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2004年第22期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