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辛亥革命

{今天10月10日,想到辛亥革命,亦想起七年前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短文,乃改用微信重新发表)

共和尚未成功、共和必将成功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

记得三年多前,有关部门找我聊天,我已经谈了自己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主要看法。今年我本已放弃就这个日子写点东西的计划,而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狭隘的经济学。

然而,几天前接到一位经济学教授的来信,其中提到“不管什么普世派、民主派、宪政派,还有毛派,其实我们都是一派,就是‘共和国派’”。

我很奇怪,那位教授好像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竟然把这些不同派别都归入“共和国派”。他的信提醒我,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学者教授尽管天天说共和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

因此,我决定还是为辛亥革命100周年写点东西,因为辛亥革命的目标恰恰是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因为在中国谈共和国就必须谈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亦必须谈共和国。

谈共和国首先要正名:什么是共和国?从汉语词源说,“共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周厉王专制暴戾被国人驱逐,其时国无君王,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那一年并被称为“共和元年”,按现在的公元纪年法是公元前841年。正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时间表;这之前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时间包括周厉王登位年份都是谜。共和十四年,国人把厉王的儿子重新奉为天子,共和结束。这之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无一天无皇帝,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有时候甚至同时存在几个互相争斗的皇帝。而从司马迁之后,儒生学者也从未把“共和”当做一回事讨论过。

日本在东亚文化圈中首先接触了西欧国家制度并遇到法语“République”、英语“republic”和德语“Republik”。日本学者翻遍汉语古籍,发现《史记》中的“共和”与这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遂将这些西欧词汇翻译成日语汉字“共和国”或“共和政体”。这大约是1845年即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时的事情。又过了几十年,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再把这个翻译带回中国,从此,“共和”在中文里也被当成“République”的翻译词。国人那时候还习惯用单字,因此常用民国来指称共和国,它们的意思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大韩共和国对当时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回事,它们的英语翻译也都是Republic of China和Republic of Korea。

那么,今天中文的“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查一下网络,“在线新华字典”的解释如下:

共和,gònghé,〖republicanism〗也称共和制。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http://xh.5156edu.com/html3/1761.html)

查一下词典。我在图书馆发现的汉语词典对“共和”的解释有下列诸种。

《词源正续集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版第175页):

共和:国体之名称。国家主权在全体之人民。不立君主者。英文为republic。或译为民主政体。日本译为共和政体。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1987年印刷,第287页)

共和国:与“君主国”相对。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国家。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例]世界上有不少共和国,如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胡景北注:该词典没有“共和”或“共和政体”的解释}

《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页):

共和: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元首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共和制是当今世界主要政体

共和国:指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版第479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

共和制: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估计其他词典对“共和”与“共和国”的解释应当与上述词典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现代中文的语境中,共和的核心含义是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通过选举产生。

10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共和,与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共和含义基本相同。而正是这一含义的共和才把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起义、政变、光复和造反区别开来。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朱元璋的元末起义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为类似,两者的口号也几乎相同。前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后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完全相同,第四句精神一致,区别仅仅在第三句:帝制还是共和。朱元璋恢复中华的目的是重建帝制王朝,帝王来自天命,救济天下百姓;孙中山恢复中华的目的是新建共和政体,元首出自民选,国民掌握主权。

有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很好地揭示了这里的区别。深感大清皇恩的冯国璋曾发誓谁把清廷赶下台自己当皇帝他就毙了谁。听说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他便带枪去质问袁世凯清廷若退位谁当皇帝,袁回答“全国国民”,冯国璋一时“无所措”。不过,冯国璋后来变成共和国派,并且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两件大事上厥功甚伟;以至于在中国的共和国历史上还当了一任共和国总统。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100年前中国的人心所向。在那刚刚出现电报而几乎还没有电话、谈不上海底电缆和互联网的时代,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才过去四十年,他总结共和制度的“民有、民治、民享”名言就为国人耳熟能详。奈斯比特 (Naisbitt)写《中国大趋势》,说到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时后者对他背出了林肯的原话。现今五六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对毛泽东如何评价,只要当时是学生,如今依然能够熟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入学的学生无论相信与否,大概终生也不会忘记林肯关于政府应当“民有、民治、民享”的语录。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谈共和,无论保持清廷的虚君共和,还是推翻清廷的无君共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大家谈的都是共和,都是民选。辛亥革命起义为的是共和,袁世凯接受清廷命令统兵镇压武昌起义前对清廷提出的受命要求也是共和,甚至清廷退位诏书也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廷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总统,誓词也是共和。北洋军阀尽管常换政府,但每届上台所宣称的也是共和。1927年蒋介石到南京、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建立的政权都自动地名为“共和国”。清廷退位100年来,中国公开否定共和、实行帝制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100天,可见共和观念之深入人心。

然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查一下“共和”的本意又会发现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辛亥革命追求的共和,共和国远远不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例如,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现在都号称共和国,尽管共和国从100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中国和世界的人心所向,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我们这代人一辈子从来没有领到过任何关于国家元首的选票。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听不到词典中对“共和”的标准解释。我们甚至还把政府“民有、民治、民享”视为反动言论,以至于江泽民前主席只能在外国人面前褒奖地复述这句话。事实上,辛亥革命至今的100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表面共和、实际帝制。蒋介石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毛泽东以“社会主义”和“大救星”为由便分别把自己变为终身国家元首。由于他们不像袁世凯那样明确地黄袍加身,由于他们禁止任何对共和的讨论甚至谈论,以至于大多数国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都不再思考共和国是什么,都把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当然事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出的元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可以从许多方面理解,但核心是共和。“革命尚未成功”指的首先是共和尚未成功。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共和成功的标志呢?很简单,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标准词典上对共和的定义: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而选举的含义又是一个人自由地、无恐惧地选举自己比较认可的人成为国家元首。中国一天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一天便没有成功共和,中国就继续处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从专制向共和的过渡阶段。

时间跑得真快。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中国走出封建专制已经100年了。时间走得又真慢,100年了,中国还没有走入共和政体。不过,从传说中的大禹儿子建立帝王制度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专制;从有确切记载的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到辛亥革命,中国亦经历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与此相比,100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让中国走完从专制到共和的路程。法国皇权专制不过二三百年,可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到共和国稳定下来还用了差不多100年时间。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不必自卑。100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还没有把共和从虚名变成事实,但今天的中国人比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辈还是有了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之一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懂得共和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共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超越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超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超越了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超越了贵族和平民,超越了政党和团体、超越了文化和习俗,如同铁路和计算机一样,超越了所有这一切概念。今天中国人懂得了区别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别的主义,而是共和与专制。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毁灭共和国不再需要光明正大地做皇帝;一个国家元首,即便他是被自由选举出来的,只要他取消对国家元首继续的自由和定期选举,他便取消了共和,共和国便徒有虚名。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懂得用任何理由取消共和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我相信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100年中,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国人会想出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的理由。中国人在过去100年中遇到的抵制共和的新概念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未来100年中可能会遇到更新的抵制共和的概念。但我同时相信,作为亚洲第一个创立共和国的民族,中国绝不会成为亚洲最后一个让共和制度名副其实的国家。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后辈纪念辛亥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宣布中华民族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我的信念不但建立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上,建立在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宣示上,而且建立在我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变迁的思考上。

是为辛亥革命100年记。

2011年10月10日作,2011年10月15日修改毕

“夜话”2011年第18期,2011年10月15日

“夜话”2018年第11期,2018年10月10日

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 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

最近,吉林大学的双科院长(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李晓教授发表了一篇自称是“认真准备”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演讲,表达他对当前美中贸易战的受辱感和对中国国运的危险感。该演讲迅速被凤凰网转载并冠以“今年最犀利的演讲”之美誉,然后又迅速地在网络上传播。然而,在我看来,这篇演讲只是他本人受辱感的忽悠和升级版。李教授忽悠的受辱感暴露出他本人便属于“智识义和团”。“智识义和团”并不可怕,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可怕的是,他把自己的受辱感升级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从而把“智识义和团”向群众义和团扩展。由于李教授不但是国内外少有的双科院长,而且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还是“新世纪优秀人才”(百度“李晓”词条),因此,李教授应当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和世界经济的资深专家,他的忽悠也就特别吓人特别容易蛊惑人心。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上海的胡范铸先生把自己对李教授的批评冠以“请教”之名。我虽然仅仅任过一个学院的院长,但辩论不看头衔,看文字本身。而从李教授的演讲看,李教授不但缺乏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而且缺乏知识分子必备的理性思维,完全够不上教授称号。因此,下面我不用李教授、而用李先生来称呼。

“受辱”是李先生演讲的中心思想(借用小学生作文课用词)。李先生受辱的根据如下: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300亿美元,向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因此,双方互增关税,中国最多只能针对1,300亿美元进口商品,而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的5,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因此中国无法对等增税反击,所以,美国对超过1,3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增税,“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最具羞辱性的行为”。李先生“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一说,表明这位双科院长既缺乏学术底蕴又缺乏国际贸易常识。在国际贸易史上,逆差国使用贬值、提高关税等手段减少逆差,是常见甚至正常现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看到哪位学者(不是政治家或者普通人)认为这样的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所以,说这类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应当是李先生的一大发明。按照他的发明,中国减少或避免受辱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也向美国出口1,300亿美元产品,而决不多出口哪怕一美元产品。如果这样的话,李先生应当批评中国为什么要多出口以自取其辱。但李先生一定矢口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显然要美国让中国多出口。可见,李先生的受辱感和他口口声声说的理性思维毫无关联。相反,他的受辱感直接与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应当具备的理性思维相抵触。

再举一个例子,李先生一定知道我国1994年1月1日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5.57元一下子猛降到1美元=8.72元。这是我国对美国的重大羞辱吗?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好像没有哪个国家或学者认为那是对美国的羞辱吧?李先生应当也不例外。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承受严重逆差而某国对中国的顺差又占中国总逆差的一半以上,我国会怎么办?李先生一定建议我国用增税或贬值或配额等手段来降低逆差。李先生会把他的这一建议看作对某国的“羞辱”吗?我相信,李先生不但不会那样看,而且还会强调逆差给我国造成的损失,强调降逆差是我们不得不为之的措施。那时候,李先生是理性的。可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把理性一以贯之,而非自己降逆差时理性,对方降逆差时感性。

受辱感在我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我和李先生一样,青年时代也有强烈的祖国受辱感。但我后来扩展了自己的思考范围。李先生好像还囿于青年时的思维模式,李先生的受辱感来自于他所说的“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这一说法是否符合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人们还有很多争论。不过,至少在一点上人们是有共识的,就是日本侵略我国确确实实是日本的错。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日本当年侵略我国的目的还是建立一个大的东亚共荣圈以对抗西方。而如果没有西方的决定性帮助,我和李先生的家乡可能至今依然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当然,对普通人来说,事实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理感受。可是,李先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能止于心理感受,而应当要求他注意事实。如果李先生也仅仅依靠中学学得的知识和由此生发的受辱感受而发表演讲,那么,李先生自然容易落入他自己所批评的非理性思维的“智识义和团”中。

作为世界经济方面的高级专家,李先生即使有受辱感,首先也应当去研究比如少向美国出口500亿美元商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不利影响,研究美国对中国某类商品加增25%关税后,该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供求变化以及对该商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影响等等。然而,李先生不做这样的正事,反而把他的受辱感高强度地发挥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他的思路显然是先把这场贸易战视为对中国的羞辱,然后悲观地认为中国必败(至少在贸易顺差减少意义上的必败),接着得出 “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的结论。他的演讲被称为“最犀利的演讲”,原因也在于此。可是,他的这一结论,说到底只是升级自己的受辱感,把它转变为带有暴戾性质的报复感。因为,一旦中华民族到了危险时候,贸易战就变成我国和美国全面为敌战争的一部分,贸易战也就成了李先生所说的“国运之战”,此时,李先生也只好依靠群众义和团了。

如果说美中贸易战和中国国运有关,我们首先要问李先生的是中国应当有什么样的国运。从李先生的演讲中可以看出,第一,李先生认为中国不应当对美国市场依赖过深。那么,在保持一定顺差的前提下减少对美出口,不正是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吗?其实,我国政府早就提出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依赖。所以,如果这场贸易战的结果是中国净出口减少,内需扩大,那不是顺中国国运吗?难道李先生认为把美国打败从而更多地向美国净出口是符合中国国运的吗?第二,李先生指出在国际竞争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看来李先生认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是顺中国国运的。由于李先生用正面语气特别提到了“斯密经济学原理”,因此李先生所说的现代市场体系应当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在这次贸易战中提出的其他要求,比如要求中国用市场方式而非政府强制方式转移和开发核心技术,和中国建立市场体系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按照李先生的说法,也是顺中国国运的。当然,也许美国提出这些要求的时机不对,但李先生讲的国运显然超出了对时机问题的狭隘考虑。第三,李先生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不利于中国国运。但是,对这一点,李先生除了夸夸其谈以外,没有提出论证。如果说美国从来就是在遏制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现在才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呢?如果美国现在特别地遏制中国,那么,又是什么导致美国这样做的呢?对后一个问题,李先生的回答仅仅是美国需要捕捉目标,需要一个敌人。这样的说法等同于关上理性思维的大门,所以,李先生从非理性思维的受辱感出发,始终在非理性思维内绕圈子。

李先生演讲获得广泛转发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作为“智识义和团”的受辱感,在民众普遍感觉我国难以在贸易战中取胜的时候,唤醒了民众的受辱感;而他把受辱感提升到“中国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高度,又为自己的受辱感涂上了悲壮和英勇的色彩。可惜的是,在李先生多少还能够说出一些经济学常识的时候,李先生的受辱感又显得那么地非理性。胡范铸先生客气地说他未脱“智识义和团”思维,而在我看来,李先生活脱脱地是一个“智识义和团”团员的形象。

最后说几句科普的话。李先生在演讲中特别希望学生独立思考。但独立思考的前提是理性思考。理性思考讲逻辑。我已经指出李先生的受辱感完全没有理性思维的支撑,其原因就是李先生所说的受辱感的原因完全没有逻辑。在严格意义上,缺乏逻辑的思考不足以成为“思考”,而会流于忽悠。李先生的这篇演讲便是一篇忽悠,一篇挂着高级知识分子头衔的蛊惑人心的义和团忽悠。

“夜话”2018年第10期,2018年7月8日

9.1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问题

第九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9.1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问题

上一章说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某个时点上,一个经济体系可以同时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均衡与包括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个商品市场的均衡,并得到均衡农劳比和均衡价格。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变化,经济将会稳定在这个均衡的农劳比和价格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某个时点的均衡说明,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点。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经济可能在任何时点上同时实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当今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劳比下降。所以,一个经济体系要顺应历史趋势,它的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长期稳定在某个均衡农劳比上。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业劳动力如何均衡地转移、农劳比如何均衡地下降,也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或农劳比下降速度如何均衡。本章将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并在做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的定义后说明该均衡的可能性。

一个经济体系的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稳定”很长时间。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特点,也是宏观经济学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与失业分析的一个显著区别。失业率可以长期甚至“永久”地保持在某个社会可以接受、经济可以均衡的点上而无须改变。所以,以欧美经济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说明了失业均衡就基本完成了失业的理论分析而可以转入经济政策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则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用农劳比下降标识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尽管农劳比均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一个必要环节,可它仅仅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一个中间环节。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农劳比的均衡,而是农劳比下降速度的均衡。遗憾的是,在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理论都把农劳比或类似指标的均衡作为研究的终点。这些理论在说明劳动市场如何均衡或者包括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内的经济如何均衡后,都会转而指出外部条件变化尤其资本增加后,农业劳动力将向非农业转移,农劳比将下降。但它们没有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没有触及农劳比降速均衡的问题。就此而言,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以及本书第七到第八章的理论分析,都没有触及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前面的图8.8同样没有触及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它确定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配置,而非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间的转移。外部条件例如资本的变化对均衡配置或农劳比的影响所触及的也仅仅是均衡配置的稳定性和随外部条件而变化的方向问题,而非农劳比变化的速度问题。说到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是在每个特定时期或者两个特定的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才恰当或者均衡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用图8.8仅仅解决了在特定时点比如t属于t上,农劳比应当多高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在比如t和t+1两个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的问题。所以,图8.8仅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准备了基础,我们的理论探讨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的均衡问题。

回顾第四章。我们在那里曾经指出农劳比下降速度可能呈现抛物线型式,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中,农劳比一开始下降慢,后来快,到转移后期又慢。这样一种慢、快、慢的下降型式不但适用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美国,而且应当具有规律性。根据这一型式,我们绘出表示农劳比下降的某种理论曲线如图9.1。假定农劳比下降的开始时间是时点0属于t,图9.1中的l曲线表示农劳比从时点0开始不断下降的过程。我们在上一章研究了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某一时点t属于t的均衡机制,就是说,给定该时点的总劳动力Lt、农业资本KAt,非农业资本KNt和恩格尔系数λt,一个市场经济将能够实现均衡的lt。不过,均衡的lt只是意味着总劳动力Lt可以稳定地配置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没有劳动力准备流动或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所以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无关。

图9.1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劳比下降的研究对象 (pdf)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对象不是农劳比在时点t属于t的均衡,而是农劳比在两时点t和t+1属于t之间降速的均衡。在图9.1中,农劳比从t时的lt下降到t+1时的lt+1,下降速度是h=∆l=ltlt+1。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水平的h才恰当或均衡。如果两时点t和t+1属于t之间的差距非常小,h将是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如果差距比较大,h则是这两个时点之间的平均降速。所以,我们将要研究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均衡问题。如果换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概念,我们则需要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均衡。[1]

  1. 第四章也揭示了农劳比降速的波动性甚至降速波动的周期性。如果停留在农劳比均衡和外部条件变化造成农劳比下降的层次上,我们将既无法揭示、也无法理解农劳比降速本身的变化以及其周期特征。所以,无论从建立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解释现实的角度,农劳比降速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

8.8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若干前提条件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8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若干前提条件

我们借助图8.8说明了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原理。图8.8是个纯粹的理论构造,它建立在许多假定之上。由于图8.8是本书后续分析的出发点,我们需要仔细地了解这些假定。

首先,图8.8假定总劳动L是个定量并且用固定长度的横轴表示之。这样,图8.8不考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问题。但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放弃这个假定。

第二,图8.8假定经济中不存在失业,所以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之和便是总就业也是总劳动。如果存在失业,总劳动和总就业将不相等,图8.8中的横轴或者改为总就业或者相应地增加失业的刻度。现代意义上的失业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才出现并且愈演愈烈的,失业变动和劳动力转移是相互影响的两个变量,所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研究需要放弃无失业的假定。

第三,总资本K是个定量。具体地说,在图8.8中,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都是给定的,因此它们的和即总资本也是给定的。但资本积累同样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资本积累便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固定总资本的假定也需要放弃。

第四,图8.8把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视为常数的做法不但隐含了总资本不变的假定,而且隐含了总资本的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即农业和非农业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不变。然而,不但总资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不断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总资本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还会变化。一般来说,非农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会上升,农业资本比重会下降。因此,资本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也需要放弃。

第五,图8.8完全没有考虑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图8.8中的农业和非农实物生产函数曲线是固定的。劳动投入变化只会造成产量在给定的曲线之上的移动;而生产函数曲线本身不会移动。虽然农业产值函数会因为农产品价格变化而上扬或下抑,但农业产量曲线不会移动。产量曲线固定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投入固定,另一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条件固定。由于技术和制度变化亦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所以一个恰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理论必须能够包容和展开技术与制度变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第六,图8.8实际上假定了不变的恩格尔系数。但恩格尔系数下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入研究必须放弃不变恩格尔系数的假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这些假定共同构成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理论环境。在这样一种纯粹的实验室环境内,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可能实现同时均衡。如果暂时不考虑失业、技术和制度变化,那么,其它四个假定可以用图8.8中的四个常数即L、KA、KNλ来表示,其中L>0、KA>0、K N>0、1>λ>0。在图8.8中,给定这四个量,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均衡的lp。这四个量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lp都将相应改变。但只要这四个量在其定义域内变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两市场同时均衡的的lp

8.7 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7 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

现在我们再一次考虑农产品市场的均衡。农产品市场实现均衡的条件是农产品供求相等。为了引出这个条件,我们做了很多假定,例如农产品消费偏好不变等。我们现在考虑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假定前提。农产品供求相等时,农产品市场出现均衡价格。但是,如果此时劳动市场没有实现均衡,劳动力依然希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流动,则农产品市场将随着劳动力的部门转移而波动, 农产品市场的均衡不会稳定。这里的原因是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意味着农业劳动投入的变化。农业劳动投入一变,农产品实物产量就会变化,若农产品价格不变,农产品总供给就会异于农产品总需求,因此价格不可能不变,但农产品价格变化本身便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失衡。所以,如果劳动市场不均衡,农产品也不可能均衡。这样,不但劳动市场的均衡要以农产品市场均衡为前提,而且农产品市场的均衡同样要以劳动市场的均衡为前提。实际上,无论农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市场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均衡,两个市场的稳定均衡只可能是两市场共同均衡。所以,为了理解农产品市场或劳动市场的均衡机制,我们必须理解这两个市场共同均衡的机制。

到现在为止,我们假定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总资本以及农业资本不变,因此从生产角度决定农产量的因素仅仅是农业劳动。我们同样假定短期中社会的总劳动力不变,决定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配置的因素是两部门相对工资。影响相对工资的两个因素分别是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在农业和非农业资本投入一定的前提下,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两部门各自的劳动投入即劳动的部门配置,而农产品价格取决于农产品的供求。但是,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前提下,农产品供给又取决于农业劳动投入。由于总劳动给定,因此农业劳动若变化,非农劳动必然相应变化;而由于两部门的生产率差距,劳动的部门配置变化又一定会反映到总产出即总收入变化上,后者将影响农产品总需求;所以,农产品供求状况和劳动力部门配置状况有关,而劳动力部门配置又和农产品价格有关。这样,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机制中,劳动力的部门配置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应当是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部门配置确定后,农产品价格才可能确定;但农产品价格不预先确定,劳动力部门配置亦不可能确定,所以劳动力部门配置确定和农产品价格确定互为前提:两个变量必须同时确定同时均衡。劳动力配置均衡意味着劳动市场均衡,农产品价格均衡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均衡,这样,我们就把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问题转化为劳动力配置和农产品价格共同均衡的问题。

为了严格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我们需要用相对数概念表示劳动力的部门配置。我们曾经在第3章定义了农业劳动占总劳动的比重(农劳比)并且用l表示之,所以lL表示农业劳动投入,(1-l)L表示非农劳动投入。l同时代表了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注意l的取值区间是(0, 1)。下面我们把以前使用的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符号LA、LN转换为lL和(1-l)L。由于我们目前不考虑总劳动L的变化,所以上述符号转换的优点是把我们关心的变量从LA或LN转变为l,或者从劳动数量变量转变部门劳动比重变量即农劳比。在这里,l降低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l提高则表示劳动力从非农业转回农业。相应地,由于ltL和lt+1L分别表示t和t+1属于t两个时点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所以,它们的差代表了农业劳动力的变化量或转移量。

回顾劳动市场均衡图8.3并将其横轴变量改写为lL和(1-l)L。这就是下面的图8.8的横轴。除了横轴的标示之外,图8.8表示的劳动市场均衡和图8.3完全相同。但是,为了研究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共同均衡,我们需要在图8.8中引入农产品市场。回到农产品市场均衡方程(8.17)。其中供给方程pYA已经作为农产品产出生产函数出现在图8.3中。而需求方程λY可以同时视为农产品需求和收入关系曲线。已知农产品需求和供给反方向变化,而pYA曲线在图8.8中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因此λY在该图中应当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并且与pYA曲线有且仅有一个交点。但是,图8.8的纵轴是收入或产出而非价格,我们又必须根据λY与产出或者Y的关系确定λY在图8.8中的表示。从图8.7知,λY与Y同方向变化并且比后者升降平缓得多。基于这个特点,我们先考虑在图8.3中引入总收入曲线。假设在某个时点0属于t上,所有劳动力都投入农业,l0=1,则Y0=YA0,经济总收入等于农业总收入。如果暂时撇开价格问题,此时的总收入应当是这个经济能够生产的最小收入YMIN。YMIN显然处在农业产出曲线和右纵轴的交点。从这点出发,一个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就业,农业产出降低,非农产出提高,由于非农产出增量大于农业产出减量,所以总产出Y亦提高。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入非农业,在农业产出减少的同时,非农产出和总产出越来越高,总产出等于在给定价格前提下每一种劳动的部门配置所生产的农业产出与非农产出之和。因此,总产出曲线Y在图8.8中应当是一条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它意味着总产出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或随着l的下降而上升。

由于农产品需求与总产出变化成正比,所以农产品需求也将随着l下降而上升,因此农产品收入-需求曲线在图8.8中应当是一条和总产出曲线一样的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只是前者比后者上升的更为平缓。我们可以把图8.8中的Y和λY两条曲线的关系视为图8.7整个图形的180度变换。由于我们目前仅仅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某个时点的均衡,因此,为简化讨论,我们在图8.8中把农产品需求曲线绘成一条直线。、这样,图8.8将同时显示劳动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状况。[1]

在短期中,总劳动和两个部门的资本投入给定,我们同时假定恩格尔系数λ稳定,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工资和劳动力流动上。[2] 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供求波动将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我们先考察劳动市场。如果劳动过多地配置在农业,l很大,农产品实物产量YA高,同时总产出Y比较低。低的总产出导致对农产品需求λY低,农产品可能供过于求,价格p将下降;p下降导致相对工资w降低,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力希望转出农业,所以,在劳动力自由流动、工资和价格自由波动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市场失衡虽然一定会造成商品市场失衡,但恰恰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同样的工资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劳动力又不可能经常过多地配置在农业。但如果劳动力过少配置在农业,l很小,YA低,同时Y比较高。高的Y带来较高的λY,农产品更可能供不应求,p将上升。p上升造成两部门相对工资w提高,农业工资高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力希望转入农业,所以,劳动力也不可能长期地过少配置在农业。把这两方面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劳动力的部门配置l有一个波动区间,既不可能过大也不可能过小。

图8-8 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 (pdf)

我们进一步考察农产品市场。如果农产品需求超过了供给,p将升高,即使农业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升高的p也提升了农业工资,农业工资将超过非农工资,因此一部分劳动力将从非农业转入农业并导致l上升。这意味着YA提高和Y降低。YA提高增加了农产品供给,Y降低抑制了农产品需求,所以农产品生产将趋于供求平衡,p不可能继续升高。反之,如果农产品需求低于供给,p降低,农业工资将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将从农业转出到非农业,l下降,因此,YA和农产品供给减少;但l下降导致Y提高,农产品需求相应增加,农产品供求又将趋于平衡,p也不可能继续下降。所以,和劳动力部门配置比l一样,农产品价格p也存在一个波动区间,而不可能过大或过小。

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变动中,劳动力部门配置和农产品价格在各自波动区间之内的变化可能使它们在l=ltp=pt时实现两个市场的共同均衡,而ltpt便是均衡的劳动配置和均衡的农产品价格。两市场共同均衡的含义是在价格为pt时,数量为ltL的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正好等于数量为(1-lt)L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同时在价格pt,数量为ltL的农业劳动生产的农业总供给,又正好等于从ltL的农业劳动和 (1-lt)L的非农劳动分别在两部门生产的产出之和引出的对农产品的总需求,因此,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图8.8用点At标示两市场共同均衡点,在点At上,角tt相等,劳动市场均衡,经过点At的劳动配置线AtBt是均衡配置线;同时,在点At上,农产品供给曲线ptYAt和农产品需求曲线tYt相交,农产品市场均衡。由于农产品供给和需求曲线在点At上都和均衡劳动配置线相交,所以农产品市场均衡点同时是劳动市场均衡点,因此,点At是两个市场的共同均衡点。[3]

需要注意的是图8.8中存在一个并且仅仅存在一个使得两市场共同均衡的点At。毫无疑问,图8.8中存在着许多劳动市场或者农产品市场的均衡点,但除了At外,不存在其他任何一个点可以让两市场共同均衡。我们观察劳动均衡配置线AtBt。显然,由于农产品供求曲线只有一个交点,因此,AtBt上只有1个点可以和农产品供求曲线的交点相交。AtBt上没有任何其他点可以同时与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相交。如果lt变化,劳动配置线离开AtBt而移动,但无论左移还是右移,新的配置线都将在两个点上分别和农产品供给与需求曲线相交,而不可能在一个点上和它们同时相交。如果pt变化,农产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移动,则无论它们各自上扬还是下抑,它们都不可能再在AtBt同时相交,而只会在两个点上分别与其相交。

此外,At还是图8.8中的稳定均衡点,也就是说,如果外部状况不发生变化,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便不会变化,劳动力不准备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流动,农产品价格也不会变动,经济将保持在At上。例如,我们设想发生在t属于t 邻域的某种一次性外部事件例如恶劣气候大幅度把农业产量从YAt降低到YAt1,农业产值曲线随之下抑,经济将落在图8.8部门配置线AtBt右侧、农业产值曲线ptYAt下方的区域里,农产品需求虽然可能因为恶劣气候减少了总产出而下降,但不会和农产量同步下降;同时,农业产值曲线下抑必然造成t1<t,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试图流动到非农部门,这将进一步减少农产量。因此,农产品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局面,p相应上升到pt1,农业产值曲线上扬到pt1YAt1,角度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到一定抑制。所以,劳动力流动和价格波动将引导经济吸收外部冲击并在更低农业产量和更高农产品价格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随着气候恢复正常,一定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产量回升,YAt提高到YAt2,农产量可能超过需求,价格下降,劳动力相应地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将逐渐吸收恶劣气候的冲击并返回到原先的两市场共同均衡点At。就此而言,配置线AtBt是稳定的均衡配置线,l t是均衡农劳比,pt是均衡农产品相对价格,ptwAt=wNt是均衡工资,YAt和YNt分别是两部门的均衡产量,均衡总产出为Yt=ptYAt+YNt

注释:

  1. 图8.8中的农产品收入-需求曲线显然它的价格-需求曲线不同。图8.8中的农产品供给曲线亦是农产品收入-供给曲线,因为其参照系不是价格,而是收入或横轴的农劳比。所以,价格变化在图8.8中的反映不是供给或需求数量在供给或需求曲线上的移动,而是供给和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就此而言,图8.8可以用来研究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收入往往是比价格更强的影响农产品需求的变量。因此,用收入以及生产收入的农劳比做横轴来讨论农产品市场均衡可能比使用数量-价格坐标系更有助于揭示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与农劳比变化的关系。
  2. 毫无疑问,恩格尔系数λ会随着总收入Y和价格p而变化。但两个市场的模型最多只能求解两个变量。本节将求解的变量是lp,所以λ必须被假定为常数。不过,由于本节仅仅考虑某个时点及其邻域的情形,Y、p在该邻域中变化幅度很小,它们变化导致的λ变化应当更小,因此,假定λ不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
  3. 关于两市场共同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与稳定性的证明,参见本书数学附录2:劳动力配置的基本模型和农劳比均衡证明。笔者曾经还以非农比为指标研究过该两市场共同均衡,参见胡景北,2011。

8.6 农产品需求和供给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6 农产品需求和供给

引入相对价格后,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出现三个市场,即劳动市场、农产品市场和非农产品市场。根据瓦尔拉斯定律,在这三个市场中,只要其中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三个市场将同时均衡。由于我们在定义相对价格时用非农产品作为计值单位,非农产品价格可以视为1,因此我们暂时不考虑非农产品市场,而集中关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共同均衡问题。农产品相对价格p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货币价格之比,所以农产品相对价格的波动取决于后两类货币价格的变化。我们假定非农产品货币价格不变而仅仅考虑农产品货币价格变化。此时农产品货币价格变化相当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

农产品价格变化受制于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我们首先考虑农产品需求。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假设全部农产品都用于消费。这个假设不排除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在食品或其他消费品生产中的用途。它仅仅排除农产品用作经济体系的最终投资商品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假设农产品和消费者消费需求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消费者不是通过食品、纺织品等途径对农产品产生需求,而是为着自身的消费直接需要农产品。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列出如下几个农产品需求的一般特点:

  1. 在市场经济中,随着收入的提高,人均与总的农产品实物消费量也将提高。用Y和YA分别代表收入和农产品实物消费量,则YA与Y成正比。 。
  2. 随着收入的提高,农产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下降。称该比重为恩格尔系数下降。这一特点也称为恩格尔定律。
  3. 各个消费者和各个国家在收入相等时的农产品消费有所不同。

农产品消费绝对量随收入提高而上升、相对量即占收入比重随收入提高而下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并存的两个突出现象。这是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从理论上说,农产品绝对需求上升和相对需求下降并存的原因是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既大于0又小于1。收入弹性大于0表示随着收入的提高,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将增加;收入弹性小于1表示农产品绝对需求提高的速度低于收入提高的速度,所以农产品需求占收入的比重又将随着收入提高而降低。经济学家通常把收入弹性低于1的产品称为收入弹性低的产品。农产品是典型的低收入弹性产品。但收入弹性低于1和收入弹性低于0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收入弹性低于0的产品是所谓的“劣质商品”或者吉芬商品,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对这类商品的需求绝对减少。农产品属于低收入弹性产品,但不属于负收入弹性的吉芬商品。所以,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将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只有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机制。[1]

一般来说,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至少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消费者的收入、他们对农产品消费的偏好强度以及农产品价格。用YA,D =表示对农产品的总量需求,YA,D 可写成下述函数:

(8.12) YA,D = YA,D(Y, , p)

(8.12a) dYA,D/dY >0, dYA,D/d >0, dYA,D/dp <0

(8.12b) d2YA,D/dY2 <0

(8.12a)指出农产品需求与收入和农产品偏好强度变化成正比,与农产品价格变化成反比。(8.12b)则指出收入越高,新增收入中用于农产品支出的部分越小。根据YA,D 和Y关系的这两个性质,我们绘出图8.7如下。该图的横轴纵轴皆代表总收入Y,因此图中的45度线亦表示Y。用纵轴标识的农产品总支出YA,D是一条比Y更为平缓的上升曲线,表示农产品支出随收入提高而增加,但增加速度慢于收入提高速度。图8.7中的E是农产品支出和收入线的交点,表示对应的收入全部被用于农产品消费。E可以标志所谓的生存水平。总的来说,图8.7同时表示了农产品绝对需求上升和相对需求下降的双重关系。

图8-7 农产品支出和收入关系 (pdf)

考虑到收入对农产品需求变化的关键性作用,我们将(8.12)改写成

(8.13) YA,D= YA,D(Y, , p)

=(Y, , p)Y

=Y

其中λ为系数,λ属于(0, 1)。λ亦可以理解为农产品消费支出占总收入或总支出比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恩格尔系数。从整个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并把经济的总产出、总支出和总收入暂时视为同一概念,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恩格尔系数便成为社会用于农产品的支出和总收入的比重,即

(8.14) = YA,D/Y= YA,D/(pYA+YN)

(8.13)是个函数,(8.14)则是一个会计计算公式。在(8.13)中,我们把影响农产品需求的偏好和价格因素视为影响λ的变量,即它们通过影响λ而影响YA,D。由(8.12a)、(8.12b)和(8.14)知,

(8.15) d/dY<0, d/d >0, d/dp <0

就农产品供给YA,S而言,我们有农业生产函数为

(8.16) YA,S= YA,S(p, YA)

=pYA(KA, LA)

其中上标S表示供给。农产品供给取决于包括土地在内的农业资本KA和劳动LA的投入以及农产品相对价格p。我们暂且假设KA给定不变。由于p越高,农业实际工资越高,劳动者越是愿意投入农业生产,因此,p越高,农业实物产量和农产品总供给也越多;相反,p越低,农业工资越低,劳动力越希望转出农业,农产品总供给可能越小,所以,农产品供给和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成正比。

合并(8.13)与(8.16)以得到农产品市场均衡方程如下:

YA,D=YA,S

(8.17) Y=pYA

在农产品市场上,Y是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下降曲线,pYA则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上升曲线。若其它条件不变,(8.17)可解出促使农产品市场供求的均衡p。它意味着在收入、偏好、农业投入和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产品供求取决于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市场的供求与价格波动会实现以供求平衡为标志的均衡,此时农产品价格稳定下来而不再波动。如果农产品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将下降;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将上升,以便恢复市场均衡。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始终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在技术上具有利用现有资源保障公众农产品消费超过生存水平的能力,因此,在我们讨论收入、偏好和农产品价格因素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或者消费者降低农产品支出的时候,我们始终假设农产品产量不会下降到仅仅满足生存水平的地步,农产品支出也不会降低到消费者只能维持生存的数量。同时,我们也假设农产品消费不存在生理学上的最大值,[2] 因此农产品需求的第一或第二个特点始终成立。这样,由技术、生产要素投入、农产品价格等因素造成的农产品产量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始终会导致消费者消费更多农产品。

注释:

  1. 农产品支出和总收入的关系类似于凯恩斯提出的消费支出和总收入关系,后者被其命名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边际农产品消费倾向递减的说法理解恩格尔定律。
  2. 关于农产品最大消费的假定,参见乔根森,1960。

8.5 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5 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阐述了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市场的均衡机制,揭示了农业和非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势。但是在这些阐述中,我们没有讨论商品价格变动,而简单地假设所有价格不变甚至假设它们等于1。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经常变动。价格一变,一定工资所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就会变化,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水平将随之改变,所以,研究工资在劳动市场均衡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便必须研究价格。

为了引入价格变量,我们首先观察商品价格变化对图8.3建立的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一个农业劳动力在决定是否转移时不但考虑农业和非农业的货币工资,而且考虑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变化给这两类货币工资造成的实际差距。只有在农业和非农业的实际工资相等时,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才不准备进一步在两部门之间转移。所以,劳动市场均衡时形成的均衡工资应当是实际工资。用wp代表实物工资和价格,上标A、N代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即

(8.9) pAwA=pNwN

其中pApN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为了比较两部门的实际工资,我们需要相对价格。依然用非农产品做计价单位,我们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p=(pA/pN),代入(8.9) 得

(8.10) pwA=wN

w表示两部门的相对工资,由于在均衡时,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所以劳动市场的均衡条件又可以表述为相对工资等于1,即

(8.11) w=(pwA/wN) =1

我们在前面研究劳动市场均衡时,关注的是资本投资和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变化以及相应的实物工资wAwN的变动。现在我们通过公式(8.11)发现,不但wAwN的变动会造成相对工资变化和劳动市场波动,而且在wAwN不变时,仅仅农产品相对价格p变动也会导致相对工资偏离1,打破劳动市场的均衡。我们进一步用图8.6说明这一点。在图8.6中,由于非农产品价格始终等于1,所以非农部门的实物生产函数曲线YN始终等同于它的产出生产函数曲线,不受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这是图8.6或其前身图8.3用于经济分析的一个有利之处。与此相反,即使农业实物生产函数YA不变,农业产值生产函数曲线pYA也会随着p变化而上扬或下抑。回顾本书第三章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定义,设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某一时点tt,劳动市场均衡,t=t 。假设t1、t2属于t时点邻域内更细一级的时间单位,如果其它情形不变,但农产品相对价格从pt降低到了pt1,农业产值曲线相应地从ptYAt下抑到pt1YAt,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值及工资将相应降低为tgt1。由于t1<t,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试图转出农业,劳动配置线AB将离开AtBt而向左移动,劳动市场出现波动。相反,如果农产品相对价格从pt提高到pt2并造成t2>t,一部分非农劳动力又将试图转入农业,劳动市场同样失衡。这里,p的波动可能源于pApN的变化,也可能源于两者同时的变化。无论如何,只要pApN的变化不同步,p就将变动。在图8.6中,p的所有波动都表现为农业产值曲线的上扬和下抑。该图清楚地说明劳动市场均衡的前提条件是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稳定。只要农产品相对价格还在波动,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均衡。所以,为了研究劳动市场的均衡,我们必须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稳定机制。

图8-7 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和劳动市场失衡 (pdf)

 

8.4 非农工资的上升趋势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4 非农工资的上升趋势

严格地说,图8.3阐明的问题是劳动力如何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并实现均衡,而非原本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在均衡的部门配置线附近的流动和微调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减少、非农劳动力增加,而不是两部门劳动力在均衡线附近的重新配置;或者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较大规模的劳动力部门流动,是均衡的劳动配置线本身向农业劳动减少方向的移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图8.3考察非农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在图8.3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表现是均衡配置线AB左移。AB线左移的原因很多。我们考虑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即非农资本增加。非农资本增加意味着图8.3中的非农产出函数曲线上扬。我们在图8.4中用粗线表示资本增加后非农产出函数曲线和其他相应线条,并用下标0、1分别表示资本增加前后的变量。非农资本增加后,非农产出函数曲线从YN0上扬到YN1,它在点B*0的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从β0扩大到β*0β*0>α0,标志着对应A0B0线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提高,非农工资上升并超过农业工资。因此,农业劳动力希望转到非农就业,非农企业希望雇佣更多农业劳动力以降低非农工资,所以AB线左移。随着AB线左移,农业劳动减少,α扩大,农业工资上升;非农劳动增加,β缩小,非农工资下降。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AB线到了A1B1左侧,α将大于β,促使一部分劳动力转回农业并导致AB线右移。所以,劳动力转移和两部门产量及相应工资的变动将持续到AB线左移到或右移回A1B1的位置为止,在图8.4中,此时α1=β1,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恢复相等关系,劳动力不再转移,企业不再变更雇工数量,劳动市场重新均衡,均衡劳动配置为(LA1, LN1),均衡农业工资为wA1=tgα1wN1=tgβ1wA1=wN1

比较图8.4中的α1α0β1β0,我们不难发现α1>α0β1>β0,所以wA1>wA0wN1>wN0。显然,非农资本增加带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在L1=L0的前提下,LA1< LA0, LN1>LN0; 而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但农业工资、而且非农工资都提高了。农业工资提高的原因是劳动力转出农业后,依然务农的劳动力的平均产出提高。非农工资提高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减少提高了农业工资。如果非农企业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雇佣,新离开的农业劳动力会因为依然留在农业的劳动力的工资的上升而向非农企业提出更高的最低非农工资要价。企业在因资本增加而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的背景下,为了增雇工人而不得不相应地提高工资;但企业又希望尽可能少提高工资,所以企业的最高工资出价也是新一批劳动力离开农业后的农业工资,因此,双方增加和减少非农劳动供求的行为,最终导致企业的最高出价与转移劳动力的最低要价相匹配,部分农业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双双提高并在新的高水平上相等。如果非农资本继续增加,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农业和非农工资将继续提高。由于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共同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水平,所以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将随着非农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提高。

图8-4 非农资本增加和工资上升 (pdf)

我们把非农工资随着非农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的命题绘成图8.5如下。图8.5的横轴代表非农劳动LN,纵轴代表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和非农工资。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线同时是非农企业的劳动需求线LN,D。若资本给定,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将随着非农劳动增加而降低,所以LN,D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非农资本积累在图8.5中表现为LN,D曲线本身的右移,它同时意味着给定数量劳动的边际产出提高。给定非农资本,非农企业将按照劳动边际产出等于市场工资的标准确定雇佣的劳动量。而随着资本增加,企业劳动需求增加,在农业工资随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上升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必然在非农工资增加时才会更多地到非农部门就业,所以农业劳动力对非农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随非农工资提高而增加,这就是图8.5中从左下方向右上方上升的曲线LD,S。LD,S亦是非农工资曲线。它表示非农工资越高,非农劳动供给即农业劳动力转移越多;或者说,非农部门必须用越来越高的工资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本部门就业。因此,在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不但农业工资呈现上升趋势,而且非农工资或者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都呈现上升趋势。

图8-5 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非农工资上升趋势 (pdf)

图8.5同时用虚线汇出了刘易斯模型的非农工资曲线。根据刘易斯理论,在点T之前,非农部门在生存工资水平上可以雇到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所以非农工资不会上升。因此,点T和它对应的非农劳动量LNt在刘易斯模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点T在我们的上升工资模型中显然没有意义。所以,图8.5清楚地揭示了上升工资和不变工资两类模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