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是否违法,我国应有说法

这几天,华为公司以及它的副总裁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的消息成为议论的焦点。不过,铺天盖地的议论没有注意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华为公司是否真的违法了。从所有权、总部和主要经营地点诸方面看,华为无疑都是我们中国的公司。因此,华为公司是否违法,首先需要由中国确定,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商务部或司法部还是中国的法院出面,我们中国自己应当先确定华为是否存在违法经营。

所谓华为的“违法经营”,指的是华为是否违法对伊朗的禁运。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和对伊朗禁运的决议。中国对此投了赞成票。众所周知,只要中国投反对票,联合国任何制裁决议都通不过。因此,但凡联合国通过的比如制裁伊朗、朝鲜等等的决议都是中国赞成的。对伊朗的禁运制裁后来还不断强化。一直到2015年,伊朗和安理会五大国及德国达成新的妥协协议后,联合国的禁运制裁才取消。联合国常常通过各种决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某种意愿的宣示,对成员国没有约束作用。但制裁伊朗决议却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各成员国政府需要根据联合国决议禁止本国企业和伊朗的贸易(当然仅仅禁止联合国决议中列出的商品贸易)。事实上,2006年联合国制裁决议在我国支持下通过后,我国商务部即发布文件告知并要求包括中兴、华为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执行该决议。

现在,美国政府在本国法院控告华为公司在联合国禁运决议有效期间违反禁运法律,并为此请求加拿大逮捕了华为副总裁。此时,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真相,是华为是否真的在那一期间违法卖给伊朗禁运商品。对此,有公信力的回答,首先应当来自我们自己的国家。这里的违法有三个层次:

(1)华为是否违反了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

(2) 华为是否违反了我国在贯彻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时适用的法规。

假如华为违反了联合国禁运决议,便非常可能同时违反了我国贯彻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时所适用的法规,除非我国的法规对某些联合国禁运商品做了特别的豁免。另一方面,如果我国的相关法规比联合国决议包括的商品更广,华为即使没有违反联合国决议,也可能违反我国的禁运法规。

(3) 华为是否违反了其它国家尤其美国的伊朗禁运法规。

各国政府都会为贯彻联合国禁运制裁运用自己的法规。目前承担国际警察主要责任的美国更是如此。部分美国法规覆盖联合国的禁运决定,部分则扩大了禁运范围。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第(1)和第(2)两个层次的答案,即华为是否违反了联合国的伊朗禁运决议,是否违反了我国的有关适用法规。对此,我国有关部门应当迅速公布答案:如果没有违反,那么,在联合国和国际共同体,在我们国家内部,先还华为清白;如果违反了,违反了哪些条款,华为将或者已经受到的我国政府的处罚是什么。我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不会一方面支持禁运,一方面又允许本国企业破坏禁运。因此,对违反联合国或者我国禁运法规的我国企业,我国自然会加以处罚。

这里,如果华为真的违反了联合国和我国的法规,在我国政府给予处罚后,华为不应当再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相应处罚,也就是说,它完成了我们政府的处罚后,它在全世界就不再受到相应处罚。世界各国企业在国际上犯法后,大都选择在本国受罚尤其受审。例如,德国大众汽车尾气造假事发后,大众公司高管都宁愿待在本国,受本国法院审判,而不愿意到外国被逮捕受审。华为如果真的违反了伊朗禁运法规并被我国和外国查实后,我相信华为也会选择在中国而不是在外国受罚。

其次,我们才需要知道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在联合国决议有效期内适用的禁运法规。显然,如果华为没有违反联合国和我国的法规,华为大体上就不会违反美国的法规。如果美国硬要用它扩大禁运范围的法规来惩罚华为,那华为也仅仅违反了美国法规,而非违反联合会决议和我国的法规。对于这类违法,我国政府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适当的对应法规和政策。

华为被控违反伊朗禁运法规的事件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国际贸易中的禁运问题。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国;国际禁运是常见甚至永久的现象(只要还存在流氓国家);特别是我国的近邻和长期以来“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当前正受到我国支持的联合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运制裁,因此,我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应当提出明确的法规,指导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在国际禁运方面的合规行为。否则的话,也许很快,我们又会听到我国企业违反朝鲜禁运法规而受到外国惩罚的消息。中兴受罚在前,华为被控在即,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企业不再出现类似事件。在这方面,我国有关部门首先应当负起对企业的告知和指导责任,并在发现可疑情形后及时调查和公示甚至处罚(若查实的话)。否则,这些可疑情形便不得不放任外国政府追查。

就国家层面说,我国已经派遣维和人员在其它国家执行世界警察的责任。今后,我国的世界警察责任只会越来越重。迄今为止,我国在联合国只是支持和赞成其它国家提出的若干国际禁运制裁措施。今后,我国完全可能在联合国主动提出对某个国家的禁运建议。就目前承担世界警察主要责任的美国来说,它所公布的关于伊朗禁运的处罚确认名单,许多犯法者亦是美国人。我国要做好世界警察,首先要做的也是规范好本国企业并对本国企业是否违反国际禁运法规给出明确说法。就此而言,我国有关部门也应当对华为是否违反伊朗禁运做出明确公告。

(注:美国关于出口禁运处罚的主要案件名录,参见例如美国司法部2018年公布的从2015年1月到2018年1月的结案总结,https://www.justice.gov/nsd/page/file/1044446/download。)

“夜话”2018年第17期,2018年12月12日

胡景北日记(1971.01.27-1971.05.15)

注:

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年1月27日到1971年5月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年7月28日于上海

1971年1月27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月28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月29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南京搞五大会战,钢铁要在五一出焦、出铁、力争出钢,;煤炭,做到日产千吨;石膏,五一完成初期工程;一酸(硫酸)二碱(烧碱、纯碱),还有长江护岸工程。南京,即将以一个工业城市屹立在扬子江畔。

2月2日

今天上中心河水利。中心河搞好后,我队就不怕水患了。

生产队决定把我调回队,我反正到那里都干。

我们全家六人,分成五处,我和哥哥、姐姐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于六八年分别到了牧区、农场、农村。接着,父亲又在七零年下放到江浦农村。我们是为革命而离开的。虽然彼此想念得很,尤其是父母,更是十分想念我们三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是支持我们在农村干革命。我觉得我们应做的,一方面是从政治上开导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用革命大义使他们放开眼光,振奋精神,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个人需要服从于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经常给他们以安慰,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他们放心,让他们心情愉快,在经济上更要尽量照顾他们。我们应当坚决抛弃资产阶级“人情论”,但同时又要防止极“左”,对属于敌我矛盾的父或母,要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经济上还要给予照顾,这就是我的态度。

2月3日

为了迎接县革委会组织的大检查,今天不搞水利,各队回去搞田管。上午挑水粪;下午打垡子。

挑粪时觉得右边肩膀突出的骨头经不住压。原来,我总发觉农村不少贫下中农是左肩高、右肩低,并也知道这是担子压的缘故。现在我亦要出现这种情况,这虽然是不可怕的,但应该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可能情况下应该注意。

2月4日

挑一天粪,现在是不怕苦、不怕伤的时候了,咬牙干吧。现在正是农业学大寨的关键时刻,不能怕苦怕累。

关磊下午回来。南京正在办知青学习班,要破获一起破坏上山下乡的案件。并查揪中学的五·一六分子。

今天立春,预示着春天来临,农活即将转忙。我应做好准备。

2月6日

挑母液水浇麦子。由于天旱,麦子返青不好,各地都正在抗旱。生产队号召社员每个劳力都搞一百斤肥。这是争取农业丰收、降低农业成本的很好措施。去年由于买了不少化肥,农本很高。如果像这样搞群众运动,缺肥问题就能很好解决。

印度支那局势现在十分严重。尼克松早就口口声声的念“结束战争”,但实际上却加紧扩军备战。一月二十九日,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公开叫嚷要在印度支那无限制地使用空军力量,并为使用核武器打下伏笔。泰国反动部队在美帝指使下入侵老挝,大量美国侵略军和西贡伪军也将进入老挝,美国的飞机直接参加柬埔寨战斗。看来,美帝是想孤注一掷。但是,与尼克松的意料相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全世界人民空前觉悟,印度支那民族解放力量空前强大,美帝在谈判桌上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如果它铤而走险,只会导致自己的彻底灭亡。

2月7日

今天是震撼世界的京汉铁路大罢工48周年。二·七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表明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位置。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起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终于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万岁!

《红旗》杂志发表短评《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文章指出:坚持认真读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这说明,坚持认真读书,并不是什么书呆子,而是要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文章要求我们“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给以理论的说明,这其中也包括思想问题。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澄清了头脑里一些糊涂思想。今后,我应加强学习,尤其要注意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

2月8日

浇了一天油菜。晚上到老顾处玩玩。我们队今年茬口布局已出来,准备栽45%多一些双季稻。

谈谈当前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央二十号文件传达后,各地都掀起了围歼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南京也揪出了不少。现在,中央特别强调努力学习,分清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五·一六分子惯用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从极“左”方面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六十年代最大的隐患,就是因为它能迷惑人,吓唬人,使人分不清真假。现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顽固地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运动的最大敌人,就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实际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人虽少,活动能量却很大,像王吴戚林等都混进了中央文革。吴传君、潘梓年等在六六年到六七年初一段混得也很出名。在六七年九月,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就点了“五·一六”的名。现在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为了夺取彻底胜利的一次重大战役。

2月9日

《新华日报》发表了新沂县住行大队党支部的文章《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介绍了新沂大队用毛主席思想教育人的经验。农民,是勤劳朴实的,是社会财富创造者,但又由于他们是小生产者,以前长期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所以眼光比较短,容易满足。学大寨,不但生产要跃进,首先要搞人的思想革命化,要把人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农民,这是最根本的。改造农民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知识青年,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要求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如果把自己混同于老一代农民,那就违背了接受再教育的目的,不但不会作为革命的动力来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往往还会成为历史的惰力。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跟老一辈农民所处的时代不同了,在他们的时代,产生小农经济是自然的,资本主义倾向到处泛滥也是不奇怪的。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的今天,想成为一个老式农民,整天埋头苦干——但却是盲目的,或是为私的,不问政治,不想前进,不想革命,那实际上就是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这种倾向也是值得我警惕的。前一阶段,我头脑里就经常出现不问政治,一心只想挣工分的思想,我有时还强调外因条件造成了这种思想,殊不知,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我要坚决抛弃不抬头看路的思想,“关心国家大事”,为革命种田,用革命精神种田。

2月10日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今天在南京开幕了。这是我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喜事。

许司令出席了大会。吴书记在会上作了报告。来自全省各地的三千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将把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像这样的大会,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才能召开。文化大革命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猖狂反对和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这是什么“庸俗化”、“简单化”、“形而上学”。刘少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支持现行反革命,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庸俗化”、“简单化”的谬论不值一驳。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最高级的,是最宝贵的精神。只有刘少奇一伙,贩卖其《黑修养》之类,拼命维护资产阶级,才是最低级、最庸俗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革命实践,是最伟大、最光荣,同时也是最艰巨的事业,这是要费很大气力的。只求简单、不费气力,只会滑到刘少奇一伙宣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上去。庸俗只能属于刘少奇一伙,他们的思想也是庸俗的。刘少奇谩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本性。如果广大革命群众都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那么,刘少奇就会陷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被彻底埋葬。所以,刘少奇非常害怕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想尽心机破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

历史车轮不可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风暴,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打翻在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以空前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且将越来越广阔、深入。

2月11日

学习了空军积极分子韩玉芬的文章“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谈了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体会,很能给我以启发。这篇文章准备好好学习。

今天下雨,把粪坑做好。一直忙到很晚。我觉得,这次百担肥运动,对我队来说,可以算一次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且它可以说是一个第一个圆满成功的运动。意义是较大的。

2月12日

我国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我国和非洲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今天晚上,我们队青年政治夜校正式开学了。我们队不少青年是不识字或识字不多,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兼识字,还是很好的。

2月13日

今天上午冒着小雨和泥,下午雨较大,就在一起办青年政治夜校。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时事政治。

现在,国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当代世界四大矛盾,尤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已经面临白热化地步。美帝国主义竟然出动大批美军和西贡伪军侵略老挝,增派西贡伪军侵略柬埔寨,并提高美军参加柬战的程度,在越南,美帝阴谋发动对北越的突然袭击,它还妄图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泰国军队也在美国指使下入侵老挝,印度支那局势十分严重,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坚决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拉丁美洲国家保卫领海权的斗争已获初步胜利。石油输出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控制的斗争正在进行,非洲独立国家更加团结一致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国际形势大好。

2月14日

响应我国政府二月十二日声明,首都五十万军民今天走上街头,南京也有二十万军民,强烈声讨美帝在印度支那犯下的侵略罪行,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直到取得彻底胜利。表明,七亿中国人民誓做五千万印度支那人民的后盾。

学习了顾阿桃老妈妈在省首届积代会上的发言。顾阿桃老妈妈解放前受尽了旧社会的剥削压迫。解放后,她翻身当了主人。顾妈妈不忘阶级苦,所以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她不仅自己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像顾妈妈年纪这么大,又不识字,而毛泽东思想却学得很好,用得很活,我年纪青青的,通文识字,却不能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自己对毛主席著作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和转化出来的物质力量。不是“我要学”,而是“要我学”,不是主动积极地怀着强烈的改造自己的要求学,而是被动地为了装饰自己而学的。总之,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世界观问题。老三篇是改造人们灵魂的根本武器,顾阿桃老妈妈就是在努力学用老三篇的过程中成为积极分子的。我亦要如此。以老三篇入门,努力学习老三篇,暂时放下一些书,集中精力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

2月15日

大队下午开了社员大会,反骄破满,农业学大寨。革委会主席储道生在会上讲了话。七一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今年,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队今年计划增产六十万,我们队要增产四万多。任务是较艰巨的。但是,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定能完成。

看了《仇恨的火花》。很感动。工人、贫下中农、少数民族同志、革命干部、文化工作者等都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例,控诉了在旧社会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的苦。我看过几次,但都没这次这样。若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今天还不知怎样,或者去压迫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或者被别人所压迫,成为会说话的牛马。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得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这个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和客观,才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要靠毛泽东思想指路。归根结蒂,我要努力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认真地改造世界观,才能对得起伟大领袖毛主席。

2月16日

服从分工,今天又重新上林业队。原先我不愿去,一则因路远,每天都很匆忙,家务事做不到。二则队里加班工做不到,久不靠工,工分少。更伤脑筋的是社员有意见,说快活啊等等。怎么对得起这些事情呢?我觉得,第一是服从分工,“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对一些个人意见,求大同,在林业队,我要好好干,主动挑重担子挑。有时间干加班就干,家务事抽空干,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而我到林业队不过两三里,与白求恩比起来,我的这些思想就显得极其渺小。总之,到那里都是干革命。

林业队又添了几个人,总人数将达二十五人。林业任务也是很重的。今春要大搞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2月17日

继北京举行声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示威游行,南京、沈阳、南宁、上海、武汉、昆明、西安、广州、天津、重庆、兰州等地都有十几万至几十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它使美帝胆战心惊,使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晚上在林业队学习了“六十条”和“四十条”有关林业的部分。生产队也开了发红旗大会,每个粪坑插上一个,表彰贫下中农为革命积肥。

2月18日

省首届积代会十六日胜利闭幕。杨政委在会上作了讲话。省委决定表扬四十个先进集体和十二名先进个人。并号召全省人民向他们学习,我一定要响应省委号召,努力争取做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公社开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斗争的大会。会后到我队参观。我队农业学大寨虽然前进了一步,但还是很差,对国家贡献还小得很,要反骄破满。

2月19日

上午挑水粪,下午修路。一开始,我因没有挑粪爬过盘陇山,头一担害怕挑不上山,想少挑一点。但想起老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雄壮声音就在耳边回响。我想,只要下决心,一定要挑上山,学大寨出点力,就能不怕腿酸肩膀疼,而达到目的。结果挑一担粪,似乎也没经过多大困难就上山了。从这里,我尝到了一个甜头,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用老愚公的榜样鼓舞自己,就能不怕困难,战胜困难。洪泾人说得好:“学习老愚公,遇到困难朝前冲。”以后,只要遇到类似情况,就要学习老愚公。

发现了一个极其糟糕的问题,就是连老三篇也不能熟背,这就不能保证随时都能学用老三篇。首先,要学会背老三篇。

2月20日

今天早上下雨,思想麻痹。直睡到近八点。明知林业队要上工,不想去,想在队里拿开会工。若不是后来别人拉,还不得去林业队。去了林业队也迟到了。现在想想,还是怕苦情绪作怪。为什么一再反怕苦情绪,而又一再重犯?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发生作用。世界观问题是根本问题。如果不注意改造世界观,不注意把错误言行提高到权、线、观上,那么,虽然错误言行好像被克服了,但根子没挖,还有重犯的可能。怕苦情绪批了好几次,但没上纲上线,所以一直怕苦情绪都在作怪。

学大寨,就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命干,加油干,出大力、流大汗。林副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中也指示要有很大的革命干劲。而大叛徒刘少奇却宣扬什么“要钟爱自己”,鼓吹“活命哲学”,这对我毒害很深。“钟爱自己”,就是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让革命利益服从个人利益,也就是鸠山说的最高信仰,“为自己”。如果大家都这样,就谈不上革命,谈不上全民,谈不上集体。“钟爱自己”,也是怕苦怕死,畏首畏尾,只想维持现状,不敢大胆革新,只敢渐进,不敢革命。“活命哲学”,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学大寨的一个顽固的绊脚石。

今后,这类事再也不能发生。要大反怕苦畏难思想。大批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2月21日

今天,镇江专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王克非主任讲了话。省革委会负责同志也讲了话。会议一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晚上,开了会。公社武装部吴干事讲了话。一大三反运动的标准是看你拥护还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对敌斗争政策是二十七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具体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隐蔽是不能持久的。你不讲,别人也要讲,攻守同盟是不行的。坦白比不坦白好,早坦白比迟坦白好。

2月22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选出了新区委。韦国清同志任第一书记。

下午下雨,学习了河南鄢陵县绿化经验。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今年栽的树就少得说不起来了。还要努力作战。

2月23日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辉指引下,甘肃省召开了第五届省党代会。选出了新省委。冼恒汉同志为第一书记。

晚在煤矿看了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无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杨子荣的高大形象时时激励着我。把杨子荣的一段唱词录下以供学习: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斤铁锁链,为人民开出了万代幸福泉。明知征途有险艰,越是险艰越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能胜天。立下愚公移山志,能破万重困难关。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狂。

2月24日

栽了一天树。晚上学习了北京鼓楼中学军宣队的一位同志的忆苦报告。这个报告虽然已听过,但一次比一次更感到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失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旧社会没有权,劳动人民吃尽万般苦,受尽万般罪。大救星毛主席把广大劳动人民从火海里救了出来。今天,权掌在人民手中,就要把他紧紧保住,不让阶级敌人篡夺。尤其是作者文章最后的几段话,更引人深思。如果我们不紧跟毛主席,拼命干革命,能对得起他老人家吗?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一定要革命千秋,保住江山万代红。

吴干事讲了话。他特别提到出身不好的同志要与家庭划清政治界限。我是不背家庭包袱的。出身不可选而道路则完全可以自己选择。我总要注意,一定要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2月25日

上午栽树,下午挑母液水。接着又浇桑树。开始我打算是不比别人少挑就行了。在挑水过程中,我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要想大家都挑的一样多是不可能的。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应该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能多挑就多挑,尽自己能力干。“不比别人少挑就行了”的想法还是怕苦畏难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一定要批判。

学习了《新华日报》刊登的四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文章。它着重谈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面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写得很好。也批判了我头脑里的一些极“左”的东西。

2月26日

上午浇母液水,下午修路。县委组织公社与公社对口大检查。下蜀、亭子公社与县委负责人检查了我们队,要求我们反骄破满。

下午有人竟替刘少奇翻案。虽然他可能是无意识的。竟说对刘少奇一分为二,有反革命一面,也有“革命”一面。我说,对刘少奇一分为二,是他有反革命一面,还有假革命一面。他是纸老虎,在大批判中首先要藐视它,同时又是铁老虎,还不容易批判它,要重视。有人又提出为什么他能爬这样高。我认为,这表现了我国阶级斗争的复杂。刘少奇原来也似乎做过一些“好事”,但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了掩护自己。这个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啊!

2月27日

上午拖砖,下午公社开了广播大会。杨主任传达了镇江专区党代会的精神。王司令在报告中谈了专区在社教、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总结了经验。最后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加强团结,认真改造世界观,认真搞好斗批改。

杨主任向全公社公布了的最近发生的一起署名为“操为”的反革命通谍案。要求全社革命群众迅速行动起,打一场人民战争。

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由叶剑英同志陪同,下午从无锡到达南京参观访问,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2月28日

听了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文件,反骄破满,文件指出,要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立新功的观点。及大破骄傲自满情绪,大立谦虚谨慎作风。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我一定要牢记。

晚上搞了四类分子评审。对评审有几项政策。

(1)摘帽子九种人必须做到以下几条:

  • 拥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能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 老老实实遵守政府法令;
  • 低头认罪,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 在历次运动中无破坏活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2)在评审中要注意区别的几个问题。

  • 把一般地不满、偶尔说错话、做错事与有意识地宣传封资修,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区别开来;
  • 把有借有还、应还没还与复辟倒算区别开来;
  • 把九种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与不参加集体劳动的,逃避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区别开来;
  • 把小偷小摸与一惯盗窃区别开来;
  • 把出卖自己东西、少量贩卖与投机倒把区别开来;
  • 把一般事故、技术事故与有意破坏区别开来;
  • 把历次运动中的错案、错定与那些不低头认罪、搞翻案区别开来。

(3)对九种人经济政策。

  • 反攻倒算回去的一律退出;
  • 贪污盗窃国家、集体、群众的财物及一切不义之财一律退赔;
  • 私分国家、集体的财产一律退赔;
  • 搞投机倒把的按照政策处理。

3月1日

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农业新丰收》。社论分析了当前全国农村的一片大好形势,提出了夺取农业生产第十个连续丰收年的光荣任务,并特别号召我们知识青年,投身于蓬蓬勃勃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新的战斗号令。我一定要坚决响应,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

上午拖瓦。晚上下了大雨,没有回家,就在林业队睡了。聊聊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深入的继续,是清理阶级队伍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三年暂时困难起,经过社教、文化革命、整党、清队等运动,并没有真正触及到每一个农民的灵魂,也没有真正解决农村社、队,尤其是大队、小队领导班子问题。这次一打三反,比以往运动更深入、更广泛。几乎每个劳动力都被卷进去了。一打三反运动是保证农业学大寨运动健康向前发展的。

3月2日

上午冒着西风开荒,下午拖瓦。早上以为下雨,起得很迟,结果同志们都来上工了,我们还没吃饭。上工时,就发了一些怕冷的议论。说来说去,还是怕苦畏难思想在作怪。以后不能这样。早上要早起,学习杨子荣“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晚上看了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巴桑同志的忆苦报告《血泪的控诉》。想想我们今天所谓的“苦”,比起翻身农奴以前所受的苦,真是有天壤之别。早上那个西风,比起领主的皮鞭,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们干一下活,到时就收工,而农奴却是整日整夜地干着比牛马还重的活,从没听说过“休息”。巴桑同志被领主婆打的皮开肉绽,寸米不进,还得冒着严寒到河边替领主洗尿布,这是什么日子啊!与我们现在的日子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啊!和他们受的苦比起来,我们今天所谓的“苦”,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如果怕现在的并不苦的“苦”,就会受第二遍巴桑同志所经受过的真正的阶级苦。为了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要不怕苦,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

3月4日

学习了浙江省勤俭大队贫下中农学哲学经验。摘录几条:

“毛主席辩论法是个宝,继续革命不可少”

“一分为二是个宝,对敌斗争不可少,贫下中农掌握它,头脑清醒斗志高”

“有矛盾就要斗争,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用‘包’矛盾来‘保’先进,结果‘保’先进必然成为‘保’落后”

“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越学领会越深,越用效果越大”

“辩证法就是分析法,辩论法。越辩,是非越清,越辩,真理越明”

“带着一个问题,学习一个观点,明确一个思想,用出一个成果”

3月5日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八周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用有限的生命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功迹。这是十分值得我学习的。我们天天都在干着平凡的事情,这是社会上最大量、最普遍、最平常的体力劳动。如何在这个日常劳动中自觉地为人民为革命多做贡献,雷锋同志为我们作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我要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日常劳动、生活中,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言行,自觉地多做一点。

生病一天。到宝华医院配了点土霉素等药。给哥哥、姐姐各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在思想上多帮助我。

晚上看了《大寨之花遍地开》。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大寨之花,已在全国辽阔的大地上盛开。学大寨、赶大寨,已成为全国农民的自觉行动。我国农业生产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迈进。

3月6日

上午去干活。下午地质队支援我们一辆跃进卡车,拖石头造蚕房。我们负责下石头带修路,一直干到黑。

学习了林豆豆的文章《爸爸教我怎样学会写文章》。林豆豆不仅讲了写作问题,还讲了政治问题。林副主席对林豆豆,同时也是对我们青年谆谆教导说:“你们这些在新社会长大,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没有直接感受的人来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不可缺的基础课。希望你很好地到实际生活中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做永远的彻底革命派。”林副主席还指出,一个作者必须做到思想过硬、生活过硬、技巧过硬。我比较喜爱文学,对写作也很感兴趣。林豆豆的这篇文章是我学习的好材料。

3月7日

我们镇江专区第一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了。王克非同志当选为地委书记。在这以前,淮阴专区也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董铁山同志当选为地委书记。

今天下石头。在林业队吃了饭,也是干到黑。

晚上送老顾去火车站。谈谈生产队之事。队长到百丈大队参观,受到很大鼓舞。现在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们生产队比百丈、三台阁等先进单位还差得多。不能有任何骄傲自满情绪,要谦虚谨慎,赶先进、超先进、多做贡献。

3月8日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几天报上发表了许多妇女的英雄事迹。《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妇女的伟大革命力量》社论。毛主席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妇女起的革命作用是非常之巨大的。我们要与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作斗争,充分发挥她们的革命作用。

上午挑水煮石灰,下午下石头。干了一天。晚上看了朱志亮同志英雄事迹介绍《红心贴在红线上》。朱志亮同志“毛主席叫我挑千斤,我决不挑九百九”的英雄气概鼓舞我,在革命工作中就要有这种精神,我要努力培养自己。

3月9日

陕西省第五届党代会在延安隆重召开。会议新闻又重新刊登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九年给延安地区人民的复电。会议选出了新省委,李瑞山同志为第一书记。

上午把山芋下了炕。林业队往年栽山芋都靠买苗,今年要自力更生,自己育苗。下午挑水煮石灰时,我的脚有点疼,挑近处我挑了几担。后来到远处挑,我先不想挑,准备用个钉耙在坑边搅搅。但我想起昨天晚上学习朱志亮同志事迹时,又觉得上一种想法不对头,脚疼怕什么,怕的倒是思想上怕苦畏难。于是我又挑起粪桶。

3月10日

由于脚疼,上午搬石头,下午也搬石头,给别人抬。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人,不能抬,换不起来。但我有一分力就出分劲,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应越南党中央和政府邀请,周总理为团长、叶剑英、邱会作为副团长的我党政代表团于五日至八日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越南党政领导人和革命群众无比热情地接待了我代表团。代表团访问成功是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友谊的生动体现。

3月11日

上午和下午都挖墙角。墙角挖的较深。整个蚕房工程将由公社建筑站来完成。蚕房造好后,将给林业队发展养蚕以方便。

今天发表了中越两党、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说: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也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如果美帝国主义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胸怀世界风云,立足本职革命。以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争,直至彻底胜利。

3月12日

河南省第三次党代会隆重召开。刘建勋同志为第一书记。

上午把墙角清清。下午大队叫我们去短那些违背大队命令去扎柴的人的柴。一直搞到七点钟。一开始,我是带着想替林业队搞点柴的想法去短的,但后来决定把柴还给群众而去找干部打通思想时,我就没有热情了。想想这完全是小团体思想作怪。有了这种思想,就只从狭隘的小团体出发,不顾大局。以后不能再有这种思想。什么事都应该从大局考虑,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3月13日

上午挑水粪。下午倒荒。原先我想自己脚疼,就找点别的事干干,甚至歇歇算了。后来又学习了朱志亮事迹。朱志亮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处处拣重活、脏活干。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为什么一见挑粪就不想干呢,这是怕苦的思想。贫下中农天天干重活,可是今天挑粪还是踊跃参加,没有人想休息,可是我却想歇歇,这种想法实际还是种田为自己,把参加劳动看成是高兴就干,随心所欲。而没把参加劳动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是为革命,为毛主席作贡献。我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脚疼算什么。我要在集体生产劳动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自己。

3月14日

青海高原又传来一个喜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青海省第五次党代会隆重召开,会议选出了新的省委。刘贤权同志回到青海任第一书记,张江霖同志为第二书记。各族群众的杰出代表参加了领导班子。

蚕房正式开工。干了一天小工,抬了不少大片。下午想自己脚又没好,又抬了一些,该别人抬了。这种思想一露头,我就想起昨天挑粪的事,不能怕苦,应该拣重担子挑。抬了一下午,也没什么。尝到了甜头。

《新华日报》发表了海门县大兴公社中兴大队的调查报告之一《用毛主席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章着重讲了如何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农民。生产建设首先要搞思想建设。搞物质首先要搞思想,搞精神。我们不但要注意物质成果,尤其要注意精神成果。在一定条件下,思想决定一切,精神决定一切。人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教导,抓紧思想教育,提高人的思想水平。

3月15日

中央开了八十三天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现在逐级传达了精神。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又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翻。”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组织工农大跃进。要把冲天干劲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我国工业产值比任何一年高,三线建设进度加快,国防建设超过最高水平,第二颗卫星又上了天。小土群工业大发展,财政收入大余钱,文教战线形势很好。政治思想战线开展了全国性的反骄破满、批修整风。工业要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次大跃进要做到有数量、有质量、高速度、高标准、有干部、有群众。并提出了大跃进要四靠:一靠毛泽东思想、二靠六亿人民,三靠大寨精神、四靠党的政策。总起来说,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3月16日

上午抬土填墙角,下午大队开了下放人员会议。会上学习了《红旗》三期登载的一篇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文章,并进行了讨论。大队周书记讲了话。他要求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造世界观,反骄破满、不断前进,争取今年当个五好社员。

因为林业队要干晚班,我散会后径直就到了林业队。当时我想在房子里歇歇看看报,等大伙收工后吃过饭再干。但我一拿起报,看到中兴大队调查报告之二上贫下中农的英勇事迹,立即感到想法不对。贫下中农正在为革命出力流汗,而我却要歇歇,这种想法是怕苦思想,要批判。

但是,这种歇歇的想法似乎还有理由,即我已散会了,这半天的任务已完成了,工已拿到了,不干也没有人会说。整个理由其实是不值一驳的。是“种田为工分”的思想,岂但种田为工分,开会也是为工分。半天工拿到了,半天任务就完成了,就能歇歇。和贫下中农比较起来,他们每次开完会都往田里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劳动是为人民服务,开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像王杰同志那样: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没有什么报酬可要求。要工分,一切为工分,是资产阶级追求发家致富的思想。这是腐朽的思想,必须彻底批判。这种“理由”要彻底批判。我应向中兴大队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彻底批判“种田为工分”的思想,牢固树立种田为革命的思想。

3月17日

三月三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在从三日到十五日的十三天中,卫星成功地发回了各种科学实验讯号,现还在进行。

今天,是我实足十八周岁生日。十八年来,我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靠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靠着党的关怀,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培养,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接受贫下中农教育,逐步长大,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大路。现在,我已经达到了入党年龄,达到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年龄,我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铁梅说:“年龄十七不算小,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好比说‘爹爹身上有千斤担,铁梅呀,也要挑上个八百斤’ 。”我年龄十八更不小了。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她老人家说:“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展望未来,前程无限光明。形势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为了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一定要更好地学习,更勇敢地奋斗。

3月18日

今天,是伟大的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共分六节:1、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2、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3、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4、要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5、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6、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百年前,在俾斯麦军队和梯也尔政权的反革命进攻面前,巴黎公社的工人阶级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进攻,用暴力革命撵走了梯也尔。经过著名的巴黎公社选举法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公社的原则是什么呢?即是马克思所总结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阐述这个原则时着重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必须首先在战场上争得解放的权利。这个原则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必须遵循的,是普遍真理。

3月19日

上午倒荒,下午做小工。以前我的迟到现象较多,但还觉得自己时间紧,迟到难免。今天中午原想自己没做小工,不需要十二点半上工,迟点不要紧。吃饭时翻开最新指示。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我下乡接受再教育,就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中午一般小工又较紧。我吃饭后就赶紧上工去了。

“迟到难免”论是错误的。时间紧,忙,是客观事实。既要革命,就不能怕忙。一辈子为革命而忙忙碌碌,是革命者的本色。革命,这个词本身就向我们说明:它没有任何逍遥自在,懒散空间的意思。个人的事虽然较多,但再多也不应妨碍集体的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只能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决不能相反。而迟到,就是要集体利益服从个人利益。迟到,还会使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受到损伤,并会颓废成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不能小视,一定要注意,今后不能迟到。

3月20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战斗在毛主席身边的北京市广大共产党员,选出自己的杰出代表,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新市委。率领北京一批干部正在延安改变陕北面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为第二书记。大会总结了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晚上开会。生产队将去十五人到仓头修建龙镇公路。这条公路修好后,将使交通运输更发达,并促使工农业更大跃进。

收到姐姐的信。她现在深挖5·16小分队,搞运动忙得很。她要求我注意反骄破满,谦虚谨慎向前进。

3月21日

收到哥哥的一份信。中央发了十一号文件,重申对内蒙的全面军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肯定了军管后的大好形势和解放军三支两军的成绩,严厉打击了一小撮妄图扰乱内蒙前线局势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发展了内蒙大好形势。现在,各级革委和党组织正在整建。自治区第一把手滕海清犯了扩大化错误,现在由吴涛同志负责革委会工作。无锡的二十七军也到了内蒙河北一线,内蒙形势越来越好。

哥哥还讲了内蒙知青状况。最后,他对我说:“今天是你十八周岁生日,这表示你已长大成青年人了。愿你青春壮志,凌云高飞,做伟大时代的中流砥柱。”

3月22日

又接着做了一天小工。晚上到东阳看了电影。看了砀山梨丰收和畜业发展的新闻简报后,感到全国到处都在大跃进,并到处都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紧紧跟上形势。

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将把知青调往三线。还没证实。我反正抱着“一生交给党安排”,当真有这回事,那我立即报名,奔赴新的战场。毛主席还在五五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移民垦荒的任务。把沿海的人口向内地疏散,到内地搞垦荒建设,这是一直在进行的工作,并不奇怪。不管到哪里,青藏也好,新疆也好,云贵川也好,内蒙也好,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出发。

3月23日

又做了一天小工。做小工,并不能算苦。有时想想,这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山河啊。改变面貌并不能也不会像神话描述那样突然产生的,而是靠一砖一瓦,一锹一锄逐步完成的。现在,我们在这原是坟堆窝的窑头上建起了五座房子,以此为开端,今后又会造出多少房子啊!这样想,也就并不觉得怎样苦了。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茶缸里的米不知怎的泼在地上,但我见到了却不管。一直等了两天。队长今天向我提出了批评,会计夏后济并讲了过去没粮的苦。他们语重心长的教育我要爱护每一粒粮食,节约每一粒粮食。我一定要注意。古人就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确实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贫下中农战胜了各种灾害后好不容易才拿到家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爱护、不节约呢?我应该向贫下中农学习,节约粮食,节约闹革命。

3月24日

《红镇江报》发表了在内蒙呼伦贝尔草原落户的天津知识青年张勇的英雄事迹。去年八月,十九岁的张勇在为抢救生产队落水羊群时英勇牺牲。

张勇在插队一年多的时间里,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迅速成长。贫下中农(牧)看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给他起了个蒙族名字“乌思琪”(忠诚)。

我要向张勇同志学习。张勇说:“接受再教育,要在主动、自觉上下功夫。”主动、自觉,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张勇同志是做到了这一点,而我在这一点上却差得很远。许多事情,没有主动地贫下中农请教,自以为是,要贫下中农批评才能改正。甚至贫下中农说的话,做的事,也以为是他们应该做的,而不知道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给我们教育。没有自觉地拜贫下中农为师。这个问题很大。下农村只是环境的改变,如果不自觉地接受再教育,那下不下农村还不都是一样吗?这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我一定要向张勇同志学习,主动、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谦虚谨慎向前进!

3月25日

给房守为同志写了封信。谈了我对参加农业劳动的点滴看法。我以为不参加劳动,就是许多知识青年颓废的根源。

上午林业队叫我上街买点菜给拖拉机司机吃。而我上街拖了个把小时,却没买到什么东西。回来受到批评时还强调原因。想想这完全是错的。叫我上街,是对我的信任,而我却辜负了贫下中农,事情如此,那就接受批评吧,可是我当时却不愿接受批评。这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思想作怪。小资产阶级爱面子是一种很坏的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就只愿听表扬话,不愿听批评话,只能升,不能降,最后,就会导致害怕批评,拒绝批评。我一定要抛弃这种错误思想。

3月26日

《红旗》三期发表了北京大学“闻军”的文章《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这篇文章批判了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的反动的“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是三十年代,窃取左联党领导的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迎合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提出的一条反民族反革命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口号。而鲁迅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针对“国防文学”这个反动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是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解放后,窃踞中宣部和文化界负责人的“四条汉子”在刘少奇的庇护下,利用他们篡夺的一些宣传工具,贩卖他们的那一套,反而把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革命口号说成是错的,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直到六六年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才把这个案翻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过去在学校中,我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周扬一伙的影响较深。我看的书也比较多,除了古书与外国书外,本国一般的小说和戏剧、电影的书,都有周扬放的毒在内。我也比较喜爱文学。因此,我要很注意文艺界的大批判斗争,学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学习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批判“四条汉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在我头脑里的影响。

3月27日

上午做小工和泥,下午做小工。中午公社开了林业广播大会,要求在林业战线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晚上扎芦柴至九点。

午饭后写了首诗。我对汉语拼音不很懂,也没学过诗词格律,仅按五十六字写诗。即:无意一天日至午,阳光灿烂春光媚。已从诸师力教地,更应真义满头颅。草舍出得奋勇人,征途万里脚下始。犬吠之声何足奇,军车浩荡大路行。

3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热烈祝贺九号公路大捷》社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紧密团结、英勇战斗,终于粉碎了美帝“蓝山七一九”军事行动,在九号公路战场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

现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武装力量已经能整团整旅的消灭敌军,并像拍苍蝇那样打落许多直升飞机。这标志着,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印度支那人民解放的曙光已经映红半边天空。

跟拖拉机装了一天渣子。晚上学习了朱志亮同志的英雄事迹。我要向朱志亮同志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完成烈士遗留下来的任务而斗争。

3月29日

我国和科威特国经过谈判,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我国和阿拉伯人民友谊的又一发展。

《“合二而一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一文发表。“合二而一论”是叛徒杨献珍在其主子刘少奇旨意下在六四年抛出来的,它集中的代表了唯心论的反动哲学,必须彻底批判。

上午扎芦柴把。因下雨下午生产队开会。老顾同志给我们讲解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照白求恩,我差之何止十万八千里。今天,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纪念白求恩》,更感到亲切。我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努力做到两个“极端”,努力争取做五种人,以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

3月30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及周总理,今天打电报给苏发努冯亲王、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阮友寿主席、黄晋发主席、孙德胜主席、黎笋同志、长征主席、范文同总理,热烈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九号公路战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吉林省第三届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选出了新省委。王淮湘同志为第一书记。

批判“合二而一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无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都是适用的。一分为二,就是革命的辩证法。

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为了提刘少奇反革命政治路线提供哲学根据,竟抛出了反动的“合二而一论”。这种论点,就是只承认对立面的统一,不承认对立面的斗争。用这种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就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四个存在,就会接受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世界,就会看不到复杂激烈的斗争,而接受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合二而一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种“合二而一论”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流毒极深。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受“合二而一论”的影响。而且,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自发的就会产生,“合二而一论”不自觉的也会渗透到我们头脑。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合二而一论”,自觉的学习和运用“一分为二”辩证法,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武装头脑。

3月31日

上午上瓦,瓦上得较快。下午在魏村学习。公社批准了我大队下放人员每月集中休息一天,这是对我们的很大关怀。我们应该抓紧这个学习时间,好好学习。

今天学习了中央二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讨论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及在今天的意义。

会上谈到了扎根问题。看来,多数知青是没有扎根打算的——他们也坦率的承认这一点。自然,我没有讲话。但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依然是存在的。下农村是个形式,扎根到底才是革命的内容。如果下了农村,但不想扎根,不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形式也是空的,没有收到真正的效果。

我的扎根首先从根本上说还是不牢的。如听讲有人分配工作就感到羡慕,有时回避扎根问题等。并用“一生交给党安排”来遮羞。一生交给党安排,是革命青年的革命壮志,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并到干什么就好好干,干出成绩,到那里就安心干,扎根钻研。现在党叫我们到农村,我们就应该安心地干,如果见异思迁,这山望着那山高,那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扎根农村干革命与一生交给党安排这两句口号并不矛盾。如果不扎根农村干革命,那就谈不上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党安排你在农村,而你不扎根农村,那怎能说是无条件的服从党安排呢?我必须彻底批判见异思迁的错误思想,批判“读书做官论”和“下乡镀金论”,在头脑里先扎下立足农村干革命的根,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一年更比一年深。

4月1日

今天是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九大召开二周年。两年来,全国人民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继续革命,乘胜前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现在,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深入批判叛徒刘少奇散布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个黑四论一直影响着革命生产的发展,在当前对黑四论展开大批判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看了彩色影片、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这部影片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看,都是非常成功的。影片塑造的洪常青、吴清华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4月2日

和一天石灰。房子看看是快造好了。

我一直这样觉得,林业队的方向是否有点偏。如对搞钱的副业比较热心,而在大搞植树造林这方面却很被动。林业队应该以林为主。清明节这几天应抓紧育苗,生产队育苗已走到前头。而北瓜稍迟一点不太要紧。我们种北瓜应主要喂猪,而不能主要为钱。总之,应该以林为主,以副养林,全面发展。

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湖北省第三届党代会隆重召开,会议选出了新省委。曾思玉同志为第一书记,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同志为第二书记。

4月3日

我国政府和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喀麦隆在非洲中部的西海岸边。最近一系列的外交承认,说明我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我还认为,也说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不结盟政策正在向社会主义靠拢。

又干了一天小工。还是比较愉快的。

在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男队夺得了团体冠军,日本亚军;日本女队夺得团体冠军,我国女队亚军。

4月4日

干了最后一天小工,房子已告完成。

《人民日报》最近连续刊登了浙江省江山县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介绍《哲学的解放》。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勤俭大队能做到的,别的地方也应该能做到。我应向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学习,努力学哲学用哲学,指导自己的实践。

苏修二十四大在苏修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匆匆开幕。勃列日涅夫竟在会上诬骂中国,猖狂反华。苏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反华只能导致他更快的倒台。

4月7日

在毛主席光辉建党路线指引下,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选出了新省委。中央委员韩先楚、周赤萍分别任第一、第二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任省委书记。

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今天闭幕。我国选手夺得了男子团体、混合双打、女子双打、女子单打四项冠军和女子团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三项亚军。在这次比赛中,我国运动员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口号,以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友谊为目的,向许多国家运动员学到了许多长处。

4月8日

下了一天雨,也休息一天。上午到后西玩玩,和张小峰谈谈。对于知青内调,看来很有可能。我想,很大可能是到军垦兵团。因为如到农村,一则知青生活较忙碌、政治学习时间很少,二则不易使知青很好地接受再教育,如到工厂,那是不太可能,因为提出的是移民垦荒。到军垦兵团,较易培养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集体生活容易锻炼人,适于战备。

我想,不管怎么样,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就立即响应,随便到那儿,也随便干什么。

4月9日

今天下午在新盖起的蚕房里开了“批斗高志华大会”。高志华是我大队王冲生产队的。解放前是汪精卫、蒋介石、白崇禧的忠实走狗。解放后不接受改造,破坏革命和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像这种人,如果不揪出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就无法展开,革命生产就搞不上去。千头万绪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只有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狠狠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才能促进生产的大发展,才能把各项工作搞好。

省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印的71年第1期学习材料已发到。这本书介绍了许多上山下乡人员的先进事迹,很值得我学习。书中登载了“解放军报”为纪念古田会议决议发表四十一周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发表十周年和开展四好运动十周年发表的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前进再前进”。社论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斗争也更加深刻,形式也比以往更隐蔽、更曲折、更复杂。在新形势下,一些曾被批判的突出军事的观点会改头换面重新钻出来。所以,就要求我们紧跟形势,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当旧的东西一露面就批判,就打击,就消灭。

4月10日

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很普遍的常识。人的思想、观点、理论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了实践,任何思想、观点、理论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大叛徒刘少奇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一贯鼓吹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人具有完备的大脑,而思想则是从脑髓得来的。即人的思想,无论正确错误与否,都是天生的。人们用不着改造思想,用不着参加实践。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完全是胡说八道。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大脑是反映客观外界事物的器官,思想就是客观外界事物在大脑的反映。去掉客观外界事物,就没有思想。如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实在无法生活,就会产生推翻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也是这样。我没下农村时,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到了农村,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实践,逐步懂得了农活技巧。而我的大脑跟在城市时没有两样,脑髓也没有什么发展,但由于参加了实践,就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如果照刘少奇的话做,一生一世赖在城市里,那么永远也不懂得农业,而无论头脑如何发达。

在二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两年的农村生活实践中,我逐步体会到,只要紧跟毛主席,坚定不移干革命,自己就会前进,头脑中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刘少奇为反对我们参加革命,竟说什么有的人参加革命,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刘贼大概要以这个说明他的“脑髓产生思想”似乎还有证据。其实不然。只要真心诚意地参加革命,虚心地学习革命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席思想,就会前进,得到成长。只有像刘少奇那样的,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才不会前进,而日益向资产阶级那方后退。

刘贼抛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就是反对“实践第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对人们参加革命实践。我的许多错误都和这种“先验论”相联系。以后,我要经常批判“先验论”,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在头脑里牢牢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前进。

4月11日

今天搞育苗。育苗很重要,不搞好苗,就造不好林。现在育苗,是为两三年后更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做准备。今天育的是马尾松,还要育泡桐、杉木等,这些都是很好的用材料。

晚上大家在一起搓草绳。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约闹革命的方法。规定每人搓三十脱,我由于初学,只搓了二十多一点,这还不算,贫下中农给我指出我搓的质量最差。为什么质量差呢?主要是想求数量,想达到规定,不丢面子。有了这种想法,就不顾质量,不管好坏。结果造成了数量少、质量差。伟大导师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质量不好,数量再多也无用。以后,干什么事,首先要注重质量,正确处理质和量的辩证关系,不可再犯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

4月12日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山东省第三次党代大会胜利召开了。这是山东人民在同窃据省革委会某些领导权的反革命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复激烈搏斗的结果,大会将把山东的斗批改运动推向新阶段。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兼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袁升平任第二书记,六十八军军长张铚秀被选为副书记。

上午育泡桐,下午育杉木。我觉得,林业队现在劳动纪律很差,无政府主义泛滥,而干部又无有力措施去改变这种状况。林业队的活与劳动时间,皆无生产队重与长。而少数人还在叫苦连天。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办?“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我觉得首先要统一领导班子思想,学大寨就要不怕苦,不怕累。要造成一种政治气氛,提高人的觉悟,加强纪律教育,把林业工作搞上去。

4月13日

南通专区和苏州专区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党代大会。张宝珊和刘金山分别任南通和苏州的第一书记。

上午倒瓜路,下午去扎柴。扎柴时遇到了大雨,路滑坡陡,接连跌了几跤。但柴终究扎来家了。

《人民日报》发表了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哲学的解放》。勤俭大队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并把它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要向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学习,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改造世界观,树立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

4月14日

由于夜里下雨,上午休息,给母亲写了封信。母亲很希望我回南京玩玩。我向母亲说明,目前农业学大寨,农村比较忙,我们应当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如果有事回南京还是可以的,但无紧要事就不用回宁。

下午拖了几趟猪粪。一开始,我是想拖几趟的。但别人说歇歇,等等,我就没坚持。结果,下午只拖了三趟。这还是怕苦怕累的懒汉思想起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别人说只是说说而已,而我听别人一说就歇了下来,完全是自己怕苦怕累。批了多少次怕苦怕累思想,而这种思想还起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蒂是世界观没改造好。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世界观不转变,它的表现亦就无法克服。所以我应该狠批资产阶级世界观,把错误思想提高到改造世界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克服。只有这种,才有可能把怕苦怕累思想彻底克服。

4月15日

上午点北瓜,下午在魏村学习。学习了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第三、四节“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要有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第三节主要讲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文章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列宁对待俄国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先进事例,要求我们满腔热忱地积极地支持群众运动,参加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本质天然是好的。在群众运动中,自然会有各种人物的参加,各种派别的出现,各种思潮的影响,这是不奇怪。虽然它会造成运动的曲折,但它也能锻炼人,尤其能锻炼青年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目前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同样要正确对待,要积极投身于运动中。不能落后。我是知识青年,尤其要在这个运动中经受锻炼。

开了几次会,我觉得像这样下去,这个学习会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因为会上发言少,围绕中心谈得更少,干部主持会场也不主动,思想政治路线方面谈得不多,而谈的都是具体问题。也就是把学习制度变成了形式。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应靠大队五·七领导小组。现在,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决不能落后。

4月16日

上午在宝华医院做小工,下午去扎担柴。晚上又下了较大的雨。这雨对麦子来说是不利的,但人定胜天。

姐姐去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现又被选为连队革命战士委员会副主任,进步比我快的多。她来信谈到她的思想斗争。一开始,当听说有的同学被分配到工厂,感到自己吃了亏,后来学习了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教导,勤学苦想,认识到到农村并没有吃亏,农村工厂只是革命分工不同,而目标却完全一致。在农村只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大有作为,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

我应该向姐姐学习,向金训华、沈秀芹等同志学习,为革命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怕苦、不怕死,争取做个“五好社员”。

4月17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山西省第三届党代会胜利召开了,并选出了新省委,谢振华同志为第一书记,曹中南陈永贵张平化为书记。

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个十分激烈复杂的殊死斗争才取得了今天这个伟大的胜利。在全国范围来说,阶级敌人基本上是使用这两个手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是像江苏这样的在革委会成立前拼命阻挠其成立,而必须把阶级敌人揪出来才能成立革委会,这样革委会成立后斗争就没有非常大的曲折,运动就比较正常。一个就像山西这样,阶级敌人削尖脑袋钻进革委会并篡夺了一部分领导权。这些省的革委会成立都较早,但在革委会成立后斗争却出现了一种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局面,所以这些省的党代会召开就较迟。而像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当时在山西炫耀一时的人物,因为他们总想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就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山西省革委会成立后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无法诋毁的,广大革命群众总是要革命,历史车轮总是向前的,不可阻挡的。

各省省级党代会大约在七·一之前开完,然后庆祝党成立五十周年,二报一刊将发表重要文章。九届三中全会估计七·一后召开,国庆节将开四届人大,深挖五·一六的战斗九届三中全会大概将作结论。接着,全国可能要有一个正常的阶段,即阶级斗争不是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白热化的战斗,形式将表现得比较和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持续跃进,人的思想觉悟也要提高的一个新阶段、新水平,并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做好准备。

4月18日

昨天有金线厂人来找,讲了黄述白问题。黄述白偷听敌台,尤其在下放后更犯下罪行,现又潜逃,要求我帮助缉拿。我当然是欣然答允。我是一个革命青年,一个心眼是为着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但我为什么没能早就识别这个人呢?一到农村时我到金线厂找黄述白,对他的印象还比较好。虽然他没敢在我面前放肆地说什么话,但他是在想潜移默化地腐蚀我,而我没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识破他的真面目。这表示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还比较低,社会经验还不足,在曲折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还不能明辨是非。这也可以算是一个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要努力要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觉悟来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提高继续革命觉悟,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今天下午生产队近二十人上山扎柴,影响了春耕生产。我没向队里请假,也上了山,犯了无政府主义错误。分析一下,思想上没有组织观念,以为别人能上山自己也能上山,无必要再向队里请假。晚上开会我作了自我批评,并保证以后不能这样再犯类似错误。

4月19日

报上发表了题为《“一点”精神赞》的工农兵评论。介绍了肖好第同志认真读书的先进事迹。他的主要经验是怀着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克服工作忙、文化水平低等困难,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几年如一日,坚持做到早晨早起读一点,劳动间隙读一点,会前会后读一点,晚上睡前读一点。看到好的学习体会抄一点,听到先进经验记一点,学习心得努力写一点。外出在家一样学,任务轻重一样学,农闲农忙一样学,身体好差一样学。活学活用,学了就用。这种“一点”精神正是我最缺乏的。我现在强调农活忙,任务紧,不少天没捧毛主席著作了,日记也经常拖拖拉拉的。主要问题还是对学习没有充分认识,想自己反正懂得一些书本上的词句,嘴上会说几句,睡觉要紧。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一满,就学不好,不想学。骄傲自满是个大敌,要批判它,才能学好毛主席著作。我应该向肖好第同志学习,抓紧一点一滴时间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4月20日

批判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目前,国民经济出现新的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形势下,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散布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长期来在经济战线上散布了“唯生产力”的反动谬论。他胡说什么“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产、第三还是生产”,“国家就是组织社会生活”等等,他的代理人也大肆鼓吹“生产好就是政治好”,“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诸如此类的谬论,归根结蒂,是鼓吹“生产第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统帅生产。

伟大列宁早就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主席教导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只能是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在经济工作方面,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头万绪抓根本,始终狠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才能把经济工作搞好。

刘少奇鼓吹“生产第一”,就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政治,丢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之纲,埋头于生产之中,奔跑在报表之间,潜移默化,最后把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如果照他的方法去做,那么,生产上不去,跃进来不了,经济发展不大。更严重的是只顾抓生产,不看路线,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甚至会把产品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

刘少奇根本不懂唯物辩证法。辩证法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之间,生产力是起主要作用的,是根本的。但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有时也能起主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刘少奇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叛徒刘少奇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批判了他的“生产第一”的黑货,使我们逐渐懂得了政治必须统帅生产的道路。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批判“生产第一”、“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论调,批判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生产力论”,为革命拼命干,重新安排河山。

4月22日

在宝华医院做了一天小工。为医院盖厕所,盖好之后,将大大方便病人,并为林业队搞肥料。

现在有这一种思想。即怕得罪人。别人也跟我说过,即少讲话,做好人,并说我以前在生产队得罪不少人,现在在生产队印象不佳。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以前在生产队劳动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讲了一些话,得罪一些人,这是事实。但我始终不能承认话讲错了,得罪错了。但群众对我印象都不怎么好。别人不理解自己,我怎么对待别人?说实话,继续像以往那样说话,好像很难办。现在在林业队,因为上工时间和吃林业队点山芋说几句话,就把一些人关系处不好了。不讲话,好像也觉得不对。毛主席说过同工农相结合要有一个痛苦的磨炼,我想,这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才能使贫下中农了解我。我想以后说话是要注意,但有话还是要说的。老好人是我一贯厌恶的,我决不愿做老好人。我要好好劳动,好好工作,让贫下中农考验自己,让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经受磨练。

4月23日

又在宝华医院做了一天小工。我觉得,革命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中,历史的车轮在飞速向前。毛主席指引革命路,前途光明无限美。我们青年人,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不能犹豫,不能畏缩,不能迟疑,否则就要被历史车轮所抛弃。现在,不能停留,不能小步蹓,不能大步走,不能小步跑,而要迈开大步向前飞奔,才能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学习,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坚持不懈认真刻苦,学以致用,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复杂的斗争面前,分清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和抵制错误路线,忠实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红色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江山永远保持鲜红。

4月24日

今天是九大闭幕两周年。两年前,诞生了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两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年前,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的歌声响遍全世界。

下午从公社拖粪到猪场。有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即在倒粪时口子关得很紧较难开。我那时想,反正不是我的车子,我才不去找那份脏的干。但我又想起了毛主席教导“为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不怕苦、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关键时候不要命。而现在是不甚苦,更不要说对我死还差之很远,而我却怕起脏来了,这是什么行为?深查思想根源,怕脏是由于怕病菌传染,也就是大叛徒刘少奇一直宣扬的“活命哲学”。怕脏是现象,“活命哲学”思想作怪才是实质。记得在城市时,有一次看见粪车,还把鼻子捂起来。像这种思想如果不纠正,那就是很危险,就会怕脏、怕苦、怕死,堕落成社会的渣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句话不是凭空说的,贫下中农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我们的表率。在拖粪时他们不怕脏、不怕苦,跑得快,实在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但后来我去开倒粪口子时,只是手脏了一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要锻炼自己,就得不怕脏,不怕苦,不怕死,才行。

4月23日

昨天,美国百万革命群众分别在华盛顿和旧金山举行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的有青年,也有老人和儿童;有学生,也有工农和各方面人士;有黑人,也有白人、印第安人,还有退伍军人和现役士兵等,这次示威的广泛性也是空前未有的。它显示了美国人民的革命潜力和斗争精神。我们坚决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正义斗争,并坚信他们必定胜利,成为美国的主人。

由于下雨,上午在房子里剥花生。今年我大队花生种植计划比往年大,我们要学习外地经验,争取把花生种好。

4月26日

晚上在东阳看了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伏击战》。这是一部介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二次大战时歼灭德国侵略军的战斗故事。

看了二十四日的参考消息。在美乒乓球队访问我国后,美国又邀请我体育或文化团体代表团去美访问。这本不是一件多大的事,但蒋匪帮的《台湾日报》却为此而慌作一团。哀叹蒋匪帮命不保夕,并也竟然咒骂起主子来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美帝就顽固的对中国实行所谓“封锁”。但二十年来,美帝“封锁”政策已随着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而破产,于是美帝不得不在极端仇视我国的时候,又假惺惺的要求谈判,要求改善关系。

这一下可把个蒋匪帮吓得要死。若是不靠美帝支持,蒋匪帮哪能在台湾龟缩至今?美帝在台湾驻扎重兵,维持着蒋匪帮统治,操纵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和军事大权。而华沙谈判第一条,就是要美帝从台湾撤出它的所有军队,这不是要了蒋匪帮的命吗?尽管美帝一再回避这个首要的关键问题而谈论什么“改善关系”,但还是把个蒋匪帮嚇得要死,拼命反对。

奴才和主子的这一仗好不激烈。蒋匪帮实在无能,看不到他们大势已去,只有老实投降,才有出路,否则就要被彻底消灭。主子还算聪明,看出了点大势,也知道要喊几声“改善美中关系”来欺骗人。这本不需要奴才开口,而奴才却偏偏要拆主子的台,真是滑稽之事。

但主子尼克松也有更大的不聪明,也不知道要随大势就必须从台湾撤出它的全部军队。如果他不这样,而又需要用“改善关系”之类词语来欺骗人,奴才和主子之间这场争吵就不会停止。

如果解决呢?历史的必然将是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跨过海峡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省,赶走美国佬,消灭蒋匪帮。但到那时,他们的争吵也宣告结束了。

4月27日

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是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召开一年纪念日。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宴会庆祝,我党政领导人周恩来、黄永胜、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出席宴会。宴会上,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战友欢聚一堂,热烈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决心继续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美帝从印度支那赶出去,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各自问题。

中午看了一下记工本。发现收工回家挑粪并没上。心想,大概那不算工。好像感觉自己吃了亏。这是工分挂帅流毒在我头脑里的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在这里是要求我们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每天晚上我收工比生产队早。我队是公社学大寨的点,搞不好就会使整个公社学大寨的运动受到影响。生产队贫下中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起早干,带晚干,完全不计较工时。我收工回来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多挑一担粪就是为毛主席多出一点力,不挑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可是我挑几担粪却计较起工分来了,还觉得吃了亏,这是什么思想。以资产阶级思想看来,这样干是吃了亏,因为资产阶级是以自私自利为荣的。而以无产阶级看来,这一点也没吃亏,革命青年就是要这样干吗!工分应不应当要呢?我觉得可以不要,因为这是在为集体劳动,不是为私人,根本就不应当追求报酬。雷锋为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难道他要过一点报酬的吗?“工分挂帅”,把工分看得高高的,劳动是为工分的即为私人的,那劳动积极性永远也不能发挥出来。我们应当树立政治挂帅思想,看事要从政治上看。我应当要求自己,收工回来之后还要在生产队干,并且不要工分。

4月28日

在宝华医院做了一天小工。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央发布了纪念口号,共三十二条。这些口号表达了七亿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气概,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

晚上在青年学习时,学习了中共句容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学习肖德龙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肖德龙同志虽是盲人,但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能够明辨是非、英勇地抵制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是天王公社天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我们要向肖德龙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信仰。学习他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自觉改造世界观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以肖德龙同志为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适合于党和革命的思想。

4月29日

上午拖石头准备搭棚子。下午在医院做小工。厕所已快造好,但由于缺少水泥和行条,可能要停工。

原先打算五·一回宁,明天下午开路。中午跟队长请假时,队长说生产队有不少人闹哄哄的想在五·一节到南京玩玩,如果批了我的假那影响是较大的,并要求我五·一后回宁。一开始,我还不怎么想通,——虽然嘴里也答应了。我想自己有几个月没回南京了,这次回家拿蚊帐,时间又不长,真是名正言顺。但对照了白求恩事迹后,就立即觉得这种想法不对。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直到牺牲,兢兢业业,毫无怨言。而我在农村才干了几个月,就想回南京玩玩,还曰“名正言顺”,比之白求恩,差距是多么大啊!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贫下中农的利益出发。现在,贫下中农要求我暂时不回南京,我就应该从贫下中农的利益出发。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利益,就不允许有半点讨价还价。想通这个道理后,我就决定五·一节不回宁,过后再说。

4月30日

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贩卖了一套反动的“人性论”。这个反动论点集中了封资之大成,还披了一张“人民”的外衣,借以迷惑人、吓唬人。由于这个反动论点有一定的社会思想基础,所以他的流毒极广,必须坚持不懈地彻底地批判它,才能肃清它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里,人都分为阶级的。各个阶级有自己不同的思想感情。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煤油大王决不会想到北京拣煤渣老婆子的辛苦,,富人和穷人决没有同样的喜怒哀乐。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性是为阶级的,只有阶级的具体的人性,决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

刘少奇宣扬什么“人民就是由男的、女的、工人、农民……等组成的。他竭力避开阶级这个字眼,奢谈超阶级的什么“男的女的”。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主要决定于人的阶级地位,思想感情,而不是什么性别,职别。男的女的都分阶级的。

从古至今,一切剥削者为了愚弄被剥削者,维持自己的统治,有意识地宣传所谓“人性论”,大肆宣传什么同族同乡同姓即一家,瓦解被剥削者的思想。但是,剥削者所说的“人性论”只是剥削阶级的人性,它与劳动人民的人性决无共同之处。

对我来说,反动的“人性论”的影响也是较深的。如对父亲,界限也没有划得十分清,也没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改造他。对一些朋友熟人的错误思想也不敢批评,怕得罪人。这也是因为我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习不够,尤其是不联系实际所造成的。所以,我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特别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头脑里牢牢确立阶级斗争的思想,看人待事都要从政治出发,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5月1日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革命群众和五大洲的外宾共度节日之夜,隆重纪念这个无产阶级的节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庆祝八十年来国际工运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联合社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上午和朱绍柏到南京林院采树种。和我们联系的是一位在林院毕业分配在我县农林局的同志。母亲见我回宁也很高兴。上午到林院找人未遇。后到大桥参观。上有蓝天白云,下是滚滚大江,大桥像长虹一般,跨过大江,把大地连成一片。这个世界第一流的南京长江大桥,就是我国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指示指引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成的。她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攀登科学最高峰。

5月2日

下半夜突下大雨,吃过早饭仍下着。林院已去不成。俟雨下小些,就到闹市区走走,并带买些东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各地大搞自己的工业体系,商品轻工业品自给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市场货源充沛,任凭挑选。物价低廉。同西方的金融危机对比,我国财政收入大余钱,物价逐步降低,人民币稳如泰山。它充分显示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富强,更加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下午到林院找到了人。她要求我们到大庆路一带去看看有无柏榆树种。于是我们从人民公园北门进去,游览了一下。经上午雨一洗,花木显得格外清新,游人也特别多。人民公园的环湖公路已建成。南京,它在劳动人民手里将建设的更加美丽。

5月3日

早晨又下大雨。朱绍柏决定回乡拿钱来宁买东西。我在上午去林院,如果雨大风狂不好拿种我们就准备回乡了。但朱绍柏回来说等天好打,就不准备走了。

下午到邓小民家玩玩。谈谈下放两年来的体会。后来又一同到夏颂宁家玩玩,并决定一同打种。

给哥哥写了封信。我们虽远隔千里,但都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都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和革命群众同庆“五·一”的喜讯所激动。在这个无产阶级节日里,我们决心虚心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

5月4日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新闻。这些天,报上发表了不少关于贫下中农教育知识青年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报道,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成绩。

三十二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对延安青年发表的演讲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现在,我到农村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已有两年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完全领会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的精神实质。与工农相结合,不但要口头上愿意,而且要行动上实行,更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只结合一天两天,要结合一辈子,一辈子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

为什么说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是革命青年的唯一正确道路呢?我觉得青年人,无论是知识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一般的来说,世界观都还没定型,这时候是决定青年一生的关键时刻,——资产阶级在拼命地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拉拢青年,使青年人变成新的一代精神贵族。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就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阴谋,把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的可靠接班人。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一般地说,青年人都具有热爱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朴素感情。同时,青年人缺少经验,容易上当。在阶级社会里,两种世界观都在激烈地争夺青年。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可以自发地产生的,剥削阶级的四旧又从各方面包围青年,在我们当时所进的学校里受到的又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所以世界观一般是资产阶级的。

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自然而然就能产生的,它必须要经过有意识的灌输和坚持不懈地改造思想才能在头脑里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工作不是光靠知识青年本身力量能做好的。必须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一个青年人,如果不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整天埋头于书本之中,但不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即使满嘴马列主义,但没有基础,经不起革命实践的考验。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有些青年人不注意把与工农结合和改造世界观联系起来,不注意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们的衣服是工农的,但面孔仍是资产阶级的。

我现在在农村,生活在贫下中农之中,整天受着贫下中农的教育,有这样的条件,就应该把自己改造的好一些。党中央号召我们要认真读书,毛主席关于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是我前进的指路明灯,我一定要认真学习。做到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5月5日

上午到林院打种,目前白榆种已落,仅打到极少的一点,决定尽快回乡。

下午到新街口、莫愁路、鼓楼一带买东西。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昨天到南京来进行私人访问。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今天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寿辰。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最后抄录一段马克思语录,以供学习: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5月6日

乘早班车回到乡下。林业队正在打草帘,我们放下背包就干了起来。劳动是愉快的,乡间的空气显然比城里好得多。

前几天公社开了三干会,强调加强学习。现在,在党中央号召下,全国各地正在掀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我们宝华公社也不能落后。三干会后,各生产队都动了,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晚上在大队开了学习辅导员大会。大队党支部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有针对性的选了十条毛主席语录供大家学习。我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点文化,在学习这方面更应努力带头。

5月7日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五·七”指示五周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照耀着我们的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进的灯塔。《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了重要社论《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今天,我已经走上了“五·七”道路,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共战斗。我不能满足于此,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以农为主,兼学别样”,“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不管干什么,首先这个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总是少不了的。这是大方向的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指针,前进再前进!

5月8日

扎了一天草帘子,临晚又搓草绳。由于我搓草绳不熟练,贫下中农搓了四五十脱,我搓了二十脱。这样,跟贫下中农的差距就太大了。所以,我不能有半点骄傲思想,应当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

昨天晚上大队在我们生产队开了讲用会。关磊在会上作了讲用。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各方面都比我做的好,很值得我学习。

今晚大队在林业队开了副业会议。要求副业人员努力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会散后,我们连夜印了十条语录。

5月9日

我国和圣马力诺共和国经过谈判,决定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圣马力诺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它处于意大利共和国中间。

浇了一天树苗。马尾松和泡桐出的都满好。下午我挑水时,看一桶桶拎太慢,就决定下水去按。但是脚上害个疮。在个公私相斗时,到底是为了争速度快些浇好苗,还是慢慢地来?这是我想起了《愚公移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一下决心,下水,疮也不怕。下水去按,果然一点事也没有,这也尝到了一个甜头。

5月10日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大叛徒刘少奇长期以来大肆散布反动的唯心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现在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谁胜谁负问题已解决了,国家的任务只是组织社会生活等等。这种谬论流毒极广,必须彻底批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资产阶级因为自己被推翻而更加疯狂地反抗,小私有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也会成为他们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它使得人们在这个矛盾面前不能有任何徘徊动摇。在政治方面,无产阶级用自己的革命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这两方面,无产阶级都取得了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是很顽固很强大。无产阶级必须占领思想阵地,否则,政治、经济方面的成果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革命的谁胜谁负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面对着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怎么能说“阶级斗争熄灭论”呢?

针对刘少奇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号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万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终于查明刘少奇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物,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徒、内奸、工贼。他嘴里讲“阶级斗争熄灭论”,心里却在打算如何对革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刘少奇用以蒙蔽群众,掩护自己的烟幕弹。如果信了他的这一套,到头来就要让刘少奇上台,把一个人民共和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党中央又向我们发出“批判黑四论”的战斗号令。我们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批判黑四论,做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冲锋陷阵。

5月11日

拖了一天石头,打算在桃园的山包上盖间小房子。下晚,大队抓副业的丁广太来林业队办学习班。老丁主要谈了林业队的发展方向、纪律等问题。要求林业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实现“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而努力。

5月12日

早晨一早起床,准备上江北买糠。我们是经栖霞十月公社石埠桥过江,到六合县八一公社划子口镇,因为今天不逢集,卖糠的很少,我们就到加工厂等了很久。到下午才买了一百斤糠,就回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龙潭地区到苏北农村的。此行更使我感到祖国的美丽,革命的前途,肩上的担子。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年人责任最重大。向前进,青年人。

5月14日

盖房子做小工一天。为了贯彻毛主席“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林业队不请瓦匠,自己动手砌墙滚垛。质量也还好。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访问秘鲁,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国际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5月15日

下午在储山口开了下放人员会议。储道生主任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目前形势大好,一个认真读书的高潮正在大队兴起,读书风气很浓。他要求知识青年也要认真读书,坚持写读书笔记,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个队的知青都发了言,表示要认真读书,熟背十条语录,并活学活用。关磊作了讲用。

通过与一些知青的接触,感到目前不少知青的思想还不很稳定,各种想法都有,但归根结底,都是不想在此地干下去,即使是到新疆内蒙当农民也好。他们认为这里对知青工作没做好,知青不受重视,以及生活的问题等。我觉的,知青嘴上还是比较会讲的,但理论不能联系实际。“自觉”,这对于一个人是最重要的。但我们这些知青没有做到。如在抽背十条语录时,不少人就不会背,我也漏了一段。这足以使我们警惕。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可以因自己有点文化而为当前的学习运动做点事情,最少也应带个头。而我们连十条语录都背不上,比之贫下中农真是差得太多了。我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实际行动做一个学习的促进派。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九二三年三月)

 

胡景北2016年7月28日注:这里的斜体字内容写于日记本天头。它们和同一页的日记内容有关,但又不属于日记内容。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很容易看到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中国人吃饱饭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不过,对我来说,改开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可能比经济成就更为突出。举个例子,一对夫妇在街上搀搀手这个现在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在改开之前可是大错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对夫妇亦可能被视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坏分子”。记得1980年前后报纸曾专门讨论公交车上一对年轻夫妇搀手的行为该不该谴责。而1987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下发文件,禁唱刚刚传入大陆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我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作为改开起步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工作不是开创更不是顶层设计后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反,该次会议完全没有预见到后来的改开。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打破之前无所不在地统治着中国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普通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正是这一不算开阔可来之不易、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宝贵空间,为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的民间发起的经济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难以想象四十年前绝对专制下的景象。那时候,最高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可不是街头巷尾的调侃话,而是报纸上的官方语言。那时候,报纸上书籍上引用最高领导人的话,要特别地用黑体字突出标明的。那时候的大众媒体只有报纸和无线电广播,而每一份报纸的第一版最上方,一定是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每一天广播都以对最高领导人的颂歌开始。那时候,一切言论和行为必须以领导人的话为标准;任何背后议论都是反革命罪行;那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表示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最高领导人的不满,就会受到惩罚。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它人没有思考空间,任何创意都无从生发。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也没有行为空间,任何与众不同的言行都被视为“封资修”行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行为)。那时候,也谈不同意见,谈主动性积极性,但它们只是在最高领导人绝对正确的前提下讨论如何更好理解最高领导人的某句话,如何主动积极地做最高领导人乐意的事情。超出这个范围的不同意见与主动性积极性都是错误的,严重一些甚至还是反动的。因此,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是天方夜谭。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就是通过公开承认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和于此相应的部分制度错误即对最高领导人的无限权力安排,而在事实上打破和放弃了笼罩中国社会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从此,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人再享有无限权力,没有一个人的话再“自动地”成为真理和其它所有人言论与行动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再能够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不敬议论和背后批评,皇权的势力范围从无限蜕变为有限。有限皇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而普通人也终于有了在不同真理不同标准之间选择的权力、甚至有了自创真理自立标准的权利。而只要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对某个人的忠诚也就不复成立。这是因为,报章宣传的毕竟是忠于真理;而一旦真理不为某一个人所垄断,忠于某一个人的要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样,中国的社会环境开始宽松,报纸头版不必一定要刊登领导人语录,书报杂志不必再用黑体突出领导人语录,领导人的话也不再成为普通人言论和行为的唯一标准,普通人也就开始有了思考、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空间。

回顾一下1978年的“两个凡是”争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真理标准讨论”(即宣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随后开始流传的“白猫黑猫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石头过河论”,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出现的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趋向。其实,从学理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法并不成立。早在1978年,一位稍长我的中学校友、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校友的章铮先生便清楚地批评过该说法的错误。不过,我们国家四十年来津津乐道这一说法的根本原因,是它否定了某位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官方定论,而与学理完全无关。由于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地区的实践都可能与他人、他企业、他地区不同,因此,真理标准的实践论、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论,就为每个人、每个企业和每个地区自行其是提供了根据,也为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提供了根据。

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一点。他说:“一听到群众有一些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选第二卷第145页)。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意味着人们可以私下议论政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说私下议论,是因为如果可以公开议论,政治谣言这种现象本身就不会存在了。政治谣言本身只是政治专制的副产品。可是在1978年之前,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被禁止的,甚至会被作为反革命定罪。当然,随着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反革命罪”后来也不得不取消。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大大促进了政治谣言的流传,进一步否定了领导人的真理化身,强化了个人自由思考的心理基础。举个例子,在最近三四十年中,每个乘坐北京出租车的人,都可能听过出租车司机对国家大事的侃侃而谈,其所谈内容,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类为政治谣言。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不但否定了政治领袖的真理化身,而且还否定了各级领导人的“正确化身”。在这之前,不但皇权无限,最高领导人是真理化身,而且各级领导人也是正确化身。一个人对某个企业、学校、人民公社或其它单位领导的不满,便是“对组织的不满”,“对现实不满”,便会受到惩罚。因此,关于单位领导人的议论,亦属于“政治谣言”而被打击压制甚至立案追查。那时候流行的政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审查的其实不是被审查对象对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制度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其所在单位领导人的态度。而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使针对任何级别的领导人的政治谣言都不再受到制度性的追查。实际上,在最近四十年中,许多中国普通人也许很少听到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谣言,但一定常常听到关于某个单位某个地区领导人的政治谣言。而所有这些政治谣言的社会作用之一,就是把一个人正确性从绝对化变成相对化,就是让每一个人开始思考和自我判断。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是社会环境宽松的重要标志。社会环境宽松的具体体现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空间,他们现在可以独立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了。比如农民可以自己出售粮食了,城市人不再必须到指定的粮店(那时候买米买面不但要粮票,而且只能到指定的粮店买),而是可以自己决定到那家粮店买米了。企业也开始“松绑”了,有了若干产供销的自主决定权,渐渐地,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个人到外地探亲不需要报“临时户口”了,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了,企业可以自主招工了,外出农民工的正式称呼也不再是“盲流者”,结婚不要单位证明了,离婚也容易了。哈金那本著名小说“等待”(Waiting)描述的十八年离婚马拉松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但如今中国离婚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容易。二十多年前重新开始的中国股票市场,让一些人开始以炒股为生,不属于任何特定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大约十四年前,普通人不需要理由也可以拿到护照了。至于歌曲,我们今天有意无意听到的几乎全是过去被贬的“靡靡之音”,过去独占歌坛“革命歌曲”大概只是在大妈的广场舞里还能够听到。

毫无疑问,1978年开始的社会环境宽松只是相对的。人们对各级领导人的公开和私下批评往往依然要被惩罚,企业和个人的决策依然需要考虑重重政治因素,政府依然过分强势,法院依然拒绝受理从企业改制到互联网控制的所有申诉。但即使如此,饱受专制之苦的中国人依然充分利用这一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抓住这一环境下的每一个机会挣钱、娱乐、学习,甚至表示自己的政治意见,从而改善自己的境况,发挥自己的抱负。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这种自主、自发和自由的主动行为,是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能够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小岗村和随后的农民进城与建立乡村非农企业经历的自主行为,就会发现我们所赖以骄傲的经济改革,其创意完全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普通人在其多少获得了的自由空间里为了实现个人愿望的自发行为,顶层只是适应和顺应了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早期在中国建立互联网的开创者的自由行动,回顾一下年轻人对外国知识和外来事物的自发热情,我们就能够体会,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即使仅仅是相对的—既体现了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巨大变化,也为中国人精神面貌、为中国的改开和富裕提供了基本框架。

“夜话”2018年第16期,2018年11月30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的起步

1978年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能脱离世界变化大趋势讨论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封闭国家,中国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纪念改开40周年,我们需要回到1978年,了解1978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它成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份。

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来说,1978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应当是当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说法,“实际上,当时中国所亟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提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这次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不过,该次工作会议没有发布公开文件。公开的标志性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因此,我们只能以公报为依据并参照其它公开资料来回顾1978年发生的事情。

再读一遍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们发现“改革”这个词汇在那里仅仅出现两次,并且和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之类句子中的“改革”一样,仅仅指对计划经济的小修小补,不包含任何后来我们经历的改革的含义。至于“开放”一词,公报中毫无踪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农业,一点是法治。在农业问题上,会议公报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农业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受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会议第一次隐晦地承认了中国人吃不饱肚子的事实。但除了从计划经济角度支持农业外,公报没有提出任何与毛政府时期不同的农业和农村改革措施,反而强调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全会为此还特别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可我们今天知道,要不是全会召开当月秘密出现的农民自己冒死开创的联产承包制,要不是全会召开两年后就开始的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措施,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根本走不出几步,普通中国人现在还吃不饱肚子。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随后发生的农村改革,不但完全超越了这次全会的精神,而且和它的精神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我们今天纪念的特定的“改革开放”完全无关。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大量文章,把改开直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起来,不禁让我心生疑窦:那些文章的作者读过或者写作前再读过一遍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吗?

但是,在中国这个政府权力过大的国家中,政治远远重于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之所以把1978年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年,不是因为它跨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而是因为它跨出了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最重要一步,从而为最近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打开了一泻千里的闸门。

仅仅从字面看,我们不会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经济和农业问题上和过去的类似公报有任何重大区别。但它与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其它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的重大区别,却在于它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在于它摒弃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提出无论对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第一次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第一次认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第一次表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第一次声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的强调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这句话:“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这里根本没有提及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忠实于任何党派或个人。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侵犯公民权利的,只能是有权的人侵犯无权的人,做官的侵犯老百姓,大官侵犯小官,中央主席侵犯副主席的公民权利;不遵守国法党规的,享有超于法律之上特权的,首先也是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公报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说到底只是对刚去世的毛泽东的一种声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甚至用了“亡党亡国”这么严重的词汇。在那些天天歌颂毛主席的中国老百姓那里,在那些饿死屈死都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人那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最高级公开文件所用的“亡党亡国”一词的含义呢?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无论在依然纪念毛泽东的人中还是在要求追查毛泽东的人中,都很少有人理解毛泽东把中国搞到了接近“亡党亡国”的地步。是的,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几百年来只有崇祯皇帝和慈禧太后把中国带到了“亡国”边缘,“亡党亡国”之罪怎么能和“人民的救星”、“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联系起来呢?但是,内部人知道真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知道真情。正是在骇人听闻的真情面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高级干部才第一次公开地要求最高领导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得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应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首先出于与会的高级干部对自己个人命运的担忧与保护。有多少与会者明了“公民权利”的含义?有几个人在提到“公民权利”时同时想到比如下属的知情权、农民的迁徙权、工人的工资谈判权、普通人的言论权?他们呼吁公民权利,首先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同事只因为领导人的一时喜怒而成阶下囚。全会公报中列举并为其恢复名誉的人,例如彭德怀、陶铸、陈云、习仲勋、黄克诚、薄一波等等,都忠于共产党,却又因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而被定为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派。他们要为自己伸张冤屈,就要呼吁民主与法律。刘少奇临死前想到宪法何在,这些要求恢复名誉的人在受到毛泽东迫害时同样想到了宪法和党章。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们诉求宪法党章,诉求法律民主,既为自己平反,也为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新的迫害。而他们的行为同时为中国以离开皇权专制为标志的政治变革打开了大门。

作为中国政治的局外人,作为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关注中国变化的普通中国人,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先皇的公开谴责和对皇权的公开限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1911到1949年的短短38年外,皇权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无限的。这一无限的皇权既得到皇帝和臣子的认可,也得到百姓的认可。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大救星”等等,反映的都是皇权的无限性。我本人年轻时同样是无限皇权的热心拥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49年之后,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重新习惯了无限皇权的状态中,第一次明确放弃了无限皇权,并且通过局外人今天依然不清楚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也确实从那以后避免了皇权的无限扩大。因此,1978年以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皇权的有限性,一方面让其它官员有了独立裁量和决策的空间,让普通人有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让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从天命或者历史规律或者神迹下落为功劳或绩效。所以,正是这个有限皇权作为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使得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后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态势,使得中国在市场化、自由化、多元化、公开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并且由于在这一方向上,中国取得的经济绩效最为显著,所以,我们又习惯地把1978年迄今的四十年视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把对1978年的纪念错误地视为仅仅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念。

“夜话”2018年第15期,2018119

(2024年9月2日发布到微信公众号时有少许修改)

(注: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出处是:“一九七八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8768445.html,2018年11月8日检索。)

以下为最初发布的原文:

1978年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虽然不能脱离世界变化大趋势讨论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封闭国家,中国内部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纪念改开40周年,我们需要回到1978年,了解1978年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导致它成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份。

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来说,1978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应当是当年1110日至12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12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说法,“实际上,当时中国所亟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提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这次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不过,该次工作会议没有发布公开文件,公开的标志性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因此,我们只能以公报为依据并参照其它公开资料来回顾1978年发生的事情。

再读一遍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们发现“改革”这个词汇在那里仅仅出现两次,并且和1949年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之类句子中的“改革”一样,不包括任何后来我们经历的改革的含义。至于“开放”一词,公报中毫无踪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农业,一点是法治。在农业问题上,会议公报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农业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受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会议第一次隐晦地承认了中国人吃不饱肚子的事实。但除了从计划经济角度支持农业外,公报没有提出任何与毛政府时期不同“改革”措施,反而强调坚持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可我们今天知道,要不是后来的农村基本制度变革,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思路根本走不出几步,中国人现在还吃不饱肚子。就此而言,我有理由相信,纪念改开40周年的大量文章,由于仅仅限于经济改革,文章的作者可能在写作前没有读过或者再读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其实,在中国这个迄今为止由上层主导的国家中,政治远远重于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之所以把1978年视为中国改开的起步年,不是因为它跨出了中国经济改开的步伐,而是因为它跨出了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决定性步伐,从而为最近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打开了一泻千里的闸门。

仅仅从字面看,我们不会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经济问题上和过去的类似公报有什么重大区别;它与其它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的明显区别,在于它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例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无论对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公报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且进一步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的强调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这句话:“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这里根本没有提及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忠实于任何团体或个人。

我们知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侵犯公民权利的,只能是有权的人侵犯无权的人,做官的侵犯老百姓,大官侵犯小官,中央主席侵犯副主席的公民权利;不遵守国法党规的,享有超于法律之上特权的,首先也是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公报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说到底只是对刚去世的毛泽东的一种声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甚至用了“亡党亡国”这么严重的词汇。在那些天天歌颂毛主席的中国老百姓那里,在那些饿死屈死都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人那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最高级公开文件所用的“亡党亡国”一词的含义呢?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无论在依然纪念毛泽东的人中还是在要求追查毛泽东的人中,都很少有人理解毛泽东把中国搞到了接近“亡党亡国”的地步。是的,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几百年来只有崇祯皇帝和慈禧太后把中国带到了”亡国”边缘,“亡党亡国”之罪怎么能和“人民的救星”、“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联系起来呢?但是,内部人知道真情,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知道真情。正是在骇人听闻的真情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集中的中国高级干部才第一次公开地要求最高领导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不得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应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法律和民主的强调,首先出于与会的高级干部对个人命运的担忧与保护。有多少与会者明了“公民权利”的含义?有几个人在提到“公民权利”时同时想到比如下属的知情权、农民的迁徙权、工人的工资谈判权、学者的言论权?他们呼吁公民权利,首先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和同事只因为领导人的一时喜怒而成阶下囚。全会公报中列举并为其恢复名誉的人,例如彭德怀、陶铸、陈云、习仲勋、黄克诚、薄一波等等,都忠于共产党,却又因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而被定为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派。他们要为自己伸张冤屈,就要呼吁民主与法律。刘少奇临死前想到宪法何在,这些要求恢复名誉的人在受到毛泽东迫害时同样想到了宪法和党章。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们诉求宪法党章,诉求法律民主,既为自己平反,也为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新的迫害。而他们的行为同时为中国以离开皇权专制为标志的政治变革打开了大门。

作为中国政治的局外人,作为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关注中国变化的普通中国人,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皇权的公开限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19111949年的短短38年外,皇权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无限的。这一无限的皇权既得到皇帝和臣子的认可,也得到百姓的认可。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大救星”等等反映的都是皇权的无限性。我本人年轻时同样是无限皇权的热心拥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49年之后,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重新习惯了无限皇权的状态中,第一次明确放弃了无限皇权,并且通过局外人今天依然不清楚的内部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也确实从那以后避免了皇权的无限扩大。因此,1978年以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皇权的有限性一方面让其它官员有了独立裁量和决策的空间,让普通人有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让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从天命即历史规律或神迹下落为功劳或绩效。所以,正是这个有限皇权作为必要条件之一,使得中国社会在1978年以后保持了改革开放的态势,使得中国在市场化、自由化、多元化、公开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并且由于在这一方向上,中国取得的经济绩效最为显著,所以,我们又习惯地把1978年迄今的四十年视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把对1978年纪念狭义地视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念。

(注: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出处是:“一九七八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8768445.html2018118日检索。)

“夜话”2018年第15期,2018119

 

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线序

公历贰、叁千年之交,网络起于欧美,继于中国。其时,吾不揣浅陋,建主页,开夜话,写博客,今十又七年也。近承笺惠,乃青年才俊,言网络进步如电光石火,主页博客早已式微,而微信日盛,吾当重拾夜话于斯。吾惧文旧。对曰新新变幻,终系于本;人心之本,惟扬善抑恶,此乃亘古之旧与万世之新;君当惧文字之不善,何惧文字之旧乎?乃信其言并托其事,且受邀为序如次。

吾生于乱世,年十三而失于学,十五迫以农作为生,隙以学文。农作者,较之“煮酒卖浆者流”又下也。夫煮酒卖浆者,尚能走街串户,自谋营生;农者则困守村舍而不可擅离,循令而植却常无足食。且其时毁圣贤之书,禁西人之说,贬理化之科,仅余圣旨及应制文耳。吾之“学文”,实乃收朝廷之专制意识,畜马列之仇恨观念,兼识得七八千字矣。恰四秩之前,地动中国,天变五洲;农人重掌耕锄而终脱饥馑,贡院再转蠹枢亦复弛学禁。吾有幸而入榜,从识稗变辩文。后竟愧列于学者之间,勉力为文字之业;可见其变之烈,在国亦在人也。当时,正所谓古留圣贤书,外来哲理卷,朝廷圣光衰,书肆复满客。由是,吾才知专制不堪、仇恨不必;为人须克己爱人、温良恭让;为政得民主共和、自由法治。然吾中国虽出乱世,未入治世,秩序不明,公义不彰。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尝为匹夫,诚知兴亡之际,虽匹夫不能免责;然学者之责,不但在兴亡之际,更在治乱未明之时。盖学者之责,首在揭示方向,提示世人,与众生归良知有礼,助国家趋治世以顺,而避兴亡之极端也。夫兴亡之时,学者虽能如诸葛或曾文,出相入将,救江山于将倾,但万民已陷水火,生灵已遭涂炭,悔之不及,此古训也。故学者虽有专攻,然于洁身自好、术业有成之旁,针砭时弊,匡正世风、批评极端,又乃不却之责。况当今之世,民智已启,民生已成,民主已势,学者不必再图帝王师、为稻粱谋,而应直面天下百姓,作反听内视、倡淳朴人心、吁清明政治。夫博客、微信诸网络媒体,既不必官府报批或重金求刊,更可直面百姓,既为学者,敢不用乎?

吾之夜话,源自少时饥寒与后来游学之人生。惟吾之人生,受制于社会变更甚矣。集六十余年教训,吾以为当今之世,共和宪政、平和社会,为个人张良知、成大器之至要,亦为国家入治世、民族立世界之至要,故夜话所及,涉人生、经济及政治多也。而所述之言,仅为一孔之见。今传于微信,诚惶诚恐;错谬之处,若得诸君斧正,不胜感激之至;而若能于求仁求真求共和之途,助一二人,则吾心足矣。

是为微信公众号序。

“夜话”2018年第14期,201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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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中国改开四十周年纪念系列(1)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到,要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同样,在全世界都看到苏联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今天回顾四十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变迁,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看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联。虽然中国经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大规模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就努力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争取加入在这之前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世界银行(并在1980年加入),向它们提供当时仍然在本国保密的统计数据,寻求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项治国建议,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来中国投资,派遣自己的官员和青年去资本主义世界学习。

中国是幸运的。上天眷顾中国,让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早赶上了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潮流。只有长期苦于英国病折磨的撒切尔夫人于197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和中国的邓小平遥相呼应。里根在美国、科尔在西德都还迟了一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1986年、前苏联1988年开始改革。高举反资本主义大旗的印度、埃及等国家,到前苏联彻底垮台后才开始改革。所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过程中抢得了先机。别小看这十年或八年的先机,它让中国在最近四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拔得了头筹,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序远远超过四十年前先于中国的许多国家。而几乎其它所有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等)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都比中国更犹豫、更缓慢。

更准确地说,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在中国榜样的带动下,开始自己靠拢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国的榜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可比性。欧美诸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新自由主义,本来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本性所致,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反攻;同时,欧美本属发达国家,其经济的兴旺与否、怎样兴旺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无涉:不发达国家本来就和英、美存在巨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否会继续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撒切尔新政带来的英国经济增长和里根新政带来的美国低通货膨胀,对他们都毫无触动。可中国和英、美不同。对几乎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可资比较并且更为贫穷的国家。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历史,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历史,中国的贫穷与计划经济也和其他穷国一致。从苏联开始,建立计划经济就是避免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常常在西方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极左理论家来说,不发达国家要搞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品、资本就必然要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起来,因此必然要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所以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顺理成章地被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奉为国策。

在中国之前,尽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改变了贫穷的面貌,但对世界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领导人来说,对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亚洲四小龙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共前沿基地而已,其繁荣亦是英、美援助的产物,它们甚至可视为英、美的一个郡或州,因此,它们对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示范作用。可中国不同。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投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主要发展资金显然来自内部,用国际援助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更别说早就接受国际援助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从没有改变过国内的贫困。1978年后中国贫穷的迅速缓解、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只能从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和外部的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解释。

比如,英美国家货架上的琳琅满目,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象征。但刚刚还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苦于缺乏生产能力的中国,刚刚所有消费品还极度短缺、几乎所有日用品都得凭票供应的中国,刚刚还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中国,几年之间,商店就摆满了货物,票证就失去了价值、居民脸上就褪去了菜色。这才是奇迹。每一个到中国参观的外国领导人都震动了。从最早参观北京大学院墙外农贸市场的撒切尔夫人,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参观北京的戈尔巴乔夫,还有无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为中国货架突然变得琳琅满目、中国人竟然能够吃饱饭而震撼。最后,中国最贫穷的人口—–农民还从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直接获得了十分明显的好处:绝大部分农民不但能够吃饱饭了,而且,他们还能够自主地离开村庄外出打工,也就是能够直接和资本相结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贫穷人口的减少,几乎全都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吃不饱饭的城市人和乡村人。

在中国的榜样面前,没有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到触动、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不感到震动;在中国的榜样面前,原先占据世界舆论主流的极左理论,像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马克思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还有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以及许多亮眼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文化理论,或者说,所有这些占据世界舆论主流地位、以反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顿时失去了光泽。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或者任何理论来说,事情变的很清楚:不搞市场经济、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贫穷就无法改变;而在任何国家中、任何文化下,大多数人总是不情愿贫穷的。我自己在毛泽东政权时之所以安于贫穷,是因为我相信了毛政府无孔不入的“忆苦思甜”宣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宣传。生活在其它贫穷但不封闭信息的国家中的人,相信了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关于贫穷只能慢慢改变、而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是改变贫穷最好方式的理论。所以,中国大部分人口在1978年以后迅速脱离吃不饱饭的绝对贫穷,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中国的奇迹,从根本上推翻了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的发展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了从原东德横跨原苏联直到越南柬埔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推动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转变。

正是在中国的带动下,国际资本从不发达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恶魔,变成迎之唯恐不恭的贵宾;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和国际资本结合;全世界走出农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今天,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第一次遍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从主导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扩展为全面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所以,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际上成了推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带动世界各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头羊。没有1978年中国的改变,没有中国从内部出发的对绝对专制的放弃和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仅仅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革命,仅仅发达国家走向新自由主义,全世界不会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体系;全世界(包括最贫穷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不会有那么多人脱离贫穷;全世界也不会有那么多农民转移到城镇。而世人现在看到的,更可能是欧美重现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依然停留在国际潮流之外,停留在贫穷之中,当然也停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夜话”2018年第13期,2018年10月29日

注:本次发布时略有文字改动。2024年8月20日

[以上是美西时间2024年8月20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版本。以下是最初发布的版本]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象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并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样,在苏联不得不承认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而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今天回顾四十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变迁,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看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联。虽然中国经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大规模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就努力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争取加入在这之前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世界银行,向它们提供当时仍然在本国保密的统计数据,寻求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项治国建议,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来中国投资,派遣自己的官员和青年去资本主义世界学习。中国是幸运的。上天眷顾中国,让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早赶上了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潮流。只有长期苦于英国病折磨的撒切尔夫人于197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和中国的邓小平遥相呼应。里根在美国、科尔在西德都还迟了一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1986年、前苏联1988年开始改革,印度、埃及等反资本主义的国家到前苏联彻底垮台后才开始改革。所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过程中抢得了先机。别小看这十年或者十五年的先机,它让中国在最近四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拔得了头筹,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序远远超过四十年前先于中国的许多国家。而几乎其它所有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等)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都比中国更犹豫、更缓慢。

更准确地说,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在中国榜样的带动下开始自己靠拢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国的榜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可比性。欧美诸国走上新自由主义本来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本性所致,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反攻;同时,欧美本属发达国家,其经济的兴旺与否怎样兴旺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无涉:不发达国家本来就和英、美存在巨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否会继续扩大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撒切尔新政带来的英国经济增长和里根新政带来的美国低通货膨胀,对他们都毫无触动。可中国和英、美诸国的地位不同。对几乎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可资比较并且更为贫穷的国家。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历史,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历史,中国的贫穷和计划经济也和其他穷国一致。从苏联开始,建立计划经济就是避免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常常在西方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左倾理论家来说,不发达国家要搞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商人、商品、资本要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起来,因此必然要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所以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顺理成章地被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奉为国策。

在中国之前,尽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改变了贫穷的面貌,但对于世界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领导人来说,对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亚洲四小龙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共前沿基地而已,其繁荣亦是英、美援助的产物,它们甚至可视为英、美的一个郡或州,因此它们对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示范作用。可中国不同。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投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主要发展资金显然来自内部,用国际援助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更别说早就接受国际援助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从没有改变过国内的贫困。1978年后中国贫穷的迅速缓解、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只能从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和外部的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解释。英美国家货架上的琳琅满目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象征。但刚刚还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苦于缺乏生产能力的中国,刚刚所有消费品还极度短缺、几乎所有日用品都得凭票供应的中国,刚刚还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中国,几年之间,商店就摆满了货物,票证就失去了价值、居民脸上就褪去了菜色。这才是奇迹。每一个到中国参观的外国领导人都震动了。从最早参观北京大学校墙外农贸市场的撒切尔夫人,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参观北京的戈尔巴乔夫,还有无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为中国货架突然变得琳琅满目、中国人竟然能够吃饱饭而震撼。最后,中国最贫穷的人口—–农民还从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直接获得了十分明显的好处:绝大部分农民也能吃饱饭了并能够离开村庄外出去打工,也就是能够直接和资本相结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贫穷人口的减少几乎全都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吃不饱饭的城市人和乡村人。在中国的榜样面前,没有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不感到地震;在中国的榜样面前,原先占据世界舆论主流的左倾理论,像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马克思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还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哲学理论、历史理论、文化理论,或者说,所有这些占据世界舆论主流地位、以反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顿时失去了光泽。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或者任何理论来说,事情变的很清楚:不搞市场经济、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贫穷就无法改变;而在任何国家中、任何文化下,大多数人口总是不情愿贫穷的。我自己在毛泽东政权时之所以安于贫穷,是因为我相信了毛泽东无孔不入的”忆苦思甜”宣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宣传。生活在其它贫穷但不封闭信息的国家中的人,相信了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关于贫穷只能慢慢改变、而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是改变贫穷最好方式的理论。所以,中国大部分人口在1978年以后迅速脱离吃不饱饭的绝对贫穷,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中国的奇迹,从根本上推翻了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的发展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了从原东德横跨原苏联直到越南柬埔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推动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转变。正是在中国的带动下,国际资本从不发达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恶魔变成迎之唯恐不恭的贵宾,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和国际资本结合,全世界走出农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今天,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第一次遍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从主导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扩展为全面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所以,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际上成了推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带动世界各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头羊。没有1978年中国的改变,没有中国从内部出发的对绝对专制的放弃和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仅仅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革命,仅仅发达国家走向新自由主义,全世界不会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体系;世人看到的更可能是欧美重现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依然停留在国际潮流之外,停留在贫穷之中,当然也停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夜话”2018年第13期,2018年10月29日

我写故我在

我于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尤其非专业的东西不时记录一下,并且以”夜话”之名发布在个人主页上。若干年来,也自以为写了一些文字。没想到这几天整理夜话,才赫然发现自己在2016和2017两年内,每年才写了两篇夜话!当然,所谓”赫然发现”,并不正确:自己对此其实一直有意识,但从来没正视。只是这次整理,让自己逃无可逃、不得不正视之时,才”突发出”一种震惊的感觉。而从震惊生发出来的自我意识,便是”我写故我在”。

记得就在2002年,我不但写过一篇督促自己的夜话”我思故我在”,而且还写了一篇鼓励别人的夜话”你思故你在”。在前一篇夜话中,我希望自己以”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和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在后一篇夜话中,我提示别人”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两篇夜话都强调思考才是一个人存在的标识。我不熟悉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两篇夜话里,我使用的词汇”存在”,是从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的”在”顾名思义引申出来的。据说他的那句名言直译应当是”我思,我才是我”。宽泛而言,当时我的理解是,我思,我才是我,我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不过,从发现自己近年来每年才写两篇夜话的震惊中,我得到的教训却是”我写故我在”。近年来,我依然在思考,在读书。比如,我读了一些自然史人类史方面的书,试图了解过地球如今所处的间冰期可能持续的时间等等,努力思考过经济学中的非农化问题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问题。因此,如果用”我思故我在”的标准来衡量,我应当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没有向这个世界显示出我的思考,不但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声称”我思故我在”呢?因此,我的教训是不但要思考,而且要写作。我思故我在,是内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我写故我在,是外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毫无疑问,没有思考,写作便是无源之水;但没有写作,思考可能无迹可寻亦无法深入,因为一般人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从事的推理有限,人必须把思考的中间结果记录下来并根据这样的记录做进一步的思考,否则,思考难免肤浅。聪明者如爱因斯坦,都在看书时带着笔随时记录,可见记录和进一步的写作对思考的作用。

回顾当年农村经历。今天,我之所以能够说那近十年的农村生活是活生生的自己的存在,不但是因为那时也在思考,同时也因为、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那时写下了许多日记,在艰苦劳作之余记录下自己的存在。现在,作为一个以”码字”为职业的我,回顾自己前两年经历时,我很难说自己那时”存在着”,因为我既没有像农村生活时那样大篇幅地写日记,也没有写其他什么文字。那两年自己的历史,几乎就是空白。因此,我的教训是,思考,只是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思考加写作,才是自己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此而言,我写故我在。

“夜话”2018年第12期,2018年10月23日

共和尚未成功、共和必将成功  ——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

三年多前,有关部门找我聊天,我已经谈了自己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看法。今年我本已放弃就这个日子写点东西的计划,而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狭隘的经济学。

然而,几天前接到一位经济学教授的来信,其中提到“不管什么普世派,民主派、宪政派,还有毛派,其实我们都是一派,就是‘共和国派’”。

我很奇怪,那位教授好像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竟然把这些不同派别都归入“共和国派”。他的信提醒我,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学者教授,尽管天天说共和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

因此,我决定还是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写点东西,因为辛亥革命的目标恰恰是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因为在中国谈共和国就必须谈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亦必须谈共和国。

谈共和国首先要正名:什么是共和国?从汉语词源说,“共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周厉王专制暴戾被国人驱逐,其时国无君王,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那一年便被称为“共和元年”,按现在的西元纪年法是公元前841年。正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时间表;这之前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时间包括周厉王登位年份都是谜。共和十四年,国人把厉王的儿子重新奉为天子,共和结束。这之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无一天无皇帝,有时候甚至同时存在几个互相争斗的皇帝。而从司马迁之后,儒生学者也从未把“共和”当做一回事讨论过。

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也许是认真考察西欧社会制度的第一国。我斗胆猜想,当年日本学者遇到法语“république”、英语“republic”和德语“Republik”后,可能翻遍汉语古籍,发现《史记》中的“共和”与这个西欧词汇有异曲同工之妙,遂将它译成日语汉字“共和国”或“共和政体”。这大概是1870年前后的事情吧。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应当很快就把这个新词汇带回中国,从此,“共和”在中文里也被当成“république”的翻译词。国人那时习惯用单字,因此常用“民国”来指称现在我们说的“共和国”。民国和共和国的意思完全重合,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大韩共和国对当时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回事,它们的英语翻译也都是Republic of China 和 Republic of Korea。

那么,今天中文的“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查一下网络,“在线新华字典”的解释如下:共和,gònghé,〖republicanism〗也称共和制。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http://xh.5156edu.com/html3/1761.html)

查一下词典。我发现的汉语词典对“共和”的解释有下列诸种。

《词源正续集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版第175页):

共和:国体之名称。国家主权在全体之人民。不立君主者。英文为republic。或译为民主政体。日本译为共和政体。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1987年印刷,第287页):

共和国:与“君主国”相对。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国家。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例]世界上有不少共和国,如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胡景北注:该词典没有“共和”或“共和政体”的解释}

《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页):

共和: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元首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共和制是当今世界主要政体共和国:指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版第479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共和制: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国内各种词典很多。但绝大部分词典对“共和”与“共和国”的解释应当与上述词典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现代中文的语境中,共和的核心含义是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通过选举产生。

一百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共和,与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共和含义相同。而正是这一含义的共和才把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起义、政变、光复和造反区别开来。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朱元璋的元末起义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为类似,两者的纲领也几乎相同。前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后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完全相同,后一句精神一致,区别仅仅在第三句即帝制还是民国(或共和国)。朱元璋恢复中华的目的是重建汉人王朝,帝王来自天命,救济天下百姓;孙中山恢复中华的目的是新建共和政体,元首出自民选,国民掌握主权。

有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很好地揭示了这里的区别。深感大清皇恩的冯国璋曾发誓说,谁把清廷赶下台、自己当皇帝,他就杀了谁。他带枪质问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是让谁当皇帝,袁回答“全国国民”,冯国璋一时“无所措”。不过,冯国璋后来变成坚定的共和国派,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冯本人在中国的共和国历史上还任过副总统和代理总统。他去世时,当时的众议院还特别同意拨款五万八千元(当时货币)为其举行国葬。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百年前中国的人心所向。在那刚刚出现电报而几乎还没有电话、谈不上海底电缆和互联网的时代,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才过去三十多年,他总结共和制度的“民有、民治、民享”名言就为国人耳熟能详。奈斯比特  (Naisbitt) 写《中国大趋势》,说到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时,后者对他背诵了林肯的这段英文原话。我们现在五六十岁的一代人,无论对毛泽东如何评价,只要当时是学生,如今依然能够熟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的学生无论相信与否,大概终生也不会忘记林肯关于政府应当“民有、民治、民享”的语录。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谈共和,无论保持清廷的虚君共和,还是推翻清廷的无君共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大家谈的都是共和,都是民选。辛亥革命起义为的是共和,袁世凯接受清廷命令、统兵镇压武昌起义前,对清廷提出的受命要求也是共和,甚至清廷也承认了共和,清廷退位诏书明确宣告:“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廷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总统,誓词也是共和。北洋军阀尽管常换政府,但每届上台所宣称的也是共和。1927年蒋介石到南京、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建立的政权都自动地名为“共和国”。清廷退位一百年来,中国公开否定共和、实行帝制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一百天,可见共和观念之深入人心。

然而,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查一下词典就会发现,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辛亥革命追求的共和,共和国远远不是我们中国的事实。例如,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现在都号称共和国,尽管共和国从一百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中国和世界的人心所向,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我们五六十岁这代人,一辈子从来没有领到过任何关于国家元首的选票。我们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听到词典中对“共和国”的标准解释。我们甚至还把政府“民有、民治、民享”视为反动言论,搞得连江主席也只能在外国人面前褒奖地复述这句话。事实上,辛亥革命至今的一百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表面共和、实际帝制。蒋介石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毛泽东以“社会主义”和“大救星”为由,便分别把自己变为终身国家元首。由于他们不像袁世凯那样明确地黄袍加身,由于他们禁止任何对共和的讨论甚至谈论,以至于大多数国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都不再思考共和国是什么,都把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当然事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出的元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可以从许多方面理解,但核心是共和。“革命尚未成功”指的首先是共和尚未成功。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共和成功的标志呢?很简单,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国标准汉语词典上对共和的定义: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而选举的含义又是一个人自由地、无恐惧地选举自己比较认可的人成为国家元首。中国一天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一天便没有成功共和,中国就继续处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从专制向共和的过渡阶段。

时间跑得真快。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中国走出封建专制已经一百年了。时间走得又真慢,一百年了,中国还没有走入共和政体。不过,从传说中的大禹儿子建立帝王制度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专制;从有确切记载的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到辛亥革命,中国亦经历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与此相比,一百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让中国走完从专制到共和的路程。法国皇权专制不过二三百年,可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到共和国稳定下来还用了差不多一百年时间。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不必自卑。一百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还没有把共和从虚名变成事实,但今天的中国人比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辈还是有了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之一,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懂得共和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共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超越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超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超越了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超越了贵族和平民,超越了政党和团体、超越了文化和习俗,如同铁路和计算机一样,超越了这一切对人群和社会加以分类的概念。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区别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别的主义,而是共和与专制。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毁灭共和制度不再需要光明正大地做皇帝;一个国家元首,即便他是被自由选举出来的,只要他取消对国家元首继续的自由和定期选举,他便取消了共和,共和国便徒有虚名。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懂得,用任何理由取消共和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多灾难。

我相信,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一百年中,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国人,会想出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的理由。中国人在过去一百年中遇到的抵制共和的新概念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未来一百年中可能会遇到更新的抵制共和的概念。但我同时相信,作为亚洲第一个创立共和国的民族,中国绝不会成为亚洲最后一个让共和制度名副其实的国家。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后辈纪念辛亥革命二百周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宣布中华民族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我的信念不但建立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上,建立在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宣示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变迁的思考上。

是为辛亥革命一百年记。

“夜话”2011年第18期,2011年10月15日

2024年8月发布到微信时略有改动。

(注1:在2011年11月15日发布时,最后标识为:“夜话”2011年第18期,2011年10月10日作,2011年10月15日修改毕)

(注2:本文曾作为 “夜话”2018年第11期,2018年10月10日再次在本个人主页发布过。当时,在正文前面加上一段话如下:“今天10月10日,想到辛亥革命,亦想起七年前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短文,乃改用微信重新发表”。)

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 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

最近,吉林大学的双科院长(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李晓教授发表了一篇自称是“认真准备”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演讲,表达他对当前美中贸易战的受辱感和对中国国运的危险感。该演讲迅速被凤凰网转载并冠以“今年最犀利的演讲”之美誉,然后又迅速地在网络上传播。然而,在我看来,这篇演讲只是他本人受辱感的忽悠和升级版。李教授忽悠的受辱感暴露出他本人便属于“智识义和团”。“智识义和团”并不可怕,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可怕的是,他把自己的受辱感升级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从而把“智识义和团”向群众义和团扩展。由于李教授不但是国内外少有的双科院长,而且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还是“新世纪优秀人才”(百度“李晓”词条),因此,李教授应当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和世界经济的资深专家,他的忽悠也就特别吓人特别容易蛊惑人心。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上海的胡范铸先生把自己对李教授的批评冠以“请教”之名。我虽然仅仅任过一个学院的院长,但辩论不看头衔,看文字本身。而从李教授的演讲看,李教授不但缺乏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而且缺乏知识分子必备的理性思维,完全够不上教授称号。因此,下面我不用李教授、而用李先生来称呼。

“受辱”是李先生演讲的中心思想(借用小学生作文课用词)。李先生受辱的根据如下: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300亿美元,向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因此,双方互增关税,中国最多只能针对1,300亿美元进口商品,而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的5,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因此中国无法对等增税反击,所以,美国对超过1,3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增税,“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最具羞辱性的行为”。李先生“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一说,表明这位双科院长既缺乏学术底蕴又缺乏国际贸易常识。在国际贸易史上,逆差国使用贬值、提高关税等手段减少逆差,是常见甚至正常现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看到任何学者(不是政治家或者普通人)认为这样的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所以,说这类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应当是李先生的一大发明。按照他的发明,中国减少或避免受辱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也向美国出口1,300亿美元产品,而决不多出口哪怕一美元产品。如果这样的话,李先生应当批评中国为什么要多出口以自取其辱。但李先生一定矢口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显然要美国让中国多出口。可见,李先生的受辱感和他口口声声说的理性思维毫无关联。相反,他的受辱感直接与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应当具备的理性思维相抵触。

再举一个例子,李先生一定知道我国1994年1月1日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5.57元一下子猛降到1美元=8.72元。这是我国对美国的重大羞辱吗?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好像没有哪个国家或学者认为那是对美国的羞辱吧?李先生应当也不例外。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承受严重逆差而某国对中国的顺差又占中国总逆差的一半以上,我国会怎么办?李先生一定建议我国用增税或贬值或配额等手段来降低逆差。李先生会把他的这一建议看作对某国的“羞辱”吗?我相信,李先生不但不会那样看,而且还会强调逆差给我国造成的损失,强调降逆差是我们不得不为之的措施。那时候,李先生是理性的。可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把理性一以贯之,而非自己降逆差时理性,对方降逆差时感性。

受辱感在我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我和李先生一样,青年时代也有强烈的祖国受辱感。但我后来扩展了自己的思考范围。李先生好像还囿于青年时的思维模式,李先生的受辱感来自于他所说的“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这一说法是否符合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人们还有很多争论。不过,至少在一点上人们是有共识的,就是日本侵略我国确确实实是日本的错。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日本当年侵略我国的目的还是建立一个大的东亚共荣圈以对抗西方。而如果没有西方的决定性帮助,我和李先生的家乡可能至今依然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当然,对普通人来说,事实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理感受。可是,李先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能止于心理感受,而应当要求他注意事实。如果李先生也仅仅依靠中学学得的知识和由此生发的受辱感受而发表演讲,那么,李先生自然容易落入他自己所批评的非理性思维的“智识义和团”中。

作为世界经济方面的高级专家,李先生即使有受辱感,首先也应当去研究比如少向美国出口500亿美元商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不利影响,研究美国对中国某类商品加增25%关税后,该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供求变化以及对该商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影响等等。然而,李先生不做这样的正事,反而把他的受辱感高强度地发挥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他的思路显然是先把这场贸易战视为对中国的羞辱,然后悲观地认为中国必败(至少在贸易顺差减少意义上的必败),接着得出 “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的结论。他的演讲被称为“最犀利的演讲”,原因也在于此。可是,他的这一结论,说到底只是升级自己的受辱感,把它转变为带有暴戾性质的报复感。因为,一旦中华民族到了危险时候,贸易战就变成我国和美国全面为敌战争的一部分,贸易战也就成了李先生所说的“国运之战”,此时,李先生也只好依靠群众义和团了。

如果说美中贸易战和中国国运有关,我们首先要问李先生的是中国应当有什么样的国运。从李先生的演讲中可以看出,第一,李先生认为中国不应当对美国市场依赖过深。那么,在保持一定顺差的前提下减少对美出口,不正是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吗?其实,我国政府早就提出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依赖。所以,如果这场贸易战的结果是中国净出口减少,内需扩大,那不是顺中国国运吗?难道李先生认为把美国打败从而更多地向美国净出口是符合中国国运的吗?第二,李先生指出在国际竞争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看来李先生认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是顺中国国运的。由于李先生用正面语气特别提到了“斯密经济学原理”,因此李先生所说的现代市场体系应当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在这次贸易战中提出的其他要求,比如要求中国用市场方式而非政府强制方式转移和开发核心技术,和中国建立市场体系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按照李先生的说法,也是顺中国国运的。当然,也许美国提出这些要求的时机不对,但李先生讲的国运显然超出了对时机问题的狭隘考虑。第三,李先生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不利于中国国运。但是,对这一点,李先生除了夸夸其谈以外,没有提出论证。如果说美国从来就是在遏制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现在才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呢?如果美国现在特别地遏制中国,那么,又是什么导致美国这样做的呢?对后一个问题,李先生的回答仅仅是美国需要捕捉目标,需要一个敌人。这样的说法等同于关上理性思维的大门,所以,李先生从非理性思维的受辱感出发,始终在非理性思维内绕圈子。

李先生演讲获得广泛转发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作为“智识义和团”的受辱感,在民众普遍感觉我国难以在贸易战中取胜的时候,唤醒了民众的受辱感;而他把受辱感提升到“中国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高度,又为自己的受辱感涂上了悲壮和英勇的色彩。可惜的是,在李先生多少还能够说出一些经济学常识的时候,李先生的受辱感又显得那么地非理性。胡范铸先生客气地说他未脱“智识义和团”思维,而在我看来,李先生活脱脱地是一个“智识义和团”团员的形象。

最后说几句科普的话。李先生在演讲中特别希望学生独立思考。但独立思考的前提是理性思考。理性思考讲逻辑。我已经指出李先生的受辱感完全没有理性思维的支撑,其原因就是李先生所说的受辱感的原因完全没有逻辑。在严格意义上,缺乏逻辑的思考不足以成为“思考”,而会流于忽悠。李先生的这篇演讲便是一篇忽悠,一篇挂着高级知识分子头衔的蛊惑人心的义和团忽悠。

“夜话”2018年第10期,2018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