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到母校南京大学读书，已经四十年了！
想到四十年前的入学，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是母校破例录取的。那一年高考，我的中学校友章铮（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校友）和我都侥获高分。我们两人对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所说的经济学专指政治经济学）过去就有兴趣且常常交流。事实上，虽然他在中学里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但他是我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老师。“文革”造反时有些中学生便开始读马克思了。记得在章铮和我共同参加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南京九中新红联）里，就有一位高中同学 —- 沈汉 —- 在家读《资本论》了（沈先生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下乡后才受章铮的直接影响开始读政治经济学书的。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先通知考分后报志愿。因此，章铮和我都有信心申请到北京读政治经济学。可该专业的北京学校本来不多，在江苏省招生名额亦少，同校同专业在江苏招两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章铮和我分开，他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然而，人大没有录取我。自己估计，没有录取的原因应当不是考分偏低。但无论什么原因，我已经落入第二轮录取，说不定会进入某个非重点大学，说不定会名落孙山。出乎意料的是在等待非重点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信。南京大学是我在重点大学中的第二志愿。后来听说，是当年热心重建经济系的车济炎老师到非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地方发现了我并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的。我的“听说”也许有误，但南京大学破例录取我是确实的。后来在高校任教时，我不止一次听新生提到，南大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时声称南大从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我更明白南大录取我的不易。谢谢我可以称之为母校的南京大学，谢谢车老师和其他每一位老师。同时，也如陈萌同学所说，感谢邓公。当然，最感谢上天，因为它毕竟让太阳这样炽热的恒星也有死亡的时候，而我在太阳死亡之时幸而还算年轻。
由于对“红太阳”的崇拜和中学同学的影响，我入学前就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并也开始读《资本论》。当时衷心相信《资本论》每句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我那时已经不相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每件事都是正确的，更不相信政府真的“为人民服务”。今天也有这样的学者，认为政府有错，可马克思正确。尽管我后来明白马克思的错误，但我当时亦是那种认识，并且想认真地把马克思学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所有课程中，我最重视《资本论》。记得这门课开了两个学期，应当是王心恒和沈海山老师分别讲授的。沈老师平易近人，讲课比较活跃，有时还会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不那么直接关联的其他内容。王老师更像不食烟火的书生，讲课时一板一眼，不苟言笑。我向沈老师请教得多。在南京大学期间，若论对我影响最大也关心最多的老师，应当是沈老师和吴可杰老师。当时他们两人都住在校园内单身教工宿舍，拜访他们非常方便。说来有趣。沈老师后来的太太和吴老师的公子两人都是我的中学校友（虽然他们在高中部）和新红联“战友”。不过我们在校期间沈老师应当不认识后来的师母。就《资本论》学习来说，我向沈老师请教过许多问题，例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暂时性，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等。沈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且常常冒出睿智之言，和他的交流裨益极大。记得有一次在沈老师宿舍里，他说现在政府做的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做的非常类似，并且举了如平反、兴农等例子，言下之意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过沈老师说到这些时没有贬义。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由于当今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可以坚持下来的社会主义，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样。沈老师那番话猛地提醒了我，让我把感觉转变为认识。记得后来我在经济系同学办的《经济初探》上发表的短文，就多少含蓄地表达了这个认识。
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对当时国内正在争论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有兴趣，便在请教沈老师后，写了一个简单提纲交给系里。当时的争论完全囿于政治经济学圈子，双方争的是谁对马克思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北京大学的何小峰同学（后来也是我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还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待查）上发表了一篇对马克思有关说法的理解文章，支持当时以卓炯为代表的非主流理解。过了一两个星期吧，系里决定由王心恒老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这让我一下子感到压力，因为除了上课，我和王老师好像从无交流，况且我对他的《资本论》讲课不甚满意。更有甚者，我还提出过免修他的《资本论》课程申请（当然被驳回）。无论如何，我去王老师办公室拜访了他。王老师依然是不变的严肃样子。记得他要求我好好读读马克思有关说法所在的原文尤其是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再写作，而没有多余的话。于是我“被迫”去读。可是我越读越觉得有问题。马克思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即使考虑到上下文，也不能相互协调。因此，我发现的问题不是谁对马克思在生产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而是马克思的说法本身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这一点能够对沈老师吴老师开口，却无法对王老师说出口。当时是无计可施，找不到出路。后来，我干脆丢开马克思的相关说法，也丢开论文提纲，而是直接想象自己如果是马克思的话，接着《资本论》第三卷的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后，继续阐述有时被称为“非生产劳动”有时又被称为“生产劳动”的那些部门的资本，我应当如何写。这一来倒很快，几天写完十几页草稿纸。记得到最后，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思路枯竭了，我突然停下来，不知道怎样往下写了：还没有结束，却不知道如何继续。于是就打住了。后来在把它发表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刊物和正式杂志之前，我都认真思考过如何继续，可都不得其解。一直到我接触佛道后，我才意识到那也许属于可意会而无法言说的领域。
由于写出的论文和原先提纲不相干，由于我在正文前加了一句我“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也由于还没有写完，加上自我感觉经济系领导对我不那么友好，因此我完全不知道论文能否过关。我只是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王老师就赶快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来我没有问过，王老师和其他老师也没有就我的论文给过我任何指示或对我说过任何东西。接着我毕业了。以后，应当是在1988年，我因公派出国留学而去母校申请成绩单复印件，才赫然发现我的毕业论文评语是“优”。我非常感动。毫无疑问，我的那句置于论文文首的不重视与马克思某些语录协调与否的话，是王老师无法忽略的；而这样的话，当时以至今天都不能为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师所接受。所以，我深深感受到王老师那种不为外界所动而以学术逻辑为依的书生气质。要知道，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届的毕业典礼上，便有老师发言指责在座应届毕业生中有人反对马克思。该老师指的便是何小峰，而小峰也只是发表了对马克思说法的另一种解释，且在马克思“句句是真理”前提下的解释，还没有触及马克思说法本身矛盾的问题。
四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我的年龄应当超过了车老师、沈老师、吴老师和王老师诸位先生当年给我讲课的年龄。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首先，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抬起了我；其次，这四十年应当是我们这两代人经历的思想最为宽松的时期，而我们这代人的年轻，让我们比他们更有可能利用这一宽松发挥自己。但是，我真的利用了这一宽松吗？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问问车老师的在天之灵：您当年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您的期望肯定不是我个人以后脱离歧视和贫穷；您应当期望我能够为经济学为国家做点贡献。为经济学，在老师们讲授的马克思理论范围内，我想，我的毕业论文“续写”了《资本论》，或许可算一点贡献。我曾经在网络争论中说过，我的那篇论文超过了国内堆积如山的马克思研究论著，包括王亚南、刘国光等“名师”的论著，因为后者从没有跳出中小学生常写的“学习心得”范畴。为国家，我坚定地相信，车老师老师如果尚在人间，一定反对如今的专制主义复辟；因此，我在近两个月前关于远离“中国经济学”的呼吁和本月关于北京大学现任校长应当因其错误而辞职的要求，应当符合车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对我的期望。当然，尽管已经步入老年，我还应当多做一些，以报师恩，亦报同学，更报那在四十年前改变自己命运的母校—-南京大学。
胡景北（1978级政经班，上海同济大学退休教授）
初稿于2018年5月3日，终稿于2018年5月12日
“夜话”2018年第9期，201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