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摘要：英国学者配第在1700年之前便指出富国务农者少。但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否认非农化的可能性。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农业视为一个普通生产部门，但依然没有认识到非农化意义。在当今时代，对非农化认识的障碍主要来自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4 经济学关于非农化转型的认识

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就书面记录而言，在观察和统计方面，配第（W. Petty）也许是第一位明确肯定非农化现象的学者。早在1672年写成的《政治算术》一书中，他就指出农业比工业收益少、工业又比商业收益少的现象。同时，配第还发现当时的富裕国家把较少劳动力用于农业。^[1] 一直到二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克拉克（C. Clark）利用当时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证实配第的发现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并将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劳动力转移定律，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集中的规律。这也是库兹涅茨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特征事实之一。^[2] 在理论方面，我们前面曾引用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即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是和以食物生产取代食物采集的新石器时期技术革命同等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之一。经济学家刘易斯（A. Lewis）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命题而提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3] 但是，汤因比没有再跨前一步，从工业革命进到非农化转型概念；刘易斯亦没有再跨前一步，从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4] 大多数学者更没有超越汤因比和刘易斯。^[5] 实际上，在2016年中期，用”非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做主题词在”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中搜索不到超越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献。维基百科全书亦没有”非农化”词条。就此而言，非农化尤其非农化转型尚未成为世界学术界的通行概念。

学术界难以清楚地认识非农化转型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应当是马尔萨斯（T. Malthus）学说的影响。^[6] 这一影响又源于几百万年来人类对自身食物供应保障的忧虑。配第之所以能够指出非农化对国家富裕的必要性，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很好地经营自己的土地，养活本国人口将无须很多农业劳动力。但配第在人类非农化转型刚刚起步时所持有的乐观情绪很快被随后学者的悲观情绪压倒。在最早开始非农化转型的西欧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压抑了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把社会的贫困现象集中地暴露在人口密集的非农业部门聚集的城镇地区，从而造就了学者们关于非农化导致普遍贫困的一般印象。^[7] 本章前面引用的康替龙关于人口如粮仓内老鼠那样快速繁殖的语录反映了十八世纪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十八世纪末问世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只是当时学术思想的经典总结。马尔萨斯理论影响了几乎所有后世学者。因此，尽管从配第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农民少是国家富裕的一个标志，但即使是以一国财富为研究对象的斯密（A. Smith）亦认为一国应当保持相当多的劳动力生产食物。^[8]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李嘉图（D. Ricardo）则直接把人均食物产量重新下降到仅敷维生的水平，视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终结点。^[9] 在他看来，随着人口增长，食物需求提高，人类必须耕种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来保证食物供应。但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意味着越来越低的人均食物产量，食物价格也就越来越高，保证能够购得并仅仅能够购得维生必需食物的工资也将越来越高，利润便不得不相应地越来越低并最后趋向于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将终结。因此，根据李嘉图的逻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更贫瘠土地的使用，人类甚至必须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即食物生产，所以，当时的西欧国家不但不能把农业劳动力较少的现状保持下去，而且还可能重回大多数劳动力务农的农业社会。显然，李嘉图代表了当时对非农化转型的悲观思潮。

与李嘉图相比，马克思则代表了某种乐观思潮。马克思把人类历史看成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所处时代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历史使命是为未来更高级社会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指出什么是未来更高级社会所需要的”最低水平”物质基础（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但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低生产力水平），可是，他不但对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充满信心，而且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未来社会建立起这一”最低水平”物质基础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能力充满信心。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会动荡、道德败坏等等，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都不可能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在人口问题上，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的独特性，而把人口规律当做资本积累规律的一种具体表现。与资本积累要求的人口相比，如果人口多了，失业和产业后备军增加，工资水平下降；若人口少了，失业减少，工资水平上升。但无论工资水平如何上升，都不会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界限，因此都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 ^[10] 不过，马克思讨论的工资上升也下降，是工资超过或低于维生水平的波动。马克思没有讨论维生工资本身的上升问题，而维生工资相应于食物价格提高的上升才是李嘉图悲观的理由。就此而言，马克思没有直接讨论李嘉图的人口绝对增长问题，或者说，马克思不考虑人口快速增长到资本主义无法完成其使命的程度的可能性。

就农业而言，马克思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的建立和剩余价值在农业部门的特殊分割方式。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他才进一步关心农业本身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对他来说，”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 ^[11]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非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由于土地在农业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在其他部门的作用，因此在农业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要分割为地租。针对农业部门的社会关系，李嘉图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三阶级观点，即农业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三个阶级，其中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给资本家并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地租；农业资本家租入土地并雇佣工人耕种、工人则出卖劳动力并取得维生水平的工资。只要人口还不足够多、食物生产还不足够困难，农业资本家总的净收入在扣除地租和工资后依然有一部分利润。^[12] 马克思接受李嘉图的这一划分阶级观点并把这些阶级视为”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13]

马克思在研究农业和农业剩余价值分割及地租决定时特别指出，他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它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分成熟。” ^[14] 因此，马克思认为他研究的是成熟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其中农业和其他部门一样，利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通过雇佣关系生产产品。^[15] 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是否存在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和相对数量是否存在下降趋势等等问题，不属于马克思的研究范围。

作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考察对象的英国，非农化转型早在马克思写作时代之前很久便已经启动。不管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非农化转型持有何种看法，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都是他们亲眼目睹并且不得不面对的英国经验事实。^[1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多次提到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减少。^[17] 在讨论资本主义积累造成的三类相对过剩人口时，他把农业过剩人口单独列为一类，即他的潜在过剩人口。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转移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大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18]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走到了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长期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之前，但他只是肯定”一部分”人的转移，而且是以农村存在”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转移。他没有想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可能转出农业，没有想到农村不存在过剩人口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言，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农业部门不但始终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地存在。^[19] 他之所以在《资本论》中专篇研究地租问题，就是因为农业的重要性带来的土地的重要性。由于农业的重要性，社会总要保持一部分劳动力在农业，这部分劳动力甚至”相当地多”，因此，尽管马克思毫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但他依然无法想象人类在他的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可以达到只要很少农业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充足食物的生产力，^[20] 更无法想象人类可能不需要农业来生产食物的可能性。所以，即使马克思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即使他不会也不应当漠视英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经验事实，即使非农化转型可能和他的资本主义阶段概念在时间起点和部分跨度上不相矛盾，他也无法提出非农化转型的历史概念。

实际上，到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即1850年前后，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欧美主要粮食贸易国之间的粮食市场已经一体化，世界粮食市场已经形成，大量美洲粮食的进口已经显著降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粮价，人口和食物生产的马尔萨斯循环在欧美国家已经被打破。粮食产量的更快增长和德国对英国非农化转型的效仿最终确定了世界非农化转型的大趋势。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人口增长显著放缓更加剧了食物供大于求局面。^[21] 食物供给过剩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重大经济难题。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用农业补贴换取农民减产。因此，建立在食物生产困难之上的李嘉图悲观态度不复存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转趋乐观，尽管他们和马克思的乐观理由不同。这一乐观态度集中表现在经济学家尤其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由卡尔多（N. Kaldor）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22] 和以此为经验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后来的新增长理论。^[23] 其中，增长理论中的”经济结构变化”研究部分专注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者此消彼长的变化。然而，正是由于它过于关注于三部门的结构变化，因此它虽然把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视为历史事实和研究对象，但没有发展出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概念。^[24] 此外，土地在增长理论中被视为资本的一个部分而不享有特殊地位，因此地租尤其农业地租没有在增长理论中占到一席之地。这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各类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非农化转型没有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应当是环保主义和工人或非农劳动者运动两方面的影响。与马克思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人类未来抱有充分信心相反，环保主义者不但回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传统，而且比后者更强烈地怀疑人类尤其是非农化大转型的未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从他们看到的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人类还得返回贫困和人口缓慢增长的农业社会。现代环保主义者则担心人类连农业社会也无法返回，甚至担心人类在比如最近二、三十年就会走到地球和自然环境给人类造成的发展极限，担心当今人类文明的很快崩溃。现代环保主义对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标志应当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25] 该报告预言人类若以当时的方式继续增加自身数量和个体消费数量，人类文明将在二十世纪末便达到发展极限。虽然这一预言和其它类似预言屡屡落空，但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却日益增加，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环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指出的由自然环境因素的变化造成的人类食物生产困难上。根据环保主义的观点，由于耕地退化、地球变暖、水源匮乏等原因，人类食物生产将越来越困难，食物短缺现象将越来越严重，当今人类甚至会因此而重蹈历史上某些人类种族因此而灭绝的覆辙。在他们看来，”我们正走入食物价格上涨和饥饿蔓延的新时代。在食物方程的需求方，人口增长、收入水平提高、食物用于生产汽车用燃料等因素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大食物消费；在供给方，极其严重的土壤流失、日益加剧的水匮乏、地球不断上升的温度等因素使人类越来越难扩大食物生产。除非我们能够扭转这些趋势，否则食物价格将继续提高、饥饿将继续蔓延，最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社会制度。” ^[26] 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布朗（L. R. Brown）曾经问道：”我们能够及时地扭转这些趋势吗？食物曾经是许多早期文明的薄弱环节。考古学家正在研究这些文明留下来的遗迹。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人类文明是不是和那些灭绝的文明一样面临着食物困难？” ^[27] 许多环保主义者对布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28] 因此，尽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农劳比明显下降，世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我们所指出的非农化转型大趋势，对他们依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幻觉”。

毫无疑问，环保主义者的警告有其正面意义。正如我们前面对后农业社会所表述的无知那样，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如果排除比如天外物体侵入、巨大地震和气候骤变等特殊的人类猝不及防的情形，排除核战争等人类内部争斗造成自身毁灭的情形，那么，地球环境”较为缓慢的”变化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而减轻，人类和人类文明可能在现有环境下更长期地存在和繁衍下去。但是，环保主义者要求人类退回农业社会的主张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于现今的人类和人类文明来说，那只是死路一条。^[29]

试图否定非农化转型的另一个思潮源于工人运动。我们把已经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笼统地称之为工人。在非农业劳动市场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同时面临着和资本家与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双重竞争。工人只有在竞争中压倒农业转移劳动力之后，才能够在和资本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但是，在工资、劳动条件、职业和相关福利诸方面，工人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职位竞争中几乎不具备竞争力，因此，为了避免与继续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竞争，工人运动在理念上倾向于否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而否定非农化转型的大趋势；在宣传上则根据非农化转型前期表现出来的工业化趋势证明工人的”历史先进性”并以此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竞争中获得特权，在实践中则倾向于利用组织和政治力量阻止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实现特权。在工人缺乏特权的非农化大转型早期，工人运动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遏制作用几乎微不足道。在二十世纪内，完成或基本完成非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对非农化的抵制，主要表现在国际范围内对跨国移民的抵制，即通过政权力量为保护本国工人而阻止其他国家劳动力移入本国。^[30] 刚刚开始非农化转型的国家则在国内范围为保护工人而阻止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部门。我们在两个于不同时期内经历非农化转型的世界大国——中国和美国内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表现。较早开始转型的美国起初地广人稀，因此不限制甚至欢迎国际移民。大部分移民起初亦在农业就业。但随着美国非农化的顺利进展，移民就业重点转到非农部门，移民与工人的矛盾开始突出。津恩（H. Zinn）曾经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写了一本美国历史书。该书在谈到外国移民和美国本地工人关系的时候指出：移民”造成劳动力过剩，压低工资。与本国工人相比，移民更容易被控制，更加无助，文化上更失落，他们之间更多争执，所以，移民是罢工的有力破坏者。同时，他们的孩子也常常工作，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过多和失业问题”。^[31] 因此，为了避免移民造成的竞争，美国工人强烈要求限制甚至禁止外来移民。正是在工人和他们支持者的持续努力下，美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式建立移民限额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便是限制非熟练劳动力移入美国。而这部分试图国际移民的非熟练劳动力，很多直接就是移出国的农业劳动力，另一些则是在移出国直接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竞争的非农业劳动力。因此，美国和其他较早开始非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移民制度的重要作用，是把本国工人和世界农民隔离开来。应当说，这一制度既是欧美工人运动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对世界劳动力尤其农业劳动力国际转移的最大打击之一。最早提出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在他为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奠定基础的经典文章中，曾经设想一国把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后，其他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会向该国转移并在该国成为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全世界将更快地消除剩余劳动力。^[32] 然而，以避免劳动市场竞争为主要目的的移民配额制度严重挫折了他的设想。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确开始非农化转型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权力保证非农劳动力的工资远远高于农业劳动力收入。发展经济学中的著名理论——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或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 便以城市工资由政府或者工会决定并高于乡村工资为研究前提。^[33] 因此，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发展农村以便把农业劳动力留在农村，免得他们为追求高工资进城并失业。但他的建议与政府优先工业化的目标相矛盾。为摆脱这一政策困境，采取极端措施的国家如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干脆把人口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两类并禁止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同时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在农村从事非农生产。^[34] 用这样的方式，在”工业化”以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政府在一国之内把农业和非农业工人隔离开来，避免他们之间的竞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aender, vereinigt euch）”。^[35] 他们心目中的无产者是工人。可工人联合起来的结果，首先是反对农民，抵制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次是在资本充裕国家抵制资本输出、在资本稀缺国家抵制资本输入。由于资本从前一类国家向后一类国家的转移意味着资本和后一类国家农业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直接结合，所以，工人对资本流动的抵制依然可以视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抵制。^[36]

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对非农化转型的负面态度在学术界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很多研究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乡村凋零的后果，而乡村凋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侵入乡村的后果。这一逻辑必然引出乡村本来是田园诗般美好天地的结论。我们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帕金斯（D. Perkins）等人所著的《发展经济学》是一本广泛流传并多次再版的教科书。该书第五版一开始便详细讲述了一位马来西亚姑娘的故事。^[37] 这位农村姑娘为了更高的收入离开家乡到一家装配电子器件的城市工厂打工。她省吃俭用，不但经常寄钱给留在村庄的家人，而且还有了一笔自己的储蓄。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她在工厂内上升到管理层。七年后，当电子行业遇到一次衰退时，她辞职返回家乡，结婚成家并”幸福地在她的可达村里持家育儿。” ^[38] 在千千万万转移出农业和农村的年轻女性劳动力中，帕金斯等人的这个例子肯定有其背景。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来说，留在城市才是他们的目标；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明确展示出来的非农化历史事实表明，绝大多数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确实长期甚至永远地留在了城市。因此，帕金斯等人作为例子的那位马来西亚姑娘绝对不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典型代表。但帕金斯等人却错误地把那位姑娘当成”发展中国家近40亿人的象征”。^[39] 对帕金斯来说，原先的村庄应当是暂时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业劳动力回归的幸福终点。也许由于他们所想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暂时性”，除了这位姑娘的故事，他们在其厚厚的教科书中几乎再也没有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这样，他们就漠视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亿万农民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重要性，漠视了非农化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本章第1节展示了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时代背景。在这样显著的时代背景下，珀金斯等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漠视所可能有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应当是他们对非农化转型持有的负面态度。同时，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述农民工幸福地回到农村的故事，而且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事实不置一词，又误导了希望了解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实际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大量读者。

注释：

^[1] 配第，1690/1979，第62-111页。关于配第完成《政治算术》写作的年份，参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编者撰写的介绍”威廉·配第”，编者，1979，第10页。尽管我们是为了方便而把1700年作为非农化转型的起点，但配第在1700年之前关于当时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描述，部分地支持了我们的做法。

^[2] Clark, 1957.

^[3] Lewis, 1954.

^[4] 参见Hu，2014；胡景北，2015b。

^[5] 例如，Hobsbawm曾指出”Histor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will probably see the century’s major impact on history as the one made by and in this astonishing period. For the changes in human life it brought about all over the globe were as profound as they were irreversible. Moreover, they are still continuing. The journalists and philosophical essayists who detected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were wrong. A better case can be made for saying that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century marked the end of the seven or eight millennia of human history that began with the inven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stone age, if only because it ended the long era whe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human race lived by growing food and herding animals”. 参见Hobsbawm，1994，p. 9. 这里，Hobsbawm虽然谈到了农业社会结束的具体时间，但依然没有发现”非农化转型”的概念。

^[6] 马尔萨斯, 1798/1992；Mayhew, 2014。

^[7] Hobsbawm 曾经指出英国公众当时对农业困难的印象远远大于农业的实际状况。事实上，直到1830年代，英国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虑到英国人口从1750到1830年增长了一倍多，同时英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至迟到1800年前后已经不足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所以英国农业在不存在化肥、农药、农机和电力的技术水平上，应当说创造了我们今天难以设想的生产率奇迹，才得以支撑了同时发生的英国人口高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Hobsbawm提出两个原因解释英国公众为什么忽视当时农业实际状况而强调农产品供给困难的原因。第一是粮食的不可替代性和在缺乏国际贸易条件下的自给自足性的重要性；第二是拥有土地对一个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必要性。但这两个原因显然远远不足以解释本节介绍的从康替龙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对英国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前景的悲观情绪。参见Hobsbarm, 1999，pp. 75-76.

^[8] 斯密，1776/2015。

^[9] 李嘉图，1821/1962。

^[10] 马克思，1867/1972，第680页。

^[11] 马克思，1867/1972，第551页。

^[12] 李嘉图，1821/1962。

^[13] 马克思，1894/1974，第698页。

^[14] 马克思，1894/1974，第693页。

^[15]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和二十一世纪内，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是家庭，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家庭劳动。因此，李嘉图和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农业与农业三大阶级的设想与这些国家的实际状况大相径%)S/$’a׋bÈ#͐Cy: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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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Jsh.Ƙ`7农业中，英国农业的家庭自耕自营占比重可能最低。但即使如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英国家庭农场依然占到农场总数的 40%以上，加上半家庭农场（intermediate family farms)则达到近66%。参见Hill，1993，p.363。从英国历史看，英国农业雇佣工人（hired workers）应当至迟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以比自耕自营的农业劳动者（farmers）更快得多的速度减少。1851年英国农业雇佣工人大约有170万，到1925年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到1980年代仅为30万左右，一百三十年减少了五分之四以上。但同期英国自耕自营农业劳动者减少量不足五分之一，因此，以自耕自营为主的农业愈来愈在英国农业中取得优势。参见Zayed, 2016，p. 10.

^[16]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英国农劳比在1901年前后已经降低到10%前后，就城市化来说，1750年左右英国只有两个超过50000人口的城市，到1801年则有了八个，到1851年达到了29个。在1851年前后，英国超过一半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因此，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为特征的非农化转型，对当时的英国学者应当是一个熟悉的经验事实。参见Hobsbawm，1999，p. 64.

^[17] 参见例如马克思，1867/1972，第743页，758页，759页脚注170等。

^[18] 马克思，1867/1972，第704-705页。

^[19]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业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很小，农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很低，农产品价格对总体价格水平影响很弱，因此在分析中可以完全忽略农业。

^[20] “充足的食物”不但包含、而且超过维生所需要的水平。马克思很少谈到工资超过维生水平的可能性，因此也很少提及超过维生水平的食物消费。但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均食物消费量远远超过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所以，在今天，食物是否充足不再和维生水平相联系。而”充足的食物”所需要的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要远远超过维生食物所需要的水平。

^[21] 汉森（Alvin Hansen）甚至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当成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参见Hansen, 1939.

^[22] Kaldor，1961，pp. 178-179.

^[23] 参见例如朱保华，1999。
^[24] 参见例如陈体标，2011。
^[25] Meadows, Meadows, Randers and Behrens III, 1972; Meadows, Randers and Meadows, 2004.

^[26] Brown, 2012, p. 3-4.

^[27] Brown, 2012, 同上，p.4.

^[28] 例如，Wright便声称：”人口增长虽然放缓了，但到2050年，地球上依然会增加30亿人。我们也许能够在短期内养活这么多人，但我们必须减少食肉，必须分配食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是保持我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他并且警告说如果人类现在不立即改变自己，人类将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人类文明的下场将比人类史上所有其他文明的悲剧下场更为悲惨。参见Wright, 2003, p. 132.

^[29] 按照部分学者的研究，人类其实从农业化转型时期就开始对地球气候施加显著影响了。例如，地球气候周期变化和二氧化碳与甲烷在大气中浓度水平有关。按照已知的地球气候周期规律，这两种气体的浓度应当从12,000年前一直下降到今天，但它们却分别从8,000年和5,000年以前起”反常地”转为上升，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它们的上升又和地球气温提高即所谓的”全球变暖”相关。学术界还没有发现可以大体解释这两种气体几千年来反常增加的自然%W7学原因。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近10,000年来的人类农业生产本身可能便是最近”全球变暖”的基本原因。参见例如Ruddiman, 2005。

^[30] 广义地说，这里也包括对一国资本转出和贸易赤字的抵制。资本转出意味着国内资本紹A7缺程? w H:0%K%’C劳%E*8A需求程度降低；%LA8exe#,Ljv’E65%69D在净值上，一部分%

摘要：人类大历史可以按照农劳比及其变化分为五个时期，即农劳比为0的采集狩猎社会时期，农劳比从0上升到80%的农业化转型时期，农劳比保持在80%的农业社会时期，农劳比从80%下降到0的非农化转型时期，农劳比为0的后农业社会时期。本节说明了这一区分的理由和非农化转型作为人类现在所处时期的精炼概念的意义。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3人类大历史分期中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最近三百多年来人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的变化趋势，根据人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根据当今最发达的农业技术达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生产率以及当今人类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态势，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时期称之为”非农化”转型时期。由此出发，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大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大转型时期，这就是采集狩猎社会阶段和农业社会阶段与农业化转型时期和非农化转型时期。今天的人类在整体上正处于非农化转型时期。同时，我们也把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阶段暂称为”后农业社会阶段”。这样，我们就正式地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类历史分期。这一分期的具体规定如表1.3。

表1.3 以食物生产方式和劳动力集中程度为特征的人类历史分期

在上述分期中，我们使用人类获得自身繁衍所必须食物的方式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分期标准。由于一直到非农化转型中期之前，人类都把大部分劳动资源投入到食物获得或生产上，因此，我们相应地把劳动力在食物生产部门的集中程度及其变化作为各个历史阶段或历史时期的定量特征。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长时间稳定的高度集中，我们确定相应于该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阶段。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集中程度的大规模且不可逆的变化，我们确定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转变或转型或过渡时期。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把已知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转型时期：采集狩猎阶段与农业阶段；农业化时期和非农化时期。同时，我们用劳动力的集中程度在定量意义上对它们做了定义。这样的定量定义并且确定了各阶段和各时期的起点与终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历史分期中，我们用否定性概念把当今转型时期称为”非农化转型”，把这场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称为”后农业社会”。我们如此命名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当今转型结束后的未来的无知。因此，在表1.3中，我们对”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述。该表中对”后农业社会阶段”定性特征的描述”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之所以加上方括号，是因为这一描述也许对身处非农化转型之中的我们有某些意义，但对于”后农业社会阶段”的人类却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不存在农业部门，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农业部门，这就和当今所有主要经济部门都是”非采集狩猎部门”一样。说到底，”非农化转型”、”后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揭示的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经验事实。我们亦可以相当确定地预计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劳比也十分微小，甚至不超过1%。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理由预测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食物生产方式和生产部门，因此，根据我们的历史分期方法，我们不知道非农化转型结束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具体特征。例如，如果我们不笼统地使用”服务业”概念，我们甚至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下一个社会阶段的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是什么，不知道食物生产和消费在非农化结束以后的人类繁衍和再生产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不知道非农化以后的社会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农业，不知道目前为人类繁衍必需的食品和其它农产品是否完全可以通过非农业方式生产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们是用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及其变化、尤其是人类用于生产食物的劳动力比重及其变化定义人类的社会阶段和转型时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方式本身是否会在非农化转型结束后失去效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将通过非农化转型完全离开农业社会而进入后农业社会。除此之外，我们面对的几乎全是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对未来社会阶段的无知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正常状况。¹ 回顾一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尤其是对从采集狩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农业化转型的认识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水平的认识，能够从”正面”意义上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称为”农业化”，是因为最初获得这一认识的人类群体已经生活在农业社会甚至已经处在农业社会后期，他们知道采集狩猎社会后期发生的大转型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当他们把这一社会命名为”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就把人类第一次大转型命名为”农业化”转型。相反，即使处在农业化转型期内的那些代人类足够理智，他们亦很少可能想象人类仅仅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很少可能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根本改变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大变革。甚至在农业化完成、人类生活在农业社会上千年以后，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文字并甚至建立以儒学、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人类还没有总结出农业化转型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概念。和他们相比，尽管我们的历史知识、思维能力和包括文字与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工具丰富得多，但我们对未来同样缺乏确定的了解，缺乏足以让我们有信心定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的某些关键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那些关键知识用肯定性的概念命名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和转型后的社会阶段。未来的人类一旦有了这样的知识，命名非农化转型和后农业社会的恰当概念将应运而生，而这些概念将一定是肯定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农化转型概念不但是对近三百年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史的一种总结与抽象，而且也隐含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预期。这一预期的基础是对农业脆弱性的认识。根据现有知识，只是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走出最近一次冰期并进入气候比较温暖和稳定的全新世以后，人类才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文明。² 在这之前，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十分频繁，人类应当得不到一段比如数千年的”较长”时间来发展农业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文明。最近一万来年的地球史才给了人类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自己。地球上互相隔绝的各地区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不约而同地发动农业化转型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人类在这之前的两百多万年进化中，已经多少具备了关于种植食用植物和养殖食用动物的某些基本知识与若干技能。所以，当地球变迁终于为农业提供了长期的气候条件以后，人类便发展出了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有利于人类农业的地球时期还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加入人类影响之后的本地质时期的温暖气候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也不知道下一个冰期何时来临并会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时期称为”间冰期”，即两个冰期之间的一段时间。虽然人类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并从而影响部分地根据气候定义的地球地质时期的长度，但当今地质时期的长度和特征主要受地球和更大尺度天体本身运动的影响。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下一个地球高温期或冰期总会到来。根据以往的地球史，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无法在未来的高温或冰期条件下大规模生长，农业亦无法大规模存在。同时，人类在农业化时期和农业社会中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大型哺乳类动物的捕猎，使得人类即使放弃农业，也难以重新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最近一万年来自行崩溃的两大已知文明——苏美尔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因为农业破产后，人类无法退回采集狩猎经济而崩溃的。因此，如果说人类在农业化转型时期还有可能退回半动物半人的文明前状态，已经稳定地在农业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的人类则无路可退。就人类大历史而言，人类和其在农业社会中开始创造出来的文明只有在人类把食物生产方式转到非农业轨道上才能够继续维持和发展。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下一个不适宜人类尤其不适宜人类文明生存的地质时期到来之前，为人类和人类文明做好平安度过那个时期的准备。由于农业本身对地球环境的高度要求，由于适宜农业的地质时期在地球史上本来就极为短暂甚至偶然，因此，人类必须利用现在这一时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农文明，创造出用农业以外的更少依赖特殊气候和地质条件的生产食物的方式，人类和人类文明才有希望在下一个地质时期延续下去。这里，我们尤其关心人类文明的传承。在迄今为止的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多个地质时期、多次重大的地球灾变和生物灭绝事件，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延续至今。但是，如果人类在12,000年前曾经创造过重要的物质或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却几乎没有延续下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人类在最近12,000年中创造的。³ 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当今人类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在下一次地质时期或地球灾变时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是保证人类基本文明的延续。按照我们的现有知识，人类如果曾经有过文明的话，那么，这些文明没有延续下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农业的崩溃；或者说人类当时虽然创造出农业及其之上的文明，但没有超越农业，因此，一旦地球气候和地质变迁转到不适合农业的周期，一旦地球遇到重大灾变，人类物种虽然可能延续，但人类文明却将随着农业崩溃而丧失。所以，为了保证人类尤其人类文明的延续，当今人类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超越农业。人类超越农业的途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利用人工环境以原有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第二种是在人工环境下利用非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就此而言，尽管非农化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可在人类大历史上，它一定同时而且更深刻地表现为人类食物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变革。^{4 5}

在表1.3中，我们对人类史的分期没有使用生产工具标准。我们不使用这一标准的原因不但在于食物获得或生产方式比获得或生产食物的工具对于人类更为重要，而且也在于食物生产工具缺少人类史分期所需要的精确性。事实上，获得或生产食物的同一方式可以用不同工具来实现。例如，在采集狩猎社会，人类使用了石器、棍棒、箭镞等工具，在农业社会使用了石制、木制、铜制和铁制工具。二十一世纪的远洋捕捞尽管在统计学上属于农业，并且往往使用高度电子化空调化的大型现代化船舶，可由于人类完全不干预狩猎对象本身的繁殖和生长，因此今天的远洋捕捞依然属于人类的狩猎生产活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如果人类现在依然通过采集来获得自己需要的植物型食物，那么，无论人类的采集工具多么发达，人类依然处在采集社会阶段。所以，不同工具可以用在同一社会阶段，同一工具也可以用在不同社会阶段。石制工具应当是迄今为止人类使用历史最长的工具。它的打磨程度甚至成为学术界区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标准。不过，旧石器时代应当是完全的采集狩猎社会阶段，新石器时代则不但涵盖农业化转型时期，而且包括了农业社会的一段时期。使用生产工具区分人类史阶段的马克思（K. Marx）有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Die Handmuehle ergibt eine Gesellschaft mit Feudalherren, die Dampfmuehle eine Gesellschaft mit industriellen Kapitalisten）。” ⁶ 手推磨属于石制工具，蒸汽磨则属于铁制机械。石制工具已经广泛存在于马克思所区分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铁制机械对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有特征意义的工具；而蒸汽磨显然不足以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特定生产工具。⁷

我们在表1.3中也没有使用人与人关系或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划分历史阶段。这里的原因同样在于学术界命名的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可能出现于我们定义的同一个历史阶段分期中。例如，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人身依附的封建制度和缺乏人身依附的自耕农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了若干重要的生产关系类型。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但它们却都可以并且事实上也存在于不同民族的农业社会阶段。最后，我们也不使用其他人类史分期标准，例如母系与父系社会阶段等等。人类历史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多彩现象、观察和把握人类史有多种角度，因此，人类史分期必然也有多种标准。每种标准也各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我们的分期从最粗糙或者最一般的食物获得方式着手，以劳动力的集中程度为标准。这一分期的历史意义是它能够简明而且无歧义地用人类集中自身劳动力以生产食物的方式梳理人类史。它的现实意义是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申出我们时代是人类史上的非农化转型时期的结论。这一分期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明确传达人类生产工具的变化信息，亦不能明确传达人类社会关系变化信息以及其他信息。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多种人类史分期方案，这些不同的方案可以共存，以满足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各种各样的观察目的和好奇心。因此，我们在表1.3提出的尽管是一种有意义的方案，但它亦仅仅是许多可能方案中的一种。⁸

虽然我们对未来的无知让我们无法对当今转型阶时期和下一个人类社会阶段建立肯定性的确切概念，但我们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我们的历史分期，尤其对当今非农化转型的认识和分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揭示这些新视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非农化大转型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研究者在考察当今时代时所面临的概念混乱。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中常常出现的概念如”工业化”、”现代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后发展”、”服务型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等，既体现了学者们寻求适当概念以描述和把握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努力，也反映了当今人类对自身所处阶段的认识尚未成熟。⁹ 我们用经济学的例子具体说明这一点。库兹涅茨（S. Kuznets）曾把公元1750年前后开始的人类经济大转型时期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阶段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若干特征。¹⁰ 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了库兹涅茨的这个分期概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关键特征是人均收入和人口本身的快速增长。库兹涅茨认为这是1750年以后才出现的经济增长新现象；而在1750年之前，人类尤其他所研究的西欧国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库兹涅茨的概念抓住了人均收入和人口持续与显著增长的这一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经济新现象。然而，库兹涅茨的概念又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这个概念中的限定词”现代”便欠妥。每一时代的人类都习惯地称呼自己的时代为”现代”。今天，绝大部分学者同意工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的人类依然生活在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历史阶段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从1750年到现在以及未来的某个时点都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现代”。但是，只要更远未来的人类依然把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称为”现代”，他们便必然会摒弃我们把1750年至今的时代称为”现代”的做法。其次，”经济增长”概念过于一般，不宜用来定义特定的历史阶段。库兹涅茨用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表征经济增长。但上述两者在一段时期内快速提高的现象应当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 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亦可能发生。例如，这一现象在农业化转型就应当出现过。所以，这一现象不足以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某些时代区别开来。再次，尽管库兹涅茨把社会甚至意识形态变化也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但”现代经济增长”这个概念至少从字面上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强调的是经济现象。而人类历史的新阶段需要用包含但又超越经济现象的涵义更为广阔的概念来命名，因此，即使用”顾名思义”这个简单通俗的标准衡量，”现代经济增长”亦不足以成为一个概括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阶段的恰当名称。库兹涅茨概念没有被其它人文和社会学科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也在于它过分局限于经济学范畴。

当然，除了人均收入和人口快速增长外，库兹涅茨还为”现代经济增长”列出了其它五个特征。在第三个”经济结构变化”特征中，他列举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即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转移。后来的学者在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的时候常常把劳动力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之间的特定数量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特征事实”。库兹涅茨的劳动力部门结构变化无疑包括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内容。然而，在他那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非农化甚至算不上”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而仅仅是一个次级特征。就此而言，库兹涅茨没有发现非农化的特殊意义。

对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概念的上述评论同时揭示，一个恰当的定义我们所处时代的概念需要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是它的独特性或者排他性。它直接指示的特征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因此它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其他所有时代区别开来。¹¹ 第二是它的包容性，它能够包容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几乎所有重大变化内容。第三是它的简单性，直接明了，易于定义和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概念显然不符合第一和第二两个标准。相反，我们提出的”非农化”或”非农化转型”却能够满足全部三个标准。首先，近三百年来人类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三百多年前，人类主体或个别民族即使经历过某种程度的非农化，它们和近三百年来的非农化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把自己的繁衍基础在根本上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是最近三百年来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个时代特征过去不会出现，未来也不再会出现。因此，无论现在还是一万年以后，当人们提到”非农化”的时候，人们所指的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而不会出现误解和模糊。在这一点上，它和”农业化”概念的时间指向是同样明确的。这里还应当强调的是，在时间维度上，非农化阶段不仅对人类整体是独特的，而且对大部分个别民族也是独特的。迄今为止，人类的主要民族和国家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的非农化历史过程，几乎都是一次性的连续过程。所以，对每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非农化概念的时间指向也都是明确的。其次，非农化虽然可以从经济学上理解，但它无疑包括了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社会和思想现象。农业或农民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非农化和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向后农业社会本身指的就是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一个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时期。因此，非农化概念不仅可以用于经济学研究，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再次，非农化概念简单明了，既容易定义也容易理解，几乎不留下任何模糊或歧义的空间。当然，在非农化以后的社会阶段上，一旦那时的人类建立起命名他们社会的恰当名称，他们将会使用肯定性概念重新命名我们所说的非农化时期，而这样的肯定性概念也一定会满足这里的三个标准。

在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命名时，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概念。¹²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的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是我们不应当忽视的人类史分期方案。马克思在不同场合谈到自己的分期想法，可在任何场合又没有严肃地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关于历史分期的最重要提法如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In grossen Umrissen koe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uergerliche Produc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oe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arden.）。” ¹³ 不过，马克思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以及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没有严格表述、更没有严格论证过他在这里”大体”做出的历史分期提法，例如他没有清楚地表述过各段分期的起点和终点、时间跨度和最重要特征。马克思在表述上述分期提法的同一篇文章中提出区分历史阶段的重大经济变革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naturwissenschaftlich treu zu konstatierende(n) Umwaelzung）。” ¹⁴ 我们在本节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手推磨和蒸汽磨语录，¹⁵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历史分期精确性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努力所达到的局限性，因为这句语录充其量只是一种比喻性说法，并不具有马克思自己要求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马克思亦没有把类似比喻推广到他所说的其他分期包括他提出的资本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阶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理论研究者也没有具体研究、更没有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上研究马克思的上述分期。¹⁶ 因此，我们很难确定马克思分期的具体时间跨度和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特征。另一方面，即使人们有可能用比如表征生产力、生产关系、财产拥有、社会地位等的某些特征把马克思的分期具体化并形成具有某种精确性的分期理论，这样的理论也和我们提出的分期一样，有其成立的可能性和适用范围。我们的分期不以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不以人们在生产中和社会中相互形成的关系为基础，亦不以人类内部的群体组合方式以及这些组合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我们的历史分期仅仅以人类获得自身繁衍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转换为基础。因此，马克思的分期法成立与否和成立的程度，和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分期法无关。不过，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我们的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超越了可能或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方式标识的分期。此外，波兰尼（K. Polanyi）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以《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为名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著作。¹⁷ 他所讨论的大转型指的则是工业革命后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而他强调的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特征是市场经济和其对人类社会体系的驾驭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和库兹涅茨命名的”现代经济增长”、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波兰尼的”大转型”以及其它一些有关我们时代的命运概念，有着显著的时间起点上的契合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处在这一变化之中的人类很容易把自己所处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区分开来，让每个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很容易意识到我们所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时期的某些重大区别，亦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很容易产生为这一时期命名的冲动。因此，创造一个把我们这个时期与之前的农业社会区别出来的概念并不特别困难。困难的是定义我们时期的终点，从而把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社会阶段区别开来，并且是用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特征区别开来。一方面，马克思以及其它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波兰尼的市场经济、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都正确地揭示了我们时期和我们之前的农业社会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们的概念又无法揭示提出我们所处时期的终点所具有的特征，因此无法区别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的社会阶段。实际上，马克思、波兰尼、库兹涅茨所提出的区别仅仅是我们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的部分特征。就非农化转型迄今为止的历史来说，非农化转型确实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经济增长相联系。非农化转型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两者或者其中之一才可能实现，非农化转型是否一定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指出的只是，非农化转型要比它的实现形式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其它形式、比它的伴随形式如经济增长更为根本，非农化转型概念应当更能够揭示我们这个时代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根本特征。

注释：

¹ 波普尔，1957/2009。

² 按照国际地层委员会的定义，全新世是从大约11,700前开始的。参见国际地层委员会，2013。

³ Ruddiman曾经问为什么人类在那么漫长的时期中取得的进步那么少。但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型史前遗址显示，人类在12,000年前可能创造出一定程度的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我们今天视为遗址的建筑。参见Ruddiman, 2005。

⁴ 迄今为止的人类非农化转型主要体现为人类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用例如农劳比指标描述该转型。如果考虑农业化转型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用农劳比，而且可以用比如农业生产的食物占食物比重的指标描述农业化转型。但是，对迄今为止的非农化转型，我们还无法使用比如非农业生产的食物比重一类的指标。就此而言，我们研究的非农化转型过程又可以视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而作为食物生产方式转换的非农化转型，目前还没有明确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

⁵ 赫拉利（Harari）作为历史学家而非科幻文学家曾猜想人类未来的三种可能即基因工程制造的超人、生化人和无机的智慧计算机统治下的人。参见赫拉利，2011/2014，第二十章。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三类人应当依旧需要传统的食物维生。

⁶ 马克思，1847/1995，第142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47/1977, S. 130.

⁷ 当代大型面粉加工行业广泛使用的磨面工具是电力驱动和计算机控制的机械。

⁸ 本书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转型的起点和终点。但正如本章第2节提及的那样，非农化转型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意义上的结束。未来的历史学家确定非农化转型终点的标准，也许和本节表1.3列出的特征差别很大。

⁹ 关于发展人类学对此的讨论，参见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 pp. 1-74.

¹⁰ 参见Kuznets, 1966，pp. 1-16. 中文版：库兹涅茨，编著，1989，第1-12页。

¹¹ 库兹涅茨定义”经济时代”如下：”经济时代指的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相当长的时期（远远超过100年）。这些特征让该时代自成一体，并把该时代与前和后时代区别开来。[By an economic epoch we mea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extending well over a century) possess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give it unity and differentiate it from the epochs that precede or follow it.]”库兹涅茨亦意识到他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难以区别于随后的时代。对这个缺陷，他指出由于我们依然处在这个时代之中，”该时代特征的最终形态现在还不为我们所知。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个缺陷影响的是程度而非性质，是强度而非本质。(the final shape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ly hidden from us. This limitation, however, should affect primarily questions of degree rather than kind, of intensity rather than being.)”但这样的说法依然不能消除他的时代定义缺陷。参见Kuznets, 1966，同上，p. 2, p. 15-16. 注：中文版在本脚注第2段引语翻译中有遗漏，参见库兹涅茨，1989，同上，第12页。

¹² 关于资本主义概念（capitalism）起源的简洁说明，参见Williams, 1983, pp. 50-52. 又，库兹涅茨反对用”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 capitalism)”概念指称他所命名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参见Kuznets, 1966，同上，p. 9.

¹³ 马克思，1859/1995，第33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59/1961, S. 9.

¹⁴ 马克思，1859/1995，第33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59/1961, S. 9.

¹⁵ 在这段语录的上下文，马克思也没有具体解释他的分期标准。参见本章脚注24。

¹⁶ 列宁曾经用马克思那句名言的方式提出马克思分期的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共产主义阶段的特征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包含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的列宁的全段话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参见列宁，1920/1995，第364页。在这里，列宁认为电气化是紧接小农经济的社会阶段的生产力或生产工具标志，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小农经济以后却应当是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阶段。此外，二十世纪的经济史清楚表明电气化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工具。因此，列宁对马克思历史分期说法的某种”发挥”，依然没能指出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社会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具有何种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似乎完全放弃了对马克思人类历史分期标准的研究。

¹⁷ 波兰尼，1944/2013。

摘要：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可以精炼为非农化概念。非农化和12,000年前发生的农业化是两个同等重要的人类历史变革。本节用农劳比的上升和下降描述农业化和非农化过程并指出非农化过程在大历史含义。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2 人类大历史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表现在其范围的广度和速度的高度上，而且表现在难以定量描述的社会深度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绝不仅仅是个数字和数量问题。每个农业劳动力都是活生生的个人。离开农业而转入非农业部门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重大的人生转折。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活动几乎全部在乡村，非农业部门集中的城镇，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不仅意味着亿万人的职业变换，而且意味着他们生活和就业的地区变换，意味着他们家庭、社区和社会地位的变迁。更具体地说，农业劳动力分散地生活在一个个村庄，熟悉的是村庄内以熟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掌握的是以家庭为核心价值的观念体系，了解的是以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清楚的是以手工技能为基础的生产工具和以土地与气候为前提的生产条件。农业劳动力转移意味着转移者将置身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一个人口密集、街区复杂的城市，一个举目无亲的人文环境，一个靠市场交换才能获得生存用品的经济关系，一个以机械为主、以资本和供求导向的生产活动，一个以个人为核心价值的观念体系、一个以规则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因此，对每一个转移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转移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飞跃，包括心理上、观念上、社会规范上、生活习惯上、工作环境上和家庭联系上的飞跃。从宏观角度看，农业劳动力转移意味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改变：从农业社会改变为非农业社会。在社会学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又具体表现为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域集中即城镇化，表现为各个种族、民族以及次级人口组别的混杂、冲突和重新组合与融合，表现为各种社会规范、生活习惯、价值理念的混杂、冲突和重新组合与融合，表现为个人独立性的强化和个人间社会关系的重建、表现为人类本身与自然环境的疏远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变化，甚至表现为人类本身在身体和心理上的进化。在经济学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则表现为人口和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表现为资本相对于土地在经济学中地位的提高、表现为非农部门重要性的提高，表现为非农消费品在人类消费资料中地位的提高、亦表现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的增强。一句话，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视为人或人类本身的变化：从某种被自然条件和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束缚的人类转变为更多地被人自己创造的技术和普适性的社会关系约束的人类。

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在更广阔的人类大历史中考察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据人类目前达到的认识水平，人类脱离动物界而开始自己的历史至少已经有270多万年。在这段大历史中，人类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最重大的变革有两次。第一次大变革是从采集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的农业化转型，第二次大变革则是从农业经济到后农业经济的非农化转型。历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曾经就人类经历的重大技术变革指出：“新石器时代的技术革命，以食物生产取代了食物采集，是一种在规模和意义上堪与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技术变革。在工业革命中，人力则是被受控的机器力（作为人类制造和运动的物质手段）所代替。在这两次革命的间歇期间，没有任何可与之比肩的技术变革。”[1] 我们用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两个概念表示汤因比所说的两大技术变革。人类脱离普通动物界后首先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集可食的植物与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采集狩猎社会同时是人类学习集体生存、培育最早人性的阶段。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阶段。如果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恰好是270万年的话，那么采集狩猎社会的延续时间将超过265万年。在这段时间内，人类也许尝试过其他经济活动。当今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认为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的历史应当不早于12,000年以前，也就是说，大约从距今12,000年前开始，人类缓慢地开始学习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并开始种植和养殖它们，从而开始了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变革。这是人类经济的农业化转型。这场转型大约延续了7,000 年。它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在人类消费的食物中，来自生产的部分越来越多、直接采自自然界的部分越来越少；在人类的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越来越多，从事采集狩猎的越来越少。大约5,000年前，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现在依然活跃在欧亚与北非大陆各主要民族基本结束了这一变革并进入以手工技能和经验技术为基础的农耕畜牧经济或农业经济，^[2] 大部分食物来自农业，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tavrianos）曾估计“在公元前8,000年，百分之百的人类还是狩猎者；到了公元前1,500年， 狩猎者便降低到了不足百分之一。”[3] 农业化转型成功结束之后出现的是农业社会。它大约延续了5,000年。农业生产让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人类开始有了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非农部门，也有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流动。不过，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活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劳动力始终从事着农业。在这期间，人类在世界许多地方也许发动过若干次规模不同的非农化变革。坚持下来并终于成为几乎所有人类民族效仿榜样的非农化变革，正式开始于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非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变得重要的人类现象，而且在十九世纪才变成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也是本书研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即非农化转型。[4] 不过，考虑到在“正式的”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在本书中笼统地把公元1700年视为人类非农化转型的起点。[5]

我们对两次大转型的定义意味着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任何其它环境的、社会的、人自身的转型、变革、事件在规模和意义上都无法与这两次大转型相比。当然，我们对人类两百多万年的历史尚缺乏基本了解，所以，我们的这一判断是以人类在12,000年前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农业化和非农化为假设前提的。就我们掌握了较为可靠的历史资料的最近两千年而言，人类经历的最重要事件也许是哥伦布于公元十五世纪末发现美洲。这次事件导致了美洲本土人的基本灭绝。按照某些较高的估计，十五世纪末居住在美洲的人类可能超过一亿人。它们的基本灭绝意味着占当时人类总人口大约四分之一的整个族群的灭亡。这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为严重的自身群体死亡事件。在另一方面，如此规模的群体死亡为剩余人类留下了广阔的土地和生存空间，美洲本土人创造的文明尤其是驯化了的食物种类又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在农业社会的结构内，两者都导致了剩余人类人均食物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例如，美洲土地让密集的西欧人口有了一个巨大的疏导口；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等作物显著推动了中国清朝中期的人口增长。[6] 然而，美洲土地和文明的发现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非农化转型，只须上千年甚至数百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美洲发现之前的原点，继续人口与食物生产的马尔萨斯循环。例如，中国在清朝晚期又一次落入人均食物产量低下的贫困状态。在美国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纺织工人几乎都来自家中有七个或更多兄弟姐妹的自耕农家庭。[7] 这意味着，假设没有与非农化转型相联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英格兰地区以及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所以，如果像康替龙（R. Cantillon）当年直白地指出的那样：“只要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Men multiply like mice in a barn if they have unlimited means of subsistence）”，[8] 美洲发现的结果将只是延长了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或者推迟农业社会陷入最终危机的时间。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人基本灭绝事件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分重要，但它和采集狩猎时期发生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灭绝事件类似，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们所处的人类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部分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猜想尼安德特人也许是被后来走出非洲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灭绝。不过，无论尼安德特人由于何种原因而灭绝，他们的灭绝没有也不可能直接造就农业化大转型，同样，美洲本土人的灭绝亦没有并且也不可能直接导致非农化大转型。这两次群体灭绝的重大事件对人类大历史上的意义不能和农业化与非农化两大转型相提并论。

为了研究农业化尤其非农化大转型，我们需要一定的指标。在经济学范围内，我们可以设想的指标有很多，例如直接依靠农业生活的人口数量和比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比重、农业生产的消费品占总消费品的比重等等。但在可以设想的大部分指标中，农业劳动力指标也许最为简单和明确。从绝对量角度看，首先，如果不考虑人类在躯体、机能、智慧、人性诸方面的进化和演变，而仅仅采取数人头方法，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明确，计算简单。[9] 其次，即使考虑人本身的进化和演变并利用各种人力资本指数或劳动力质量指数度量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简单的人数统计依然是所有这些劳动力度量指标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劳动力人数指标依然不可缺少。从相对量角度观察，就农业劳动力的相对指标而言，本章前面主要使用的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经济学文献中广泛使用的另一个农业劳动力比重指标是农业劳动力与社会总就业之比（简称为农业就业比）。在农业化和非农化大转型中，这两个指标的长期变化趋势完全一致。两个指标的区别在于农劳比的分母不包括、农业就业比的分母包括失业。而由于前者避免了失业统计的困难与失业本身的波动性，所以前者应当比后者更不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更适合用来描述和研究农业化与非农化转型。因此，我们继续用农劳比指标观察人类大历史中的这两大转型。[10]

显然，农劳比在第一个农业化转型中呈现上升趋势，在第二个非农化转型中呈现下降趋势。我们用图1.3表示人类的大历史和这两大转型。在图1.3中，我们设想人类在12,000年前后开始发明农业，一些人或人类部落开始把自己的部分生产活动用于种植植物或养殖动物。经过一段漫长、反复、持久并充满失败、死亡和波动的艰苦过程，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而从事农业，人类也越来越依赖农业提供食物，图1.3设想人类的农劳比在公元前10,000年前开始稳定地从零上升，并在公元前10,000年后迅速上升，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达到80%的水平，并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也就是说，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人类也许基本完成了农业化转型，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转为农业，人类进入了大部分劳动力稳定地从事农业的农业社会。

图1.3 人类大历史中的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示意图

注：图中农劳比曲线不代表农劳比变化的历史事实和未来可能趋势，而仅做示意之用。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参见数据附录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大约从1700年开始，人类社会出现了非农化趋势。我们暂且设想人类完成非农化转型的标志是农劳比降低到趋近于0%。[11] 因此非农化转型可以用农劳比变化表述为农劳比从例如80%下降到0%的过程。在图1.3中，农劳比从公元1700年开始下降，并在公元2000年降到38%。我们假设它将在未来继续下降并最终接近于0%。

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我们把图1.3中的农劳比下降阶段放大成图1.4，以便更详细地观察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指标的非农化过程。图1.4的第一个横轴以公元1700年为原点年，我们称为“转移纪年”，第二个横轴则以公元日历年为准。我们把人类的非农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00年到2000年，期间农劳比从80%降低到38%。这一阶段是已经过去的历史。[12]

第二阶段从2000年到2015年，期间农劳比从38%下降到27%。这一阶段是当今人类熟悉的农劳比下降的当代史。[13]

第三阶段从2015年到非农化过程结束，是人类面对的未来，期间农劳比将从27%下降到接近于1%。

图1.4 世界非农化转型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2000和2015年数据：参见数据附录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按照我们的分段，人类的农劳比在第一阶段下降了42%，走过了整个非农化过程的一半路程。[14] 这个阶段是地球上的人类开始从全世界的角度认识自己，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意识开始全球化。为描述农劳比在这个阶段的下降路径，图1.4示意性地绘出了A、B、C、D四条曲线，其中A是一条直线，表示农劳比在从1700到2000年的300年间以“匀速直线运动”方式下降。不过，在这个阶段，人类对非农化的性质和意义缺乏具体了解和理论研究，亦缺乏人口、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数据。所以，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研究水平上，我们无法在定量意义上对第一阶段的农劳比变化做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判断，亦无法确认A、B、C、D四条曲线中的哪一条更接近当时的非农化过程。第二阶段是我们唯一可以明确地定量研究的非农化历史。不过，由于这段时间太短，我们依然把该阶段农劳比下降曲线绘为直线GH。为简单起见，图1.4对2015年以后的未来绘出了J、K、M三条直线，表示农劳比可能出现的各种平均速度不同的下降路径，显然，不同的平均速度决定了不同的第三阶段时间长度。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人类现在大体走过了整个非农化转型的近三分之二路程。为了全面完成非农化转型，人类依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人类完成后续非农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由社会因素造成的波折应当不会太大。不过，我们在这里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转型。但非农化过程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人类学、道德哲学和其他学科意义上的结束。对农业化转型的观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点。例如，农业化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和人类正式形成农业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观念体系之间的时间差距，可能达数千年之久。人吃人这一在农业化之前为维持人类种族延续而出现的特殊方式，应当在农业化结束很久以后才绝迹。根据比较可靠的中国“易牙烹子”故事，[15] 2,600年前左右的中国农业社会还没有把人吃人视为难以接受的现象，所以，非农化在社会学、政治学和观念意义上的结束应当远远迟于它在经济学上的结束时点。另一方面，即使就经济学而言，在人类已经走完非农化大半路程的今天，人类对非农化的过程、性质和意义依然甚少了解。例如，我们不知道图1.4中联接F、G两点的四条曲线哪条更接近农劳比从1700到2000年的真实下降轨迹，不知道农劳比正在我们眼前不断下降的具体机制。实际上，人类只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统计全球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这样的基础数据。所以，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研究水平上，我们对非农化转型过程知之甚少，既无法在定量意义上描述农劳比在最近三百年的降低轨迹，亦很少在定性意义上讨论农劳比下降的机制和条件，更遑论非农化短期波动的原因和影响。人类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更难理解自身如何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并最终实现农业化转型。[16] 但人类应当能够想象和理解自身如何从农业经济向后农业经济转变。今天的我们拥有远比从事农业化的祖先更为优越的条件来记录和领悟我们自己参与其中的历史变革。所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上，我们应当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非农化研究的中心问题，利用现有和将要创造出来的知识理解我们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一伟大转型。

注释：

1 参见汤因比，1972/2000年，第28页。

² 中国的情况参见例如Ho, 1969; 裴安平，2006，第67-83页；王星光，2012。

³ 参见Stavrianos, 1999，p. 34。不过，Stavrianos对这两个时点上的狩猎者比重的”猜测”应当有误：对第一个时点的猜测应当过高、对第二个时点的猜测也许过低。就第二个时点来说，其实，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有少数人的职业是非种植型的采摘和非养殖型的捕猎，例如近海和远洋捕捞等。同时，在各民族关于农业社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关于捕猎者的描述。这部分说明了捕猎在农业社会的普遍性。现代经济统计把依然存留的生产性采集、狩猎活动笼统地归之为”农业”，从事这些活动的劳动力也归之为农业劳动力。本书的分析以现代统计资料为基础，因此本书在分析非农化过程时，接受现代经济统计把采集狩猎活动纳入农业的做法。

⁴ Mitchel研究了大量历史数据后指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间不早于18世纪中叶，并把1750年作为自己编辑的历史数据起点年份。参见Mitchel，2003，p. VII。

⁵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初步说明将1700年作为人类开始非农化转型起点的理由。从统计资料看，Maddison认为在1700年，荷兰和英国的农业就业比已经分别降到40%和56%，英国并在1820年将其进一步降到37%。从文字论述看，例如，英国学者配第（William Petty）早在1700年前便讨论了非农业部门的收益优势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参见Maddison, 2001, p. 95; 配第，1690/1979。

⁶ 何炳棣曾把美洲粮食作物引入中国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参见何炳棣，1959/2000，第215页，参见Ho，1955。关于引入美洲玉米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参见Chen and Kung, 2016.

⁷ Dublin, 1981。

⁸ Cantillon, 1755/2010，p. 93.

⁹ 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虽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劳动统计学的发展已经使得从人口中区分出劳动力、从劳动力中区分出农业劳动力的问题跨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而部分地落入统计学领域。本书采用劳动统计学关于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劳动力统计数据。农业劳动力统计概念在近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美国在2000年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部分产业的劳动力从非农改计为农业劳动力。

¹⁰ 关于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业就业比重的严格定义和区别，参见本书第4章及胡景北，2015a。

¹¹ 这一设想的技术背景是美国在2010年以占本国劳动总量1.4%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远远超过本国需求的农产品。仅仅把美国农业技术扩散到全世界，世界农劳比便应当降到5%以下。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农业技术，美国本身的农劳比和世界农劳比应当能够进一步降低。不过，在本章后面对非农化转型的历史学展望中，我们设想非农化结束的标志是农劳比降低为0%。美国农劳比数据参见本书数据附录5。

¹² 这里的分段把公元纪年法作为重要标准。显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生、波动、加速减速拐点、完成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与特定的纪年法无关；使用中国传统的王朝纪年法或者民国纪年法可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作出应当同样合适的分段，使用事件分段法甚至更为合适。公元纪年法的优点是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主要民族使用它，同时它比较容易让我们”记忆”历史。

¹³ 我们强调第二阶段只是因为它是我们熟悉的刚刚过去的历史。同时，正如上一节关于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描述揭示的那样，二十世纪晚期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

¹⁴ 由于各国统计工作质量的不一致，2000年的农劳比数据只能给我们提供某种指南。与此相比，1900年的农劳比数据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学术问题。Trebilcook曾经搜集了若干欧洲国家在1900年前后的农劳比数据如下：英国1901年：9%，法国1901年：43%，德国1895年：36%，奥地利1900年：60%，俄国1910年：86%，意大利1901年：59%，西班牙1900年：68%，匈牙利1910年：64%，西里西亚–波西米亚 (Silesia-Bohemia) 1900年：38%。此外，美国1900年的农劳比是39%。这些数据的精确性无疑值得商榷。但利用它们并考虑到除了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少数非欧洲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当时还没有或者刚刚开始非农化转型，我们可以对1900年前后的世界农劳比有某种大体的把握。注意Trebilcook的农劳比定义是农业劳动力占总的活跃人口的比重 (agricultural workforce as percentage of total active population)。参见Trebilcook, 1981, p.435。其中，他的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和匈牙利数据是根据Mitchell资料计算的，其它各国数据则引自Dovring的研究。参见Mitchel, 1975, pp. 153-163; Dovring, 1969, pp. 604-609ff. 美国农劳比数据来源见本书数据附录4。

¹⁵ 刘向，公元前26年，编著：《管子·小称》，https://zh.wikisource.org/zh/%E7%AE%A1%E5%AD%90/%E7%AC%AC32%E7%AF%87%E5%B0%8F%E7%A8%B1。2016年12月26日检索。

¹⁶ 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就。不过，他没有把农业化转型与采集狩猎经济阶段区分开来。见萨林斯，1972/2009。

前言：从今天起，我准备把我的一份书稿《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分节发到网上，预计每三天发一节。请批评、指正，谢谢！
——胡景北2017年12月7日

摘要：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出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在人类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中，最近二十多年的转移速度最快、转移范围最广。在人类跨入公元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农业劳动力数量从上升转为下降、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0%以下。如果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候该比重为80%，因此，人类走完了农劳比下降的一半路程。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1 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在少数人生产食物的同时大多数人获得充足食物。这是人类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崭新特征。事实上，就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而言，仅仅四十年前，大部分中国人还在生产食物，大部分中国人还得饿着肚子入眠。而每到农忙季节，那些有幸地无需每日务农的城市人还得去”支农”：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成熟的农作物并种植下一茬庄稼。这一切现象在四十年前是如此地正常，几乎没有任何中国人对之提出质疑。但它在今天的年轻人头脑里却成为难以想象的梦魇。确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在大部分人不再从事食物生产的前提下，人类竟然摆脱了饥饿状态。这一变化发生之前，人类的总体是农民、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人类劳动被用于生产食物的农业。而食物的充足意味着大部分人可以转而生产非食物的有用物品，即从农业转到非农业部门。本书的主题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职业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一个人无论走到富国还是穷国，走到城市还是乡村，他都可以看到刚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民，看到这些新加入市场经济的劳动者。实际上，最近二十年多年来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资本和农业转出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是发生在各国内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国际性劳动力迁移。因此，理解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家常常把大约自十八世纪开始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并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在过去三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没有成为世界现象：它仅仅发生在地球的局部地区。例如，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十八世纪发生在英国和荷兰等少数西欧国家，十九世纪才扩展到其他西欧国家和美洲。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美国南部开往北部的列车上常常坐满了向新英格兰地区非农部门转移的南方农民；但全世界大部分人甚至连这样的消息都无从得知。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大大推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可它也主要局限于欧美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东亚和中东国家实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它依然没有成为世界现象。而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许多国家甚至强烈抵触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政府还强制性地大规模地动员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务农。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农业劳动力转移突然从不受注意的局部现象一变而为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潮。人类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人口大迁徙的浪潮之中。无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还是在西非、中亚的人口稀疏国家；无论在发达的西欧、北美地区，还是在不发达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全世界到处都可以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用数据展示这一现象。首先观察度量农业劳动力变化的相对指标。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整理和发布了1991年以来的世界劳动力包括农业劳动力统计资料。我们利用这些资料绘制了图1.1。该图使用”农业劳动力”和”农劳比”两个指标，其中”农劳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的简称。如果假设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那么，农劳比下降便一定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在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时期内，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总是高于总劳动力的相应比率，因此，即使一个国家的农劳比不变甚至小幅度上升，这个国家也应当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作为整体的全世界。图1.1中的农劳比变动曲线清楚揭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农劳比的下降趋势。全世界农劳比在1992年是40%，2000年降到38%，2015年进一步降低到27%。由于在最近三十年内，世界上没有发生过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大规模自然和社会灾难，所以，在全球人口和劳动力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农劳比下降只能提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1]

图1.1 世界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1991-2015年

注：农劳比=农业就业/(总就业+总失业)。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1991至2015年的世界总就业、总失业和农业就业等数据。本图根据这些数据和上述公式计算。注意本图使用的数据可能不具有很高的准确性。^[2]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如果说农劳比下降指示的是农业劳动力总量的相对减少，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标志还是农业劳动力总量的绝对减少，那么，也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近这段时期，世界农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正如图1.1的柱状框所示，全世界农业劳动力在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十亿六千万人。在这之前，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的九亿七千万缓慢提高到2001年的水平，其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不足1%。相比于同期超过1.6%的世界劳动力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每年自然新增的农业劳动力中，大部分人必然转出了农业，农业劳动力必然在相对减少。事实上，尽管1991到2001年农业劳动力总量缓慢且持续提高，但农劳比依然从1991年的40%降低到了2001年的38%。而从2002年开始，人类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绝对减少，到最新数据年份的2015年已经减少到九亿二千万，比2001年的最高峰值减少了一亿四千万、甚至比1991年还减少了四千多万。^[3]  农业劳动力总量的绝对减少进一步证实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从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观察，在公元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人类终于到达了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新阶段，人类在非农化道路上终于实现了这个标志性的成就。换用相对指标度量，如果我们假设人类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1700年前后，世界农劳比为80%；在未来某一时刻结束转移时的农劳比趋近于零，则农劳比在1992年降低到40%意味着在二十世纪结束之际，^[4]  人类经过三百年艰苦足绝的努力，终于走完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半路程。尽管现有数据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尽管人类也许永远无法获得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最近二三十年间的准确数据，但在大范围的尺度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在人类跨入公元第三个千年之际，人类投入农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达到顶峰并转而下降、人类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降低到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时水平的一半以下。^[5]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在最近二十多年内跨过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且在转移速度上应当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快水平。这里，我们用农劳比变化幅度表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毫无疑问，从2002年开始的农业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趋势加快了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因此，在2001到2015的十五年间，世界农劳比的下降幅度超过了10个百分点。但即使就1991到2015年的整个二十四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应当是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以来所实现的最高速度。2015年世界农劳比降低到近27%，与1991年相比，降低量高达13个百分点。我们想象一下历史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一降低量的特殊意义。在下面的表1.1中，我们设想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起点即1700年和1800年。假设人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是把农劳比从80%降到接近零，那么，按照农劳比在1991-2015的二十四年间的下降速度，人类只要6至7 个二十四年即150年左右就可以完成全部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然而，如果人类从1700年便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那么，到了三百年后的2000年，世界农劳比才降到38%。三百年总共降低量仅仅是42个百分点，平均每二十五年才降低3.5个百分点；而1991至2015的二十四年便降低了13个百分点，2001至2015的十年降低量更高达10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是1700-2000年平均速度的4倍！更保守地说，假如人类从1800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则到2000年的二百年间把农劳比降低了42个百分点，每二十五年降低5.25个百分点，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劳比降低速度亦达1800-2000年平均速度的二倍以上。所以，表1.1的比较清楚地表明农劳比下降在最近二十四年间所达到的高速度。就此而言，尽管我们缺乏最近二、三百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历史数据，尽管关于最近年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资料不尽准确，我们依然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判断，1991年以来的二十多年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时期。^[6] 

表1.1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假设性比较，1700-2015年

                                                                                  单位：百分点

 

最近二十多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是时间维度上可能是速度最快的，而且在空间维度上应当也是范围最广的。国际劳工组织曾经把世界各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分成九组并统计了1991至2013年以来全世界以及九个国家组的农业劳动力变化状况。我们用农劳比指标把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整理为图1.2。该图显示无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地理位置优劣、原先农业劳动力数量多寡，从1991到2013年，所有九个国家组的农劳比都在明显下降。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清楚地发生在所有九个国家组内，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由于我们缺乏1991年之前世界和各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靠和全面数据，由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值得商榷，我们不能武断地宣称人类在1991年之前没有经历过同时发生在全世界范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对最近三百年世界经济增长史的大致了解让我们有理由相信，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近三百年来第一次经历的如此大范围的转移现象。

图1.2 用农劳比变化度量的全世界和各国家组农业劳动力转移

1991、2000和2013年

注：本图内纵轴指标是农劳比。九个国家组的全称分别为”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国家（即本图的发达国）”、”非欧盟的中欧南欧和独联体国家（东南欧）”、”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东南亚）”、”南亚”、”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拉美）”、”中东”、”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撒南）”。各组国家构成见资料来源。^[7]

资料来源：数据：ILO，2014，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s, 8th ed., ILO, Geneva, Switzerland, Table R4 and R5. 各组国家构成：ILO, 2015,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 2015, ILO, Geneva, Switzerland, p. 95. 这两份资料于2015年7月16日检索。

世界规模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结果。我们再次观察图1.2。该图的九个国家组中，包括中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蒙古、韩国的东亚组表现得特别突出。1991和2000年，该组的农劳比分别为54%和45%，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农劳比。但到了2013年，该组农劳比已经降低到29%，甚至略低于世界水平。在1991-2013的二十二年间，东亚国家将其农劳比降低了25百分点，是世界降低量的一倍。如果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竞技的话，那么，东亚组在这二十二年的竞技中拔得头筹。东南亚和南亚两个国家组的成绩亦非常突出，二十二年的降低量分别达到18和15个百分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个国家组包括了世界农业劳动力最为众多的地区，因此，它们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对世界农劳比下降状况的影响也最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些农业劳动力大国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带动了全世界农劳比的快速下降。以这三个地区为中心，农劳比下降速度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逐渐降低，并在距离中心最远的欧美发达国家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分别降低到二十二年下降3个百分点的速度。不过，考虑到发达国家1991年的农劳比已经低至6%，用农劳比降低量与农劳比原有水平相比（即用1991-2013年之间的降低量除以1991年的水平），发达国家在这二十二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甚至高达第二位，仅仅次于东亚国家组。而世界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也在这二十二年实现了3个百分点的农劳比降低绝对量，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这些国家在最近未来将大大提高农劳比降低速度。

最后，我们观察世界部分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附有世界若干国家的农业就业比数据。这里的农业就业比指的是农业就业占农业与非农产业就业总和的比重。我们选取《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00、2005和2010年三年数据并将它们整理为表1.2。^[8] 同时，我们在表1.2中计算并列出所选取国家农业就业比在这三个年份间的降低幅度。如果以农业就业比达到40%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中点，表1.2中的数据清楚地指出表中大部分国家在2010年跨过了该中点，例如中国、埃及、土耳其等。同时，世界有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例如英国、阿根廷、美国、德国等；但部分国家还没有到达中点，例如印度、越南等，有些国家或民族甚至可能刚跨入这个过程不久。^[9] 就表中国家的平均数而言，人类作为整体在公元2010年前后应当依然置身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中，人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亦应当继续处在这个趋势中。

表1.2包括的绝大多数国家在2000至2005年、2005至2010年和2000至2010年的三个分段中皆降低了农劳比，实现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就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整体看，越南、蒙古、中国、土耳其和泰国这些亚洲国家的表现尤其突出，农业就业比下降幅度皆超过了10个百分点。南非、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乌克兰、波兰和巴西的比率应当也下降了5个百分点或更多。甚至农业就业比在2000年便低于5%的发达国家在这三个年份分段中也几乎全部延续了劳动力转出农业的长期趋势。只有斯里兰卡一个国家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转回农业的反向趋势。就表1.2列出的34个国家的总体情形而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趋势是十分明显和普遍的。

表1.2 若干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2000、2005和2010年

国家和地区	农业就业比水平(%)			农业就业比下降幅度（百分点）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00-	2005-	2000-
				2005年	2010年	2010年
中    国	50	44.8	36.7	5.2	8.1	13.3
孟加拉国	62.1	48.1		14.0
印度		55.8	51.1		4.7
印度尼西亚	45.1	44	38.3	1.1	5.7	6.8
以 色 列	2.2	2	1.7①	0.2	0.3	0.5
日    本	5.1	4.4	3.7	0.7	0.7	1.4
哈萨克斯坦	35.5②	32.4	28.3	3.1	4.1	7.2
韩    国	10.6	7.9	6.6	2.7	1.3	4.0
马来西亚	18.4	14.6	13.3	3.8	1.3	5.1
蒙    古	48.6	39.9	32.6③	8.7	7.3	16.0
巴基斯坦	48.4	43	45.1③	5.4	-2.1	3.3
菲 律 宾	37.4	36	33.2	1.4	2.8	4.2
斯里兰卡	24.2②	30.7	32.7	-6.5	-2.0	-8.5
泰    国	48.8	42.6	38.2	6.2	4.4	10.6
越    南	65.3	57.9④	47.4⑤	7.4	10.5	17.9
埃    及	29.6	30.9	28.2	-1.3	2.7	1.4
南    非	14.5	7.5	4.9	7.0	2.6	9.6
墨 西 哥	17.6	14.9	13.1	2.7	1.8	4.5
美    国	2.6	1.6	1.6	1.0	0.0	1.0
阿 根 廷	0.7	1.1	1.3	-0.4	-0.2	-0.6
巴    西	20.6②	20.5	15.3③	0.1	5.2	5.3
委内瑞拉	10.2	9.7	8.7	0.5	1.0	1.5
捷    克	5.1	4	3.1	1.1	0.9	2.0
德    国	2.7	2.3	1.6	0.4	0.7	1.1
意 大 利	5.3	4.2	3.8	1.1	0.4	1.5
荷    兰	3.1	3.2	2.8	-0.1	0.4	0.3
波    兰	18.8	17.4	12.8	1.4	4.6	6.0
俄罗斯联邦	14.5	10.2	9.7①	4.3	0.5	4.8
西 班 牙	6.6	5.3	4.3	1.3	1.0	2.3
土 耳 其	36	29.5	23.7	6.5	5.8	12.3
乌 克 兰	23.4	19.4	17.2⑤	4.0	2.2	6.2
英    国	1.5	1.3	1.2	0.2	0.1	0.3
澳大利亚	5	3.6	3.3①	1.4	0.3	1.7
新 西 兰	8.7	7.1	6.6①	1.6	0.5	2.1

注：①2009年数据。②2001年数据。③2011年数据。④2004年数据。⑤2012年数据。农业就业比降低幅度为期间首末年度农业就业比之差。

资料来源：中国：《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表4-3。其他国家：《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附录表2-2；《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附录表2-2；《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附录表2-2；《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附录表2-2。若不同年份年鉴的数据有别，以最新年份年鉴的数据为准。此外，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在上述表下皆注明该表资料来源是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释：

^[1] 图1.1及本章其他关于世界及各地区的数据图、表仅仅起着提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某种趋势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迄今为止发布了九个世界劳动统计版本，每个版本对历史数据几乎都有大量修改。同时，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最近年份的数据亦以推测与预测为主。所以，本书利用的该组织的数据非常可能在未来几年进一步修改。读者在阅读本章及本书的涉及世界和各地区数据时，请把重点放在它们显示的趋势上，并注意这类数据的不准确性。参见例如ILO, 2014；2016。

^[2] 国际劳工组织在其“劳动市场主要指标”中同时发布了世界总劳动力、总就业和总失业数据，但几乎在所有数据年份中，总劳动力都不等于总就业与总失业之和。这种情况出现在“劳动市场主要指标”的各版本内。就图1.1使用的第九版来说，总劳动力与总就业与总失业之和的相对差距在绝大部分年份里小于绝对值1%。参见例如ILO, 2014；2016。

^[3] 在国际劳工组织于2014年发表的“劳动市场主要指标（Key Indicators of Labor Market, KILM）”的第八版中，世界农业劳动力的最高数量为十亿零七千万，且出现年份是2003年；但在2016年发表的第九版中，世界农业劳动力最高数量改为2001年的十亿零六千万。参见例如ILO, 2014；2016。

^[4] 若以国际劳工组织于2016年发表的“劳动市场主要指标”第九版中的总劳动力为分母，农业劳动比重在1992和1993年分别为40.2%和39.6%。此外，根据该文件第八版中数据，农业就业占总就业与失业和的比重，1994与1995年才分别降低到40.2%和39.3%。参见例如ILO, 2014；2016。

^[5] 图1.1同时指出，即使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没能阻遏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汹涌潮流。无论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衡量，农业劳动力在2008及随后数年中都保持了强劲的下降趋势。

^[6] 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解体也是在1991年解体的。当然，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资料以1991年为起点年份和前苏联解体之间也许不存在任何直接联系。然而，前苏联解体和最近二十多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高潮之间应当存在某些联系。Hobsbawm在前苏联制度失败后曾经用新的理由为该制度辩护，即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视为历史趋势，则前苏联制度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过，Hobsbawm没有提出资料证明其观点。虽然我们缺乏1991年之前的数据，但这里列举的1991年之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至少表明前苏联制度崩溃后，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上最为迅速的时期之一。笔者曾经指出正是前苏联制度的崩溃为世界范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打开的闸门，笔者的理由是前苏联制度的崩溃让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在全世界规模上结合起来，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成为可能。参见Hobsbawm, 1994, p. 9; 胡景北，2008。

^[7] 国际劳工组织在2016年发布的“劳动市场主要指标”第九版中，重新划分了各国家组。不过，这样的重新分组不影响我们在这里展示的大范围出现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参见ILO，2016。

^[8] 不同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国同一年数据往往会有区别，我们选取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的该三个年份数据。具体国家的选取标准是一个国家在这三年内至少有两年的数据，同时不选取城市型国家。

^[9] 例如柬埔寨的农业就业比在2008年为72.2%,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附录表2-2。但该国近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非常迅速，到2012年已经把这个比率降低到了51%，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附录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