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这让我想起我从信仰毛泽东到批判毛泽东的转变，或者说也是从信仰共产主义到放弃共产主义的转变，因为毛打的旗号也是共产主义。我曾经在网络上发表过我的两本青年时期日记，那是绝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的信仰。当时我以为信仰毛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信仰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本人，或者说是毛本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在我青少年时期，毛的解释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他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任何怀疑他解释的人，即使是从拥护他的角度，即使是他自己先前也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专家，例如杨献珍等，都立即成为反革命（就此而言，马克思自己的说法真是正确。他曾经强调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思是别人误解了他的学说，所以他不是别人宣称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年轻时候对毛没有任何怀疑。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我当时的日记中。
我对毛的反思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知道了中国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无论如何，在我的道德判断中，毛应当在谴责帝国主义封锁的同时，也做出自我批评：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任何重大事情的主要原因应当在国内；同时，任何重大的事情应当第一把手首先负责，而不应当先把责任推与他人。这是我自己青少年时期受毛教育得出的个人品德的准则：出任何问题都首先自我批评，先考虑自己的责任，自己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自己没有尽责的地方，而不先推究外在原因。毛不为大饥荒道歉，这违背了他对我们如何做人的教育。在我关于青少年时期的所有记忆中，那场大饥荒仅仅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而刘少奇和帝修反都借此攻击伟大领袖，这是我们革命者所不能够容忍的。今天回顾，如果毛公开做出道歉，在当时只会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因为我们一定会被教导说毛那么伟大的人，带头承担起责任，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比谦虚和无限坦荡；而其实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帝修反的破坏和少数同志没有坚决按照毛的指示做。在这样的宣传下，我们只会认为毛更伟大。而且，在未来的历史评价中，毛也会因为他的道歉而获得某种谅解。可惜的是，毛在这场大灾难中的表现连过去的皇帝都不如，因为后者遇到类似灾难还敢于正视自己的责任并发布“罪己诏”。
我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是毛时期，甚至包括现在的我国政府都不准许公开谈论1960年的那场大饥荒。在毛时期，中国干脆在1959年后连人口统计资料也不公布了，当然更不公布其他统计资料。原因很简单，那场大饥荒已经让毛革命的所有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让我自己作为革命者的所有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在历史面前，一个人尤其伟人应当勇于承担责任。但毛没有那样做。这就让我感悟到毛自己便不是他教育我们所应当做的好人。
我对毛的反思的第二个原因是开放社会。1989年第一次到德国的时候，我还是毛的崇拜者，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大饥荒，尽管中国从八十年代加入世界银行起便不得不公布统计资料，从人口统计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大饥荒饿死人的巨大灾难。但我那时还没有开始处理统计资料，也就没有注意它。不过，在德国，我看到《资本论》放在书店任人购买、在图书馆任人借阅。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一个人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可对我来说，在我年轻时，我坚决地认为封资修的东西包括文学就是应当烧毁，不能够让它毒害觉悟不高的普通群众。而且，我那时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不允许人们读马克思，读革命书籍，以防人民起来革命。后来我到了德国，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人家大大方方地把马克思书放在那里，谁愿意读就读；而且，和普通人的收入相比，那书也实在便宜。就我受到的毛的教育来说，我知道在日常讨论中要让别人说话。毛自己曾经强调说过，让别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但我在德国的体会是恰恰是我们、是毛不让别人说话，而非我们整天批判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不让别人说话。在德国，我们得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任何一个德国人都可以向我们借阅。但是在中国，至少在当时，外国报纸是不准许我们看的。在德国，我们包括德国人收听中国电台没有人管，但在中国，那时收听德国电台是“偷听敌台”，在文革中是大罪。对文革中的这类状况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甚至和同龄的小朋友们还注意过邻居是否在偷听敌台。这样，我发觉毛所做的，与他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他不让别人说话，不让别人争论；是他对外把自己的人民封闭起来，把自己的国家封锁起来，而非“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而他封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他自己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生活在他的领导下的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逐渐体会到，他在国内不让比如刘少奇说话，我们自己文革时不让老师或者学校的走资派说话，是因为不敢让他们说话，不敢让别人说话；因为别人一说话，天就塌下来了，毛的统治就完结了，我们的文革斗争也就失败了。
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完全是按照毛的教导成长起来的。问题是，毛教导我的做人道德，却和毛自己的行为方式格格不入。因此，我必须或者放弃毛教导我的做人道德，或者放弃“毛绝对正确”的信仰。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相信首先找出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错误，是人与人关系中应当有的道德；因为我相信让别人说话是人与人关系中应当有的气度。在任何社会里，在任何党派下，承担自己的责任，让别人说话，都是一个人应当具有的基本道德。正是从这里出发，我离开了对毛的崇拜，且开始怀疑和批判毛。
后来我发现，我所理解的做人道德的这两个要点，和通常说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契合。自由主义的要义是每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前提下的充分自由。这一要求的先决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如果不平等，一个人自然可以损害另一个被他认为下贱的人而来实现自己的充分自由。如果人与人平等，另一个人既不允许更不应当受到损害，而自己也会心悦诚服地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由。承担自己的责任、让别人说话，其实都以人与人的平等为前提。所以，我很自然的走向了自由主义，并且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因此，总结自己，一方面，我的思想经历过180度的大转弯，从专制信仰转到了自由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的思想没有变化，我依然坚持着当年毛的“教导”，只是我现在不但像青少年时那样依然用这些教导来检查自己，而且也用这些教导来检查毛以及其他许可和不许可批评的“伟人”而已。我的发现仅仅在于毛本人经不起用他的话对他自己的检查。同时，我也发现，毛对我们普通人的教导类似儒家对我们的教导。它们的相同之处既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一切服从党安排”的专制信仰，也是做一个普通人应当有的基本生活道德。我后来的转变只是抛弃了专制信仰，而保持着一个人应当有的基本道德。
“夜话”2013年第1期，2013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