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1 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劳动力转移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托达罗（Todaro）1969年提出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1] 由于哈里斯（Harris）和托达罗两人在随后的另一篇论文内进一步阐述了该模型，经济学文献常常又把这一模型称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2] 我们之所以用理论称呼刘易斯的观点而用模型称呼托达罗观点，是因为模型虽然属于理论，但它是一种更严谨并且通常和数学表述相联系的理论。模型虽然不是唯一、但常常是理论科学化的表现。本书上一章指出刘易斯理论尚属于“前科学”，部分原因在于刘易斯理论难以模型化。托达罗理论是模型化的，所以我们用数学模型介绍之。
托达罗把经济分为城镇和乡村两个部门，城镇工资水平一定且高于乡村水平。个体劳动力为了提高收入从乡村向城镇转移。但他们在做转移决策时只能估计自己在城镇能够获得就业并取得工资的概率，这就是转移者对转移后的预期工资。用H代表劳动力乡城转移量，wU和wR分别代表城镇和乡村工资，wU>wR>0，E代表预期值，u属于(0, 1) 代表城镇失业率，托达罗列出公式为
(6.1) H=f[E(wU)-E(wR)] 劳动力转移量决定
(6.2) E(wU)= wU(1-u) 城镇预期工资决定
(6.3) E(wR)= wR 乡村预期工资决定
(6.4) E(wU)= E(wR) 均衡条件
其中, (6.1)表示劳动力转移受有转移愿望的乡村劳动力预期的两部门工资差异影响。城镇预期工资越是高于乡村预期工资，劳动力转移的愿望越强；反之则越弱。(6.2)表示乡村劳动力预期的城镇工资为城镇固定工资和城镇就业率之比。城镇就业率越高，乡村劳动力转入后取得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该劳动力转移后获得城镇工资的概率也越高。(6.3)表示乡村预期工资等于乡村通行工资。(6.4)表示当两部门的预期工资相等时，劳动者不再向城镇转移或向乡村回流，转移者劳动市场实现均衡。(6.2)是托达罗的创新之处。将(6.2)和(6.3)代入(6.4)并令w代表两部门的相对工资，我们得到均衡时两部门工资比为
wU(1-u)= wR
即
(6.5) （wU/wR)=1-u
考虑(6.1)，我们有
(6.6) H=f[wU(1-u)-wR]
且
(6.6a) H>0, 若wU(1-u)>wR
H=0, 若wU(1-u)=wR
H<0, 若wU(1-u)<wR
(6.6b) dH/du <0
(6.6b)指出转移和城镇失业反方向变动。城镇失业率越高，失业越多，转移到城镇后取得就业和城镇工资的概率越小，乡城转移量越低，反之则越高。这样，托达罗模型就把乡城转移和城镇失业两者联系在一起并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函数。这一点亦是托达罗模型最重要的创新之处。
托达罗模型的重要含义之一是政府减少城镇失业的政策不但达不到目标，还可能适得其反，造成更严重的城镇失业。这里的原因是失业率降低缩小了乡村劳动者考虑的城乡工资差距，导致更多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正如菲尔兹所说：在托达罗之前，“经济学家广泛认为只要穷国政府把足够的资源和刺激用于创造更多城镇就业，穷国城镇失业就可能减少甚至消除。托达罗证明这类政策是徒劳的”，因此，“我们所有研究不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和人口问题、研究它们经由劳动力转移而互动的经济学家都受惠于托达罗”。[3] Willis同样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中同时存在着城镇高失业率和高乡城转移量。对这类现象的解释，当今已经形成共识，而托达罗在这方面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4]
与我们在上一章介绍的刘易斯理论相比，托达罗模型存在若干显著的不同之处，例如，第一，托达罗着眼于与失业有关的短期经济政策问题，而刘易斯侧重于长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问题；第二，托达罗用乡村和城镇之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和资本主义部门之分；第三，托达罗以城镇固定工资为假定前提，而刘易斯以传统部门固定工资为研究对象；第四，托达罗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相联系，刘易斯则把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的转移和后一部门资本投资相联系。在托达罗模型中，城镇的工资固定且高于乡村工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迁移，城镇企业亦不存在优先雇佣原有城镇劳动力的制度性约束。不过，乡村劳动力虽然能够自由迁入城镇寻找工作，但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托达罗认为乡村劳动力在城镇获得就业的可能性取决于城镇失业状况：城镇失业率越低，一个人从乡村到城镇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便越高，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数量就越大；反之，城镇失业率越高，乡城转移越少。[5]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达罗强调个体转移者的理性行为，因此其模型具有明确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不过，虽然托达罗模型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联系在一起，使它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这初看上去的吸引力恰好掩盖了该模型的基本缺陷。首先，正如本章下面将说明的，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失业“少量”增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量级。它们之间几乎不可比较。本书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的乡村劳动力转移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范围之内。因此，我们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用乡城劳动力转移来观察托达罗模型的适用性。举个例子，2011年中国城镇失业减少了13万人，但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数量超过了1,059万，且绝大部分转移者进入了城镇。在这样的数字面前，我们根本无法按照托达罗的思路，设想高达1,000万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业部门的诱因是城镇失业减少了13万人。13万人的城镇失业减少比起在非农部门获得就业的1,000万农业转移劳动力来说是太少了，这样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乡城转移完全无法用托达罗模型解释。[6]
就托达罗本人的研究意图而言，他的模型不是针对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乡城劳动力迁移，而是针对小规模的政府促进城镇就业的政策。托达罗曾经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即他的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一个增加500个城镇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是否会把超过500位的正在犹豫是否迁入城镇的乡村劳动者真的引诱入城镇”。[7] 对托达罗来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该就业促进政策就会反而加剧城镇失业。托达罗的研究对象有其意义，托达罗模型亦有其作用。但是，把托达罗对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模型扩张到对超越个别政策的整个宏观经济的研究，就不适当地夸大了托达罗模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乡城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意义。事实上，就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的劳动力转移来说，我们面对的转移现象不是500个新增非农或城镇就业的规模，而是在像肯尼亚这样的小国里5万、[8] 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500万新增就业的规模。5万新增非农就业在肯尼亚、500万新增就业在中国都不是某项特定的经济政策所能够造就的。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新增就业，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分析，而是宏观经济分析。例如，在肯尼亚创造500个和在中国创造5万个新城镇就业也许不会影响城镇工资水平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乡城或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肯尼亚创造5万个和在中国创造500万城镇就业必然会抬升城镇工资并造成复杂的宏观经济影响。在这里，数量规模起决定性作用。托达罗研究的是小规模失业变化和小规模劳动力转移关系，我们的兴趣则是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关系。就此而言，托达罗模型不适宜我们的研究。
其次，托达罗所设想的是城镇失业减少将吸引乡村劳动力进城并变成新的城镇失业者，而非进城获得非农就业。但在我们列举的中国例子里，则是即使城镇失业减少，绝大多数乡村或农业转出的劳动力依然在进城后获得了城镇就业，而非填补减少了的城镇失业。就托达罗本人关心的肯尼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来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统计资料，我们计算出包括肯尼亚在内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2008年新增失业为70万。若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则同年从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至少有150万。[9] 显然，即使这150万农业转出劳动力中有70万成为新增城镇失业，则依然有80万转移劳动力在非农部门获得了就业。所以，即使在这个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起的支持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亦强于于它的加重城镇失业的作用。
再次，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城镇工资水平外生固定且高于乡村工资。这样，托达罗模型就和刘易斯理论一样在某种不变工资的框架内讨论劳动力转移。然而，不变工资必须以特定经济制度或市场缺陷为前提，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同时，工资是劳动市场信号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关键变量。这样的变量如果成为常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将永远达不到科学水准。所以，任何一个臻向完美的以劳动力转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模型都不应当容许不变工资。[10]
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托达罗模型虽然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却依然囿于以当代欧美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传统，把失业视为核心变量，把劳动力转移视为次要变量，认定劳动力转移是失业的函数，劳动力转移必须通过失业才能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我们知道，现有的以欧美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视为三个一级或核心变量。所有其他劳动市场变量都必须通过失业率才能与宏观经济联系起来，才可能产生宏观经济学效应。例如，欧美国家的女性就业往往和失业率有关。失业率低，女性就业便多；失业率高，女性就业便少。托达罗模型的逻辑亦如此。我们在本章要说明的是，特别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非农化转型中期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独立的宏观经济学意义，无须通过失业便能够发挥自己的宏观经济效应；或者说，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作用不但不依赖失业，而且高于失业，因此，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阶段的宏观经济学，应当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并列为核心变量或一级变量，而把失业降为二级甚至三级的次要变量。
注释：
[1] 托达罗模型的经典论文见Todaro, 1969; 1976a; 1980。托达罗曾为国际劳工组织撰写一本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著作（1976b），其1980年论文为该著作的压缩和更新版。
[2] 参见Harris and Todaro, 1970。关于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区别，参见Blomqvist，1978。不过，在失业变化诱致乡城劳动力转移这一点上，两个模型是相同的。
[3] Fields, 1980, p. 390.
[4] Willis, 1980, pp. 394-395.
[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化的反向关系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参见例如Johnson，1948，p.153。但托达罗应当是第一位用模型表述和分析该关系的经济学家。
[6] 关于托达罗模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的局限性，参见Hu,，2011。
[7] Todaro，1976，p. 216。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8] 肯尼亚是托达罗研究的背景国家。
[9] 国际劳工组织把包括肯尼亚、但不包括南非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当成一组。本节数据的资料来源：ILO，2011，Table A 2，A4，A10，A11。
[10] Willis在评论托达罗模型的时候表述了他对不变工资假定的不满：“我必须说出我的困惑，为什么托达罗和其他学者没有探讨直接应对现代部门刚性工资的可行政策。”参见Willis，1980，p. 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