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总结了自己近年来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的思考并在今天把它作为工作论文《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发到网上(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11_11/11112214264785.pdf)。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系学生虽然知道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但可能没想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有个均衡与否的问题，因此我想借这篇夜话说明一下。事实上，我尽管长期关心农业劳动力转移，但也仅仅在三年多前才意识到转移均衡问题。不过，一旦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被它吸引了，因为它是那样地有趣和充满挑战性，任何接触它的经济学家都难以抑制自己一试身手的冲动。
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以我们中国为例，2008年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劳动力超过了1000万人。同年中国新增的城乡劳动力总共只有500多万。中国非农产业2008年增加了近1300万新就业。这1300万人从何而来？显然，非农产业新增就业大部分只能够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非农产业增长，而后者的高速增长靠的是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资源。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在2008年这段时间中，中国1000万劳动力转移是多了、少了，还是不多亦不少。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掌握了一套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恰当与否的标准。可我们没有这样的标准; 更严重的是，我们过去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世界上竟然存在着这样的标准问题，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原因所在。
一定时期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标准问题，属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问题，因此可以表述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一定时期内的均衡问题。显然，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是从数量上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次要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因为只有转移率的概念才能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其他经济变量恰当地联系起来，也才能讨论均衡；再次，我们要定义均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又次，我们还得证明这样定义的均衡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存在的甚至是唯一和稳定的；进一步，如果我们不想把自己约束在纯思维的乐趣中，我们还得指出转移均衡的经济政策含义。所以，一旦我们意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均衡问题，我们就在发现一系列后续问题的同时，打开了一片新的经济学研究天地。
经济学家碰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会自然地想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确实把这样的现象视为自己的研究特权。但在劳动力转移研究上，全部发展经济学还处在前科学时代。以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A. Lewis)的工作为例。刘易斯研究了在资本积累且工资不变情形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但刘易斯研究的仅仅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和定性趋势，而没有涉及与短期和定量有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范畴。他于1950年前后在泰国突然想到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并由此提出劳动剩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他没有进一步思考泰国在1950年转移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才恰当的问题。经济学发展史上类似这样的前科学例子很多。休谟早就知道货币数量问题，但货币增长率却是二十世纪的想法；马克思讨论了那么多失业现象，可失业率对他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概念。自然科学史中类似例子更多。前科学无疑是重要的，但它毕竟还只是前科学，人类不会停留在前科学上。具体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我们亦不应当停留在前科学水平上。
仔细思考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具有时间起点和终点的人类历史现象。人类出现以后经历了和经历着两次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革。第一次是从采集狩猎的蛮荒经济到种植畜牧的农业经济的农业化变革，第二次是从农业经济到后农业经济的非农化变革。人类目前正处在第二次变革之中，我们中国也正处在这一变革中。找一个现象集中地表述这两次变革，劳动力转移也许比较恰当：农业化变革阶段，劳动力从蛮荒经济向农业转移；非农化变革阶段，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找一个概念来描述这两次变革，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或农劳比也许比较恰当：第一次变革中农劳比不断上升；第二次变革中农劳比不断降低。不过，我最近改用非农比描述非农化变革。非农比是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它在非农化过程中不断上升。在研究中它和农劳比功能相同，但在语感上，非农比和非农化趋势更一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定义上，非农比更符合科学习惯。
人类完成农业化以后，劳动力从采集者狩猎者变成农民。不过，农业社会有帝王将相、工匠贩夫、士兵狱卒，非农比不会等于零。中国经济史专家王玉茹曾经估计中国在1880年间的农劳比为85%，由此可知非农比为15%。假如中国和全人类都以这个数字为起点开始非农化，那么，非农化结束时农劳比应当不高于1%。现今美国的农劳比便离1%不远，而美国还出口农产品。因此，整个非农化变革就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方式把非农比从15%提高到99%的过程。这样，我们便把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转变为非农比上升的问题，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均衡问题转变为非农比上升速度的均衡问题。通过这样的转变，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从经济现象转变成了经济学的科学问题。
经济学家已经找到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方法，甚至也提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公式。不过，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不是用农业劳动力就是用非农劳动力做分母，因此具有共同的缺陷，即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的数量都容易受到比如经济波动影响，在短期和定量研究中易出偏差。参照失业率的定义，我改用总劳动力做分母，部分地避免了偏差，并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失业率在一定程度上可比。更重要的是，我所定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与非农比上升的瞬时速度是两个恒等的数量概念。非农比上升的长期趋势是目前处于经济学前沿并基于新增长经济学的“结构变化研究”关注的问题。国内学者龚六堂、陈体标等做过这方面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之间的恒等关系，把发展经济学和“结构变化研究”联系起来。并把 “结构变化速度研究”提上了日程。同时，正如我们用中国2008年例子所预示的那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的恒等，又把发展经济学、结构变化研究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短期宏观经济分析联系起来，例如，不了解200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与否，我们便不能了解当年中国宏观经济均衡与否或者在哪个方向失衡。就此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比瞬时升速的恒等把对非农比上升趋势的长期研究和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以及相联系的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短期研究联系起来。
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并体会瞬时速度这个简单名词带给我们的感觉。瞬时速度和速度或平均速度不同。后两者是文盲也能够清晰理解的日常生活概念，而前者是纯粹的科学概念。因此，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的说法在稍有科学素养的我们心理中造成的第一反射，是我们发现了某种科学启示，正如美食在我们生理上造成的第一反射是唾液增多一样。瞬时速度使我们感觉自己贴紧那重要的一刻。开车或乘飞机时我们会关心我们突然想起来关心的那个瞬间的汽车或飞机速度，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安危，关系到我们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瞬时速度还立即让我们联想到加速度，因此前者的任何变化就是后者，前者的不当也需要后者去矫正，就像我们开车时知道瞬时速度后就会想到是否需要加快或放慢那样。最后，非农比上升瞬时速度的重要性还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处在非农比上升这架飞机内。飞机在某个时点过快或过慢都会造成与加速度绝对值过大有关的颠簸。颠簸一大，即使没有机毁人亡之灾，也会有少数甚至大量人员伤亡之难。人类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颠簸发生在我们中国的1957到1962年期间。1957年，中国非农比的高度为19%， 1958年一下子上升到42%，1959年又迅速落为38%，到1962年更迅即地跌到18%，我们可以想象其间非农比变化速度和加速度发生的剧烈波动。1958年后的大饥荒当然首先和毛泽东政府的专制有关，因为即使让农民自由乞讨，中国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同时，人类尤其我们中国人自己对非农比升速均衡缺乏研究，应当也是中华民族遭受这一灾难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对非农比升速均衡的研究不但具有纯粹科学的意义，而且对依然乘坐在非农比上升飞机上的人类来说还具有政策和福利意义。
我今天的论文总结了最近几年我对非农比升速均衡的思考。我把非农比升速定义为非农比在相邻两时点之间的变化量；若两时点的差距足够小，非农比升速则是非农比在某个时点的导数，或者非农比的时间曲线在某一时点的斜率。非农比加速度是非农比速度的一阶导数、非农比的二阶导数。毫无疑问，非农比上升是个动态过程，需要运用动态数学来研究。由于我的数学知识有限，我仅仅使用了比较静态方法。不过，这个方法也有优点，就是易于揭示经济学原理和阐明数学公式的经济学内涵。而厘清非农比升速变化的经济学原理又是运用动态数学的前提。同时，我的论文表明，即使仅仅利用比较静态方法，我们也能够得到许多引人入胜并值得进一步发掘的结果。然而，非农比升速作为一个联系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的节点，对它的研究必然涉及到比如制度环境设定、价格变化等一系列长期研究中往往可以忽视的因素以及像技术不变等短期研究中常常无须考虑的因素，因此非农比升速均衡又必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需要大批经济学家的共同研究。在这里，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由于切身体验着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它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上带来的震撼，因此具有更多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夜话”201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