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学院双院长李晓发表了《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讲演。我随后写了一篇夜话“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对其提出批评。李晓的讲演和我的夜话后来都在微信群中流传,并且引发许多评论。不过,有关部门在听任李晓讲演流传的同时,已经在微信中屏蔽了我的夜话。好在这篇夜话依然存在于网络。昨天,网友无归先生(假设是位先生)在网络上对我的这篇夜话发表了批判性评论(见本文附录)。在尊重和感谢无归先生的同时,我对他的评论回答如下。
1.关于中方在贸易战中处于极其不利“窘境”
这一点是李晓和无归两位先生痛心疾首的。无归先生说李晓对造成这一点的原因讲的“透彻、清晰”,即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巨大顺差国。但两位先生的共同缺陷是把这个原因视为理所当然,逆差国不应当以此为由发动贸易战以致陷中国于极其不利的窘境。
然而,这里的“理所当然”只是一种臆想,它完全不符合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共识和政策实践。就理论共识而言,即使百度百科也在“贸易逆差”词条下如此说:“贸易逆差亦称‘贸易入超’。各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现象。一般表明一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而逆差国减少逆差的理论方式不外乎降低汇率、提高关税、设定进口限额等几种。逆差国减少逆差的这些措施可能导致贸易战。就政策实践而言,每一次具体的贸易战都有其具体原因,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严重逆差,就没有逆差国挑起的贸易战。处于有利地位的顺差国自然不希望逆差国挑起贸易战。但避免后者发动贸易战的唯一途径,是不让自己从后者那里获得的顺差太大,简单地说,不让自己太有利、对方太不利。我想,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对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的李晓,不会不明白的。对于可能不熟悉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的无归先生来说,参照一下平日和他人的交往方式,也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中美贸易的实况如何呢?根据李晓的数据(他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使用的数据应当具有权威性),2017年中国向美出口5,000亿美元、从美进口1,300亿美元,中国顺差3,700亿美元、美国逆差3,700亿美元。这样的顺差或逆差不可谓不大吧?面对这样的顺差或逆差,顺差国学者还谴责逆差国发动贸易战,还认为顺差国受到羞辱,是不是有点故作情怀了?我曾经在别处说过,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有名“创新”,可能就是这种关税工具的“羞辱论”了。而此种“创新”,恰恰是对中国学者名声的最大损害。
2.关于学者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责任
感谢无归先生对学者的高度评价,并且把我也忝列学者之间。无归先生特别用了“真学者”一词。在他看来,李晓道出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几无还手之力的窘境,体现了他的真学者一面。但在我看来,情形恰恰相反。中国作为顺差国在贸易战中处于窘境,这一浅显事实不需要学者特别来揭示;学者应当做的,不是抒发受辱受窘的感情,而是揭示其原因、警告其发生、提出其对策、预示其结果。但正是在这里,李晓等世界经济方面的学者们,很少尽到学者之责。例如,2017年及以前多年来巨大的中国对美顺差,应当预示着美中贸易战或早或迟的必然性。可学者们没有提出预警。贸易战发生后,学者们又喜欢把原因推到美国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之上。而在对策方面,比如中国对进口美国的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研究便没有深入;美国学者对进口商品需求的研究很多,但中国学者少有介绍。至于预示其结果的研究更不值一提。
说老实话,我一听到学者讲“打赢贸易战”,便立即把他们归入假学者。什么叫打赢贸易战?中国打赢贸易战的关键标志,是贸易战结束时我们中国的对美顺差更大。没有这个标志,就不能说打赢。其它所有标志都是附带的不重要的。试问,当我们听到一个学者说打赢贸易战的时候,他说的是自己通过研究所获得的预见,还是跟风?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九是跟风。而真学者从不跟风。我在一年前针对李晓讲演写的夜话中,就建议李先生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少向美国出口500亿美元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不利影响、比如美国对中国某类商品加增25%关税后,该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供求变化以及对该商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影响等等。只有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对贸易战的结果做出有一定依据的预示。毫无研究基础的“打赢贸易战”之语,根本不是学者应当说的话。
3. “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
李晓在讲演中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李晓说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中国的“国运之战”。无归先生赞同他的说法,并且批评我没有心思和动机去体味这一点。其实,比起李晓和无归两先生,我可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只是,我和两先生对造成这一危险的原因看法不同。在我看来,中华民族当前面临的危险,完全不是李晓所说的贸易战和更大尺度上的中美争端。即使贸易战输了,对美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甚至完全消失,中国经济是会有很大困难,可中华民族不会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危险”。当前中美争端再激烈,也比不上朝鲜战争时的兵戎相见。可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国运有多大影响呢?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也难以逃脱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国运,中国国运的转折也需要等到某些人去世才能实现。因此,李晓把中美贸易战上升为国运之战,声称“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不但不符合历史和现实,而且会把国人视线引向外部,让国人像当年义和团一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因此我说他是一种义和团式的“忽悠”。
确实,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确实到了新的危险时候、极其危险的时候。只是这一危险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准确地说来自于无归先生指出的“全面钳口措施”。1950年的中国,我们开始了这样的措施,也开始了朝鲜战争。我想,包括李晓和无归两先生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应当明白(即使他们不说出来),不是朝鲜战争,而是“全面钳口”,改变了中国国运的方向,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今天,比起中美贸易战或者中美全方位争端,我们中华民族内部的“全面钳口措施”对我们的国运、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才是真正的危险。向国人提醒和预警这一点,也才是不分专业的所有学者应当和必须负起的责任。无归先生希望“‘读书人’引导着人们逐渐走上自由的道路”;而“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也正是考验读书人即学者的关键时候。
最后,就像我对李晓先生建议的那样,我也建议无归先生,思考和说话注意逻辑。即使一则简短的评论也需要逻辑。逻辑将有助于您厘清思路,形成您自己的有序观点,对您助莫大焉。
“夜话”2019年第8期,2019年6月20日
附:无归先生的评论:
胡先生这篇文字,无厘头情绪爆棚(恕我直言)。李晓教授的演讲,道出了因经济深度依赖美方市场,致使贸易战中,中方陷入极其被动几无还手之力近乎任其处置的现实窘境,讲得透彻、清晰,体现了一个真学者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在胡先生看来只是“读书人成不了大事”的“忽悠”。胡先生忝列学者之间,却对自己身处其中,可称中国文明中坚的群体有着文革人的轻慢。世无伟学者,万古如长夜,难不成人民只须被动地接受灌输、只能期待武夫或其他自以为是的掌权者的恩赐,现代世界,不就是“读书人”引导着人们逐渐走上自由的道路。
至于“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胡先生当然没有心思和动机去体味,因为在他看来,贸易战只是菜市场的一次的拌嘴,行将烟散,接下来仍将是商务酒宴的杯光交斛,全然看不到中美政治经济体系的巨大鸿沟;忘记了,历史上类似经济体系(中国农民工VS美国南方庄园奴隶)鸿沟曾经成为引爆美国南北战争主要因素;更没有前瞻:中国初期工业化完成后还在无限度膨胀(这种膨胀甚至一度被鼓噪为“独好”的风景,那些成天鼓吹这些神话的宣传媒体才是真正的当代“义和团”大师兄)的同质经济体系,一旦向内向外扩张受挫,中国社会必将付出让岁月静好者惊悚无比的巨大代价,与二次大战发生前类似的社会形态就像深不可测的大洋,正在聚集汹涌的暗流。
而针对当下态势,劳心者却采取匪夷所思的全面钳口措施,目网民看法、意见为义和团躁动,甚至连学者的客观分析都予以屏蔽,呜呼哀哉。毕业典礼上,李晓教授娓娓道来,何其珍贵。
(原文地址: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589文后的读者评论))
思念如燕:
您好!谢谢您的关注尤其是留言。谢谢!
不过,您关于李院长的说法我不能苟同。我自己做过大学的院长,多少知道一些能够和不能够说和做的范围,也知道个人收入何来,知道正常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因此,作为院长,一个人完全可以不讲自己不愿意讲的某些话,不讲自己在上下文环境下容易让人尤其让公众误解的话。所以,我才认为他的这篇讲演中许多话是错误的。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胡景北
胡老师,您得理解李院长,不是每个人都像您这么勇敢。您说的那些问题我估计李院长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在这个环境下,他很显然不敢当那个皇帝新装里的小孩,然而,他还是想说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只能柿子捡软的捏,挑一些当局勉强能接受的,又让大众觉得他理性,勇敢,爱国这样的话来说,这是很不好掌握分寸的,李院长也尽力了。
李院长也得吃饭啊……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