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6 中国劳动力的乡城迁移

大规模乡城移民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在任何社会制度之内与任何技术水平之上，它的基本原因总是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这是因为，首先，劳动力乡城迁移本身属于乡城移民的一部分甚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次，虽然少数非劳动力人口可能单独迁入城镇并在原有城镇人口的帮助下生活，但最近三十七年发生在中国的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乡城迁移，不可能不同时也是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因为中国原有城镇人口绝对无法养活如此多的迁入人口；第三，大部分非劳动力迁移人口只有在伴随劳动力迁移的前提下才可能在移入的城镇获得生存和进一步生活的物质基础。所以，从大规模乡城移民开始，我们需要继续考察中国的劳动力乡城迁移。

作为人口移民的大前提，中国劳动力确实在1978到2015的三十七年内大规模地从乡村转入城镇。下面的表2.14比较了1978和2015两年的中国城乡劳动力。1978年中国城镇就业尚不足1亿，2015年增加到4亿以上，增加了近3.1亿，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乡村就业从近3.1亿仅仅增加到3.7亿，增加量只有0.6亿强，年增长率仅为0.5%。表2.14中的“城镇劳动力“是城镇就业和失业之和。城镇劳动力和城镇就业两者增量与增长率差异来源于失业变动。图2.14直观地指示了城乡就业量在这三十七年间的变化情形及其差距。^[1] 中国城镇就业劳动力始终增长很快，但中国乡村就业从1991年便增长缓慢，并从1998年开始变成负增长且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尽管中国总就业一直在增加，但乡村就业在1997年达到顶峰的4.9亿后便转为下降，在2014年甚至降低到城镇就业之下，2015年更比顶峰水平降低了1.2亿。显然，自1998年以来绝对减少了的乡村就业者没有失业，而是在城镇地区获得了就业，所以，从总量上看，城镇新增的3.1亿就业，应当包括了乡村就业从1998年开始的绝对减少数量。不过，就1978年以来的整个三十七年观察，乡村就业的线性总趋势依然是增加的，所以，我们很难依据城乡就业数量变化来判断城乡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因此，为了了解劳动力的城乡迁移，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城乡就业的增长率差异。

表2.14 中国城乡就业结构变化，1978和2015年

注：城镇劳动力=城镇就业+城镇失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表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4-2。若不同资料来源的数据有别，以最新资料来源为准。

图2.14 中国城乡就业，1978-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表2.14。

表2.14同时指出，中国城镇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在1978-2015的三十七年间提高了28.5个百分点，而乡村就业比重相应降低。图2.15给出了1978-2015年中国总就业和城乡就业的年度增长率曲线。图2.15中曲线特别突出的地方表示1990年情形。它和中国总劳动力曲线在1990年特别突出的原因完全相同，因此这里不再解释。仅就图2.15显示的其它特点而言，我们发现随着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的降低，总就业增长率在这三十七年亦呈现不断下降的总趋势。这进一步证明城镇就业的稳定增长的基础应当是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图2.4和2.11的总劳动力与人口曲线相比，图2.15三条就业增长率曲线的波动都更加剧烈。同时，在图2.15的三条曲线中，城镇就业增长率的波动最为剧烈，而乡村就业增长率的下降更为迅速。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乡村就业统计增长率比总就业增长率更为迅速的下降保证了城镇就业统计增长率的基本稳定趋势。

图2.15 中国总就业和城乡就业统计增长率，1978-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表2.14。

不过，与前面一样，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依然是缺乏城乡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数据。但我们的研究目的亦和前面一样，即不去精确估计乡城劳动力迁移的数量，而是求得这一迁移的总的图景，以便为后续研究做出某些铺垫，因此，我们不在这里详细讨论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精确数量，而只是给出带方向性的大体估算。同时，为了和估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法保持一致以及避免失业造成的估算困难，我们用城镇劳动力代替城镇就业来估算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迁移。在中国统计数据内，乡村就业和乡村劳动力的数量相等，所以，乡村就业与城镇劳动力之和等于总劳动力。和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乡城人口迁移时的做法类似，我们也对乡城劳动力迁移做出如下三个假定：

            假定I:         n^R_t=n^U_t

            假定II:        n^R_t=1.5n^U_t

             假定III:    n^R_t=2n^U_t。

注意n现在代表劳动力，其它各符号的含义同前。我们依据这三个假设，分别求出从1979到2015年各年城镇和乡村劳动力的三组假设数据。比较这三组假设数据和城乡劳动力相应年份统计数据，我们便得到各年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三组假设数据。进一步加总各年数据，我们获得这三十七年乡城劳动力迁移的三组总量假设数据。由于这里所用的估算程序，与上一节估算人口乡城迁移的程序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再详细解释估算过程，而仅仅关心表2.15列出的估算结果。从表2.15可以看出，若乡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皆等于总劳动增长率，乡城劳动力迁移量将超过2亿；若乡村就业自然增长率分别是城镇的1.5和2倍，则乡城劳动力迁移分别增加到2.3亿和近2.5亿。与此相应，在这三十七年内，从乡村转入城镇的劳动力，分别占同期城镇新增劳动力的65%、74%和80%。由于中国特殊的城镇失业登记制度，迁移到城镇的乡村劳动力若在城镇失业，他们几乎不可能登记为失业者，因此迁移到城镇的乡村劳动力应当只会增加城镇就业。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直接比较乡城迁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就业。表2.15显示，在1979-2015年间，依我们对乡村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三种不同假设，中国乡村劳动力迁移可能占到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的66%、75%或81%。由于乡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至少不会低于城镇，所以按照乡城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相等假设计算的乡城迁移劳动力应当是最低可能的迁移量，因此，乡城迁移劳动力至少占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和新增就业的三分之二，或者说，在1978到2015的三十七年间，中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新增就业绝大部分来源于乡城劳动力迁移。

表2.15 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占城镇新增劳动力和新增就业比重估算 ^[2]

1979-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图2.14。

注释：

^[1] 劳动力增长和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受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影响。令P、L和c代表人口、劳动力和劳动参与率，g代表增长率或变化率，我们有公式L=cP和g_L=g_c+g_P，因此在人口总量不变的特殊情况下，劳动力依然会随c而变。乡城劳动力增长的情形更为复杂。例如，一位未成年人口从乡村迁入城镇后若干年进入劳动大军，他应当计入城镇新增劳动力，这是人口和劳动力迁移不同步造成的差异之一。本书在讨论劳动力以及分城乡或分农业非农业的劳动力增长率的时候，不考虑造成劳动力增长率变化的具体原因。

^[2] 比较表2-15和2-13，我们发现若假设在1978-2015年间中国城乡人口和劳动力两者的自然增长率各各相等，则人口和劳动力的乡城净迁移数量各为4.73亿和2.05亿，后者仅为前者的43%强。它表示超过一半以上的乡城移民是非劳动力。这一点也许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不过，这一点似乎可以从中国城乡就业或劳动力占其人口比重的变化中得到部分解释。197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占城乡人口比重即劳动参与率分别为58.2%和38.8%，该比率在城镇大大超过乡村；但到2015年，该比率变为53.7%和61.4%，城镇转而明显低于乡村。造成城乡劳动参与率两者反方向变化的原因之一，可能这里揭示的乡城移民中的非劳动力比重超过劳动力比重。当然，这一反方向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肇始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缺陷、多大程度上根源于事实，还有待研究。有关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表2-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表2-1，4-1和4-2。若两个资料来源的数据有别，以最新资料来源为准。

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5 中国人口的乡城迁移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职业转移。但是，由于农业几乎仅仅存在于乡村，而非农业集中于城镇，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又和人口与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的地区迁移密切相关。为了清楚地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对人口和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有所了解。不过，在本书思框架内，我们只能简单讨论一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大体规模，以求得一种基本正确 “鸟瞰图景“。本节关注人口乡城迁移。人口大规模地从乡村地区迁入城镇地区是中国现代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现象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措施以后表现得尤其显著。我们用数据说明中国人口的乡城转移。^[1] 表2.10指出从1978到2015年，中国乡村人口从7亿9千万人下降到略多于6亿，但城镇人口却从1亿7千万上升到7亿7千万。因此，在这三十七年中，中国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近1亿9千万，城镇人口绝对增加了近6亿。图2.9显示在1978年以后的十多年内，中国乡村人口增加速度虽然明显慢于城镇人口增速，但乡村人口依然持续增长，并在1995年达到峰值，近8亿6千万人。从那以后，中国乡村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我们预见这一下降趋势将不断持续，中国乡村人口在最近的未来仍将继续减少。

表2.10中国人口城乡结构变化，1978与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图2.9 中国城乡人口，1978-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从城乡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尚不及18%，也就是说超过80%的中国人口当时滞留在乡村。十二年后的1990年，城镇人口比提高到26%，接着到2000和2010年分别提高到36%和50%。这样，到2010年，中国一半人口已经生活在城镇。城镇人口比是衡量城镇化的指标。因此，2010年中国城镇化达到50%，标志着中国终于走出了乡村国家阶段，变成了城镇国家。图2.9与下面的图2.10分别显示中国城乡人口总量和比重在这三十七年中的升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人口总量和比重曲线皆在2010年交叉。因此，即使数据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但中国城乡人口在2010年前后达到基本相等的水平的结论，应当是可信的。2010年之后，中国城镇人口继续增加，至最新数据年份的2015年，该比重已经超过56%。也就是说，在1978到2015的37年间，中国城镇人口比从近18%提高到56%以上，提高程度超过了3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量甚至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图2.10 中国城乡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78-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城镇人口比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是一种奇迹般的高速度。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体验这一奇迹。下面的表2.11列出了这两个维度的六个数据和其变化幅度。就纵向的中国经济史而言，假设从1955年开始算起，^[2] 中国在1955到1978年的23年间，城镇人口比仅仅从13.5%提高到18%，提高了4.4个百分点。这个速度甚至显著低于同期全世界城镇化的速度（6.9个百分点），更是远远低于1978-2015的37年提高38个百分点的速度。从横向的世界城镇化发展看，1978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高于中国一倍多，但到2015年却转而低于中国2个百分点。^[3] 这是因为世界城镇人口比在这一期间仅仅提高了15.5个百分点，只及中国提高幅度的五分之二。所以，无论与近期中国历史比较还是与同期世界变化比较，中国人口的城镇化速度在1978年以来的三十七年间都是非常高的。

表2.11 中国和世界城镇人口比及其变化
（1955、1978和2015年）

单位： %

注1：2015年世界城镇人口比数据是预测值。在同一个表中，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比的预测值是55.6%。

注2：中国与世界差距为中国数据减去世界相应数据后的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世界：United Nations, 2014, File 21.

本节的图2.9、2.10和表2.10、2.11应用的人口资料是统计部门根据人口居住状况调查得出的数据。这样的城镇统计人口比乡村统计人口增长更快的基本原因有三：第一是前者的自然增长率高于后者，第二是乡村人口由于自然和社会突发灾难等非正常原因的萎缩，第三则是乡村人口出生后转入城镇居住即本节讨论的乡城转移。由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本来便低于乡村人口，由于中国1978年以来没有遭遇任何导致乡村人口萎缩的大规模灾难事件，所以中国1978年以来的人口高速城镇化和前两个原因无关，而仅仅和第三个原因即人口乡城转移有关。实际上，正是高速度的人口乡城转移促使中国实现了快速的城镇化。我们观察中国乡城转移人口的规模。从统计人口数字看，在1978至2015年间，中国城镇净增加人口近6亿，乡村净减少人口约为1.9亿，仅占前者的31%强。^[4] 这个比率虽然已经很大，可它不但不能正确反映乡城转移的巨大规模和它对城镇化的基本作用，反而过分缩小了乡村转移的规模，因此非常可能误导我们对中国乡城转移的理解和研究。为了避免误导，我们必须仔细考察中国乡城转移规模。

首先，按照城镇和乡村的统计人口数据，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率显著超过乡村人口。而这一点有悖于我们的正常直觉和经济史的常识。我们把图2.9显示的人口数据称为统计人口数据并计算中国乡村和城镇统计人口的逐年增长率，我们得到的结果如图2.11。图2.11同时显示了中国总人口的年增长率。在该图中，中国总人口在1978-2015年间的最高和最低年增长率分别为1.67%和0.48%，但中国乡村人口增长率从没有达到1.2%，并且超过半数年份是负数。与此相反，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率从没有低于2.2%，最高竟超过7.8%。在图2.11显示的三十七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亦超过了4.1%，所以，图2.11清楚地揭示了城镇统计人口相对于乡村统计人口和总人口更快增长的状况。

图2.11 中国总人口和城乡人口统计增长率，1978-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其次，我们需要指出，城镇统计人口比乡村统计人口以及总人口增长率更高的基础，不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而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图2.11显示的乡村人口负增长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城乡统计人口的增长率和统计人口绝对量一样，不能揭示、反而掩盖了乡城人口的转移。为了说明乡村人口转移，我们需要城乡统计人口增长率数据，但更需要它们的自然增长率资料。不过，中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统计部门都不提供分城乡的人口自然增长资料；现有统计资料亦不允许我们推导出准确的城乡自然增长率数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和上一节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时发现的同样困难。这是一个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为了推进乡城移民研究，我们需要绕过这一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本节讨论乡城人口转移的目的。不是精确估计乡城移民的数量，而是了解乡城移民的大体规模并获得一个总体图景，以便为后续的劳动力转移分析做出若干铺垫，因此，我们不需要详细论证乡城移民可能达到的精确数量，而只需要为乡城移民做出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假设。

和前面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做法相同，我们也对1978到2015年间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做出下面三个假定：^[5] [6]

            假定I:         g^R_t=g^U_t

            假定II:        g^R_t=1.5g^U_t

             假定III:    g^R_t=2g^U_t。

其中符号g表示人口增长率，上标R和U分别代表乡村和城镇。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假定隐含的意思分别是若每对城镇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则每对乡村夫妇平均生育一到两个孩子。

    前面的公式(2.7)相应地改变符号后，可以适用于这里的乡城人口转移研究，即

(2.10) g_t= l_t-1g^R _t+(1- l_t-1) g^U_t，

注意(2.10)中的l代表乡村人口比重，l的取值范围是l(0, 1)，我们亦假设g_t、g^R _t和g^U_t(0, 1)。l和g_t是公式中的已知数。根据上面三种假定，g^R _t或 g^U_t两者之一也是已知数。我们首先考察假定I。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等的假定同时意味着乡城人口和总人口三者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即g^R_t = g^U_t= g_t，所以在1978-2015的三十七年间，三者的自然增长率可以用同一条线表示，这就是图2.11中的总人口增长率线。乡村人口增长率是城镇1.5倍和2倍的图示分别为图2.12和2.13。由于总人口增长率是基准，所以不同假设的城乡人口增长率的变化趋势都与总人口增长率一致：前者高，后两者也高；前者低，后两者亦低；前者显示先升后降再在低水平上稳定的总趋势，后两者亦显示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总人口增长率的上下，依据三种假定的区别，我们估计的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显示了和它们的统计增长率完全不同的数量级别和变化趋势。与图2.11相比，在图2.12和2.13中，乡村增长率都远远高出城镇的比率。城乡增长率的波动也缓和与平滑得多。毫无疑问，图2.12和2.13中的城乡人口增长率都有别于真实的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但是，在1978-2015年间，中国人口在乡村肯定比在城镇增长得更快，人口的自然增长在这两个区域亦肯定比城乡统计人口增长得平缓，因此，我们可以说，图2.12与2.13显示的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应当比图2.11显示的统计增长率更为接近真实情况。

图2.12 假定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城镇1.5倍时的中国城乡人口增长率

1978-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图2.13 假定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城镇2倍时的中国城乡人口增长率

1978-201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根据上述这三种增长率假设，我们计算出1978到2015年的三组年城乡人口数量。它们和图2.9显示的统计人口数量的差距，应当是基于上述三种假设的乡城转移人口数量。我们以1995年为例说明之，见表2.12。该年是中国乡村人口顶峰年。从那之后，中国乡村人口就开始了历史性的下降趋势。根据中国统计资料，1995年中国新增的城镇统计人口为1,005万人，新增乡村统计人口266万人。当年乡村人口没有减少，因此我们无法利用乡村绝对减少的人口来估计乡城移民以及它们占城镇新增人口的比重。然而，如果我们假设1995年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等且等于总人口增长率，则1995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应当是3.45亿。当年的城镇统计人口为3.52亿，因此，当年乡城移民应当是3.52-3.45=0.07亿即700万人，不考虑四舍五入的移民数是643万人。如果乡村增长率是城镇的1.5倍或2倍，则当年城镇人口分别为34,436万和34,380万，乡城移民数量将相应提高为738万和794万人。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得出乡城移民占当年城镇新增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4%、73%和79%，也就是说，即使1995年中国乡村人口本身还在增加，当年中国城镇新增人口至少三分之二左右、甚至五分之四依然来源于乡城移民。而在1978-2015年间的大部分其它年份，由于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乡城移民占城镇新增人口的比重将更高。

表2.12 乡城迁移占中国城镇新增人口比重的估计，199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我们把1979到2015年的各年乡城移民加总得到这一时期乡城移民总量，见表2.13。由于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至少不会低于城镇，所以根据乡城自然增长率相等假设得到的乡城移民应当不高于真实的乡城移民数量；也就是说，根据乡、城和总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等的假设，我们得到的应当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最高限、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最低限。由此得到的人口数量，应当也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最高限、乡村的最低限。就此而言，在这三十七年内，中国乡城移民数量最低数量亦超过4.7亿人，占该时期城镇新增总人口的79%。注意，这三十七年乡城移民最低数量也比乡村人口在这期间的绝对减少量要高2.5倍多。所以，乡村人口绝对减少的概念在数量上完全无法代表乡城迁移概念。如果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城镇的1.5倍或2倍，则乡城迁移将分别达到5.04和5.23亿，占城镇新增人口比重将提高到84%和87%。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到2015年为止的三十七年中，中国出现新增的近6亿人口中，至少五分之四来自乡城移民。它表示在这三十七年的时期中，城镇每增加的10个人中至少有8个人来自乡村，城镇本身增加的人口不会超过2个人。假如我们设想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城镇一半或一倍，乡城移民的数量将更大，它占城镇新增人口的比重甚至接近90%。^[7]

表2.13 中国乡城移民占城镇新增人口比重，1979-2015年

注：后三列数据包括乡村人口绝对减少。新增城镇人口和乡村绝对减少人口皆为2015年数减去1978年数。乡城移民为从1979到2015年的三十七年内的移民总和，不包括1978年移民。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感受中国乡城移民的巨大规模。规模不低于4.7亿人的乡城移民意味着在2015年中国的13.8亿人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多人在最近三十七年内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在2015年中国的7.7亿城镇人口中，每十个人就有近七人是最近三十七年内的乡城移民。^[8] 这还是一个明显低估了乡城移民数量的结果。所以，说乡城移民是中国近三十多年里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最重要现象之一，应当不是夸大其词。

注释：

^[1] 乡村人口转移至少有两种形式。1. 乡村人口迁入城镇，居住的地理位置改变；2. 乡村区域本身转变为城镇，原乡村人口的居住位置未变。由于中国人口统计资料没有区分这两种形式，以这些统计资料为基础的本文研究，也把这两种形式都视为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

^[2] 中国在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也就是说，中国应当在1952年完成了战争遗留下来的经济恢复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了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因此，我们选择的1955年也应当是一个正常年份。

^[3] 从城镇人口比这个指标观察，中国在2015年已经略微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处在和比如塞尔维亚（55.6%）、法属波利尼西亚（55.9%）和阿尔巴尼亚（57.4%）诸国类似的水平上。参见United Nations, 2015，Table A. 2。

^[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2-1

^[5] 这些假设是大体了解在无城乡间迁移情况下城乡人口各自变化的某种可行方法。这三个假设虽然简单，但并不因此而比假设乡村人口增长率是城镇的例如1.2或1.8倍更欠合理性。事实上，用后面的图2.12、2.13和图2.11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根据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比为1.5或2的假设而求得的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皆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6] 中国统计部门间断地发布过若干年份分市镇与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从2002年起不再发布。在有数据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及九十年代内，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是市镇相应比率的1.5倍或更低。不过，该数据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尤其是具体统计方法应当值得商榷。因此，我们在这里的鸟瞰式研究不考虑该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表4-2。

^[7] 卢向虎等人曾利用中国统计部门的市镇和县各自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估计1978-2003年中国城乡人口迁移规模。他们把市镇人口视为城镇人口并假定它与总人口两者的自然增长率同步。对缺失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他们使用公式计算如下：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一阶差分 一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阶差分的平均值+可获得数据年份内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阶差分的平均值。他们计算的结果，是中国从1979到2003年的乡城迁移人口总数为2.48亿。按照本节的计算方法，在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之比等于1、1.5和2倍的三个假定前提下，1979-2003年乡城迁移量分别为2.65亿、2.88亿和3.01亿。由于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可能低于城镇相应比率，乡城迁移数量不可能低于2.65亿，因此卢向虎等人应当低估了中国乡城移民的规模。而他们低估的原因应当是统计部门数据本身的问题和他们在缺损数据估计中的问题。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表4-2；卢向虎、朱淑芳和张正河，2006。

^[8] 这里未考虑乡城移民在城镇出生的孩子。更准确地说，我们把乡城迁移者在随后年份计入城镇人口，他们的新生孩子亦计入作为城镇自然增长人口。考虑了这类孩子的乡城移民研究见例如Zhang, 2015。

今天，以“8”这个幸运数结尾的2018年来到了。

在这个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家人幸运，我的朋友幸运，我的祖国幸运！

作为一个五十年前在“知识青年”名义下到农村、当了将近十年农民的我，我特别祝愿我的农民朋友幸运，特别祝愿那些进了城市，但依然被冠以“农民”称呼的低端人口幸运，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最贫穷、最没有权力和最受到歧视的人，他们又是我们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从六十年前那个同样带有“8”的年头开始，在国家制度上正式落到了二等公民的境地。

在我经历的祖国历史中，1958和1968两年特别刻骨铭心。1958年，中国建立户口制度，把全国人口正式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并且代代相传，直到现在依然如此；1958年，中国开始发生大饥荒，在该年和随后数年中，数千万“农业户口”人口饿殍；而196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城市青年和其他公民被迫下放到乡村并且毫无何时可能回城的期望。

因此，在我的祖国跨入2018年的时候，如果说我对我的祖国有什么希望的话，我的希望如下：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正式取消1958年建立的户口制度，取消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把“农业人口”身份的人变为二等公民的制度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正式地向在这一制度下受到歧视的中国公民尤其是被强加为“农民”身份的公民道歉。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发布公民平等宣言和法律，正式宣布所有中国公民在迁徙和确定居住地时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就业、入学、休假、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上的人人平等，所有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取消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身份户口所在地”负责（或“出生地负责”）的做法，而建立农民工与其他迁徙者的生老病死由其“常住地负责”的制度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是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从1968年开始发生的数千万城市青年和其他公民大规模下放农村事件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迁移，涉及到中国当时几乎每个城市家庭，我的祖国是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

201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上迈出一个值得子孙后代永远纪念的一步，这就是农民解放、公民平等。

祝愿2018年给我的祖国带来幸运。

（注：2008年1月1日（星期二），我写了一篇短文“2008年的中国，我希望”。在那里，我表达了希望中国在2008年取消五十年前建立的户口制度和说明五十年前开始的大饥荒。从那时起，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再次表达这样的希望。我相信，中国只有取消了这一不公正制度和放下大饥荒的包袱，中国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社会和政治进步。）

“夜话”2018年第1期，2018年1月2日

 

 

 

摘要：在中国劳动统计中，1990年中国劳动力极其不正常地增加了近六分之一。这一不正常亦严重影响了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本节指出该年劳动力数据的不正常主要应当归之于统计工作的失误。

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4 1990年的特殊情形

在上一节的图2.4、2.5和2.6中，1990年中国劳动力数量显得特别突兀。对此我们应当作出某些说明。我们用图2.8进一步揭示1990年的特殊性。该图显示在1965-2000年期间，中国年度劳动力增量大体在1,000万左右，只有1990年的增量爆发性地跃升到9,000多万。根据现有统计资料，中国1989和1990年的总劳动力分别是55,707万和65,132万，^[1]  因此1990年总劳动增量为9,425万，该增量分别是1989和1990年劳动力总量的六分之一和七分之一。也就是说，1990年的劳动力总量中，每七个劳动力便有一个是当年新增加的。新增加的9,425万劳动力有三个去处：农业或非农就业或失业，见表2.8。显然，无论根据表2.8的数据，还是根据公式(2.7)，甚至无论中国1990年前后的农劳比l大小如何，当年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都会相应地出现爆发性增长，增长率都会处于以总劳动力高达17%的增长率为轴心的附近区域。

图2.8 中国年度人口和劳动力增量，1965-2000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2010,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表1-3、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2.8 新增社会总劳动力的去向，1990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

可是，1990年中国能够增加六分之一劳动力的可能性只有三种，第一是中国对劳动力统计的定义发生重大的扩张性变化；^[2] 第二是中国在1990年同时发生重大的推迟退休和青年人提前就业的政策性事件；第三是中国在1970年前后出现爆发性的人口增长以至于1990年前后中国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激增。至少从已知的最近五十年内中国统计演变历史和中国经济史看，第一和第二个可能性应当都不存在。关于第三个可能性，我们进一步观察图2.8。该图表明，尽管1970年前后中国新增人口达到某个高峰，但高峰并不突出，难以解释1990年新增劳动力的拔地而起的耸立高峰；因此，中国应当不存在特定年份的人口激增导致1990年劳动力激增的可能性。如果这三种可能性都被排除，图2.8显示的中国总劳动力在1990年的不正常增长，便可能主要地归之于统计数据的某种高度失真。^{[3] [4]}

1990年新增劳动力数据失真的影响广泛。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来说，它扭曲了1990年之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压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1990年非农就业增加了近四千万。由于当年总劳动力新增了九千多万，因此，这些非农就业在统计学上的来源被归之于新增总劳动。可是，总劳动力不可能在1990年净增九千多万。例如，图2.8显示除了1990年外，中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每年新增劳动力从没有超过1,800万。考虑到1990年之前的劳动统计可能偏低，我们设想1990年新增劳动为2000万。但即使如此，在1990年新增劳动力中间，依然有高达7,400多万需要适当调整到1990年之前的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诸年。在调整过程中，我们将应当发现在1990年近四千万新增非农就业中，有一部分甚至很大部分来自之前诸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上，如果从1953到2015年的中国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最低量两个数据系列中排除1990年的高度失真数据，则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数量占非农就业增量总量在1953年以来的63年中的比重，将提高5.1个百分点而达到近70%。^[5] 在经济学的计量研究和理论拟合中，5个百分点的误差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假说甚至模型本身的取舍。因此，1990年劳动统计的失真对于观察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变化可能有着某种带根本性的不良影响。

注释：

^[1]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本段中其他数据亦出自该资料来源。

^[2] 劳动力统计发生重大的收缩性变化的一个例子， 是美国1947年把劳动力的最低年龄从14岁调高到16岁。此项统计标准变化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一举减少近5%，而非农劳动力仅仅减少近1%，参见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0, Table B35。

^[3] 中国曾在1990年展开过一次人口普查。该年劳动力数量应当出自普查资料。若1990年普查资料准确性较高，则1990年劳动力数量的不正常增加，主要原因也许是1990年之前若干年的劳动统计资料的准确性较低。它既表现在没有把大量劳动者统计入劳动力，也表现在部分非农劳动力统计为农业劳动力。因此，避免1990年数据过于不正常的一个方式是依据可资使用的各种资料，对1990年之前的数据进行研究和调整。南亮进和薛进军曾重新推算了中国1999年之前年份的劳动力总量数据。这里摘录他们和国家统计局从1980到1995年的总劳动数据如下：

表2.9 国家统计局和南亮进等的中国总劳动力数据对比，1985-1990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参见本书数据附录2；南亮进等数据：南亮进和薛进军，2002，表4。

^[4] 证明1990年劳动力统计资料失真的另一个方法是观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状况。1990年中国GDP增长率仅达3.9%，是1978-2015年期间最低的一年。由于第一，高达六分之一的新增劳动力没有带来其应当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二，如此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不需要亦不可能吸纳高达六分之一的新增劳动力即新增就业，所以如果中国1990年GDP增长率更为可信的话，当年的总劳动增长率便难以置信。中国GDP增长率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表3-4。

^[5] 这个例子同时揭示了仅仅一个重大失真就会给整个数据系列带来的严重扭曲。因此，利用这些带有重大失真的数据所作的以政策研究为指向的经济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误导。

摘要：中国发布的系统性劳动统计数据始于1952年。 本节利用这些数据，以1978-2015年为重点，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数量。认为从1979到2015年中国转出农业的劳动力至少有2.8亿，甚至可能高达3.4亿；而从1953年到191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最低亦达3.4亿。

第2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3 1952年以来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虽然中国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但中国系统的长期劳动统计数据始于1952年，因此我们在定量范围内只限于讨论1952年以后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图2.3显示了1952年到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年度变化状况。195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总数超过1.7亿，1957年超过1.9亿，1958年降到1.55亿，但接着重新上升到1961年的近2亿，并持续增加到1991年的最大值3.9亿，期间只有1978年等极少数年份有所下降。以1991年为转折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总趋势从增加转为减少，1996年减少到不足3.5亿。虽然1997年又重新增加，到2002年增加到近3.7亿，但从2004年起中国进入农业劳动力快速减少的阶段，每年减少近1200万，2010年减少到2.8亿，2015年只有2.2亿。显然，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还会继续减少。^[1]

图2.3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1952-2015年

注：L^A：农业劳动力，l：农劳比，L: 总劳动力；l=L^A/L。其中总劳动力等于总就业与失业之和。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数据附录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

然而，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不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适当指标。例如，根据中国统计资料，虽然中国从1952年开始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但中国农业劳动力依然从1952年的1.7亿增加到2015年的2.2亿，增加了近0.5亿人，所以，仅仅从农业劳动力数量曲线看，我们很难识别出发生在这段期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因此，我们在图2.3中同时利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进一步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图2.3展示了中国农劳比在同一期间的下降状况。如果说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在这一期间内的总趋势还是提高，则中国农劳比在这一期间虽然还有升有降，但总趋势无疑是降低的。事实上，中国农劳比从1952年的85%先后降到1957年的81%和1958年的58%，再重新升到1962年的82%，然后又一次走上下降的轨道并几乎没有间断地降到2000年的50%、2010年的36%和2015年的28%。因此，用农劳比衡量农业劳动力变化情况，我们将能清楚地看到自有系统数据以来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

虽然农劳比变化可以恰当地展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但为了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意义，我们还需要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规模。然而，中国和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发布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我们必须从它们发布的其他劳动力统计资料中自行整理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2] 这里需要谨慎。为了简化工作，我们将以1978年以来的中国统计资料为例，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整理过程并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规模。首先观察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量变化。^[3] 表2.3列出了该数量从1978到2015年的逐年变动状况。在这三十七年内，中国农业劳动力有十八年增加、十九年减少；增加的年份集中在上一世纪，减少的年份则集中在本世纪。十八年增加的总量为近1.3亿，十九年减少的总量则超过了1.9亿。两相抵消，中国农业劳动力在1978-2015的三十七年内净减少了近6,400万。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从1978年的28,318万减少到2015年的21,919万，三十七年内减少了近23%。

表2.3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逐年变动状况，1978-2015年
                                       单位：万人

注：农业劳动力增加或减少的计算方法是用当年农业劳动力减上年农业劳动力。这里的农业劳动力等同于资料来源中的第一产业就业。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

不过，表2.3仅仅部分地揭示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规模。之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表2.3仅仅考虑了农业劳动力存量的净减少，而完全没有考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这一重要因素。^[4] 我们想象中国某个农业社区或村庄。假如这个村庄在2010年初有200个劳动力务农，到2010年底即2011年初只剩下190个务农劳动力，但在这一年内，该村庄有8个人初中毕业后成为正式的农业劳动力；同时因为生老病死，该村庄有5个人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设想转出村庄的劳动力皆从事非农劳动而不再务农，那么，该村庄在2000年内转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是

(2.1) [200 + (8-5)]-190=13

该村庄在2000年内转出了13个农业劳动力！然而，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该村庄农业劳动力的净减少为

(2.2) 200-190 =10 < 13

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农业劳动力的净减少在数量上低于农业劳动力的净转出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在2010年内，该村庄有人进入有人退出农业劳动力队伍，但农业劳动力本身“自然地“净增加了。可是，仅仅考虑2010年初和年末数据的“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概念没有考虑农业劳动力本身的增加，因此低估甚至严重低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规模。

为了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计算农业劳动力的公式。为此，我们首先列出几个常用的符号：

    L：劳动力

    A：作为上标代表农业

    B：劳动力的自然增加

    D：劳动力的自然减少

    n：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I：劳动力转入农业

    E：劳动力转出农业

    H：劳动力净转出农业，H=E-I。

    t：时点

这样，农业劳动力在两个时点t和t+1之间的变化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5]
(2.3) L^A_t+1= L^A_t+(B^A_t.t+1-D^A_t,t+1)+(I^A_t,t+1-E^A_t,t+1)

公式(2.3)等号右侧后的第一个括号是农业劳动力在t和t+1两时点之间的净自然增加，第二个括号是在该两时点之间净转入农业的劳动力。我们知道净自然增加可以用自然增长率表示，即：

(2.4) (B^A_t.t+1-D^A_t,t+1)=n^A_t.t+1L^A_t

把公式(2.4)和H引入(2.3)，我们得到

L^A_t+1= L^A_t+n^A_t.t+1L^A_t-H_t,t+1

从中解出H为：

(2.5) H_t,t+1= (L^A_t-L^A_t+1)+n^A_t.t+1L^A_t

=∆L^A_t.t+1+ n^A_t.t+1L^A_t

=农业劳动力净减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

注意，公式(2.5)第一个等号后的括号项是(L^A_t-L^A_t+1)，而非常见的(L^A_t+1-L^A_t)。我们用(L^A_t -L^A_t+1)的理由是它所表示的农业劳动力净减少反映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毫无疑问，劳动力转出农业应当视为当今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因此农业劳动力净转出H应当视为正数；与此相应，农业劳动力净减少亦应当视为正数。公式(2.5)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农业劳动力净减少，一部分是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与公式(2.5)相比较，表2.3中的数据仅仅考虑了农业劳动力净减少即式(2.5)等号右侧的第一项，所以只是部分地指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为了更准确地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

    用公式(2.5)计算上述村庄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得到 ^[6]

(2.6) H_2010,2011= (L^A₂₀₁₀ – L^A₂₀₁₁) + (B^A_2010.2011 – D^A_2010.2011)

                      = (200-190)+(8-5)

                     = 13

与前面通过常识即公式(2.1)得出的结果相同。

应用案例调查方法，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或若干村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精确数量。但对一个国家尤其中国这样人口和劳动力众多的大国来说，案例调查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正式的统计资料。然而，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应当还没有任何国家的统计部门搜集并公布有关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方面的资料即B^A、D^A以及自然增长率n^A数据。各国官方统计在这方面公布的仅仅是各年农业劳动力数据。根据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农业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但无法计算它的自然增长率。其实，表2.3就是根据这类统计资料算出的。显然，由于缺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的统计，我们无法像针对某个村庄那样准确地计算某个国家的B^A、D^A与n^A。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计算公式(2.5)等号右侧第二项所需要的数据。就此而言，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准确或真实规模H是无从计算的。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不可能根据现有统计资料获得准确数量的情形下，我们只得退而求其次，设法在某种很少歧义的程度上近似地估算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为此，我们首先做出如下三个假设：

1. 总劳动力仅仅分为农业和非农劳动力两个部分；^[7]
   
2.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虽然高低有别，但差距应当落在某种合理或可控范围内；^[8]
   
3. 总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9]
   

我们设想中国和世界满足这三个假设。正如公式(2.5)揭示的那样，估算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关键是估算农业劳动力在两个时点确定的一个时期中的自然增长率，即常9的年自然增长率。用n和n^N分别代表总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n^A 、n^N和n的关系可以表示为^[10]

(2.7) n_t= l_t-1n^A _t+(1- l_t-1) n^N_t，

其中l代表农业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l的取值范围是l(0, 1)，我们并假设n_t、n^A_t和 n^N_t(0, 1)。l是公式中的已知数。由于上述第（3）个假设，n亦可视为已知数。因此，只要我们对n^A或n^N两者之一做出某种假定关系，我们便可以求出另一个变量。为简便易行同时又保证一定的精确度，我们假定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分别是非农的1倍、1.5倍和2倍，即 ^[11]

            假定I:         n^A_t=n^N_t

            假定II:        n^A_t=1.5n^N_t

             假定III:    n^A_t=2n^N_t。

利用假定I推算公式(2.7)，可知若n^A_t=n^N_t，则n^A_t=n^N_t=n_t，即无论农劳比在其取值范围内大小如何，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三者估算自然增长率始终是相等的。排除战争和饥馑的极端情形，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应当高于城镇人口；同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乡村人口进入农业劳动力队伍没有地域、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在绝大部分情形下应当高于非农业以及社会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力估算自然增长率等于非农和总劳动力两者估算自然增长率的假定，是关于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最低假定。根据这个假定计算出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低规模。下面的图2.4利用中国总劳动力、农业和非农劳动力在1978-2015年间统计数据，展示了这三类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如果接受我们的假定I，农业、非农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且不存在国际移民，则农业和非农劳动力两者的估算自然增长率曲线皆与图2.4中总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曲线重合。注意图2.4显示，如果不考虑1990年的特殊状况，^[12] 则在这一期间，中国总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曲线的波动很小。与此相比，农业尤其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波动都很剧烈。同时，农业劳动力统计增长率的下降带动了总劳动力增长率降低。在劳动力增长率全面下降的情形下，非农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亦表现出较为缓和的下降趋势。根据对中国这三十七年经济事实的观察，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应当高于非农的相应增长率，因此，图2.4按照统计资料描绘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的差距，应当归之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

图2.4中国总劳动力、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1978-2015年

注：非农劳动力=非农就业+失业。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

假定II和III比较复杂。从假定I出发，公式(2.7)中的l对农业与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的取值没有任何影响。但从假定II和III出发，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估算增长率不但受l影响，而且还出现了它们的最大和最小值是否落于“合理范围“的问题。从公式(2.7)得知

(2.8) 若n^A_t=1.5n^N_t，则n^A_t=n_t、n^N_t=n_t

(2.9) 若n^A_t=2n^N_t，则n^A_t=n_t、n^N_t=n_t

显然，n^A_t和n^N_t两者与n_t的数量关系随l_t-1而变。l_t-1的取值范围是l_t-1(0, 1)，因此：

    若n^A_t=1.5n^N_t，则当l_t-1à0，max n^A_tà1.5n_t、n^N_tàn_t；
l_t-1à1，min n^A_tàn_t、n^N_tàn_t

若n^A_t=2n^N_t，则当l_t-1à0，max n^A_tà2n_t、n^N_tàn_t；
l_t-1à1，min n^A_tàn_t、n^N_tàn_t

由于在l_t-1倾向于0或1的时候，农业劳动力接近于无穷小或无穷大，因此，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将趋于非农劳动力或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过，即使在这两种极限情形下，我们的第二和第三个假定所导致的农业和总劳动力估算自然增长率的数量关系即n^A_tà1.5n_t和n^A_tà2n_t，依然处在某种“合理和可控“的范围内。例如，如果不考虑人口在出生和成为劳动力之间的差异，中国城镇严格实行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可能在乡村一对夫妇生育较多孩子的前提下，导致n^A_tà1.5n_t以至n^A_tà2n_t或者甚至更高的特例。就我们关心的中国从1978到2015的三十七年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如果不包括1978年的转移，则l的区间为l_t-1(0.69.6，0.29.1)，最大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1978和2014年。假定n^A_t=1.5n^N_t和n^A_t=2n^N_t，我们计算出1979和2015年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某种“自然“增长率，见表2.4。在表2.4内，与l的区间极值相对应的建立在n^A=1.5n^N和n^A=2n^N假定基础上的n^A和n^N数值，应当没有超过合理和可控的范围。因此，对于我们关心的1978-2015年这段时期，上述两个假定应当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表2.4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估算取值范围，1978-2015年

                                                                                                                 %

资料来源：n数据：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l数据参见数据附录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

从假定II和III出发，我们通过公式(2.7)计算了1979-2015年的两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估算自然增长率并分别展示在图2.5和2.6。显然，我们所估算的增长率不仅受农劳比l的影响，而且也受总劳动力增长率n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往往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在图2.5和2.6中，两组共四个估算增长率都和总劳动力增长率一起提高或者降低；总劳动力增长率的最大值直接造成了四个估算增长率的最大值；这四个最大值的取值甚至超过了农劳比最大值给估算增长率造成的影响。比较图2.4和图2.5与2.6，我们发现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估算自然增长率以总劳动力增长率为准绳而熨平了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曲线的大部分波动。另一方面，这两个图亦表明，我们估算农业和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在1979-2015年的三十七年中关系时所做的假定II和III，应当没有造成明显不合理的农业与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估算值，因此，上述两个假设应当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确定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在这三十七年中的最大可能数量。这是因为，虽然n^A=2n^N的假设让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估算值显著高于总劳动力增长率，但我们仍然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指出它和农业劳动力最高可能的或真实的自然增长率的关系。^[13]

图2.5 假定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1.5倍时的
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1979-2015年

图2.6 假定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2倍时的
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1979-2015年

表2.5列出了用n^A=n^N=n、n^A=1.5n^N和n^A=2n^N分别估算出来的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量和农业劳动力净转出量。我们以1986年为例说明表中的数据。那一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绝对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24万。但是，即使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那一年中国也应当新增891万农业劳动力。在这些新增农业劳动力内，124万留在农业，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绝对量；剩下的 (891-124)=767万转出农业，所以1986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净转出量为767万，转出比即转出占新增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86%。假如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相应比率的1.5倍和2倍，当年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量将达到1020万或1,100万。由于新增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不变，所以农业劳动力净转出量分别提高到896万和976万。转出比提高到88%和89%。因此，尽管从农业劳动力绝对量观察，1986年不存在劳动力转出农业现象；但是，只要我们考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我们马上发现1986年不但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且存在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那一年，新增的农业劳动力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转出了农业！

表2.5中国农业劳动力增量、自然增长和净转出，逐年数据，1979-2015年

                                         单位：万人

注：总劳动力增长率公式为n_t-1.t=(L_t-L_t-1)/L_t-1，总劳动力L=就业+失业=农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非农就业等同于资料来源中的第二与第三产业就业之和。失业等同于资料来源中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增量为负数表示农业劳动力净减少。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

按照前面的公式(2.5)，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等于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或负增量）与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之和。因此，表2.5计算的“农业劳动力净转出“，在数量上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据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等于、1.5倍或2倍于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三个假定，表2.5得出三套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数据。基于我们对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自然增长状况的大体了解，在不出现巨大的自然或社会灾难的年份内，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一般不会低于非农劳动力以及总劳动力的相应比率，因此，无论就某一年还是就某个多年度的时期而言，以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及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相等为假定的第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应当是该年或该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低量数据。然而，我们无法对具有较高合理程度的最高转移量做出类似的判断。例如，我们也许可能针对少数年份估算出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最高转移量，但无法一般地对某个多年份时期做出这样的估算。就此而言，我们也无法对我们所估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与真实转移量的可能差距做出任何断言。这样，在下文中，我们将不得不较多地使用根据假定n^A=n^N=n计算的最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我们对表2.5中1986年数据的分析适用于该表中的其他年份。这一分析揭示农业劳动力净增加和农业劳动力净转出同时并存的现象。由于农业劳动力净转出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发生在农业劳动力净增加的情形中。加总表2.5中的逐年数据，我们得到表2.6第一到第三行数据。它们显示，在1978-2015的三十七年内，中国农业劳动力至少“自然“增加了2.2亿，并很可能增加了3亿以上。若以最低增加量2.2亿计，197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为2.8亿，则如果不存在农业劳动力的转入转出，中国2015年农业劳动力绝对量应当是5亿。但该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不足2.2亿，所以在这三十七年内，中国至少有 (5-2.2) =2.8亿农业劳动力转出了农业。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新增农业劳动力，则到2015年，中国1978年所拥有的全部农业劳动力已经转出农业；如果以较高的农业劳动力自然增加量为准，则在这三十七年内，甚至有近3.5亿农业劳动力净转出了农业部门！

表2.6同时指出，即使从数量上观察，农业劳动力净减少的概念也远远无法涵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从表2.6第四行数据可以看出，在1978-2015的三十七年间，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数量甚至不及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的四分之一。从我们的估计来看，农业劳动力的净减少占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比重应当不会显著超过五分之一，而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占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五分之四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三十七年内转移的每五个农业劳动力中，只有大约一人来自原有农业劳动力存量，其余四人来自新增长出来的劳动力流量。所以，在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规模时，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状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表2.6中国农业劳动力增量、自然增长和转移量，总量数据，1979-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

依然以n^A=n^N、n^A=1.5n^N和n^A=2n^N三个假定为基础，我们把对1978-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研究前溯到1952年，并且计算出中国自1953年起的三套逐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这里仅仅考虑假定I即仅仅以n^A=n^N=n为基础估算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图2.7展示了这样计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图中的正数表示劳动力净转出农业、负数表示净转入农业。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低可能数量。在中国统计资料涵盖的总共六十三年期间中，中国劳动力有50年净转出农业，只有13年净转入农业，净转出年数远远超过净转入年数。更重要的是，就平均数而言，劳动力在各年净转出农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净转入的规模。在大部分净转出的年份中，净转出数量都很大，在很多年份甚至超过1000万；但在大部分净转入年份中，净转入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很小甚至接近于零。因此，从图2.7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

图2.7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最低可能数量，1953-2015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

最后，我们用下面的表2.7总结1953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表2.7把1953-2015的六十三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53到1978年，共26年，期间中国一共转移出近5,300万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转移203万。第二个时期从1979到2015年，共37年，转移劳动力总量超过2.8亿，平均每年转移763万。显然，1978年以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平均每年转移量是1978年及之前时期的3倍多。就整个六十三年来看，中国一共转移了3亿3千5百万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转移532万。表2.7同时指出，中国在这六十三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是该时期起点年农业劳动力存量的近两倍，亦是该时期终点年存量的1.5倍多。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图2.7和表2.7中的数据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低可能数据。实际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应当明显大于这些数据，所以，仅仅就图2.7和表2.7而言，我们便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趋势。

表2.7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低规模，1953-2015年

时期	年数	总转移量	平均每年转移	总转移量是农业劳动力存量倍数
		万人	万人	1952年存量	2015年存量
1953-1978年	26	5,272	203	0.30	0.24
1979-2015年	37	28,232	763	1.63	1.29
1953-2015年	63	33,504	532	1.93	1.53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数据附录 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

注释：

^[1] 南亮进和薛进军曾经通过自己的研究整理出一套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从1949到1999年的数据。不过，本书依然利用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资料。参见南亮进和薛进军，2002。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从2008年起的全国农民工统计数据。该统计定义农民工为“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书讨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则包括户籍转移的劳动力，但排除外出依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参见国家统计局，2014。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资料把国民经济区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三个产业，其中第一产业仅仅包括农业。因此，本书内有关农业的中国统计数据直接采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产业数据。与此相对称，本书把国家统计局确定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合称为非农产业。参见国家统计局，编，2010，第58-59页。

^[4] 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例如，Johnson曾经指出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转出的农业劳动力中，五分之二应当是农业自然新增的劳动力。参见Johnson，1960，p. 403。

^[5] 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例如，Johnson曾经指出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转出的农业劳动力中，五分之二应当是农业自然新增的劳动力。参见Johnson，1960，p. 403。

^[6] 在本书中，公式下标的年份标识表示该年份的年初时点。注意上一年份的年末和下一个年份的年初是同一时点。

^[7] 这一假设把失业归类到非农劳动力之中。它比较适合于本节关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因为按照中国的某种规定，只有非农劳动力才具备资格登记为失业。不过，对于不存在把人口和劳动力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类的户口制度的大多数国家来说，该假设需要修改。

^[8] 这一假设没有考虑某些极端情形。例如，中国人口在1960年绝对减少，总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数。但城镇人口依然在增加，因此城乡人口的统计增长率分别为正负数，差距落在合理范围之外。由于当时中国严格控制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因此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可能在城镇是正数、乡村是负数。人口增长又将直接影响劳动力增长。不过，1978-2015年期间，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没有出现过极端情形，我们的这个假设应当适用。1960年中国总人口和城乡人口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2010, 表1-3。

^[9] 该假设实际上意味着不存在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国际移民本国劳动力比重非常低的国家如中国，这一假设不会造成重要很大误差。但对于例如美国等所谓的“移民国家“，这一假设便较少可行性。

^[10] 公式(2.7)尤其是其中使用l_t-1而不是使用l_t的具体推导如下。若L_t=L^A_t+L^N_t，则L_t-L_t-1=(L^A_t+L^N_t) -(L^A_t-1+L^N_t-1)=(L^A_t-L^A_t-1)+(L^N_t-L^N_t-1), 即∆L_t-1,t=∆L^A_t-1,t+∆L^N_t-1,t。求增长率得n_t-1,t=∆L_t-1,t/L_t-1= (∆L^A_t-1,t/L^A_t-1)(L^A_t-1/L_t-1)+(∆L^N_t-1,t/L^N_t-1)(L^N_t-1/L_t-1)=n^A_t-1,tl^A_t-1+n^N_t-1,t(1+l^N_t-1)。由于1=l^A_t-1 +l^N_t-1，用l代替l^A并用t代表由相邻两点t-1和t规定的时期，我们便得到(2.7)。

^[11] Kuznets曾猜想在经济发展早期，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也许是非农劳动力的三倍。参见Kuznets，1966，p. 124。不过，在生育率很高的经济发展早期，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可能很难达到非农劳动力的三倍。

^[12] 对1990年情形的讨论参见本章下一节。

^[13] 我们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观察1986年情形。当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为n₁₉₈₆=2.86%，上年农劳比l₁₉₈₅=62.1%，计算得到在n^A₁₉₈₆=1.5n^N₁₉₈₆时，n^A₁₉₈₆=3.28%，n^N₁₉₈₆=2.18%；在n^A₁₉₈₆=2n^N₁₉₈₆时，n^A₁₉₈₆=3.53%，n^N₁₉₈₆=1.77%。假定n^A₁₉₈₆=3n^N₁₉₈₆，代入公式(2.7)，则求得n^N₁₉₈₆=1.28%，n^A₁₉₈₆=3.83%。这里，虽然n^A₁₉₈₆=3n^N₁₉₈₆的假定让估算的n^A₁₉₈₆显著高于n₁₉₈₆，我们依然很难判断n^A₁₉₈₆和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孰大孰小关系。1986年数据来源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表1-4。

摘要：中国应当从1850年起就随着“五口通商”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并由此支持了中国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扩展。中国学者先后从城市吸力和农村推力两个角度否定性地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用农劳比度量，1850年中国农劳比应当在80%，后来下降到1930年代的75%，再上升到1950年的80%强。

第2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简史

为了进一步考察当今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简略了解一下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相联系的现代意义上的非农产业或者工商业最早出现在西欧，十九世纪中期传播到中国，因此，中国应当在1850年前后便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1]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工商业进入中国。^[2]  通商口岸原非中国古代意义上的通衢要道，而是现代工商业进入中国的窗口。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现代工商业应当需要中国的劳动力尤其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至少到1870年前后，中国本土人已经开始兴办自己的现代工商业，它们应当也需要来自农业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能够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原因，除了该产业的需求，还有若干重要原因。例如，中国古代城镇的劳动力不多；中国城乡之间、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劳动市场之间当时不存在制度性的分割；外资和中国资本建立的早期现代工商业往往被迫选址在原先的乡村地区。^[3] 十九世纪后期的学者在观察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已经观察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陈炽便明确指出“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骛，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余裕。农民终年力作，催科峻急，不免饥寒，咸思舍耒远游，几有万一之获。“^[4] 从他的这段话推断，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当时应当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不过，当时中国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统计；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研究亦未深入，所以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数据还不具备甚至较低程度的可靠性。这里，我们暂且采用王玉茹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结果并将其整理为下面的表2.2。根据该表的数据，188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中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即农劳比为80%左右。如果这个数据多少有一定可靠性的话，那么，在1850到1887年的近40年间，中国应当发生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5] 1887年到1936年之间，中国非农产业尤其工业的增长应当更快一些。按照王玉茹的估计，1914到1936年中国现代产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1%。^[6] 按照张约翰的估计，中国工业从1912到193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4%。^[7] 早期现代工商业和其它非农产业的增长造就了中国许多非农产业集中的新城市如上海、天津等。这些城市当时人口尚少，非农产业增长必须从乡村获得劳动力。比如天津从20世纪初到1928年每年平均流入三万人，占当时年均城市新增人数的96%，因此“迁移人口激增是天津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8] 中国乡村当时非农就业很少并且产品多为乡村所需，因此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总量上只能是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达到一定规模，就会带动农劳比降低。^[9] 王玉茹估计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中国农劳比为75.53%，见表2.2；也就是说，从1887到1936的50年间，中国农劳比大约降低了4.5个百分点。

表2.2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1887与1936年(%)

注：变化量为1936年数据减1887年数据，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王玉茹，2004，第107页。

从劳动力移出的农村角度观察，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对全国22个省农户做过一次调查。在该调查中，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占总农户比重为8.9%，其中到城市工作、谋事的单身农村人占全部离村人口的47.5%。^[10] 池子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估计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来自农村的工人数“当在1500万左右“。 ^[11] 另外，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河南省三个县离村农民的职业调查，“产业工人“的就业比重在三个县的转出劳动力中分别占4.76%、0% 和1.37%，而“手工业者“则占到11.91%、15.47%和17.87%。^{[12] [13] [14]} 至于农民移出农村尤其移入城市非农产业的原因，当时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和四十多年前的陈炽有了显著差别。陈炽把工商业的较高工资作为引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家则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向中国农村的“侵入“视为迫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例如，翟克便指出：”中国农民缺乏耕地，因此一家之生活实不容易维持，幸而中国的农民的生活程度低下，而农民兼有副业，如织布、纺纱与养蚕都可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使他们得以维持其生活，但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农村后，就把中国农民的原有副业掠夺了，于是农民就入不敷出，则农民不能不求副业——当苦工——于都市，而把土地的耕作委之妻子父母，弄到结果，副业的苦力变成正业，正业之农耕变成副业，于是从前农业原有的和平安定之空气，为之一变，农村就无形中被破坏了。那末，他们就不绝逃往都市，农民离村之现象就发生了”。^[15]

1937年日本全面侵入中国后，中国陷入战乱之中，经济建设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战乱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农村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战乱往往迫使城镇人口转入农村；基本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政策吸引部分已经转入城镇非农部门的人口和劳动力返回家乡参与分地。^[16] 中国政府公布的对农业劳动力的系统统计数据始于1952年。但由于上述原因，1952年统计数据显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都可能高于某种“正常值“。1952年中国有人口近5.7亿，其中就业劳动力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36%。我们把总劳动力视为就业和失业劳动力两者之和。中国统计部门没有正式发布过1952年至1977年的失业数据。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总就业等同于总劳动力。^[17] 这样，在1952年的总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为1.7亿，占总人口的30%，总劳动力的83.5%。^[18] 所以，1952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不但显著高于王玉茹估计的1936年数据，而且高于她的1887年数据。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的历史起点应当至少不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甚至不迟于1850年。这样，如果以农劳比下降为指标度量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则从1850到1950年的100年间，中国农劳比曾经从80%左右或约高降低到1930年代的75%左右，然后由于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原因再上升到80%强。

注释：

^[1] 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单方向地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长期趋势。在现代非农产业没有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劳动力有时可能出现大规模地向非农业转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具有一时性的特点，不形成长期趋势。此外，现代意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亦能够包容劳动力短期回流农业的可能性。

^[2] 1852年《北华捷报》汇编的上海洋行名录中，已经有41家洋行。引自：沈组炜，1999，第16页；后者引自陈文渝，1983。

^[3] 例如，上海租界所在地是如今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可在1850年前后，上海地区的城镇仅仅是以上海县城为中心的很小范围，而租界则建立在远离上海县城的乡村不毛之地。

^[4] 陈炽，1896。需要提及的是，陈炽是从农业不振的角度看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5] 另一种可能性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就是说现代化开始前夕中国劳动力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在农业。例如，王玉茹在讨论表2-2的同一篇文章里又整理了一张表，把1887年中国现代生产的产值视为零（第105页）。不过，由于王玉茹认为中国现代产业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因此1887年中国现代产业产值应当大于甚至显著大于零。本书作者持中国在1887年之前即有了现代产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观点。这里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外资在中国的现代产业应当计为中国现代产业；第二现代产业指的是以利润为目的并不断扩大再生产的经营形式，它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大机器生产的企业。参见王玉茹，2004。

^[6] 王玉茹，2004，第105页。

^[7] 转引自刘佛丁，1999，第137页。不过，刘佛丁认为张约翰很可能高估了当时的增长速度，见同书，第138页。

^[8] 张利民，1991，第89页。转引自池子华，1998，第104页。

^[9] 所谓的一定规模，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必须低于总劳动力增长率。考虑到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肯定高于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所以实现这个”一定规模”的条件并不容易。

^[10]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印，1936，第173—178页。转引自池子华，1998，第100-101页。

^[11] 池子华，1998，第101页。该文出自作者的博士论文，参阅池子华，2007。

^[12]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河南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第65页；转引自池子华，1998，第103页。

^[13] 本书讨论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和一般所说的”产业工人”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划分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无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关注的是农业和非农业划分，而不是非农业部门中的具体行业以及技术水平、劳动者状况等划分。

^[14] 柴树藩等人曾于1942年陕西省米脂县印斗乡九保做了调查，发现该村389个劳动力中，若不计算举家迁移者，则有21个到外地”跟工”，14个在外地赶牲口，13个到外地务农。参见柴树藩、于光远、彭平，1942/1979，第13页。作者同时提出应当将当地人口和劳动力大量移出，参见同上，第22页。

^[15] 翟克，1933 年，第119 页。翟克的观点部分印证了本书第一章提出的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对非农化转型的负面态度，即”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乡村凋零的后果，而乡村凋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侵入乡村的后果”（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王印焕最近将当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原因总结为五个，即人口压力、灾荒、战乱、过高租税和城乡收入差异。最后一个原因显然与非农化转型开始后产生并扩大的非农部门有关。李楠的研究初步表明，城乡收入差异可能是影响当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因素。对照前面所引陈炽语录，可以发现陈炽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参见王印焕，2004，第一章；李楠，2013。

^[16] 例如，研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人口迁移的学者认为1949年后，”随着各地城乡经济的恢复和上海面临的短期困难，不少人又返回故乡，重整家园，”是上海当时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参见张开敏，主编，1989，第34页。

^[17] 中国在1952到1977年期间应当存在城镇失业。中国共产党劳动部党组1953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含有两份失业人员表，分别列出全国登记失业人数1,184,304人和1,405,929人。参见中国共产党劳动部党组，1953；这里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编），1998，第39-4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在把这份报告编入该书时没有包括上述数据的登记日期。不过，它们是1952年时登记的数据的可能性相当大。假设它们是1952年数据，那么，它们分别占1952年城镇就业的4.8%和5.7%。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1月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如果以7年计算，则到1963年中国将消除城市失业。当然，这里的消除失业方式是将无法在城市就业者“迁移“到农村去。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失业系统数据自1978年起，其中1978年失业为530万人。这个数据指的应当是1978年的失业存量，而非1978年当年新出现失业；如果这样的话，1978年之前的若干年内，中国应当存在城镇失业。同时，197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数倍于这之前各年转移量。由于在当时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农部门优先雇佣城镇劳动力，因此，1978年中国城镇新增失业不仅不会很多。而且应当净减少，所以，1978年的530万城镇失业存量，很可能全部来自1978年之前诸年份。1978年失业存量占城镇就业的5.6%。注意它和本书作者在这里计算的1952年的比率相差不大。1952城镇就业和1978年的城镇失业及其占城镇就业比重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表1-4。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参见数据附录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此外，在学者中，南亮进和薛进军估算过中国1952-1999年逐年失业人数，其中有代表性的1952、1960、1970和1978年失业人数分别为733万、419万、629万和858万。参见南亮进和薛进军，2002，表4。

^[18] 根据1952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率，参照池子华的”1500万左右”的估计，我们也许可以猜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农业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比重大概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

摘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从超过40%迅速下降到不足24%，中国农劳比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也从19个百分点缩小到1个百分点，因此，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

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1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前面的图1.2在揭示世界和各国家组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大趋势同时，也揭示了世界各国家组在农劳比高度和降低速度两方面的巨大差异。表1.2则在国家层面上揭示了各国在农劳比高度和降低速度方面同样巨大的差异。事实上，最近三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尽管图1.2表明一个国家所处的地区和这个国家的农劳比水平及降低速度有密切关联，但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毕竟强于相邻国家对它的影响。例如，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波兰和德国俱在中欧，可它们的农劳比差距非常显著：2010年中国和波兰的农劳比分别为36.7%和12.8%，而日本和德国则分别为3.7%和1.6%。^[1] 因此，尽管我们需要从全世界或者全人类的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条件和机制而言，我们更需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更需要以一个国家为背景研究全人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书将以中国为背景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以中国为背景或案例的理由首先在于它是笔者的祖国。笔者甚至作为劳动力从城镇”转移”到中国农业部门务农近九年。^[2] 因此，笔者亲身体验过农业劳动力被迫滞留在农业和他们试图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经历，意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改变农村和农民贫穷状态的必由之路。不过，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以中国为例的更重要原因是中国在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中的重要地位。上一章曾经指出，在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竞赛中，东亚国家组表现得特别突出。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东亚组仅仅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蒙古、韩国和朝鲜。^[3] 这中间，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以及韩国的农劳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很低，同时它们和蒙古、朝鲜的劳动力加起来也只是中国大陆劳动力总数的一个很小比重，因此，它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不足以明显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农劳比指标。只有中国的变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4] 下面的表2.1列出了在1991-2013年间的若干年份，中国在总劳动力、总就业和农业就业三个指标上占东亚国家组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最近二十多年内，中国在东亚组的这三个比重都在下降，但直到最近的2013年，中国的这些比重依然占东亚组的90%甚至更高。^[5] 所以，东亚组非常迅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只能归之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迅速。^[6]

表2.1 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占东亚国家组的比重

1991-2013年间若干年份(%)

注：表列的农业就业比重在若干年超过100%的原因应当是中国与东亚国家组的数据来源不同。本表使用的中国数据直接取之于《中国统计年鉴》；而东亚国家组数据取自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资料。国际劳工组织在归并东亚组各国和地区数据时，应当利用调低了的中国农业就业数据。国际劳工组织对调低的理由和调低方法没有做出任何说明。

资料来源：中国：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东亚国家组：参见图1.2。

    在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三个指标上，中国不但在东亚组占压倒性比重，而且在整个世界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劳动力和就业最多的国家，并且直到最近也是世界上农业就业者最多的国家。^[7] 但在最近二十多年内，在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占世界比重不断降低的同时，中国迅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更快的下降。图2.1显示在1991到2015年之间，中国的这三大比重变化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在1991-2015年间，中国劳动力占全世界的比重从约高于27%不断下降到23%以下，中国就业占全世界比重从29%下降到24%，下降幅度在4到5个百分点之间。与此相比，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的下降速度比前两个比重迅速得多。1991年中国农业就业占全世界比重为40%强，2000年降低到34%，到2015年再降低到不足24%，二十四年间的降低量超过了16个百分点。在中国劳动力和总就业占世界比重相对变化不大的同时，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的快速降低本身意味着，数以亿计的中国农业就业者在这一期间转变成非农就业者。由于在这期间，世界农业总就业也在减少，因此中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的快速降低同时表示中国农业就业的减少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的相应速度；或者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的相应速度。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中国农劳比随之快速下降，从1991年的近60%下降到2015年的28%，二十四年间下降幅度超过了31个百分点。虽然世界农劳比在同一期间下降幅度亦高达13个百分点，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差距，依然从1991年的19个百分点，缩小到2015年的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二十四年前，中国农劳比远远高于世界水平，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世界竞赛中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十四年后，中国已经赶上了世界平均水平。图2.2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农劳比赶上世界水平的情形。所以，图2.1和2.2告诉我们，第一，以中国占世界劳动力、就业尤其农业就业三类比重衡量，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中国转移快，世界转移便快；中国转移慢，世界转移亦慢。第二，以中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和中国与世界农劳比差距两者的变化衡量，中国至少是1991年以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中的领跑国家之一；而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巨大，中国的领跑直接带动了世界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1991以来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才造就了1991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最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在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中国是一个起着特殊作用的典型国家。如果以某一国家为背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国应当是一个合格的候选者。

图2.1 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1991-2015年

注：由表2.1推断，本表中的中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可能亦偏高。

资料来源：中国：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世界：参见数据附录 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图2.2 中国和世界农劳比，1991-2015年

资料来源：同图2.1。

注释：

^[1] 参见第一章表1.2。

^[2] 笔者属于本书第一章开首处提到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城市被动员到农村的中国人之一。笔者务农的具体时间是1968年12月至1977年5月，地点是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人民公社，现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参阅笔者的部分农村日记（胡景北，1971a；胡景北，1971b）。

^[3] 参见ILO, 2015, p. 95.

^[4] 如果没有特别的注明，本书提到的”中国”将仅仅指中国大陆地区。

^[5] 表2.1中列出的中国占东亚组的农业就业比重存在严重误差。不过，该比重高于90%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6] 本书将大量引用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与组织的官方统计资料。在缺乏官方统计资料的情形下，本书将采用学者研究和整理的统计数据。在引用这些统计资料的时候，本书不讨论统计资料本身的问题，如统计概念定义的缺陷，统计资料搜集、整理、发表、出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导致统计资料失真的问题以及统计资料与被统计现象之间必然存在的各类非对称性，亦不考虑可能出现的统计资料造假问题，而直接采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官方统计资料以及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历史统计资料。国际文献中，与本文讨论的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人口迁徙统计中的一般问题，参见例如Bell and Boyle, et al., 2002；关于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的讨论，参见例如Holz，2005，Chow, 2006；对中国人口和劳动统计的批评，参见南亮进和薛进军，2002；以及Young，2003。中国数据质量问题的最近一个例子参见网易财经，2015，”白恩培云南任内曾有官员将GDP数据从7.5%改为12%”。作者在这里恳请读者特别注意本书引用的统计数据的局限性。

^[7] 根据国际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发布的最新资料，2010年中国和印度的乡村人口分别为6.9亿和8.3亿；但在”农业的经济活动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in agriculture）”指标上，中国和印度分别为4亿和4.7亿。由于乡村人口以及”农业的经济活动人口”以务农为主，尽管各国统计之间存在从定义到统计方法的差异，我们依然可以基本确定若按照中国农业就业的统计定义，2010年印度农业就业可能超过中国，就是说，在2010年前后，中国可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农业劳动力的第一大国。参见IFO，2015。

摘要：英国学者配第在1700年之前便指出富国务农者少。但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否认非农化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农业视为一个普通生产部门，但依然没有认识到非农化意义。在当今时代，对非农化认识的障碍主要来自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4 经济学关于非农化转型的认识

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就书面记录而言，在观察和统计方面，配第（W. Petty）也许是第一位明确肯定非农化现象的学者。早在1672年写成的《政治算术》一书中，他就指出农业比工业收益少、工业又比商业收益少的现象。同时，配第还发现当时的富裕国家把较少劳动力用于农业。^[1] 一直到二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克拉克（C. Clark）利用当时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证实配第的发现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并将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劳动力转移定律，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集中的规律。这也是库兹涅茨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事实之一。^[2] 在理论方面，我们前面曾引用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即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是和以食物生产取代食物采集的新石器时期技术革命同等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之一。经济学家刘易斯（A. Lewis）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命题而提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3] 但是，汤因比没有再跨前一步，从工业革命进到非农化转型概念；刘易斯亦没有再跨前一步，从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4] 大多数学者更没有超越汤因比和刘易斯。^[5] 实际上，在2016年中期，用”非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做主题词在”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中搜索不到超越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献。维基百科全书亦没有”非农化”词条。就此而言，非农化尤其非农化转型尚未成为世界学术界的通行概念。

学术界难以清楚地认识非农化转型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应当是马尔萨斯（T. Malthus）学说的影响。^[6] 这一影响又源于几百万年来人类对自身食物供应保障的忧虑。配第之所以能够指出非农化对国家富裕的必要性，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很好地经营自己的土地，养活本国人口将无须很多农业劳动力。但配第在人类非农化转型刚刚起步时所持有的乐观情绪很快被随后学者的悲观情绪压倒。在最早开始非农化转型的西欧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压抑了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把社会的贫困现象集中地暴露在人口密集的非农业部门聚集的城镇地区，从而造就了学者们关于非农化导致普遍贫困的一般印象。^[7] 本章前面引用的康替龙关于人口如粮仓内老鼠那样快速繁殖的语录反映了十八世纪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十八世纪末问世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只是当时学术思想的经典总结。马尔萨斯理论影响了几乎所有后世学者。因此，尽管从配第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农民少是国家富裕的一个标志，但即使是以一国财富为研究对象的斯密（A. Smith）亦认为一国应当保持相当多的劳动力生产食物。^[8]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李嘉图（D. Ricardo）则直接把人均食物产量重新下降到仅敷维生的水平，视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终结点。^[9] 在他看来，随着人口增长，食物需求提高，人类必须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来保证食物供应。但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意味着越来越低的人均食物产量，食物价格也就越来越高，保证能够购得并仅仅能够购得维生必需食物的工资也将越来越高，利润便不得不相应地越来越低并最后趋向于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将终结。因此，根据李嘉图的逻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更贫瘠土地的使用，人类甚至必须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即食物生产，所以，当时的西欧国家不但不能把农业劳动力较少的现状保持下去，而且还可能重回大多数劳动力务农的农业社会。显然，李嘉图代表了当时对非农化转型的悲观思潮。

与李嘉图相比，马克思则代表了某种乐观思潮。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看成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所处时代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使命是为未来更高级社会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指出什么是未来更高级社会所需要的”最低水平”物质基础（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但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低生产力水平），可是，他不但对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充满信心，而且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未来社会建立起这一”最低水平”物质基础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能力充满信心。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会动荡、道德败坏等等，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都不可能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在人口问题上，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的独特性，而把人口规律当做资本积累规律的一种具体表现。与资本积累要求的人口相比，如果人口多了，失业和产业后备军增加，工资水平下降；若人口少了，失业减少，工资水平上升。但无论工资水平如何上升，都不会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界限，因此都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 ^[10] 不过，马克思讨论的工资上升也下降，是工资超过或低于维生水平的波动。马克思没有讨论维生工资本身的上升问题，而维生工资相应于食物价格提高的上升才是李嘉图悲观的理由。就此而言，马克思没有直接讨论李嘉图的人口绝对增长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不考虑人口快速增长到资本主义无法完成其使命的程度的可能性。

就农业而言，马克思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的建立和剩余价值在农业部门的特殊分割方式。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他才进一步关心农业本身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对他来说，”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 ^[11]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非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由于土地在农业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在其他部门的作用，因此在农业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要分割为地租。针对农业部门的社会关系，李嘉图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三阶级观点，即农业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三个阶级，其中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给资本家并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地租；农业资本家租入土地并雇佣工人耕种、工人则出卖劳动力并取得维生水平的工资。只要人口还不足够多、食物生产还不足够困难，农业资本家总的净收入在扣除地租和工资后依然有一部分利润。^[12] 马克思接受李嘉图的这一划分阶级观点并把这些阶级视为”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13]

马克思在研究农业和农业剩余价值分割及地租决定时特别指出，他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它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 ^[14] 因此，马克思认为他研究的是成熟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其中农业和其他部门一样，利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通过雇佣关系生产产品。^[15] 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是否存在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和相对数量是否存在下降趋势等等问题，不属于马克思的研究范围。

作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考察对象的英国，非农化转型早在马克思写作时代之前很久便已经启动。不管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非农化转型持有何种看法，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都是他们亲眼目睹并且不得不面对的英国经验事实。^[1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多次提到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减少。^[17] 在讨论资本主义积累造成的三类相对过剩人口时，他把农业过剩人口单独列为一类，即他的潜在过剩人口。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转移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大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18]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走到了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长期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之前，但他只是肯定”一部分”人的转移，而且是以农村存在”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转移。他没有想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可能转出农业，没有想到农村不存在过剩人口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言，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农业部门不但始终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地存在。^[19] 他之所以在《资本论》中专篇研究地租问题，就是因为农业的重要性带来的土地的重要性。由于农业的重要性，社会总要保持一部分劳动力在农业，这部分劳动力甚至”相当地多”，因此，尽管马克思毫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但他依然无法想象人类在他的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可以达到只要很少农业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充足食物的生产力，^[20] 更无法想象人类可能不需要农业来生产食物的可能性。所以，即使马克思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即使他不会也不应当漠视英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经验事实，即使非农化转型可能和他的资本主义阶段概念在时间起点和部分跨度上不相矛盾，他也无法提出非农化转型的历史概念。

实际上，到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即1850年前后，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欧美主要粮食贸易国之间的粮食市场已经一体化，世界粮食市场已经形成，大量美洲粮食的进口已经显著降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粮价，人口和食物生产的马尔萨斯循环在欧美国家已经被打破。粮食产量的更快增长和德国对英国非农化转型的效仿最终确定了世界非农化转型的大趋势。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人口增长显著放缓更加剧了食物供大于求局面。^[21] 食物供给过剩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重大经济难题。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用农业补贴换取农民减产。因此，建立在食物生产困难之上的李嘉图悲观态度不复存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转趋乐观，尽管他们和马克思的乐观理由不同。这一乐观态度集中表现在经济学家尤其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由卡尔多（N. Kaldor）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22] 和以此为经验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后来的新增长理论。^[23] 其中，增长理论中的”经济结构变化”研究部分专注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者此消彼长的变化。然而，正是由于它过于关注于三部门的结构变化，因此它虽然把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视为历史事实和研究对象，但没有发展出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概念。^[24] 此外，土地在增长理论中被视为资本的一个部分而不享有特殊地位，因此地租尤其农业地租没有在增长理论中占到一席之地。这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各类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非农化转型没有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应当是环保主义和工人或非农劳动者运动两方面的影响。与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人类未来抱有充分信心相反，环保主义者不但回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传统，而且比后者更强烈地怀疑人类尤其是非农化大转型的未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从他们看到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人类还得返回贫困和人口缓慢增长的农业社会。现代环保主义者则担心人类连农业社会也无法返回，甚至担心人类在比如最近二、三十年就会走到地球和自然环境给人类造成的发展极限，担心当今人类文明的很快崩溃。现代环保主义对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标志应当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25] 该报告预言人类若以当时的方式继续增加自身数量和个体消费数量，人类文明将在二十世纪末便达到发展极限。虽然这一预言和其它类似预言屡屡落空，但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却日益增加，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环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指出的由自然环境因素的变化造成的人类食物生产困难上。根据环保主义的观点，由于耕地退化、地球变暖、水源匮乏等原因，人类食物生产将越来越困难，食物短缺现象将越来越严重，当今人类甚至会因此而重蹈历史上某些人类种族因此而灭绝的覆辙。在他们看来，”我们正走入食物价格上涨和饥饿蔓延的新时代。在食物方程的需求方，人口增长、收入水平提高、食物用于生产汽车用燃料等因素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大食物消费；在供给方，极其严重的土壤流失、日益加剧的水匮乏、地球不断上升的温度等因素使人类越来越难扩大食物生产。除非我们能够扭转这些趋势，否则食物价格将继续提高、饥饿将继续蔓延，最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社会制度。” ^[26] 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布朗（L. R. Brown）曾经问道：”我们能够及时地扭转这些趋势吗？食物曾经是许多早期文明的薄弱环节。考古学家正在研究这些文明留下来的遗迹。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人类文明是不是和那些灭绝的文明一样面临着食物困难？” ^[27] 许多环保主义者对布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28] 因此，尽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农劳比明显下降，世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我们所指出的非农化转型大趋势，对他们依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幻觉”。

毫无疑问，环保主义者的警告有其正面意义。正如我们前面对后农业社会所表述的无知那样，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如果排除比如天外物体侵入、巨大地震和气候骤变等特殊的人类猝不及防的情形，排除核战争等人类内部争斗造成自身毁灭的情形，那么，地球环境”较为缓慢的”变化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而减轻，人类和人类文明可能在现有环境下更长期地存在和繁衍下去。但是，环保主义者要求人类退回农业社会的主张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于现今的人类和人类文明来说，那只是死路一条。^[29]

试图否定非农化转型的另一个思潮源于工人运动。我们把已经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笼统地称之为工人。在非农业劳动市场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同时面临着和资本家与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双重竞争。工人只有在竞争中压倒农业转移劳动力之后，才能够在和资本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但是，在工资、劳动条件、职业和相关福利诸方面，工人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职位竞争中几乎不具备竞争力，因此，为了避免与继续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竞争，工人运动在理念上倾向于否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而否定非农化转型的大趋势；在宣传上则根据非农化转型前期表现出来的工业化趋势证明工人的”历史先进性”并以此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竞争中获得特权，在实践中则倾向于利用组织和政治力量阻止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实现特权。在工人缺乏特权的非农化大转型早期，工人运动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遏制作用几乎微不足道。在二十世纪内，完成或基本完成非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对非农化的抵制，主要表现在国际范围内对跨国移民的抵制，即通过政权力量为保护本国工人而阻止其他国家劳动力移入本国。^[30] 刚刚开始非农化转型的国家则在国内范围为保护工人而阻止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部门。我们在两个于不同时期内经历非农化转型的世界大国——中国和美国内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表现。较早开始转型的美国起初地广人稀，因此不限制甚至欢迎国际移民。大部分移民起初亦在农业就业。但随着美国非农化的顺利进展，移民就业重点转到非农部门，移民与工人的矛盾开始突出。津恩（H. Zinn）曾经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写了一本美国历史书。该书在谈到外国移民和美国本地工人关系的时候指出：移民”造成劳动力过剩，压低工资。与本国工人相比，移民更容易被控制，更加无助，文化上更失落，他们之间更多争执，所以，移民是罢工的有力破坏者。同时，他们的孩子也常常工作，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过多和失业问题”。^[31] 因此，为了避免移民造成的竞争，美国工人强烈要求限制甚至禁止外来移民。正是在工人和他们支持者的持续努力下，美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式建立移民限额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便是限制非熟练劳动力移入美国。而这部分试图国际移民的非熟练劳动力，很多直接就是移出国的农业劳动力，另一些则是在移出国直接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竞争的非农业劳动力。因此，美国和其他较早开始非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移民制度的重要作用，是把本国工人和世界农民隔离开来。应当说，这一制度既是欧美工人运动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对世界劳动力尤其农业劳动力国际转移的最大打击之一。最早提出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在他为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奠定基础的经典文章中，曾经设想一国把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后，其他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会向该国转移并在该国成为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全世界将更快地消除剩余劳动力。^[32] 然而，以避免劳动市场竞争为主要目的的移民配额制度严重挫折了他的设想。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确开始非农化转型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权力保证非农劳动力的工资远远高于农业劳动力收入。发展经济学中的著名理论——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或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 便以城市工资由政府或者工会决定并高于乡村工资为研究前提。^[33] 因此，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发展农村以便把农业劳动力留在农村，免得他们为追求高工资进城并失业。但他的建议与政府优先工业化的目标相矛盾。为摆脱这一政策困境，采取极端措施的国家如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干脆把人口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两类并禁止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同时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在农村从事非农生产。^[34] 用这样的方式，在”工业化”以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政府在一国之内把农业和非农业工人隔离开来，避免他们之间的竞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aender, vereinigt euch）”。^[35] 他们心目中的无产者是工人。可工人联合起来的结果，首先是反对农民，抵制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次是在资本充裕国家抵制资本输出、在资本稀缺国家抵制资本输入。由于资本从前一类国家向后一类国家的转移意味着资本和后一类国家农业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直接结合，所以，工人对资本流动的抵制依然可以视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抵制。^[36]

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对非农化转型的负面态度在学术界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研究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乡村凋零的后果，而乡村凋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侵入乡村的后果。这一逻辑必然引出乡村本来是田园诗般美好天地的结论。我们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帕金斯（D. Perkins）等人所著的《发展经济学》是一本广泛流传并多次再版的教科书。该书第五版一开始便详细讲述了一位马来西亚姑娘的故事。^[37] 这位农村姑娘为了更高的收入离开家乡到一家装配电子器件的城市工厂打工。她省吃俭用，不但经常寄钱给留在村庄的家人，而且还有了一笔自己的储蓄。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她在工厂内上升到管理层。七年后，当电子行业遇到一次衰退时，她辞职返回家乡，结婚成家并”幸福地在她的可达村里持家育儿。” ^[38] 在千千万万转移出农业和农村的年轻女性劳动力中，帕金斯等人的这个例子肯定有其背景。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来说，留在城市才是他们的目标；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明确展示出来的非农化历史事实表明，绝大多数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确实长期甚至永远地留在了城市。因此，帕金斯等人作为例子的那位马来西亚姑娘绝对不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典型代表。但帕金斯等人却错误地把那位姑娘当成”发展中国家近40亿人的象征”。^[39] 对帕金斯来说，原先的村庄应当是暂时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业劳动力回归的幸福终点。也许由于他们所想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暂时性”，除了这位姑娘的故事，他们在其厚厚的教科书中几乎再也没有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这样，他们就漠视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亿万农民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重要性，漠视了非农化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本章第1节展示了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时代背景。在这样显著的时代背景下，珀金斯等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漠视所可能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应当是他们对非农化转型持有的负面态度。同时，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述农民工幸福地回到农村的故事，而且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事实不置一词，又误导了希望了解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实际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大量读者。

注释：

^[1] 配第，1690/1979，第62-111页。关于配第完成《政治算术》写作的年份，参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编者撰写的介绍”威廉·配第”，编者，1979，第10页。尽管我们是为了方便而把1700年作为非农化转型的起点，但配第在1700年之前关于当时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描述，部分地支持了我们的做法。

^[2] Clark, 1957.

^[3] Lewis, 1954.

^[4] 参见Hu，2014；胡景北，2015b。

^[5] 例如，Hobsbawm曾指出”Histor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will probably see the century’s major impact on history as the one made by and in this astonishing period. For the changes in human life it brought about all over the globe were as profound as they were irreversible. Moreover, they are still continuing. The journalists and philosophical essayists who detected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were wrong. A better case can be made for saying that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century marked the end of the seven or eight millennia of human history that began with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stone age, if only because it ended the long era whe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human race lived by growing food and herding animals”. 参见Hobsbawm，1994，p. 9. 这里，Hobsbawm虽然谈到了农业社会结束的具体时间，但依然没有发现”非农化转型”的概念。

^[6] 马尔萨斯, 1798/1992；Mayhew, 2014。

^[7] Hobsbawm 曾经指出英国公众当时对农业困难的印象远远大于农业的实际状况。事实上，直到1830年代，英国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虑到英国人口从1750到1830年增长了一倍多，同时英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至迟到1800年前后已经不足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所以英国农业在不存在化肥、农药、农机和电力的技术水平上，应当说创造了我们今天难以设想的生产率奇迹，才得以支撑了同时发生的英国人口高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Hobsbawm提出两个原因解释英国公众为什么忽视当时农业实际状况而强调农产品供给困难的原因。第一是粮食的不可替代性和在缺乏国际贸易条件下的自给自足性的重要性；第二是拥有土地对一个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必要性。但这两个原因显然远远不足以解释本节介绍的从康替龙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对英国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前景的悲观情绪。参见Hobsbarm, 1999，pp. 75-76.

^[8] 斯密，1776/2015。

^[9] 李嘉图，1821/1962。

^[10] 马克思，1867/1972，第680页。

^[11] 马克思，1867/1972，第551页。

^[12] 李嘉图，1821/1962。

^[13] 马克思，1894/1974，第698页。

^[14] 马克思，1894/1974，第693页。

^[15]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和二十一世纪内，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是家庭，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家庭劳动。因此，李嘉图和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农业与农业三大阶级的设想与这些国家的实际状况大相径%)S/$’a׋bÈ#͐Cy:rLܺ5tJVoV5MCW(qJG3s3r,(gCb3K’NZMVh@Y53*AXmT
40Jsh.Ƙ`7农业中，英国农业的家庭自耕自营占比重可能最低。但即使如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英国家庭农场依然占到农场总数的 40%以上，加上半家庭农场（intermediate family farms)则达到近66%。参见Hill，1993，p.363。从英国历史看，英国农业雇佣工人（hired workers）应当至迟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以比自耕自营的农业劳动者（farmers）更快得多的速度减少。1851年英国农业雇佣工人大约有170万，到1925年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到1980年代仅为30万左右，一百三十年减少了五分之四以上。但同期英国自耕自营农业劳动者减少量不足五分之一，因此，以自耕自营为主的农业愈来愈在英国农业中取得优势。参见Zayed, 2016，p. 10.

^[16]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英国农劳比在1901年前后已经降低到10%前后，就城市化来说，1750年左右英国只有两个超过50000人口的城市，到1801年则有了八个，到1851年达到了29个。在1851年前后，英国超过一半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因此，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为特征的非农化转型，对当时的英国学者应当是一个熟悉的经验事实。参见Hobsbawm，1999，p. 64.

^[17] 参见例如马克思，1867/1972，第743页，758页，759页脚注170等。

^[18] 马克思，1867/1972，第704-705页。

^[19]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业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很小，农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很低，农产品价格对总体价格水平影响很弱，因此在分析中可以完全忽略农业。

^[20] “充足的食物”不但包含、而且超过维生所需要的水平。马克思很少谈到工资超过维生水平的可能性，因此也很少提及超过维生水平的食物消费。但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均食物消费量远远超过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所以，在今天，食物是否充足不再和维生水平相联系。而”充足的食物”所需要的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要远远超过维生食物所需要的水平。

^[21] 汉森（Alvin Hansen）甚至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当成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参见Hansen, 1939.

^[22] Kaldor，1961，pp. 178-179.

^[23] 参见例如朱保华，1999。
^[24] 参见例如陈体标，2011。
^[25] Meadows, Meadows, Randers and Behrens III, 1972; Meadows, Randers and Meadows, 2004.

^[26] Brown, 2012, p. 3-4.

^[27] Brown, 2012, 同上，p.4.

^[28] 例如，Wright便声称：”人口增长虽然放缓了，但到2050年，地球上依然会增加30亿人。我们也许能够在短期内养活这么多人，但我们必须减少食肉，必须分配食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是保持我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他并且警告说如果人类现在不立即改变自己，人类将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人类文明的下场将比人类史上所有其他文明的悲剧下场更为悲惨。参见Wright, 2003, p. 132.

^[29] 按照部分学者的研究，人类其实从农业化转型时期就开始对地球气候施加显著影响了。例如，地球气候周期变化和二氧化碳与甲烷在大气中浓度水平有关。按照已知的地球气候周期规律，这两种气体的浓度应当从12,000年前一直下降到今天，但它们却分别从8,000年和5,000年以前起”反常地”转为上升，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它们的上升又和地球气温提高即所谓的”全球变暖”相关。学术界还没有发现可以大体解释这两种气体几千年来反常增加的自然%W7学原因。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近10,000年来的人类农业生产本身可能便是最近”全球变暖”的基本原因。参见例如Ruddiman, 2005。

^[30] 广义地说，这里也包括对一国资本转出和贸易赤字的抵制。资本转出意味着国内资本紹A7缺程? w H:0%K%’C劳%E*8A需求程度降低；%LA8exe#,Ljv’E65%69D在净值上，一部分%

摘要：人类大历史可以按照农劳比及其变化分为五个时期，即农劳比为0的采集狩猎社会时期，农劳比从0上升到80%的农业化转型时期，农劳比保持在80%的农业社会时期，农劳比从80%下降到0的非农化转型时期，农劳比为0的后农业社会时期。本节说明了这一区分的理由和非农化转型作为人类现在所处时期的精炼概念的意义。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3人类大历史分期中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最近三百多年来人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的变化趋势，根据人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根据当今最发达的农业技术达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生产率以及当今人类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态势，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时期称之为”非农化”转型时期。由此出发，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大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大转型时期，这就是采集狩猎社会阶段和农业社会阶段与农业化转型时期和非农化转型时期。今天的人类在整体上正处于非农化转型时期。同时，我们也把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阶段暂称为”后农业社会阶段”。这样，我们就正式地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类历史分期。这一分期的具体规定如表1.3。

表1.3 以食物生产方式和劳动力集中程度为特征的人类历史分期

在上述分期中，我们使用人类获得自身繁衍所必须食物的方式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分期标准。由于一直到非农化转型中期之前，人类都把大部分劳动资源投入到食物获得或生产上，因此，我们相应地把劳动力在食物生产部门的集中程度及其变化作为各个历史阶段或历史时期的定量特征。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长时间稳定的高度集中，我们确定相应于该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阶段。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集中程度的大规模且不可逆的变化，我们确定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转变或转型或过渡时期。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把已知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转型时期：采集狩猎阶段与农业阶段；农业化时期和非农化时期。同时，我们用劳动力的集中程度在定量意义上对它们做了定义。这样的定量定义并且确定了各阶段和各时期的起点与终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历史分期中，我们用否定性概念把当今转型时期称为”非农化转型”，把这场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称为”后农业社会”。我们如此命名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当今转型结束后的未来的无知。因此，在表1.3中，我们对”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述。该表中对”后农业社会阶段”定性特征的描述”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之所以加上方括号，是因为这一描述也许对身处非农化转型之中的我们有某些意义，但对于”后农业社会阶段”的人类却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不存在农业部门，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农业部门，这就和当今所有主要经济部门都是”非采集狩猎部门”一样。说到底，”非农化转型”、”后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揭示的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经验事实。我们亦可以相当确定地预计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劳比也十分微小，甚至不超过1%。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理由预测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食物生产方式和生产部门，因此，根据我们的历史分期方法，我们不知道非农化转型结束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具体特征。例如，如果我们不笼统地使用”服务业”概念，我们甚至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下一个社会阶段的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是什么，不知道食物生产和消费在非农化结束以后的人类繁衍和再生产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不知道非农化以后的社会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农业，不知道目前为人类繁衍必需的食品和其它农产品是否完全可以通过非农业方式生产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及其变化、尤其是人类用于生产食物的劳动力比重及其变化定义人类的社会阶段和转型时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方式本身是否会在非农化转型结束后失去效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将通过非农化转型完全离开农业社会而进入后农业社会。除此之外，我们面对的几乎全是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对未来社会阶段的无知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正常状况。¹ 回顾一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尤其是对从采集狩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农业化转型的认识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水平的认识，能够从”正面”意义上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称为”农业化”，是因为最初获得这一认识的人类群体已经生活在农业社会甚至已经处在农业社会后期，他们知道采集狩猎社会后期发生的大转型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当他们把这一社会命名为”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就把人类第一次大转型命名为”农业化”转型。相反，即使处在农业化转型期内的那些代人类足够理智，他们亦很少可能想象人类仅仅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很少可能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根本改变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大变革。甚至在农业化完成、人类生活在农业社会上千年以后，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文字并甚至建立以儒学、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人类还没有总结出农业化转型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概念。和他们相比，尽管我们的历史知识、思维能力和包括文字与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工具丰富得多，但我们对未来同样缺乏确定的了解，缺乏足以让我们有信心定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的某些关键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那些关键知识用肯定性的概念命名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和转型后的社会阶段。未来的人类一旦有了这样的知识，命名非农化转型和后农业社会的恰当概念将应运而生，而这些概念将一定是肯定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农化转型概念不但是对近三百年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史的一种总结与抽象，而且也隐含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预期。这一预期的基础是对农业脆弱性的认识。根据现有知识，只是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走出最近一次冰期并进入气候比较温暖和稳定的全新世以后，人类才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文明。² 在这之前，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十分频繁，人类应当得不到一段比如数千年的”较长”时间来发展农业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文明。最近一万来年的地球史才给了人类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自己。地球上互相隔绝的各地区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不约而同地发动农业化转型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人类在这之前的两百多万年进化中，已经多少具备了关于种植食用植物和养殖食用动物的某些基本知识与若干技能。所以，当地球变迁终于为农业提供了长期的气候条件以后，人类便发展出了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有利于人类农业的地球时期还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加入人类影响之后的本地质时期的温暖气候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也不知道下一个冰期何时来临并会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时期称为”间冰期”，即两个冰期之间的一段时间。虽然人类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并从而影响部分地根据气候定义的地球地质时期的长度，但当今地质时期的长度和特征主要受地球和更大尺度天体本身运动的影响。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下一个地球高温期或冰期总会到来。根据以往的地球史，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无法在未来的高温或冰期条件下大规模生长，农业亦无法大规模存在。同时，人类在农业化时期和农业社会中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大型哺乳类动物的捕猎，使得人类即使放弃农业，也难以重新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最近一万年来自行崩溃的两大已知文明——苏美尔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因为农业破产后，人类无法退回采集狩猎经济而崩溃的。因此，如果说人类在农业化转型时期还有可能退回半动物半人的文明前状态，已经稳定地在农业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的人类则无路可退。就人类大历史而言，人类和其在农业社会中开始创造出来的文明只有在人类把食物生产方式转到非农业轨道上才能够继续维持和发展。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下一个不适宜人类尤其不适宜人类文明生存的地质时期到来之前，为人类和人类文明做好平安度过那个时期的准备。由于农业本身对地球环境的高度要求，由于适宜农业的地质时期在地球史上本来就极为短暂甚至偶然，因此，人类必须利用现在这一时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农文明，创造出用农业以外的更少依赖特殊气候和地质条件的生产食物的方式，人类和人类文明才有希望在下一个地质时期延续下去。这里，我们尤其关心人类文明的传承。在迄今为止的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多个地质时期、多次重大的地球灾变和生物灭绝事件，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延续至今。但是，如果人类在12,000年前曾经创造过重要的物质或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却几乎没有延续下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人类在最近12,000年中创造的。³ 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当今人类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在下一次地质时期或地球灾变时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是保证人类基本文明的延续。按照我们的现有知识，人类如果曾经有过文明的话，那么，这些文明没有延续下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农业的崩溃；或者说人类当时虽然创造出农业及其之上的文明，但没有超越农业，因此，一旦地球气候和地质变迁转到不适合农业的周期，一旦地球遇到重大灾变，人类物种虽然可能延续，但人类文明却将随着农业崩溃而丧失。所以，为了保证人类尤其人类文明的延续，当今人类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超越农业。人类超越农业的途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利用人工环境以原有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第二种是在人工环境下利用非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就此而言，尽管非农化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可在人类大历史上，它一定同时而且更深刻地表现为人类食物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变革。^{4 5}

在表1.3中，我们对人类史的分期没有使用生产工具标准。我们不使用这一标准的原因不但在于食物获得或生产方式比获得或生产食物的工具对于人类更为重要，而且也在于食物生产工具缺少人类史分期所需要的精确性。事实上，获得或生产食物的同一方式可以用不同工具来实现。例如，在采集狩猎社会，人类使用了石器、棍棒、箭镞等工具，在农业社会使用了石制、木制、铜制和铁制工具。二十一世纪的远洋捕捞尽管在统计学上属于农业，并且往往使用高度电子化空调化的大型现代化船舶，可由于人类完全不干预狩猎对象本身的繁殖和生长，因此今天的远洋捕捞依然属于人类的狩猎生产活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如果人类现在依然通过采集来获得自己需要的植物型食物，那么，无论人类的采集工具多么发达，人类依然处在采集社会阶段。所以，不同工具可以用在同一社会阶段，同一工具也可以用在不同社会阶段。石制工具应当是迄今为止人类使用历史最长的工具。它的打磨程度甚至成为学术界区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标准。不过，旧石器时代应当是完全的采集狩猎社会阶段，新石器时代则不但涵盖农业化转型时期，而且包括了农业社会的一段时期。使用生产工具区分人类史阶段的马克思（K. Marx）有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Die Handmuehle ergibt eine Gesellschaft mit Feudalherren, die Dampfmuehle eine Gesellschaft mit industriellen Kapitalisten）。” ⁶ 手推磨属于石制工具，蒸汽磨则属于铁制机械。石制工具已经广泛存在于马克思所区分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铁制机械对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有特征意义的工具；而蒸汽磨显然不足以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特定生产工具。⁷

我们在表1.3中也没有使用人与人关系或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划分历史阶段。这里的原因同样在于学术界命名的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可能出现于我们定义的同一个历史阶段分期中。例如，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人身依附的封建制度和缺乏人身依附的自耕农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了若干重要的生产关系类型。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但它们却都可以并且事实上也存在于不同民族的农业社会阶段。最后，我们也不使用其他人类史分期标准，例如母系与父系社会阶段等等。人类历史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多彩现象、观察和把握人类史有多种角度，因此，人类史分期必然也有多种标准。每种标准也各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我们的分期从最粗糙或者最一般的食物获得方式着手，以劳动力的集中程度为标准。这一分期的历史意义是它能够简明而且无歧义地用人类集中自身劳动力以生产食物的方式梳理人类史。它的现实意义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申出我们时代是人类史上的非农化转型时期的结论。这一分期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明确传达人类生产工具的变化信息，亦不能明确传达人类社会关系变化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多种人类史分期方案，这些不同的方案可以共存，以满足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各种各样的观察目的和好奇心。因此，我们在表1.3提出的尽管是一种有意义的方案，但它亦仅仅是许多可能方案中的一种。⁸

虽然我们对未来的无知让我们无法对当今转型阶时期和下一个人类社会阶段建立肯定性的确切概念，但我们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我们的历史分期，尤其对当今非农化转型的认识和分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揭示这些新视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非农化大转型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研究者在考察当今时代时所面临的概念混乱。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中常常出现的概念如”工业化”、”现代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后发展”、”服务型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等，既体现了学者们寻求适当概念以描述和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努力，也反映了当今人类对自身所处阶段的认识尚未成熟。⁹ 我们用经济学的例子具体说明这一点。库兹涅茨（S. Kuznets）曾把公元1750年前后开始的人类经济大转型时期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阶段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若干特征。¹⁰ 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了库兹涅茨的这个分期概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关键特征是人均收入和人口本身的快速增长。库兹涅茨认为这是1750年以后才出现的经济增长新现象；而在1750年之前，人类尤其他所研究的西欧国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库兹涅茨的概念抓住了人均收入和人口持续与显著增长的这一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经济新现象。然而，库兹涅茨的概念又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这个概念中的限定词”现代”便欠妥。每一时代的人类都习惯地称呼自己的时代为”现代”。今天，绝大部分学者同意工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的人类依然生活在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历史阶段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从1750年到现在以及未来的某个时点都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现代”。但是，只要更远未来的人类依然把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称为”现代”，他们便必然会摒弃我们把1750年至今的时代称为”现代”的做法。其次，”经济增长”概念过于一般，不宜用来定义特定的历史阶段。库兹涅茨用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表征经济增长。但上述两者在一段时期内快速提高的现象应当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 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亦可能发生。例如，这一现象在农业化转型就应当出现过。所以，这一现象不足以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某些时代区别开来。再次，尽管库兹涅茨把社会甚至意识形态变化也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但”现代经济增长”这个概念至少从字面上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强调的是经济现象。而人类历史的新阶段需要用包含但又超越经济现象的涵义更为广阔的概念来命名，因此，即使用”顾名思义”这个简单通俗的标准衡量，”现代经济增长”亦不足以成为一个概括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阶段的恰当名称。库兹涅茨概念没有被其它人文和社会学科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也在于它过分局限于经济学范畴。

当然，除了人均收入和人口快速增长外，库兹涅茨还为”现代经济增长”列出了其它五个特征。在第三个”经济结构变化”特征中，他列举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即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转移。后来的学者在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的时候常常把劳动力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之间的特定数量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特征事实”。库兹涅茨的劳动力部门结构变化无疑包括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内容。然而，在他那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非农化甚至算不上”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而仅仅是一个次级特征。就此而言，库兹涅茨没有发现非农化的特殊意义。

对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概念的上述评论同时揭示，一个恰当的定义我们所处时代的概念需要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是它的独特性或者排他性。它直接指示的特征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因此它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其他所有时代区别开来。¹¹ 第二是它的包容性，它能够包容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几乎所有重大变化内容。第三是它的简单性，直接明了，易于定义和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概念显然不符合第一和第二两个标准。相反，我们提出的”非农化”或”非农化转型”却能够满足全部三个标准。首先，近三百年来人类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三百多年前，人类主体或个别民族即使经历过某种程度的非农化，它们和近三百年来的非农化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把自己的繁衍基础在根本上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是最近三百年来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个时代特征过去不会出现，未来也不再会出现。因此，无论现在还是一万年以后，当人们提到”非农化”的时候，人们所指的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而不会出现误解和模糊。在这一点上，它和”农业化”概念的时间指向是同样明确的。这里还应当强调的是，在时间维度上，非农化阶段不仅对人类整体是独特的，而且对大部分个别民族也是独特的。迄今为止，人类的主要民族和国家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的非农化历史过程，几乎都是一次性的连续过程。所以，对每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非农化概念的时间指向也都是明确的。其次，非农化虽然可以从经济学上理解，但它无疑包括了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社会和思想现象。农业或农民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非农化和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向后农业社会本身指的就是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一个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时期。因此，非农化概念不仅可以用于经济学研究，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再次，非农化概念简单明了，既容易定义也容易理解，几乎不留下任何模糊或歧义的空间。当然，在非农化以后的社会阶段上，一旦那时的人类建立起命名他们社会的恰当名称，他们将会使用肯定性概念重新命名我们所说的非农化时期，而这样的肯定性概念也一定会满足这里的三个标准。

在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命名时，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概念。¹²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的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人类史分期方案。马克思在不同场合谈到自己的分期想法，可在任何场合又没有严肃地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关于历史分期的最重要提法如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In grossen Umrissen koe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uergerliche Produc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oe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arden.）。” ¹³ 不过，马克思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以及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没有严格表述、更没有严格论证过他在这里”大体”做出的历史分期提法，例如他没有清楚地表述过各段分期的起点和终点、时间跨度和最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表述上述分期提法的同一篇文章中提出区分历史阶段的重大经济变革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naturwissenschaftlich treu zu konstatierende(n) Umwaelzung）。” ¹⁴ 我们在本节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手推磨和蒸汽磨语录，¹⁵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历史分期精确性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努力所达到的局限性，因为这句语录充其量只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并不具有马克思自己要求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马克思亦没有把类似比喻推广到他所说的其他分期包括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阶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理论研究者也没有具体研究、更没有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上研究马克思的上述分期。¹⁶ 因此，我们很难确定马克思分期的具体时间跨度和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特征。另一方面，即使人们有可能用比如表征生产力、生产关系、财产拥有、社会地位等的某些特征把马克思的分期具体化并形成具有某种精确性的分期理论，这样的理论也和我们提出的分期一样，有其成立的可能性和适用范围。我们的分期不以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不以人们在生产中和社会中相互形成的关系为基础，亦不以人类内部的群体组合方式以及这些组合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我们的历史分期仅仅以人类获得自身繁衍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转换为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分期法成立与否和成立的程度，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分期法无关。不过，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我们的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超越了可能或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方式标识的分期。此外，波兰尼（K. Polanyi）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以《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为名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著作。¹⁷ 他所讨论的大转型指的则是工业革命后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而他强调的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特征是市场经济和其对人类社会体系的驾驭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和库兹涅茨命名的”现代经济增长”、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波兰尼的”大转型”以及其它一些有关我们时代的命运概念，有着显著的时间起点上的契合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处在这一变化之中的人类很容易把自己所处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区分开来，让每个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很容易意识到我们所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时期的某些重大区别，亦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很容易产生为这一时期命名的冲动。因此，创造一个把我们这个时期与之前的农业社会区别出来的概念并不特别困难。困难的是定义我们时期的终点，从而把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社会阶段区别开来，并且是用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特征区别开来。一方面，马克思以及其它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波兰尼的市场经济、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都正确地揭示了我们时期和我们之前的农业社会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们的概念又无法揭示提出我们所处时期的终点所具有的特征，因此无法区别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的社会阶段。实际上，马克思、波兰尼、库兹涅茨所提出的区别仅仅是我们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的部分特征。就非农化转型迄今为止的历史来说，非农化转型确实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经济增长相联系。非农化转型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两者或者其中之一才可能实现，非农化转型是否一定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指出的只是，非农化转型要比它的实现形式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其它形式、比它的伴随形式如经济增长更为根本，非农化转型概念应当更能够揭示我们这个时代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根本特征。

注释：

¹ 波普尔，1957/2009。

² 按照国际地层委员会的定义，全新世是从大约11,700前开始的。参见国际地层委员会，2013。

³ Ruddiman曾经问为什么人类在那么漫长的时期中取得的进步那么少。但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型史前遗址显示，人类在12,000年前可能创造出一定程度的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我们今天视为遗址的建筑。参见Ruddiman, 2005。

⁴ 迄今为止的人类非农化转型主要体现为人类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用例如农劳比指标描述该转型。如果考虑农业化转型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用农劳比，而且可以用比如农业生产的食物占食物比重的指标描述农业化转型。但是，对迄今为止的非农化转型，我们还无法使用比如非农业生产的食物比重一类的指标。就此而言，我们研究的非农化转型过程又可以视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而作为食物生产方式转换的非农化转型，目前还没有明确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

⁵ 赫拉利（Harari）作为历史学家而非科幻文学家曾猜想人类未来的三种可能即基因工程制造的超人、生化人和无机的智慧计算机统治下的人。参见赫拉利，2011/2014，第二十章。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三类人应当依旧需要传统的食物维生。

⁶ 马克思，1847/1995，第142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47/1977, S. 130.

⁷ 当代大型面粉加工行业广泛使用的磨面工具是电力驱动和计算机控制的机械。

⁸ 本书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转型的起点和终点。但正如本章第2节提及的那样，非农化转型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意义上的结束。未来的历史学家确定非农化转型终点的标准，也许和本节表1.3列出的特征差别很大。

⁹ 关于发展人类学对此的讨论，参见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 pp. 1-74.

¹⁰ 参见Kuznets, 1966，pp. 1-16. 中文版：库兹涅茨，编著，1989，第1-12页。

¹¹ 库兹涅茨定义”经济时代”如下：”经济时代指的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相当长的时期（远远超过100年）。这些特征让该时代自成一体，并把该时代与前和后时代区别开来。[By an economic epoch we mea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extending well over a century) possess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give it unity and differentiate it from the epochs that precede or follow it.]”库兹涅茨亦意识到他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难以区别于随后的时代。对这个缺陷，他指出由于我们依然处在这个时代之中，”该时代特征的最终形态现在还不为我们所知。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个缺陷影响的是程度而非性质，是强度而非本质。(the final shape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ly hidden from us. This limitation, however, should affect primarily questions of degree rather than kind, of intensity rather than being.)”但这样的说法依然不能消除他的时代定义缺陷。参见Kuznets, 1966，同上，p. 2, p. 15-16. 注：中文版在本脚注第2段引语翻译中有遗漏，参见库兹涅茨，1989，同上，第12页。

¹² 关于资本主义概念（capitalism）起源的简洁说明，参见Williams, 1983, pp. 50-52. 又，库兹涅茨反对用”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 capitalism)”概念指称他所命名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参见Kuznets, 1966，同上，p. 9.

¹³ 马克思，1859/1995，第33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59/1961, S. 9.

¹⁴ 马克思，1859/1995，第33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59/1961, S. 9.

¹⁵ 在这段语录的上下文，马克思也没有具体解释他的分期标准。参见本章脚注24。

¹⁶ 列宁曾经用马克思那句名言的方式提出马克思分期的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共产主义阶段的特征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包含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的列宁的全段话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参见列宁，1920/1995，第364页。在这里，列宁认为电气化是紧接小农经济的社会阶段的生产力或生产工具标志，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小农经济以后却应当是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阶段。此外，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清楚表明电气化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工具。因此，列宁对马克思历史分期说法的某种”发挥”，依然没能指出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社会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具有何种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似乎完全放弃了对马克思人类历史分期标准的研究。

¹⁷ 波兰尼，1944/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