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退休二十个月之后于2014年12月访问了上海。一周前我写过一篇夜话回忆那次上海之行。人不应当总是生活在回忆之中，所以那篇夜话写完后，我就开始阅读从上海带回的书籍。然而，上海之行的许多记忆还是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不得不再找一两个题目写一写。我想，最值得写的题目也许是这次几位朋友在上海和我的学术讨论以及由此激发的我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在我访问上海的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内，至少四位朋友专门找我讨论学术问题。第一位朋友来自外地，正在复旦大学进修。他曾钻研过经济学的组织理论并有所成就，后来进而转入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组织问题。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更基础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上，他又回到了青年时期“被迫”学习的马克思理论上。复旦大学是国内“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他因此慕名前来上海。那天下午，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观谈到戴蒙德（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从卢卡奇（Lucács）谈到加缪（Camus）和萨特（Sartre），甚至于我自己年轻时写的扩展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感谢他不久前又重读了我的那篇文章），以及他本人的学术计划。在惊叹于那位朋友知识广泛的同时，我亦明确表示我的看法，即西马是一条歧路。国内谈西马人多，只是因为研究西马的门槛低。在我看来，西马说到底只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畸形儿；从卢卡奇到萨特等西马的主要人物对无故死亡于这一极权制度的人都负有超过道义范围的罪责。同时，研究西马不是一条通达自己建立理论的途径。这位朋友立志于理论研究。为了在理论上成立一家之说，我建议我的朋友更多地了解包括实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具体组织形式，例如，一个可以“自行其是”的山村人群在群体中配置耕地使用权的过程是如何组织的。这些经验尤其中国的经验大多超过了现有理论的解释能力。从这些经验出发，这位具有广泛理论知识的朋友也许能够发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并从而建立自己的理论。
找我讨论的第二位朋友关注的是经济学问题，尤其是最近原油价格下降引发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经济理论问题。我曾经研究过食品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即个别商品价格变化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但在现实生活中，比如中国官方（即国家统计局）便多次把中国的通货膨胀归咎于食品价格上涨。为了取得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我们讨论了个别商品价格导致物价水平变动的可能性。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如果保持价值标准产品的价格不变，物价总水平便可能因为个别产品价格的变化而改变。我们谈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粮食和石油危机后西方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及费希尔（Fisher）关于中央银行“适应性”超发货币的观点。在通货膨胀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弗里德曼（Friedman）关于中央银行主动超发的货币主义受到了更多重视，而卢卡斯（Lucas）的理性预期革命则占据了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所以费希尔等人的通货膨胀观点反而被忽视了。虽然我的这位朋友不像上一位朋友那样专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他关于个别价格和物价水平关系的思索很可能引导他获得重要的经济学成果。
与我讨论的第三位朋友关注的问题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关，而后者也是我长期的研究对象。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是劳动力从农业社区转移到城镇后，农业社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变得更严重还是更和缓。当然，如果我们假定在劳动力不能转移时，农业社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为零，那么现实生活将显示劳动力转移肯定让不平等更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不转移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后来观察劳动力转移后的不平等变化状况。这位朋友非常熟悉以波尔亚斯（Borjas）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只是后者关心的是转移对转入社区的影响，而我的朋友关心的是反命题：转移对转出社区影响。遵循经济学的严格模式，这位朋友的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在我看来，尽管他从波尔亚斯那里学得了许多知识，但他很可能在转移对转出社区影响的研究上，达到和波尔亚斯同等的地位。他和我讨论的具体问题是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如果农业社区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先转移，转移将是波尔亚斯1987年定义的“负选择”；反之则为“正选择”。根据这位朋友的研究，转移对转出社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我对中国的了解让我认为中国大部分转出农业的劳动者是负选择，即不谙农活、无意田间的青年人的农业生产率应当低于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水平，而青年人又首先转移。然而，负选择会给这位朋友的理论模型和检验带来困难，需要他做许多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又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
第四位来讨论的朋友把我重新拉出狭隘或者严格的经济学。他在很短时间内两次与我讨论财产权或所有权来源的问题。美国学者诺斯（North）认为所有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并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西欧国家首先建立起有效的所有权制度。这位朋友认为如果诺斯观点成立，他便要问所有权的由来和考虑有效的所有权制度的起源。可是，除了专利制度以外，诺斯并没有讨论所有权制度的来源。如果专利制度建立多少可以视为政府行为，一般所有权制度的建立则基本上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如果说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有效所有权制度的国家，则对所有权制度的探索首先便应当观察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历史，尤其是英国农业庄园制度向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历史。为此，我的这位朋友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机会阅读了大量英文文献，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并形成了很多新颖的看法，例如所有权制度建立的演进模式、教区在该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所有权和公民身份的相辅相成、所有权和福利权的相反相成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逐渐发现正是在中世纪末期，人开始演变为独立的个人，混沌的人权开始分化为各项清晰的具体权利，如同科学那时从神学的分化以及自身开始的分化。所有权也许是各项人权中首先清晰地分化出来的权利。对所有权起源的研究不但是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原因的必要途径，而且也是理解现代人权概念及其分化的必要途径。因此，我的这位朋友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面这些讨论之所以激起我对中国学术的希望，是因为这些讨论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
1. 来找我讨论的这些朋友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们熟悉文献，了解问题的所在，尤其是能够把问题精炼为各自专业所认可的科学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备建立理论的基本条件，甚至已经站在立论的门槛上了。
2. 所有这些朋友在学术研究中都超越了中国情结，都把问题一般化为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问题。我曾经大力倡导在学术研究中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克服中国标准感，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但这既需要广阔的世界情怀又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而这两点正是限制中国学者的两大约束条件。如果说我过去对中国学者克服这两大约束还很少信心的话，这一次在上海的讨论则让我感觉到了希望。
3. 所有这些朋友都是我的下一辈人，比我年轻得多。但他们几乎都立志于学术研究，几乎都置外界条件如职位高低、收入多少而不顾。我这一辈人即目前年龄在50到75岁之间的学者亦有专心读书和思考而不暇他顾的。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包括我自己或者受制于“独尊马学”教育的熏陶而不能自拔，或者受制于基础训练的薄弱而难以提高，因此虽然会被尊为大师名师，但于理论建树上却无能为力。下一代年轻人早就在思想上挣脱了专制主义，通过自学（所有找我讨论的年轻人的学术知识几乎都通过自学而得的）又弥补了学校训练的不足。只要中国还允许他们为学术而学术，还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则在他们中间，中国又可能出现具有理论建树和一家之说的真正的大师名师。
作为一位献身学术而未有所成的退休教授，我对学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在上海期间和年轻人的学术讨论对我的触动特别强烈。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德意志民族原先没有学术，是康德（Kant）才开始了德国学术。中国近代以来到今天也没有学术。和德国不同的是，中国原先有学术。但即使如此，中国要有现代学术，中国依然需要类似康德那样全心全意钻研学术且具有世界情怀和抽象能力的人。类似的人多了，中国就会出自己的康德。这次在上海的学术讨论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人，看到中国学术的希望。
激动之余，谨记心得。若对上述朋友观点的转述有误，在致歉的同时亦请他们澄清。
“夜话”，2015年第2期，2015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