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第6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4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的长期关系

我们已经清楚地指出无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还是一个国家的中国，在本世纪以来的十五年内，都在很高程度上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支持非农就业增长；失业对非农就业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也起着支持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但它在中国的作用远远逊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世界的作用仅略高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十五年时间虽然不算短，但仅仅根据十五年情形，我们很难引出适用于更长时期的一般性结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中国从1980年前后开始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猛烈降低。由于劳动力和人口变化之间存在十五到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2001年开始的十五年，正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劳动力增长的滞后影响充分表现出来的年代。所以，2001年以来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绝大部分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象，也许可能和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劳动供给的作用，我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同时，由于缺少系统性的更长时间数据，我们无法考察世界的情形，因此，本节只限于研究中国的情形。

毫无疑问，中国特别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增长。表6.3第三列数据显示中国新增劳动力总量在本世纪迅速减少的趋势：在短短的十五年间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强。然而，新增劳动力总量的减少只是加剧非农就业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程度，而不应当造就它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依赖本身。我们用数据说明这一点。事实上，对中国来说，非农部门扩张依靠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绝非本世纪最初十五年的新现象。它甚至不仅仅是1978年中国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以后的新现象。应当说，它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长期现象。中国连续性的年度劳动统计数据始于1952年。我们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出1953至2015年中国年度非农就业增量。同时，我们仿照本章前面的做法，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并由此计算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量。注意，由于这个假设低估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我们计算出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只会低于、而不可能高于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图6.1展示了这样计算出来的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图6.1中的正数表示非农就业增加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业减少或劳动力从非农业向农业转移。该图清楚地显示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非农就业增量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大；非农就业增量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很高。就整个1953到2015的63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非农就业增量的比重接近65%，明显超过其他劳动力来源总和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强烈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在中国，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密切关联绝不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在1953-2015的63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

图6.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1953-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数据附录 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

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在图6.1中的唯一例外出现在1990年。这一年非农就业增量很大，但农业劳动力没有转移。我们已经在第二章2.4节指出这一例外应当源自于统计失误，因此不能否定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紧密关联。除了1990年的特殊情形，图6.1亦揭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极端情形，即这两个数据系列在1958到1962年五年间发生的大幅度波动。在第四章的4.9节亦对此做了说明。不过，由于在这五年中，我们在本章关心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所以这次大波动不涉及我们关心的主题。但大波动太过剧烈，容易掩盖正常状况，因此，我们把它和1990年暂时排除，而只考虑正常年份。图6.2显示了不考虑特殊和极端年份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该图进一步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非农就业增长的长期和决定性的作用。

图6.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1953-2015年，无特殊年份

资料来源：参见图6.1。

我们使用更严格的数学方法观察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令∆L^N和H分别表示非农劳动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我们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I. 1953-2015年，所有年份。

(6.7)   ∆L^N= 285  +  1.02H，R²=0.84

(68.3501)  (0.0571)

(4.1665)  (17.8634)

II. 1953-2015年，无1958-1962、1990年。

(6.8)   ∆L^N= 277  +  0.97H，R²=0.93

(29.5368)  (0.03494)

(9.3675)  (27.6224)

III. 1953-2015年，无1990年。

(6.9)   ∆L^N= 212  +  1.05H，R²=0.98

(24.5511)  (0.0203)

(8.6353)  (51.5901)

方程下方第一行是标准差，第二行是t检验值。这些方程显示，即使考虑所有年份，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系数已经高达0.84，后者对前者有着强烈影响。但只要排除1990年的统计失误，两者相关系数就会一下子上升14个百分点，跳高到0.98，接近完美的线性关系。然而，继续排除1958-1962年的大波动，相关系数将降到0.93。显然，排除1990年后，在1958年开始的大波动中，非农就业增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程度，甚至强于1952-2015年的平均强度。这里，我们在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量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同时，进一步证明了1958-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联系。^[1]

1. 如果从1953-2015年的数据系列中单独排除1958-1962年数据，我们得到的回归方程是∆L^N=399+ 0.86H，R²=0.54，比方程(6.7)的R²低整整低了0.30，可见1958-1962年期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量的影响之强。这应当进一步佐证当时的大饥荒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度波动直接的联系。 ↑

第6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

我们在本节转而观察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中国的情形。为了与对世界经济的考察相对应，我们也在下面的表6.3中列出中国从2001至2015年新增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表6.3指出，在本世纪第一个十五年中，第一个来源即每年总劳动力增量只在最初两年超过非农就业增量；从2004年开始，它就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后者。实际上，从2003年起，中国总劳动力增量就落到非农就业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下；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根本无法满足中国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在这一点上，中国非农就业增长对新增社会总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表6.2列出的世界平均水平。

表6.3 中国新增非农就业来源，2001-2015年

年	非农劳动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		失业减少		农业就业减少		比率和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万人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
2001	356	798	224.2	-86	-24.2	-356	-100.0	100.00
2002	242	572	236.9	-89	-36.9	-242	-100.0	100.00
2003	892	486	54.5	-30	-3.4	436	48.9	100.00
2004	1,903	555	29.2	-27	-1.4	1375	72.2	100.00
2005	1,771	395	22.3	-12	-0.7	1388	78.4	100.00
2006	1,832	339	18.5	-8	-0.4	1501	81.9	100.00
2007	1,553	326	21.0	17	1.1	1210	77.9	100.00
2008	1,051	299	28.5	-56	-5.3	808	76.9	100.00
2009	1,297	299	23.1	-35	-2.7	1033	79.6	100.00
2010	1,237	264	21.3	13	1.1	960	77.6	100.00
2011	1,652	329	19.9	-14	-0.8	1337	80.9	100.00
2012	1,105	279	25.2	5	0.5	821	74.3	100.00
2013	1,875	282	15.0	-9	-0.5	1602	85.4	100.00
2014	1,657	302	18.2	-26	-1.6	1381	83.3	100.00
2015	1,069	212	19.8	-14	-1.3	871	81.5	100.00
合计	19,490	5,737	29.4	-371	-1.9	14,124	72.5	100.00
年平均	1,299	382	29.4	-25	-1.9	942	72.5	100.00

注：总劳动力增量、非农劳动增量、农业就业减少、失业减少皆为相应指标的t年值-(t-1)年值。表内的“来自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失业增加、“来自农业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农业就业增加。总劳动力=总就业+失业。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相对数按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

新增非农就业的第二个来源是原有失业者。在中国统计体系内，失业者仅仅指城镇非农失业者。和世界情形相同，表6.3指出中国原有失业者对新增非农就业的作用无足轻重。第一，中国的城镇失业数量很小，失业者即使全部在非农部门重新就业，也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例如，2010年中国城镇失业总数为908万，当年新增非农就业为1,237万，前者不到后者的四分之三。况且，若该年真的完全消除了失业，下年中国将失去新增非农就业的这个来源。第二，在这十五年中，中国即使能够减少城镇失业，减少的数量也极其有限，就此而向非农部门提供的劳动力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例如，中国失业在2010年减少了13万，仅占当年非农劳动增量的1%，可以完全忽视。第三，在表6.3列出的大部分年份内，中国的城镇失业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就是说，失业群体不但不能为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反而要从每年社会新增劳动力中“取走”一部分，因此，和上一节揭示的世界情形相同，至少在本世纪第一个十五年中，中国的失业群体对非农劳动供给所起的主要是负作用。

所以，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来说，无论新增总劳动力还是失业者重新就业还是两者的总和，都远远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这样，中国非农部门增长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动力就只能源自原有的农业劳动力。在表6.3中，中国非农部门的增长从2003年起便主要依靠农业部门转出的劳动力供给，后者占非农部门新增就业的比重往往达到甚至超过80%。实际上，从总量看，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五年内，中国新增的超过1.9亿非农就业中，源自农业就业减少的便达到1.4亿，比重超过了70%。

在讨论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时，我们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不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所以，表6.3列出的“总劳动力增量”内，在初始意义上必然有一部分属于“农业劳动力增量”，另一部分才属于“非农劳动增量”或其他增量；因此，如果总劳动力增量全部进入非农部门，那么，“总劳动力增量”概念就必然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我们依然使用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自然增长率相等的假设，计算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增量。我们得到的数据见表6.4第二列“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它与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之和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

表6.4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新增非农就业，2001-2015年

	非农劳动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		农业就业减少		农业劳动力转移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数量	占非农劳动增量比
单位	万人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2001	356	396	111.2	-356	-100.0	40	11.2
2002	242	283	117.3	-242	-100.0	42	17.3
2003	892	240	27.0	436	48.9	676	75.8
2004	1,903	270	14.2	1375	72.2	1644	86.4
2005	1,771	183	10.3	1388	78.4	1571	88.7
2006	1,832	150	8.2	1501	81.9	1651	90.1
2007	1,553	137	8.8	1210	77.9	1347	86.8
2008	1,051	121	11.5	808	76.9	928	88.4
2009	1,297	117	9.0	1033	79.6	1150	88.7
2010	1,237	99	8.0	960	77.6	1059	85.6
2011	1,652	119	7.2	1337	80.9	1456	88.2
2012	1,105	96	8.7	821	74.3	917	83.0
2013	1,875	94	5.0	1602	85.4	1696	90.4
2014	1,657	94	5.7	1381	83.3	1475	89.0
2015	1,069	62	5.8	871	81.5	933	87.3
合计	19,490	2,461	12.6	14,124	72.5	16,585	85.1
年平均	1,299	164	12.6	942	72.5	1,106	85.1

 

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农业就业减少、“农业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农业就业增加。总劳动力=总就业+失业。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相对数按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参见表6.3

表6.4显示，一旦我们考虑新增社会总劳动力中含有的新增农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五年内就全部成为正数。也就是说，即使在某些年份内，农业就业绝对增加，但增加的规模依然低于“自然”增长的农业劳动力，因此，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依然转移到了非农部门，经济中依然发生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时，在这十五年间，中国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有十二年接近或超过1,000万，有五年甚至接近或超过1,500万；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平均超过了85%。这里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假设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和社会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这个前提在中国应当不成立，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应当更高。考虑到这一点，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应当更大，占新增非农就业比重也更高。所以，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时多时少，但就这十五年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中国非农就业扩张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和世界水平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几乎翻了一倍。这一点进一步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高速度，并成为第二章图2.1和2.2揭示的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和中国农劳比两者快速下降的基础。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2 世界范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尤其指劳动力单方向地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就业转换。根据本书第五章第三节的说明，劳动力在农业的生产率显著低于其在非农业的生产率，因此，即使其他一切不发生变化，一个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也会在降低农业产出的时候更多地增加非农产出，社会总产出相应增加，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导致经济增长。当然，如果像托达罗那样仅仅设想500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则转移对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确实可以忽视。因此，转移对增长影响的关键在于转移数量。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如果非农产业新增就业的重要部分甚至大部分来自于农业劳动力，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会强烈且直接地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本节将通过非农就业来源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就世界经济来说，在每一个年度，非农部门新增就业的劳动力只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总劳动力当年增量，二是上年农业就业劳动力，三是上年失业者。非农部门从这三个来源获得扩大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我们在表6.1中列出从2001至2015年全世界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以及各来源所占比重。由于世界农业劳动力从2002年才开始绝对减少，因此我们暂时不考虑2001年以前的情形。首先注意失业的变化。在表6.1列出的时期内，失业绝对增加和减少的年数几乎各占一半，但就整个时期而言，失业增加了0.16亿，因此，失业这个劳动力“后备军”不但对新增非农就业供给没有任何的贡献，而且“取走”了一部分可用于新增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其次，就社会总劳动力增量来说，在二十一世纪中，世界总劳动力每年都在增加。但扣除失业“取走”的部分（0.16亿），世界总劳动力的总增量（6.2亿=6.36亿-0.16亿）却明显少于世界非农就业增量（7.55亿）。因此，在这段时期中，世界非农就业的增加必须同时依靠农业劳动力净减少。为了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世界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了1.3亿多。但是，如果考虑新增总劳动中包括大量新增农业劳动力，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数量。我们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那么，在6.36亿的新增劳动力中，至少包括了2.08亿农业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同样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是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和原有农业就业净减少两者之和。在表6.1显示的15年内，农业劳动力每年都在向非农部门转移，转移最少的年份也达到了600多万，而最多的两个年份皆超过了3,000多万，平均每年转移量近2,300万。所以，在本世纪最初十五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接近3.43亿。[1] 3.43亿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0.16亿的失业变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量级。即使假设一部分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没有获得城镇就业并成了城镇失业者，把这一时期的0.16亿新增失业者全视为来自农业的劳动力，全世界仍然有超过3.2亿转移者获得了非农就业。实际上，正是如此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才促成了本世纪最初十五年的经济增长。换一个角度观察。2000年世界总失业为1.81亿。假如全部失业者在随后的十五年内都获得非农就业，那么，非农就业依然需要1.62亿（=3.43-1.81）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而事实上，全世界总失业人数在这十五年间不但没有消除或减少，反倒有所增加。所以，虽然减少失业是各国和世界组织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重要目标，但总体而言，全世界各国减少失业的政策在争取把失业者转变成非农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失败的。

表6.1 世界新增非农就业来源（数量），2001-2015年

单位：万人

	非农劳动力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转移			失业减少	转移与失业减少比较
			新增农业劳动力	农业就业减少	合计
单位	A	B	C	D	E	F	G=E-F
2001	3,596	3,852	1,459	-581	878	324	554
2002	4,145	4,888	1,836	116	1,952	-860	2,811
2003	4,920	4,871	1,796	235	2,031	-185	2,216
2004	6,183	5,157	1,866	966	2,832	60	2,772
2005	6,206	5,309	1,871	905	2,776	-8	2,784
2006	6,345	3,702	1,270	1,892	3,163	751	2,411
2007	6,525	3,757	1,251	1,741	2,992	1,027	1,965
2008	4,487	3,624	1,172	1,585	2,756	-722	3,479
2009	2,473	3,320	1,044	1,225	2,269	-2,072	4,341
2010	5,176	3,293	1,012	1,622	2,634	261	2,372
2011	6,438	4,191	1,254	2,114	3,368	133	3,235
2012	5,664	4,505	1,301	1,404	2,705	-244	2,949
2013	3,771	4,674	1,312	-668	644	-235	879
2014	4,745	4,219	1,176	306	1,481	221	1,261
2015	4,812	4,264	1,170	622	1,792	-75	1,867
总计	75,486	63,627	20,790	13,483	34,273	-1,624	35,897
平均	5,032	4,241.8	1,386	899	2,285	-108	2,393

注：总劳动力增量、非农劳动力增量、农业就业减少、失业减少皆为相应指标的t年值减(t-1)年值。新增农业劳动力指总劳动力增量中的农业劳动力增量部分，是用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相等假定计算的。“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失业增加、“农业就业减少”负数值表示农业就业增加。总劳动力=总就业+失业。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表6.2计算了2001到2015年全世界新增非农就业来源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该表显示，在这段时期，失业减少占新增非农就业比重从来没有超过16%即六分之一；与此相反，在这十五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比重有11年超过了40%即五分之二；十五年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比重超过45%，几达二分之一；相反，失业比重的绝对值只有2.2%，可谓无足轻重。如果考虑我们在前面提及的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低估，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自然”新增非农劳动力两者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应当是平分秋色，而失业只起到可忽略不计的负作用。如果进一步考虑短期宏观经济学在其分析中往往不考虑劳动力总量变化，那么，作为劳动市场变量，农业劳动力转移高于失业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著。

表6.2 世界新增非农就业来源（比重），2001-2015年

单位：%

	非农劳动力增量	总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转移			失业 减少	转移与失业减少比较（百分点）
			新增农业劳动力	农业就业减少	合计
	A	B	C	D	E	F	G=E-F
2001	100.0	107.1	40.6	-16.1	24.4	9.0	15.4
2002	100.0	117.9	44.3	2.8	47.1	-20.7	67.8
2003	100.0	99.0	36.5	4.8	41.3	-3.8	45.0
2004	100.0	83.4	30.2	15.6	45.8	1.0	44.8
2005	100.0	85.6	30.1	14.6	44.7	-0.1	44.9
2006	100.0	58.3	20.0	29.8	49.8	11.8	38.0
2007	100.0	57.6	19.2	26.7	45.9	15.7	30.1
2008	100.0	80.8	26.1	35.3	61.4	-16.1	77.5
2009	100.0	134.3	42.2	49.5	91.8	-83.8	175.6
2010	100.0	63.6	19.6	31.3	50.9	5.0	45.8
2011	100.0	65.1	19.5	32.8	52.3	2.1	50.2
2012	100.0	79.5	23.0	24.8	47.8	-4.3	52.1
2013	100.0	123.9	34.8	-17.7	17.1	-6.2	23.3
2014	100.0	88.9	24.8	6.4	31.2	4.6	26.6
2015	100.0	88.6	24.3	12.9	37.2	-1.6	38.8
总计	100.0	84.3	27.5	17.9	45.4	-2.2	47.6

注：参见表6.1。数据为各项指标占新增非农就业比重。按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参见表6.1。

注释：

[1] 这里应当提醒的是，由于农业人口的增长率在大部分情形下高于非农人口和整个人口的增长率，所以，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应当也高于社会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我们为表6.1的计算所建立的假设即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应当导致我们在表6.1中低估了新增农业劳动力数量。就此而言，表6.1应当不会高估、而只可能低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规模。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1 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劳动力转移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托达罗（Todaro）1969年提出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1] 由于哈里斯（Harris）和托达罗两人在随后的另一篇论文内进一步阐述了该模型，经济学文献常常又把这一模型称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2] 我们之所以用理论称呼刘易斯的观点而用模型称呼托达罗观点，是因为模型虽然属于理论，但它是一种更严谨并且通常和数学表述相联系的理论。模型虽然不是唯一、但常常是理论科学化的表现。本书上一章指出刘易斯理论尚属于“前科学”，部分原因在于刘易斯理论难以模型化。托达罗理论是模型化的，所以我们用数学模型介绍之。

托达罗把经济分为城镇和乡村两个部门，城镇工资水平一定且高于乡村水平。个体劳动力为了提高收入从乡村向城镇转移。但他们在做转移决策时只能估计自己在城镇能够获得就业并取得工资的概率，这就是转移者对转移后的预期工资。用H代表劳动力乡城转移量，w_U和w_R分别代表城镇和乡村工资，w_U>w_R>0，E代表预期值，u属于(0, 1) 代表城镇失业率，托达罗列出公式为

(6.1)       H=f[E(w_U)-E(w_R)]                    劳动力转移量决定

(6.2)       E(w_U)= w_U(1-u)                        城镇预期工资决定

(6.3)       E(w_R)= w_R                                         乡村预期工资决定

(6.4)       E(w_U)= E(w_R)                           均衡条件

其中, (6.1)表示劳动力转移受有转移愿望的乡村劳动力预期的两部门工资差异影响。城镇预期工资越是高于乡村预期工资，劳动力转移的愿望越强；反之则越弱。(6.2)表示乡村劳动力预期的城镇工资为城镇固定工资和城镇就业率之比。城镇就业率越高，乡村劳动力转入后取得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该劳动力转移后获得城镇工资的概率也越高。(6.3)表示乡村预期工资等于乡村通行工资。(6.4)表示当两部门的预期工资相等时，劳动者不再向城镇转移或向乡村回流，转移者劳动市场实现均衡。(6.2)是托达罗的创新之处。将(6.2)和(6.3)代入(6.4)并令w代表两部门的相对工资，我们得到均衡时两部门工资比为

                    w_U(1-u)= w_R

即

(6.5)      （w_U/w_R)=1-u

考虑(6.1)，我们有

(6.6)       H=f[w_U(1-u)-w_R]

且

(6.6a)     H>0, 若w_U(1-u)>w_R

H=0, 若w_U(1-u)=w_R

H<0, 若w_U(1-u)<w_R

(6.6b)     dH/du <0

(6.6b)指出转移和城镇失业反方向变动。城镇失业率越高，失业越多，转移到城镇后取得就业和城镇工资的概率越小，乡城转移量越低，反之则越高。这样，托达罗模型就把乡城转移和城镇失业两者联系在一起并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函数。这一点亦是托达罗模型最重要的创新之处。

托达罗模型的重要含义之一是政府减少城镇失业的政策不但达不到目标，还可能适得其反，造成更严重的城镇失业。这里的原因是失业率降低缩小了乡村劳动者考虑的城乡工资差距，导致更多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正如菲尔兹所说：在托达罗之前，“经济学家广泛认为只要穷国政府把足够的资源和刺激用于创造更多城镇就业，穷国城镇失业就可能减少甚至消除。托达罗证明这类政策是徒劳的”，因此，“我们所有研究不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和人口问题、研究它们经由劳动力转移而互动的经济学家都受惠于托达罗”。[3] Willis同样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中同时存在着城镇高失业率和高乡城转移量。对这类现象的解释，当今已经形成共识，而托达罗在这方面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4]

与我们在上一章介绍的刘易斯理论相比，托达罗模型存在若干显著的不同之处，例如，第一，托达罗着眼于与失业有关的短期经济政策问题，而刘易斯侧重于长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问题；第二，托达罗用乡村和城镇之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和资本主义部门之分；第三，托达罗以城镇固定工资为假定前提，而刘易斯以传统部门固定工资为研究对象；第四，托达罗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相联系，刘易斯则把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的转移和后一部门资本投资相联系。在托达罗模型中，城镇的工资固定且高于乡村工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迁移，城镇企业亦不存在优先雇佣原有城镇劳动力的制度性约束。不过，乡村劳动力虽然能够自由迁入城镇寻找工作，但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托达罗认为乡村劳动力在城镇获得就业的可能性取决于城镇失业状况：城镇失业率越低，一个人从乡村到城镇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便越高，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数量就越大；反之，城镇失业率越高，乡城转移越少。[5]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达罗强调个体转移者的理性行为，因此其模型具有明确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不过，虽然托达罗模型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联系在一起，使它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这初看上去的吸引力恰好掩盖了该模型的基本缺陷。首先，正如本章下面将说明的，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失业“少量”增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量级。它们之间几乎不可比较。本书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的乡村劳动力转移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范围之内。因此，我们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用乡城劳动力转移来观察托达罗模型的适用性。举个例子，2011年中国城镇失业减少了13万人，但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数量超过了1,059万，且绝大部分转移者进入了城镇。在这样的数字面前，我们根本无法按照托达罗的思路，设想高达1,000万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业部门的诱因是城镇失业减少了13万人。13万人的城镇失业减少比起在非农部门获得就业的1,000万农业转移劳动力来说是太少了，这样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乡城转移完全无法用托达罗模型解释。^[6]

就托达罗本人的研究意图而言，他的模型不是针对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乡城劳动力迁移，而是针对小规模的政府促进城镇就业的政策。托达罗曾经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即他的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一个增加500个城镇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是否会把超过500位的正在犹豫是否迁入城镇的乡村劳动者真的引诱入城镇”。[7] 对托达罗来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该就业促进政策就会反而加剧城镇失业。托达罗的研究对象有其意义，托达罗模型亦有其作用。但是，把托达罗对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模型扩张到对超越个别政策的整个宏观经济的研究，就不适当地夸大了托达罗模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乡城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意义。事实上，就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的劳动力转移来说，我们面对的转移现象不是500个新增非农或城镇就业的规模，而是在像肯尼亚这样的小国里5万、[8] 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500万新增就业的规模。5万新增非农就业在肯尼亚、500万新增就业在中国都不是某项特定的经济政策所能够造就的。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新增就业，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分析，而是宏观经济分析。例如，在肯尼亚创造500个和在中国创造5万个新城镇就业也许不会影响城镇工资水平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乡城或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肯尼亚创造5万个和在中国创造500万城镇就业必然会抬升城镇工资并造成复杂的宏观经济影响。在这里，数量规模起决定性作用。托达罗研究的是小规模失业变化和小规模劳动力转移关系，我们的兴趣则是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关系。就此而言，托达罗模型不适宜我们的研究。

其次，托达罗所设想的是城镇失业减少将吸引乡村劳动力进城并变成新的城镇失业者，而非进城获得非农就业。但在我们列举的中国例子里，则是即使城镇失业减少，绝大多数乡村或农业转出的劳动力依然在进城后获得了城镇就业，而非填补减少了的城镇失业。就托达罗本人关心的肯尼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来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统计资料，我们计算出包括肯尼亚在内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2008年新增失业为70万。若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则同年从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至少有150万。[9] 显然，即使这150万农业转出劳动力中有70万成为新增城镇失业，则依然有80万转移劳动力在非农部门获得了就业。所以，即使在这个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起的支持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亦强于于它的加重城镇失业的作用。

再次，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城镇工资水平外生固定且高于乡村工资。这样，托达罗模型就和刘易斯理论一样在某种不变工资的框架内讨论劳动力转移。然而，不变工资必须以特定经济制度或市场缺陷为前提，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同时，工资是劳动市场信号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关键变量。这样的变量如果成为常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将永远达不到科学水准。所以，任何一个臻向完美的以劳动力转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模型都不应当容许不变工资。[10]

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托达罗模型虽然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却依然囿于以当代欧美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传统，把失业视为核心变量，把劳动力转移视为次要变量，认定劳动力转移是失业的函数，劳动力转移必须通过失业才能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我们知道，现有的以欧美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视为三个一级或核心变量。所有其他劳动市场变量都必须通过失业率才能与宏观经济联系起来，才可能产生宏观经济学效应。例如，欧美国家的女性就业往往和失业率有关。失业率低，女性就业便多；失业率高，女性就业便少。托达罗模型的逻辑亦如此。我们在本章要说明的是，特别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非农化转型中期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独立的宏观经济学意义，无须通过失业便能够发挥自己的宏观经济效应；或者说，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作用不但不依赖失业，而且高于失业，因此，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阶段的宏观经济学，应当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并列为核心变量或一级变量，而把失业降为二级甚至三级的次要变量。

注释：

[1] 托达罗模型的经典论文见Todaro, 1969; 1976a; 1980。托达罗曾为国际劳工组织撰写一本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著作（1976b），其1980年论文为该著作的压缩和更新版。

[2] 参见Harris and Todaro, 1970。关于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区别，参见Blomqvist，1978。不过，在失业变化诱致乡城劳动力转移这一点上，两个模型是相同的。

[3] Fields, 1980, p. 390.

[4] Willis, 1980, pp. 394-395.

[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化的反向关系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参见例如Johnson，1948，p.153。但托达罗应当是第一位用模型表述和分析该关系的经济学家。

[6] 关于托达罗模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的局限性，参见Hu,，2011。

[7] Todaro，1976，p. 216。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8] 肯尼亚是托达罗研究的背景国家。

[9] 国际劳工组织把包括肯尼亚、但不包括南非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当成一组。本节数据的资料来源：ILO，2011，Table A 2，A4，A10，A11。

[10] Willis在评论托达罗模型的时候表述了他对不变工资假定的不满：“我必须说出我的困惑，为什么托达罗和其他学者没有探讨直接应对现代部门刚性工资的可行政策。”参见Willis，1980，p. 397。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4 不变工资和上升工资

图5.2已经说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两个部门的工资都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同时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业转移。本节将进一步说明，上升工资现象不但出现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而且也完全可能出现在刘易斯区间，因此，即使接受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概念，刘易斯的不变工资理论也可能失效。事实上，刘易斯生前已经发现在剩余劳动力依然大量存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实际工资在上升。刘易斯将其称为“真正的理论之谜”。 ^[1] 这个谜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因为刘易斯无法想象农业或乡村工资的上升。如果乡村工资不上升，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城市工资上升自然成迷。因此，为了说明工资在刘易斯区间上升的可能性，我们需要观察乡村或农业部门。下面的图5.3改编自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年关于剩余劳动力著作中的图1b。^[2] 该图横轴代表农业劳动L^A，曲线OKCMZN代表土地数量一定时的农业生产函数Y^A。Y^A曲线上的点K、C、M、Z、N分别代表L^A为R、V、Q、W、P时的农业产出。其中，从点M向右，Y^A成水平线，表示从L^A=Q时开始，继续新增劳动力不会提高产出，也就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从M向左，增加劳动将提高产出，减少劳动将降低产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假设社会总劳动力固定为OP。在经济发展起点上，全部OP劳动力都在农业，L^A=OP，农业劳动平均产出为（NP/OP）=tgα_P。假设tgα_P相应于生存工资水平。继续增加人口和劳动力，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将低于生存工资，社会将萎缩，人口和劳动力必将减少，因此我们不考虑农业劳动平均产出低于生存水平的特殊状况。图5.3中在点K与Y^A相切的直线GK与直线ON平行，α_P=α_G。由于tgα_G代表即L^A=OR时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因此，当即L^A=OR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生存工资。根据刘易斯理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OP-OR=RP。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认为，农业实际工资“通常不会偏离生存所需的卡路里水平很远并且多少与”图5.3中的tgα_P“联系在一起”；同时，“只要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人们就没有理由想象农业工资会显著高于”tgα_P。^[3] 只有农业劳动力减少到OR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才升高为tgα_G并等于tgα_P，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消失，农业工资才会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和农业边际产出的进一步提高而上升。

图5.3 剩余劳动力和上升工资 链接

资料来源：改编自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p.12）的图1b。

费景汉和拉尼斯接着考察了农业劳动力从OP减少到OW的情形。劳动力虽然减少，但总产量不变，ZW=NP，所以，若农业工资不变，农业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总额将是(OW)·tgα_P=XW，农业部门有了用ZW-XW=ZX标示的产出剩余。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是：谁将获得ZX：耕作者、地主还是政府？^[4] 他们认为地主将获得ZX，而政府应当通过税收亦获得部分ZX以用于发展非农业。可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的答案完全没有考虑拥有耕地的农民获得ZX的可能性。显然，一旦考虑这种可能性，费景汉和拉尼斯根据刘易斯理论所持有的不变工资命题就会失效。^[5] 我们仔细观察L^A=OW的情形。如果土地为耕作者所有，耕作者将获得所有土地产品，因此农业工资为（ZW/OW）= tgα_W > tgα_P。这意味着只要劳动力转出农业，农业工资便将上升并高于生存水平，即使此时农业中依然存在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而农业工资一旦上升，非农部门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就必须按照上升了的农业工资水平支付非农工资，所以非农部门工资亦将上升，刘易斯的“城市工资上升之谜”也就可以部分地解开。因此，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图形清楚地证明了只要农业劳动力能够获得产出剩余，则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剩余”，无论他们的生产率多么低下，农业工资都会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上升。所以，剩余劳动力概念并不必然导致不变工资：农业工资完全可能在剩余劳动力条件下上升。这样，以不变工资为特征的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即使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也不具有一般性，遑论农业劳动力转移。

笔者曾经把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合一即自耕农的农业社会结构称为“一阶级”模型，^[6] 并对一阶级模型中的农业工资概念提出以下三个命题：

（1）只要农业劳动力数量低于图5.3中的OP，农业工资就不低于、而是高于生存水准。

（2）农业工资是农业就业的单调反函数。由于就业的可变性，农业工资不可能不变。

（3）在经济发展和非农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必将减少，因此，农业工资以及相应的非农工资必将上升，所以，工资上升是非农化转型中的必然趋势。^[7]

其实，即使在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设想的两阶级社会结构，不变生存工资也很难实现。例如，对解释农业工资为什么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的情形下依然保持在生存水准的问题，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解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习俗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取得剩余产出的地主向租地农民提供生存水准的工资。^[8] 既然如此，为什么同样的压力在农民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边际产出的时候，不能类似地迫使地主接受越来越高的农业工资呢？这里，刘易斯和其追随者的理论显然存在着不“一以贯之”之处。

总的来说，刘易斯虽然抓住了劳动力转移这个特殊经济现象，但他不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意义，不了解他所研究的二十世纪中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仅仅是非农化转型内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他才用传统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代替农业和非农业的区别、用剩余劳动力转移代替农业劳动力转移。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可这一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经意所为，因为他给自己明确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不是劳动力转移，而是固定不变的工资水平。如果把劳动力转移扩展到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我们便会发现工资变化与否、工资是否保持在生存水准之类的问题，充其量只是非农化转型中某个阶段或地区的局部问题，而不是整个非农化转型的一般问题。把劳动力转移和不变工资联系起来，就会把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限制在非常狭隘的范围内。例如，若工资固定不变，我们就很难研究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更无从研究劳动力转移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意义。所以，上升工资命题才可能在经济学研究中让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承认工资变化尤其工资上升，我们才能够为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打通道路。

1. Lewis, 1979, p. 224. ↑
2. Fei and Ranis, 1964, p. 12. ↑
3. Fei and Ranis, 1964, p. 22. ↑
4. Fei and Ranis, 1964, p. 27. ↑
5. 如果考虑政府获得所有农业产出剩余，则不变工资命题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行为。假设政府实行某种反农业劳动者的特殊政策，农业工资可以停留在生存水准且长期不变，刘易斯的不变工资命题依然有效。参见胡景北，2002。 ↑
6. 笔者将由地主、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农业工人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为三阶级模型，由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全靠租地耕种的农民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为二阶级模型，参见胡景北，1994/1997，第29页。 ↑
7. 胡景北，1994/1997，第34-35页。 ↑
8. Fei and Ranis, 1964. ↑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3 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今天，站在刘易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肩上，我们应当看得更远，应当更清楚地把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和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充分估计刘易斯理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发现，刘易斯理论并不能够成为研究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展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不能够提升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刘易斯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而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则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刘易斯研究的特定阶段或者刘易斯区间中，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是互不包含但具有交集的两个集合。前者包括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以及家仆、摊贩诸类低生产率的劳动者。刘易斯之所以把经济划分为传统与资本主义两部门，就是因为他把那些不从事农业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亦视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刘易斯不但不使用、而且反对农业和非农两部门划分。^[1] 最早在发展经济学中划分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应当是拉尼斯和费（Ranis and Fei）。^[2] 但正如费古如亚（Figueroa）正确指出的那样，拉尼斯和费的做法误解了刘易斯理论，并把刘易斯所强调的很大一部分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排除出自己的研究范围。^[3]

本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遵从拉尼斯和费的两部门划分。但在根本点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优越于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我们的理由如下：

一、刘易斯论及的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存在于农业部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相比，其他类型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小；而即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也无法和农业劳动力相比。上一章所举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例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二、即使按照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设想，其它非农剩余劳动力类型亦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的过渡形式；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远远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即使在刘易斯设想的典型农业中，剩余劳动力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结束了，非“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依然需要转移；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绝非剩余劳动力转移所能概括的现象。

四、剩余劳动力概念缺乏任何对应或大体相应的统计学指标，因此无法经由统计资料获得相关数据。这样，剩余劳动力概念也就无法应用于经验研究。相反，具有广泛共识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数据不难获得。

五、剩余劳动力和与此关联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缺乏相应的产品和与产品相联系的价格数据。本章第一节在阐述刘易斯理论时，曾经假定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传统部门产品和资本主义部门产品的市场均衡，而无需特别考虑它们的价格变化。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必须明确引入价格变化。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和相应的统计学上，我们没有任何与这两种产品对应的价格，因此，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范围内，我们便无法研究商品价格变化和由价格变化导致的两部门实际工资变化，因此也无法研究和实际工资变化相联系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当说，正在因为这样的困境，拉尼斯和费也许才不自觉地用农业非农业划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并也才引入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来讨论若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农业劳动力中的“剩余”）的边际产出大于零，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和两产品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六、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而后者才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从前科学转变为科学的关键性标志。^[4] 我们可以用失业和失业率概念说明这一点。失业概念在经济学说史中有着长久的历史。至迟在17世纪中叶，配第就详细讨论了失业问题和应用公共工程缓解失业的可能性。^[5] 十九世纪的李嘉图和马克思开始把失业视为经济的内生问题，但直到二十世纪，失业率才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6] 失业研究才进入了严格的经济分析阶段。因此，从失业到失业率，经济学家用来二百多年时间。然而，从失业到失业率的“飞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可以转化为统计指标以及统计学本身的进步。可剩余劳动力概念无法转化为统计指标因此也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这样，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便也无法成为科学并用于经验研究。应当说，正是这一根本缺陷，刘易斯理论不可能在重视经验研究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潮流中立足。

最后，我们证明前面提出的第三个理由，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证明的途径是两部门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历史经验。首先，我们扩展图5.1来说明刘易斯的两部门生产率趋同论点，这就是下面的图5.2。该图中的L和MP分别代表劳动和其边际产量，上标A和N代表农业和非农业，w 代表工资而 w_E 指示生存水平工资，T指示刘易斯拐点。图5.2中的曲线w_ETW 代表刘易斯的工资理论。我们在图5.2内加入三条农业劳动边际产量MP^A曲线。它们在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上分别为正数、零和负数，代表刘易斯提及的初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三种可能性。^[7] 这些曲线最初都远远低于w_E和MP^N曲线。刘易斯认为MP^A在剩余劳动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并在刘易斯拐点上追平MP^N，剩余劳动力亦在刘易斯拐点完全消除。图5.2显示了这一点。所以，对刘易斯来说，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消失标志着剩余劳动力消除；剩余劳动力消除意味着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最终收敛。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二元分析方法仅仅适用于剩余劳动转移过程，而剩余劳动转移又代表了劳动力转移的全部过程。

图 5-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链接

图5.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扩展自刘易斯（Lewis, 1954, p. 151）的图3。

今天，借助于比刘易斯时代更完善的经济统计，我们知道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也远远低于非农业生产率，但刘易斯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国家久已消除。因此，在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远未结束。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图5.2中添加一条农业生产率曲线MP^A*。假设MP^A*曲线从初始点出发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可以发现，一旦离开初始点附近区域，MP^A*曲线比刘易斯的MP^A曲线更接近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演进路径，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很快，但它不仅仅在刘易斯区间内始终低于非农生产率，而且在刘易斯拐点以及之后很长时期内依然低于非农生产率。事实上，即使观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农劳比低于10%的国家，我们亦无法肯定这些国家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否会在比如未来五十年内消除。^[8] 因此，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两者应当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维度：它们不可能同时消失。在刘易斯拐点右侧，剩余劳动力不再，但生产率差距犹存。由于在该拐点右侧，劳动力依然需要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转移，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能仅仅局限于剩余劳动转移；相反，剩余劳动力如果存在，它的转移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段。所以，即使为了理解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也需要超越刘易斯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注释：

^[1] Lewis, 1954；1968.

^[2] Ranis and Fei, 1961.

^[3] Figueroa, 2004.

^[4] 在研究中，讨论一个现象是一回事，对这一现象应用可定量的概念分析是另一回事。无论劳动力从传统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还是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都离不开劳动力转移率这个基本概念。缺乏转移率概念，转移的经济分析便难以实现，转移理论也就只能停留在“前科学“阶段。

^[5] 配第，1662/1979。

^[6] Card，2011.

^[7] Lewis, 1954, p. 191.

^[8] 图5.2中的MP^A和MP^A*曲线都指示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增长更快。这一点既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理论结论，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经验事实。理论方面，参见胡景北，2008。历史方面，参见Ngai and Pissarides, 2004；Duarte and Restuccia, 2010。其中，Ngai and Pissarides估算了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在1869和1998年之间，美国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高于制造业、更高于服务业的相应速度。Duarte and Restuccia研究的时期较短。他们发现在1956-2004年间，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8%、2.4%和1.3%。他们并且发现这样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次序出现在他们研究的29个国家样本中的23个国家内。

我发现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竟然有一个“谁能回应得了胡景北批判中国经济学的文章”的帖子（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1-1.html），而且反应还很强烈。感谢那份帖子的楼主“734061388”，感谢各位网友。

在那份帖子的跟帖中，“linxiaozhijia”的帖子尤其让我感动。这位网友是位认真而且平实的年轻人。我的个人主页的题词是“高贵 平实 深刻 纯洁 正直”。我特别欣赏平实的人并且自己也希望做这样的人。同时，由于年轻的缘故，这位网友应当和我当年一样，也欠深刻。为了促使自己也帮助linxiaozhijia走向深刻，我深感自己应当回应一下linxiaozhijia的思考。

linxiaozhijia的跟帖如下（出处：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6-1.html）：

“仔细学习了胡老师的大作，感觉观点深邃，受益匪浅！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胡老师的观点！为避免隔山打牛的误解，我只是提几个自己的思考与胡老师和其他学者商榷！

1、欧美等西方经济内部学派林立、国别差异也比较大！都用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这种观点各异的大杂烩来阐释是否合适？既然是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各国自身经济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是不是其经济特色？是否存在本国的经济规律？

2、世界经济中除了欧美等私有制经济以外，尚存在中国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如果不等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3、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也是显著不同于私有制经济的成分。怎么能用西方私有制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如果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是客观的，是否存在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解释的公有制经济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公有制经济理论该如果命名？
当然，个人观点，抛砖引玉而已，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

非常感谢linxiaozhijia认真阅读了我的那篇夜话（完全说不上大作，更无须“学习”，linxiaozhijia过奖了）。我的看法完全可以讨论和批评。人都会有错的。我也完全可能出错，尤其是夜话一类的感想文字，更会有错。

言归正传。对linxiaozhijia的四个方面的思考，我的回应如下：

1.通常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欧美国家绝大部分大学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欧美各国虽然学派林立，但是，绝大部分大学经济学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德国和美国待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两个国家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宏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无疑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与美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往往思辨性的内容更多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中对物价稳定的强调更多一些，同时专门谈欧洲整合的内容也很多等等。不过，应当没有那位德国教授认为需要专门的德国经济学。

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其它经济学学派，比如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新李嘉图或新剑桥学派，不承认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准理论。但是，即使在比如剑桥大学，经济系讲授的依然是基本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像马克思的或者新李嘉图派的观点，最多只是高年级讲一两个学期。

至于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不同派别的问题，就承认微观宏观基本原理或者基准理论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这些基准理论的应用或者扩展方面，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立。比如货币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影响程度问题，就是一大争论。其次，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但这不妨碍争论双方对基准理论的认同。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在那篇夜话中说了，都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就应当在根本上适用。比如，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我们去街上或上网为自己购物，我们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爱好以及物品价格来做购买决策，而不必考虑任何上级领导的意图；上级领导亦不干涉我们的决策。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在我们的对面，卖家也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这就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由以展开的基石。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修饰词，应当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各种不同的修饰词表现了各国的不同特点。例如，德国人说他们是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social market economy,和我们的socialist market economy，连一个单词的区别都达不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依然是一种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国呢？我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除了土地矿产之外，中国的生产资料有多大百分比是“公有”即政府所有的，有多大百分比是私有的包括集体所有的（在德国，集体所有的算私有制的）；其次，在政府所有的生产资料中，又有多大的百分比是用于盈利性生产的，按照德国人的标准，盈利性生产的，应当也算私有制的（按照马克思标准，是为利润而生产的），比如以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等等。这里牵涉到你的第三个思考的后一部分。即使根据马克思，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根据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来区别的。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企业是否为了自身利益追求利润。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他说的私有者的资本家只是一种化身，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种实体的化身。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倒是遵循的马克思。在德国，最重要的区分是一个单位是否盈利，即区分盈利性单位和非盈利性单位，而区分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单位挣得钱是否可以分给个人。可以，就是盈利性的或者资本主义；不可以，就是非盈利性或非资本主义。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之前，可能还得先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和统计问题。

3.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这恐怕还是断言。比如，让农民自利自由、让企业自利自由，让消费者自利自由，劳动力转移，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融入国际市场，大规模投资，物价稳定，宏观政策稳定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经济最近四十年高速增长的解释。但这不等于在西方经济学范畴内就解释不了。至少，我目前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观点，说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

4.您的第四个思考和您的第二个思考密切相关。我在回应您第二个思考时说了，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些基本概念和统计问题，然后才能讨论公有制问题。打个比方，在理论上，公有制企业是为全社会或全民服务的。一个公有制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利益。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理论，那么，一个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的生产资料算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呢？我想，在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前，谈论由这样的企业组成的经济是更像公有制还是更像私有制，可能还太早。

我的上述回应肯定不能让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满意。不过，无论年轻年老，我们都在探索，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只要大家自由探索，我们中国人虽然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国经济学”但一定会在理论上有大的贡献。我上一篇主张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扯淡，也是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深刻地探讨一些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

再一次感谢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

 

“夜话”，2018年第6期，2018年3月19日

（注：本文于2018年3月19日下午作为对网友linxiaozhijia的回应发表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网址为http://bbs.pinggu.org/thread-6282009-1-1.html。这里且作为新一期夜话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本次发布时没有做任何修改。）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2 刘易斯理论的意义

正如上一节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历史上，刘易斯是第一位明确地把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按照爱因斯坦对科学进步的理解，^[1] 刘易斯因为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即劳动力转移问题而实现了经济学的一个“真正进步”。应当说，提出新的经济学问题和确立新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刘易斯对经济学做出的最大贡献。^[2] 其次， 刘易斯还提出剩余劳动力概念并利用它建立一个内部自洽的经济学模型描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学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刘易斯的开创性贡献。众所周知，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存在于当时正在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根据当时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迅速转移劳动力并成长为工业化发达国家充满信心。正如Tignor指出的那样，刘易斯1954年文章和1955年的《经济增长理论》著作“体现了那个时期的乐观情绪和对新独立国家的信心。在刘易斯眼中，只要正确指导，发展中经济体就能实现戏剧性的高速经济增长”。^[3]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正确指导”的经济学研究却非常薄弱。著名杂志《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在1952年的创刊社论中指出，当时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个别观点上，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列出了一份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但没有系统的因素表 …… 即便仔细考察现有文献，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更找不到学者们就哪些问题才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具有重要性的一致意见。一位寻找通向适当理论之途的研究者在文献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路。他看到的仅仅是一片充满贫困恶性循环、变革障碍以及关于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之类说法的原始丛林”。^[4] 正是在这种研究形势中，刘易斯以其天才，从冗长的发展中国家“落后因素列表”中，抓住了劳动力过多因素并用“剩余劳动力”这一独特概念，把这些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从而为发展经济研究指明了方向。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学说史表明，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中，刘易斯的问题和理论对“经济发展作为结构转变过程的思考范围和思考方向”的影响最为持久。^[5] 实际上，正如Findlay指出的那样，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刘易斯理论的“扩展和衍生”。 ^[6] 刘易斯模型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和大众媒体中，他的睿智和创见至今依然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Gollin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的时候甚至发现，刘易斯1954年提出该理论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生阅读文献内的少有的六十年前的论文之一”。 ^[7]

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转移指的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的二元方法便源自于劳动力在其间转移的传统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并存现象，但该方法突出体现在两部门各自的工资决定机制上。应当说，两部门并存现象并不必然引发经济学分析的二元方法。工资决定机制的部门差异才是二元方法的根本所在。例如，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鲍莫尔等学者虽然把经济体系分为两个部门并且讨论或涉及了劳动力的部门流动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两部门工资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决定的。1870年代发生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也认为各部门工资决定方式相同，它所提出的仅仅是工资决定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刘易斯二元分析法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强调两部门工资决定方式不同：传统部门工资由生存需要决定，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

不过，肇始于边际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了把边际方法用于整个经济，必须假设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否则整个经济不可能均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三个同时成立的命题：（1）均衡，（2）各部门生产率相等，（3）单一的边际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非农化开始以来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刘易斯已经观察到这一点。^[8] Gollin等人关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差距的最新研究指出，即使考虑众多的度量误差，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平均产出依然存在着“迷一样的巨大差距”。 ^[9] 他们估计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平均产出在非农业要比农业高出一倍；在发展中国家差距更大。^[10] 显然，若命题（2）不成立，命题（1）和（3）不可能同时成立。作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刘易斯既不可能完全放弃边际方法，更不可能放弃均衡方法：他的创新之处就是提出新的二元方法以便在承认生产率部门差距的前提下研究整个经济的均衡问题。在这里，正是刘易斯首先把二元分析法引入一般均衡框架。^[11] 与此相反，Schultz虽然用一元方法分析了传统农业的均衡，却无法把它扩展到整个经济的均衡。^[12]

新古典经济学一元分析法所需要的同等生产率命题同时还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根据同等生产率命题，一个劳动力从甲部门转移到乙部门虽然会减少甲产出、提高乙产出，但由于他在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两部门相加的总产出不受影响， 所以，劳动力转移没有宏观经济学意义。^[13] 相反，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效应。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在改变两部门产出的同时又必将提高总产出。而这一点正是刘易斯特别强调的，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将“提高国民收入，增加超过工资的总剩余并使进一步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14] 事实上，在非农化转型过程尤其转型中期，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无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还是对短期经济波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揭示，是刘易斯的重要理论成就。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和二元分析方法，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刘易斯的理论，就不会有本书这样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同样是一种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现象，而非经济学家熟悉的劳动力短期且多方向配置的现象；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要以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为前提；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需要对引导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做出特别的设定并且应当需要分别适用于两部门的两种工资机制，最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离不开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因为该效应将农劳比降速与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两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至少在上述四点上，刘易斯已经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开辟了道路。

注释:

^[1] 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曾经精辟地指出：“提出问题经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后者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技巧而已。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或者从新角度观察旧问题，这些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并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参见Einstein and Infeld，1938，p. 92.

^[2] 参见笔者的文章Hu, 2014.

^[3] Tignor, 2006, p. 273.

^[4] Editorial, 1952, p. 3.

^[5] Kirkpatrick and Barrientos，2004，p. 683.

^[6] Findlay，1980，p. 64.

^[7] Gollin，2014,  p. 71.

^[8] Lewis, 1955/1994.

^[9] Gollin，Lagakos and Waugh，2014，p. 990.

^[10] 在最近的“资源错配（misallocation）”文献中，农业生产率差距被视为劳动和其他生产性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不当的结果。不过，由于这样的不当配置如此严重以致于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消除，经济学家也许需要二元方法来分析它们。仅就资源在非农企业之间的不当配置，Banerjee和Moll便发现“在财务约束下，企业从高度不当的初始配置（想象印度和中国在市场化之前的情形）向稳态的转变可能非常缓慢，因此，在短期和中期观察中，我们将持续看到大量的资源错配状况。”参见Banerjee and Moll, 2010, p. 202.

^[11] Tignor，2006.

^[12] Schulz, 1964.

^[13] Barro，1997.

^[14] Lewis, 1958，p. 8.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

从宏观角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候，刘易斯理论是一个难以回避参照的话题。这里的原因第一是刘易斯最先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个原因是他为劳动力转移研究提出的方法和思路为后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提供了理论铺垫和直接启示。因此，在具体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之前，本章将考察刘易斯模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关系。

刘易斯是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经济学家。^[1] 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在回顾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指出，17到19世纪的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尽管亲身经历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事实，但他们没有把它提高到某种专属现象并从理论上解释之。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具有长期且单方向的流动或配置性质，因此和通常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或者配置与再配置现象根本不同。每一个经济学理论都会包容劳动力配置，但不一定包容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对劳动配置的研究虽然也需要把经济分成两个或者更多部门，但不需要把经济体系分成特定部门，也不要讨论劳动力长期转移的专门命题。但研究劳动力长期单方向转移所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劳动力从何而来、到何而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以经济体系被划分为某种特定部门为前提。因此，辨别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简单方式，便是看他是否做出部门分类以及该部门分类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中，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区别了农业和非农业，但他们的目的是考察地租在收入分配或者剩余价值分配中的作用，而非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便没有经济部门分类。它们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生产部门。但是，由于各部门各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会因为各种因素变化而有别，所以各部门各企业工资可能高低不同，劳动力因此会转移并在其他条件不变前提下实现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的相等。然而，它们没有直接引入明确的部门分类，所以也没有考虑特别的劳动力部门转移问题。刘易斯才最早地为劳动力的单方向转移提出了经济部门分类，因此有资格被称为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经济学家。^[2] 刘易斯把一个脱胎于传统农业传统社会不久的经济体系分为传统和资本主义或者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3] 这就是他的二元经济论或者二元分析方法。资本主义部门主要使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在一个国家离开传统经济而走上经济发展道路之初，资本很少，资本主义部门亦很小。但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高，不但足以按照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支付工资，而且能够提供利润。另一方面，传统部门主要依赖劳动进行生产。该部门很大，劳动力很多，劳动生产率非常之低，以至于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甚至可能等于或小于零。但是，为了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传统部门的劳动收入又必须至少维持在大于零的某个基本生存水平上，这样的劳动收入就是所谓的“生存工资”。刘易斯把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并认为只要剩余劳动力存在，实际工资就不会上升，而只能够保持在生存水平上。“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理论模型的核心概念，它和二元分析方法一样，是刘易斯在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创新。

不过，刘易斯在六十多年前自觉地面对的挑战既非劳动力转移现象亦非二元分析方法，而是实际工资在传统部门的稳定性即不变工资的“古典经济学问题”。李嘉图用人口增长解释他提出的“自然工资”的不变性，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支持他的劳动力价值工资的不变性。二十世纪之后的经济学家不可能继续依靠这些因素：他们必须发现新的解释因素。这里又是刘易斯首先发现了劳动力过剩的因素并将其精炼为“剩余劳动力”概念。这个概念让刘易斯建立起自洽的工资理论和劳动力转移理论。刘易斯理论可以简洁地表述如下。在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下，传统部门实际工资无法用边际产量决定，而将制度性地决定在生存水平上。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资本并需要增加劳动力，一部分传统部门劳动力将依据生存工资水平而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亦依据该工资水平确定本部门劳动边际产量和劳动量，所以劳动市场保持均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转移不影响工资水平，所以在总劳动力给定的前提下，总工资不变，由此产生的消费总需求不变。由于劳动力转出传统部门不影响该部门产量，所以传统产品的总供给不变。资本主义部门因资本与劳动两者增加而扩大，但增加的产量可以而且应当用于投资，因此，面向消费的产品总供给亦不变，面向投资的产品将由资本主义部门自身购买并扩大再生产，因此商品市场亦保持均衡。这样，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扩大资本主义部门利润和其代表的投资品生产。这些利润又将用作新的资本主义部门投资并促使更多传统部门劳动力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传统部门劳动力不断减少将导致该部门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经过一段时期，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将升到生存工资水平，剩余劳动便将消失，此时，传统部门必须遵循边际生存率工资机制，整个经济的工资都将统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并随着资本的继续增加而提高。它意味着传统部门转变为资本主义部门，两部门经济也就全部转变为新古典性质的单部门资本主义经济；这之后，工资将随着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而上升，不变工资不复存在；刘易斯的二元分析方法和剩余劳动力概念亦将随之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刘易斯把不变工资的解释重点从古典经济学的人口增长因素转变为他的现有人口因素；其次，刘易斯把经济发展的研究重点从劳动力转移转变为资本积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理解一个先前只储蓄其国民收入百分之四或五或更少的经济体如何把自愿储蓄提高到百分之十二或十五甚至更高的过程。”^[4]所以，刘易斯把他1954年文章的主要篇幅用于论证剩余劳动和投资基金两者的来源。

刘易斯曾经用一个图说明他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我们把他的图复制到这里，这就是下面的图5.1。图5.1的横轴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投入，纵轴是该部门的工资和边际生产率，L^S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供给曲线，MP^N既表示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又表示它的劳动需求曲线。横轴点L^N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数量不同时的劳动供求平衡。资本越多，劳动需求越大；由于工资固定，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工人时不用提高工资，企业在新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固定工资相等的点上雇佣工人，所以，随着资本增加，资本主义部门劳动投入不断增加，但工资保持不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劳动投入为L^N_t时，注意时点t属于t=(0, …, t, …, N)。用L表示总劳动，在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为L^N_t时，传统部门劳动只剩下 (L-L^N_t)。(L-L^N_t)的劳动投入在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升高到了固定的生存工资水平。所以从L^N_t开始，如果现代部门继续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传统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会高于生存工资，传统部门工资也就会随本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提高；资本主义部门为了从传统部门获得劳动力便必须相应地提高本部门工资，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亦必须提高。在图5.1中，此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L^S开始向右上方延伸，表示该部门劳动供给增加将伴随着工资提高。^[5] 因此，L^S同时代表了工资曲线。图5.1将工资曲线上对应L^N_t的点标为T：在点T左侧，劳动力转移但工资不变；在T右侧，劳动力继续转移但工资提高。由于工资曲线在点T左侧保持平行，说明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无限大，刘易斯又把该种工资曲线称为弹性无限大的工资曲线或劳动供给曲线，其含义是只要现代部门工资稍有提高，愿意到该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将非常之多，以至于工资又将降回原先水平。由此出发，刘易斯把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其转移不会导致工资提高的劳动力。根据图5.1，一个经济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是L^N_t。刘易斯把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不变阶段即T的左侧区间视为经济发展过程，其间适用他的理论；从T开始向右，是新古典经济学类型的经济增长阶段，他的理论不再适用，而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为了纪念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把点T称为刘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6] 我们把T的左侧区间称为刘易斯区间，T的右侧区间称为新古典区间。^[7]

图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链接

图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资料来源：刘易斯，1954，p. 151。这里做了若干补充。

注释：

^[1] 刘易斯建立和阐述其理论的主要作品除了已经引用的1954年文章外，还有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不过，刘易斯在该书中指出他的原创性观点已经发表在其1954年文章中，参见刘易斯，1955/1994，第 页。对刘易斯理论的讨论和评价，参见 Gersovitz,‎ Diaz-Alejandro,‎ Ranis,‎ Rosenzweig, ed., 1982; Gollin, 2014; Hu, 2014. Hu的文章后来略写为中文，见胡景北，2015。此外，1954年刊登刘易斯原创性文章的The Manchester School于2014年专门用一期杂志发表文章纪念刘易斯该文60周年，参见The Manchseter School, vol. 72, No. 6.

^[2] 在刘易斯之后，至少有两个经济部门分类值得注意。一个是新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斯拉法（Sraffa）提出的基本产品和非基本产品部门。斯拉法借此而分析商品价值尺度将如何决定，而与劳动力部门转移关系甚微。另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提出的生产率上升和停滞部门。鲍莫尔分类的明确含义之一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上升部门向停滞部门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不过，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大部分情形下低于非农业，因此，鲍莫尔的分类很少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例如，Dennis and Iscan利用美国长期数据的研究发现，鲍莫尔观点基本不符合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参见斯拉法，1962/19；Baumol and Bowen, 1966；Baumol, 1967；Dennis and Iscan, 2009.

^[3] 刘易斯最初用传统和资本主义代表他划分的两个部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回顾其理论时，他把它们重新命名为传统和现代部门，而不再使用资本主义部门一词。重新命名的原因，应当是当时许多国家坚称自己是非资本主义国家，而刘易斯希望把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转移也纳入其理论中。参见Lewis, 1954, 1979。不过，由于在刘易斯理论中，“现代”部门只能够理解为资本主义部门，所以本书继续使用刘易斯最初提出的传统和资本主义部门概念。

^[4] 刘易斯，1954，p. 155。

^[5] 根据刘易斯的逻辑，剩余劳动力转移或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是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投资，而投资的前提又是储蓄，所以刘易斯得出结论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储蓄。参见刘易斯，1954，p. 155。

^[6] Ranis and Fei，1961

^[7] 胡景北，1994。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询问我对田国强和李稻葵两先生近来关于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言论的看法。我特地找了两位先生的文章，即田国强的“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李稻葵的“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两文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建立中国经济学，尽管他们所用的名称不同。其实，不管用较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用较短的“中国经济学”以及介于其间的其他名称，中国只能有一种经济学，不可能存在具有本质差异的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先生说法虽然不同，但也不谋而合地要求只有一种经济学。诚然，中国最近二十年存在互不理会的两个经济学圈子，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名，一个以西方经济学为名。根据两先生的意见，这种状况不应当延续到“新时代”。因此，我把他们的说法视为同一的建立“中国经济学”说法，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次要差异。同时，由于他们分别用“基准理论”和“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来表示他们设想的中国经济学，我就用基准理论简洁地表示他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的含义。

对他们的文章，我的评论如下：

第一，两先生尽管是著名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自量力。中国经济学不是他们（当然更不是我）能够讨论或建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如果真的能够创立的话，它也仅仅能够由领袖人物开创和建立。我们所能做的，是学习领会并在自己专长的方面再发挥发挥而已。两先生喜谈“中国特色”，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中国特色，否则，他们不会忽略中国这一重要特色。另外，他们对“新时代”似乎也不了解。比如李文谈的都是旧事，而田文说的比如中国经济学要做到的三个有利于，便与过去的“三个代表”似曾相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和“新时代”之“新”还是两回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中国经济学的说法。在特指的情形下，人们不妨使用中国经济学概念，比如技术变化的中国经济学或者国企改革的中国经济学等等。但就基准理论而言，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中国经济学。确实，中国经济近四十年表现出色，中国经济今后的路最好有理论指导。但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并不必然要求什么“中国经济学”。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都有表现出色的时期也都有理论指导的要求，可世界上有几个学者声称要建立本国的经济学去解释与指导之？李稻葵举例说亚当·斯密讲的是英国故事、弗里德曼讲的是美国故事，因此中国需要中国经济学来讲中国故事。这是严重误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完全不必读斯密和弗里德曼。对李稻葵的这一说法，我想引用具有权威性的马克思来反驳。马克思在解释他为什么待在英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说：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大家看，连马克思这个德国人都在英国研究当时的经济。为什么？就是因为普适的经济规律当时最典型地表现在英国，经济学家因而在英国更有条件发现经济规律并建立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里大量列举英国的例子，以揭示他所认定的经济规律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像李先生那样认定斯密是英国经济学、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也只能够算“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了。

再举一个具体例子。马克思研究农业的时候，明确假定农业只生产小麦，但他 —-至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依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中国南方的学者可以发展出有“中国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其中假定农业只生产水稻、中国北方学者亦可以用麦子高粱两产品假定建立“中国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但是，假设此类特色的经济学没有发现任何与马克思不同的基本规律，这类经济学充其量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推广或发展。

如果我们参照马克思的做法，那么，在具有普适性的经济规律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的地方，经济学基准理论最容易发展出来。就此而言，过去的马克思待在英国，现在的比如Acemoglu跑到美国，还有斯密和弗里德曼留在祖国，都是试图创立或发展基准理论的那些人的天才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他们的时代分别是经济规律表现最充分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我本人就是因为明白自己才学不够才在毕业后决定归国的（不过，我完全相信有些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者为了报效祖国而归国）。

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原因，经济规律表现得不够充分不够典型。为了解释那些地方的经济，人们在基准理论之侧，需要考虑导致经济规律不充分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是一个简单常识，无任何可争议之处。我们需要懂得的是，如果这些解释成功，第一它们不推翻基准理论，第二它们不足以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否则一个地方有一套“基准理论”，世界上就没有基准理论可言），第三它们只是基准理论的应用和推广。应用拉卡托斯（Lakatos）的概念，这些成功解释只是为基准理论增加了辅助层，而非否定了基准理论。宋铮曾经写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文章。但他的文章常常被误解。其实，读一下宋铮等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研究中国文章，就会发现那顶多是为所谓的“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基准理论新涂了一个辅助层，而非证伪它们或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外国的例子，比如巴罗与格瑞利合作撰写过《欧洲宏观经济学》（Barro/Grilli，European Macroeconomics），布达与维罗茨写过《欧洲背景的宏观经济学》（Burda/Wyplosz，Macroeconomics：ＡEuropean Text）。他们在书名中加入“欧洲”字样，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富有挑战性的特定环境”即欧洲环境下的经济问题，即经济学基准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而非另立一套“欧洲特色”的基准理论。

第三，李稻葵为了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甚至断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他的这一断言过于武断了。李稻葵举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纪末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失误。可是他没有说明日本的政策失败和日本没有发现经济学基准理论直接有什么关系，而只是说日本的失败源于“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然而，在这次失败之前，日本经济学研究（指基准理论层面的研究）更落后于实践，更靠进口理论，但日本经济增长却独树一帜。我们自己国家在四十年前，有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顶峰的“政治经济学”，全世界人民在学习红宝书，经济理论无“贸易逆差”可言，可经济政策败仗的情形却屡见不鲜。而在最近四十年，中国进口经济理论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李稻葵和许多“有识之士”抱怨不止，但中国经济政策好像没有什么败仗可说，反倒是经济发展特别出色。因此，说不定正是大规模的经济学“贸易逆差”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所以，我担心的倒是，如果中国真的像田、李两先生所说的那样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政策可能又回到败仗不断的时期。

应当说，国与国之间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是常见现象，和所谓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毫无关系，或者说，这些政策层面的正确和错误，绝大部分和基准理论无关，而和决策者的个人信念、手头信息与偶然因素关联更大。其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绝大部分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阶段都是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的“贸易逆差”国，因为任何时期的基准理论总是由极少数人在极少数国家内建立的，绝大多数人总是学习并采用他人的基准理论，绝大多数国家都必须进口基准理论；同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因为进口基准理论而得益。换一个历史阶段，也许中国有个别人建立起那个阶段的基准理论并被全世界其他国家采用，那也决不表示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对中国就会失败，否则中国人建立起的基准理论就达不到“基准”的标准。

第四，正如马克思和波兰尼等人强调得那样，当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无论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什么修饰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当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诚然，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着非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现在的朝鲜或四十年前的中国。但即使针对这样的国家，经济学者也不可能另辟一套基准理论。他们所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之上，加上其他因素去解释。例如，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在1958-1962年或在1980年前后表现的解释之所以令人信服，便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做的。

田国强提议新的中国经济学要有利于党的领导。我的年轻朋友亦说，斯密当年建立经济学不是也要有利于英国君主吗？确实，斯密是那样想的。然而，斯密不要求比如卖肉者和买肉者为了君主利益而买卖。在斯密那里，卖肉的为自己利益卖肉，买肉的为自己利益买肉 （我们很多人亲眼目睹过此类现象：附近没有配套商业的新建小区才开始入住，就有人赶来附近卖菜。这类现象就是斯密理论的源泉）。斯密只是相信每个臣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会有利于君主。注意，在斯密那里，卖肉者和买肉者皆与君主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比如英国的肉铺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如果按照中国的领导层次分级，则英国一个小肉铺亦可以算 “正国级”，因为店主自己就是最高领导者。正是因为如此，后人才普遍认为斯密开创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如果我们同意斯密的话，那么，把君主改个名就够了，新的基准理论不可能建立也不必要去建立。如果不同意斯密理论，像田先生那样需要领导或者像李先生那样与“西方自由”分庭抗礼，那就确实需要新的经济学。卖肉者和买肉者若在交易中被领导，这一交易便无法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解释。可假使一个个企业和消费者在交易中竟然自由地不被领导，“有利于领导”和“反对自由”的提议便无法落实到微观层次，两先生的提议就会成为空话。因此，如果两先生的提议要落实到经济学基准理论中，中国确实需要一套新的经济学，一套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当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便不是市场经济。可是，两先生真的主张中国应当走上非市场经济道路吗？我想，那些要求消灭私有制的人，多半不会相信他们。

第五，目前许多人指责“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所举的几乎都是经济政策层面理由，比如没有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等等，而鲜有触及基准理论的理由。与所有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学与术之分。正如前面所说，经济学的“学”不可能直接解释中国或任何一国的经济现象。就拿马克思经济学来说，它也无法直接解释，因此人们才提出该理论的中国化或者在中国“创造性地”应用该理论，而不是建立一套新理论。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是因为它适合于西方、东方以及南方和北方，只要这些地方承认市场经济。但是，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西方经济学的应用都需要该国学者的创造性。打个比方，在长江和泰晤士河建桥都需要工程师的创造性，但中国工程师不需要新创一套力学基准理论，英国工程师也不能把“英国力学”直接用于建桥。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者在创造性地应用现代经济学方面做得严重不够，其中原因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如果著名学者不认真发挥自己在中国应用经济学时的创造性，反而把创造性严重不够的问题说成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那便既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误导青年学子。

此外，我还想指出，任何对中国最近四十年经济成功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完美解释的要求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看看对其他国家例如英、德国、美、日经济成功的解释，就会发现多种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所依据的基准理论还是同一种！因此，尽管我们需要更加令人信服的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或指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任何理论（即使真有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解释和指导都有局限性，都不能非常令人满意，更谈不上令所有人满意。而这样的不满意不应当仅仅成为理论工作的动力，它更应当成为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的提醒剂：毕竟，把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应当不会再来。

最后，我想起大约二十年前，当我最初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远离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今天，我对向我询问的年轻朋友的建议依然类似：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把精力专注在经典文献和你特别关注的个别问题上！！

注：田国强文章出处：http://www.sohu.com/a/217022776_260616，李稻葵文章出处：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3-02/zl-ifwnpcnt0106990. 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3&r=9&doct=0&rfunc=100&tj=none&tr=9。

“夜话”，2018年第5期，2018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