romans, die 1931 geboren wurde, und hat daher eine besondere Wertschätzung für die im Roman beschriebene Zei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as möge einer der Gründe sein, warum sie mir das Buch empfohlen hat.

“Stay Away from Gretchen” war eine Warnung der US-Armee an ihre Soldaten im Jahr 1944, als die Landung der Alliierten in der Normandie erfolgreich war und die Invasion Deutschlands unmittelbar bevorstand. Der „Pocket Guide to Germany“, der diesen Soldaten ausgehändigt wurde, warnte sie, immer daran zu denken, dass “vor elf Jahren di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durch Wahl den Nazis zur Macht verholfen hat. Das gesamte deutsche Volk hat Hitlers <Mein Kampf> gelesen”. Um nicht von zivilen “Guerillas” verletzt zu werden, sollten sich die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von Deutschen und insbesondere von deutschen Frauen fernhalten. Als die amerikanischen Truppen zum ersten Mal in Deutschland eintrafen, herrschte zwischen den beiden Seiten eine große Feindseligkeit. Wie im Roman geschildert, hielten die Deutschen die Schokolade, die die amerikanischen Besatzers den deutschen Kindern auf der Straße gaben, zunächst für eine Droge, die die deutschen Kinder vergiften würden. Wie wir wissen, war Großbritannien von der deutschen Einigung von den Preuß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mehr als 80 Jahre lang Deutschlands Erzfeind. Die deutschen Regierungen sah in Großbritannien, sowohl im “Versteckspiel” als auch in der offenen Konfrontation, das größte Hindernis für Deutschlands “Aufstieg ins Zentrum der Weltbühne”.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waren i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ein fester Verbündeter Großbritanniens. Dieser psychologische Komplex der deutschen Nation gegenüber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öste sich nur allmählich in dem langsamen Prozess der Verlagerung vom “Land zuerst” zum “Individuum zuers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auf. Was die Nachkriegszeit betrifft, hörten die lokalen Behörden und die Massen auf, möglicherweise deswegen, dass das deutsche Volk gesetzestreu war (es befolgte den von der Regierung verkündeten Kapitulationsbefehl) oder dass ihm die Tradition des “Volkskriegs” fehlte, von sich aus zu erheben, nachdem die Regierung die Kapitulation verkündet und die Armee die Waffen niedergelegt hatte. Deshalb trat die von den Alliierten zuvor befürchtete Situation überhaupt nicht ein. Dementsprechend setzten die Alliierten auch ihren guten Willen frei: Deutschland kapitulierte im Mai 1945, und im Oktober desselben Jahr verkündete die US-Armee die Aufhebung des “Fraternisierungsverbot(s)”, das den Soldaten den Umgang mit Deutschen untersagte. Die Besatzungssoldaten begannen, mit Zivilisten in Kontakt zu treten. Im Laufe der Zeit knüpften die Deutschen und die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persönliche Freundschaften, während deutsche Frauen und amerikanische Soldaten anfingen, über die Liebe zu spreche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ist der Roman angesiedelt.

Die Hauptfigur Greta wurde in der deutschen Provinz Ostpreußen geboren, der Region, die der große deutsche Philosoph Immanuel Kant in seinem Leben nie verlassen hat. Als die sowjetische Armee Anfang 1945 in Ostpreußen einmarschierte, floh die Familie in das noch von der Nazi-Regierung beherrschte Deutschlandteil, das später Westdeutschland genannt wurde, und zog zu ihren Verwandten in die Stadt Heidelberg im Süden des Landes ein. Nach dem Krieg wurde die Provinz Ostpreußen an die ehemalige Sowjetunion, das heutige Russland, abgetreten und in die russische Oblast Kaliningrad umbenannt, und die Family verloren ihre Heimat und blieben dauerhaft in Westdeutschland. Nach der Kapitulation war Deutschland ein verwüstetes und verarmtes Land, und die Familie Greta, die ihre Heimat verloren hatte, lebte nur noch auf dem Heuboden, wo früher die Bienenstöcke untergebracht waren. Heidelberg gehörte zu dieser Zeit zur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zone. Vielleicht weil Heidelberg als Universitätsstadt bekannt war, blieb es von schweren Artillerieschäden verschont und seine Infrastruktur war weitgehend intakt, so dass eine große Anzahl amerikanischer Truppen dort stationiert war. Infolgedessen kam Gretas Familie häufig mit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in Kontakt. Einmal verlor Greta ihren Hut underwegs,  wenn sie nach einem Eintauschen auf dem Schwarzmarkt nach Hause ging. Dies sah ein schwarzer US-Soldat, Bob, auf der Wache. Nach der Post schickte er den Hut zu ihr nach Hause und learnte Gretas Familie kennent. Er bestand später darauf, jeden Tag die Küchenreste der US-Armee an die Familie von Greta weiterzugeben, um ihren Schwein zu füttern. Der Winter 1946 war in Deutschland besonders kalt. Zusammen mit der extremen Härte in der Nachkriegssituation, führte die Kälte zur Erfrierungstod von Hunderttausenden von Menschen. Es waren Bobs Küchenreste, die der Familie Greta halfen, diese schlimmste Zeit zu überstehen. Bob führte auch Gretas Mutter, die nähen konnte, bei den amerikanischen Offiziersfamilien ein, um Kleidungen herzustellen. Damals waren Spinnerei und Weberei industrialisiert worden, aber die Herstellung von Kleidungen war immer noch Sache von Einzelpersonen, die Stoff kauften und selbst zu Hause schneiden oder von schneidern/innen zu Kleidungen machen ließen. Gretas Mutter nahm sie jedes Mal mit zu den Amerikanern, um Kleidungen anfertigen zu lassen. Bob war für den Transport zuständig und reiste daher oft mit Greta in einem Jeep, den er fuhr. Im Laufe der Zeit kamen sich Greta und Bob näher und endlich zur Liebe, und bekamen eine Tochter, Marielele. Sie waren bereit zu heiraten und Greta bestellte sogar schon ein Hochzeitskleid. Glück und Familie schienen in ihrer greifbaren Nähe zu sein.

Sie erkannten jedoch nicht, dass sie drei hohe Mauern vor sich hatten. Die erste war die amerikanische Politik der Rassentrennung, die es schwarzen Männern ausdrücklich verbot, weiße Frauen zu heiraten. Greta war zwar keine Amerikanerin, aber weiß, so dass Bob und Greta nicht heiraten konnten. Hätte es diese hohe Mauer nicht gegeben, wie es bei vielen weißen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die deutsche Frauen heirateten, der Fall war, hätten sie sofort heiraten können, und die folgende Tragödie wäre vermieden worden. Doch war disse Mauer umgehbar. Da es damals in Deutschland so gut wie keine Schwarzen Bewohner gab, gab es keine spezifischen Diskriminierungsgesetze gegen sie wi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Wenn Bob von der Armee entlassen wurde und in Deutschland blieb, könnte er mit Greta zu heiraten. Die beiden planten tatsächlich, auf diese Weise zu heiraten.

Doch war der plötzliche Ausbruch eines neuen Krieges wie eine neue Mauer, die ihre Träume zerstörte. Im Sommer 1950, wenige Monate vor Bobs Entlassung, schwenkte die nordkorean Armee schlagartig nach Süden, überquerte den international vereinbarten 38. Breitengrad, nahm Seoul, die Hauptstadt Südkoreas, within drei Tage des Angriffs ein und fegte dann über ganz Südkorea hinweg, wobei die Armee bis nach Pusan, der letzten Hochburg Südkoreas, vorstieß. Die Vereinten Nationen stellten daraufhin die United Nations Army auf, um den 38. Breitengrad wiederherzustellen. Bob wurde als Angehöriger der US-Armee nach Korea entsandt, um sich der UN-Armee für einen sechsmonatigen Einsatz anzuschließen. Aber der Einsatz wurde immer wieder verlängert. Als beide Seiten den 38. Breitengrad wieder anerkannten und die Kämpfe endeten, war es bereits Sommer 1953. Obwohl Bob sofort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eilte, konnte er nichts fuer sein Heiratsplan mit Greta tun. Krieg! Wie viele Lieben und Familien sind durch Kriege zerstört worden!

Das Hindernis, das Bobs und Gretas Liebe im Roman letztlich “unmöglich” macht, ist jedoch die dritte hohe Mauer: der Hass und die Diskriminierung gegen Amerika, insbesondere gegen die Schwarze, i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zu jener Zeit. Gretas Vater, der Hitlers Angriff auf Polen und den Begin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ejubelte, meldete sich später zur Armee und kämpfte im Westen bis Paris und im Osten bis Stalingrad (heute Wolgograd), wo er von den Sowjets gefangen genommen wurde. Nach dem Krieg kehrte er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und fand, dass seine Tochter in einen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verliebt war. Darauf hatte er das Gefühl, dass sein Blut auf dem Schlachtfeld umsonst vergossen worden war. Noch unerträglicher war es, dass seine Tochter sogar in einen schwarzen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verliebt war und ein dunkelhäutiges Kind zur Welt bracht! Die Diskriminierung der Schwarzen in Europa war tief verwurzelt. Obwohl die Nazi-Herrschaft nur 14 Jahre andauerte, wurde die diskriminierende Mentalität der deutschen Massen durch die Rassentheorien, die in den Grund- und Mittelschulen vermittelt wurden, noch verstärkt. Währe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assentheorien Juden und andere Europäer noch als Menschen betrachteten, bezeichnete Hitler in <Mein Kampf> die Schwarze schlechthin als “Halbaffen” und nicht als Menschen. Während der Nazizeit waren Hitlers Woerter “die Wahrheit in jedem Satz” und “ein seiner Saetze ist zehntausend Sätze wert”. Sein <Mein Kampf> wurde an alle verteilt. Obwohl die Nazis den Krieg verloren haben und es in Deutschland kein spezifisches Politik der Diskriminierung gegen die Schwarzen gab, sollte die Diskriminierung von Schwarzen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nicht geringer sein al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 jener Zeit. Deshalb verheimlichten Bob und Greta ihre Liebesbeziehung vor Gretas Familie, seit sie sich ineinander verliebt hatten. Nachdem Gretas Schwangerschaft die Beziehung aufgedeckt hatte, verbot ihre Familie den beiden entschlossen, sich zu sehen, obwohl Bob der Familie in der Vergangenheit gross geholfen und die beiden Seiten befreundet waren. Erst als Greta an postpartalem Fieber starb und dringend Penicillin benötigte, das nur in den US-Militärkrankenhäusern erhältlich war, wendete sich ihre Mutter an Bob und Greta and Bob fanden wieder zueinander. Waehren Bob jedoch Deutschland verließ und Greta mit ihrer Arbeit und Kind beschäftigt war, versteckten ihre Eltern alle Briefe von Bob. Als Bob im Sommer 1953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kehrte und Gretas Eltern besuchte (Greta befand sich zu dieser Zeit im Krankenhaus), drohten sie ihm damit, die Polizei zu rufen, um ihn loszuwerden, und logen ihm vor, Greta sei mit einem anderen verheiratet und ihr Mann habe das Kind von Bob und Greta adoptiert. Bob kehrt enttäuscht i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zurück, und ihre Liebe endete in einer Tragödie!

Die diskriminierende Haltung von Gretas Eltern ist nur ein Mikrokosmo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zu jener Zeit. Eine weitere Hauptlinie des Romans ist das dunkelhäutige Kind von Bob und Greta, Marielele. Marieles Erfahrungen zeigen die Diskriminierung schwarzer Menschen in der gesamten deutschen Gesellschaft. Von Marieles Hebamme über die Fremden, die sie auf der Straße traff, bis hin zu den Regierungsbeamten – fast jeder Deutsche im Roman diskriminierte Greta und Mariele. Nur ihre Heidelberger Verwandten, denen sie sich anschließen, halfen ihnen noch. Bob wurde für seinen Dienst in Deutschland bezahlt und Greta musste nicht arbeiten. Als Bob Deutschland verließ und Greta nichts mehr von ihm hörte, musste sie arbeiten, um sich und ihr Kind zu ernähren. Aber Arbeit und die Betreuung von einem Kleinkind waren unvereinbar, und so musste Greta Mariele vorübergehend in einem Waisenhaus unterbringen. Selbstverstaendlich kümmerten sich viele schwarze amerikanische Soldaten nicht um die Kinder, die sie mit deutschen Frauen hatten, und viele deutsche Familien wollten keine dunkelhäutigen Kinder großzogen, so dass sie das Sorgerecht abgaben und ihre schwarzen Kinder in Waisenhäuser schickten. Viel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hielten diese schwarzen Kinder für ungeeignet, in Deutschland zu leben, und die Regierung diskutierte sogar darüber, sie in von Deutschen geführte Waisenhäuser in Afrika weiter zu schicken. Zu diesem Zeitpunkt meldeten sich zwei einfache Amerikanerinnen (Margeret E. Butler und Mabel E. Grammer), die sich bereit erklärten, die schwarzen Kinder zu adoptieren und an amerikanische Familien zu appellieren, diese Kinder aufzunehmen. Die deutschen Beamten übergaben Mariele an eine amerikanischen Adoptivfamilie, ohne Greta frueher davon zu informieren. Daraufhin erlitt Greta einen Nervenzusammenbruch und wurde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Während sie im Krankenhaus lag, kehrte Bob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und hoffte auf Liebe und Heirat, doch er wurde durch die Lügen von Gretas Eltern enttäuscht!

Das Ende des Romans grenzt an eine Komödie. In Deutschland teilten sich damals alleinerziehende Mütter das Sorgerecht für ihre Kinder mit dem Staat. Um das volle Sorgerecht zu erhalten und Mariele zurückzubekommen, heiratete Greta später und bekam einen Sohn, Tom. Aber die deutsche Regierung war nicht kooperativ und das Paar konnte Mariele in der weiten Welt nicht finden. Die Uhr tickt auf 2015 zu. Toms Vater was gestorben und Flüchtlinge aus dem syrischen Bürgerkrieg strömen nach Europa. Das erinnerte viele Menschen an ostpreußische Deutsche wie die Familie Greta, di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floh. Tom war bereits ein bekannter TV-Nachrichtenmoderator. Eines Tages stieß er auf Bobs Fotos und Liebesbriefe, die er in Deutschland an Greta geschrieben hatte. Mehr zu seinem Entsetzen fand er, dass seine Mutter ein Bild eines schwarzen Kindes hütete, auf dessen Rückseite die Worte “Mein allerliebstes Marielele” stehen. Greta gestand Tom ihre Liebe zu Bob, aber allein die Erwähnung von Marielele führte zu ihrem Nervenzusammenbruch. Tom und seine Kollegen nutzten daraufhin das inzwischen allgegenwärtige Internet, um Bob und Marielel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zu finden, indem er auch viel über das Schicksal der schwarzen Kinder im Deutschla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formierte. Bob, der im Jahre 2015 über 90 Jahre alt und stets alleinstehend war , und Marielele, die über 60 Jahre alt war und viele Kinder und Enkelkinder hatte, wurden schließlich mit Greta in Deutschland wiedervereinten, und – was noch wichtiger war – Bob erfahr, dass er von Greta nie betrogen worden war. Nur hatte Greta zu diesem Zeitpunkt teilweise ihren Verstand verloren ……

Daron Acemoglu, einer der renommiertest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der Gegenwart und Professor 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hat einmal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wichtigste Veränderung, die die Gesellschaft in den letzten 100 Jahren durchlaufen hatte, die “Revolution der Rechte (Rights Revolution)” war. In der Tat sind die Rechte benachteiligter Menschen heute wesentlich höher als noch vor 100 Jahren.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n Rechten von Bürgern und Herrschern, Gefolgsleuten und Herren, Arbeitern und Unternehmern, Frauen und Männern, Jugendlichen und Eltern, ethnischen Minderheiten und Mehrheiten, religiösen Minderheiten und Mehrheiten, schwarz-, braun- und weißhäutigen Menschen, Außenseitern und Einheimischen, und im Falle von China, von Mitglieder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KPCh) und Nicht-Mitgliedern der KPCh, Beamten und anderen Berufen, landwirtschaftlichen und nicht-landwirtschaftlichen Arbeitern und ihren Familien, oder generell gesagt, von den diskriminierten und den discriminierenden in verschiedenen Klassifikationen, ist völlig anders als vor hundert Jahren oder sogar fünfzig Jahren, und die Veränderungen sind so drastisch, dass man von einer “Revolution” sprechen kann. Eine solche Revolution der Rechte hat nicht nur in den Industrieländern stattgefunden, sondern – in unterschiedlichem Maße – auch in jedem anderen Land der Welt, einschließlich China. Im heutigen Deutschland waren die Rechte von alleinerziehenden Müttern für Greta in ihrer Jugend unvorstellbar, und die Rechte von Schwarzen und anderen Minderheiten für Bob ebenso unvorstellbar. Die Liebe von Greta und Bob ist heute weder in Deutschland noch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möglich”. Als Tom nach Informationen über Bob und Mariele suchte, konnte er oft nicht glauben, dass es in Deutschland zu jener Zeit eine solche Diskriminierung dunkelhäutiger Menschen gab. Er war sich der Rassenpropaganda der Nazis bewusst, aber erst bei der Suche nach seinen eigenen Familienmitgliedern wurde ihm der Schmerz entstehen. Die meisten von uns sind diskriminiert worden und haben auch andere diskriminiert. Aber wir spüren es nur, wenn wir selbst diskriminiert werden, und wir sind uns dessen nicht bewusst, wenn wir andere diskriminieren. Es scheint mir, dass der Grund, warum Abels Roman ein Bestseller ist, nicht unbedingt darin liegt, dass er einen ungeschminkten Teil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enthüllt, sondern vielmehr darin, dass er bei den Deutschen Mitgefühl und Sehnsucht nach wahrer Liebe hervorruft und damit ein Gefühl für die moralische Verpflichtung zur Gleichbehandlung der Benachteiligten weckt.

“Nachtgespräch” Nr. 5, 2023, den 2. Dezember 2023

P.S.: Der Roman ist: Abel, Susanne, 2021, Stay Away From Gretchen: Eine Unmögliche Liebe, München: dtv.

Hinweis für nicht-chinesiche Leser/innen: Diese Buchbesprechung ist eine Übersetzung von meinem chinesischen Artikel gleiches Titels, welche auf meiner persönlichen Homepage www.hujingbei.net und anderen chinesischen sozialen Medien veröffentlicht wurde. Sie wurde für ein festlandchinesisches Publikum geschrieben und daher viele offizielle Begriffe aus Festlandchina wie “Versteckspiel (韬光养晦)“, “Aufstieg ins Zentrum der Weltbühne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Volkskrieg (人民战争)” verwendet. Es gibt mehr wörter über den Koreakrieg hier als im Roman selbst, denn China beschreibt den Krieg offiziell stets als “Krieg zur Abwehr der US-Aggression und zur Unterstützung Koreas (抗美援朝)”. Außerdem wird z. B. über Hitlers “Mein Kampf” mit Sätzen wie “jedes Wort ist Wahrheit (句句是真理)” und “ein Satz ist 10.000 andere Sätze wert (一句顶一万句)” berichtet, die damals offizielle Bezeichnungen für Mao Zedongs Zitate waren. In Anbetracht der Zensur auf dem chinesischen Festland versucht diese Rezension, dem Leser auf satirische Weise etwas Wahres zu sagen. Der Link zum chinesischen Originaltext ist: 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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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24年5月20日访谈记录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24年5月20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记录。《纽约时报》为清晰起见而对采访记录作了编辑和精简。

问：出于对局势升级（包括核战争风险）的担忧，拜登政府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 你们的政府已敦促做出改变。鉴于战场形势，这一政策应如何改变？为什么？

首先，拜登政府确实反对使用西方武器。 今天，我们拥有自己的武器、自己的无人机，并且使用它们，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防御。这非常重要，我们一直要求拜登总统——不仅是拜登总统，还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我们希望使用这些西方武器进行防御。

从俄罗斯领土上发生专门针对乌克兰平民的袭击时，大炮专门向平民开火时，当俄军大炮袭击乌克兰一座城市、市中心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无法回应它们，因为你的大炮射程太短了。我们没有远程炮弹。要知道，最近一年半来，乌克兰没有任何远程炮弹。当它们袭击我们的城市时我们如何应对？他们驻扎在俄国距离乌克兰边境最近的村庄。他们从那里发动袭击，知道我们不会还击，知道他们利用平民作为掩护，因为他们的武器位于俄罗斯联邦的平民中。但他们冷静地这样做，了解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给我们许可，正如你所说的。

在这里，当我们谈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或海马斯，或者我们谈论炮弹或相关导弹（风暴阴之影等）时，我们无权袭击俄罗斯联邦领土、其军事地点、总部等等。这是我们防御的一部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攻击？ 攻击它们是唯一的办法。

对于防空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俄罗斯领土的制导炸弹、各种导弹的持续袭击？ 他们从俄罗斯境内发射导弹，距离乌克兰境内或乌克兰边境最远100公里。 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可以打击进入乌克兰领土的导弹，也可以在这些导弹发射前打击发射它们的飞机。 为了打击导弹，我们需要防空系统。为了攻击飞机，我们需要适当的武器——武器和许可。

“他们会带着死亡来到我们身边”

问：您是否觉得您现在在战场上面临的情况使这个请求更加紧迫？

最近的哈尔科夫例子表明，当你了解并掌握信息时——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分享了一些情报，特别是卫星数据——你就会知道俄罗斯正在边境沿线集结军队和部队。火车运来装备、坦克和装甲车等，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等地卸货。 他们正在那里卸货，你知道这正在发生。这意味着明天，他们不会带着花来。他们会带着死亡来到我们身边。正确的？正确的。当他们从聚集地转移到10个不同的地方时，例如在哈尔科夫地区，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明天他们不是来庆祝而是来杀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武器来杀死他们呢？ 在他们聚集的地方消灭他们？这也会有所帮助，因为他们不会在一次行动中联合起来。 他们会知道，如果他们在某个特定点积累，我们就会袭击。

它就像一道栅栏，在他们越过我们边境之前的一道栅栏。但这是火的栅栏。因为这是一场不同的战争——现代的、混合的——你不能说只有真正的物理围栏、战壕或雷区才有效。不。这是一个复杂的行动——如果你拥有至少可以到达与俄罗斯边境的武器。

如果我们的炮火无法到达这些地区，那么我们对俄罗斯领土上他们的装备集结的地方能说些什么呢？这是他们巨大的优势。哈尔科夫受到的炮击，所有人员、儿童的死亡——这是他们的巨大优势。日常使用炸弹——这是他们的巨大优势。使用S-300系统——他们已经积累了10,000枚S-300导弹。一万枚——这又是他们的优势。世界上有合适的武器来应对吗？有的。是否有比俄罗斯武器库中更好的合适武器？有的。乌克兰是否具备这两个要素——足够的数量和许可？ 不。

问：您是否向拜登政府请求了许可？

我请求国务卿布林肯的许可。我向【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出了信号。我通过各种联系人和情报渠道以及总统和政府进行了交谈。在同一层面上，其他盟国、欧盟国家的领导人也从我那里收到了这样的信号。

“不存在升级风险”

问：对于那些认为由于局势升级的风险而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这些武器风险太大的人，您有何看法？

答：不存在升级风险。升级已经发生：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升级。这就像制裁。许多人谈论与俄罗斯经济制裁升级的风险。这表明我们的伙伴原则上害怕与俄罗斯联邦完全断绝关系。当你制裁俄罗斯企业并将你的企业撤出他们的市场时，这是一种百分百有效的制裁。如果无法通过制裁，则禁止任何账户、银行系统，并完全冻结位于特定国家境内的俄罗斯资本。例如，如果冻结他们的资本，俄罗斯在欧盟的资本也会被冻结吗？这会帮助欧盟社会？不。他们用这些钱吗？不。他们收到这笔钱是为了帮助人们吗？不。他们从这笔钱中受益吗？不。它被冻结了。是的，但他们不会将这笔钱转移到乌克兰。为什么？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因为这将意味着与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关系彻底破裂。

这与大使馆类似。大家都关闭大使馆了吗？没有。每个人都将俄罗斯外交官从自己的国家遣送回国吗？没有。他们召回来自恐怖分子国家的大使了吗？不。那么外交制裁是否100%得到实施？ 不。

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通过制裁在外交或经济上向俄罗斯施压。不，因为没有完全破裂。为什么？他们担心与俄罗斯联邦失去外交关系。所以，俄国并未孤立。

现在我们转向武器问题。 这里没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不能赋予乌克兰使用它们的能力？您会被告知情况正在升级。不。这是与俄罗斯联邦的任何关系的彻底决裂。每个人都对俄罗斯保持着微开的大门。微微张开。不像2014年之后那么开放。当时西方出现了一个大错误。但每位领导人都对俄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不是每个人，但很多。现在只是一条缝。“如果乌克兰输了怎么办？我们不应该完全关闭与俄罗斯的大门。”

普京和核武器

因此，当谈到升级和核武器，以及俄罗斯所说的所有这些故事时，你知道，普京是一个非理性的人。 因为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对另一个国家发动全面战争。他是非理性的，或者他知道这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后果，这意味着他与其他国家进行了讨论。我甚至不想去想它，因为那样就不是伙伴关系，而是在背后玩弄对方，这是背叛，彻底的背叛。

因此，假设他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他只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他决定没有人会保卫乌克兰，而他可以入侵并摧毁我们。

那么他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当他在战争的第一年未能打败我们时，他没有使用它们——他可能不理性，但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生命，并且明白，如果他使用它们，大门将完全关闭。核武器。因为使用核武器并不是红线。这是一个不同的水平。就是这样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告诉我，还有什么比大规模屠杀乌克兰人民更严重的升级呢？

食物作为俄罗斯的武器

问：下个月你们将在瑞士举行和平谈判，再下个月，北约领导人将齐聚华盛顿。 您希望从每次会议中取得什么成果？ 关于和谈，这是间接的谈判，是与伙伴的谈判。 您会在什么条件下与俄罗斯开始直接谈判？您认为亚国在和平解决中扮演什么角色？

此次和平峰会是根据乌方提出的方案进行的。 我们在计划中概述了我们看到的挑战。

畅通海洋——粮食安全——说实话，除了这场战争的深度分析人士之外，还有人了解封锁黑海会给非洲大陆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农产品会出现什么样的价格倾销？而俄罗斯会通过封锁黑海，将其农产品运往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出售来进行倾销？他们也在政治上与这个或那个非洲国家决定那里会发生什么、政策是什么、他们应该如何对待欧盟国家和美国，该与谁保持关系，该与谁断绝关系。

所以它就成为了一种武器。食品已成为非洲大陆的一种武器。 他们在我们的领土上使用了化学武器，还有这样一种粮食武器，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的饥荒。

我们深刻理解这场战争带来的危机，因此提出我们的计划。 此次和平峰会将涉及众多国家。解决前三点非常重要，这三点可以将世界所有国家团结在一起。

其中一点是粮食安全。 我提到的部分内容涉及农业以及对黑海、亚速海的封锁，那里存在挑战等等。

核电站的人质

第二个问题是核安全——能源。这个非常重要。谁知道埃纳霍达尔市核电站【即扎波罗热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谁真正了解细节？但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知道。

那里埋了地雷。那里有武器。有来自俄罗斯联邦的武装人员、雇佣兵或军队。在工厂工作的乌克兰公民在俄军占领的第一年就不断向我们发送有关工厂情况的信息。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如果我们明天把我们的公民从那里移走，那个核电站肯定会倒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是一个风险。六个反应堆。就像六个切尔诺贝利事故。那里怎么会有军队？他们不想离开，也不会主动放弃。他们不想。但他们担心核电站会爆炸，所以我们的人在那里工作。

这是另一个论点。目前正在管理核电站的俄国原子能公司人员——为什么没有对他们实施制裁？有什么问题？虽然这里的事实已经绝对确认，绝对确认，他们已经占领了核电站，并扣押了所有人。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人质。你知道，事实证明，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孩子已被带到俄罗斯。他们是人质。这就是他们在核电站工作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孩子被带走了。

第三点是“以人换人”的交换，以及被驱逐儿童的回归。第三点是人道主义的。

如果我们支持分别解决这三个危机，负责任的国家将在技术层面上聚集起来，制定一个我们支持的计划。我认为，如果我们制定解决这三点的详细计划，就需要将其交给俄罗斯联邦代表。例如，当他们看到 60、80、100个国家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计划时，那么我们就会看看俄罗斯是否想结束战争。我们将看看世界是否希望战争以公平的方式结束，而不是按照克里姆林宫某个人的看法结束。

关于北约派遣部队到乌克兰

问：我们报道称，北约正在考虑派遣教官前往乌克兰训练乌克兰军队。其他北约国家已讨论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您会欢迎其中任何一个举动吗？

这是每个国家（包括北约国家）的独立决定。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战争国家，我们会积极欢迎任何援助，我们也会支持这样的决定。

确实，目前还没有人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任何东西。第一个信号来自媒体。他们来自法国，来自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我们和他讨论了他的意思。有两件事是有逻辑的，我绝对理解。这包括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训练，只是加快这一过程，而不必将我们的士兵派往其他地方，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然后再返回。在战争条件下也需要适应时间。

是的，这里的训练更快，建设设备维修中心也更快。但这背后还有很多媒体的言论。 到目前为止，这个想法还没有任何进展。除了言语之外，我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怎么会有人反对呢？我们只是赞成。

然后他们谈论军队。我还不太明白这与现实如何对应，是否真实，是否可能等等。我再次感谢马克龙等人的大胆，但有必要了解他真正愿意做什么，可以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

“击落天空中的东西”

我问，我们能否先击落——从北约国家领土、从我们邻国领土——飞向我们能源设施的导弹，而不进入乌克兰领空？

从技术上讲，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从飞机上击落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导弹。这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的情况。即使是这么大的规模也没有。

如果你要击落针对我们能源设施的导弹，您可以部署飞机。你已经这样做了。你应该知道，北约国家已经在部署它们，因为这些导弹正飞向我们的西方伙伴。例如，乌克兰西部的天然气网络，以及朝那个方向飞来的导弹。无论如何，我们的邻居已经在部署飞机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击落俄罗斯导弹？是防守吗？是的。 这是对俄罗斯的袭击吗？不。你是在击落俄罗斯飞机并杀死俄罗斯飞行员吗？不。那么让北约国家卷入战争有什么问题呢？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防守。

明天，所有这些导弹都将飞向北约国家。不要怀疑。这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不击落导弹？参与其中的地方在哪里？当我们谈论北约国家讨论在乌克兰领土上驻军时，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只是回应你，让我们迈出第一步：击落乌克兰上空的俄军导弹，并为我们提供用于对抗边境俄罗斯军队的武器。

问：你问过马克龙先生这个问题吗？

关于飞机？不，我是要讲这个，但是我问了其他伙伴。我向所有主要合作伙伴表示，我相信用飞机击落俄军袭击乌克兰的导弹是公平的。

让我们同意：俄罗斯联邦拥有一支拥有300架飞机的空军，俄罗斯空军用它们来对抗乌克兰。三百架飞机。我们的分析告诉我们，我们需要120至130架F-16或具有高技术特性的飞机。

让我们达成一致：如果乌克兰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收到如此数量的飞机，为什么北约国家的少量飞机不能保卫我们的领空？在我们拥有F-16之前，这对于今天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我想说，不仅如此，直到我们拥有足够数量的F-16来满足对抗俄罗斯空军的需求。因为当你只有少量的F-16时，在很多情况下无疑不足以应对重大、严重的攻击。

“我们能得到七个爱国者系统吗？”

华盛顿峰会，我没有回答有关华盛顿峰会的问题。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但让我们听听华盛顿与北约峰会的情况。

我想要实用的解决方案。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收到【加入北约】的邀请，因为我知道在战争结束之前这将是乌克兰手中一张非常严肃的牌。虽然我相信，当这张牌在乌克兰手中时，它也在美国和其他伙伴、甚至非北约国家手中。那些是俄罗斯邻国的人，以及那些关心其安全的人。因为一切都可以彻底改变。

那些今天相信俄罗斯永远不会攻击他们的人，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是俄国经济伙伴的人，明天将成为俄罗斯的敌人。乌克兰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是俄国的主要朋友吗？我们不是他们的主要市场吗？我们不是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吗？家人、朋友、经济、地理、安全，一切。但现在我们是100%的敌人。

所以这张牌不仅仅在我们手里。这就是改变。我们地区地缘政治安全的变化。我相信这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所以我想要具体信息，邀请函。

是的，这是一个政治工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北约。我们并没有推动。我们知道，如果有邀请，我们只会在战后讨论加入北约的问题。我们理解所有的论点。我们这边不会有压力。

但每个人都说这又会造成局势升级。我认为美国和德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正确的？ 正确的。

那么我们最终能从北约国家得到七套爱国者系统吗？七套。我们希望关闭所有地区的空域，要有20到30套爱国者系统。让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到七套吗？你认为对于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周年峰会来说这太过分了吗？对于一个自2008年以来一直试图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今天在世界各地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七套系统。 这才是峰会的实际成果。

美国决定向我们提供F-16战斗机。因为没有他们，乌克兰就不会有130架飞机的机队。它只是不会。这意味着没有必要再谈论它了，因为不会有足够的战机可以与俄罗斯空军作战。

我认为这是两个解决方案。也许很多。我们深表歉意，但它们是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

“人们开始忘记”

问：您能谈谈您作为战时总统的生活吗？ 例如，当你回顾战争时，当它看起来最困难时，以及另一个你最充满希望和自豪的时刻是什么？

说到困难，当然，全面入侵是最困难的时刻。当然，最初的日子很艰难，然后就这样了。因为你不考虑自己，而是考虑所有人。当然，当有地方被占领并有人遭受损失时，那就很难了。 当我们解放我们的领土，解放Moshchun、Bucha时，当我看到那些万人坑时，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我不害怕任何体力劳动。我不怕长时间工作，做好我的工作。 最难承受的重量是情绪。 你明白这一点，对吧？ 情绪，痛苦。当你看到人们，当他们告诉你这件事时，当你向失去孩子的母亲授予一枚奖章——英雄之星时，或者看到失去父母的孩子时——这些情绪是最难受的。

当你无法帮助那些被占领的人时，这是可怕的。那里对他们来说更难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达到修辞效果。我说的是实话。当一个人处于绝望的境地时，身体上确实绝望了，但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这是最难的部分。但无论多么困难，当我们解放了大部分领土时，我们都战斗并团结起来。

而现在，超过 20% 的土地仍被占领，人们开始忘记。现在，这也是为了忘记战争。 忘记在解放了的城市，在首都，等等。这也是非常困难、非常严重的。

因为社会开始分裂。 有些处于战争状态，有些则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一方面，你明白，这就是我们战斗的原因——解放人民，为了城市的生存，为了人们不再陷入战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仍然处于战争之中，平民必须努力加强士兵以及那些每天死去或受伤的人的力量。

非常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很团结。当事情变得容易一点时，每个人都会分裂。而此时，敌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一点。我相信这是我们目前最困难的道德挑战。为了防止社会、政治上的分裂，防止世界、欧盟、美国的分裂，无论选举如何，无论欧盟或美国的选举如何，防止美国和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出现裂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会对这场战争产生影响。

“我很少见到孩子们”

问：总统先生，您能找到放松的方法吗？

像其他人一样。战时的选择是有限的。老实说，情绪会有所帮助。如果有机会见到我的孩子。我会更频繁地见到我的妻子，因为她在办公室，但我很少见到孩子。如果你能见到你的家人，你的情绪会很振奋。

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有机会和孩子说话，甚至可以问一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比如我问我儿子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们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我对此很感兴趣。我不懂西班牙语，但说实话，我只对能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感兴趣，不管他在做什么。我儿子还小。而我的女儿，她已经长大了。这些时刻可以给你充电，给你能量。这些是最幸福的时刻。那是我可以放松的时候。

我也喜欢看书。老实说，任何类型的小说，我晚上都会读，最多两页、三页、四页、十页，然后就睡着了。当我试图在晚上看视频或电影时也是一样的——我只是没有精力。 我告诉你，一旦我躺在床上，无论我尝试阅读或观看什么，我都会睡着。我起得很早。

除了家庭之外，可能第二件让我充满活力的事情就是锻炼身体。 早上，它也给我能量。

我需要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并相信乌克兰的胜利。 我非常相信人们，尤其是当人们知道并说：“我们知道这对每个人来说有多困难，但总统先生，你坚持了下来，我们与你同在。”我始终与人民同在。我想我们会互相充电。所以你看，这只是情绪，一些积极的情绪，这可能就足够了。

乌克兰民主的健康状况

问：您担任总统已经五年了，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您能否评估战时乌克兰民主的健康状况？您希望看到战后乌克兰民主如何发展？

我认为乌克兰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关于民主的事情。 因为乌克兰及其人民正在通过战争证明这一点。没有言语，没有不必要的修辞，没有空中飘浮的修辞信息。他们用生命证明了这一点。通过选择如何保护乌克兰，如何捍卫它，因为我们首先捍卫的是价值观、原则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的，当然，领土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它理应属于我们。但了解谁在反对我们，以及俄罗斯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想回到苏联时代，我们不想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

你知道，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有一次，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我告诉他我需要通过几项改革，因为这是必要的。这些是欧盟候选资格的条件。这是在我们获得候选人身份之前。我告诉他，我想表明，即使在战时，我们也可以前进。他回答我：是的，但我想告诉你，乌克兰——通过它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方式，通过保卫其他国家——正在保护世界的自由和世界的民主。这是您需要成功的最重要的改革。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孩子们付出了童年的代价，他们放弃了幸福的岁月。所以，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相信我们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它不是用言语，而是用力量、武器和我们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不是正在证明，而是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战后人们可以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自由。当然，战时有各种限制。关于动员无法出国的年轻人。有戒严。由于战争，还有其他限制。俄罗斯本身对我们施加了这些限制。因为它伴随着战争而来，而战争总是带来损失和限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国家，而且只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战争结束后

问：也许这个问题有一个简短的答案。 战后你有什么计划？

我想……战争之后，胜利之后，这些都是不同的事情。战争结束后，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想我的计划就取决于此。因此，我愿意相信乌克兰将会取得胜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常困难。很明显，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我只想和我的家人和我的狗一起度过一些时间。我们有两只狗。一只狗去世了，现在我们有两只狗。

“我们会失去一切”

问：我想澄清一下，你说过你需要七套爱国者系统。您是专门向美国要求的吗？

让我解释。我们有地图，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有。这张地图上标出了一些点，爱国者系统应该放置的条件点，以及它们的类似物——短程、中程、远程。

例如，像萨德这样的远程系统在美国——我们没有。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因此，当我谈论七套爱国者系统时，并不意味着它完全覆盖了我们的天空和我们的人民。有一个强大的、发达的系统，它包括一切——所有系统。当我讲七套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我今天讲的是具体的需求，覆盖几个地方，覆盖我们国家的几个地方。没有这几个地方，我们将完全失去我们的经济和能源部门。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经济，包括粮食，冶金，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会失去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会强调这一点。 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能源部门和经济。如果我们谈论乌克兰的综合防空系统，它包括一切：我们需要多少“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多少德国的IRIS-T防空系统、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其中一些我们根本没有。

没关系。我们会赢。我们必须赢。（完）

原文出处：Read a Transcript of Volodymyr Zelensky’s Interview with The Times: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spoke to Times reporters in Kyiv for nearly an hour, https://www.nytimes.com/2024/05/21/world/europe/zelensky-interview-times-transcript.html. Retrieved May 21, 2024. 胡景北翻译，www.hujingbei.net

“夜话”2024年第5期，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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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用“上山下乡”一词

前几天写了一篇回忆短文“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一位学长读后问我，为什么那篇短文不用“上山下乡”、而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来标记我们当年去农村的那场历史事件？“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人极其熟悉的词汇，在各类知青文字内触目可见，用起来顺手、读起来顺畅。我自己过去写作时也毫无例外地用它。而“被政府迁移”，写起来费事，读起来吃力。因此，我理解这位学长的问题。

但我依然弃用“上山下乡”，而坚持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

我的改变肇始于2022年。那年我完成一本经济学专著并想用它纪念先父母，于是在序言最后一段写道“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大人。我从15岁上山下乡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然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写完之后。多次重读，总感觉有不适之处，可一时又不明白何处不适。踌躇数旬，才发现问题出在“上山下乡”这个词上。把它改成“被政府迁移”后，即把那半句改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不适之感顿时消失。

“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两者在我的下意识中为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区别？从上面引的那句话可以看出，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自己所为，后者被迫而为。回到前几天的回忆短文，那里的句子是：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地区。”

如果改成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地区”,

语感上便有重大区别。语言学研究认为语感会影响读者的思维方向。确实，“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的语感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的思维引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山下乡”是我们的主动行为；“被政府迁移”是我们的被动行为，我们被他人所迫而不得不为的行动。在语感上，“上山下乡”把当年我们到农村去的责任甚至于荣耀归之于我们自身，也因此，至今还有少数知青在提及“上山下乡”时依然充满了自豪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则把责任归之于当时的政府，彰显了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对“上山下乡”的控诉。根据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一个文盲看到苹果时会无意识地分泌唾液，看到纸上两个大字“苹果”则毫无反应。但一个识字者看到“苹果”两字时也会分泌唾液，产生进食的兴奋感。依此类推，尽管一位被迫下乡后的年轻人曾经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当他看到“上山下乡”四字时仍然可能产生兴奋感。这样的下意识感觉来自于他对当年历史的错觉，可“上山下乡”一词却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着他的错觉。“上山下乡”一词简洁有力、充满鼓动性，在生理学意义上容易激励人，虽然它是把人激励到错误的行动和思维方向去。打个比方，在纪念我们下乡六十周年之时，两条标语“纪念上山下乡六十周年”和“纪念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六十周年”，给每个人带来的语感、下意识反应和思维方向，显然大相径庭。

其次，无论我们的后人还是外国人，看到“我上山下乡”、“千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误解成我或者千百万学生主动上山下乡。为了避免他们的误解，我们需要解释，甚至需要很多文字去解释。可“我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千百万学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虽然直白，我们的后人却易于了解真实的历史而难以出现误解。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会因为当时的某个词争论不休。未来100年、1000年的后人读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历史也有困难。为了减少他们的困难，我们最好直白地描述我们经历的事实。

当然，“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不是一个专用词，用起来不便。知青朋友和关心知青的人应当发明不易造成误解的专用词来标识1949年后城镇青年经历的大规模去农村事件。在没有找到这样的专用词之前，我宁可使用 “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代替“上山下乡”。

“夜话”2024年第2期，202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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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

2024年新年第一天，打开计算机，就收到学长钟罕逊先生发来的我的初中班级同学名单。我把它整理并按汉语拼音排序如下：

1965年9月入学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同学名录

（共50人）

包国勇，包元麟，曹菁菁，陈碧玲，陈恒琴，刁建国，方宝江，房守为，冯莉莉，高又平，宫小伟，顾明德，谷小宁，关磊，郭筱玲，韩顺兴，贺家春，胡景北，李申，李佩宁，刘榛，楼淑芬，陆昌申，卢腊丁，马健，毛维东，牟永利，浦曙光，盛惠田，史建农，孙海利，唐建生，王俊秀，王陵，王士平，王源春，汪闻凯，夏解放，夏世雄，许光华，杨桂平，姚农，袁景山，翟桂英，张国贤，赵翠连，郑伟，仲陶宝，周江陵，周穗生

这是我近期寻找的名单。而引起我寻找名单的契机，是砚兄邓伍文先生2022年发给我的两张当时班级的合影照片：

南京九中初一（2）班合影1，1965年10月18日

（19位女生，27位男生）

南京九中初一（2）班合影2，1965年10月18日

（后排中间最高者为班主任储兆瑞，其余为20位女生，26位男生）

合影1里的黑板上清楚地写着“南京九中初一（2）班，1965.10.18”。它表明照片是我们初一（2）班同学1965年10月18日一次外出活动时的合影。合影2里有两块小黑板。当时中苏虽然不再友好，但苏联老大哥余威尚在，我们学的还是俄语，班主任储兆瑞是刚刚从俄语系毕业的新教师。因此，左侧黑板上写的是俄语，含义可能是“班级黑板报”。右侧黑板上写的是一段“毛主席语录”和若干口号，即“军队要有统一的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 –毛泽东”、“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打好最后一仗！”。这些都是当时每个人耳熟能详的语录和口号。最近几年初一新生需要参加军训。“毛主席语录”和上述口号与军训大体匹配。不过，1965年前后应当完全没有初中生军训这回事。班友关磊回忆可能是班级在登攀紫金山时所摄。但照片的场景似乎不在主要登山小路旁，且初一学生年幼，组织登山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两张照片的地点似乎像农村地区而非南京郊区比如紫金山、中山陵或雨花台风景区。当时政府倒是组织中学生秋季到农村“学农”或“支农”，报纸上亦有“打好秋收秋种的一仗”说法。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初一新生还不需要去学农。不过，那时节已经有了“工农子弟学生”，就是出身工农家庭、无需特别考分便能进入九中这样的当时江苏省重点中学就读的学生。他们应当是文革后期著名的“工农兵学员”的前身。我们班当时有这样的工农子弟学生，而农民子弟学生来自南京郊区农村。九中部分“红卫兵”1967年就到过一位农民子弟学生的家乡南京市郊摄山公社支农。因此，我们初一（2）是不是也可能到班上农民子弟学生的家乡学农并留下这些照片呢？当然，所有这些回忆和猜想如今都很难证实。

南京九中建校于1925年。早先是一所教会学校，抗战后为南京私立弘光中学。宋美龄女士曾兼职过名誉校长。九中校址位于南京市中心偏东的长江路和碑亭巷路口的西南角、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通过和第一次民选代表开会的“国民大礼堂”街对面，距“总统府”不到一公里。1949年后学校改为现名。我们1965年入学时，学校附近有南京工学院（现名为东南大学）、南京市政府、南京军区司令部、南京军事学院等单位，因此部分学生家庭当时就会拥有照相机。储兆瑞老师当年才23岁，年轻活泼，有很强的感染性和鼓动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班级活动和留影吧。

个人的命运常常被突然的历史浪潮改变。照片上的储老师青年得志，我们班同学正十二三岁，稚气尚在。可实际上，就在不到一个月后的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秘密组织并由姚文元主笔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发表了。党史称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导火索一旦点燃，若不舍命掐断它，大震动便不可避免，个人命运将如地动山摇般彻底改变。到了1966年上半年，中央宣布大学和中学暂停招生、大学和中学暂时停课、大学生和中学生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考虑到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学生尚幼，他们无须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暂留家中。这样，我们初一（2）班同学便暂时分开了。可包括伟大统帅和我们班级同学在内的每一个人，谁也没有想到“暂时”将延长到三、四年之久；而对我们班来说，“暂时”就成了“永久”。到了我们本来应当初中毕业的1968年夏季，“停课闹革命”阶段还没有结束；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地区。这一次不是学农或支农，而是务农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从此之后，1965年入学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不复存在。由于1966、1967和1968这三年中学皆不招生，所以，接替我们的是1969年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他们1965年九月升入小学六年级后，终于在1969年升入了初中。

与南京九中历届初一（2）班不同，我们这届初一（2）班在九中九十九年校史上多少留了点印迹。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号召警惕和揭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接着，我们的班主任储老师便被校领导认定为“九中的赫鲁晓夫”，一时间学校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储老师在我们心目中本来是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完全和大坏蛋赫鲁晓夫联系不到一起。那时候学校已经停课，我们班同学已经回家，但以韩顺兴、仲陶宝为主的少数同学依然在学校组织了名为“0912”（即九中初一（2）班）的战斗队，站在储老师一边。好在很快，上头要求把文化大革命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九中来说，那就是对准校领导，因此，储老师迅速从九中的赫鲁晓夫摇身一变而成为先知先觉的文革先锋，“0912”的同学也才免遭了1957年反右后的那种追责。

在政府迁移我们去农村的时候，我们班大多数同学去的是江苏省高淳县，关磊和我则去了江苏省句容县。班级同学本来年幼，相处尚不及一年，下乡后又各施解数逃离农村，以至于变得天各一方，加之班级核心人物储老师早逝，因此同学之间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系。感谢邓伍文和钟罕逊两位先生，向我提供了我们班的照片和名单。这里，我把它们公布于众，纪念班主任储兆瑞老师，纪念我们铭记于心的文革停课期间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纪念我们自己曾经的稚气少年。

祈求上天保佑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各位同学健康长寿！

祈求上天保佑我们的中学和被迁移下乡的经历不再重演到我们后代身上！

“夜话”2024年第1期，2024年1月16日

注：我们的班长是贺家春。第二张照片中，最后一排高个子是储兆瑞老师，紧靠储老师左下方的同学应当是关磊，站立男生第一排右起第二位可能是胡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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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德文小说《远离德国女人》

小说《远离德国女人：一场不可能的爱情》是德国近年的畅销书。最近去德国，友人送我这本书并推荐说它揭示了德国战后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确实，本书虽然是小说，但书中人物擅长网络搜索，找出了不少历史文件。作者阿贝尔也称除了人物和部分事件虚构外，书中许多内容都依据历史事实，书末更不同寻常地列出参考资料。所以，一些德国评论家亦认为小说几乎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和战后德国的一段历史。我的那位友人生于1937年，和生于1931年的小说女主人公葛丽泰（Greta）属于同一代人，因此对小说描述的那段德国历史特别有体会。这也是她向我推荐的原因之一。

“远离德国女人”是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即将攻入德国时，美军对士兵提出的警告。发给这些士兵的《袖珍德国指南》告诫他们时刻记住“大多数德国人把票投给了纳粹党。德国人全都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为了避免受到平民“游击队”伤害，所以，美国兵要远离德国人，尤其是远离德国女人。确实，美军刚到德国时，双方敌对情绪严重。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一开始，德国人把美国占领军给街头德国孩子的巧克力看成毒杀德国儿童的毒品。我们知道，英国是德国从普鲁士统一到二战这八十多年的宿敌。德国政府无论在“韬光养晦”还是在公开对抗时，都把英国视为德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最大障碍。而美国在两场世界大战中都是英国的坚定盟国。德国民族的这一仇视英美的心理情结，只是在二战后从“国家第一”转到“个人第一”的缓慢过程中才逐渐消散的。就战后来说，不知道是德国广大人民群众守法（遵守政府宣布的投降令）还是缺乏“人民战争”的传统，总之，一旦政府宣布投降，军队放下武器，地方当局和人民群众就不再自发反抗，完全没有出现盟军事先担心的情形。盟军也相应地释放善意。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1945年10月美军就宣布取消禁止士兵和德国人交往的“交友禁令”，占领军大兵和平民开始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德国人和美国兵逐渐建立起个人之间的友谊，德国女人和美国大兵也就开始谈情说爱。小说便以此为背景展开。

小说主人公葛丽泰出生在德国东普鲁士省，就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一生从未离开过的那个地区。1945年初苏军进逼东普鲁士时，她们全家逃向依然在纳粹政府统治下的德国即后来的西德，投亲到西德南部的海德堡市。战后，德国东普鲁士省被割让给前苏联即现在的俄国，改名为俄国加里宁格勒州，她们也就失去了家乡，而永久地留在了西德。投降后的德国满目疮痍，遍地废墟，大众生活极其贫困，而失去家乡的难民葛丽泰一家更是身无长物，只能栖居在原先摆放蜂箱的草棚里。海德堡当时属于美军占领区。也许因为海德堡是闻名遐迩的大学城，它幸免严重的炮火破坏，基础设施基本完好，所以大量美军驻扎于此。这样，葛丽泰全家不得不常常接触美国士兵。有一次她从黑市换东西回家，路上丢了帽子，被正在站岗的黑人美军士兵鲍勃看到，下岗后便把帽子送到她家，以后还坚持每天把美军厨房的剩余食物送给葛丽泰家喂猪。1946年冬天的德国特别寒冷，在战后极端困苦的情形下，德国冻死饿殍达几十万人。而正是鲍勃送来的厨余，让葛丽泰一家捱过这段最艰苦时期。鲍勃又介绍会缝纫的葛丽泰母亲到美国军官家里做衣服。那时节，纺纱织布虽然工业化了，做衣服却还停留在个人自己买布自制或请人裁制的阶段。葛丽泰母亲每次都带着她去美国人那里做衣服。鲍勃负责接送，因此经常乘坐鲍勃开的吉普车。在这一过程中，葛丽泰和鲍勃渐渐产生了爱情，还生了女儿玛丽。他们准备结婚，葛丽泰甚至预订了婚纱，幸福和家庭似乎唾手可得。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面前竟然横亘着三堵高墙。第一堵是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明文规定不准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结婚。葛丽泰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白种人，所以鲍勃和葛丽泰不能结婚。若不是这堵高墙，如同许多白人美军士兵和德国女性结婚那样，他们当时就可以结婚，后面的悲剧将得以避免。不过，也许由于德国几乎没有黑人，因此不存在美国那样的具体歧视制度，他们可以绕过这堵高墙，方法就是鲍勃退伍并留在德国和葛丽泰结婚。两个人也确实计划用这个方式结婚。

但突然爆发的一场新战争如同一堵新的高墙，打乱了他们的美梦。在鲍勃退伍前几个月的1950年夏天，朝鲜突然挥师南下，越过国际约定的三八线，三天占领韩国首都首尔，接着横扫韩国全境，大军直逼韩国的最后据点釜山。联合国紧急成立联合国军来恢复三八线。鲍勃作为参加联合国军的美军一员被派往朝鲜战场，先服役半年，后来一再延长。待双方重新认可三八线、战事结束，已经是1953年夏天了。鲍勃虽然立即赶回德国，却无力回天。战争！战争毁灭了多少爱情和家庭！！

不过，小说中最终使鲍勃和葛丽泰的爱情“不可能”的障碍是第三堵高墙：当时德国社会对美国尤其对黑人的仇视和歧视。葛丽泰父亲曾经欢呼希特勒进攻波兰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参军向西打到巴黎、向东打到斯大林格勒（现名为伏尔加格勒），后被苏军俘虏。战后他回到德国，发现女儿竟然和美国大兵谈情说爱，感觉自己在战场上的血都白流了；而更加不能容忍的竟然还是和美国黑人大兵恋爱，生下黑皮肤孩子！欧洲人对黑人的歧视本来就根深蒂固。纳粹统治虽然只有短暂14年，但它从中小学就开始灌输的种族理论大大强化了德国大众这样的歧视心理。如果说纳粹的种族理论还把犹太人和其它欧洲人当成人，那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内，直接就把黑人称为“半猿”，算不上人。在纳粹时期，希特勒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的奋斗》更是人手一部，因此，虽然纳粹战败，虽然德国不存在歧视黑人的具体制度，但德国大众对黑人的歧视应当不下于当时的美国。所以，鲍勃和葛丽泰恋爱后便一直瞒着葛丽泰家人；葛丽泰怀孕而暴露恋情后，她的家人不顾鲍勃过去的帮助与友情，坚决地禁止他们两人见面。只是在葛丽泰因产后热命悬一线而急需仅仅美军医院才有的青霉素时，她母亲才去找了鲍勃，他们两人才重新有了联系。然而，当鲍勃离开德国而葛丽泰忙于工作和孩子时，她父母隐瞒了鲍勃的所有来信。当鲍勃1953年夏天赶回德国、找到葛丽泰父母时（葛丽泰当时正在住院），他们既威胁要喊警察撵走他，又撒谎说葛丽泰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其丈夫已经领养了鲍勃和葛丽泰的孩子，让他死心。鲍勃失望至极地返回美国，他们两人的爱情终成悲剧！

葛丽泰父母的歧视态度仅仅是当时德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的另一条线是鲍勃和葛丽泰的黑皮肤孩子玛丽。玛丽的经历则展现了整个德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从玛丽的接生婆到街头遇到的陌生人再到政府官员，小说中几乎所有德国人都歧视葛丽泰和玛丽母女。只有他们投靠的海德堡亲戚还帮助她们母女。鲍勃在德国服役时有工资，葛丽泰无需工作。鲍勃离开德国并且没有任何音信后，葛丽泰必须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但工作和照顾幼儿不能相容，因此葛丽泰不得不把玛丽临时放到孤儿院。毋庸讳言，许多美国黑人大兵对自己和德国女性生育的孩子不闻不问，许多德国家庭不愿意养育黑皮肤孩子，因此，这些家庭放弃监护权而把黑孩子送到孤儿院。德国许多人认为这些黑孩子不适宜生活在德国，政府甚至讨论是否把他们送到德国人在非洲兴办的孤儿院去。此时，两位普通的美国女性（Margeret E. Butler和Mabel E. Grammer）各自出面领养和呼吁美国家庭领养这些黑孩子。德国官员不让葛丽泰知晓便把玛丽交给了美国领养者。为此，葛丽泰精神失常而住院！而正是在她住院期间，鲍勃带着爱情和结婚的美好愿望赶回德国，却因葛丽泰父母的谎言而大失所望！

当然，小说的结局近似喜剧。当时的德国，单亲母亲和政府分享孩子监护权。为了获得完整监护权以找回玛丽，葛丽泰后来结婚并育有一子汤姆。但德国政府不配合，他们夫妇在茫茫大千世界里根本找不到玛丽。时光转瞬到了2015年，汤姆父亲已逝，而叙利亚内战难民正涌向欧洲。这让许多人想起二战后东普鲁士德国人如葛丽泰一家逃难的场景。汤姆已是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他偶然发现鲍勃的照片和在德国时写给葛丽泰的情书。更让他惊愕的是，他母亲还珍藏着一张背面写着“我最最心爱的玛丽”的黑孩子照片。葛丽泰向汤姆坦承了和鲍勃的爱情，但只要提及玛丽，她就陷入精神失常。汤姆和他的同事便利用如今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不但知悉了二战后德国黑孩子的历史，而且找到了远在美国的鲍勃和玛丽。年逾九十且一直单身的鲍勃与年过六十、子孙满堂的玛丽终于和葛丽泰在德国相聚一堂，更重要的是，鲍勃终于知道自己从未被葛丽泰欺骗过。只是在这时候，葛丽泰已经部分失智……

当今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西莫格鲁（Acemoglu）曾经指出，人类社会在最近100年经历的最重要变化是“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确实，与100年前相比，弱势人群的权利现在显著提高了。平民和统治者、随从和主人、工人和企业家、女性和男性、青年和父母、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宗教信仰的少数派和多数派、黑色、棕色和白皮肤人群，外来者和本地人，以及在我们中国，中共党员和非党员、公务员和其它职业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者，或者说在不同分类的歧视和被歧视人群之间的权利关系，今天和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间变化的剧烈程度，完全可以用“革命”一词来形容。这样的权利革命不但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每一个国家。今天的德国，单亲母亲的权利是葛丽泰年轻时不可想象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利也是鲍勃当时不可想象的。葛丽泰和鲍勃的爱情，在今天的德国和美国都不再“不可能” 。汤姆在搜寻鲍勃和玛丽信息的过程中，常常不敢相信当年德国竟然如此严重地歧视黑皮肤人群。他虽然知道纳粹的种族宣传，但只是在搜寻自己亲人的过程才有了切肤之痛。我们绝大多数人既遭受过歧视也歧视过他人，但也仅仅在自己遭受歧视时才有体会，在歧视他人时却漠然不知。我想，阿贝尔这本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可能不一定在于它揭示了德国战后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更可能在于它唤起了德国人对真挚爱情的同情和向往，并由此感受到平等对待弱势人群的道德义务。

“夜话”2023年第5期，2023年12月1日

附：《远离德国女人：一场不可能的爱情》原版为：Abel, Susanne, 2021, Stay Away From Gretchen: Eine Unmögliche Liebe, München: dtv.

注：本文的德文译文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