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有感

国庆长假期间,我回到第二故乡――当年插队的农村。阔别农村已经 23 年,离开上一次的访问也 3 年了。年轻时同滚一个草铺、共在一田插秧的农民朋友,熟知我当年大豌喝酒的“劣迹”,如今虽然蓝边豌升格为高脚杯,但车轮大战摆开,一餐之饮, 却也超过了我平素三、五年所喝的酒精。谈到如今粮食的高产量,不禁欣然;说到若干熟人的生活甚至今不如昔,又感愀然;提到一起挑粪抢墒插秧割麦挖河砍柴玩笑逗乐的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朋友们,有四位已经不在人世,更觉惨然。好在现在世道开明,谈锋所及,再无顾忌,况且大家皆在半百前后,尽管无夫子之德,不敢说略知天命,但做官发财子孝孙众等等万千百种想法,虽不能说全无,却也淡薄:因此都能畅怀,且至尽兴。

酒足之后,我走出房门。一阵凉风过来,顿时吹散了我的酒意。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浓重的夜色之中: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暗黑夜色,不远处的村庄只能凭借感觉知道它的存在,而再也无法分辨出它的影迹。远处高高低低的山群,完全被墨黑墨黑的夜色笼住。仲秋的夜中,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抬眼处,才呈现弧形的初月,此时却早早地升上了天空。暗重的夜色,把围着弯弯月牙的两条美丽弧线,清晰地映射在暗蓝色的天穹上。刚刚收完杂交稻而袒露在月光下的田野散发开来的泥土味,和快成熟的晚稻分泌出来的秋香味混合在一起,在这朦朦胧胧的暗色之中,好像又团成一种淡淡的气体,氤氲然地弥漫在被新月的柔弱光线安抚着的广袤土地上。

好一个安静、温馨、平和的世界,我不禁感到了醉意。

好像又回到年轻时的某个秋实季节。白天在大田里平田砍垡做底肥种麦子,晚上到打谷场拉起灯来给稻子脱粒。电动机在暗淡的灯光下沉重地哼着。丰收的年头,稻粒欢快地从脱粒机的转盘上跳开,再在木锨的指挥下聚成一垛垛金黄色的粮堆;灾荒的季节,懒懒散散汇拢在一起的稻粒,把本来暗淡的灯光映得更加阴涩。而不管风调雨顺还是旱涝洪蝗,土地在慷慨地献出水和营养的同时,也慷慨地送给稻子许多灰土。站在脱粒机旁几分钟以后,鼻孔就塞满了灰尘,吐出的痰都是黑的。秋天的夜,脱粒结束,下塘里洗澡已经太冷,于是就朝脸上扑几下塘水,然后挟床被子,和三两个同是年轻人的农民睡在稻堆旁。天上也是这样清晰柔和的月亮,四周也是浓重静谧的夜色,想搞清月亮身旁究竟有没有相伴的星星,眼皮却早已合在一处,更来不及思索是早霜在打湿着被子,还是晚露在滋润着面孔。

又一阵凉风吹来,把我从记忆中拉回。但我已经清醒,已经明白,在这块土地上, 在这片月光下,曾经有过自己真实的生活。我的青春在这里度过,而青春据说又是人生命中最艳丽的一页。

是的,青春是艳丽的。这首先因为青年人无忧无虑。无忧无虑使他们能够信奉真实和善良、追求美好和崇高,而健壮的体魄又使他们能够承受甚至是残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不过,青年人又是肤浅的:信奉来自书本,追求出于激情。但书本抵不上社会现实,激情拗不过平常生活。所以,艳丽的底色又是苍白的。如果他们不能把肤浅变为深刻,在他们跨入有忧有虑的成人阶段以后,他们就可能把自己青春时代的信奉和追求,看成一场浅薄的虚幻,而把那在尘世表面的沉浮视为生活的真实内容,把覆盖在泥土之上的柏油层,和耀眼灯光照亮了的半空,当作自己所立的地和所顶的天。

23 年前,我不期然地从宁静平和的乡村回到光怪陆离的城市,后来又忝列教师之 伍。在喧闹的环境内,在成就的竞争中,在物欲的诱惑下,在感情的纷乱里,在理性的逻辑上,既不能免于年轻时留下的肤浅,又平添了成年人特定的忧虑,应酬往来更使我陷入飘渺的幻觉。然而,站到年轻时信奉过的实在的土地上和追求过的纯洁的月光下,似乎忧虑之感顿无,惭愧之心忽生。生活的真实原来在这里,土地的真、人间的善、月亮的美,原来在这里,在几乎被我遗忘的乡村的大自然里。

“我还会到这里来的”,我对站在身边的朋友说。

注:本文曾载于《上海财经大学报》第289期第4版,2000 年 10 月30日。

“夜话”2023年第2期,2023年3月17日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in Today’s World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in Today’s World

Jingbei Hu

Abstract: The world is witnessing a mass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s from agriculture into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dropped from 970 million to 870 mill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AES) from 43% to 27% over 29 years between 1991 and 2020. Around the year 2000, the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peaked and started to decrease, and AES fell to 40%. Assuming that AES was 80% around the year 1700 when modern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began and 0% when it ends in the future, the reduction of AES to 40% indicates that humans finally achieved half of their mission of the migration as they entered the third millennium after 300 years of arduous effort.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peed and spatial extent of the current migration are unprecedented. Over the past 29 years, the world’s AES fell by more than 15 percentage points, while the average speed was 4% per 30 years between 1700 and 2000. Thus, the current labor migration is almost four times faster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past 300 years. Furthermore, the recent migration is more extensive in spatial terms than in any other period in human history, as evidenced by data from country groups and individual countries worldwide.

Keywords: Worldwide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into non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labor outmigration,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between 1991 and 2020,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Decrease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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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bei Hu, Professor of economics Emeritus

Email: [email protected]; homepage: www.hujingbei.net

Citation: Jingbei Hu, 2023,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in Today’s World, translation of Section 1 and 2 of Chapter 1 of the Chinese book: Jingbei Hu, 2022,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World Chinese Publishing, pp. 1-14.

谈谈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发表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习主席说得完全正确。按照习主席的贺词,我国下面所要做的,便是让不同诉求、不同看法公开表达出来,而不受到有关部门任意封禁。考虑到微信的普及程度,如何让不同诉求和看法不受微信网管的任意封禁,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不同诉求和看法无法正常表达,大众和政府便无从知道社会存在什么不同的诉求和看法,各种诉求和看法之间的沟通、协商以至于共识便成为空话。

在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恰恰在新年前,我的微信文章“关于抗疫的若干紧急建言”两次遭到封禁。第一次封禁理由如下:

检查该文,疑似“‘最高’领导向大家说明疫情情形和抗疫措施”的建议用词“不当”,于是把单引号中词删去,果然通过审核发表了。可仅仅一小时零1分钟,它又“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被第二次封禁。

由于第二次封禁没有明确指出涉嫌违反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具体条文,因此无法整改,我的建言便被永远封禁。而我的建言仅仅是关于抗疫措施的几个建议,至少应当属于习主席讲的不同诉求和看法。比如,建议领导对公众说明情形,减少民众惊惶;建议某些紧急措施,减少疫情对民众的伤害。它们不一定恰当更不必须采用。但封禁就让这些建议无法为社会所知悉,更无法加入“沟通协商“之中。比如,我对军管殡仪馆的建议不近适当,但它若加入“沟通协商”,有关部门可能早早就对殡仪馆采取某些紧急措施了,近期大量亡者的后事办理便会更为人性,各国卫星也就拍摄不到我国许多殡仪馆人满为患的悲惨情景。我国有那么多比我更了解情形更具有知识的人。他们对抗疫的不同诉求、看法和建议比我提出的更为适当,而他们也几乎只能够通过微信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微信目前的封禁方式,将让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根本无法进入“沟通协商”之中。

因此,我国必须彻底改革目前微信的言论管控方式,习主席所说的不同诉求和看法才能够发表出来,不同诉求和看法的“沟通协商”才有可能。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发表不同诉求和看法,是每个人的权利,而非对普通民众的恩赐。如果从恩赐角度出发,则无论怎样改革,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发表依然无法实现,沟通协商依然会流于空谈。共识也就依然是海市蜃楼。

“夜话”2023年第1期,2023年1月13日

迎接2023年 应对2023年

2022年就要过去了!无论我们是否欢迎,2023年都坚定地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不得不跨入2023年。

既然如此,既然不可改变,就让我们以平静和开朗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前面的年头虽然不多了,可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依然是新的一天,改换挂历的每一次依然是新的一年:平静和开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面对新一年的适当心情。

不过,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平静和开朗”现在也许更为重要。这不但在于它能够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正常工作,而且在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平衡理性和感情。而免疫系统和理性感情平衡两者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迎接2023新年之际,我们许多人第一次刻骨铭心地发现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如此地出乎意料,马上到来的2023年是如此地不确定而难以预料和展望。

三年前的2020年,我曾经撰写了一篇短文“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36)。回眸之余,我在简短展望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时,却发现它充满不确定性。2010年,世界经济失衡,世界的热词是“再平衡”(Rebalancing),但“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这样对未来不确定的强烈感觉既来自像新冠疫情这样的自然因素,也来自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更来自我们中国的基本变化,因此我们中国人的感觉也最强烈。在那篇2020年的短文中,我说:“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显然,那一共识的打破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国内外事件时不再受“国际惯例”约束,因此更容易采取与世界多数重要国家不同的方式,从而大大加重中国事情的不确定,加重国人对不确定的感觉。

展望2023年,我们依然面对极其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还会遭遇第二波甚至第三波新冠病毒大感染吗?我们会参考“国际惯例”来应对疫情吗?我们会遇到烧在自己身上的战火吗?或者离开这样的战火会更远还是更近?我们的经济会恢复增长还是还是更加萧条?推动经济的第一动力是消费还是政府投资?封控的法制混乱和社会创伤将如何平复或加剧等等,都是我们在展望2023年时不得不面对的不确定性。

就个人而言,恰恰在几天前,一位年轻朋友和我谈到自己应当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我的建议是:

1.保持身体健康。尽可能不受新冠病毒感染;感染了尽可能完全康复。

2.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只要身体好,心情平静开朗,就会有未来。心理健康同样重要。不要看轻“逆来顺受”。只要相信未来,逆来顺受就是应对最困难状况的好方式。少数人也许能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得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时最好是等和忍。

3.一个有利的位置。所谓有利就是有助于应对危机和不确定性。比如工作位置既不容易被解雇也不容易被政策打压。比如身份位置让自己在困难时更容易被发现并得到他人尤其政府援助,甚至在战时更容易避免强制。例如,北京居民在这次疫情爆发时得到的医疗资源便比其他地方人多得多;大城市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要比中小城市高。1960年前后中国出现饿殍现象,但全都发生在社会很少关注的农村地区。就此而言,农民迁移到城市是他们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

4.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与金钱财富不同之处是它们无法被外人夺走,一旦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知识和能力就是一个人发挥作用甚至大展宏图的基础。文革后考入大学的老中学生都是文革中继续读书的人。这一点我们都还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学习让人增长见识,明白世界和人生,明白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作为。

5.能帮助别人就帮助一点。这一点对于一个人的心理非常重要。如果在巨大不确定性基本消除后回顾这段时期,如果在人生的后期回顾这段时期,帮助过别人的感觉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我二十多年的短文写作中,这应当是第一篇和迎接新年有关的文字。它也许太沉重了,也许还不够沉重。只是,无论如何,我衷心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平静和开朗地跨入新的2023年,希望新的一年会大大降低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再次品尝基本的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平安感觉。

愿上天在2023年和以后保佑我们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30期,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8日注:因公众号被禁用,2022年底的短文延至今日发布。)

(又注:本文于加州时间1月8日22:20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发布。但二十分钟后的10:40即被封禁)

关于当前抗疫的紧急建言

自本月初中国放弃严格封控政策后,新冠疫情呈现突然和大面积爆发的景象。感染大爆发之后发生的是重症和死亡大爆发。这里,就我从亲友处了解的部分情形,从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出发,提出关于抗疫的以下建言:

1.最高领导人亲自向全国人民说明当前疫情状况和政府已经与将要采取的措施。疫情突然大面积爆发后,全国人心惶惶,不知所以。卫生和疾控部门仅能够发布一般性信息,不具备足够资格来发布具有权威性的重大公告,只有最高领导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资格。

放眼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虽然都有应对疫情的专设机构和临时机构如抗疫领导小组,但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出面向公众说明疫情状况。尤其当抗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时,他们更是直接面向公众解释这样的转变。中国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在疫情大爆发的这种特殊形势下,最高领导人亲自说明情形应对也是其职责所在。

2.向全国人口迅速和免费发放新冠病毒检测盒和部分特殊的发烧药物如布诺芬。政府立即接管全国新冠检测盒和比如布诺芬的生产和分配,并告知各地居民他们最早和最迟可以领到这些检测盒与药品的日期。

3.政府立即接管辉瑞特效药的进口和分配以及国内的生产和分配,并用军机迅速将这些特效药送到各地医院,以挽救生命。同时,将这些特效药到达各地医院的最早和最迟到达时间公布于众。

4.政府对殡仪馆实行军管,以疫情爆发前价格为逝者迅速和适当地办理丧事。

5.建立或重新建立专门的疫情网站以发布权威的疫情消息和抗疫措施并对公众的各种问题加以解释。对于解释错误并造成后果的,政府做出赔偿保证。

我衷心希望目前的疫情紧急状况迅速过去,衷心希望我的亲友和同胞少受生命和其他疫情损失。

上天保佑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29期,2022年12月27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后记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4)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夜话”2022年第27期,2022年11月30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4部分。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3)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而缺乏理论的基本原因,应当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所依赖的新古典单部门假设,即整个经济是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部门。本书前面介绍的三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也都建立在单部门假设上。例如,刘易斯虽然提出传统和现代两部门区分,但他在反对农业和非农业区分的同时,没有提出两种产品概念,而他的两部门假设只是单部门假设的一种辅助或外围形式。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各个部门则是对单一部门所做的次级部门细分。托达罗考察的是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城镇失业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转移,其方法和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失业如何影响女性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方法相同。当然,正如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证明的那样,把农业视为和汽车制造业同类的次级部门亦可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单部门假设的前提是各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该命题意味着劳动力在任何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总产出效应,或者说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有巨大差距,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仅仅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当失业成为主要经济问题而失业者又需要非农部门来吸收的时候,只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假设预先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放弃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假设。

本书第十到十五章组成另一个单元。该单元尝试在两部门假设前提下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理论框架。设想一个劳动力追求更高工资并为此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流动。非农部门制度是标准的新古典制度,农业制度则因民族和地区而异。第十章把耕地使用权长期稳定、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力和务农的净产量高于生存水准的农户制度定义为广义自耕农制度。中国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属于广义自耕农制度。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农业制度,应当有一种向广义自耕农制度趋同的趋势。在这一制度中,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决定,它高于生存水平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如果存在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将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劳动时间,配置标准是农业边际产出等于非农工资。农户的劳动总收入是其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之和。若农户完全放弃农业而转移到非农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劳动总收入,他所要求的非农工资最低水准将是他的农业平均产出。就此而言,本书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农业平均产出工资。这一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农民理性,又能够包容两部门生产率差距。

第十一章讨论一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机制,即农劳比的决定机制。劳动力配置均衡的标准是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由于实际工资受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者价格变动的影响,决定价格的商品市场不均衡,价格不稳定,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均衡;但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在两部门之间流动,产量和价格就会波动,商品市场亦不可能均衡。所以决定工资水平的劳动市场和决定价格水平的商品市场必须同时均衡。本书把非农产品当作价值标准商品,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劳比的共同均衡,证明这样的均衡存在、唯一和稳定。

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全都止步于农劳比均衡。这和失业研究类似。如果失业研究发现某个社会可接受的均衡失业率,如果社会和经济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研究便可以止步于这一长期稳定的失业均衡。农业社会要求的同样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农劳比。但非农化转型要求的,却是无论均衡与否,农劳比都必须下降。所以,农劳比均衡仅仅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农劳比下降的均衡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问题。第十二章用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均衡。这一定义的经验基础在于价格跨期相等或有限波动是经济稳定的主要标志。因此,该定义具有可观察性与可操作性。本章用比较静态方法讨论了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就投资导致劳动力转移而言,农业投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同时又创造了劳动力转出农业的可能性。非农投资提高非农劳动生产率,为非农部门扩大生产和吸收农业劳动力提供了空间。但投资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必须均衡,才能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既让两部门各自生产的更多总产出等于相应提高的对两部门产品各自的总需求,又让上升了的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工资等于上升了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工资,还让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实现转移均衡,农劳比均衡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投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十三章进一步探讨恩格尔系数、技术、资本产量弹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影响。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变化。总的来说,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比非农业的技术进步更快、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等因素,都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伴随着劳动力向非农部门集中,资本也向非农部门集中。

第十二章的目的是发现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实现机制,找出不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跨期波动的农劳比下降方式。该章只考虑投资配置和农劳比降速的均衡,不考虑投资和降速两者的大小。可农劳比必须达到一定的降速,非农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才能够“较快地”完成。速度取决于加速度。第十四章考虑农劳比加速度均衡。投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投资是生产者为了未来收入或利润而对资金所做的跨期配置。储蓄是消费者跨期配置收入。由于农业和非农工资都高于生存水平,所以工资与资本收入一样可以储蓄。该章用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资本市场在决定投资多少的同时,也通过加速度决定了农劳比降速的大小。而跨期相等或波动有限的利率保证了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的恰当性。该章初步探索了加速度均衡的存在性。

中国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极端失衡和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然是人类非农化转型中的一个特例,但非农化转型中的短期波动却是正常现象。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讨论这样的经济波动。本章引入货币市场,指出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亦将波动。所以,宏观价格水平既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也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影响。本章提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概念,说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将多倍地放大为食品相对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由此,本章试图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可以转变为货币市场失衡甚至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性。

本书最后是关于农劳比降速均衡证明等的数学附录和关于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附录。

当代经济学的核心是高度数学化且可以拟合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时期的动态过程。地震和气候等自然因素,战争和政治变动等社会因素,发现新土地和运用新技术等自然和社会综合因素等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具有高度随机性。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动态和随机模型。但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尚未成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概念甚至还是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因此,本书的着力之处,是从直观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和转移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本书既不是一本以数学模型为主体的高度抽象的作品,也没有提供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严格证明。就此而言,本书没有完成。实际上,本书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即使它所解决的问题,也需要更多辩论。但在另一方面,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规律的讨论,既可能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随机动态模型提供某种思维框架和计量工具,又可能揭示这些模型所忽略的经济均衡实现机制,还可能为更抽象的经济学研究提供直观的说明和经济政策的指引。如果本书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也就达到了目的。

“夜话”2022年第26期,2022年11月28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3部分。

我们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全新的可能性。

两个月前普京宣布乌东和乌南四个州并入俄国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相信吞并能够成功,但我们没有看到它迅速失败的可能性。今天,当乌军收复了被吞并的乌南赫尔松州首府和大片领土而普京不敢把当初“这四个州从此就是俄国神圣领土”的誓言变成行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可能性:乌克兰将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而俄国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重构和政治变革。

历史不是计划出来的。历史没有规律。历史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所以,未来才是不可预期的,所以,人类,更加准确地说,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能动性,自己的作用。

比如,如果不是大风,西班牙无敌舰队便会击败英国海军、占领英国并在英国重建严格的天主教专制。英国将失去思想自由和营商环境,工业革命不再可能,英国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今天依然将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农业社会中。

又比如,柏林墙倒塌的直接肇因,是东德政府发言人在电视直播中说错话,把东德泛泛而言的让人自由来往决定的执行时间说成是立即执行。那年头电视在东德已经普及,老百姓和岗哨士兵都看到这段电视,于是东柏林人立即朝检查岗哨涌去。岗哨士兵刚刚看到电视说的“立即执行”,也就放人通行,大量东柏林人一下子涌入多少年来可望不可及的西柏林,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柏林墙再也封不起来了。而这之后,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今天的俄乌战争才能够发生。

拿我们中国的情形来说,如果1911年夏天满清确定的“立宪内阁”真的以拥护满清但希望改革的人士为主,而不是把它变成“皇族内阁”,那么,即使武昌首义拉起反旗,像我的家乡江苏省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清廷大员也不可能响应,辛亥革命也很难成功,满清应当至今尚在。我们男性虽然不大会继续扎辫子,可大清皇帝像日本天皇那样继续存在是极其可能的。

如果说天意,那么,2003年夏天非典病毒的突然消失就是最好的例子。那年春天,我任教的大学还严格防控,外人不得入校,学生不得出校;全国各地都是如临大敌。谁料想一入夏病毒突然无影无踪,各地基建和钢铁、水泥马上起来,各地引外资,上项目,热火朝天,全国立即变成了大工地。如果非典病毒不是突然消失,如果防范非典要费好几年时间,中国经济就会丧失加入WTO后的窗口期,就不会一下子腾飞起来。

自然和人为“错误”因素,不但让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而且让现在和未来也充满了偶然性。偶然性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意味着历史的可塑性,意味着活在当下的我们有可能改变历史,有可能重新塑造看上去已经确定不移的历史进程和“五年计划”。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些表面看上去坚不可摧的东西,其实一点火就会融化;看上去只有一条路、一个前景的事情,换一个行动,出一次偶然,就会转到另一条路、另一些前景。就拿当今世界最严肃的中美争端来说。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崛起大国和老霸主必有一战。可是,外交毕竟只是内政的延长。如果两国内部突然发生根本变化,两国就可能进入良性竞争,而最终避免一定会给整个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而无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人类的行为和变化,说到底是一个个个人的行为和变化。所以,放弃宿命论,放弃无能为力的软弱感,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历史,就在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行动中发生我们预想到和预想不到的变化并得到重塑。

“夜话”2022年第25期,202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