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3 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今天，站在刘易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肩上，我们应当看得更远，应当更清楚地把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和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充分估计刘易斯理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发现，刘易斯理论并不能够成为研究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展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不能够提升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刘易斯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而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则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刘易斯研究的特定阶段或者刘易斯区间中，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是互不包含但具有交集的两个集合。前者包括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以及家仆、摊贩诸类低生产率的劳动者。刘易斯之所以把经济划分为传统与资本主义两部门，就是因为他把那些不从事农业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亦视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刘易斯不但不使用、而且反对农业和非农两部门划分。^[1] 最早在发展经济学中划分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应当是拉尼斯和费（Ranis and Fei）。^[2] 但正如费古如亚（Figueroa）正确指出的那样，拉尼斯和费的做法误解了刘易斯理论，并把刘易斯所强调的很大一部分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排除出自己的研究范围。^[3]

本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遵从拉尼斯和费的两部门划分。但在根本点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优越于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我们的理由如下：

一、刘易斯论及的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存在于农业部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相比，其他类型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小；而即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也无法和农业劳动力相比。上一章所举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例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二、即使按照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设想，其它非农剩余劳动力类型亦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的过渡形式；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远远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即使在刘易斯设想的典型农业中，剩余劳动力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结束了，非“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依然需要转移；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绝非剩余劳动力转移所能概括的现象。

四、剩余劳动力概念缺乏任何对应或大体相应的统计学指标，因此无法经由统计资料获得相关数据。这样，剩余劳动力概念也就无法应用于经验研究。相反，具有广泛共识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数据不难获得。

五、剩余劳动力和与此关联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缺乏相应的产品和与产品相联系的价格数据。本章第一节在阐述刘易斯理论时，曾经假定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传统部门产品和资本主义部门产品的市场均衡，而无需特别考虑它们的价格变化。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必须明确引入价格变化。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和相应的统计学上，我们没有任何与这两种产品对应的价格，因此，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范围内，我们便无法研究商品价格变化和由价格变化导致的两部门实际工资变化，因此也无法研究和实际工资变化相联系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当说，正在因为这样的困境，拉尼斯和费也许才不自觉地用农业非农业划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并也才引入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来讨论若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农业劳动力中的“剩余”）的边际产出大于零，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和两产品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六、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而后者才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从前科学转变为科学的关键性标志。^[4] 我们可以用失业和失业率概念说明这一点。失业概念在经济学说史中有着长久的历史。至迟在17世纪中叶，配第就详细讨论了失业问题和应用公共工程缓解失业的可能性。^[5] 十九世纪的李嘉图和马克思开始把失业视为经济的内生问题，但直到二十世纪，失业率才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6] 失业研究才进入了严格的经济分析阶段。因此，从失业到失业率，经济学家用来二百多年时间。然而，从失业到失业率的“飞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可以转化为统计指标以及统计学本身的进步。可剩余劳动力概念无法转化为统计指标因此也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这样，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便也无法成为科学并用于经验研究。应当说，正是这一根本缺陷，刘易斯理论不可能在重视经验研究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潮流中立足。

最后，我们证明前面提出的第三个理由，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证明的途径是两部门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历史经验。首先，我们扩展图5.1来说明刘易斯的两部门生产率趋同论点，这就是下面的图5.2。该图中的L和MP分别代表劳动和其边际产量，上标A和N代表农业和非农业，w 代表工资而 w_E 指示生存水平工资，T指示刘易斯拐点。图5.2中的曲线w_ETW 代表刘易斯的工资理论。我们在图5.2内加入三条农业劳动边际产量MP^A曲线。它们在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上分别为正数、零和负数，代表刘易斯提及的初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三种可能性。^[7] 这些曲线最初都远远低于w_E和MP^N曲线。刘易斯认为MP^A在剩余劳动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并在刘易斯拐点上追平MP^N，剩余劳动力亦在刘易斯拐点完全消除。图5.2显示了这一点。所以，对刘易斯来说，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消失标志着剩余劳动力消除；剩余劳动力消除意味着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最终收敛。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二元分析方法仅仅适用于剩余劳动转移过程，而剩余劳动转移又代表了劳动力转移的全部过程。

图 5-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链接

图5.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扩展自刘易斯（Lewis, 1954, p. 151）的图3。

今天，借助于比刘易斯时代更完善的经济统计，我们知道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也远远低于非农业生产率，但刘易斯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国家久已消除。因此，在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远未结束。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图5.2中添加一条农业生产率曲线MP^A*。假设MP^A*曲线从初始点出发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可以发现，一旦离开初始点附近区域，MP^A*曲线比刘易斯的MP^A曲线更接近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演进路径，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很快，但它不仅仅在刘易斯区间内始终低于非农生产率，而且在刘易斯拐点以及之后很长时期内依然低于非农生产率。事实上，即使观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农劳比低于10%的国家，我们亦无法肯定这些国家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否会在比如未来五十年内消除。^[8] 因此，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两者应当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维度：它们不可能同时消失。在刘易斯拐点右侧，剩余劳动力不再，但生产率差距犹存。由于在该拐点右侧，劳动力依然需要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转移，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能仅仅局限于剩余劳动转移；相反，剩余劳动力如果存在，它的转移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段。所以，即使为了理解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也需要超越刘易斯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注释：

^[1] Lewis, 1954；1968.

^[2] Ranis and Fei, 1961.

^[3] Figueroa, 2004.

^[4] 在研究中，讨论一个现象是一回事，对这一现象应用可定量的概念分析是另一回事。无论劳动力从传统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还是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都离不开劳动力转移率这个基本概念。缺乏转移率概念，转移的经济分析便难以实现，转移理论也就只能停留在“前科学“阶段。

^[5] 配第，1662/1979。

^[6] Card，2011.

^[7] Lewis, 1954, p. 191.

^[8] 图5.2中的MP^A和MP^A*曲线都指示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增长更快。这一点既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理论结论，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经验事实。理论方面，参见胡景北，2008。历史方面，参见Ngai and Pissarides, 2004；Duarte and Restuccia, 2010。其中，Ngai and Pissarides估算了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在1869和1998年之间，美国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高于制造业、更高于服务业的相应速度。Duarte and Restuccia研究的时期较短。他们发现在1956-2004年间，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8%、2.4%和1.3%。他们并且发现这样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次序出现在他们研究的29个国家样本中的23个国家内。

我发现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竟然有一个“谁能回应得了胡景北批判中国经济学的文章”的帖子（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1-1.html），而且反应还很强烈。感谢那份帖子的楼主“734061388”，感谢各位网友。

在那份帖子的跟帖中，“linxiaozhijia”的帖子尤其让我感动。这位网友是位认真而且平实的年轻人。我的个人主页的题词是“高贵 平实 深刻 纯洁 正直”。我特别欣赏平实的人并且自己也希望做这样的人。同时，由于年轻的缘故，这位网友应当和我当年一样，也欠深刻。为了促使自己也帮助linxiaozhijia走向深刻，我深感自己应当回应一下linxiaozhijia的思考。

linxiaozhijia的跟帖如下（出处：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6-1.html）：

“仔细学习了胡老师的大作，感觉观点深邃，受益匪浅！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胡老师的观点！为避免隔山打牛的误解，我只是提几个自己的思考与胡老师和其他学者商榷！

1、欧美等西方经济内部学派林立、国别差异也比较大！都用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这种观点各异的大杂烩来阐释是否合适？既然是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各国自身经济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是不是其经济特色？是否存在本国的经济规律？

2、世界经济中除了欧美等私有制经济以外，尚存在中国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如果不等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3、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也是显著不同于私有制经济的成分。怎么能用西方私有制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如果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是客观的，是否存在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解释的公有制经济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公有制经济理论该如果命名？
当然，个人观点，抛砖引玉而已，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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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linxiaozhijia认真阅读了我的那篇夜话（完全说不上大作，更无须“学习”，linxiaozhijia过奖了）。我的看法完全可以讨论和批评。人都会有错的。我也完全可能出错，尤其是夜话一类的感想文字，更会有错。

言归正传。对linxiaozhijia的四个方面的思考，我的回应如下：

1.通常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欧美国家绝大部分大学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欧美各国虽然学派林立，但是，绝大部分大学经济学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德国和美国待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两个国家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宏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无疑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与美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往往思辨性的内容更多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中对物价稳定的强调更多一些，同时专门谈欧洲整合的内容也很多等等。不过，应当没有任何德国教授认为需要专门的德国经济学。

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其它经济学学派，比如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新李嘉图或新剑桥学派，不承认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准理论。但是，即使在比如剑桥大学，经济系讲授的依然是基本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像马克思的或者新李嘉图派的观点，最多只是高年级讲一两个学期。

至于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不同派别的问题，就承认微观宏观基本原理或者基准理论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这些基准理论的应用或者扩展方面，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立。比如货币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影响程度问题，就是一大争论。其次，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但这不妨碍争论双方对基准理论的认同。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在那篇夜话中说了，都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就应当在根本上适用。比如，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我们去街上或上网为自己购物，我们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爱好以及物品价格来做购买决策，而不必考虑任何上级领导的意图；上级领导亦不干涉我们的决策。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在我们的对面，卖家也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这就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由以展开的基石。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修饰词，应当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各种不同的修饰词表现了各国的不同特点。例如，德国人说他们是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social market economy,和我们的socialist market economy，连一个单词的区别都达不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依然是一种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国呢？我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除了土地矿产之外，中国的生产资料有多大百分比是“公有”即政府所有的，有多大百分比是私有的包括集体所有的（在德国，集体所有的算私有制的）；其次，在政府所有的生产资料中，又有多大的百分比是用于盈利性生产的，按照德国人的标准，盈利性生产的，应当也算私有制的（按照马克思标准，是为利润而生产的），比如以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等等。这里牵涉到你的第三个思考的后一部分。即使根据马克思，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根据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来区别的。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企业是否为了自身利益追求利润。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他说的私有者的资本家只是一种化身，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种实体的化身。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倒是遵循的马克思。在德国，最重要的区分是一个单位是否盈利，即区分盈利性单位和非盈利性单位，而区分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单位挣得钱是否可以分给个人。可以，就是盈利性的或者资本主义；不可以，就是非盈利性或非资本主义。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之前，可能还得先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和统计问题。

3.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这恐怕还是断言。比如，让农民自利自由、让企业自利自由，让消费者自利自由，劳动力转移，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融入国际市场，大规模投资，物价稳定，宏观政策稳定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经济最近四十年高速增长的解释。但这不等于在西方经济学范畴内就解释不了。至少，我目前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观点，说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

4.您的第四个思考和您的第二个思考密切相关。我在回应您第二个思考时说了，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些基本概念和统计问题，然后才能讨论公有制问题。打个比方，在理论上，公有制企业是为全社会或全民服务的。一个公有制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利益。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理论，那么，一个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的生产资料算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呢？我想，在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前，谈论由这样的企业组成的经济是更像公有制还是更像私有制，可能还太早。

我的上述回应肯定不能让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满意。不过，无论年轻年老，我们都在探索，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只要大家自由探索，我们中国人虽然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国经济学”但一定会在理论上有大的贡献。我上一篇主张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扯淡，也是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深刻地探讨一些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

再一次感谢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

“夜话”，2018年第6期，2018年3月19日

（注：本文于2018年3月19日下午作为对网友linxiaozhijia的回应发表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网址为http://bbs.pinggu.org/thread-6282009-1-1.html。这里且作为新一期夜话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本次发布时没有做任何修改。）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2 刘易斯理论的意义

正如上一节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历史上，刘易斯是第一位明确地把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按照爱因斯坦对科学进步的理解，^[1] 刘易斯因为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即劳动力转移问题而实现了经济学的一个“真正进步”。应当说，提出新的经济学问题和确立新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刘易斯对经济学做出的最大贡献。^[2] 其次， 刘易斯还提出剩余劳动力概念并利用它建立一个内部自洽的经济学模型描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学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刘易斯的开创性贡献。众所周知，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存在于当时正在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根据当时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迅速转移劳动力并成长为工业化发达国家充满信心。正如Tignor指出的那样，刘易斯1954年文章和1955年的《经济增长理论》著作“体现了那个时期的乐观情绪和对新独立国家的信心。在刘易斯眼中，只要正确指导，发展中经济体就能实现戏剧性的高速经济增长”。^[3]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正确指导”的经济学研究却非常薄弱。著名杂志《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在1952年的创刊社论中指出，当时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个别观点上，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列出了一份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但没有系统的因素表 …… 即便仔细考察现有文献，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更找不到学者们就哪些问题才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具有重要性的一致意见。一位寻找通向适当理论之途的研究者在文献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路。他看到的仅仅是一片充满贫困恶性循环、变革障碍以及关于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之类说法的原始丛林”。^[4] 正是在这种研究形势中，刘易斯以其天才，从冗长的发展中国家“落后因素列表”中，抓住了劳动力过多因素并用“剩余劳动力”这一独特概念，把这些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从而为发展经济研究指明了方向。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学说史表明，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中，刘易斯的问题和理论对“经济发展作为结构转变过程的思考范围和思考方向”的影响最为持久。^[5] 实际上，正如Findlay指出的那样，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刘易斯理论的“扩展和衍生”。 ^[6] 刘易斯模型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和大众媒体中，他的睿智和创见至今依然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Gollin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的时候甚至发现，刘易斯1954年提出该理论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生阅读文献内的少有的六十年前的论文之一”。 ^[7]

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转移指的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的二元方法便源自于劳动力在其间转移的传统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并存现象，但该方法突出体现在两部门各自的工资决定机制上。应当说，两部门并存现象并不必然引发经济学分析的二元方法。工资决定机制的部门差异才是二元方法的根本所在。例如，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鲍莫尔等学者虽然把经济体系分为两个部门并且讨论或涉及了劳动力的部门流动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两部门工资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决定的。1870年代发生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也认为各部门工资决定方式相同，它所提出的仅仅是工资决定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刘易斯二元分析法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强调两部门工资决定方式不同：传统部门工资由生存需要决定，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

不过，肇始于边际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了把边际方法用于整个经济，必须假设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否则整个经济不可能均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三个同时成立的命题：（1）均衡，（2）各部门生产率相等，（3）单一的边际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非农化开始以来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刘易斯已经观察到这一点。^[8] Gollin等人关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差距的最新研究指出，即使考虑众多的度量误差，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平均产出依然存在着“迷一样的巨大差距”。 ^[9] 他们估计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平均产出在非农业要比农业高出一倍；在发展中国家差距更大。^[10] 显然，若命题（2）不成立，命题（1）和（3）不可能同时成立。作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刘易斯既不可能完全放弃边际方法，更不可能放弃均衡方法：他的创新之处就是提出新的二元方法以便在承认生产率部门差距的前提下研究整个经济的均衡问题。在这里，正是刘易斯首先把二元分析法引入一般均衡框架。^[11] 与此相反，Schultz虽然用一元方法分析了传统农业的均衡，却无法把它扩展到整个经济的均衡。^[12]

新古典经济学一元分析法所需要的同等生产率命题同时还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根据同等生产率命题，一个劳动力从甲部门转移到乙部门虽然会减少甲产出、提高乙产出，但由于他在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两部门相加的总产出不受影响， 所以，劳动力转移没有宏观经济学意义。^[13] 相反，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效应。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在改变两部门产出的同时又必将提高总产出。而这一点正是刘易斯特别强调的，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将“提高国民收入，增加超过工资的总剩余并使进一步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14] 事实上，在非农化转型过程尤其转型中期，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无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还是对短期经济波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揭示，是刘易斯的重要理论成就。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和二元分析方法，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刘易斯的理论，就不会有本书这样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同样是一种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现象，而非经济学家熟悉的劳动力短期且多方向配置的现象；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要以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为前提；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需要对引导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做出特别的设定并且应当需要分别适用于两部门的两种工资机制，最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离不开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因为该效应将农劳比降速与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两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至少在上述四点上，刘易斯已经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开辟了道路。

注释:

^[1] 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曾经精辟地指出：“提出问题经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后者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技巧而已。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或者从新角度观察旧问题，这些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并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参见Einstein and Infeld，1938，p. 92.

^[2] 参见笔者的文章Hu, 2014.

^[3] Tignor, 2006, p. 273.

^[4] Editorial, 1952, p. 3.

^[5] Kirkpatrick and Barrientos，2004，p. 683.

^[6] Findlay，1980，p. 64.

^[7] Gollin，2014,  p. 71.

^[8] Lewis, 1955/1994.

^[9] Gollin，Lagakos and Waugh，2014，p. 990.

^[10] 在最近的“资源错配（misallocation）”文献中，农业生产率差距被视为劳动和其他生产性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不当的结果。不过，由于这样的不当配置如此严重以致于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消除，经济学家也许需要二元方法来分析它们。仅就资源在非农企业之间的不当配置，Banerjee和Moll便发现“在财务约束下，企业从高度不当的初始配置（想象印度和中国在市场化之前的情形）向稳态的转变可能非常缓慢，因此，在短期和中期观察中，我们将持续看到大量的资源错配状况。”参见Banerjee and Moll, 2010, p. 202.

^[11] Tignor，2006.

^[12] Schulz, 1964.

^[13] Barro，1997.

^[14] Lewis, 1958，p. 8.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

从宏观角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候，刘易斯理论是一个难以回避参照的话题。这里的原因第一是刘易斯最先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个原因是他为劳动力转移研究提出的方法和思路为后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提供了理论铺垫和直接启示。因此，在具体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之前，本章将考察刘易斯模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关系。

刘易斯是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经济学家。^[1] 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在回顾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指出，17到19世纪的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尽管亲身经历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事实，但他们没有把它提高到某种专属现象并从理论上解释之。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具有长期且单方向的流动或配置性质，因此和通常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或者配置与再配置现象根本不同。每一个经济学理论都会包容劳动力配置，但不一定包容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对劳动配置的研究虽然也需要把经济分成两个或者更多部门，但不需要把经济体系分成特定部门，也不要讨论劳动力长期转移的专门命题。但研究劳动力长期单方向转移所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劳动力从何而来、到何而去。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以经济体系被划分为某种特定部门为前提。因此，辨别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简单方式，便是看他是否做出部门分类以及该部门分类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中，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区别了农业和非农业，但他们的目的是考察地租在收入分配或者剩余价值分配中的作用，而非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便没有经济部门分类。它们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生产部门。但是，由于各部门各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会因为各种因素变化而有别，所以各部门各企业工资可能高低不同，劳动力因此会转移并在其他条件不变前提下实现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的相等。然而，它们没有直接引入明确的部门分类，所以也没有考虑特别的劳动力部门转移问题。刘易斯才最早地为劳动力的单方向转移提出了经济部门分类，因此有资格被称为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的经济学家。^[2] 刘易斯把一个脱胎于传统农业传统社会不久的经济体系分为传统和资本主义或者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3] 这就是他的二元经济论或者二元分析方法。资本主义部门主要使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在一个国家离开传统经济而走上经济发展道路之初，资本很少，资本主义部门亦很小。但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高，不但足以按照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支付工资，而且能够提供利润。另一方面，传统部门主要依赖劳动进行生产。该部门很大，劳动力很多，劳动生产率非常之低，以至于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甚至可能等于或小于零。但是，为了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传统部门的劳动收入又必须至少维持在大于零的某个基本生存水平上，这样的劳动收入就是所谓的“生存工资”。刘易斯把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并认为只要剩余劳动力存在，实际工资就不会上升，而只能够保持在生存水平上。“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理论模型的核心概念，它和二元分析方法一样，是刘易斯在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创新。

不过，刘易斯在六十多年前自觉地面对的挑战既非劳动力转移现象亦非二元分析方法，而是实际工资在传统部门的稳定性即不变工资的“古典经济学问题”。李嘉图用人口增长解释他提出的“自然工资”的不变性，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支持他的劳动力价值工资的不变性。二十世纪之后的经济学家不可能继续依靠这些因素：他们必须发现新的解释因素。这里又是刘易斯首先发现了劳动力过剩的因素并将其精炼为“剩余劳动力”概念。这个概念让刘易斯建立起自洽的工资理论和劳动力转移理论。刘易斯理论可以简洁地表述如下。在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下，传统部门实际工资无法用边际产量决定，而将制度性地决定在生存水平上。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资本并需要增加劳动力，一部分传统部门劳动力将依据生存工资水平而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亦依据该工资水平确定本部门劳动边际产量和劳动量，所以劳动市场保持均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转移不影响工资水平，所以在总劳动力给定的前提下，总工资不变，由此产生的消费总需求不变。由于劳动力转出传统部门不影响该部门产量，所以传统产品的总供给不变。资本主义部门因资本与劳动两者增加而扩大，但增加的产量可以而且应当用于投资，因此，面向消费的产品总供给亦不变，面向投资的产品将由资本主义部门自身购买并扩大再生产，因此商品市场亦保持均衡。这样，剩余劳动力转移将扩大资本主义部门利润和其代表的投资品生产。这些利润又将用作新的资本主义部门投资并促使更多传统部门劳动力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传统部门劳动力不断减少将导致该部门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经过一段时期，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将升到生存工资水平，剩余劳动便将消失，此时，传统部门必须遵循边际生存率工资机制，整个经济的工资都将统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并随着资本的继续增加而提高。它意味着传统部门转变为资本主义部门，两部门经济也就全部转变为新古典性质的单部门资本主义经济；这之后，工资将随着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而上升，不变工资不复存在；刘易斯的二元分析方法和剩余劳动力概念亦将随之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刘易斯把不变工资的解释重点从古典经济学的人口增长因素转变为他的现有人口因素；其次，刘易斯把经济发展的研究重点从劳动力转移转变为资本积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理解一个先前只储蓄其国民收入百分之四或五或更少的经济体如何把自愿储蓄提高到百分之十二或十五甚至更高的过程。”^[4]所以，刘易斯把他1954年文章的主要篇幅用于论证剩余劳动和投资基金两者的来源。

刘易斯曾经用一个图说明他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我们把他的图复制到这里，这就是下面的图5.1。图5.1的横轴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投入，纵轴是该部门的工资和边际生产率，L^S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供给曲线，MP^N既表示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又表示它的劳动需求曲线。横轴点L^N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数量不同时的劳动供求平衡。资本越多，劳动需求越大；由于工资固定，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工人时不用提高工资，企业在新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固定工资相等的点上雇佣工人，所以，随着资本增加，资本主义部门劳动投入不断增加，但工资保持不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劳动投入为L^N_t时，注意时点t属于t=(0, …, t, …, N)。用L表示总劳动，在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为L^N_t时，传统部门劳动只剩下 (L-L^N_t)。(L-L^N_t)的劳动投入在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升高到了固定的生存工资水平。所以从L^N_t开始，如果现代部门继续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传统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会高于生存工资，传统部门工资也就会随本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提高；资本主义部门为了从传统部门获得劳动力便必须相应地提高本部门工资，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亦必须提高。在图5.1中，此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L^S开始向右上方延伸，表示该部门劳动供给增加将伴随着工资提高。^[5] 因此，L^S同时代表了工资曲线。图5.1将工资曲线上对应L^N_t的点标为T：在点T左侧，劳动力转移但工资不变；在T右侧，劳动力继续转移但工资提高。由于工资曲线在点T左侧保持平行，说明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无限大，刘易斯又把该种工资曲线称为弹性无限大的工资曲线或劳动供给曲线，其含义是只要现代部门工资稍有提高，愿意到该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将非常之多，以至于工资又将降回原先水平。由此出发，刘易斯把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其转移不会导致工资提高的劳动力。根据图5.1，一个经济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是L^N_t。刘易斯把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不变阶段即T的左侧区间视为经济发展过程，其间适用他的理论；从T开始向右，是新古典经济学类型的经济增长阶段，他的理论不再适用，而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为了纪念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把点T称为刘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6] 我们把T的左侧区间称为刘易斯区间，T的右侧区间称为新古典区间。^[7]

图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链接

图5.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资料来源：刘易斯，1954，p. 151。这里做了若干补充。

注释：

^[1] 刘易斯建立和阐述其理论的主要作品除了已经引用的1954年文章外，还有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不过，刘易斯在该书中指出他的原创性观点已经发表在其1954年文章中，参见刘易斯，1955/1994，第 页。对刘易斯理论的讨论和评价，参见 Gersovitz,‎ Diaz-Alejandro,‎ Ranis,‎ Rosenzweig, ed., 1982; Gollin, 2014; Hu, 2014. Hu的文章后来略写为中文，见胡景北，2015。此外，1954年刊登刘易斯原创性文章的The Manchester School于2014年专门用一期杂志发表文章纪念刘易斯该文60周年，参见The Manchseter School, vol. 72, No. 6.

^[2] 在刘易斯之后，至少有两个经济部门分类值得注意。一个是新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斯拉法（Sraffa）提出的基本产品和非基本产品部门。斯拉法借此而分析商品价值尺度将如何决定，而与劳动力部门转移关系甚微。另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提出的生产率上升和停滞部门。鲍莫尔分类的明确含义之一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上升部门向停滞部门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不过，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大部分情形下低于非农业，因此，鲍莫尔的分类很少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例如，Dennis and Iscan利用美国长期数据的研究发现，鲍莫尔观点基本不符合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参见斯拉法，1962/19；Baumol and Bowen, 1966；Baumol, 1967；Dennis and Iscan, 2009.

^[3] 刘易斯最初用传统和资本主义代表他划分的两个部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回顾其理论时，他把它们重新命名为传统和现代部门，而不再使用资本主义部门一词。重新命名的原因，应当是当时许多国家坚称自己是非资本主义国家，而刘易斯希望把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转移也纳入其理论中。参见Lewis, 1954, 1979。不过，由于在刘易斯理论中，“现代”部门只能够理解为资本主义部门，所以本书继续使用刘易斯最初提出的传统和资本主义部门概念。

^[4] 刘易斯，1954，p. 155。

^[5] 根据刘易斯的逻辑，剩余劳动力转移或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是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投资，而投资的前提又是储蓄，所以刘易斯得出结论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储蓄。参见刘易斯，1954，p. 155。

^[6] Ranis and Fei，1961

^[7] 胡景北，1994。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询问我对田国强和李稻葵两先生近来关于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言论的看法。我特地找了两位先生的文章，即田国强的“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李稻葵的“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两文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建立中国经济学，尽管他们所用的名称不同。其实，不管用较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用较短的“中国经济学”以及介于其间的其他名称，中国只能有一种经济学，不可能存在具有本质差异的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先生说法虽然不同，但也不谋而合地要求只有一种经济学。诚然，中国最近二十年存在互不理会的两个经济学圈子，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名，一个以西方经济学为名。根据两先生的意见，这种状况不应当延续到“新时代”。因此，我把他们的说法视为同一的建立“中国经济学”说法，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次要差异。同时，由于他们分别用“基准理论”和“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来表示他们设想的中国经济学，我就用基准理论简洁地表示他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的含义。

对他们的文章，我的评论如下：

第一，两先生尽管是著名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自量力。中国经济学不是他们（当然更不是我）能够讨论或建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如果真的能够创立的话，它也仅仅能够由领袖人物开创和建立。我们所能做的，是学习领会并在自己专长的方面再发挥发挥而已。两先生喜谈“中国特色”，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中国特色，否则，他们不会忽略中国这一重要特色。另外，他们对“新时代”似乎也不了解。比如李文谈的都是旧事，而田文说的比如中国经济学要做到的三个有利于，便与过去的“三个代表”似曾相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和“新时代”之“新”还是两回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中国经济学的说法。在特指的情形下，人们不妨使用中国经济学概念，比如技术变化的中国经济学或者国企改革的中国经济学等等。但就基准理论而言，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中国经济学。确实，中国经济近四十年表现出色，中国经济今后的路最好有理论指导。但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并不必然要求什么“中国经济学”。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都有表现出色的时期也都有理论指导的要求，可世界上有几个学者声称要建立本国的经济学去解释与指导之？李稻葵举例说亚当·斯密讲的是英国故事、弗里德曼讲的是美国故事，因此中国需要中国经济学来讲中国故事。这是严重误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完全不必读斯密和弗里德曼。对李稻葵的这一说法，我想引用具有权威性的马克思来反驳。马克思在解释他为什么待在英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说：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大家看，连马克思这个德国人都在英国研究当时的经济。为什么？就是因为普适的经济规律当时最典型地表现在英国，经济学家因而在英国更有条件发现经济规律并建立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里大量列举英国的例子，以揭示他所认定的经济规律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像李先生那样认定斯密是英国经济学、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也只能够算“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了。

再举一个具体例子。马克思研究农业的时候，明确假定农业只生产小麦，但他 —-至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依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中国南方的学者可以发展出有“中国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其中假定农业只生产水稻、中国北方学者亦可以用麦子高粱两产品假定建立“中国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但是，假设此类特色的经济学没有发现任何与马克思不同的基本规律，这类经济学充其量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推广或发展。

如果我们参照马克思的做法，那么，在具有普适性的经济规律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的地方，经济学基准理论最容易发展出来。就此而言，过去的马克思待在英国，现在的比如Acemoglu跑到美国，还有斯密和弗里德曼留在祖国，都是试图创立或发展基准理论的那些人的天才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他们的时代分别是经济规律表现最充分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我本人就是因为明白自己才学不够才在毕业后决定归国的（不过，我完全相信有些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者为了报效祖国而归国）。

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原因，经济规律表现得不够充分不够典型。为了解释那些地方的经济，人们在基准理论之侧，需要考虑导致经济规律不充分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是一个简单常识，无任何可争议之处。我们需要懂得的是，如果这些解释成功，第一它们不推翻基准理论，第二它们不足以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否则一个地方有一套“基准理论”，世界上就没有基准理论可言），第三它们只是基准理论的应用和推广。应用拉卡托斯（Lakatos）的概念，这些成功解释只是为基准理论增加了辅助层，而非否定了基准理论。宋铮曾经写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文章。但他的文章常常被误解。其实，读一下宋铮等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研究中国文章，就会发现那顶多是为所谓的“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基准理论新涂了一个辅助层，而非证伪它们或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外国的例子，比如巴罗与格瑞利合作撰写过《欧洲宏观经济学》（Barro/Grilli，European Macroeconomics），布达与维罗茨写过《欧洲背景的宏观经济学》（Burda/Wyplosz，Macroeconomics：ＡEuropean Text）。他们在书名中加入“欧洲”字样，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富有挑战性的特定环境”即欧洲环境下的经济问题，即经济学基准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而非另立一套“欧洲特色”的基准理论。

第三，李稻葵为了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甚至断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他的这一断言过于武断了。李稻葵举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纪末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失误。可是他没有说明日本的政策失败和日本没有发现经济学基准理论直接有什么关系，而只是说日本的失败源于“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然而，在这次失败之前，日本经济学研究（指基准理论层面的研究）更落后于实践，更靠进口理论，但日本经济增长却独树一帜。我们自己国家在四十年前，有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顶峰的“政治经济学”，全世界人民在学习红宝书，经济理论无“贸易逆差”可言，可经济政策败仗的情形却屡见不鲜。而在最近四十年，中国进口经济理论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李稻葵和许多“有识之士”抱怨不止，但中国经济政策好像没有什么败仗可说，反倒是经济发展特别出色。因此，说不定正是大规模的经济学“贸易逆差”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所以，我担心的倒是，如果中国真的像田、李两先生所说的那样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政策可能又回到败仗不断的时期。

应当说，国与国之间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是常见现象，和所谓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毫无关系，或者说，这些政策层面的正确和错误，绝大部分和基准理论无关，而和决策者的个人信念、手头信息与偶然因素关联更大。其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绝大部分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阶段都是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的“贸易逆差”国，因为任何时期的基准理论总是由极少数人在极少数国家内建立的，绝大多数人总是学习并采用他人的基准理论，绝大多数国家都必须进口基准理论；同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因为进口基准理论而得益。换一个历史阶段，也许中国有个别人建立起那个阶段的基准理论并被全世界其他国家采用，那也决不表示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对中国就会失败，否则中国人建立起的基准理论就达不到“基准”的标准。

第四，正如马克思和波兰尼等人强调得那样，当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无论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什么修饰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当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诚然，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着非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现在的朝鲜或四十年前的中国。但即使针对这样的国家，经济学者也不可能另辟一套基准理论。他们所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之上，加上其他因素去解释。例如，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在1958-1962年或在1980年前后表现的解释之所以令人信服，便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做的。

田国强提议新的中国经济学要有利于党的领导。我的年轻朋友亦说，斯密当年建立经济学不是也要有利于英国君主吗？确实，斯密是那样想的。然而，斯密不要求比如卖肉者和买肉者为了君主利益而买卖。在斯密那里，卖肉的为自己利益卖肉，买肉的为自己利益买肉 （我们很多人亲眼目睹过此类现象：附近没有配套商业的新建小区才开始入住，就有人赶来附近卖菜。这类现象就是斯密理论的源泉）。斯密只是相信每个臣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会有利于君主。注意，在斯密那里，卖肉者和买肉者皆与君主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比如英国的肉铺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如果按照中国的领导层次分级，则英国一个小肉铺亦可以算 “正国级”，因为店主自己就是最高领导者。正是因为如此，后人才普遍认为斯密开创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如果我们同意斯密的话，那么，把君主改个名就够了，新的基准理论不可能建立也不必要去建立。如果不同意斯密理论，像田先生那样需要领导或者像李先生那样与“西方自由”分庭抗礼，那就确实需要新的经济学。卖肉者和买肉者若在交易中被领导，这一交易便无法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解释。可假使一个个企业和消费者在交易中竟然自由地不被领导，“有利于领导”和“反对自由”的提议便无法落实到微观层次，两先生的提议就会成为空话。因此，如果两先生的提议要落实到经济学基准理论中，中国确实需要一套新的经济学，一套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当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便不是市场经济。可是，两先生真的主张中国应当走上非市场经济道路吗？我想，那些要求消灭私有制的人，多半不会相信他们。

第五，目前许多人指责“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所举的几乎都是经济政策层面理由，比如没有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等等，而鲜有触及基准理论的理由。与所有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学与术之分。正如前面所说，经济学的“学”不可能直接解释中国或任何一国的经济现象。就拿马克思经济学来说，它也无法直接解释，因此人们才提出该理论的中国化或者在中国“创造性地”应用该理论，而不是建立一套新理论。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是因为它适合于西方、东方以及南方和北方，只要这些地方承认市场经济。但是，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西方经济学的应用都需要该国学者的创造性。打个比方，在长江和泰晤士河建桥都需要工程师的创造性，但中国工程师不需要新创一套力学基准理论，英国工程师也不能把“英国力学”直接用于建桥。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者在创造性地应用现代经济学方面做得严重不够，其中原因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如果著名学者不认真发挥自己在中国应用经济学时的创造性，反而把创造性严重不够的问题说成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那便既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误导青年学子。

此外，我还想指出，任何对中国最近四十年经济成功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完美解释的要求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看看对其他国家例如英、德国、美、日经济成功的解释，就会发现多种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所依据的基准理论还是同一种！因此，尽管我们需要更加令人信服的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或指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任何理论（即使真有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解释和指导都有局限性，都不能非常令人满意，更谈不上令所有人满意。而这样的不满意不应当仅仅成为理论工作的动力，它更应当成为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的提醒剂：毕竟，把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应当不会再来。

最后，我想起大约二十年前，当我最初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远离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今天，我对向我询问的年轻朋友的建议依然类似：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把精力专注在经典文献和你特别关注的个别问题上！！

注：田国强文章出处：http://www.sohu.com/a/217022776_260616，李稻葵文章出处：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3-02/zl-ifwnpcnt0106990. 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3&r=9&doct=0&rfunc=100&tj=none&tr=9。

“夜话”，2018年第5期，2018年3月13日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10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表述

当然，中国1960年前后出现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的剧烈波动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灾难，是中国以至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不应当被普遍化。不过，即使如此，它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不是越高越好。转移速度必须恰当，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必须均衡。这个极端例子同时提示我们，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既不是一种历史学研究，也不是一种象牙塔内的纯学术研究：它是一种与千百万正处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人类的福祉密切关联的研究。

不过，本书主要从学术方面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回到图4.14。我们已经指出该图用农劳比下降标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满载乘客的飞机降落现象的相似性。这两种现象对人类提出的问题也是相似的：飞机如何从现有高度平稳快速地降落，农劳比如何从现有水平平稳快速地降低，显然，这些问题都具有动态最优化性质，因此需要利用数学上的动态最优化分析。以图4.14为参照系，该图纵轴是农劳比高度l、横轴是农劳比下降所经过的时间t，因此，图中任何一条农劳比变化曲线或线段都可以用函数

(4.1)       l=l(t)

表示。使用转移纪年法并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的年份设为0，则t 属于[0, N]属于t。如果我们仅仅关注2015年以后的非农化过程，则可以设2015年为0年。l(t)表示农劳比下降的时间路径，因此可称为农劳比变化或下降的时间函数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函数。根据数学知识，假设l(t)满足连续和多次可微等数学条件，一条农劳比曲线上的任何一段趋向于无穷短的线段或弧便可以用三个量t, l(t)和l’(t)确定，因此，这样一段弧的值可用F表示如下

(4.2)  F=F[t, l(t), l’(t)]

将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上的所有这些弧加总，我们得到该曲线的泛函和V如下

(4.3)  V=∫F[t,l(t),l‘(t)]dt     积分区间两端点为0和N

V又称为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的时间路径的值。对图4.14显示的世界、中国和美国的三条历史曲线来说，每条曲线的V值是唯一的。但对农劳比在2015年以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而言，我们有无数条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路径即无数个V。根据图4.14，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出一条时间路径最短即V值最小的农劳比曲线，因此，对未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转变成如下的数学问题：

(4.4)  min V=∫F[t,l(t),l‘(t)]dt     积分区间两端点为0和N

满足  l(0)=z₁ 和l(N)=z₂，N未定。

其中z₁>0、z₂≥0是给定值。如果问题(4.4)可解，minV=V^*, V^*将是农劳比下降的最短途径或者数学分析意义上的最优途径。以全世界为例，设2015年为0年，z₁=l^世界(0)=27%、z₂=l^世界(N)=0%，V^世界*将是人类从2015年开始的非农化过程的最短路径。如果考虑中国的情形并令l^中国(0)=28%，l^中国(N)=0%，V^中国*将是中国从2015年起的最短非农化路径。如果给问题(4.4)加上一个适当的横截条件，我们将能够求出N，从而了解在最短路径上非农化完成的未来时点或完成非农化继续需要的时间长度。同时，从(4.4)出发，我们还能够了解在2015年以后的非农化转型的各个时点上，农劳比下降的全局最优速度和加速度。虽然，V^*仅仅是数学意义上的最优化，和我们在上一节提及的以人类的合目的性为基础的农劳比降速或非农化最优化不是一回事。然而，一旦人类了解了非农化在数学上最短或最优路径，人类就可以观察非农化的实际过程和对此种最优途径的偏离，并按照人类的愿望加以干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问题(4.4)中加入若干控制变量，以便对人类有意识地干预非农化过程的决策提供一定理论依据。^[1]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4.4)中的l’(t)即图4.14中曲线的斜率。在数学上，农劳比曲线斜率等同于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两者又都等同于农劳比曲线函数的一阶导数l’(t)。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则等同于农劳比曲线函数的二阶导数l’’(t)。l’’(t)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问题(4.4)中，但在大部分情形下，求解(4.4)离不开关于l’’(t)的知识。所以，求解问题(4.4)和我们在上一节提出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问题是一致的。这样，我们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统一为确定农劳比曲线l(t) 和其一阶导数l’(t)、二阶导数 l’’(t)的数学问题。这是因为从数学上理解图4.14曲线的前提是对l(t)、l’(t)和l’’(t)的了解，求解问题 (4.4)的前提也是对l(t)、l’(t)和l’’(t)的了解，而了解l(t)、l’(t)和l’’(t)的前提之一是确定l(t)的显性形式。可确定l(t)的显性形式正是经济学的任务所在。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非农化的路径和最优问题在形式上也许数学的，但在内容上必定是经济学的，也就是说，l(t)的具体形式必须通过经济学来确定。

因此，本书将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并确定l(t)的经济学内容。所以，本书着重在直观上揭示和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经济学条件。为此，本书的研究将以经济学中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为主，叙述亦将以图形方式为主。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和图形方式意味着本书不可能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方法既可能建立严格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维框架，又可能揭示被以数理模型为主的研究所抽象的或跳过的问题，^[2] 并且还可能为更抽象更技术性的研究提供直观的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政策指引。^[3]

注释：

^[1] 比较简明的关于经济学动态分析和最优控制的介绍，参见肖恩，1997/2003，动态经济学，第6章: “控制理论与混沌理论”。该书中译本虽可阅读，但错误较多。英文原著参见Shone, 2002，Chapter 6: “Optimal Control Theory”.

^[2] 当代经济学中有一个以“经济结构变化”为主题的研究分支。该分支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研究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者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关系。有关介绍可见例如陈体标，2012。

^[3] 假设把图4.14中中国曲线在2015年的点标为A，则从A到l(t)=0的最短路径是从A到横轴线段越垂直越短。但这个在1960年前后的超快转移的教训告诉我们，越垂直的路径也许越不可行。因此，在求解(4.4)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决定农劳比降速的经济学因素，了解农劳比降速的均衡，而这些都是经济学问题。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9 农劳比降速剧烈波动的教训

如果说人类在非农化大转型早期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忽视它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非农化大规模展开以后，人类遇到的最大危险应当是转型过程的稳定性。我们在上一节用飞机降落比喻农劳比下降。飞机降落过程中的严重不慎可能导致乘客重大伤亡。与此类似，农劳比下降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亦将造成人类生命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对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稳定性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本节通过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教训说明农劳比降速稳定性的重要性。图4.14揭示中国的农劳比历史轨迹在1960年前后有过一次严重”颠簸”。本书第二章图2.7和本章多个有关中国的图形都已经揭示，196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生过剧烈的高低波动。我们用图4.15进一步指明，该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剧烈程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图4.15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农劳比每年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该图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这两条曲线在1958-1963年间的突兀波动。1958年中国农劳比一举降低了2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如果设想一个国家完成非农化的标志是该国农劳比降低到0%，那么，以1957年中国农劳比为81%计算，按照1958年的速度，中国仅仅需要不足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非农化大转型。然而，历史事实是，在1959年，中国农劳比降速一变而为负数，从下降变为回升，并一直回升了五年，以至于农劳比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高于农劳比猛烈下降之前的1957年水平。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稳定性的更恰当指标是农劳比降低加速度。这个指标的波动更为惊人：它在1958和1959两年分别达到了24%和-27%！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数值应当是人类各国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出现的最大和最小加速度。

图4.15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加速度，1952-2010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为了清楚地展示农劳比降速过度波动给经济生活和人类生命带来的损失，我们列出三个垂直相联的图，即图4.16A、B和C。上方的图4.16A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农劳比降速图，中间的4.16B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图，下方则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对比图。它们揭示在1958-1962年间，农劳比降速的剧烈波动先造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接着不但导致人口出生率剧烈下降、死亡率剧烈上升，而且导致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即总人口绝对减少。

图4-16A 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1950-2015年

图4-16B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50-2015年

图4-16C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1950-2015年

资料来源：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12-10；人口：国家统计局，2010，表1-3，《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2-1。若不同资料来源的数据有别，以最新年份数据来源为准。

我们详细解释这里的关系。首先观察有关农业劳动力诸变量。表4.3列出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农劳比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并用斜体标出1958年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仅仅在1958年一年，中国就减少了3,800多万农业劳动力（∆L^A）。1958年近20%的农业劳动力负增长率(n)表示1957年的农业劳动力中，每五位就有一位在1958年转出农业。同时，1958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出现不正常地高达12%，^[1] 即使农业劳动力L^A仅仅依总劳动力增长率增加，L^A在 1958年也将增加2,300万。^[2] 由于农业劳动力总量在1958年绝对减少，因此当年全部新增农业劳动力都转出了农业。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减少量与新增量之和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所以，195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H亦达到创纪录的6,100多万(3,800万+2,300万)。相应地，中国农劳比也在1958年从81%”自由落体”式地下降到58%，降速和加速度分别达到23%和近24%。

表4.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诸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统计增长率	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	农劳比	农劳比降低速度	农劳比降低加速度
年份	LA	∆LA	n	H	l	h	a
	百万		%	百万	%
1956	185	-0.5	-0.26	6.2	80.6	2.70	2.83
1957	193	7.7	4.13	-1.6	81.2	-0.67	-3.37
1958	155	-38.2	-19.78	61.2	58.2	23.00	23.66
1959	163	7.8	5.04	-10.3	62.2	-3.93	-26.93
1960	170	7.5	4.58	-9.3	65.7	-3.58	0.35
1961	197	27.3	16.05	-29.2	77.2	-11.42	-7.83
1962	213	15.3	7.74	-12.8	82.1	-4.95	6.47
1963	220	6.9	3.24	-0.9	82.5	-0.34	4.61
1964	228	8.4	3.80	0.7	82.2	0.25	0.59
1965	234	6.0	2.61	1.7	81.6	0.60	0.36

注：n代表农业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H代表用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计算的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注意∆L^A的正数表示转入、负数表示转出农业，相反，H的正数表示转出、负数表示转入农业。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和数据附录3

然而，1958年出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超高速度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必须更大幅度地倒退，经济生活才可能恢复正常。这类似开车时错误地猛踩油门后必须立即更猛踩刹车。观察1958年及以后几年的速度和加速度，我们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动就像开车失误猛踩油门后的反应那样。加速度在1959年的降幅超过了1958年的升幅，随后继续剧烈但幅度递减地波动，直到1964年才基本返回正常范围。农劳比降速也直到1964年才重新转为正数。农劳比本身亦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超过了波动之前的1957年水平（81.2%）。

正如错踩油门又猛刹的汽车会造成车内人员伤亡那样，农劳比过于剧烈的波动同样会造成社会灾难。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本投入和气候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必将大幅度降低农产量从而大幅度降低公众的农产品消费水平。图4.16B显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1958-1961年间持续下降，下降幅度达三分之一。在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的同时，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亦猛烈下降。表4.4列出中国粮食、肉类、油料和棉花四类产品从1956-1965年的人均产量。就粮食来说，1957和1958年中国人均产量在300公斤左右，但1959年立即下降到253公斤，下降了近六分之一；接着继续下降，到1961年仅达207公斤，比1957-1958的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中国肉类产量数据不全。在现有数据中，人均肉类产量从1957年的6.2公斤下降到1962年的2.9公斤，降低了二分之一强。人均食油和棉花产量的降低同样超过二分之一。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人均产量下降，必将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3]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1957-1958年水平，中国人均农产量便非常低下，仅够维生；^[4] 农产量随后数年在全国规模上从维生水平剧烈下降，就不但造成公众消费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而且难免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和生命损失。

表4.4 中国人均农产品产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单位：公斤

注：人均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产量/人口。

资料来源：农产品产量：国家统计局, 编, 2010, 表1-32；总人口：同上，表1-3。

尽管粮食产量猛烈下降不一定导致饥荒尤其不一定直接导致生命损失，但图4.16B和C清楚显示在1958-1961年间，与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相对应，中国人口出生率剧烈降低、死亡率剧烈升高，人口净增长率减少甚至变成负数，即总人口绝对减少。图4.17绘出的是中国逐年人口增量。该图揭示了1958-1961年中国人道主义灾难惊心动魄的严重性：中国从正常年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一下子变成一年减少1,000万! 下面的表4.5列出了中国1956-1965十年间的人口变化数量。我们看到，1958年中国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增加的数量已经显著低于1957年水平，1959年增量继续减小，到1960年则径直转为负数，人口绝对减少了整整1,000万，1961年进一步减少了348万，到1962年才转为净增加。因此，1960年前后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如果考虑在正常年份，新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那么，加上新生与死亡人口之差即净新生人口，中国在这段时期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将更多。表4.5同时列出了中国男女和城乡人口增减数据。如果说城乡人口迁移模糊了城乡人口各自减少的数量，当年尚有保证的男女性别不可变易性让我们清楚地发现两性各自减少的幅度。在表4.5中，中国男女人数各自净减少1,010万和393万，合计为1,403万，高于总人口的绝对减少量。由于两性人口净减少包括了部分净新生人口，所以两性人口净减少数量比总人口净减少数量更接近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5]

图4-17 中国人口增量，1950-2015年

表4.5 中国人口数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6]

单位：万人

注：人口增量=t年人口-(t-1)年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编, 2010，表1-3。

毫无疑问，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口数据存在严重问题。但即使如此，中国人口在那段时期绝对减少，应当是一个确定的经验事实。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在人类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像中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人口减少应当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从表4.16出发，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之一应当是人均农产品产量的剧烈下降，或者说饥馑导致的饿殍。^[7]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均农产量剧烈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过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即过高的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而过高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又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过于落后密切相关。因此，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道主义灾难，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的重要性。 ^[8]

注释：

^[1] 本书第二章曾经探讨过中国1990年劳动力不正常地快速增加的原因，指出统计缺陷可能是其主要原因。这里提及的1958年中国劳动力不正常快速增加，其原因首先应当是政府的强制性动员，其次是政府实行的食堂制度废除了家庭炊烧，让大量原先以家务为主的劳动力有可能参加社会劳动。中国当年劳动统计肯定存在严重缺陷，但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该类缺陷低估或高估了劳动力数量；同时，我们猜想统计缺陷不是1958年劳动力数据不正常的最重要原因。

^[2] 在195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仅为1.7%的前提下，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竟接近难以想象的12%，即几乎每八个劳动力就有一个是当年新增的。不过，如此之高的总劳动力增长率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在随后三年里都成为负数，即总劳动力绝对减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表1-3和1-4。

^[3] 在这种情形下，降低人道主义灾难程度的两个途径分别是动用以往农产品储备和从他国获得农产品。关于动用储备，目前我们缺乏任何历史资料。同时，与农产量剧烈下降相比，当时的储备应当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以承托农产品消费。此外，中国从1958到1960年净出口粮食；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上年降低15%，但粮食净出口量却比上年增长56%。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便不可避免了。粮食净出口数据参见Lin and Yang, 2000。

^[4] 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所有农产量都用于个人消费，按照1公斤稻或麦出0.7公斤米或面计算，300公斤稻麦出210公斤米面，1957-1958年每个中国人每天消费粮食亦不足0.6公斤；同时该时期人均每月消费肉类和食油尚远远不足0.5公斤。因此，1957-1958年的农产品消费水平，本来亦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表4.16B显示在1950-2015年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出现过两次剧烈下降。第一次从300公斤下降到207公斤，第二次从411公斤下降到333公斤。我们可以发现，第二次下降的最低点依然超出第一次下降前的最高点。这里特别需要提及得还有，在第二次下降时期，食用油和肉类人均产量却明显提高，因此，第二次下降不影响公众的农产品基本消费。第二次下降时期农产品产量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

^[5]  杨继绳对这期间人口不正常减少做了比较仔细的探讨，参看杨继绳，2008/2012。不过，中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尚未展开，思想竞争中的共识还不可能形成。同时，正如下一个脚注表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数据亦缺乏必要的一致性。

^[6] 在同一份资料来源中，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全国总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利用这些增长率数据得出的总人口数据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例如，以1960年为例，用1959年人口数（67,207万）乘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57%），得出的1960年人口数为66,900万，比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人口数66,207万高出近700万。笔者在这里优先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人口量数据。同时，笔者希望统计局尽快修正这一期间的人口数据，缩小甚至消除两者的差异，或者就具有差异的这两种数据，指出哪一种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更高，以方便研究。

^[7] 林毅夫和杨涛利用中国各省份数据分析这场饥荒，指出粮食产量过快下降和城市特权(urban bias)应当是导致饿殍的两个原因。参见Lin and Yang, 2000, and Sen, 1999.

^[8] Clark曾把中国这场饥荒直接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缺陷联系在一起，指出以”剩余劳动力”概念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误导了中国领导人。借助Buck对中国农业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你想用锄头（那里极少畜力更少拖拉机）耕种像中国那么大的地方，你将需要六亿左右的人力。”（if you are going to cultivat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with hand hoes —- very few draft animals and still fewer tractors were available—- you are going to need the labor of something like 600 million people），因此，他认为除了冬季外，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出且不会影响农产量的观点，是导致中国1958-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参见Clark, 1985, p. 65，并参见Buck, 1930和Clark, 1979。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8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作为人类非农化大转型的核心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动整个社会的巨大事件。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甚至牵涉到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样的范围。因此，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即使拘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各类重大经济问题，所以，本书将仅仅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问题，比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什么样的农业劳动力首先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劳动关系、劳动技能、个人收入和消费诸类变化，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给社会不同劳动者和人口群体带来的影响和他们对此的反作用，给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带来的影响和反作用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进一步说，本书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研究上亦仅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最一般的经济条件和它可能遵循的最一般的经济机制。虽然本书不可避免地将建立某些关于经济制度的特殊假设，使用来自具体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中国的统计资料，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本质上与这些特殊假设无关、也与具体国家无关：本文是一本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此外，虽然我们指出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规模和速度，但本书也不是一本探索该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著作，而是一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著作。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任何时代都足以成为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一个成为经济问题甚至重大经济问题的经济现象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成为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浓缩”其对现象的了解、提炼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以形成可作为理论探讨对象的严格问题。本书第一章初步浓缩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采用农劳比概念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现象转换为农劳比下降现象，并且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位置。本书第三章的定义表明农劳比是一个可胜任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象为前提，我们经由农劳比概念寻求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在本书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将精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均衡问题。它指的是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短暂时期内，例如在每一年，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学意义上既不多也不少。而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农劳比的概念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问题随之转换为农劳比均衡下降的问题。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也就可以严格地表述为农劳比降速的均衡问题。

为了清楚地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我们用农劳比指标把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历史轨迹并列在下面的图4.14内。注意该图的时间尺度延伸到未来的2050年。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农劳比数据仅仅包括1991-2015的二十四年。为了形象地把握农劳比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虚拟了两条从1800到1990年的世界农劳比曲线。该图显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全世界正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交界处，美国则几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图4.14用农劳比下降曲线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人类历史在最近几百年出现的变化大势。^[1]

图4.14 中国、美国和世界农劳比历史轨迹，1800-2050年

注：图中纵轴的指标是农劳比。世界1和世界2两条虚线是任意给出的假想线，其中世界1是一条直线。两条曲线皆以1800年农劳比等于80%为起点、以1990年农劳比等于42%为终点。中国曲线以年度数据为基础，仅仅包括官方数据可资利用的1952-2015年。美国曲线从1800到1890年以逢十年份数据、1890-2015年以年度数据为基础。

资料来源：世界：数据附录 1：世界总劳动力、总就业、总失业、失业率、农业就业、农业就业比、农劳比，1991-2015年。中国：数据附录 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美国：数据附录4：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逢十年份数据, 1800-2010年；数据附录5：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年度数据, 1890-2015年。

具体观察图4.14。图中中美两国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中国：l = 88.108-0.8108x，R² = 0.8493

美国：l = 73.359-0.3798x，R² = 0.9449

其中l代表农劳比，x代表年，x=0在美国代表1800年，在中国代表1952年；x的最大值在两国皆代表2015年。R²代表相关系数。这两个方程的主要区别如下：

（1）中国方程的斜率绝对值高于美国（|-0.8108|>|-0.3798|）。它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更快。事实上，中国农劳比在1952到2015年的63年间一共降低53个百分点，而美国在1800到2015年的215年间才降低了73个百分点。

（2）中国方程的相关系数低于美国（0.8493<0.9449）。它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农劳比降低过程中发生的波动更大。图4.14本身也显示了这一点。美国农劳比下降曲线比较平滑，无论从十年期看还是从年度看，它的波动都比较小。与之相比，中国曲线的振荡幅度大得多。^{[2] [3]}

图4.14不仅清楚地显示了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的1700年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史，而且清楚显示了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未来的无知：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整体虽然跨过了非农化转型中点，但仍然处在转型之中：它们的农劳比下降曲线依然还”悬”在半空中，因此，中国和世界是否能够顺利地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是一个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为了增进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和知识，为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顺利”下降，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是如何下降到当今高度的，而且需要了解农劳比下降的一般规律。

显然，中国、美国与世界三条农劳比下降曲线都和比如飞机一类落体下降的曲线非常相似。图4.14绘出的是农劳比下降的高度-时间坐标系。把图4.14想象成三架飞机降落的高度-时间坐标系。美国飞机开始降落得早，现在接近安全落地；世界和中国飞机最近几十年下降很快，但目前还在半空中，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还很大，”安全落地”还是一个虽然可望但必须谨慎行事才可及的目标。对飞机来说，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应当既迅速又平稳降落：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骚动甚至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严重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为了掌握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的动向并控制飞机继续降落，图4.14传递的飞机高度和时间信息固然重要，但飞机在空中某一时刻的降落速度和加速度信息更为重要。实际上，正是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才把包括飞机在内的物体升降运动研究变为科学并使人类飞行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非农化大转型。如果把非农化视为历史大趋势并用农劳比测度非农化过程的进展，那么，农劳比下降越迅速越平稳，非农化转型对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越有利。在这里，农劳比大小本身不足以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不足以揭示农劳比下降的过程。为了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并适当地干预之，人类必须了解农劳比在特定时期或时点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即下降的瞬时速度与瞬时加速度，其中速度指示农劳比在该时点下降的迅速程度，加速度指示在该时点下降的稳定程度。显然，在一定条件之下，速度越大，加速度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越快越平稳，对置身于其中的人类亦越安全越”好”。所以，在经济学上研究农劳比下降和非农化大转型的具体过程，我们将无法避免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概念。进一步说，正是速度和加速度概念才把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思考从思辨性的前科学提升到分析性的科学层次。

图4.14中的中美两国曲线在揭示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农劳比在不同国家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点和不同时期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不同。为什么农劳比下降速度时高时低，为什么加速度时大时小？为什么它们因国因时而异？在经济学的”真空”中农劳比将如何下降？如何定义经济学的”真空”？^[4] 面对图4.14展示的曲线，一个人无法回避对历史和世界的好奇心，无法掩饰自己的疑问。从这样的曲线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研究；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学研究又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研究。具体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表述为包括下述这些问题的集合：

问题一：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

问题二：农劳比下降的均衡加速度。

问题三：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最优性。

问题四：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偏离均衡和最优轨迹的机制

问题五：人类有意识干预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恰当方式。

概括地说，如果我们把图4.14揭示的农劳比下降的时间曲线类比为飞机下降的时间曲线，我们既应当研究它下降的平均速度即从起点到终点所用的全部时间，更应当研究它在每个时点下降的瞬时速度。对于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对于和农劳比变化密切关联的某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福祉，对试图向农劳比变化施加影响的人类尤其人类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瞬时速度显然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均衡降速的机制。因此，即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比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等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以农劳比下降表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也值得分析，也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5] 而事实上，尤其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注释：

^[1] Üngör绘制了1963至2005年包括美国、但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图。尽管农业就业比重和农劳比两者有别，但它们的长期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就此而言，Üngör绘制的除美国之外的22个国家的曲线形状都处在我们的图4.12中的美国和中国两条农劳比曲线之间。不过，Üngör没有提出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速度问题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快慢问题。参见Üngör, 2011.

^[2] 美国曲线在1800-1900年之间采用的是逢十年份数据，因此无法揭示农劳比发生在两个逢十年份之间的年度波动。例如，美国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1865年。与这种战争有关的农劳比升降波动显然无法仅仅用1860和1870两年数据揭示出来。

^[3] 美国农劳比从1967年开始降到5%以下。如果仅仅考虑美国1800-1967年的农劳比下降曲线，则其线性拟合方程为 l=-82.832-0.4681x, R² = 0.9872

^[4] 这里的类比意味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经典力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

^[5] Berliner曾经指出大部分研究人口和劳动力转移的学者的兴趣都不在转移本身，而在其他问题。例如经济学家研究转移的目的是了解收入与就业的地区分布。只有人口学家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转移本身有兴趣。见Berliner, 1977, p.443.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7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国别差异

前面的图4.5显示中国从1952到2010年、美国从1800到2010年农劳比下降的状况。该图指出在这两个时期中，从几乎相同的农劳比水平出发，中国农劳比的下降速度远远高于美国。但是，由于中国应当在1850年前后便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图4.5内中国曲线不能表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其前半期的全貌。不过，图4.5依然提示我们，即使在非农化大转型的起点上，各国农劳比差异不大，但各国在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两个指标上依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以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差异为表征，非农化大转型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和持续时间亦将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考虑非农化大转型在各国所得以发生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各国的差异将更为显著。^[1]

为了清楚地揭示各国农劳比下降的异同，我们把整个农劳比下降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农劳比下降初期、中期和后期。定义三时期的困难主要在于定义中期的困难。为此我们必须详尽说明中期的分界。为简化讨论，我们使用公元纪年的年代，即两个逢十年份之间的时期为单位，并且定义农劳比下降中期的起点为一国h最早达到或超过5个百分点的年代，终点为保持这一水平的最迟年代。考虑到一些国家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波动过大甚至出现巨大倒退，^[2] 我们同时规定，一国农劳比在中期内不会重新退回到初期末或接近初期末的水平，或者说中期必须是稳定的。用公式表示，我们的中期定义是若年代t是第一次出现h_t≥5.0%的年代，且在后续年代里不出现l_t+n ≤l_t-1，n=1, 2, …，t、n为年代，t、n属于t，则一个国家在年代t进入农劳比下降中期。若进入中期后，该国在年代u开始出现0<h_u+n<5.0%, n=0, 1, 2, …，u、n属于t，则该国从年代u开始进入下降后期。注意这里的中期定义不排除中期内的一个或连续多个年代可能出现h<5%；该定义只是保证农劳比l不回升到初期水平。

根据上述定义和中国、美国的资料，我们列出中美两国农劳比下降的三个时期及其特点，见表4.2。

表4.2 非农化大转型的时期划分及其特征：以中国和美国为例

注：由于中国的中期可能尚未结束，所以中国的中期数据指的是到2010年为止的中期状况。

根据表4.2列举的中美两国非农化大转型历史分期，我们总结出下述几个也许带有一般性的非农化大转型的特征：

1. 各国开始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过程有先有后。
2. 各国非农化大转型期内各阶段的时间长短差距很大。就中期而言，一国中期开始得越迟，该国的中期阶段可能越短。
   
3. 各国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别。
   
4. 一国进入中期阶段越迟，该国中期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可能越高。
   
5. 一国进入中期阶段越迟，该国中期的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绝对值可能越大。
   

表4.2同时提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意义可能主要体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中期阶段。到了后期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已经很少，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更少，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上既难以影响劳动市场的总体状况，亦难以影响总产出。所以，就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宏观层面的短期分析而言，转移的中期阶段最值得重视。但就非农化大转型的整个历史过程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用它们构成的总体特征。

注释：

^[1] 当然，无论这些差异如何显著和重要，它们都只是非农化大转型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它们能够影响非农化大转型的时间长度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人类的福祉程度，但不可能改变非农化大转型本身。

^[2] 例如，中国在1958-1963年间就出现过巨大倒退，以至于按逢十年份计算，l从1960年的66%回升到1970年的81%，因此这一年代的h为-15%。与此相对照，在1950年代，中国l从有数据的最早年份1952年的84%降低到1960年的66%，该年代的h高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