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10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表述

当然，中国1960年前后出现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的剧烈波动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灾难，是中国以至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不应当被普遍化。不过，即使如此，它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不是越高越好。转移速度必须恰当，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必须均衡。这个极端例子同时提示我们，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既不是一种历史学研究，也不是一种象牙塔内的纯学术研究：它是一种与千百万正处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人类的福祉密切关联的研究。

不过，本书主要从学术方面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回到图4.14。我们已经指出该图用农劳比下降标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满载乘客的飞机降落现象的相似性。这两种现象对人类提出的问题也是相似的：飞机如何从现有高度平稳快速地降落，农劳比如何从现有水平平稳快速地降低，显然，这些问题都具有动态最优化性质，因此需要利用数学上的动态最优化分析。以图4.14为参照系，该图纵轴是农劳比高度l、横轴是农劳比下降所经过的时间t，因此，图中任何一条农劳比变化曲线或线段都可以用函数

(4.1)       l=l(t)

表示。使用转移纪年法并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的年份设为0，则t 属于[0, N]属于t。如果我们仅仅关注2015年以后的非农化过程，则可以设2015年为0年。l(t)表示农劳比下降的时间路径，因此可称为农劳比变化或下降的时间函数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函数。根据数学知识，假设l(t)满足连续和多次可微等数学条件，一条农劳比曲线上的任何一段趋向于无穷短的线段或弧便可以用三个量t, l(t)和l’(t)确定，因此，这样一段弧的值可用F表示如下

(4.2)  F=F[t, l(t), l’(t)]

将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上的所有这些弧加总，我们得到该曲线的泛函和V如下

(4.3)  V=∫F[t,l(t),l‘(t)]dt     积分区间两端点为0和N

V又称为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的时间路径的值。对图4.14显示的世界、中国和美国的三条历史曲线来说，每条曲线的V值是唯一的。但对农劳比在2015年以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而言，我们有无数条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路径即无数个V。根据图4.14，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一条时间路径最短即V值最小的农劳比曲线，因此，对未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转变成如下的数学问题：

(4.4)  min V=∫F[t,l(t),l‘(t)]dt     积分区间两端点为0和N

满足  l(0)=z₁ 和l(N)=z₂，N未定。

其中z₁>0、z₂≥0是给定值。如果问题(4.4)可解，minV=V^*, V^*将是农劳比下降的最短途径或者数学分析意义上的最优途径。以全世界为例，设2015年为0年，z₁=l^世界(0)=27%、z₂=l^世界(N)=0%，V^世界*将是人类从2015年开始的非农化过程的最短路径。如果考虑中国的情形并令l^中国(0)=28%，l^中国(N)=0%，V^中国*将是中国从2015年起的最短非农化路径。如果给问题(4.4)加上一个适当的横截条件，我们将能够求出N，从而了解在最短路径上非农化完成的未来时点或完成非农化继续需要的时间长度。同时，从(4.4)出发，我们还能够了解在2015年以后的非农化转型的各个时点上，农劳比下降的全局最优速度和加速度。虽然，V^*仅仅是数学意义上的最优化，和我们在上一节提及的以人类的合目的性为基础的农劳比降速或非农化最优化不是一回事。然而，一旦人类了解了非农化在数学上最短或最优路径，人类就可以观察非农化的实际过程和对此种最优途径的偏离，并按照人类的愿望加以干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问题(4.4)中加入若干控制变量，以便对人类有意识地干预非农化过程的决策提供一定理论依据。^[1]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4.4)中的l’(t)即图4.14中曲线的斜率。在数学上，农劳比曲线斜率等同于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两者又都等同于农劳比曲线函数的一阶导数l’(t)。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则等同于农劳比曲线函数的二阶导数l’’(t)。l’’(t)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问题(4.4)中，但在大部分情形下，求解(4.4)离不开关于l’’(t)的知识。所以，求解问题(4.4)和我们在上一节提出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问题是一致的。这样，我们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统一为确定农劳比曲线l(t) 和其一阶导数l’(t)、二阶导数 l’’(t)的数学问题。这是因为从数学上理解图4.14曲线的前提是对l(t)、l’(t)和l’’(t)的了解，求解问题 (4.4)的前提也是对l(t)、l’(t)和l’’(t)的了解，而了解l(t)、l’(t)和l’’(t)的前提之一是确定l(t)的显性形式。可确定l(t)的显性形式正是经济学的任务所在。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非农化的路径和最优问题在形式上也许数学的，但在内容上必定是经济学的，也就是说，l(t)的具体形式必须通过经济学来确定。

因此，本书将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并确定l(t)的经济学内容。所以，本书着重在直观上揭示和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经济学条件。为此，本书的研究将以经济学中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为主，叙述亦将以图形方式为主。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和图形方式意味着本书不可能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方法既可能建立严格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维框架，又可能揭示被以数理模型为主的研究所抽象的或跳过的问题，^[2] 并且还可能为更抽象更技术性的研究提供直观的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政策指引。^[3]

注释：

^[1] 比较简明的关于经济学动态分析和最优控制的介绍，参见肖恩，1997/2003，动态经济学，第6章: “控制理论与混沌理论”。该书中译本虽可阅读，但错误较多。英文原著参见Shone, 2002，Chapter 6: “Optimal Control Theory”.

^[2] 当代经济学中有一个以“经济结构变化”为主题的研究分支。该分支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研究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者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关系。有关介绍可见例如陈体标，2012。

^[3] 假设把图4.14中中国曲线在2015年的点标为A，则从A到l(t)=0的最短路径是从A到横轴线段越垂直越短。但这个在1960年前后的超快转移的教训告诉我们，越垂直的路径也许越不可行。因此，在求解(4.4)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决定农劳比降速的经济学因素，了解农劳比降速的均衡，而这些都是经济学问题。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9 农劳比降速剧烈波动的教训

如果说人类在非农化大转型早期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忽视它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非农化大规模展开以后，人类遇到的最大危险应当是转型过程的稳定性。我们在上一节用飞机降落比喻农劳比下降。飞机降落过程中的严重不慎可能导致乘客重大伤亡。与此类似，农劳比下降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亦将造成人类生命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对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稳定性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本节通过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教训说明农劳比降速稳定性的重要性。图4.14揭示中国的农劳比历史轨迹在1960年前后有过一次严重”颠簸”。本书第二章图2.7和本章多个有关中国的图形都已经揭示，196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生过剧烈的高低波动。我们用图4.15进一步指明，该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剧烈程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图4.15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农劳比每年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该图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这两条曲线在1958-1963年间的突兀波动。1958年中国农劳比一举降低了2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如果设想一个国家完成非农化的标志是该国农劳比降低到0%，那么，以1957年中国农劳比为81%计算，按照1958年的速度，中国仅仅需要不足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非农化大转型。然而，历史事实是，在1959年，中国农劳比降速一变而为负数，从下降变为回升，并一直回升了五年，以至于农劳比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高于农劳比猛烈下降之前的1957年水平。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稳定性的更恰当指标是农劳比降低加速度。这个指标的波动更为惊人：它在1958和1959两年分别达到了24%和-27%！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数值应当是人类各国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出现的最大和最小加速度。

图4.15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加速度，1952-2010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为了清楚地展示农劳比降速过度波动给经济生活和人类生命带来的损失，我们列出三个垂直相联的图，即图4.16A、B和C。上方的图4.16A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农劳比降速图，中间的4.16B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图，下方则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对比图。它们揭示在1958-1962年间，农劳比降速的剧烈波动先造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接着不但导致人口出生率剧烈下降、死亡率剧烈上升，而且导致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即总人口绝对减少。

图4-16A 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1950-2015年

图4-16B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50-2015年

图4-16C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1950-2015年

资料来源：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12-10；人口：国家统计局，2010，表1-3，《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2-1。若不同资料来源的数据有别，以最新年份数据来源为准。

我们详细解释这里的关系。首先观察有关农业劳动力诸变量。表4.3列出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农劳比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并用斜体标出1958年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仅仅在1958年一年，中国就减少了3,800多万农业劳动力（∆L^A）。1958年近20%的农业劳动力负增长率(n)表示1957年的农业劳动力中，每五位就有一位在1958年转出农业。同时，1958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出现不正常地高达12%，^[1] 即使农业劳动力L^A仅仅依总劳动力增长率增加，L^A在 1958年也将增加2,300万。^[2] 由于农业劳动力总量在1958年绝对减少，因此当年全部新增农业劳动力都转出了农业。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减少量与新增量之和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所以，195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H亦达到创纪录的6,100多万(3,800万+2,300万)。相应地，中国农劳比也在1958年从81%”自由落体”式地下降到58%，降速和加速度分别达到23%和近24%。

表4.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诸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统计增长率	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	农劳比	农劳比降低速度	农劳比降低加速度
年份	LA	∆LA	n	H	l	h	a
	百万		%	百万	%
1956	185	-0.5	-0.26	6.2	80.6	2.70	2.83
1957	193	7.7	4.13	-1.6	81.2	-0.67	-3.37
1958	155	-38.2	-19.78	61.2	58.2	23.00	23.66
1959	163	7.8	5.04	-10.3	62.2	-3.93	-26.93
1960	170	7.5	4.58	-9.3	65.7	-3.58	0.35
1961	197	27.3	16.05	-29.2	77.2	-11.42	-7.83
1962	213	15.3	7.74	-12.8	82.1	-4.95	6.47
1963	220	6.9	3.24	-0.9	82.5	-0.34	4.61
1964	228	8.4	3.80	0.7	82.2	0.25	0.59
1965	234	6.0	2.61	1.7	81.6	0.60	0.36

注：n代表农业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H代表用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计算的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注意∆L^A的正数表示转入、负数表示转出农业，相反，H的正数表示转出、负数表示转入农业。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和数据附录3

然而，1958年出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超高速度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必须更大幅度地倒退，经济生活才可能恢复正常。这类似开车时错误地猛踩油门后必须立即更猛踩刹车。观察1958年及以后几年的速度和加速度，我们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动就像开车失误猛踩油门后的反应那样。加速度在1959年的降幅超过了1958年的升幅，随后继续剧烈但幅度递减地波动，直到1964年才基本返回正常范围。农劳比降速也直到1964年才重新转为正数。农劳比本身亦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超过了波动之前的1957年水平（81.2%）。

正如错踩油门又猛刹的汽车会造成车内人员伤亡那样，农劳比过于剧烈的波动同样会造成社会灾难。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本投入和气候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必将大幅度降低农产量从而大幅度降低公众的农产品消费水平。图4.16B显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1958-1961年间持续下降，下降幅度达三分之一。在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的同时，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亦猛烈下降。表4.4列出中国粮食、肉类、油料和棉花四类产品从1956-1965年的人均产量。就粮食来说，1957和1958年中国人均产量在300公斤左右，但1959年立即下降到253公斤，下降了近六分之一；接着继续下降，到1961年仅达207公斤，比1957-1958的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中国肉类产量数据不全。在现有数据中，人均肉类产量从1957年的6.2公斤下降到1962年的2.9公斤，降低了二分之一强。人均食油和棉花产量的降低同样超过二分之一。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人均产量下降，必将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3]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1957-1958年水平，中国人均农产量便非常低下，仅够维生；^[4] 农产量随后数年在全国规模上从维生水平剧烈下降，就不但造成公众消费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而且难免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和生命损失。

表4.4 中国人均农产品产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单位：公斤

注：人均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产量/人口。

资料来源：农产品产量：国家统计局, 编, 2010, 表1-32；总人口：同上，表1-3。

尽管粮食产量猛烈下降不一定导致饥荒尤其不一定直接导致生命损失，但图4.16B和C清楚显示在1958-1961年间，与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相对应，中国人口出生率剧烈降低、死亡率剧烈升高，人口净增长率减少甚至变成负数，即总人口绝对减少。图4.17绘出的是中国逐年人口增量。该图揭示了1958-1961年中国人道主义灾难惊心动魄的严重性：中国从正常年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一下子变成一年减少1,000万! 下面的表4.5列出了中国1956-1965十年间的人口变化数量。我们看到，1958年中国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增加的数量已经显著低于1957年水平，1959年增量继续减小，到1960年则径直转为负数，人口绝对减少了整整1,000万，1961年进一步减少了348万，到1962年才转为净增加。因此，1960年前后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如果考虑在正常年份，新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那么，加上新生与死亡人口之差即净新生人口，中国在这段时期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将更多。表4.5同时列出了中国男女和城乡人口增减数据。如果说城乡人口迁移模糊了城乡人口各自减少的数量，当年尚有保证的男女性别不可变易性让我们清楚地发现两性各自减少的幅度。在表4.5中，中国男女人数各自净减少1,010万和393万，合计为1,403万，高于总人口的绝对减少量。由于两性人口净减少包括了部分净新生人口，所以两性人口净减少数量比总人口净减少数量更接近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5]

图4-17 中国人口增量，1950-2015年

表4.5 中国人口数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6]

单位：万人

注：人口增量=t年人口-(t-1)年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编, 2010，表1-3。

毫无疑问，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口数据存在严重问题。但即使如此，中国人口在那段时期绝对减少，应当是一个确定的经验事实。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在人类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像中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人口减少应当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从表4.16出发，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之一应当是人均农产品产量的剧烈下降，或者说饥馑导致的饿殍。^[7]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均农产量剧烈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过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即过高的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而过高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又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过于落后密切相关。因此，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道主义灾难，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的重要性。 ^[8]

注释：

^[1] 本书第二章曾经探讨过中国1990年劳动力不正常地快速增加的原因，指出统计缺陷可能是其主要原因。这里提及的1958年中国劳动力不正常快速增加，其原因首先应当是政府的强制性动员，其次是政府实行的食堂制度废除了家庭炊烧，让大量原先以家务为主的劳动力有可能参加社会劳动。中国当年劳动统计肯定存在严重缺陷，但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该类缺陷低估或高估了劳动力数量；同时，我们猜想统计缺陷不是1958年劳动力数据不正常的最重要原因。

^[2] 在195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仅为1.7%的前提下，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竟接近难以想象的12%，即几乎每八个劳动力就有一个是当年新增的。不过，如此之高的总劳动力增长率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在随后三年里都成为负数，即总劳动力绝对减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表1-3和1-4。

^[3] 在这种情形下，降低人道主义灾难程度的两个途径分别是动用以往农产品储备和从他国获得农产品。关于动用储备，目前我们缺乏任何历史资料。同时，与农产量剧烈下降相比，当时的储备应当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以承托农产品消费。此外，中国从1958到1960年净出口粮食；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上年降低15%，但粮食净出口量却比上年增长56%。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便不可避免了。粮食净出口数据参见Lin and Yang, 2000。

^[4] 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所有农产量都用于个人消费，按照1公斤稻或麦出0.7公斤米或面计算，300公斤稻麦出210公斤米面，1957-1958年每个中国人每天消费粮食亦不足0.6公斤；同时该时期人均每月消费肉类和食油尚远远不足0.5公斤。因此，1957-1958年的农产品消费水平，本来亦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表4.16B显示在1950-2015年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出现过两次剧烈下降。第一次从300公斤下降到207公斤，第二次从411公斤下降到333公斤。我们可以发现，第二次下降的最低点依然超出第一次下降前的最高点。这里特别需要提及得还有，在第二次下降时期，食用油和肉类人均产量却明显提高，因此，第二次下降不影响公众的农产品基本消费。第二次下降时期农产品产量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

^[5]  杨继绳对这期间人口不正常减少做了比较仔细的探讨，参看杨继绳，2008/2012。不过，中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尚未展开，思想竞争中的共识还不可能形成。同时，正如下一个脚注表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数据亦缺乏必要的一致性。

^[6] 在同一份资料来源中，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全国总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利用这些增长率数据得出的总人口数据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例如，以1960年为例，用1959年人口数（67,207万）乘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57%），得出的1960年人口数为66,900万，比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人口数66,207万高出近700万。笔者在这里优先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人口量数据。同时，笔者希望统计局尽快修正这一期间的人口数据，缩小甚至消除两者的差异，或者就具有差异的这两种数据，指出哪一种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更高，以方便研究。

^[7] 林毅夫和杨涛利用中国各省份数据分析这场饥荒，指出粮食产量过快下降和城市特权(urban bias)应当是导致饿殍的两个原因。参见Lin and Yang, 2000, and Sen, 1999.

^[8] Clark曾把中国这场饥荒直接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缺陷联系在一起，指出以”剩余劳动力”概念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误导了中国领导人。借助Buck对中国农业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你想用锄头（那里极少畜力更少拖拉机）耕种像中国那么大的地方，你将需要六亿左右的人力。”（if you are going to cultivat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with hand hoes —- very few draft animals and still fewer tractors were available—- you are going to need the labor of something like 600 million people），因此，他认为除了冬季外，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出且不会影响农产量的观点，是导致中国1958-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参见Clark, 1985, p. 65，并参见Buck, 1930和Clark, 1979。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8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作为人类非农化大转型的核心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动整个社会的巨大事件。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甚至牵涉到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样的范围。因此，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即使拘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各类重大经济问题，所以，本书将仅仅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问题，比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什么样的农业劳动力首先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劳动关系、劳动技能、个人收入和消费诸类变化，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给社会不同劳动者和人口群体带来的影响和他们对此的反作用，给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带来的影响和反作用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进一步说，本书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研究上亦仅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最一般的经济条件和它可能遵循的最一般的经济机制。虽然本书不可避免地将建立某些关于经济制度的特殊假设，使用来自具体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中国的统计资料，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本质上与这些特殊假设无关、也与具体国家无关：本文是一本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此外，虽然我们指出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规模和速度，但本书也不是一本探索该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著作，而是一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著作。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任何时代都足以成为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一个成为经济问题甚至重大经济问题的经济现象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成为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浓缩”其对现象的了解、提炼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以形成可作为理论探讨对象的严格问题。本书第一章初步浓缩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采用农劳比概念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现象转换为农劳比下降现象，并且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位置。本书第三章的定义表明农劳比是一个可胜任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象为前提，我们经由农劳比概念寻求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在本书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将精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均衡问题。它指的是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短暂时期内，例如在每一年，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学意义上既不多也不少。而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农劳比的概念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问题随之转换为农劳比均衡下降的问题。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也就可以严格地表述为农劳比降速的均衡问题。

为了清楚地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我们用农劳比指标把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历史轨迹并列在下面的图4.14内。注意该图的时间尺度延伸到未来的2050年。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农劳比数据仅仅包括1991-2015的二十四年。为了形象地把握农劳比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虚拟了两条从1800到1990年的世界农劳比曲线。该图显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全世界正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交界处，美国则几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图4.14用农劳比下降曲线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人类历史在最近几百年出现的变化大势。^[1]

图4.14 中国、美国和世界农劳比历史轨迹，1800-2050年

注：图中纵轴的指标是农劳比。世界1和世界2两条虚线是任意给出的假想线，其中世界1是一条直线。两条曲线皆以1800年农劳比等于80%为起点、以1990年农劳比等于42%为终点。中国曲线以年度数据为基础，仅仅包括官方数据可资利用的1952-2015年。美国曲线从1800到1890年以逢十年份数据、1890-2015年以年度数据为基础。

资料来源：世界：数据附录 1：世界总劳动力、总就业、总失业、失业率、农业就业、农业就业比、农劳比，1991-2015年。中国：数据附录 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美国：数据附录4：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逢十年份数据, 1800-2010年；数据附录5：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年度数据, 1890-2015年。

具体观察图4.14。图中中美两国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中国：l = 88.108-0.8108x，R² = 0.8493

美国：l = 73.359-0.3798x，R² = 0.9449

其中l代表农劳比，x代表年，x=0在美国代表1800年，在中国代表1952年；x的最大值在两国皆代表2015年。R²代表相关系数。这两个方程的主要区别如下：

（1）中国方程的斜率绝对值高于美国（|-0.8108|>|-0.3798|）。它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更快。事实上，中国农劳比在1952到2015年的63年间一共降低53个百分点，而美国在1800到2015年的215年间才降低了73个百分点。

（2）中国方程的相关系数低于美国（0.8493<0.9449）。它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农劳比降低过程中发生的波动更大。图4.14本身也显示了这一点。美国农劳比下降曲线比较平滑，无论从十年期看还是从年度看，它的波动都比较小。与之相比，中国曲线的振荡幅度大得多。^{[2] [3]}

图4.14不仅清楚地显示了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的1700年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史，而且清楚显示了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未来的无知：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整体虽然跨过了非农化转型中点，但仍然处在转型之中：它们的农劳比下降曲线依然还”悬”在半空中，因此，中国和世界是否能够顺利地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是一个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为了增进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和知识，为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顺利”下降，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是如何下降到当今高度的，而且需要了解农劳比下降的一般规律。

显然，中国、美国与世界三条农劳比下降曲线都和比如飞机一类落体下降的曲线非常相似。图4.14绘出的是农劳比下降的高度-时间坐标系。把图4.14想象成三架飞机降落的高度-时间坐标系。美国飞机开始降落得早，现在接近安全落地；世界和中国飞机最近几十年下降很快，但目前还在半空中，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还很大，”安全落地”还是一个虽然可望但必须谨慎行事才可及的目标。对飞机来说，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应当既迅速又平稳降落：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骚动甚至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严重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为了掌握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的动向并控制飞机继续降落，图4.14传递的飞机高度和时间信息固然重要，但飞机在空中某一时刻的降落速度和加速度信息更为重要。实际上，正是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才把包括飞机在内的物体升降运动研究变为科学并使人类飞行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非农化大转型。如果把非农化视为历史大趋势并用农劳比测度非农化过程的进展，那么，农劳比下降越迅速越平稳，非农化转型对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越有利。在这里，农劳比大小本身不足以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不足以揭示农劳比下降的过程。为了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并适当地干预之，人类必须了解农劳比在特定时期或时点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即下降的瞬时速度与瞬时加速度，其中速度指示农劳比在该时点下降的迅速程度，加速度指示在该时点下降的稳定程度。显然，在一定条件之下，速度越大，加速度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越快越平稳，对置身于其中的人类亦越安全越”好”。所以，在经济学上研究农劳比下降和非农化大转型的具体过程，我们将无法避免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概念。进一步说，正是速度和加速度概念才把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思考从思辨性的前科学提升到分析性的科学层次。

图4.14中的中美两国曲线在揭示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农劳比在不同国家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点和不同时期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不同。为什么农劳比下降速度时高时低，为什么加速度时大时小？为什么它们因国因时而异？在经济学的”真空”中农劳比将如何下降？如何定义经济学的”真空”？^[4] 面对图4.14展示的曲线，一个人无法回避对历史和世界的好奇心，无法掩饰自己的疑问。从这样的曲线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研究；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学研究又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研究。具体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表述为包括下述这些问题的集合：

问题一：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

问题二：农劳比下降的均衡加速度。

问题三：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最优性。

问题四：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偏离均衡和最优轨迹的机制

问题五：人类有意识干预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恰当方式。

概括地说，如果我们把图4.14揭示的农劳比下降的时间曲线类比为飞机下降的时间曲线，我们既应当研究它下降的平均速度即从起点到终点所用的全部时间，更应当研究它在每个时点下降的瞬时速度。对于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对于和农劳比变化密切关联的某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福祉，对试图向农劳比变化施加影响的人类尤其人类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瞬时速度显然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均衡降速的机制。因此，即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比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等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以农劳比下降表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也值得分析，也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5] 而事实上，尤其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注释：

^[1] Üngör绘制了1963至2005年包括美国、但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图。尽管农业就业比重和农劳比两者有别，但它们的长期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就此而言，Üngör绘制的除美国之外的22个国家的曲线形状都处在我们的图4.12中的美国和中国两条农劳比曲线之间。不过，Üngör没有提出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速度问题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快慢问题。参见Üngör, 2011.

^[2] 美国曲线在1800-1900年之间采用的是逢十年份数据，因此无法揭示农劳比发生在两个逢十年份之间的年度波动。例如，美国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1865年。与这种战争有关的农劳比升降波动显然无法仅仅用1860和1870两年数据揭示出来。

^[3] 美国农劳比从1967年开始降到5%以下。如果仅仅考虑美国1800-1967年的农劳比下降曲线，则其线性拟合方程为 l=-82.832-0.4681x, R² = 0.9872

^[4] 这里的类比意味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经典力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

^[5] Berliner曾经指出大部分研究人口和劳动力转移的学者的兴趣都不在转移本身，而在其他问题。例如经济学家研究转移的目的是了解收入与就业的地区分布。只有人口学家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转移本身有兴趣。见Berliner, 1977, p.443.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7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国别差异

前面的图4.5显示中国从1952到2010年、美国从1800到2010年农劳比下降的状况。该图指出在这两个时期中，从几乎相同的农劳比水平出发，中国农劳比的下降速度远远高于美国。但是，由于中国应当在1850年前后便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图4.5内中国曲线不能表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其前半期的全貌。不过，图4.5依然提示我们，即使在非农化大转型的起点上，各国农劳比差异不大，但各国在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两个指标上依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以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差异为表征，非农化大转型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和持续时间亦将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考虑非农化大转型在各国所得以发生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各国的差异将更为显著。^[1]

为了清楚地揭示各国农劳比下降的异同，我们把整个农劳比下降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农劳比下降初期、中期和后期。定义三时期的困难主要在于定义中期的困难。为此我们必须详尽说明中期的分界。为简化讨论，我们使用公元纪年的年代，即两个逢十年份之间的时期为单位，并且定义农劳比下降中期的起点为一国h最早达到或超过5个百分点的年代，终点为保持这一水平的最迟年代。考虑到一些国家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波动过大甚至出现巨大倒退，^[2] 我们同时规定，一国农劳比在中期内不会重新退回到初期末或接近初期末的水平，或者说中期必须是稳定的。用公式表示，我们的中期定义是若年代t是第一次出现h_t≥5.0%的年代，且在后续年代里不出现l_t+n ≤l_t-1，n=1, 2, …，t、n为年代，t、n属于t，则一个国家在年代t进入农劳比下降中期。若进入中期后，该国在年代u开始出现0<h_u+n<5.0%, n=0, 1, 2, …，u、n属于t，则该国从年代u开始进入下降后期。注意这里的中期定义不排除中期内的一个或连续多个年代可能出现h<5%；该定义只是保证农劳比l不回升到初期水平。

根据上述定义和中国、美国的资料，我们列出中美两国农劳比下降的三个时期及其特点，见表4.2。

表4.2 非农化大转型的时期划分及其特征：以中国和美国为例

注：由于中国的中期可能尚未结束，所以中国的中期数据指的是到2010年为止的中期状况。

根据表4.2列举的中美两国非农化大转型历史分期，我们总结出下述几个也许带有一般性的非农化大转型的特征：

1. 各国开始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过程有先有后。
2. 各国非农化大转型期内各阶段的时间长短差距很大。就中期而言，一国中期开始得越迟，该国的中期阶段可能越短。
   
3. 各国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别。
   
4. 一国进入中期阶段越迟，该国中期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可能越高。
   
5. 一国进入中期阶段越迟，该国中期的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绝对值可能越大。
   

表4.2同时提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意义可能主要体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中期阶段。到了后期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已经很少，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更少，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上既难以影响劳动市场的总体状况，亦难以影响总产出。所以，就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宏观层面的短期分析而言，转移的中期阶段最值得重视。但就非农化大转型的整个历史过程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用它们构成的总体特征。

注释：

^[1] 当然，无论这些差异如何显著和重要，它们都只是非农化大转型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它们能够影响非农化大转型的时间长度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人类的福祉程度，但不可能改变非农化大转型本身。

^[2] 例如，中国在1958-1963年间就出现过巨大倒退，以至于按逢十年份计算，l从1960年的66%回升到1970年的81%，因此这一年代的h为-15%。与此相对照，在1950年代，中国l从有数据的最早年份1952年的84%降低到1960年的66%，该年代的h高达18%。

胡景北 2015 社会科学 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成就、问题和发展前景：纪念刘易斯诞辰100周年

今年，2018年，是我去农村种田的五十周年。1968年的我，作为初中毕业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政府送到乡村，直到1977年返回城市。

我生于1953年。据家母回忆，父母在1959年我6岁时要送我去幼儿园，我不愿去；于是改送小学，侥幸通过写自己姓名和从1数到100的简单测试，开始上学。六年小学后，我于1965年入初中，赶上了1966年开始的“停课闹革命”，也赶上了1968年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到乡村种田。如果我按照当年的标准年龄7岁上学，我的命运将是在1966年“小学毕业”后依然待在小学，等“文革”的中学生都上山下乡离开学校后，再于1969年进入初中。那样的话，我几乎不可能去乡村种田，我的人生轨迹当然也是另一样。所谓命运捉弄人，诚不我欺也。

然而，当我于今年春节重返当年生活的村庄时，我才最终发现命运中的村庄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我当年所在的建华生产队（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建华生产组，是一个大约30户、130人的独立小村子），已经变成了“建华苑”小区。小区内有7幢六层楼房。小区旁则是更大的居住社区。原先的“建华村”只剩下小区栅栏外的几处旧屋和废墟；种粮的大田完全消失，仅剩下一些零乱的菜地。当年插队的乡村，如今已经城镇化！建华生产队或者建华村，将仅仅是留存在我头脑中的记忆。

站在新建的小区前面，我似乎幻然所失：青年时代记忆的附体全然消失了：村前的水井，年轻夫妇一个提水一个洗衣的欢乐；村边的自留地，夏日晚霞下众多粪瓢撒起的水影；村后的土山，一陇陇山芋苗的青绿；稍远的大小圩田，茁壮的稻苗上闪耀的是汗水。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带着我的感情，我的生命。我突然发觉，我的返乡，正是灵魂寻找它的附体；一旦发现附体永远消失了，灵魂也无法持续，一部分生命似乎正在从我身上流失。

不过，我很快就从幻境中释然了：非农化毕竟是历史大趋势；而我和几千万城镇青年被迫下乡种田，只是那大趋势旁的短暂逆流。我曾不由自主地身处逆流之中。因此，我必须提醒自己：不管那段乡村生活如何深刻地融入了我的体魄和精神，那一段生活在社会层面上都仅仅属于历史的逆流；而今天的乡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才是历史的主流。所以，我应当祝贺而不是感伤建华村的转型。

是的，那股逆流在五十年前是那么地强大，几千万人口在短短数年内便从城镇倒流入农村，从学校倒流入农业，从学生倒流为农民。我自己当时如此衷心的拥护这一逆流，以为它才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唯一途径。今天，站在建华苑前，我深深体会到历史的力量：仅仅五十年，短短的五十年，那股非城镇化的逆流就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当然，那股逆流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没有它，建华村也许在五十年前就转型为建华苑了；而我也将获得完整的中等教育，不会为了写这篇简短的文字而翻查数遍“四角号码新词典”。

愿我的农民朋友们在新的小区里、在非农化大转型中获得新的精神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本。

愿主保佑我的农民朋友们！

“夜话”，2018年第3期，2018年2月27日

附录：两张照片

建华村旧址，在建华苑内栅栏前摄影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6 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短期波动性

无论农劳比下降速度或加速度是否具有长期的线性或抛物线趋势和中期的周期波动规律，这两种速度的短期变化都十分频繁。前面的图4.8和4.9分别显示了美国和中国农劳比降速的年度波动。两国降速虽然呈现明显的降低和提高趋势，但这些趋势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它们的年度波动剧烈。图4.11和下面的图4.13分别显示中国和美国农劳比加速度的年度变化状况。它们的短期波动同样频繁和剧烈。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水平几乎没有连续两年相等的情形。短期波动是这两种速度的显著特征。

图4.13 美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1892-1990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5。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5 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变化的周期性

在图4.9中，中国农劳比降速h显示出某种周期性升降的规律。我们排除h过大幅度剧烈波动的1958至1963年并在图4.10中绘出h在其它年份的数据曲线。图4.10更为清楚地显示了h波动的周期性。在1970至2015年间，h先后在1978、1984、1993、2004和2013年升到周期高点，在1973、1982、1989、1999和2008年降到周期谷底，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前面的图4.8已经展示了美国h的年度波动。就该图显示的1891-1970年状况看，美国h的波动似乎也有一定的周期性。不过，美国农劳比在1890年已经降低到43%，因此美国1891年开始的数据也许无法全面揭示农劳比降速的周期规律。无论如何，由于中美两国的数据有限，我们只能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农劳比降速在其长期的抛物线变化趋势之上，也许还存在中期的周期升降现象。

此外，中国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a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图4.11展示了中国a在1954至2015年之间的变化状况。与h相同，a在1958-1963年波动过于剧烈，因此我们在图4.12中排除这六个极端年份。如果不考虑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后又主动退回的1978-1979年的农劳比加速度波动，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a分别在1984、1993、2004和2013年升到周期顶点，在1985、1997、2008和2015年降到周期谷底，^[1] 周期长度大约也是十年。当然，这样的周期变化是否能视为规律，还要经过更多的检验。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由于某种未知原因，图4.11和4.12的年份未能显示。谨向读者表示抱歉）

注释：

^[1] 图4.12显示1989年也是a的低点。不过，图4.12似乎指示该低点可能由社会政治原因造成，而和a的周期性关联甚小。此外，由于图4.12的数据截止于2015年，因此，2015年是否a的新周期低点尚需观察。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4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趋势

不过，比较图4.5和4.6的美国农劳比下降曲线和其趋势线，我们发现美国l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初期下降很慢；转移中期下降很快；到转移后期，l下降又变得很慢，因此l应当是系统性地变速下降的。我们观察美国农劳比降速h。图4.7显示美国h从1800到2010年变化态势。^[1] 这些以十年为一期的降速虽然可能掩盖了h的年度波动，但在一定程度上亦揭示了h长期变化趋势。显然这是一种抛物线趋势，h在转型初期很低，到转型中期提高，然后在后期又降低并最后趋向于零。图4.7同时表明十年一期的h在美国皆是正数，即以十年为时期单位计算，美国在最近210年间的每一时期都实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图4.8显示了美国1890-1990年间h的年度变化。对照图4.7，1890-1990的100年主要应当是图4.7的美国农劳比下降全过程的后半部分。在这100年中，美国h的总趋势是降低，尤其从1970年起，h趋向于零。^[2]

图4.7 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特征

（美国：1810-2000年，逢十年份数据）

资料来源：参见图4.1。

图4.8 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特征

（美国：1891-1990年，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参见图4.6。

我们用图4.9展示了中国农劳比在1952至2015年间的年度下降速度。图4.9中的趋势线清楚表明，中国h在这六十多年的线性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3] 不过，中国农劳比降速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它们严重干扰了h的基本趋势。我们在图4.10中排除这些干扰，因此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农劳比降速的提高趋势。^[4] 这两个图说明中国在这六十年中应当处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如果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成立的话，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延伸，中国农劳比降速在未来将逐渐降低。

图4.9 非农化大转型前期与中期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1953-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图4.10 非农化大转型前期与中期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

1953-2015年（无1958-1963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由于某种未知原因，图4.9和4.10无法显示，谨向读者抱歉）

注释：

^[1] 图4.7美国曲线的抛物线拟合方程为h = -0.0488t² + 1.0942t – 0.8419，R²=0.617。

^[2] 图4.8美国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h = -0.0066t + 13.293，R²=0.257。

^[3] 图4.9中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h = 0.00241t ，R²=0.0103。

^[4] 图4.10中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h = 0.00251t ，R²=0.0974。从R²值可以发现，与图4.9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比较，排除1958-1963年后的拟合程度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