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当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并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这一章同时介绍了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观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难以展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因。本章的目的是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必要的历史框架和思想史基础。
第二至第五章组成一个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现象和经济学问题的单元。第二章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指标和为这些指标获得数据的标准方法。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和数据。本章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指标，证明利用现有统计资料，人们不但可以整理出这些指标的数据，而且整理出来的数据是唯一和无歧义的。因此，本章解决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数据困难。第三章利用上述指标和数据梳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可以胜任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背景国家。第四章则利用中国与美国的统计资料，展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例如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转移速度两者变化的抛物线趋势、农劳比的降低趋势、转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波动周期性，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长期性等。这些特征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对象。本章并把非农化大转型分成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非农化转型的早期和中期。第五章则具体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问题。该章特别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常识问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人类依然可能相当顺利地实现非农化转型。但是，若不尊重常识，人类即使掌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照样会遭遇重大失败。
第六到第九共四章分别评论三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第六章讨论刘易斯理论。刘易斯把经济分为生产率高低不同的两个部门，阐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远远不能涵盖农业劳动力转移。迄今为止的世界非农化转型历史证明，无论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个国家都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剩余劳动力概念既难以严格定义，又缺乏相应数据，因此不能用于实证研究。第七章介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结构变化研究”。该研究虽然不专门针对、但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化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和总体趋势。它的最重要缺陷是没有考虑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或者说，在新古典研究中，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是瞬时出现瞬时消除的。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事实表明，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巨大且贯穿非农化转型的全过程。
刘易斯理论和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重视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问题。托达罗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经济政策角度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问题。本书第八章指出托达罗理论虽然发现了城镇失业和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但它属于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问题，用托达罗的话说，是“一个减少500个城镇失业的政策是否会诱导超过500个乡村劳动力进城”的问题。它和我们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一回事。农业劳动力转移牵涉的是成千上万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而非与个别经济政策有关的少量转移。同时，托达罗理论无法容纳价格变化，因此无法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第八章用中国1978年以后的统计资料证明，在非农化转型中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具有总产出效应，而且该效应远远大于同时期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与第八章相联系，第九章进一步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非农部门扩张。本章根据中国最近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史，揭示中国每年新增的非农就业大部分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进入总劳动力不断减少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未来若干年，将成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唯一重要来源。本章亦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和经济增长，而且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值得重视的联系。不过，本章以及本书其它各章利用统计数据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影响它的若干最重要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联系，而非对它们之间的相关甚至因果关系的严格度量和验证。本书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本书的重点不是经济计量研究，其次在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也许不具备计量研究所需要的可靠性。
“夜话”2022年第24期，2022年11月2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2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