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61）。朋友推荐我阅读。可我读后立即在大脑中浮现出的，却是四十年前惟读马列毛时熟悉的一段列宁语录“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只要一越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可笑。”（大意）。黄亚生在资本主义的名校任教，按照列宁的标准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授”了(当然，按列宁标准我也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今天已经不相信列宁的话，只是很遗憾：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写的那样好，其他许多文章也写得漂亮，可“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却成了他的败笔。我甚至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当然，无论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文章里面的观点都是值得讨论的。尤其在今天，中国正处于某种改革不行、不改革也不行的尴尬状态，这篇文章提出的“左派”问题更值得讨论。
毫无疑问，中国不但需要右派，需要中间派，也需要左派，今天甚至比以往更需要左派。可是，无论什么派，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环境下，他们都必须首先自由主义派，都必须承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在这一基础上，各个人对中国社会问题会形成自己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看法，包括对自由、平等、法治本身的看法，并出现左派、右派、中间派等等不同思想潮流。就具体政策建议和作为上，比如左派右派当然不同，可是它们的政策指向都应当是自由主义，是扩大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中国需要左派，但仅仅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比如秦晖和姚洋对中国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便不同，秦晖偏右，姚洋偏左，但他们最多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和左派。中国需要他们俩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观点。但是，如果一个派别离开了自由主义，它的指向是专制主义的，那么，不管它号称左派、还是右派，它们都是中国之害，中国都不需要。
可惜的是，黄亚生的文章呼吁的“中国左派”，更像是一种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下面，我就黄亚生对左派的定义和他的三个论证来说明这一点。
1．“左派”定义的误区
黄亚生定义的左派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见该文，下同）。他没有定义右派。但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右派定义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右派”。如果可以如此定义右派，那么左派右派在这个层面上无法区别，黄亚生的左派定义便是无效的；如果不可以如此定义右派，左派就已经得胜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当然需要并且只需要这样一个派别！不过，如此一来世界上便没有左派右派之分了，因为每个人都会宣布自己是既务实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左派。
黄亚生定义中的关键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毛泽东政府用的词汇是“绝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恰好这个关键是软肋。什么叫做“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它们本身就不可定义，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秦晖和姚洋谁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如果说左派真正关心，难道右派就不真正关心吗？黄亚生举劳动法为例。我是支持劳动法的，但是，我的许多朋友反对它确实有其理由，因为就业会受到影响，而中国还有许多人宁肯接受更低劳动条件而不愿意待在农村。如果就此说反对劳动法的人“不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他们反而会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是急着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村人；倒是支持劳动法的人才“真正不关心”大多数人。黄亚生把不同派别的争论提高到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高度，这些派别便无法争论。如果争论环境再一步恶化，这些派别甚至无法生存。对于不同派别的人，一句“他们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就足以取缔他们。在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取缔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民服务”都是动人的美好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在中国被人玩弄的如此彻底，每个中国人明知玩弄者的欺骗却又只能陪着笑脸奉承，所以中国人对这些词汇具有高度的免疫力，甚至玩弄者自己都心知肚明。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点。比如委内瑞拉的查尔斯、洪都拉斯的塞拉亚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但他们要修改宪法让自己成为无限期总统的做法在中国受到的蔑视便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的蔑视程度，因为中国人对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由终生执政的事情体会太深了，这就像受过伤痛的人特别明了伤痛可怕那样。面对中国人的这一心理创伤，在中国，即使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人也忌讳公开声明自己是那样的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国人丧失了道德感，而是中国人被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骗得太深了，所以他们自动地厌恶（尽管常常得笑脸相陪）那些“真正关心”一类的说辞，无论它是真是假。
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存在着强大的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和右派。由于什么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说不清道不明，这些人特别喜欢高调地宣称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1990年代后期中国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据说国企怎么卖都行，只要工人不上街就行。这是典型的“右”了。可那时的当政者认为他们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才这样做的。近几年各类出版禁忌，包括黄亚生自己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版禁忌，应当是“左”了，主使人也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理由。因此，黄亚生用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不但无法判别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而且非常容易被专制主义利用，最后，这样的定义本身也带着太强烈的专制主义的语言色彩。
事实上，专制主义者也最喜欢使用这类既无明确含义、又充满道德感染力的词汇。古代君王便乐于体恤臣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衷心相信毛泽东、卡斯特罗这些“传统左派”当一辈子国家首脑是他们“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表现，即使他们老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他们依然应该当元首“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分钟。至于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即使是好人的话，当了八年总统就想卸任便是“不愿意”终生为人民服务。后来的我才明白越是宣称“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宣传“为人民服务”的人越是不可靠，除非他不把自己的服务方法说成是唯一有利于人民的方法，并且服从人民对各种服务方法的选择。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左派和右派就是这样。大多数英国人为什么有时候不选择英国工党、德国人不选择社民党、美国人不选择民主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这些左派党确实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他们关心的服务方法也不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英国人选择保守党、德国人选择基民党、美国人选择共和党，那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右派党才是“为人民服务”的、至少要比左派党“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不宣扬只有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是解说只有自己的某项主张“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由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至少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所以他们执政才不会走到专制。
2. “左派”和人民福利
黄亚生从他的左派定义出发，自然就得出左派更能提高人民福利的结论，因为左派“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利益”。可是，我们凭什么说右派看到这样的现象不难过，不气愤？只是右派对政府抱有更强的警惕，更着意于防止政府做坏事，因此他往往不会立即主张政府干预，而会先探讨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护穷人利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两派都需要。而在中国，可能右派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太多，因为中国政府干预的成本太高，因为一般老百姓还太习惯于政府干预，因为政府还太习惯于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自己对老百姓的恩惠。
黄亚生为论证“左派更关心人民福利”举的两个例子都很笨拙（所以我委实不敢相信是他写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不在这里干预就在那里干预，左派要政府多干预社会领域就会“自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右派要求政府少干预社会领域“必将”导致政府多干预经济，所以左派的要求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可是，中国右派要求的是全面减少政府干预，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观察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政府干预全面减少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有波折，尽管今天中国政府干预总规模依然太大，而在许多需要干预的地方却又做得太少。所以，说政府干预“总规模”不变而左派右派只是在干预“结构”上有别，不符合中国事实。最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不开。没有社会领域对人约束的放松，市场经济便发展不了。
黄亚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经济适用房。这方面的争论很正常。全世界都有争论。拥护经适房的人并不一定就“真正关心”穷人，反对经适房的人也可能“真正关心”穷人，经适房的争论不应当在这个层面展开。黄亚生开辟了另一个层面：政府的钱不用来造经适房就会用去造政府大厦。在这个层面上，我相信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会成为黄亚生说的左派，因为在这种两择一的公开表态中，谁都会选择经适房，都会表现自己对穷人的“真正关心”。可我们在中国面临的不是这样的选择，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保证经适房用于穷人，也是这笔钱是否还有其他用于穷人的方式，例如直接给穷人补贴，例如用于户口制度改革。我本人就一直认为，在户口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增加城市人口福利会提高户口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因为户口制度改革将把大量现在被排除在城市福利之外的穷人吸纳入城市福利，所以任何提高现在城市人口包括穷人的福利的做法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已经是某种“特权者”了。不过，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黄亚生提出的两个层面都太像我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层次，是排除任何自由与平实讨论的层次。如果换一个层次，例如讨论如何降低富人入住经适房的比率，黄亚生对茅于轼“厕所论”的批评才能够平实起来。
3. “左派”和私有经济
黄亚生认为“左派”比右派更能够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又一次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中国的左派读到黄亚生的高论不知道会受宠若惊还是会勃然大怒。黄亚生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个人和家庭的“私人”成分都比企业更高，所以每个国家的左派都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左派们是哭好还是笑好呢？
黄亚生的错误就在于把个人和家庭视为私人经济的唯一或唯一主要成分了。可是，已经走出自然经济的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是企业。一个经济体存在个人和家庭（甚至包括家庭生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否则毛泽东政府时期中国也是私有经济了。即使在左派那里，判断一个经济私有与否或私有程度高低的标准也落在生产者或者企业一侧，例如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或者非私人手中，企业是否为利润生产。所以，在黄亚生呼吁中国需要左派之前，可能先得了解公认的左派观点。
黄亚生关于私有化的论述，是他这篇文章中的亮点。这也是黄亚生的专业所在。专业素养限制了他在专业问题上使用是否“真正关心”、“真正维护”的语言来讨论问题。可是，一旦平实地讨论问题，他在私有化问题上的态度便完全是反左派的了，当然也是反强盗逻辑的右派。可这样的右派不属于自由主义。尤其是他批评的19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正是那些专制主义“左派”最洋洋得意的东西。可惜这个亮点在他的文章太不重要了。
4. “左派”和一党制的“民主”
黄亚生不仅认为左派更能促进私有经济，而且还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当政就可以代替民主。什么是中国现行体制呢？他定义为缺乏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在他看来，“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民主体制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好一个一党制下的“左派当政”可以替代民主。我们知道全世界一党制国家很多都是左派当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最初是作为左派上台的；斯大林、毛泽东、昂纳克（原东德）、卡斯特罗（古巴）、波尔布特（柬埔寨）都是一党制时的左派当政，那里有民主吗？千百万人死于他们当政的和平时期，更多的人连生存权都没有，只能随当政者摆布。我很难想象黄亚生怎么能够把左派当政理解成“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并且成了没有选举的民主？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褒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贬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他的褒贬自有理由。可1980年代的中国，在全世界左派眼中都是右派当政。翻翻那时左派人物的文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感叹中国背弃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按照黄亚生的标准，那时期中国人民福利、市场经济、民主的发展都比其他时期好。可见好时期和左派当政完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谈到现在的中国，黄亚生说“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按照他的说法，左派更拥护现行体制，那现行体制更应当是左派当政（否则他们为什么拥护呢？），于是现行体制更可能是一党制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体制，是“没有选举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我相信连我们国家的当政者和左派也不敢接受。另一方面，黄亚生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继续认为中国目前的工资增长太慢是因为“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见左派当政依然保障不了个人的权利。
结语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今天走到了新的路口。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中国人富了起来，少数人巨富起来。所以，中国经济不再单纯是穷的问题了。中国改革是在毛泽东绝对专制主义把中国拉到普遍和极端贫穷状况下发动起来的。改革主导思想的精髓就是邓小平说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了保证少数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就得限制，用政治专制的方式去限制。比如法院不得受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的争议。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离开了普遍贫穷，却走到了多数人不穷、少数人巨富的地步。这是三十年前改革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需要转变到多数人小康，少数人大富的状态。如何转变？对左派来说，收入再分配最重要。但收入再分配需要政府；可而正是政府对多数人权利的压制才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在这里，中国的左派出现了分野。例如，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的左大培独立于政府的倾向就十分强烈。但更多的中国左派则希望“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更专制的政府来实现再分配。可中国人对“真正关心”一类说法的免疫力和对更专制时期的痛苦回忆，把这些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边缘化了。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再分配，但中国又不需要更大更专制的政府。这就是矛盾。黄亚生的文章表露了矛盾的一面，但忘记了矛盾的另一面，而他的专制主义倾向的论证容易把对这矛盾的思索引向错误的方向。我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左派，但中国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是在反对更大更专制政府和争取个人权利的同时实行收入再分配。
“夜话”2009年第20期，200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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