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3 劳动市场均衡

如果一个非农企业有了资本或者新增加了资本，它需要雇佣或者增加雇佣劳动力。我们暂且假设该经济体系没有失业而专注分析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并且假设社会总劳动力数量给定，这样，该非农企业就得从其它非农企业和农业中获得新增劳动力。就两部门整体而言，非农企业的新增劳动需求只能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满足。因此，我们设想这里的劳动市场参与者仅仅是非农企业和农业转移劳动力。

非农企业雇佣劳动的标准是其工资出价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所以，在资本给定的前提下，工资越低，企业能够接受的劳动边际产量越低，企业准备雇佣的劳动便越多。换句话说，对非农部门企业来说，劳动的工资越低，它们雇佣的工人越多，它们获得的利润也越大，因此，企业将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我们用图8.2说明这一点。图8.2中与Y^N相切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β的正切是相应于切点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量，tgβ_t、tgβ₁和tgβ₂表示非农劳动投入为L^N_t、L^N₁和L^N₂时的边际产量。它们是一些技术参数。一企业雇佣的劳动量将视劳动市场决定的工资而定。如果工资等于tgβ_t，企业将雇佣的劳动为L^N_t；类似地，若工资等于tgβ₂，则雇佣L^N₂。把图8.3扩展到整个非农部门，我们将看到非农劳动力总需求和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及工资的关系，即在资本给定的前提下，市场工资越高，企业要求的工人边际产量越高，企业的劳动需求便越低，所以非农劳动需求与非农工资成反比。

图8-2 非农企业的劳动需求 (pdf)

对转移劳动力来说，他所要求的工资至少必须补偿他所放弃的农业或兼业总收入。我们已经说明，在中国的准自耕农制度下，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一个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非农产业，其条件是非农工资不低于农业工资。非农企业和转移劳动力讨价还价的结果将是转移劳动力的最低要价等于企业的最高出价，即上一章(7.37)揭示的两部门工资相等且都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假如此时非农企业或非农部门雇佣的劳动总量是L^N_t，经济体系的总劳动为L并且不存在失业，则L^A_t=L-L^N_t，总劳动分成两部分(L^A_t, L^N_t)并分别配置在两部门。

我们用图8.3阐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工资的决定方式。图8.3的纵轴代表用非农产品度量的产出，横轴代表总劳动。总劳动的两个部分分别从横轴两端点开始计量，其中农业劳动L^A从左原点、非农劳动L^N从右原点开始，因此农业产出曲线pY^A从左原点向右上方延伸，非农产出曲线Y^N从右原点向左上方延伸。它们与图8.1中的两条曲线pY^A和Y^N完全相同，只是Y^N的原点从图形左侧改变到右侧。这一改变的优点是我们可以用横轴直观地讨论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配置。因为整条横轴现在代表总劳动，横轴上任一点到左原点的线段度量农业劳动、到右原点的线段度量非农劳动，所以横轴上任一点代表了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一种特定配置。同时，pY^A和Y^N两条曲线在图8.4依然表示在资本给定时产出随劳动增加而变化的状况。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生产率，所以pY^A曲线低于Y^N。图8.4中的纵虚线AB、CD和EF分别代表总劳动的三种部门配置，例如虚线AB表示总劳动配置为(L^A_t, L^N_t)，因此AB、CD和EF可视为劳动的部门配置线。

图8-3 劳动市场均衡 (pdf)

我们考虑劳动市场的均衡。用w^A和w^N表示农业和非农业的实物工资，α表示左原点到农业产出曲线的直线和横轴的夹角，tgα是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β表示非农产出曲线的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tgβ是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由于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非农工资等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我们有

(8.6) w^A=tgα，w^N=tgβ

 当劳动市场均衡时，农业工资等于非农工资，即

(8.7) w^A= w^N

它在图8.3中也可以表达为

(8.8) α=β

我们的目的是在图8.3中找出保证公式(8.8)成立的劳动部门配置线。在图8.3中，产出曲线给定后，α和β的大小分别取决于农业劳动L^A和非农劳动L^N的大小并与L^A或L^N变化成反比。由于L^N=L-L^A，L是已知常数，所以我们只要L^A与L^N两个变量中的一个，我们就知道另一个变量。我们观察L^A。显然，L^A越大，α越小，但β越大，所以α与L^A成反比，β与L^A成正比。我们移动图8.3中的劳动配置线。显然，配置线越是左移，α越大、β越小，配置线左移为CD时，₁>β₁，此时配置线必须右移；但它越是右移，α越小、β越大，它右移为EF时，₂< β₂，劳动市场不均衡，所以配置线又应当左移：在这样的试错性移动中，我们一定会找到一条配置线，它所标识的劳动配置，正好使得α=β，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等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农业工资等于非农工资。这就是图8.3中的配置线AB，其时α_t=β_t，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数量分别为L^A_t和L^N_t。此时，由于两部门工资相等，每个劳动力都不再准备流动到其他部门去；由于非农工资等于边际产出，非农企业也不准备增加或减少劳动力，所以劳动市场均衡，AB是均衡的劳动配置线，(L^A_t, L^N_t)是均衡的劳动配置，w^A_t和w^N_t是均衡的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而且w^A_t=w^N_t。同时，在图8.3中，也只有AB一条配置线能够让α=β，任何其它配置线都做不到这一点。例如配置线EF虽然标示一种劳动配置，但此时₂< β₂，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所以劳动市场不会均衡。劳动市场实现均衡的唯一配置线是AB。

在图8.4中，如果劳动配置线是EF，α₂<β₂，一部分劳动力将从农业流动到非农业，一部分非农企业也将雇佣更多农业劳动力，劳动市场因此不均衡，农业和非农业工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投入都处在变动之中。为恢复均衡，EF线必须左移，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将转到非农就业，α扩大、β缩小，两者互相靠拢。如果劳动配置线是CD，则α₁>β₁，农业工资高于非农工资，劳动市场失衡，一部分劳动力将从非农业转回农业，所以CD线必须右移，农业劳动增加，非农劳动减少，α和β的差距缩小。因此，在图8.4中，如果劳动配置线不是AB线，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变动将促使劳动力配置回到AB线，AB是一条稳定的劳动配置线。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2 相对价格

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经济分析中，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交换比率或价格是不可或缺的概念。但是，两部门商品的货币价格并不适合两部门经济分析，因为货币本身的变动在改变两商品货币价格的同时却不一定改变它们的交换比率。例如，如果两商品货币价格同等程度上升或下降，两商品的交换比率不会变化。两部门经济分析的要点是两商品交换比率变化。为了纯粹地讨论两商品交换比率，我们需要抽象掉它们的货币价格，而直接应用它们的交换比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概念。实际上，整个微观经济学所阐述的价格，正是两商品或者多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指的是某种商品的一实物单位所交换的其它商品的实物数量，也就是把前一种商品的价格定为1并用它的实物量来表示后一种商品的“价值”。本书把非农产品价格定为1，农产品相对价格指的是用非农产品表示的农产品的“价值”。令p为农产品相对价格，p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货币价格p^A与p^N之比，用公式表示是

(8.1) p=p^A/p^N

假设p^N不等于0。我们也设想p^A不等于0。由于价格不可能是负数，所以相对价格p的值总是大于0的正数。设想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实物产量分别为Y^A和Y^B。使用货币价格，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总产值可以写成公式

(8.2) Y=p^AY^A+p^NY^N

引入农产品相对价格p并且用Y表示以非农产品为单位度量的总产出，我们有

(8.3) 1/p^N Y=pY^A+Y^N

=Y

下面我们用“产出”概念来表示非农产品价格固定等于1时的产值。在(8.3)中，非农产品的实物产量等于其产出，而农产品产出和社会总产出都以非农产品的实物单位来度量，农产品相对价格p就是一单位农产品所交换的非农产品的单位量。在价格理论中，经济学更关心的是p为什么变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两商品的实物交换比率即p的变动是比它们货币价格变动更为基本的经济现象。实际上，即使不用货币做交换媒介，两商品实物交换也会形成交换比率，该比率也会变化。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研究的便是这一比率的确定和变化。因此，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必须研究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以它们的相对价格而非货币价格为对象。

相对价格让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可比和可加。设想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函数如下：

(8.4) Y^A=f ^A(K^A, L^A)

(8.5) Y^N=f^N(K^N, L^N)

假设两部门资本数量一定，我们在图8.1中绘出两部门产量随劳动投入而变化的图形。这里，我们假设两部门都仅仅使用资本和劳动生产，资本数量一定，产量随劳动增加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小。同时，我们用p将农业实物生产函数转变为产出函数。考虑到本书多次提到的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同量劳动在非农部门生产的产出明显高于在农业的产出，因此非农生产函数在图8.1中高于农业生产函数图形。假设农业和非农劳动的投入都是Q，则两部门产出分别为pY^A(Q)和Y^N(Q)，总产出为Y(2Q)=pY^A(Q)+Y^N(Q)。在图8.1中，这样的总产出和其结构表现为农业和非农产出分别等于线段MQ和NQ，而总产出等于线段MQ+NQ。为节省篇幅，图8.1中没有绘出总产出Y曲线。注意图中的角α和β的正切分别代表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量。

图8-1 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函数 (pdf)

 

第八章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配置均衡

8.1 非农部门的企业制度

本章开始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问题。我们将一个国家经济的生产部门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大部门。这是一种按照产品类别的划分。我们也可以按照地域把一个国家分成城镇和乡村两类地区。一般来说，城镇经济几乎全部由非农部门组成，但乡村既存在农业也存在非农业部门。为简化讨论，我们在本章把乡村经济等同于农业、城镇经济等同于非农部门，把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产业性转移等同于他们在乡城之间的地区性转移。因此，我们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视为这些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地区间转移表示一个农业劳动力一旦转移，他就不可能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也就是说，一个人从事农业就不可能从事非农业，从事非农业就不可能从事农业。使用通俗语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分为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类。如果离土不离乡，一个劳动力将可以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即上一章所说的兼业。^[1] 如果离土又离乡，则他不可能同时从事这两类劳动。我们在本章仅仅考虑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转移。

在经济学研究中，非农部门的标准经济制度是新古典制度。中国非农部门的制度体系虽然和新古典制度有很大差异，但本书依然把它视为某种类型的新古典制度。这里的原因有二。第一，经济学研究需要对其研究对象设定某种标准化的制度。例如，尽管中国农业的实际制度和自耕农制度存在千差万别，我们在上一章依然把中国农业土地制度“标准化”为某种自耕农制度。第二，中国非农部门的经济运转所体现出的经济制度和新古典制度之间存在高度的近似性。我们仅仅指出两个直接与本书研究方法关联的近似性。首先，无论中国不同企业在法律上的所有制有多大区别，绝大部分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包括独立决定员工个人报酬的权利，并承担为此而出现的风险；即使同属国有的各个企业，在相当大程度上依然通过市场发生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都视为通过市场而独立经营独立承担风险的生产者。其次，中国大部分非农企业虽然有各种所有制区别，但只要企业员工数量超过一定规模。企业就会把自己的净产出清楚地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于劳动成本即工资、一部分归于利润。事实上，这一点也是非农企业和农户的一个主要区别。而新古典意义的企业或生产者的关键特征之一，便是用会计制度区分工资和利润。一旦区分工资和利润，我们便需要区分标准。新古典的区分标准是边际生产率，即按照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确定工资率和利润率。在新古典理论之旁，我们熟悉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然工资，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工资、刘易斯的生存工资，以及其他工资理论。不过，所有这些工资理论或者仅仅适合特殊情形如自然工资和生存工资，或者本身需要更多解释而无法直接应用到劳动者和企业决策中，如劳动力价值工资。因此，尽管中国各个企业具体决定工资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只有边际产量工资理论能够最近似地把它们在理论上一般化。因此，我们在本书具有这两个新古典近似性的生产者都视为新古典类似的企业，并研究这些企业之间、它们和劳动力尤其转移劳动力的市场关系。这里需要提及的，一旦我们假设企业利用边际标准决定工资和利润，我们也就假设企业以最大利润为生产目的。

非农企业的生产需要资本和劳动投入。这里，我们把非农部门使用的土地也归为资本。资本的使用权属于人格化的企业。因此，非农部门的企业制度和仅仅使用自有耕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的自耕农不同，也和土地所有权属地主、使用权属佃农的地主佃农制度不同。它类似于农业中的地主或租地农场主与雇农制度，地主或农场主组织和参加生产并雇佣其他劳动力共同使用地主的土地，同时地主取得超出其劳动工资的收入并承担可能颗粒无收的风险，而其他劳动者在不承担风险的同时仅仅获得劳动工资。因此，企业生产的总收入或总产出可以分配如下：

(8.1) 企业总收入=生产成本+净收入

=资本支出+(工资支出+资本利润)

由于我们假设了新古典企业制度，因此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企业净收入按边际原则分配，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利润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即

(8.2) 企业净收入=劳动边际产量×劳动投入量

+资本边际产量×资本投入量

=工资(率)×劳动投入量+利润(率)×资本投入量

=总工资收入+总利润收入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按照边际原则分配净收入，净收入正好不多不少地被分为总工资和总利润收入。

注释：

1.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来说，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离土不离乡细分成两类。第一类包括转变为城镇的原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在当地几乎无农可务，只能以非农业为职业。第二类包括农业劳动力或者农户在原居住地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第一类离土不离乡和本章对离土又离乡的分析相近。 ↑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7 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理性

经济学的标准工资理论是边际产量决定工资。本书则把农业工资视为平均产量工资。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毫无疑问，边际产量是农业劳动力或农户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考虑一个农户。他把自己的时间配置到劳动和闲暇（或非劳动时间）两个用途上，以便获得最大的经济幸福或效用。劳动挣得收入，收入购买消费品。但劳动辛苦。因此，农户如何在劳动和闲暇之间配置时间，首先取决于他对消费和闲暇两者孰轻孰重的偏好。尽管各个农户的偏好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为他们列出一个一般性的偏好方程即

(7.23) U=U(C, L_E)

其中U、C和L_E分别代表效用、消费和闲暇，且

(7.23a) dU/dC>0, dU/dL_E>0

(7.23b) d²U/dC²<0, d²U/dL<0

(7.23a)表示消费和闲暇越多越好，(7.23b)则表示随着消费和闲暇越多，新增加一单位消费或闲暇带来的效用越小。由于增加消费或闲暇必须以减少闲暇或消费为代价，因此若令U为常数并从(7.23)中解出C，我们得到

(7.24) C=C(U, L_E)

且

(7.24a) dC/dL_E=(dU/dC)/(dU/dL_E) <0

(7.24)的图形便是下面图7.8内用L_E-C坐标度量的效用无差异曲线U，其中曲线位置越高，效用U越大。注意图7.8的横轴表示农户可支配的总时间T，T是常数。L_E以横轴右侧为起点，劳动L以横轴左侧为起点。因此，图7.8中的L_E-C坐标系是正常情形的逆时针180度旋转后的情形。图中的Y曲线是我们熟悉的农业生产函数。我们假设农户产量全部被其消费，因此Y=C。生产函数确定了农户在不同劳动投入时可能取得的最大产量或消费，效用函数则确定了农户在消费和闲暇之间的偏好。因此，农户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是点D，即投入劳动L=R，产量Y_D，消费C_D=Y_D，闲暇L_E=T-R。点D的标志是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斜率绝对值相等，即农户在消费和闲暇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农户劳动的边际产量。可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边际产量可以帮助农户确定最优时间配置和最优消费。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想象农户减少一单位闲暇时间而劳动的收入是该单位劳动时间的新增产量即边际产量。因此，边际产量可以视为劳动报酬或工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的工资由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决定。

图7-8 没有非农就业机会时的农户最优决策 (pdf)

现在我们考虑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假定该农户可以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亦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并假定非农工资由外部决定。此时，农户需要在农业、非农业和闲暇三者之间配置时间以取得最大效用。为了清楚地理解农户此时的决策，我们有必要列出一个模型如下：

(7.23) U=U(C, L_E)

(7.25) C=Y+W

(7.26) Y=f(L)

(7.27) W=wL_N

(7.28) L+L_N+L_E=T

其中W为非农劳动工资收入，w和L^N分别为工资率和非农劳动。仍然假定农户消费其所有收入，我们将(7.26)-(7.28)代入(7.25)得到

(7.29) C= f(L)+wL_N

= f(L)+w(T-L-L_E)

代入到(7.23)得

(7.30) U=U[(f(L)+w(T-L-L_E), L_E]

解出最大化条件为

(7.30a) dU/dL=(dU/dC)[df(L)/dL – w]

(7.30b) dU/dL_E=-(dU/dcC) w +dU/dL_E

令(7.30a)和(7.30b)等于零，整理得

(7.31a) df(L)/dL =w

(7.31b) (dU/dL_E)/(dU/dC) =w

(7.31)两个方程是农户为取得最大效用而在农业和非农劳动及闲暇三者间配置时间的标准，其中(7.31a)指出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工资，(7.31b)指出闲暇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工资。因此，非农劳动的机会导致工资概念，而工资概念一旦出现，农户的最优决策或最优劳动分工便决定性地受到工资影响。

我们用图7.9说明这个模型。首先，我们引入向右上方倾斜的工资直线w。注意w直线在L_E-C正常平面上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该直线可能在农户原先的最优选择点D同时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相切，此时，(7.31)两个标准满足，农户按照最大效用投入的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正好等于非农工资，所以该农户不为非农劳动机会所动，而继续其原有的劳动配置决策。但是，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般情形是非农劳动工资高于农户原先最优决策时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因此，农户为取得更大效用将把一部分时间配置到非农劳动。图7.9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假设非农工资为w_E，农户在点D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低于非农工资，农户将减少农业劳动并把这部分时间转而用于非农产业，一直到农户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的点E为止。在农户转移部分劳动时间到非农业的过程中，农户收入将上升，若农户的收入和闲暇相对偏好不变，农户根据效用函数与工资线的切点I配置劳动和闲暇时间。假如农产品的价格为1，农户投入农业劳动Q获得农业产出为Y_E，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为V-Q，非农工资收入(V-Q)w，农户总收入等于总消费，即C_E=Y_E+(V-Q)w。在图7.9中，农户增加劳动时间以取得更多收入。农户虽然为新增收入而减少了闲暇，但农户效用从U₁提高到U₂，显然，农户从增加收入中获得的消费效用大于农户因减少闲暇而失去的效用。不过，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边际产量的作用：农户最优化决策要求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

图7.9 存在非农就业机会时的农户最优决策 (pdf)

到现在为止，我们限于证明边际产量工资的意义。但是，正如马歇尔当年在其经济学集大成的著作中强调的那样，边际分析是以连续原理为基础的。^[1] 农户逐渐减少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非农劳动时间是个连续过程，因此适合于边际分析。我们再次观测图7.9。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资应当不断上升，w曲线越来越陡峭，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相应地越来越少，非农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农户获得的效用越来越大。但是，在这个连续过程中，农户始终保持着兼业而不完全离开农业。这是因为，如果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那么只要农业劳动时间不接近于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便始终低于其平均产量，农户把劳动时间完全配置在非农业就会导致收入以及效用损失。例如，如果上升了的工资线w_F和生产函数在点F相切，农业劳动投入为P，此时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为tgβ_F，明显小于平均产量taα_F。此时，如果农户保持兼业，农户的总收入为

C_兼业=Y_F+w(S-P)

=P·taα_F+w_F(S-P)

=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如果农户按照边际产量工资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他的收入则为

C_转移=P·taβ_F+w_F(S-P)

=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显然，

C_兼业>C_转移

因此，相应于非农工资w_F，农户的选择是兼业而非转移。这里，农户兼业收入高于转移收入的原因在于农户兼业时按照农业劳动平均产量计算自己的农业劳动报酬。如果在相应于F的时点上，农户准备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则非农产业的工资至少不能低于他的农业平均产量工资。就此而言，一旦农户跳出连续性调整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时间配置的框架，农户所面临的决策便是一次性完全转移出农业的决策。这是一种突变。对这一突变，农户要求的应当是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工资，也就是说，只有当非农工资不低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时，农户才愿意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为了研究的方便，本书在下面将把这个条件表述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有时也表述为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

由于本书的研究完全不考虑劳动力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的兼业情形，而专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对于本书来说，更为恰当的农业工资命题，应当是平均产量工资命题。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完全转出农业而非兼业，因此，非农工资在经济史中应当至少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本书第四章指出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又在经济上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创造了条件。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命题既符合个体决策者的经济理性，亦应当符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状况，并且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提供了前提。^[2]

注释：

1. 马歇尔，1890/1964。 ↑
2. 显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和其作为农户的日常生产与消费决策所参照的系统不同，因此，转移决策所考虑的平均产量工资，与日常决策所考虑的边际产量工资可能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对务农者的研究表明，无论这些劳动力是农民（peasants）还是农业从业者（farmers）还是其他群体，他们都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的“理性人”，例如都不区分至少不严格区分自己的资本投入收入和劳动投入收入。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非农化转型是人类大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务农者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对世界和对自身认识本身的变化。关于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假设，笔者曾经解释如下：“如果说，当一个自耕农经济从其前资本主义形式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绝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这个假设还能够比较好地模拟现实。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转移到现代产业就业，这个假设的有效性也就越来越动摇。因为，在自耕农制度下的经济发展中，离开农业的劳动力将出售或出租或出让自己原有或现有、但自己不再耕种的土地给继续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耕种。这样，土地的价值即“租金”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的同时，资本开始进入农业。当个体农业劳动力自己的资本投入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把资本投入仅仅视为生产的一种‘流动成本’并在产品价值中回收，就像他们对待容易损坏、所以每年必须在地方集市上重新购置的镰刀那样。然而，随着劳动力的转出，农业资本投入日益增加，农民的‘机会成本’意识将浮现并且增强起来，资本的价值或‘利润’开始出现。最后，在土地的出售、出租和出让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可能获得远远超过自己耕种能力的大量土地。即使引入大型农业机械，他们也必须雇佣季节性帮工来耕种。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开始出现，农业生产者和农业工人开始分离。所以，一个农业劳动者或者自耕农或者农业生产者将逐渐淡化他们原有的意识，即他们的全部净收入仅仅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在决定自己是否转移到现代产业的时候，他们用以和现代产业工资相比较的农业收入，可能也不再是他们的全部净收入。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农业生产从前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事实上，即使仅仅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而言，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必然地又是一场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的过程，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制度、农业生产者劳动者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者劳动者作为大写的‘人’本身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稳定的，人的行为模式尤其不可能稳定不变。所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离开其初期阶段、但还没有达到终期阶段的长时间里，我们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的任何行为假设，都必然是过渡性，并且不可能适用于经济体系在我们研究的时点上的所有农业劳动者生产者。”参见胡景北，2008，第9页。关于农民理性，参见例如Schultz，1964；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参见例如陆桔利（2007）关于主动务农农民的调查和论述。 ↑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6 生存工资、平均产量工资和边际产量工资

我们在前面的阐述中把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视为农业工资。它也可以称为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中还有两个农业工资的概念，它们是分别对应于生存产量和边际产量的生存工资和边际工资。我们已经在第五章讨论了生存工资，本节讨论边际工资。经济学中的标准工资理论是劳动的边际产量决定工资水平。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区别在于后者指的是全部劳动投入所生产产量的劳均数量，前者则指某一特定单位劳动所生产的产量，尤其常用于指示最后增加的一单位劳动所增加的产量。我们把图7.1扩展为图7.5并借助其说明边际产量概念。在图7.5中，生产函数曲线用OAUBCEF表示，直线MC和NU分别在点C和U与生产函数相切。它们代表了相应于点C和U的劳动投入的微小变动造成的产量变化，所以，tgβ_C和tgβ_U代表了劳动投入为3T和V时的边际产量。注意直线MU和OF平行，因此tgβ_U=tgα_F。由于tgα_F指示生存产量，所以tgβ_U=tgα_F意味着只是在劳动投入减少到V时，劳动的边际产量才提高到生存水平。在我们的例子中，该农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到1.5个，他们的边际产量才不低于生存水平。所谓边际工资，就是由劳动边际产量确定的工资。

图7-5 平均产量工资和边际产量工资 (pdf)

从图7.5可以看出，劳动投入越少，相应的生产函数切线越陡峭，该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越大，即劳动的边际产量越高；反之，劳动投入越多，生产函数越平坦，劳动边际产量越低，所以，和劳动的平均产量一样，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也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同样，若耕地和资本增加而劳动力不变，劳动的边际产量将随之增加。我们把图7.4修改为图7.6并增添了UB、VB₁和WB₂三条切线，它们分别表示劳动投入为2T时的边际产量。显然，随着耕地和资本的增加，生产函数曲线不断上扬，对应于同一个劳动量，切线越来越陡峭。因此，耕地和资本都具有提高劳动边际产量的效应一样，其它有助于提高农产量的各类措施，在自耕农和准自耕农的制度框架内，也都能够提高劳动边际产量。

图7-6 边际产量随耕地和资本增加而提高 (pdf)

图7.5同时揭示了平均产量、生存产量和边际产量三者的数量关系。在图7.5内，生存产量是等于tgα_F的固定常数，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一样随劳动增加而降低，随劳动减少而提高。我们从图7.5引出图7.7。图7.7根据边际产量和生存产量的关系把横轴分成A、B、C三个区间。在区间C，边际产量大于生存产量，在区间B，边际产量小于生存产量但依然大于零，在区间A，边际产量等于零。这里我们不考虑边际产量小于零的情形。但在所有三个区间内，平均产量曲线始终高于边际产量曲线，表示前者始终大于后者。这里的理由是如果其它投入不变而仅仅增加劳动投入，劳均产量将下降。劳均产量下降的原因便是新增加劳动带来新增产量即边际产量低于原有劳动的平均产量亦低于加入新增劳动后劳均产量。例如，在图7.5中，针对同一个劳动量3T，代表平均产量的角α_C便大于代表边际产量的角β_C。这一点可以一般化。在图7.5中，生产函数曲线上任一点和原点之间的直线在生产函数曲线下方，生产函数曲线任一点的切线在生产函数曲线上方。所以前一直线和水平线的夹角大于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由于这两类夹角的正切分别等于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所以平均产量总是大于边际产量。由于三类产量概念分别对应于三类工资概念，我们得到三类工资的数量关系：平均工资大于边际工资也大于生存工资；边际工资在劳动投入较多时低于生存工资、劳动投入较少时高于生存工资。图7.7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这三类农业产量或三类农业工资的变化路径。

图7-7 平均产量、生存产量和边际产量 (pdf)

时光荏苒，到母校南京大学读书，已经四十年了！

想到四十年前的入学，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是母校破例录取的。那一年高考，我的中学校友章铮（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校友）和我都侥获高分。我们两人对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所说的经济学专指政治经济学）过去就有兴趣且常常交流。事实上，虽然他在中学里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但他是我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老师。“文革”造反时有些中学生便开始读马克思了。记得在章铮和我共同参加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南京九中新红联）里，就有一位高中同学 —- 沈汉 —- 在家读《资本论》了（沈先生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下乡后才受章铮的直接影响开始读政治经济学书的。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先通知考分后报志愿。因此，章铮和我都有信心申请到北京读政治经济学。可该专业的北京学校本来不多，在江苏省招生名额亦少，同校同专业在江苏招两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章铮和我分开，他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然而，人大没有录取我。自己估计，没有录取的原因应当不是考分偏低。但无论什么原因，我已经落入第二轮录取，说不定会进入某个非重点大学，说不定会名落孙山。出乎意料的是在等待非重点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信。南京大学是我在重点大学中的第二志愿。后来听说，是当年热心重建经济系的车济炎老师到非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地方发现了我并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的。我的“听说”也许有误，但南京大学破例录取我是确实的。后来在高校任教时，我不止一次听新生提到，南大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时声称南大从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我更明白南大录取我的不易。谢谢我可以称之为母校的南京大学，谢谢车老师和其他每一位老师。同时，也如陈萌同学所说，感谢邓公。当然，最感谢上天，因为它毕竟让太阳这样炽热的恒星也有死亡的时候，而我在太阳死亡之时幸而还算年轻。

由于对“红太阳”的崇拜和中学同学的影响，我入学前就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并也开始读《资本论》。当时衷心相信《资本论》每句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我那时已经不相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每件事都是正确的，更不相信政府真的“为人民服务”。今天也有这样的学者，认为政府有错，可马克思正确。尽管我后来明白马克思的错误，但我当时亦是那种认识，并且想认真地把马克思学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所有课程中，我最重视《资本论》。记得这门课开了两个学期，应当是王心恒和沈海山老师分别讲授的。沈老师平易近人，讲课比较活跃，有时还会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不那么直接关联的其他内容。王老师更像不食烟火的书生，讲课时一板一眼，不苟言笑。我向沈老师请教得多。在南京大学期间，若论对我影响最大也关心最多的老师，应当是沈老师和吴可杰老师。当时他们两人都住在校园内单身教工宿舍，拜访他们非常方便。说来有趣。沈老师后来的太太和吴老师的公子两人都是我的中学校友（虽然他们在高中部）和新红联“战友”。不过我们在校期间沈老师应当不认识后来的师母。就《资本论》学习来说，我向沈老师请教过许多问题，例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暂时性，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等。沈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且常常冒出睿智之言，和他的交流裨益极大。记得有一次在沈老师宿舍里，他说现在政府做的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做的非常类似，并且举了如平反、兴农等例子，言下之意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过沈老师说到这些时没有贬义。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由于当今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可以坚持下来的社会主义，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样。沈老师那番话猛地提醒了我，让我把感觉转变为认识。记得后来我在经济系同学办的《经济初探》上发表的短文，就多少含蓄地表达了这个认识。

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对当时国内正在争论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有兴趣，便在请教沈老师后，写了一个简单提纲交给系里。当时的争论完全囿于政治经济学圈子，双方争的是谁对马克思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北京大学的何小峰同学（后来也是我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还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待查）上发表了一篇对马克思有关说法的理解文章，支持当时以卓炯为代表的非主流理解。过了一两个星期吧，系里决定由王心恒老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这让我一下子感到压力，因为除了上课，我和王老师好像从无交流，况且我对他的《资本论》讲课不甚满意。更有甚者，我还提出过免修他的《资本论》课程申请（当然被驳回）。无论如何，我去王老师办公室拜访了他。王老师依然是不变的严肃样子。记得他要求我好好读读马克思有关说法所在的原文尤其是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再写作，而没有多余的话。于是我“被迫”去读。可是我越读越觉得有问题。马克思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即使考虑到上下文，也不能相互协调。因此，我发现的问题不是谁对马克思在生产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而是马克思的说法本身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这一点能够对沈老师吴老师开口，却无法对王老师说出口。当时是无计可施，找不到出路。后来，我干脆丢开马克思的相关说法，也丢开论文提纲，而是直接想象自己如果是马克思的话，接着《资本论》第三卷的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后，继续阐述有时被称为“非生产劳动”有时又被称为“生产劳动”的那些部门的资本，我应当如何写。这一来倒很快，几天写完十几页草稿纸。记得到最后，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思路枯竭了，我突然停下来，不知道怎样往下写了：还没有结束，却不知道如何继续。于是就打住了。后来在把它发表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刊物和正式杂志之前，我都认真思考过如何继续，可都不得其解。一直到我接触佛道后，我才意识到那也许属于可意会而无法言说的领域。

由于写出的论文和原先提纲不相干，由于我在正文前加了一句我“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也由于还没有写完，加上自我感觉经济系领导对我不那么友好，因此我完全不知道论文能否过关。我只是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王老师就赶快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来我没有问过，王老师和其他老师也没有就我的论文给过我任何指示或对我说过任何东西。接着我毕业了。以后，应当是在1988年，我因公派出国留学而去母校申请成绩单复印件，才赫然发现我的毕业论文评语是“优”。我非常感动。毫无疑问，我的那句置于论文文首的不重视与马克思某些语录协调与否的话，是王老师无法忽略的；而这样的话，当时以至今天都不能为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师所接受。所以，我深深感受到王老师那种不为外界所动而以学术逻辑为依的书生气质。要知道，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届的毕业典礼上，便有老师发言指责在座应届毕业生中有人反对马克思。该老师指的便是何小峰，而小峰也只是发表了对马克思说法的另一种解释，且在马克思“句句是真理”前提下的解释，还没有触及马克思说法本身矛盾的问题。

四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我的年龄应当超过了车老师、沈老师、吴老师和王老师诸位先生当年给我讲课的年龄。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首先，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抬起了我；其次，这四十年应当是我们这两代人经历的思想最为宽松的时期，而我们这代人的年轻，让我们比他们更有可能利用这一宽松发挥自己。但是，我真的利用了这一宽松吗？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问问车老师的在天之灵：您当年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您的期望肯定不是我个人以后脱离歧视和贫穷；您应当期望我能够为经济学为国家做点贡献。为经济学，在老师们讲授的马克思理论范围内，我想，我的毕业论文“续写”了《资本论》，或许可算一点贡献。我曾经在网络争论中说过，我的那篇论文超过了国内堆积如山的马克思研究论著，包括王亚南、刘国光等“名师”的论著，因为后者从没有跳出中小学生常写的“学习心得”范畴。为国家，我坚定地相信，车老师老师如果尚在人间，一定反对如今的专制主义复辟；因此，我在近两个月前关于远离“中国经济学”的呼吁和本月关于北京大学现任校长应当因其错误而辞职的要求，应当符合车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对我的期望。当然，尽管已经步入老年，我还应当多做一些，以报师恩，亦报同学，更报那在四十年前改变自己命运的母校—-南京大学。

胡景北（1978级政经班，上海同济大学退休教授）

初稿于2018年5月3日，终稿于2018年5月12日

“夜话”2018年第9期，2018年5月15日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5 农业资本积累和农业工资上升趋势

在图7.1中，如果农户转出一个劳动力，剩下三个劳动力的平均产量将上升，但农产量将下降。随着劳动力不断转出农业，该农户的产量持续下降并可能下降到0，即

(7.15) Y_MAX=Y_4T > Y_3T > Y_2T > Y_1T > Y_0T =0

因此，如果其他情形不变，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在提高农业工资的同时降低农业产量。耕地流转不能改变这一点。在图7.3中，虽然转出劳动力的耕地流转给留在农业的劳动力会增加后者生产的农产量，但它依然低于劳动力未转出时的所有劳动力生产的总产量。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设想李姓农户在耕地翻倍后，在原有和新增耕地上各使用两个劳动力。此时，李姓农户的总产量大于在原有耕地上使用四个劳动力的产量，即

(7.16) Y^李|_Z,2T+Y^李|_Z,2T > Y^李|_Z,4T

但小于张姓农户未转出劳动力之前两户合计的产量：

(7.17) Y^李|_Z,2T+Y^李|_Z,2T < Y^张|_Z,4T+Y^李|_Z,4T

Y^李、Y^张分别表示李姓和张姓农户的产量。因此，即使转出劳动力的耕地可以出租，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会降低农业产量。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耕地流转或租赁本身能够部分减缓、但不能阻止农产量下降。另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随着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工资与收入的提高，他们对农产品的需求还将上升，所以，农产量不但不应当下降，而且还必须提高。同时，一个社区内的农户之间可以通过租赁耕地使用权来增加依然务农的劳动力使用的耕地数量。但一个社区的总耕地却无法增加；即使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让耕地使用权在不同社区的农户之间流转，一个国家的总耕地也是无法增加的。这样，在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三大生产要素耕地、劳动力和资本中，耕地无法增加，^[1] 劳动力必须减少，唯一能够增加的要素是资本。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为避免产量下降并反过来促使产量提高，一个农户、一个社区或一个国家必须走增加农业资本、用资本替代农业劳动力的道路。

农业资本投入增加，每个农业劳动力使用的资本量增加，其生产的总产量和平均产量都将提高。我们把农业资本提高农业总产量的作用称为农业资本的农产量效应，把它提高农业工资的作用称为它的农业工资效应。本节考虑这两种效应并特别重视工资效应。类似于耕地增加，资本增加在图7.1或7.3中亦表现为生产函数曲线的上扬，即原有劳动可以生产更高产量。我们将图7.3扩展成图7.4。图7.4中的曲线Y₂是李姓农户在资本增加后的生产函数。资本增加越多，Y₂的上扬幅度越大，李姓农户在2Z亩耕地上投入一定劳动所获得的产量亦越高。显然，只要资本增加得足够多，从原先的K₁增加到K₂^*，利用4个劳动力和2Z亩耕地就可能生产出李姓和张姓农户原先用8个劳动力和2Z亩耕地以及原有资本获得的产量，即

(7.18) Y^李|_2Z,K2*,4T= Y^张|_{Z, K1,4T}+Y^李|_{Z, K1,4T}

图7-4 农业资本增加的农产量效应和工资效应 (pdf)

如果资本增加得更多，李姓农户的资本投入超过K₂^*，他的产量将超过原先他与张姓两户的产量总和。反之，如果资本投入不足K₂^*，总产量依然将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而减少。然而，只有增加资本，李姓农户的产量才可能高于仅仅利用原有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双倍土地时的产量水平。所以，增加农业资本是提高农业产量的有效甚至唯一途径。

不过，农业资本增加不但具有农业产量效应，而且具有农业工资效应，即带动农业工资上升。我们观察图7.4。若李姓农户投入四个劳动力和包括租入的2Z亩总耕地，则他增加资本后，他的产量从E₁提高到E₂。从E₂拉一条直线到原点，它和横轴的夹角α_E2显然大于夹角α_V，所以，

(7.19) tgα_E2> tgα_V> tgα_E

(7.19)表明李姓农户中每个劳动力按平均产量计算的农业工资将随着资本增加而上升。同时，资本增加后，如果劳动力继续转出农业，农业工资将继续提高。在图7.4中，李姓农户在增加资本后再转出一个劳动力，代表农业工资的夹角将变为α_C2，由于

(7.20) tgα_C2> tgα_E2

所以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将提高，因此，农业资本增加只会强化而不会削弱、更不会改变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关于资本增加的农业产量和农业工资效应的论证，与我们对耕地增加的农产量与农业工资效应的论证方式完全相同。利用这样的论证方式，我们也可以指出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制度的改良同样具有农业产量和工资效应。实际上，在自耕农和准自耕农制度下，一切旨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增产措施，包括经济、技术、财政、社会和文化诸措施都将同时提高农业工资。所以，在自耕农和准自耕农的制度框架内，农业工资上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基本趋势。

注释：

1. 实际上，在非农化过程中，由于非农产业发展需要土地，耕地还将减少，因此，增加农业资本对维持和提高农业产量将更为重要。 ↑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4 耕地出租和农业工资上升趋势

现在我们把上一节的农户分析扩展到农村社区分析并考虑农户间耕地流转现象。农村社区指的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组成的一个较小地域的社区，在中国农村的具体环境下指一个生产组或者一个行政村。我们设想社区将所有耕地的使用权按人口即劳动力平均分配给农户；分配格局稳定地维持若干年，不随农户人口增减与迁移而变。按照中国目前的制度，农业转出劳动力的法律身份依然是原转出社区农民，因此他们依然拥有原社区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他们在土地分配格局稳定的年限内转回原社区，他们甚至依然能够耕种自己原先分得的耕地。所以，劳动力在转出农业时不必向社区交回自己分得的耕地；在转出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分得耕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户的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会因为部分或全部家庭成员转出农业而丧失或减少。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下，本节讨论已分配的耕地在社区内部各农户之间流转的情形即农户增加或减少耕地的情形。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在中国的准自耕农制度下，耕地流转是否会改变农业工资的上升趋势。

假设在耕地分配格局稳定的年限内，农户之间耕地使用权的流转由农户自行决定。一农户增加耕地意味着其他一个或多个农户减少耕地。农户耕地减少的原因很多，但我们仅仅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使用前面的农户例子。若该农户的四个劳动力转出两人，剩下两人可能继续耕种原有耕地。若再转出一人，余剩的最后一人也许会减少耕种的土地；若此人再转出。该农户分得的全部耕地将不再使用。因此，劳动力大部分或全部转出的农户不可避免地将减少或放弃土地的耕种。这样就产生了社区内部耕地的供给：有人愿意出让自己在转出农业期间的耕地使用权。

另一方面，一个农户如果增加耕地，就能利用原有劳动力和资本生产更多净产量，所以农户始终存在着对耕地的需求。我们设想社区中有李姓和张姓两个农户。它们各有四个劳动力和Z亩耕地。如今张姓农户的劳动力全部转出农业。他们的耕地可以抛荒，也可以流转。假设李姓农户没有人转出并愿意增加耕地。在以乡土人情为重要联系纽带的中国农村社区，两家农户可以接受的流转耕地的协议多种多样。从纯粹的经济学考虑出发，张姓农户希望为耕地出让获得一笔报酬，李姓农户亦准备为获得更多耕地付出一笔酬金。显然，这笔酬金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租即使用他人拥有使用权的土地的价格。不过，问题不在于地租的有无，而在于地租的高低。在没有非农就业机会的传统农业社会，耕地是农民维生所必须的主要生产资料，对耕地的需求出自于强烈的维生和保障动机；但耕地供给极少。供不应求导致高地租。在我们考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地租不可能很高，其原因是

1．从供给面说，转出劳动力很多，他们提供的耕地供给量很大；同时，由于他们不可能自己耕种，所以如果不租出，他们从耕地中将一无所得；此外，乡村风俗和法律法规都可能促使他们租出耕地使用权，而不允许他们将耕地闲置抛荒。

2．从需求面说，由于保持务农的农户的农业工资已经高于生存水平，他们耕地需求的维生和保障动机基本上被社区所分土地所满足，所以他们对新耕地的需求将来自于提高收入的动机；同时，继续务农的农户成员依然有机会通过非农途径提高收入，取得新耕地仅仅是他们提高收入的许多途径中的一个，往往还不是最重要最吸引人的途径；再次，他们明白转出农业的劳动力不可能因为地租低而转回来耕种土地。

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自耕农的农村社区将出现耕地买卖和出租市场，在中国的情形下，将出现耕地使用权出租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耕地供给和需求关系将不是严重的供不应求，而是在不很高的可接受地租水平上的供求基本平衡。那种高地租盈利的图景不适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农化时代。具体地说，一个已转移的农户应当在自己获得一定地租的情形下便准备租出耕地，而一个需要付出地租才能够增加耕地的务农农户，应当在耕地增加将提高甚至明显提高自己获得的净产量的情形下才会租入耕地，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形势下，无论租入耕地农户的劳动的边际产量是否依然低于所谓的生存水平，地租也不会像刘易斯设想的那样，高到让租地农户净产量无法提高的地步。相反，地租必须充分低，租地农户的净产量必须明显提高，农户之间的耕地使用权流转才能够实现。^[1]

我们用一个图说明租地农户净产量变化。假设张姓农户在全部转出农业的同时将耕地使用权出租给李姓农户。后者利用原有的资本和劳动力以及翻倍的耕地可以生产更多的扣除资本支出后的产量。在图7.3中，曲线Y₀和Y₁分别表示李姓农户在租地前后的产量，它们之间的差距是新增产量。地租只能出自新增产量。如果地租等于或者高于新增产量，李姓农户不会租入耕地。地租越高，李姓农户从租地中获得的新增产量越少。地租的最高限是全部新增产量，此时李姓农户虽然没有为农业生产付出更多资本和劳动力，但它也没有因为新增耕地而提高自己的净产量，因此，以提高净产量为目的的李姓农户不会去租地。为了吸引李姓农户租地，张姓农户必须降低地租要价，让李姓农户也取得一部分新增产量。所以，若租地成立，两家农户都将获得一部分新增产量。用公式表示，我们得到如下的李姓农户的净产量公式：

租地前：总产量₀=资本支出₀+净产量₀

租地后：总产量₁=资本支出₀+净产量₀+(新增产量-地租)

=资本支出0+净产量₁

显然，只要地租小于新增产量，净产量₁就大于净产量₀，李姓农户就会因为租入耕地而提高净产量。在图7.3中，李姓农户投入4个劳动力，扣除资本支出后的产量为线段E₁(4T) > E(4T)，新增净产量为E₁E，地租为E₁V < E₁E, 属于李姓农户所有的新增净产量为 (E₁E – E₁V)>0，所以李姓农户获得的总净产量为线段V(4T)，大于耕地增加前的净产量E(4T)。耕地增加前后的李姓农户劳动力的平均产量或农业工资公式为

(7.16) w_4T|_{耕地增加后}=V(4T)/(4T) = tgα_V> tgα_E=w_4T|_{耕地增加前}

图7.3 租入耕地农户的净产量和工资 (pdf)

可见，四个农业劳动力使用的耕地增加后，尽管他们要为新增耕地付出地租，但他们的工资仍然上升了。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自耕农或准自耕农制度基础上出现的租地现象不但不会遏制或减缓农业工资上升的趋势，反而会促进农业工资的上升。同时，如果李姓农户在租入耕地后也转出劳动力，余下务农劳动力的工资还会在该农户租入土地的基础上更快地上升。比较图7.3中的两个夹角α_U和α_V，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土地出租只会强化而不会削弱农业工资的上升趋势。可见，四个农业劳动力使用的耕地增加后，尽管他们要为新增耕地付出地租，但他们的工资仍然上升了。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自耕农或准自耕农制度基础上出现的租地现象不但不会遏制或减缓农业工资上升的趋势，反而会促进农业工资的上升。同时，如果李姓农户在租入耕地后也转出劳动力，余下务农劳动力的工资还会进一步上升。比较图7.3中的两个夹角α_U和α_V，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2]

注释：

1. 应当说，大部分研究传统或者发展中国家农民农业农村的著作都没有明确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例如，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虽然提及农民家庭成员在非农部门的兼业，但完全没有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由此“腾出”的耕地以及由此引发的耕地使用权流动和我们在下一节将要讨论的资本替代劳动的重要现象。参见艾利思，1993/2006。 ↑
2. 关于高地租的一个机制可设想如下：一旦有耕地可供给使用，就有许多人试图获得。这些人之间的竞争将保证提出最高地租的人获得该耕地使用权，因此，竞争将抬高地租、压低使用者获得的土地净产量。但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村社区不但存在关于租入土地的竞争，而且存在关于租出土地的竞争，即转出农业者为租出土地而降低地租要价的竞争。所以，至少从非农化转型中期开始，地租应当不会成为依然务农的劳动力提高农业收入的重要障碍；反过来，耕地出租只会加快农业工资的上升速度。 ↑

我要求林建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理由

昨天，5月5日，作为北京大学校友，我在微博上提出“要求林建华自请辞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如果林不自请辞职，呼吁教育部免去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我的理由如下：

1．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一个人必须有担当。大学校长有担当的标志性表现，就是一旦有错便承担责任，严重和低级错误更须辞职。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流，关键特征之一就是校长有担当，有错便辞职，大学声誉和水准才得以保持。北京大学不但正在争取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本身做为中国最高学府和学术界楷模，校长必须有担当。犯错辞职，应当是北京大学和其校内校外的校友对校长不容置疑的要求。

2．林建华的错误属于低级错误。这类错误与学者身份、尤其与高等学府（遑论最高学府）校长的身份完全不符。一位教师犯这类错误便会使自己声名扫地，一位大学校长尤其是北京大学校长犯这类错误更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或自辩的。这里，林建华是否出身书生世家，林建华是否受到正常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林建华的报告稿是自撰还是他人拟就、林建华道歉是否诚恳之类的问题都无关紧要。在这里，其决定作用的是大学校长在知识层面上必备的资质。我完全相信林建华在别的职务别的工作上会很优秀。但是，林建华的这类低级语言错误至少表明他的才华和学识不足以担任高等学府校长：他当年应当自觉地拒绝校长的任命，今天他应当自觉地辞职。

3．林建华错误的恶果巨大。林建华的低级错误与常说的比如言论和法律等方面的严重错误不同，后者往往在历史上尚可商榷，前者则直接是知识的低下。北大历史上，胡适陆平丁石孙诸校长的对错与否和严重程度，既可以争论，也不会影响北大在学术界在历史上的声誉。但林建华低级错误直接拉低了北大的层次，降低了北大的声誉。北京大学今年是一百二十年生日。我相信，到它一千二百年生日的时候，人们即使不记得林建华，人们也一定会提及北大校长读错中学生必会字词的故事。是的，比起当今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林建华作为北大校长的低级错误更可能在千年后依然流传，给北大蒙羞，给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蒙羞。林建华在道歉信中说他的这个错误的“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也许对他个人是如此。但他应当想到对北京大学对中国的成本：北京大学蒙受了高得几乎不可承受而且必然永久如影随形的成本，中国在世界学术界蒙受了无从辩解的耻辱。

4．林建华的道歉信令人失望。他的道歉信不但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回避自己是否达到校长资质的问题，而且对大家的关注“感到失望”。如果他的道歉真诚，他应当感谢大家的关注，并把大家的关注视为自己提高学识的动力；因为，没有大家的关注，他可能认识不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对北京大学对中华民族的损害。我可以大胆地说，对社会就自己错误发出的关注“感到失望”，这是没有任何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更不应当是中国最高学府并争取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可能说出的话。

5．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林建华的思想观念完全错误，对于北京大学更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在其道歉信中，林建华再一次复述他的观点：“焦虑和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然而，五四运动就发自于当年北大人对中国传统的质疑和中国命运的焦虑。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至今影响着我们，五四运动创造的北京大学价值观至今弥漫在北大校园。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处和历代校友心系之处，就是因为它不但生发了中国大学对国家对未来的焦虑和质疑，而且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焦虑和质疑。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焦虑和质疑才能让民族让人类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未来，不断地做出选择并走向未来。没有焦虑，没有质疑，再坚定的信心和勇气，都只能让民族和人类的脚步在时间的流淌中重复过去，而不可能走向未来，就像黑格尔对我们中华民族只是重复历史所说的那样。所以，林建华不但在学识上完全不足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且在思想理念上更不足以担任负有为民族为人类探索未来责任的北京大学的校长。

附带说明一下我的北京大学校友身份：胡景北，1981年2月至1984年7月在北京大学学习，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8年5月6日

 

 

第七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7.3 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势

在自耕农和准自耕农制度下，农业工资不仅高于生存工资，而且会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出农业而上升。这两点是理解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所在。本节将说明第二点。

在中国的准自耕农制度背景下，每个农民按人口分得一份土地。我们设想各农户的人口全部是劳动力，因此不再区分人口和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不影响农户分得的土地数量。所以，如果一个农户成员转移出农业，该农户的土地总产量可能降低，但该农户的每个人或劳动力的平均产量包括平均净产量会上升，所以，把平均净产量视为农业工资，我们将发现农业工资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出农业而上升。我们借助图7.1来说明这个命题。为简化讨论，我们假设该农户有四个成员且全部是劳动力。按年计算，每个劳动力每年最多劳动T个小时。设想一户农民按人口分得耕地Z亩。图7.1中的横轴是农业劳动时间，以小时为单位；纵轴是农产品产量，曲线OABCDEF是该农户的生产函数曲线，表示该农户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上使用Z亩土地以及固定的资本支出，从原点开始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扣除了资本支出后的最大净产量。该曲线的函数形式是Y=f(K*, L)，其中Y、K和L分别代表扣除资本支出后的净产量、资本与劳动投入；*代表常数，即假定资本投入不变，因此该函数又可以简写为Y=f(L)。^[1]  在给定的土地、资本和技术基础上，该农户增加农业劳动，农业产量一开始上升很快，但随着劳动的增多，产量上升越来越慢并且最后停止上升。这一状况在图7.1中的表现是生产函数曲线随着劳动增加而越来越平缓；劳动增加到点D以后，继续增加劳动，产量将不再上升，生产函数曲线成为水平线。D点对应的劳动投入是P，即3个多、不到4个劳动力的全部劳动时间。我们设想该农户从P起继续增加劳动将不会提高产量，但也不会减少产量，所以生产函数曲线不会向右下方倾斜。用Y_MAX表示该农户投入全部劳动所能得到的最大产量，显然，Y_MAX相当于图7.1标示的线段DP，而DP的长度又等于线段E(4T) 和F(5T)的长度，即

(7.8) Y_MAX=DP=E(4T)=F(5T)

图7-1 自耕农的净产量和工资 (pdf)

设想Y_MAX能且仅能保证五个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所以五个人的平均产量相当于上一节定义的生存工资。用w表示工资并特别地用w_F表示生存工资，在图7.1中，生存工资可以表述为下式：

(7.9) w_F=w_5T=Y_MAX/(5T)=tgα_F

α_F是直线OF与水平轴的夹角, tgα_F是α_F的正切，表示垂直线段F(5T)与水平线段O(5T)之比，也就是劳动投入为5T时的劳动平均产量。显然，如果该农户有五个成员，地主佃农制度将不可能出现，因为该农户的最大产量仅够维生，没有任何多余产量缴纳地租。此时出现的土地制度只可能是自耕农或准自耕农制度。幸运的是，该农户仅有四个成员，投入的最大劳动量是4T，生产函数曲线上的对应点是E。在自耕农制度下，按照平均产量计算，该农户每个劳动力的农业工资是

(7.10) w_4T= Y_MAX/(4T)=tgα_E

比较图7.1中的α_E与α_F，我们得到下述关系：

(7.11) w_4T=tgα_E > tgα_F=w_F

该农户的工资高于生存工资！当然，该农户也可以投入从P到4T之间的某个劳动量，因为这一区间的劳动量都能够生产出Y_MAX。同时，由于Y_MAX依然在四个劳动力中间平均分配，所以我们依然可以应用平均产量来计量工资。此时，从对应横轴P到4T区间的生产函数曲线上任一点上引一条直线到原点，该直线和横轴的夹角依然大于α_F，所以公式(7.11)依然成立。因此，即使其他条件相同，仅仅地主佃农制度和自耕农制度的差别就足以造就农业工资和生存工资的差别：自耕农制度下的农业工资不但不等于生存工资，而且高于生存工资。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随着劳动力转出农业，农业工资还将上升。设想劳动力转出农业意味着转出者不可能同时参加农业劳动，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是农户农业劳动投入时间的减少，而且是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因此，该农户转出一个劳动力在图7.1中的表现便是它的最大农业劳动投入只剩下3T。此时，由于该农户的耕地、技术和资本支出不变，所以劳动投入减少后，它的净产量随之下降到相应于线段C(3T)高度的Y_C，但该农户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平均产量或农业工资上升了，即

(7.12) w_3T= Y_C/(3T) =tgα_C > tgα_E >tgα_F=w_F

公式(7.12)的经济学原理是利用原有的技术、土地和资本，更少的劳动生产的净产量总量虽然更少，但生产的劳均产量却更多。如果农户继续转出一个劳动力，剩下两个农业劳动力按照平均产量计算的工资是：

(7.13) w_2T= Y_B/(2T) =tgα_B >tgα_C > tgα_E > tgα_F=w_F

公式(7.13)表明，在技术水平、耕地资源和资本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农业劳动力越少，农业工资越高；农业劳动力越多，农业工资越低：所以农业工资和农业劳动力两者的变化成反比。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减少，所以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将呈现上升趋势。我们用图7.2描述农业工资的这一基本趋势。图7.2中的劳动-工资线推导自图7.1的劳动-产量线，图7.1中各夹角的正切代表工资，现在它们在图7.2中显示在纵轴上。图7.2的农业工资线揭示了农业工资和农业劳动投入的反比关系以及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势。

图 7.2 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势 (pdf)

应用数学方法，把农业工资视为农业产出和劳动投入之商，我们有

(7.14) w = f(L)/L

(7.14a) dw/dL = (1/L)[df(L)/dL] – f(L)/L²

= f(L)/L²{[L/f(L)][df(L)/dL] -1}

= f(L)/L²(e-1) <1

其中

(7.15) e=[L/f(L)][df(L)/dL]

为劳动投入的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之比，即产量弹性，e属于(0, 1)，所以，工资对劳动的导数小于1，工资与劳动反方向变化：若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则劳动投入越少，工资越高，这亦是图7.2中农业工资线所表示的命题。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过程中，农业工资将清楚地呈现上升趋势。

注释：

1. 该函数属于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曲线Y=f(K, L)，其最简的显函数形式为Y=AK^αL^1-α，其中A=1，1>α>0。Y=AK^αL^1-α又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类函数对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具有对称性，所以，只要把横轴代表的投入改为资本，图7.1的产量曲线亦可以等价地改称为技术、土地和劳动投入一定时不断增加资本所生产的净产量。该类函数最重要的性质之一是在其他投入一定时，某种投入的增加会降低该投入的平均产量，所以生产函数曲线向右上方的延伸越来越平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