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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由如下：
1．在富士康工人跳楼抗争和本田工人罢工抗争之间，本田工人的罢工无疑更人道。富士康公司今年已经出现了十多起自杀事件，富士康公司也不得不在今年5月宣布工人加薪30%。难道非得本田工人也来个连环自杀以惊醒企业主的良知？在我们深深地为富士康自杀工人感到悲哀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的是如何避免用富士康那样的生命悲剧，如何让工人在企业的劳动条件和工资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善。
2．除了自杀和罢工外，工人可以采取的另一个方式是继续忍受。许多学者认为工人应当等到中国没有失业、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时候，那时候工资自动就会提高了。可第一市场经济不可能消除失业，第二什么时候才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呢？“民工荒”难道不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表现吗？第三即使劳动力供不应求了，如果没有工人的要求甚至罢工，资方会自动提高工资吗？无论如何，中国工人已经忍受了太长太长时间。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工人工资几乎毫无增加。1978年以后，伴随着农业生产的自由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工人收入才有了一定提高。但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城市一线工人群体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远远落后于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今天的收入分配差距才严重到了社会能够承受的底线，才到了温家宝所说的“危及政权”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工人继续忍受，是不人道，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所为。
3．工人另外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是向政府申诉。但是，第一，既然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劳动条件也是市场决定的，工人不必向政府申诉，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富士康或者本田公司违反法律的问题。第二，工人当然可以希望政府出面要求企业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但问题是恰恰政府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如果政府这些年来没有把“提高财产性收入”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如果政府没有把农民工包括富士康的工人和当地社会隔绝开来，如果政府没有把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看待，如果政府不是把“稳定政权”放在首位（而是大大方方地接受选举换政权）的话，中国收入分配的局面不会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富士康和本田的工资不会低到今天这个地步。就个案来说，即使政府可以出面要求企业增加工资，但我们很难设想如果富士康不连环死人，如果本田工人不罢工，中央或者广东或者南海的政府会在接到工人申诉或者工资统计数据后命令企业提高工资。第三，政府本来也不应当承担命令或者要求企业提高工资的责任。
4．一部分学者认为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工人不应当组织独立工会去争取工资的提高。这样的观点也许用在当今发达国家有一定理由，因为那里的独立工会可能太强大又太缺乏自制力。但是在中国，工人连一个小小的仅仅限于单个企业的独立工会都没有，工人的维权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仅仅能够通过发牢骚、怠工、辞职甚至某些极端方式（比如自杀或他杀）等完全“个人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而在企业内部缺乏一个通畅的正式渠道，缺乏一种社会化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行组织起来，用独立工会的方式建立和资方的对话机制，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5．工资毫无疑问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市场如何决定工资呢？一个求职者或在职者和资方谈工资是一种市场决定方式，一群求职者和在职者与一个或者一群资方代表谈工资也是一种市场决定方式。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普通工人，求职者和在职者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地与资方谈工资，他们的地位是弱势的。不错，他们如果不满意工资和劳动条件是可以走人的。可是，走人需要成本，转换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更不用说普通工人都是一件大事。走人，用脚投票，是市场经济决定工资的最根本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上，市场经济还需要许多辅助机制。工人独立组织的团体与资方的工资谈判无疑是重要辅助机制之一，自由主义者完全没有必要否定这一机制。。
6．市场经济一方面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决策为基础，一方面又要求个人之间的结社自由。正如许多人在一起需要政府一样，他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中间组织。工人组织工会说到底只是结社自由的一个表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在要求自己的结社自由同时又反对工人的结社自由。在个人自由个人决策的基础上，个人又组织为各种团体为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工会仅仅是这样的团体之一。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包括工会在内的任何这样一种中间团体势力过大而严重损害市场经济和其他团体的利益。自由主义者不反对工会等中间团体本身，不反对个人通过这样的团体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在当今中国，包括独立工会在内的中间团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甚至没有；他们的势力不是过大，而是过小甚至没有。因此，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个人之间的独立组织，需要独立的工会，需要独立工会参与工资谈判。
在市场经济中，独立工会和罢工是工人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但它们和党派政治、政权交替无关，因为它们不是也不应当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我衷心希望政府、官办工会、本田公司和罢工工人都不要把这场罢工政治化。本田在中国公司的工资高低、工资决定的具体方式，工人自己的独立组织都是可以平和讨论的问题。尤其本田作为国际化的大公司，应当遵循国际惯例。那种开除罢工工人、要求学校不发给参加罢工的实习生毕业证等做法，只会损害本田公司在全世界的形象；日本工人罢工是常事，本田公司在和独立工会的谈判上也富有经验。今天，本田公司只用按照罢工问题上的国际惯例行事，只要承认中国员工和其日本本国员工的同等权利，本田罢工问题便不难解决。
“夜话”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