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昨天，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签订800周年纪念日。《大宪章》之所以值得纪念，首先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第一份国王和臣民的协议。也许在这之前，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君主也和臣民也订立过类似协议，只是作为书面文件，这样的协议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在历史记录中留下若干痕迹。就开天辟地第一次而言，英国《大宪章》无疑值得纪念。

    但是，英国《大宪章》值得纪念的主要原因不是它作为第一份类似文件，而是它的内容，尤其是下述三大内容：

    1、国王征税须获得臣民同意；

    2、臣民除非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不受监禁、没收财产或者任何其它方式的处罚；

    3、臣民的代表由臣民自己推选，而不由国王指定。

   《大宪章》的前两大内容已经广为人知，但第三大内容很少被人提及。诚然，臣民对自己的收入拥有的权利十分重要，臣民对自己的人身拥有的权利更加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第三大内容，第三个“裁判者由臣民推举”的权利的话，前两个权利就会成为空话。试想，如果一个国王宣布臣民具有《大宪章》所载明的前两大权利，但是，臣民代表由国王一人指派，这些代表仅仅听从于国王，那么，国王愿意如何征税，臣民都“衷心拥护”；国王愿意如何处罚，法官都“遵旨办案”，《大宪章》规定的臣民在纳税和人身自由两方面的权利都会化为虚无，这两大权利的规章也是成为花瓶，成为国王“安慰”臣民的美好言辞、成为奴才赞颂国王的有力依据。

   《大宪章》的起草者和谈判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并用第三大内容规范了臣民代表的产生、独立性和权利。虽然《大宪章》的很多条文与臣民代表问题有关，但对此的规范特别突出地体现在《大宪章》的第61条。这是《大宪章》63条条文中最长的一条，篇幅占整个《大宪章》的十分之一以上，比次长的条文长三倍以上。该条文明确规定由贵族自由推选“二十五人”监护《大宪章》的遵守情况。如果国王或国王任命的大法官及其他官员违反《大宪章》，这二十五人有权反抗，直到动用武装力量收缴国王的财产以补偿国王及其属下的违反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与英国《大宪章》关于限制国王征税权和处罚权的两大内容广为人知相比，《大宪章》关于臣民代表之产生和权力的第三大内容很少见于中文媒体，为填补缺憾，我在本篇夜话中谨将《大宪章》第61条全文译出如下：

 

    第61条

    为了天主、为了我们王国更好的秩序，为了抚平我们[译者注：《大宪章》中的“we(我们)”似乎应当理解为签署《大宪章》的国王本人]和贵族们之间已经出现的分歧，我们授予贵族们上述所有权利。为了让这些权利得到全面、有力和永久的执行，我们给予和授予贵族们下述保证：

    贵族们将在他们中间选出任意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将用他们的全部力量来保证和监督本宪章赋予和确认给贵族们的和平协议和权利的执行。

    如果我们、我们的大法官、我们的官员，或者我们的属员，用任何方式侵犯了任何人，或者违反了本和平协议或本保证中的任何条款，只要这一违反行为为上述二十五人中的四人所知，这四人应当到我们这里（若我们不在国内，则到大法官处）声明该行为存在并要求立即纠正。从这四人向我们或大法官提出声明那天起的四十天内，如果我们或大法官没有做出纠正，该四人将把此事通报给上述二十五人中的其余二十一人。该二十五人可以决定用任何可能方式拘留我们或者武装攻击我们，并在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支持下，占领我们的城堡、土地、财产和其他所有东西，直到他们得到他们所决定的纠正。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人、皇后与我们孩子不得受到人身伤害。在纠正之后，他们应当像往常一样服从我们。

    任何人只要愿意的话便可以立誓服从上述二十五位贵族为了达到纠正目的而发布的命令，并且尽他的全部力量帮助这二十五人攻击我们。对愿意这样做的人，我们给予公开的和免费的立誓许可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允许他们那样立誓。同时，对那些不愿意立下此一誓言的我们的臣仆，我们将命令他们如此立誓。

    如果上述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去世或离开国家，或者因为其他任何方式而不能履行其职责，剩下的二十四人将根据自己的考虑而选择另一位贵族替代不能履行职责的人。被选出的贵族应当和其他二十四人过去做过的一样通过宣誓成为二十五人中的一员。

    如果就提交给该二十五人决定的事项，该二十五人意见分歧，那么，在场的多数决定将视同于全体二十五人的决定，而无论他们是否全部在场还是有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在场。

    该二十五人应当立誓忠实地遵守上述全部条款，并且应当被其他人以其最好应用其权力的方式迫使他们遵守。

    我们不寻求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者第三者的努力从任何人那里获得足以使我们给予贵族们的上述让步或权利的任何部分失效或削弱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东西，它们也是无效的，无论我们自己还是第三者决不会使用它们。

 

    在这第61条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1） 所谓的“二十五人”团由贵族们自由推举，国王不予干涉也无权干涉。

    （2） 在该“二十五人”团和国王冲突的情况下，该“二十五人”团的决定高于国王的决定，全国人应当服从“二十五人”团的决定而不是服从国王的决定。

    （3） 国王不但在可能的贵族武力反抗的过程中被保证人身安全，而且在其错误被纠正后依然是国王。

    我们看到，第（1）点保证了臣民代表不由国王指定，第（2）保证了臣民代表决议的最高地位。与此相对应，第（3）点保证了国王即使有错且不能“自我纠错”，国王在错误被臣民用武力改正后依旧是国王，依旧得到臣民的效忠。

    显然，第（1）、（2）两点结束了国王的专制，让国王在《大宪章》的其他条文中授予贵族的权利有了执行的保障，使得征税权和处罚权的裁判人不受国王的驾驭，不听命于国王。“裁判员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体育竞赛原则在这里清楚地体现出来。国王可以计划重大行动，但这些行动牵涉到居民额外纳税或受到处罚时，这些行动的世俗合理性就由臣民代表来裁决，而非国王“一言九鼎”。由于国王不能指定谁成为谁不能成为臣民代表，国王也就不能把臣民代表变成仅仅举手拥护自己的“表决工具”很显然，从这样的二十五人“团”制度很容易发展到后来的贵族会议、议会、国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61条的第（3）点非常有趣。国王在承认自己可能出错且不会“自我纠错”并接受贵族们在忍无可忍时的武力纠错后，从贵族那里获得后者在纠错后继续效忠自己的保证。这一点让英国国王制度得以延续，并一直延续到今日，以至于英国成为今日世界上罕见的君主制国家。就此而言，虽然《大宪章》是当年英国国王被迫签署的，但如今的英国女皇依然兴高采烈地出席了昨天的纪念《大宪章》800周年的庆祝活动。

    在800年前，英国和其他国家还处于强烈的等级制社会，因此《大宪章》所提及的权利和臣民代表指的都是贵族的权利和贵族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等级制的弱化，这样的权利逐渐普及到平民大众，这样的代表逐渐演变为平民大众的代表。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权利从握之于一人转变成握之于小部分人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一旦走出，权利从小部分人之手向大部分人之手并逐渐向全民之手的转变就只是量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了，因为理论上已经没有难度、法律上已经没有障碍。这类似中国现行户籍制度规定的权利。如果一个农业户口者转变为非农业户口，他或她及其子女将自动获得非农业户口者已经获得的比如就学权、经济适用房权、失业救助权（若失业的话）等等。但是，如果非农业户口者还没有获得比如推举代表确定房产税的权利，新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自然也不会自动取得这样的权利。

    很多“社会主义者”对《大宪章》不屑一顾，理由便是它仅仅把权利授予贵族（和freemen 自由人），而当时英国社会的多数人不是贵族不是自由人。不过，这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否定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和变化，因为所有变化都先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例如，“社会主义者”本身也是先把权利给所谓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和后来都仅仅是那里的少数人。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自然不包括女人和小人，更不包括当时广泛存在的奴隶。在我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政府下，这句话更被“社会主义者”指斥为孔夫子是要“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页）。事实上，直到今天，有些贫穷人家遇到客人上门也可能感受不到“不亦乐乎”，而感受到无力招待的尴尬和窘迫。但这一切并不能够否定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言代表了人类的普世感觉。同样，英国《大宪章》尤其是它的第61条对臣民代表的规范，代表了人类在反抗专制方面的普世价值。它在当时仅仅是惠及少数人的一小步，但在八百年后的今天，在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宪法中宣布普通人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团”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今天，我们发现《大宪章》又是人类在脱离专制社会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大步。

    注：本篇夜话中的《大宪章》第61条的翻译所依据的英文原文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网页http://www.bl.uk/magna-carta/articles/magna-carta-english-translation，2015年6月10日下载。翻译中同时参照了下述拉丁文-英文双语对照文本，该文本作为附录收在S. Thorne， W. Dunham， Jr.， P.Kurland and I.Jennings， 1965， The Great Charter: Four Essays on Magna Carta and the History of Our Liberty， pp. 111-149.翻译中并参考了雷敦酥的中文译文，参见雷敦酥，2002， 英国大宪章今译，辅仁大学若望保禄二世和平研究中心“和平丛书”第26期。笔者保留本文对英国《大宪章》第61条的翻译版权。转载请注明这里的出处。

 

   “夜话”，2015年第11期，2015年6月16日，定稿于2015年6月18日。

    “新常态”是当下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个热词。有朋友问我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新常态”当然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词汇，因此每一个使用这个词汇的人会有自己的解释。我不用这个词汇，但既然被问到，也就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2014年底的一天上午，我乘火车从南京去上海。火车开出南京站不一会，我就看到两个广阔的停车场，场内停满了水泥车和工程车。我当时便感觉所谓“新常态”的秘密就在眼前：三十年前，整个江苏省的水泥车和工程车加起来可能也不及这两个停车场上的数量。十年前，那些工程车辆清晨早早就离开停车场开始工作了。而今天，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那么多工程车依然停在那里。

    我看到的这个情景至少说明了关于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事实：

    1.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底子已经变厚。以包括水泥车在内的工程车这样的机械为例，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足够的机械设备。

    2. 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机械设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这两个事实我们很容易得出推论，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毫无疑问，投资尤其大规模的投资依然能够拉动中国经济，但拉动的程度已经大大缩小。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投资乘数，指的就是一笔投资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例如，如果投资乘数等于5，则4万亿投资在一定时间内将能带动20万亿GDP的增加；如果等于1，则4万亿投资只能为GDP增加4万亿。所以，投资乘数的大小决定了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我对中国的投资乘数没有研究亦不敢随便猜想。不过，我在沪宁铁路上看到的景象告诉我，即使当下的投资乘数还很大，它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相比肯定也大大降低了。例如，十年前，当我们需要建设一条新铁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水泥不够用；即使以国家计划的行政手段获得水泥，也很难把它运到铁路工地。因此，为了落实铁路建设投资，我们必须建设新的水泥厂才能保证水泥供应，必须制造新的水泥车才能把水泥输送到工地。但同时，我们又发现钢材不够用，发现铁矿不够用，更发现铺轨机不够用。于是，只要我们有钱，一笔铁路投资就可以带动水泥厂和水泥生产设备的建设投资、带动各类工程车辆制造业的投资、带动钢铁投资、带动矿产投资（或进口）。而钱似乎并不困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能找到钱，外国资本也希望参与盈利。这样，投资就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十年看到的增长奇迹。

    如今，为了拉动经济，我们当然也可以甚至需要投资，大兴土木，比如和几年前一样建设几条新铁路。只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楚的是，铁路投资能够带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很少。固然，建设一条新铁路需要水泥和水泥车、需要钢铁和铺轨机。可和十年前的区别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水泥厂和水泥车、足够多的钢铁厂和铺轨机；那些水泥厂、钢铁厂还没到产能下降的周期、那些水泥车、铺轨机还没到更新的年限。新的铁路投资能够让这些水泥厂和钢铁厂生产起来、能够让这些工程机械利用起来。然而，除了一些就地取材和地方割据的情况，它已经无法诱使政府和个人建设新的水泥厂、钢铁厂和工程机械制造厂。

    当然，投资本身就属于GDP的一部分，因为投资本身就是经济增长。但是，仅仅依靠投资本身，依靠投资把现有生产能力利用起来，经济是不会快速增长的。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唯一一架可以由强权政府直接驾驭的马车，其它马车都远非政府单独所能控制的。比如出口要视外国的需求而定，消费要视公众的需求而定，而这些需求都不是政府一两个措施就能改变的。因此，一旦投资乘数变得很小，即使政府有三头六臂，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到达了极限，中国经济增长也就进入了慢速的“新常态“。

    不过，中国经济拥有了大量机械设备和生产能力、中国经济由此而进入慢速增长阶段首先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经济多年增长的一个好的结果。虽然中国经济进入慢速增长会造成新的问题，但我们毕竟解决了许多严重的旧问题才到达今天的境地。这和中国今天的疾病问题类似。几十年，大部分中国人等不到患癌就因为其它疾病或者事故离开了世界。今天，癌症成为死亡的主要疾病既是一件坏事，也标志着中国在健康方面的进步。

    中国进入慢速增长不但是一个好的结果，其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需要在工人尤其农民工权利方面、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在环境保护方面、在建立制度方面、在把经济增长由政府推动转为自动运转方面做出大量努力。这些努力都会同时降低资本的利润率，增加生产的困难。所以，只有在生产本身不是政府追求目标的时候，在经济慢速增长的时候，这些努力才容易为政府所承认。

    这里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把经济慢速增长视为坏事。如果把它看成坏事，我们就必须设法改变，必须设法让经济再次快速增长。而在中国经济已经拥有大量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快速增长只可能短暂地出现在两种情形下。第一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它在全社会范围内严重地损坏了生产能力。因此，灾后建设投资将具有很高的投资乘数并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是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以一种特殊方式快速且大规模地毁灭着产品尤其机械产品。仅仅为了弥补每日的损失，生产能力就必须大幅度扩充，投资将同样具有很高的乘数效应并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如果这两种情形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么，我们便需要改变想法，把“新常态”或经济慢速增长视为一件好事并在这一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

 

    “夜话”，2015年第10期，2015年6月1日

    最近沸沸扬扬的毕福剑视频事件已经进入尾声。我最初认为这次事件应当成为我们国家改善相关制度和人心的一个良好契机。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毕福剑供职的央视不参与，如果其他公权力部门不表态，那么，毕福剑事件将不会成为公共事件、尤其不会成为政治事件，而只会停留在私人事件范畴内。当然，毕福剑是央视节目的主持人，属于明星人物，所以它又是一个引起公众广泛注意的私人事件，但也只是私人事件。就私人事件而言，在事件发生之后，利益相关者第一步要做的是诉诸法律，例如

    (1) 毕福剑上诉法院，请求法院紧急制止该视频的公开传播；

    (2) 毛家后人就毕福剑侮辱先人向法院投诉。

    这之后，如果毕福剑获知是谁把该视频发到网络上公开，他亦可以就自己名誉权受损害而向法院投诉。当然，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也许不健全。但即使如此，第一、首先应当诉诸法律；第二，正好借这个契机发现法律不健全处并改善之。

    与此同时，央视和公权力部门最好对毕福剑视频事件持沉默态度。毕福剑是否辞职或者是否暂时不主持节目，则由毕福剑和央视私下讨论解决。在法院判决之外，毕福剑是否道歉以及如何道歉，也由他自己决定。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开始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开

    一个健全社会是一个让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受迫害恐惧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应当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开。私人领域当然也要受法律规范。但是，一个人在私人领域里的言行自由度远远大于他在公共领域的自由度。同样的事情，在公共领域要规范，但在私人领域就不必规范。举个例子。如果转基因食品要标注的话，那也只是说在公共领域要标注；自己家里的食品或者朋友互赠的食品是否需要标注，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就毕福剑事件而言，在私人领域里，一个人既可以对同事、邻居、亲友也可以对在世和去世的各级领导人发牢骚甚至谩骂，但在公共领域，他对所有这些人都不能谩骂，牢骚和情感发泄也需要控制在很低程度上。

    因此，如果央视和有关部门不参与毕福剑的视频事件，那就标志说，我国政府重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正式地开始对私人领域事情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这样，毕福剑事件给毕福剑和其他人的教训，将主要在于个人的教养和文明方面。网民和公众将开始学会不用公共领域的言行标准对私人领域言行“上纲上线”，毕福剑事件也就仅仅是一桩私人事件。

    二、开始把政治和法律分开

    健全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让法官根据法律程序确定对和错以及对和错的程度。这也是我国最近强调“依法治国”的要义所在。依法治国不仅仅在于依法处理老百姓（包括企业）之间的纠纷与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纠纷，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依法处理政治问题，像比如对选举结果的异议，比如一个人对在世和去世领导人的公开评价。

    把这样的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能够让每个人了解自己在公共领域内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合法程度和范围，让每个人不再恐惧政治。毕福剑视频事件牵涉到对毛泽东的侮辱。长期以来，侮辱、批评和赞誉毛泽东就被政府和公众当做政治问题，当做区别一个人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准。这一做法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演变成侮辱、批评毛泽东便为“攻击领袖罪”，足以死刑。毕福剑这次能够免于死刑是由于中国挣脱了毛泽东的绝对专制而走上了回归正常的道路。但是，中国还在这条路上，把一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当成一个人在政治上正确与否的标准、把政治是否正确当成严重大事的现象还广泛残留。所以，仅仅毕福剑免于死刑对离开毛泽东专制已经快四十年的今天的中国并无意义。有意义的是通过毕福剑事件，让对毛泽东侮辱与否的问题完全离开政治而转归于法律问题，由法官裁定毕福剑行为的违法与否和若违法时的违法程度。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央视和有关部门不参与毕福剑的视频事件，要求毛泽东后人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要求各方参与者的理性。诚然，毛家后人也可以采取沉默的态度，不予理会。这样，虽然毕福剑不会为该视频而被告上法庭。但从毕福剑事件开始的政治和法律的分离依然会有力地告示全国人民，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对政治人物侮辱与否应当由法律规范，而摒弃用“反动”、“反社会主义”等政治语言来为言论定性的做法。

    三、开始向说真话的社会转变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是大家没有恐惧地说真话的社会。当然，真话不一定正确，也不需要一定正确，它只是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一个人没有必要非得说出别人或者政府认为正确的话：他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尽到了自己作为“人”的责任。同时，真话和脏话是两回事。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领域，我都坚决支持说真话，坚决反对说脏话。在毛泽东绝对专制时期，一个人不但在公共领域不能说真话，而且在私人领域也不敢说真话。“文革”中让孩子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揭发的现象离开我们还不远。离开毛泽东专制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在私人领域和部分公共领域如网络就政治问题说真话了，但还不可以在大部分公共领域如出版和影视中说真话。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进步，也要看到这一进步的缓慢和曲折。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在公共领域可以就政治问题说真话，毕福剑视频事件将不会发生。所以，毕福剑视频事件反映了中国言论自由程度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巨大鸿沟：公共领域必须“舆论一律”，私人领域则非常自由；而且，公共领域对舆论越管制，私人领域的舆论越具有发泄性，因为“忍受”才需要“发泄”。

    中国现在的私人领域说真话、公共领域说假话的社会分裂、说话者人格分裂的情形不是一个社会、一个人的正常情形，所以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中国从现在开始的继续变化的方向只有两个：第一，让人在公共领域也没有恐惧地说真话；第二，让人在私人领域也只敢说假话。作为个人，我坚定地认为第一个方向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朝第一个方向变化的过程中，政府责任巨大。政府在这个方向上应当承担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住个人在私人领域说真话这个我们国家已经取得的进步。承担好这个责任的困难应当不是特别严重，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不管同情还是谴责毕福剑）都已经习惯在私人领域说真话，因为承担这个责任只需要政府在公众因为私人领域的言论出现分歧时不干预、不参与。私人领域说真话的公民权利得到确切保证后，继续向公共领域说真话的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四、开始让告密失去正义性

    告密现象的要害不在于告密者，而在于得到“秘密”的有权势者或者政府部门的态度。所谓告密，被“告”的很多是个人在私人领域内的言行，这些言行不适合公共领域的言行规范，当事人亦不会在公共领域展示这些言行。毕福剑在被公开或告密的视频中的言行，也是他不愿示人的私人领域言行。如果政府坚持不干预私人领域的行为，毕福剑本人虽然会因该视频的公开而遇到麻烦，但这些麻烦以及这里面的纠葛，还是限于私人领域。

    然而，如果公权力干预，告密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告密者和被告密者之间的个人恩怨（如果有的话）就和“伟大事业”联系起来了，告密者就有了正义感：他是为了某个事业、为了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而揭露“坏人坏事”的。告密者甚至会用这样的正义感去要挟政府干预。实际上，我们在毕福剑视频事件上看到了很多充满如此正义感的要求政府干预的言论。然而，只要政府坚持不干预，只要政府坚持保护个人在私人领域的言论权利，告密的正义感就会淡化，告密文化也才能开始改观。反过来，如果政府惩罚了被告密的人，政府就会错误地鼓励这样的正义感；不谙世事的纯洁青年会因此受到误导，告密文化反而会变得更强大。

    其实，世间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可示人之处。一个人无论伟大还是渺小，其私人领域总是充满有损自己公开形象的地方。例如德国前首相施密特（Schmidt）曾回忆1975年访华时见到的毛泽东的苍老形象。假如有人把毛泽东当时未经化妆在真实照片发到报纸上，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必然一落千丈。对众多受毛泽东迫害的人来说，如此的“揭露”完全是正义行为，尽管不是政府认同的正义行为。所以，正义感本身在这里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可能统一；我们更不可能把政府在公共领域认可的言论等同于正义言论。但是，为了让公众认识到正义感的局限性，为了让具有不同正义感的人能够和平共处在同一个社会，政府需要淡化公众的正义感，降低正义感对法律、对私人领域言论的冲击。而淡化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政府尊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并且不干预私人领域。毕福剑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高度的正义感，恰恰是毛泽东政府过去大规模干预私人领域的后遗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府尤其应当坚持不干预，才能保护最近四十年我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取得的进步，才能抵制全面言论专制复辟的危险。

    遗憾的是，若干公权力部门公开表态要惩罚毕福剑，央视亦对毕福剑做了停职处理。和大部分电视明星一样，毕福剑在私人领域的不当言论尤其脏话被暴露在公共领域后，他便不再适合做主持人。但他不应当为其在私人领域的政治言论、为他对毛泽东的否定评价而受到惩罚，就像那些对毛泽东持百分之百肯定评价的人在1978年后和今天也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一样。否则的话，四十年来在私人领域内的社会进步就会受到阻遏，正在艰难重建的中国人在私人领域中的互相信任就会遭到破坏，我们国家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进步将无从谈起，我们国家尤其普通老百姓将会为此承受巨大的代价。我相信，这是同情和谴责毕福剑的绝大部分人也是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夜话”，2015年第9期，2015年4月15日

    我在上海的时候常常步行从家到我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同济大学。最近几个月里，在我步行必经的四平路大连路口的东北角，竖起了一个巨幅标语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二十四个大字组成的十二个词汇：“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我多次停下来，把这十二个词汇默读一遍。这十二个词汇是我懂得独立思考后对我自己、对我的祖国—-中国、对全世界的期望，现在，它竟然并且终于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12月，《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转引自新华网，2013年1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3/c_118674689.htm），因此，我的心情总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不过，由于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国家不一定认可我国提出的上述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价值观”或“中国核心价值观”。

    当然，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个人的核心价值观中至少还有一条“信神”。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心信天主、信上帝，这个人比较容易地遵循前面十二个词汇所呈现的价值观，这是因为天主希望人类和每一个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也是因为天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想到天主在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作为个人就容易抵制让我们偏离上述价值观的诱惑。同时，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我们每个人，包括国家主席、亿万富翁、残疾者、乞丐，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在教堂内的座位都是相同；而想到天主，我们内心自然就涌现出文明、和谐、诚信、公正、友善的感觉，也就自然地有了民主、法治、爱国、敬业的精神，自然地努力富强起来以荣光天主。如果大家都信主信神，每个人和整个人类就可能获得拯救，人类就可能重新进入天堂，永远生活在极乐的伊甸园。所以，假如我可以建议在“中国价值观”中增加一项的话，我建议增加的是“信神”。

    不过，我的价值观仅仅属于我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例如，我的信佛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就有一条是“向佛”。在他们看来，只有人心向佛，自身才能脱离苦海，世间才能清净无瑕，“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的外在表现。我的崇信传统儒学的朋友的核心价值观中应当有“尊儒”或“仁爱”。对他们来说，有了儒家倡导的仁爱，人心才会向善，世界才能大同，“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也才有了实现的希望。但是，作为全部或者大部分普通中国人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作为中国人整体和他们的政府执政的价值观，不可能包涵许多个人持有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倾向：它只能是全部中国人或大多数中国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确立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关乎国家命运，人民网，2014年5月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05/c1024-24975931.html）。这类似我们在18和24两个数中选择最大公约数6。如果选更大的9或者12，我们就只能满足它们中间某一个数的约分；如果选更小的3，我们又遗漏了它们共同的约数2。中国核心价值观也是如此。为了获得大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得放弃一些自己希望加入价值观的内容，我个人亦同意在中国价值观中不加入“信神”或类似内容。

    对我来说，最重要也最让我激动的是，由“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十二个词汇构成的中国价值观彻底放弃了以“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价值观。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分裂为“好”、“坏”两个阶级，它们的互相斗争才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所以“斗争”是马克思价值观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毛泽东曾经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自己晚年还强调“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而且，正如毛泽东强调所说，“一万年以后也有左中右”，坏人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斗争、造反永远不可能止息，而不是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它名称的“新社会”就可以停止的。这样一种人斗人的观念曾经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确实，如果我们想象社会分裂为好的“无产阶级”和坏的“资产阶级”，同时那些小资产阶级、那些农民又“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那么，“斗争”就成为那个社会的核心观念和头等任务。但“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组成中国核心价值观恰恰否定了斗争，所以，用毛泽东时期的眼光看，这一价值观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其中每一个词汇都在为“坏”阶级张目。比如富强意味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民主意味着要让坏人有发言权表决权；文明意味着对坏人的宽容；而“对资产阶级的宽容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和谐意味着在坏人面前丧失原则；自由意味着坏人可以大行其道；平等意味着好人坏人不分；公正，在好人坏人之间从没有公正可言，不是好人打倒坏人，就是坏人打倒好人；法治，对坏人如何能讲法治？法治只是坏人约束好人的工具；爱国意味着分裂全世界无产阶级，因为“工人没有祖国”；敬业意味着用日常工作来冲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诚信混淆了阶级斗争；友善则用庸俗的人情代替阶级感情。因此，这十二个词汇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词汇，在报纸杂志和日常交谈中仅仅具有负面含义。

    经过毛泽东去世后的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今天，我们中国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终于抛弃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斗争价值观，终于恢复了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曾被视为“资产阶级”专用词的词汇的原本含义，终于让它们从忌讳用词变成日常用词，我们国家也终于把这十二个代表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无论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心目中的“好”人“好”社会的观念总结出来并变成整个国家向全世界、向自己的每个公民、向自己的政府公开宣布的核心价值观。对我这样一个在毛泽东政府下长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巨大转变。毫无疑问，从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正式宣布为中国的价值观，到把它们变成中国的基本事实，我们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从毛泽东政府时期的中国“斗争哲学”走到今天的中国价值观，我们也走了很长一段路，而且比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我们走过的路也许更为艰难。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知难行易”。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们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对民众需求和历史大势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才在毛泽东去世时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从一无所知的状况走到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知晓，这段路无论怎么回顾都是艰难的。今天，在孙先生去世九十年和毛泽东去世近四十年后，我们国家毕竟对民众追求和历史大势有了“知”，这个“知”就体现在我们国家新近宣布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上：“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因此，作为经历过中国最近六十年社会动乱、物质贫困、道德沦丧的一个中国人，我深深体会到现行的中国价值观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中国政府宣扬的东西的本质区别，深深体会到“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这十二个词汇共同组成的现行中国价值观的来自不易。我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长期坚持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中国人能够坚持把这十二个词汇组成的价值观作为自己言行的“基本遵循”。我坚定地相信，只要这样做了，假以时日，中国就能彻底挣脱民众的精神危机和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就能重新走上发扬光大之路，中国也就能彻底避免社会动乱和物质贫困的再现。

 

    “夜话”，2015年第8期，2015年3月31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点击查看或下载）”
工作文稿|2006年度 $ 工作文稿→2006年度 $ 宋开生：湘西南农业土地制度研究 $ 2007/6/20 $ 请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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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研究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问题。近日有杂志让我就此写一篇1000来多字的通俗说明。不过，1000来字且通俗的要求对这个题目可能太难了，而我自己的“夜话”栏目的自由度大得多，因此我借为杂志写文章的东风，用“夜话”形式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做一些通俗的解释。不过，即使字数不限，下面的“通俗”解释亦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比如高中文化水平。

    我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的。那一年，食品快速涨价导致了通货膨胀。直觉提醒我注意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里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一方面推动食品从而农产品需求过快提高，另一方面又抑制了农产品供给的增长：两方面的互相作用造成了食品价格飞升。我于是着手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并写了一篇文章“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波动”。当时刚到复旦大学任职的邓正来先生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冬季卷上。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清楚认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有度量指标才有模型，有度量指标也才有数据；而有模型和数据才有现代经济学研究。这是因为没有度量指标，模型就没有变量；没有度量指标，统计资料便不是数据而只是一片混乱的丛林。而没有模型和数据，我们最多只能停留在前科学的“文字议论”里。然而，国内外文献缺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的研究，因此，我必须自己动手。

    应当说，我的探讨走过许多弯路。2008年那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就走了弯路。一直到我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历史在当今时期的大趋势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和度量它的正确方法。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历史大趋势的认识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在这一大趋势中将逐渐减少。然而，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化不适宜作为描述这一大趋势的指标，这里的原因首先是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严重不一致。例如，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中国从1992年起、在美国从1908年起才由增加而转为减少，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五口通商”、美国则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但基于人口增长因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曾长期和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并存。其次，各国和一国内各地区大小有别，因此农业劳动力数量指标很难用于国别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再次，经济学研究常常使用相对数指标，例如GDP增长率、CPI增长率等等。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无法和这些相对数放在同一类模型中加以研究。

    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相比，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农劳比）是一个更合适的度量指标。首先，农劳比的下降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基本一致。中国官方劳动统计数据自1952年始。从那时起，中国农劳比就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美国的数据则指示该国农劳比从十九世纪初期便出现下降趋势。两者都远比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减少早上几十年或上百年。农劳比比农业劳动力下降更早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众所周知，农业人口生育率和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高于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劳动力的相应比率。因此，如果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应当上升而非下降。所以，若一个国家的农劳比长期下降，这个国家必然存在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其次，农劳比作为一个度量指标可以用于国别和地区比较。再次，农劳比是一个相对数，没有量纲，更切合经济分析和建立模型之需。最后，只要有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统计资料，我们很容易求得农劳比数据，并且是公认且没有歧义的农劳比数据。就我们国家为例，中国统计中的第一产业等同于农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加总即为非农业；中国统计部门并且发表失业数据。农业就业加非农业就业加失业就得到中国各年的劳动力总数。农业就业与总劳动力之比就是农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公布各自的相关数据，所以计算各国的农劳比数据亦不存在困难。

    在近几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中，世界和大部分国家的农劳比都在下降。如果说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之初，世界和各国的农劳比大体在80%左右，则到2000年前后，中国农劳比降低到50%，美国降低到2%，全世界则降低到38%。在这里，美国虽然农劳比非常低，出产的农产品却远远超过本国需求并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所以，以美国为参照，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结束时，全世界以及绝大部分个别国家的农劳比应当不超过2%。如果我们的设想合理，那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用农劳比变化表述为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的过程。这样，农劳比指标以及它的上述取值能够让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历史获得一个可把握的总体图像。

    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农劳比指标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便依然停留在“前科学”的议论水平上。我们依然远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在塔顶丟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它一定落地，知道它经过了从塔顶高度到地面的距离比如100千米，甚至知道它落到地面所需要的时间比如10秒。可知道这三点并不表示人类已经建立落体运动的科学。落体运动科学要求的是人类知道石块在其从塔顶到地面的每一高度上的时间，或者在这10秒内的每一秒时的高度，或者说石块降落的具体过程，而且在丢石块之前便知道。例如，不知道石块从塔顶降落到地面的具体过程，科学家便无法告知站在塔中层窗口的人何时能够看到石块从他眼前经过。人类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认识层次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人类肯定能够完成这个过程，知道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把农劳比从80%降低到2%，知道比如美国为此用了200年时间，但由于我们不知道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以后的某一年的农劳比高度，不知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过程，尤其是事前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这一点同时表明，正像高度指标不足以建立落体运动科学那样，农劳比指标本身亦不足以让我们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

    为了理解落体运动过程，科学家创造了速度尤其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两个度量落体高度和时间变化的指标。这里，速度是落体在两个时点上的高度差距，加速度则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如果两个时点非常接近，它们之间的高度差距便成为瞬时速度。利用这两个指标，科学家不但获得了它们的数据，而且确定了了落体运动模型，落体运动科学亦由此建立。同样，为了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我们也需要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农劳比降速指的是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加速度指的是两个相邻速度的差距。设想两时点间隔非常小，我们亦得到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速度概念。

    有了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指标，我们便不难得到它们的数据。首先，既然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的农劳比之差，而我们已经知道农劳比在不同时点上的数据，所以农劳比降速数据容易算出。有了降速数据，求得加速度数据的工作将不会难于小学生的算术作业水准。同时，这两个指标的数据计算过程简单明白，不存在歧义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估算问题，因此，它们的数据和农劳比数据一样是标准数据。

    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虽然可以方便地用于度量和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但它们不算“通俗”。更通俗一些的概念也许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知道农劳比降速是两个时点上农劳比之差，农劳比又是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之比，也就是说，两个农劳比的分子差距是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差距，分母差距是两时点总劳动力数量差距。根据小学的分数知识，两时点的农劳比要能够相减，它们的分母必须相同。这一点容易办到。假如一个国家很少出现国内外的劳动力迁移，这个国家劳动力在两个时点上的差距就取决于它在该两时点之间的自然增长率。知道劳动力在两时点的数量，我们也就知道它的增长率。把增长率代入分母，两个农劳比的分母就变成同一个时点的总劳动力。当然，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增长率代入到分子并由此得到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之差。这个差数也是农业劳动力在该两时点之间转移的数量或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分子是转移量、分母是总劳动，那么顾名思义，分数本身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里，虽然农劳比降速是农劳比在两时点之差，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在两时点之间的转移量和某一时点总劳动力之比，但是，通过简单的分数运算，我们能够把农劳比降速转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所以，农劳比降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同一指标的两种名称，它们表示的仅仅是从两个不同角度观察的同一现象。就数据而言，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还需要总劳动力增长率资料，但由于我们知道总劳动力数据，所以它的增长率数据不难求得，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数据也容易算出。当然，基于它和农劳比降速指标的同一性，它们的数据亦完全相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指标的特殊性。当我们把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代入农劳比的分子项并求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时，我们实际上把该增长率也当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更准确地说，在通过农劳比降速引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时候，我们需要假定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可是，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在一般情形下更高，所以上述假定不成立，根据上述假定得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因此也不等于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在一般情形下，基于两类劳动力增长率相等假定的转移量不会大于、而几乎肯定会小于真实转移量。我把基于上述假定的转移量称为农业劳动力基本转移量。“基本”这个限定词在这里传达的意思是该转移量不代表真实转移的全部数量，而仅仅代表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基本部分不可忽略，非基本部分往往可以忽略而不造成重要缺陷。但无论如何，基本部分又不是全体。基本转移量指标之所以有意义，第一是因为它和农劳比降速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相联系。当我们谈到一定数量的农劳比降低速度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我们也隐含地谈到特定数量的基本转移量。由于农劳比降速或转移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使用着基本转移量指标。第二，就现有各国的统计资料来说，农业劳动力的真实转移量是不可观察或不可知的量。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合理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统计资料中推算出真实转移量。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有时通过人口普查得到“比较真实”的转移量。但普查不常搞，研究却需要长期不间断的系统数据。所以，普查数据最多只能用做参考，而不能代替长期不间断数据。可对于真实转移量来说，长期系统数据是不可能的。第三，除了基本转移量指标外，我们确实可以用其他假定来求出各种意义上的转移量。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是总劳动力相应比率的一倍，这样计算出的转移量将大于基本转移量。可是，若张三使用“一倍”假设，李四也许会用“一点五倍”假设，王五则完全有理由主张“二倍”假设。随着转移量数据的不同，转移率数据也将不同，而且转移率不再等同于农劳比降速。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就将失去严肃性。而使用基本转移量指标将避免这样的混乱。

    为了澄清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讨论中的混乱，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之点是把农劳比降速当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度量指标；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当做它的派生指标。我自己过去之所以走上弯路，就是错误地把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作为基本指标。按照惯例，定义像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样的指标，研究者首先要做的确定它的分子即转移量，然后选择适当的分母，最后确定它的数据可用性以完成定义工作。但恰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定义工作中，研究者找不到真实转移量数据。我曾经采用各种假设去定义可以利用数据的转移量，并且用文献中的类似做法佐证之，但即使如此，我得到的所有转移量定义都无法说服我自己。只是在探讨了许多“不可行”之后，只是我转而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地位以后，我才发现惯例本身在这里不可行，才发现正确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应当从农劳比及其变化出发去寻找。

    最后，我用一个图展示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下面这个图的横轴是年份，纵轴是农劳比。该图有两条曲线，一条从右上方到右下方，另一条从左上方到右下方，它们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农劳比的下降过程。该图涵盖了到2010年为止中美两国具有公认数据的所有年份。显然，该图不但揭示了中美两国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而且提示我们，为了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度量指标和分析工具。当然，建立指标和锻造工具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还需要我们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学者的更多努力。

 中国和美国农劳比下降图

    图注：中国为1952-2010年的年度数据，美国为1800-1880年的逢十年份数据和1890-2010年的年度数据。

 

    “夜话”，2015年第7期，2015年3月10日

    今天中午和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目前在国内某个大学内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他很关心我当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情形。在谈到当时我的同事和我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上海财大课堂时，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应当对教育部长袁贵仁批评的引入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西方原版教材现象负责。

    大约在2002年春季，上海财大召开研究生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会议，决定为研究生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但与会者在使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上分歧很大。当时负责学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女士也许有先知先觉，提出用梁小民先生的高级西方经济学教材。我否定她的提议，而坚决主张使用西方原版教材。部分与会教师提出若如此，他们便退出西方经济学教学队伍。我则明确认为，即使他们退出，也应当采用原版教材。会议的决议采纳了许多与会者包括我的看法。

    2003年春季学期，我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被学校任命为经济学院院长。在就职讲话中，我提出把“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n44c24.aspx），这里用的“现代经济学”和官方用语“西方经济学”的含义相同。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例如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习必须以“三高”即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为基础。而这方面的教材毫无例外地是原版教材。

    到2002年时，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已经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不过，前者局限于邹恒甫先生指导的小范围学生，后者则被经济学院排除在竞争对手之外。到2002年时，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中译本也已经很多，但国内西方经济学课程很少用它们做教材；也就是说，西方原版教材通常只被教师用作教学参考书，而且也只有少数教师真的参考它们。事实上，在上海财大全面启用西方原版教材之前，上海财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部分也是由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教师担任并使用自编教材。因此，在2002年秋季之前，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学院包括独立的经济系以及财经院校应当还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上海财经大学在全校主要课程“西方经济学”中全面采用原版教材应当是领“风气”之先的。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之历史”还没有公论之前，我也许可以说，我在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今天，我要说，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那么，我愿意负责，愿意承担与此关联的责任。

    我当初主张引入课堂的西方教材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教材，具体的高级经济学教材是杰里和瑞尼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Jehle and Reny：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与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教材。西方大学经济学科应当全都开设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课程，因此该两门课程的各类教材也很多。如果说这样的原版教材中会有少数不“那么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大多数原版教材在阐述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肯定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而我当初主张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国内课堂的时候，所选择的恰恰又是属于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多数教材之列。对此，我不必讳言。例如，罗宾逊夫人编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Robinson and Eatwell：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属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教材，对西方社会和“西方经济学”（加引号是因为该书本身亦属于西方经济学）批评甚多。虽然该书在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我当时完全没有把它列入考虑之中。对我来说，当时起决定性作用的选择标准是：西方大多数经济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的教材。那些仅仅在少数学校使用的内容有重大差别的教材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记得在开始全面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不久的一个场合，有位博导提出许多博导都不懂这些教材的内容，所以最好不要在课堂上用。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自己也有许多地方不懂。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继续不懂下去。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位子，不需要再搞懂那些知识了；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要获得他们在世界在社会的位子需要学习和懂得那些教材上的知识。我想，如果今天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西方原版教材引入课堂，我的回答依然类似当初：想想我们孩子的未来吧。

    那么，如果不用原版教材，用国内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不是就不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了？我的回答是后者依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就拿前面提到的梁先生的教材来说，我当时否定它的理由是它的内容不是其书名声称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而我们当初决定要在研究生课程中讲授的是西方学者公认的高级西方经济学。若涉及到“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则梁先生的教材可能比我们引入课堂的西方原版教材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内学者写作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很多，但绝大部分和梁先生的教材一样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少部分教材在讲解西方经济学内容的时候试图对其加以批判，但批判之点却往往和“西方价值观念”毫无关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比如，高先生在其书微观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该两章是西方经济学基础所在）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大部分却是对西方经济学内部争论的介绍，根本不涉及“西方价值观念”。这和物理学教材类似。大部分物理学教材只是讲授宇宙大爆炸模型。但西方物理学家关于大爆炸本身是否存在都有争论。部分物理教材介绍这样的争论并不表明它们在批评“西方物理学观念”。表面上看，高先生在那两章“结束语”中通过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批判了“西方价值观念”。但在实际上，他的批评理由仅仅是该假设不符合事实。然而，西方经济学家也都承认该假设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理论假设不符合事实既是它的弱处却更是它的强处。被官方列为不属于“西方价值观念”的马克思经济学也是以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假设为基础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就意味着高先生所说的“不符合事实”。就此而言，以“不符合事实”为理由的批判其实也和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无关。国内还有极少西方经济学教材不是在每章结束、而是在每章内容中间插入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例如余斌先生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不过，用那本教材不如干脆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因为既然西方经济学像余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该类课程根本就不应当也不必要开设；如果开设，即使用那本教材，学生依然会多少知道“西方价值观念”为何物，教师依然传播了“西方价值观念”。此外，余先生的许多批判也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以该书的首次批判为例。余先生写道：“所有的消费品都必须是可以无穷细分的，不仅米饭可以按粒计算，衣服也可以按一丝一缕计算，至于电冰箱的容量，也是可以按毫升来计算和购买与消费的。”（见该书第一章第一页）这里的字体区别来自原文，其中前一种字体是余先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或“西方价值观念”的表述，后一种字体是余先生的批判。假设他的上述句子中的“表述”部分正确，他的批判部分显然和批判“西方价值观念”风马牛不相及。他的批判从最好的角度说也仅仅和某种研究方法论有关，而这里牵涉的方法论和“西方价值观念”无关。该种方法论我们在马克思研究或者“东方经济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研究中都可以见到。而在我看来，他的上述批判更类似胡搅蛮缠，反而会在教学中败坏中国教师的声誉。

    在我看来，如果不在经济学教学中“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回到三十年前毛泽东政府时期；第二条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限定词“西方”，开始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新时期。在表示愿意承担把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引入课堂的责任的同时，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走上第二条道路。

 

    “夜话”，2015年第6期，2015年3月3日

    时间跑得真快，一转眼，又到了羊年春节，新的乙未羊年开始了。

    羊年春节我得到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礼物：天文望远镜。妻子经由网络订的货，送到家了我才知道。原来她听说我参加过天文爱好者活动，便记在心上而借此机会送了一架望远镜给我。

    今天春节，我把这架型号为Celestron Astromaster的天文望远镜装配好。可惜天公不作美，厚厚的云层把群星遮蔽得天衣无缝，再好的望远镜亦无济于事。不过，羊年春节和天文望远镜结合在一起，倒勾起我对自己参加天文小组活动的回忆。

    五十年前的1965年，我考入南京九中，分配在初一（2）班。入校没有多长时间，大约在十月上旬或中旬，南京市少年之家成立天文小组并在市内几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中招收天文爱好者。初中天文知识是在“地理”课中讲授的；刘默然先生那时是我们班级的地理教师。他通知并鼓励我们大家报名。我报名并接着参加了一个大约20分钟左右的临时书面考试。我对自己初一年级情形记忆极少，对课程考试状况更是毫无记忆，但对那次考试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考得不好，自觉羞愧，但后来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录取通知。更重要的是，好像从那次考试以后，我又经历过若干次感觉糟糕的考试，但全都和那些天文知识考试一样侥幸地过关了。

    在我的记忆中，南京市少年之家虽然有很多少年甚至青年的兴趣小组，但1965年才第一次组织少年天文小组。以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为标志，南京当时是国内天文观测和天文学研究最强的城市。感谢南京的天文学者和少年工作者想到中国未来的天文学发展并建立起这个少年天文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只有十几个人，除我以外好像还有一位九中学生。小组至迟从十一月初的某个周末开始活动。南大天文系派了一位高年级学生当我们的辅导员，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他非常亲切也非常博学，对天上的星星几乎无所不知。我们一开始上了几次课，他给我们讲解了天文知识，比如天赤道、天黄道之类概念，都非常抽象。记得他还指导我们做一种月相仪，把一个纸板圆盘夹在两层纸板之间，转动圆盘便可以知道一个月中某一天的月相和几种星相。记忆中最清楚的是在冬天的晚上，天文小组在南京一中的大操场上观察星星。那时的南京还没有多少高楼大夏，尤其是位于城南市民区的一中周围好像三层楼以上的房子都不多，更谈不上彩色的霓虹灯。站在一中的大操场上，远处只有零星的晦暗灯光，天空特别清澈，星星特别明亮。辅导员拿着一个大手电筒，在清澈宁静的夜空中，电筒光像一条通体透明的白色圆柱射向空中。辅导员用电筒光指向某颗星或星座并告诉我们这些星和星座的名称和性质，比如金星、木星、天狼星、大熊星座等等。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都非常羡慕他的那个大手电筒，那道射向遥远天空的光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了点点繁星留下的印象。在那个普遍贫困甚至饥饿的时代，尽管各个家庭经济条件不同，但没有任何家庭能够买得起那样的大电筒。实际上，在冬夜的寒风中，从辅导员到我们学生，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棉祅和粗笨的棉鞋，闪烁着蓝光的星星更令寒意刺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无法断言宇宙天际的神秘是不是让年少的我们在寒风中依然兴趣盎然，也许有时是有时不是吧。

    我们天文小组的活动大约持续到翌年四、五月份。我不记得最后一次聚会观星的情形了。但辅导员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得到通知、也不相信那是最后一次活动。我也记不清学校在那个春季学期是不是举行了期末考试，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批判“三家村”和批斗“牛鬼蛇神”阶段在1966年上半年已经展开。无论如何，从1966年中期开始，我们天文小组成员就没有再聚会过。我自己因为在“文革”中读“马恩列斯毛”著作而把兴趣转换到社会科学，也再没有涉及天文学领域。也许，没有“文革”，我可能更多地攻读数理化，甚至可能依托少年天文小组的锻炼而在成人后学习和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文革”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文革”后我虽然有幸拾回了大学教育，但我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已经不可扭回。对于天文学，我只能在闲暇时看看科普读物而已。

    其实，在我们天文小组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它的短暂命运就被掌控普通老百姓命运的“领导人”确定了。“文革”起动的重要标志即姚文元针对吴晗的大批判文章便是在1965年十一月发表的，毛泽东江青夫妇打倒刘少奇的暗斗亦就此而进入你死我活的明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无辜青少年的命运也就被残酷地裹挟入上层争夺之中。五十年前，当辅导员细心地为我们这些毫无古文知识的少年讲解北斗七星形状的时候，但父母深夜等着我们回家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能够对照星图辨认星星而兴奋的时候，我们和其他许许多多普通人完全想不到在我们“深深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正发生着殊死的争斗，完全想不到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会因此而被扭曲甚至结束。因此，在乙未羊年的春节，在我参加天文小组五十年后才得到的这架天文望远镜前面，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现在的中国孩子不再因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争斗而失去学习科学、健康成长的机会，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再因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而扭曲。

    谨以此文悼念在“文革”中含冤自杀的刘默然先生，并以此文纪念一九六五年的南京市少年之家天文活动小组。

 

    “夜话”，2015年第5期，2015年1月19日初稿，1月22日成稿。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内，我多次想到为刘易斯（W. Arthur Lewis）写一篇夜话。现在，2015年第一个月即将结束，我必须完成这个属于上一年的心愿。同时，2015年第一个月又逢刘易斯诞生100周年，我也应当写点文字纪念之。

    刘易斯的名字对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绝不陌生。在2009年中国政府四万亿刺激措施出台之前，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的次数甚至超过凯恩斯（John M. Keynes）。刘易斯的名声来自于他在1954年即六十年前提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在1954年的那篇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论文中，刘易斯指出贫困国家的传统部门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在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过程中，工资水平不需要提高。他把这样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由于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缺少的主要资源是资本，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不会提高工资，所以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国家的总产出和总利润都会快速增加；而总利润又会再积累为资本并用来扩大现代部门，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转移，总产出、总利润和总资本并进一步增加。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贫困国家将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最终消除剩余劳动力。

    我们也可以把刘易斯理论通俗地表述如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要按照城市工业部门现有的工资水平付给他们工资，他们就愿意转移到工业部门。所以，工业部门只要有资本就能雇佣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而工资不必提高意味着工业扩张增加的将是利润。工业部门把利润再投资为资本，就能利用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扩张，经济就将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过程一直会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工资水平开始提高为止。

    刘易斯因为上述理论而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刘易斯理论发表60周年之所以值得纪念，不是因为它的获奖，而是因为它给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增长之路。确实，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确实，只要有资本，发展中国家将快速增长。过去的欧美国家、战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的中国和印度都证明了这一点，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证明这一点。刘易斯理论之所以在中国特别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世界第一，中国迫切需要把他们转移出来，而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依靠的即是这些劳动力的转移和高居不下的投资率，以及大量引进的外资。

    不过，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站在刘易斯这位巨人和许许多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肩膀上应当看得更远。在自有人类以来的大历史中，人类经历了两个缓慢发展的社会阶段和两次快速变化的转型时期。两个社会阶段分别是采集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两次转型分别是农业化和非农化。尽管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非农化转型，但就全世界来说，人类目前还处于非农化转型中，全世界还有大量农业人口和劳动力需要转出农业。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总体上供过于求，而它们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不超过百分之五。以此为标准，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农业劳动力比重要降低到百分之五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说全人类目前尚处于非农化转型时期中应当是有一定理由的。

    如果我们从非农化的大历史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刘易斯理论仅仅讨论了非农化的一种特殊情形即消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形。由于非农化要求把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到非常低的水平，所以，非农化不仅仅要求消除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在剩余劳动力消除之后依然要求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就此而言，对整个非农化转型时期的观察和研究显然要求超越刘易斯理论。

    超越刘易斯理论的第二个必要性需要详细一些的说明。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中国农业是否还存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经济评论家依然争论不休；但是，在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异议。这个例子表明农业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和农业与非农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差距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恰恰在刘易斯理论中，它们是用不同方式表述的同一个问题。刘易斯认为只有在农业和非农劳动的生产率达到相同高度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消失；反过来，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的标志是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赶上了非农生产率水平。中国以及其他所有经历过“剩余劳动力是否继续存在”争论的国家的历史毫无例外地证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非农业生产率差距不可能同时消失。刘易斯在六十年前就指出那时的发达国家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可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在中国和其他可能消除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内，农业非农生产率差距更为显著。因此，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以后，中国和全世界依然面对着在生产率差距前提下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的现实问题。就此而言，我们也需要超越刘易斯理论。

    当然，站在刘易斯肩膀上的我们如果不能在非农化问题研究中超越刘易斯，那么，无论我们发表多少篇论文、取得多少个奖项，我们在理论研究上都将一事无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中国的非农化转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转型，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更有义务也更有可能在超越刘易斯理论的经济学发展中做出贡献。这也是我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时的一个特殊期望。

 

    （附言：我在2014年用英语写过一篇纪念刘易斯理论60周年的文章，有兴趣的网友请参阅本网站的“工作文稿—2014年度”栏目下的该文或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站http://scid.stanford.edu/publicationsprofile/2801下的该文）

 

    “夜话”，2015年第4期，2015年1月29日

我的中学同学、几十年的老朋友吴宗宁上个星期三（2015年1月15日）病逝。噩耗传来，心痛欲裂，潸然泪下，泪珠悄悄流下面颊、落在衣上 ……

在几个不眠和难眠的深夜，吴宗宁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炎炎赤日下他陪我为家母运菜；凛冽寒风中我陪他寻病人住处；我们共同在句容县插队时的深情交往，他在沈从文先生家的初展医术 ……，直到二十多天前我在南京时他的平静面容和清晰思路。当时他在因颈部肿瘤入院治疗后已经出院，住在一位自告奋勇担负起照顾他责任的于先生家里，他和我谈到他的病，提到沈荷清等九中老同学，问到我的家庭生活。他自己和于先生对他的病情进一步好转都很有信心，于先生并且说准备过些天让他站起来活动活动。可是，仅仅二十多天之后，他竟然就走了，并且永远地走了 ……

  ……

至迟从14岁起，我和吴宗宁便在学校相识了。不过，无论我怎么努力，我还是回忆不起我和他最初是怎样认识的。吴宗宁记忆力非常强，前几年和他谈起九中当年的事情他还如数家珍，记得一清二楚。如果他在世，一定能够指出我们最初相识的时间和事情。我的记忆力比他差得多，只能估计我们最初认识的时间应当在1967年春、夏季。我们都是南京九中的学生。1966年春季学期“文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在初三（1）班，我在初一（2）班。文革打破了班级界限，各个班级“自愿”参加文革的学生按照派别、兴趣和运气重新组合成形形色色的“战斗队”并占据教室和办公室。我是1967年天暖后才到学校参加文革的。走进几个月没去的学校后，我首先到的是初一（2）班原先在3号楼的专用教室。当时该教室被以高三（4）班一批同学（记得应当有陈虹、黄述林、孙振亚、朱笑弥等人）为主的战斗队占据着。我到了那个教室，也就成了那个战斗队的一员。高三（4）班可能是九中文革时期最活跃的班级。我所在的这个战斗队后来又成了九中更大规模的“新红联”组织的核心。吴宗宁应当从文革开始后始终在学校内，他不但和高三（4）班这批同学非常熟悉，而且也是“新红联”骨干之一；因此，我们应当在那里很快互相认识并成为好友。

当时，家父在外地中学任教并因为文革管制而无法回南京探亲，家母在附近科巷菜场上班。家母幼时裹脚，行走不像大脚女性那样自如。然而，她依然被分派用板车把菜从中山门的蔬菜批发市场拖到科巷菜场。在今天的南京博物院朝市内一侧，当时辟出一处场地让城外种植蔬菜的生产队把菜运到那里，城里的菜场到那里采购。无论生产队还是菜场，运菜都靠人力板车。家母体弱又加小脚，拖菜对她是太艰难了。尤其是中山门建在高坡上，上坡费力还好，下坡则特别危险，因为人不跑车跑，不小心就会车翻人伤。有时她就让我跟着板车，下坡时往后拽绳子来减速。那一年夏天，吴宗宁知道我帮助家母拖菜后就要陪我一起去。那时候他已经长高成人，看起来孔武有力；我尚未发育，矮小孱弱。所以，他去帮助，家母就轻松多了；后来他提出由他来拉下坡的板车。他能跑，下坡时干脆洒开腿带着板车一气从中山门跑到明故宫，然后在树荫下停车等我和家母。家母去世前还多次提起吴宗宁那两年帮他拖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1968年下半年，文革已成强弩之末，为了让耽误了几年的小学生进中学，我们这些中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了。政府当时只给中学生一条路：下农村。我少不更事，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于1968年底去农村了。吴宗宁和许多年长同学应当已经意识到“伟大号召”有偏颇之处，很抵触下农村。但面前只有一条路，他被迫在1969年初去了农村。他和我下到的农村地区都是江苏省句容县即现在的句容市。不过我们两人插队的村庄距离很远：我在县北宁镇丘陵中的宝华公社，他在县西南水乡内的三岔公社。我那里靠近南京市郊沪宁铁路上的工业重镇龙潭镇，交通方便，农村副业多，收入亦高。他那里则是纯农业区，水道杂乱交错，往往看到对面村庄而无法找到旱路进村，因此也贫困得多。同时，我年龄小且迷信政府，所以容易“驯育”，很快适应农村和农活，几年后成了农活高手，每年所得工分常常超过同龄的农村青年，年终分红总能分到一些现金。吴宗宁已有思想，不可能甘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代奴隶，他要寻求自己的出路。可他心高气傲，不屑于用送礼或谄媚的方式跳出农门。在偶然之中，他触及了草根中医并在黑暗中找到了自己愿做又可做的事情。九中当时是南京最好中学之一，小升初入学考试严格，考入九中的学生个个都是聪明人，吴宗宁亦是我见过的高智商者之一。如果不是文革，如果换成自由的国度，吴宗宁本可能大有作为。文革和专制改变了绝大多数当年九中学生的命运。吴宗宁还算其中幸运的，他毕竟找到了中医这个方向：有了这个技能，他不需要依附于某个工作单位；而在中国，每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我们大多数人的人格尊严不是中央政府的国家专制、而是我们每日经历的单位专制摧毁的。前面提及的高三（4）班学生黄述林可能更为九中同学所熟悉。在我看来，他当年选择独自养蜂以求生的道路，其原因和吴宗宁走上行医之路相同。他们都是不愿低下自己高贵头颅的人。而我当时的认识还迷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颅才高贵、其他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应当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专制宣传中。

在那个绝对专制和极度匮乏的插队时期，吴宗宁的学医行医极其困难。大量中医书籍在文革中被视为“封建主义毒草”而禁止阅读，少量的“新针疗法”书籍对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的我们当年也是天价。他只能从一些家有中医书籍的同学那里借阅，只能向当地土医生求教，只能用自己的身体试服草药试扎钢针。初期他为农民治疗时得到的除了感谢便是一顿饭。因此他生活非常困顿和艰苦。他到宝华公社找过我几次，几乎都是因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和我一家的知青关磊是个好人。尽管他与吴宗宁过去从不相识，但依然和我一样热情招待他，拿出我们最好的食物，烧我们平时舍不得吃的干饭招待他。夜里他和我挤在80厘米宽的小床上抵足而卧。临行前我只能从生产队搞副业的收入里借几块钱给他。在插队后期，我已经有了终老黄土的心理，准备种种地、读读书了此一生。但吴宗宁始终还有幻想，还想探求前程。他父母在文革中被政府从南京遣送去遥远的安徽农村，他在南京、江苏已经无家可归，因此，在送他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我回头还有陋室可居，他前行之处则是黑压压的苍茫大地，可我们也只能一次次地无语告别 ……

所幸老天有眼，再伟大的人也逃不脱死亡的一天。毛泽东一死，文革结束，吴宗宁和其他知青一起返城了。他被分配到江苏省粮食船队工作，用小货船在江苏的内河沿岸运送粮食。接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可是他的船队常常在路上，到南京而且能上岸休息几天的机会寥寥无几；政府还没有允许他父母返城：所以即使他能在南京几天，他也没有安静的住处；他还需要照顾那时病重并在不久后去世的姐姐；同时还有几个危重病人要他治疗：因此他完全没有时间复习和参加高考。1978和1979两年举行的三次高考，是被文革改变命运的当年中学生重回原先人生轨迹的关键时机。我幸运地参加和通过了高考。但是，大学的门是那么狭隘，所以，无论每个个人被摒弃在高校之外的原因是如何地不同，绝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像我那样幸运。例如，吴宗宁和我当初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南京数得出的好学校，可我们的同窗依然没有几个人在那两年考入大学。

没能进入大学最终意味着吴宗宁的人生道路必将是特异的。他依然在船队上班并在南京上岸时行医。在我们又一次同在南京的几年里，我们常常晚上会面，我陪他一起去病人家。他上岸后要么住集体宿舍，要么住他父母亲返回南京后被安置的带防震棚的狭小旧房：这两处都无法接待病人。因此他只好去病人家里看病，而病人家中常常晚上才有其他人有时间。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竺桥附近找一个病人住址，昏暗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可问路的人，门牌号码几乎无法辨清，两个人转得饥肠辘辘，最后才找到病家。此时我坐下休息，吴宗宁却必须强打精神、集中精力为病人治疗 ……

正是在陪他到病家的路上，我第一次听说了“红斑狼疮”、“白血病”一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第一次感受到病魔的恐惧。事实上，在1980年前后，吴宗宁在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病人圈子。这些病人都被医院宣布为绝症并拒之门外。按照中国人“病急‘乱’投医”和民间行医的传统，这些“绝症”病人和民间行医者组成了一个“市场”，即使在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四旧”运动中，这样的市场依然活跃在地下。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的人都知道，在欧美国家，行医者和医生是两回事，那位治愈国王口吃的行医者既不能自称医生也不能接受他人对他的医生称呼。但在中国传统中，行医者和医生是一回事。近年来政府效法欧美，颁发行医许可。但民间的“绝症市场”没有受到影响。我不肯定吴宗宁后来是否取得行医许可，但他的医名渐渐扩大了。今天在网络上输入“吴宗宁 南京”，我们会发现不少关于吴宗宁为文学大家沈从文治疗的记录。沈夫人有一位弟弟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工作。当时物质匮乏，吴宗宁为获得一些药草曾千方百计进入中山植物园，后来通过病人圈子他和沈夫人弟弟相识了，后者又把他介绍给深受病患之痛的沈先生。吴宗宁为沈先生治病那段时间，我已经从南京大学毕业并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同为当年九中同学、文革中在初二（5）班的章铮也在北大读研，我们都有幸跟着吴宗宁拜见了久仰的沈先生。吴宗宁在治病之余也到北大看我们，我们三人一起在未名湖畔不止一次散过步。那时的吴宗宁多少有点踌躇满志的样子。据说他被任命到叶剑英抢救医疗组的第二梯队中，据说《新华日报》发了一篇以他为主题的文章（我当时没有去查阅，最近在网络上简单搜寻尚未发现该文章），据说北京有关部门要求江苏为他安排医生的工作，等等。

当然，像吴宗宁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获得单位领导的欢心。他的民间行医可以逃脱单位专制，但工作安排逃脱不了。最后的结果是他被安排在船队卫生室，而卫生室后来就是他在珠江路的家。这样的好处是他不需要常年在船上跑运输，他可以有规律地为病人看病了。但他的正式地位依然只是船队的低级粗工，这个地位一直跟着他到退休。不过，我相信他宁愿接受这样的地位，也不愿意生活在一长制的货船上。他要的是自由，而他的医术又让他有了自由的立身之本。

感谢天主，我的身体一直不错，没有需要吴宗宁的治疗，但对吴宗宁的医术也就没有切身体验。我陪同他到病人那里治疗时看到他用的钢针又粗又长，整个针常常有十厘米甚至更长，而他就把这么长的针大部分都刺入病人身体。后来我看到学院派中医行医，用的针似乎不超过五厘米。我想，吴宗宁能够用针刺有效治疗或者延缓某些绝症病情的诀窍大概就是入针深。但入针深易伤及皮下组织与血管而引发危险，因此为针刺治疗之忌。吴宗宁对针刺的应用之妙也许就在于针刺的忌与不忌之间。我也曾陪他购买中药、配药和熬药，然后与他一同把药送给病家。他甚至还在我父母家为病人熬过中药。我的感觉，他的中药如果有效，也是因为他的胆大，而不是因为他读过多少中医古籍、了解多少古方秘方。我和他的青春年代是一个没有书可读的时代，温饱生计又占用了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因此，我们后来所做出的“创造”靠的是我们多少具有一些知识后的敢作敢为，而非丰富知识基础上的顺流而下并进而水到渠成。吴宗宁建立医生名气如此，我自己当年写文章时也如此。

我于1982年初北上读研，就此“最终”离开了故乡南京。以后我虽然经常回去，但每次时间都很短，极少超过一个星期。我回去都会去看他，而且常常就在独身的他那里和他抵足而卧。他在所谓的单位卫生室工作，仅仅拿到微薄的工资，没有奖金和补贴。后来单位改制，他和几千万下岗工人一样被留职停薪，连那点工资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一些病人给他的报酬常常是烟、酒一类的礼物，这使他的生活更为窘迫。不过，很多病人给了他帮助和温暖。在我的印象中，他的珠江路房子好像是病人送的。前几年我去南京时，他因中风正住院治疗，几个他的绝症病人家属轮流值班看护他、为他购物、烹调、洗涤，安排得井井有条，让我非常感动。在他临终前照顾他的于先生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自得的感觉。他曾对我说吴宗宁对他家有救命之恩。但仅仅这一点可能难以完全解释于先生耗力耗钱的奉献行为。无疑，民间绝症市场的行医者在品行、医术诸方面参差不齐，但总有像吴宗宁这样重医德又有一己医术之人，而民间市场上病人和医生形成的感情之深，则是正规医疗系统远远不可能达到的。我想，吴宗宁在看到自己治疗效果时的欣慰、病人病情的好转、病人对他的深情，足以使他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愿吴宗宁安息主怀！！

愿吴宗宁的亲人、病人、他和我的所有九中同学像吴宗宁生前所做所愿的那样保持身体健康！

吴宗宁，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夜话”，2015年第3期，2015年1月16-22日

附录：我的2000年7月1日的日记

  “昨天晚上在南京，为吴宗宁过生日。他父亲和其他家人亲戚，他个人的一些朋友到场。章铮和我共同请了一些九中的老师和老同学。老师到了杨宝善、冯亦同和陈平。同学到了朱笑弥、孙振亚、唐双九、沈荷清、朱小曼、吴志明、孙旭生、彭士林、严焘、郑步华、金瑞、张吉华、芦珍娣、曾红、潘蓉蓉，当然还有我哥哥，还有吴宗宁的初三（1）的十几位同学，包括刘继红和徐鹤卿，可能还有些同学，记不清了。吴宗宁和章铮让我主持，我就说了我们借吴宗宁生日一聚的动机：章铮和我都是九中老同学里最年轻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其他老同学，吴宗宁同学，都是我们的老师和当年的引路人。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带领我们走上今天这条人生道路的老同学致敬。同时，章铮和我后来走上了一条被社会承认的正规道路，而吴宗宁走的另一条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上，我们都需要奋斗。而吴宗宁所走的道路，困难比我们的大得多，但是他始终努力，在他的道路上努力不止，我们对此很钦佩，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敬意，表示五十岁生日的祝贺。”

（2015年1月20日注：没有对该日记做任何修改。里面提到的姓名或有别字，请恕。

2024年1月8日注：2000年7月1日日记中，“严杰
应为”严焘“。另，参加者还有当年九中初三的同学俞鸣。这里，感谢严焘学长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