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我在退休二十个月之后于2014年12月访问了上海。一周前我写过一篇夜话回忆那次上海之行。人不应当总是生活在回忆之中，所以那篇夜话写完后，我就开始阅读从上海带回的书籍。然而，上海之行的许多记忆还是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不得不再找一两个题目写一写。我想，最值得写的题目也许是这次几位朋友在上海和我的学术讨论以及由此激发的我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

    在我访问上海的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内，至少四位朋友专门找我讨论学术问题。第一位朋友来自外地，正在复旦大学进修。他曾钻研过经济学的组织理论并有所成就，后来进而转入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组织问题。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更基础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上，他又回到了青年时期“被迫”学习的马克思理论上。复旦大学是国内“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他因此慕名前来上海。那天下午，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观谈到戴蒙德（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从卢卡奇（Lucács）谈到加缪（Camus）和萨特（Sartre），甚至于我自己年轻时写的扩展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感谢他不久前又重读了我的那篇文章），以及他本人的学术计划。在惊叹于那位朋友知识广泛的同时，我亦明确表示我的看法，即西马是一条歧路。国内谈西马人多，只是因为研究西马的门槛低。在我看来，西马说到底只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畸形儿；从卢卡奇到萨特等西马的主要人物对无故死亡于这一极权制度的人都负有超过道义范围的罪责。同时，研究西马不是一条通达自己建立理论的途径。这位朋友立志于理论研究。为了在理论上成立一家之说，我建议我的朋友更多地了解包括实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具体组织形式，例如，一个可以“自行其是”的山村人群在群体中配置耕地使用权的过程是如何组织的。这些经验尤其中国的经验大多超过了现有理论的解释能力。从这些经验出发，这位具有广泛理论知识的朋友也许能够发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并从而建立自己的理论。

    找我讨论的第二位朋友关注的是经济学问题，尤其是最近原油价格下降引发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经济理论问题。我曾经研究过食品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即个别商品价格变化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但在现实生活中，比如中国官方（即国家统计局）便多次把中国的通货膨胀归咎于食品价格上涨。为了取得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我们讨论了个别商品价格导致物价水平变动的可能性。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如果保持价值标准产品的价格不变，物价总水平便可能因为个别产品价格的变化而改变。我们谈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粮食和石油危机后西方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以及费希尔（Fisher）关于中央银行“适应性”超发货币的观点。在通货膨胀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弗里德曼（Friedman）关于中央银行主动超发的货币主义受到了更多重视，而卢卡斯（Lucas）的理性预期革命则占据了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所以费希尔等人的通货膨胀观点反而被忽视了。虽然我的这位朋友不像上一位朋友那样专注于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他关于个别价格和物价水平关系的思索很可能引导他获得重要的经济学成果。

    与我讨论的第三位朋友关注的问题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关，而后者也是我长期的研究对象。这位朋友的具体问题是劳动力从农业社区转移到城镇后，农业社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变得更严重还是更和缓。当然，如果我们假定在劳动力不能转移时，农业社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为零，那么现实生活将显示劳动力转移肯定让不平等更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不转移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后来观察劳动力转移后的不平等变化状况。这位朋友非常熟悉以波尔亚斯（Borjas）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只是后者关心的是转移对转入社区的影响，而我的朋友关心的是反命题：转移对转出社区影响。遵循经济学的严格模式，这位朋友的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在我看来，尽管他从波尔亚斯那里学得了许多知识，但他很可能在转移对转出社区影响的研究上，达到和波尔亚斯同等的地位。他和我讨论的具体问题是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如果农业社区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先转移，转移将是波尔亚斯1987年定义的“负选择”；反之则为“正选择”。根据这位朋友的研究，转移对转出社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我对中国的了解让我认为中国大部分转出农业的劳动者是负选择，即不谙农活、无意田间的青年人的农业生产率应当低于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水平，而青年人又首先转移。然而，负选择会给这位朋友的理论模型和检验带来困难，需要他做许多进一步的研究。同时，转移者的自选择类型又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

    第四位来讨论的朋友把我重新拉出狭隘或者严格的经济学。他在很短时间内两次与我讨论财产权或所有权来源的问题。美国学者诺斯（North）认为所有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并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西欧国家首先建立起有效的所有权制度。这位朋友认为如果诺斯观点成立，他便要问所有权的由来和考虑有效的所有权制度的起源。可是，除了专利制度以外，诺斯并没有讨论所有权制度的来源。如果专利制度建立多少可以视为政府行为，一般所有权制度的建立则基本上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如果说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有效所有权制度的国家，则对所有权制度的探索首先便应当观察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历史，尤其是英国农业庄园制度向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历史。为此，我的这位朋友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机会阅读了大量英文文献，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并形成了很多新颖的看法，例如所有权制度建立的演进模式、教区在该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所有权和公民身份的相辅相成、所有权和福利权的相反相成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逐渐发现正是在中世纪末期，人开始演变为独立的个人，混沌的人权开始分化为各项清晰的具体权利，如同科学那时从神学的分化以及自身开始的分化。所有权也许是各项人权中首先清晰地分化出来的权利。对所有权起源的研究不但是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原因的必要途径，而且也是理解现代人权概念及其分化的必要途径。因此，我的这位朋友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面这些讨论之所以激起我对中国学术的希望，是因为这些讨论具有如下的共同特点：

    1. 来找我讨论的这些朋友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们熟悉文献，了解问题的所在，尤其是能够把问题精炼为各自专业所认可的科学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备建立理论的基本条件，甚至已经站在立论的门槛上了。

    2. 所有这些朋友在学术研究中都超越了中国情结，都把问题一般化为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问题。我曾经大力倡导在学术研究中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克服中国标准感，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但这既需要广阔的世界情怀又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而这两点正是限制中国学者的两大约束条件。如果说我过去对中国学者克服这两大约束还很少信心的话，这一次在上海的讨论则让我感觉到了希望。

    3. 所有这些朋友都是我的下一辈人，比我年轻得多。但他们几乎都立志于学术研究，几乎都置外界条件如职位高低、收入多少而不顾。我这一辈人即目前年龄在50到75岁之间的学者亦有专心读书和思考而不暇他顾的。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包括我自己或者受制于“独尊马学”教育的熏陶而不能自拔，或者受制于基础训练的薄弱而难以提高，因此虽然会被尊为大师名师，但于理论建树上却无能为力。下一代年轻人早就在思想上挣脱了专制主义，通过自学（所有找我讨论的年轻人的学术知识几乎都通过自学而得的）又弥补了学校训练的不足。只要中国还允许他们为学术而学术，还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则在他们中间，中国又可能出现具有理论建树和一家之说的真正的大师名师。

    作为一位献身学术而未有所成的退休教授，我对学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在上海期间和年轻人的学术讨论对我的触动特别强烈。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德意志民族原先没有学术，是康德（Kant）才开始了德国学术。中国近代以来到今天也没有学术。和德国不同的是，中国原先有学术。但即使如此，中国要有现代学术，中国依然需要类似康德那样全心全意钻研学术且具有世界情怀和抽象能力的人。类似的人多了，中国就会出自己的康德。这次在上海的学术讨论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人，看到中国学术的希望。

    激动之余，谨记心得。若对上述朋友观点的转述有误，在致歉的同时亦请他们澄清。

 

    “夜话”，2015年第2期，2015年1月13日

    今天是新的2015年的第一个星期二，我通常在星期二写夜话。新的一年亦如是。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衷心地祝愿我的朋友、亲人、家人健康、平安、顺利、快乐！愿天主保佑你们每一个人在新的2015年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前，我访问了上海。这是我于2013年3月退休后第一次访问我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上海。当我上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在这次返沪的飞机上才发现从那时起，二十个月已经过去，真是时间如飞梭。可惜的是，这次我在上海亦行色匆匆，只能和少数亲友晤面，而无法看望更多的朋友、同事和亲戚。

    故地重返，感慨良多。一周后的今天，在心绪平定以后，我发觉自己最深刻的感慨是许多年轻朋友用他们在2014年的成就送给我的快乐和欣慰。

    在我的这些年轻朋友的成就中，最显著的是一位朋友的创业于2014年获得了风险投资者的重视甚至青睐，并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三年多前，这位朋友创立了以《抗癌公社》为名的互助抗癌互联网群组。《抗癌公社》成员若患癌，其他成员向其提供不超过十元钱的捐献。我的朋友的目标是通过扩大群组而让每个患癌成员可以获得至少三十万人民币捐款。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里，抗癌公社不但收到了风险投资，而且其成员数量甚至超过了十万。一年之前，抗癌公社还依靠志愿者和小额捐款维持着；一年之前，它的成员还没有上万。正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抗癌公社经历了重大转折，获得了公众和投资者的承认，走上了快速增长的道路。虽然，抗癌公社和我的这位年轻朋友为成功还有一段路要走，但2014年的转折却为他们的未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显眼、但最深刻的变化也许是我的另一位年轻朋友放弃上海的工作而到外地和丈夫、孩子团聚。家庭常常触及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一个人如果必须在家庭和事业或职业（事业和职业当然不是一回事）之间选择，这个人常会陷入最难以决定的两难境地。在2014年，我的这位朋友终于做出并落实了自己的决定。这类决定的“优劣”程度难以评价。我自己于1984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决定到上海而不是留北京工作。三十一年过去，我依然无法评价这个决定的优劣程度。不过，至少从一个方面，我认为我的这位年轻朋友的决定是优的：在他们一家人来上海看望我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夫妇的面容和健康大有改善，他们的孩子变得神气活泼。

    我的年轻朋友在2014年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他们之中的两位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进展。两位都在国外读博士，其中一位正在国内并特地到上海和我相见。他们的博士论文写作都经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折磨，一年前还看不到成功的曙光。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内，他们的论文都取得了让导师首肯的突破。而一经突破，他们进展很快，在2014年都完成和基本完成了论文写作。也就是说，他们的学业在2014年实现了转折和成功，他们学业的完成已经是在2015年内指日可待的事情了。我和他们虽然相隔遥远，但互联网仍然让我陪同他们走过了2014年，他们的努力、突破和进展，使我更加相信年轻人的潜力和未来。

    不过，让我最为欣慰的我的上海朋友在2014年的一个变化其实是不变。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的眼睛疾病曾经被医生判定将不断恶化并很快失明。几个月前我们通电话时，我甚至没有敢问她的眼睛情况。这次在上海，他们夫妇来看我，她的眼疾没有恶化，她依然能够独立行动并甚至照样写短信用计算机；她的眼睛依然发出美丽的光彩。这次我在上海会面的其他所有比我年长和年轻的朋友，身体、神情都没有因为二十个月的时间而变化，大部分甚至变得更健康、更精神，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只要大家保持健康，只要社会保持开放，我们就能再见；即使这次没有见上的朋友，下次也能再见。

    其他许多朋友的变化也让我高兴。一位朋友在实体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形下依然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在我访问上海期间，他还做了一笔大单。一位朋友又有一篇论文得到了国外杂志的发表许诺。一位朋友因为大形势的变化而无须过多地参加应酬尤其无须被邀大量喝酒而倍感轻松。尤其是我见到朋友们的孩子，每个人都那么神气、机灵。对我个人来说，我一下飞机就有朋友给我一笔人民币使用，一位朋友为我准备了手机和公交卡，另一位朋友立即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我用，还有一位朋友送了我一套中国历史儿童读本（虽然我因为远行困难而把它转送给了另一位儿童；但我将按照这位朋友的希望，为我的孙子准备这一套书）。更加巧合的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接到了一个杂志给我的论文录用通知；我还在上海遇到了三十年前的本科同学并一起到徐家汇天主教大教堂参加了平安夜弥撒；甚至于我在上海期间，雾霾都远离了上海；虽然我的yahoo信箱在上海往往不能顺利打开，但畅通的电话依然让我和家人时刻保持着联系：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的冬日上海之行充满了温暖，让我对2014年充满感恩，对2015年充满希望。

    祈求天主保佑上海，保佑上海人包括只有暂住权的上海人，保佑我的上海朋友们！

 

   “夜话”，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6日

    张马丁先生建立“抗癌公社”以来，我一直是抗癌公社的粉丝。虽然抗癌公社当时订有入社最高年龄限制，我不具备入社资格，但我依然热心参与。后来抗癌公社专门成立“爱心社员”群组，我知悉后立即加入，并作为爱心社员参加过对患癌社员的捐助。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明抗癌公社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见拙文“医疗保险的重大创新–再赞抗癌公社”，http://www.hujingbei.net/n549c72.aspx），指出如果把抗癌公社看成一种新形式的医保，则由于在抗癌公社内，投保社员将医保金直接付给受益的患癌社员，医保组织如医保公司和政府的医保管理机构自身消耗的成本将从现在占保费收入的30%以上降低到接近于零。实际上，由于参加抗癌公社的社员包括受益的患癌会员都不需要向抗癌公社缴纳任何费用、由于抗癌公社本身完全不接触在投保社员和患癌社员之间直接流动的金钱，所以对他们来说，保费100%地用于病人，医保组织的成本确实就是零。当然，维持和发展抗癌公社需要一定成本。不过，由于该成本原本就不高，估计不会达到在社员间流动的“保费”的1%，所以，这样的成本不难通过志愿者的工作、捐助和抗癌公社未来可能有的其他附加服务收费来补偿。

    然而，对我来说，抗癌公社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重大创新：它同时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重大创新。我在专业上虽然是一位经济学者并看到了抗癌公社的经济学创新，但更令我喜悦和鼓舞的，是抗癌公社的社会学创新，是它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可行的形式。我们知道，抗癌公社的特点是“直通医保”或“直通互助”，即投保或捐赠社员把保费或捐助（以下统称为资助）直接交给患癌社员。因此，资助社员知道自己的资助用在了谁的身上，获得资助的患癌社员知道自己从谁那里获得资助。比如我很清楚我上一次参加资助的患癌社员的情形。我知道自己的资助到达了患者手中，而且是百分之百地到达了患者手中，患癌社员可以用它支持自己的癌症治疗和生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抗癌公社和医保公司、医保管理机构的重大区别之一还在于，后两者仅仅报销患癌投保者的治疗费用，但抗癌公社的患癌社员可以把收到的资助用于自己的生活。）这样一种“直通互助”的方式充分表明，一方面，抗癌公社是能够吸引和容纳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亿社员的灵活的医保联合体，另一方面，抗癌公社又是能够提供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助的个人化服务的网络平台，因此，抗癌公社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爱重新带回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之内，让人与人之间的互爱重新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助的内核。

    人类社会的互爱互助由来长久。四十年前我在农村生活便经历了多次农民在遇到生老病死的大事时互爱互助的实况。不过，当人们的生活范围超过村庄和亲友的圈子而在一个巨大的国家内流动以后，亲友间的互爱互助型传统保险就不够了。在几乎举目无亲的外地、在强调心灵自由和职业需要的现代社会，人类不得不建立政府的或者商业性的保险机构以减少个人遇到生老病死时难以独自应付的风险。根据我的了解，现代保险机构最初在欧洲建立时，它们遵循的也是“互爱而互助、互助更互爱”的美好观念。但是，由于保险机构向投保者先收费然后再由保险机构把一部分保费转给受益者，所以它完全切断了传统社会中投保者和受益者的个性化联系。健康的投保者不知道自己的资助最后交给了谁，受益者不知道谁帮助了自己。这样，在时间的推移中，现行的保险机制就逐渐变成了纯粹互助的机构，而淡化了互爱的内涵。同时，保险机构把大量保费变成自己的经营成本甚至不合理地向部分员工发放高额工资、无论政府办的还是商业性的保险机构的贪污腐化和滥用权限，则不但让保险事业的“互爱”内涵丧失殆尽，而且连“互助”形式亦受到严重的侵蚀。结果就出现了众所共知的现状：投保者虽然知道自己也有患病的风险，但更多是被迫缴纳医保金。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政府担心投保者不交医保金，甚至硬性规定在向员工发放工资之前先从员工应得收入中将其扣缴。另一方面，保险的受益者虽然受益却不领情，因为他虽然得益，但却既没有感受到这中间的“互助”，更没有感受到“互爱”。对他来说，从保险机构那里得到医疗费用是他的权利，是他的“应得”；同时，他还会因为报销过程中的困难和尤其在中国体现出来的官员与平民报销时的不平等而愤怒。所以，在现行的保险机制下，投保者被迫缴保、受益者难以得到报销，因此，对他们来说，不但“互爱”内涵荡然无存，而且“互助”形式也全然消失。原本应当有的超脱亲友关系的大众互爱互助的保险事业，变成了保险机构逐利、投保者和受益者都无可奈何而又怨声载道的众矢之的。

    抗癌公社不是那种向受益者只提供而无要求的慈善机构，而是基于互爱互助的保险平台。抗癌公社成员需要互助，每位社员有义务向每一位患癌社员提供不超过10元钱的资助。由于每位社员都有患癌风险，所以入社是一种自保；由于每位社员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患癌风险，所以入社又是一种他保（为他人提供保险）。这就是互助的含义，在别人需要时自己帮助别人，在自己需要时别人帮助自己。各个医保机构也是这样声明的，但是，在那些保险机构中，我缴纳保费时很难认识到自己在帮助别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亦很难体会到别人在帮助自己。而在抗癌公社，当我向患癌社员资助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帮助别人，而且是自愿地帮助别人；当患癌社员得到资助的时候，他知道别人在帮助自己，知道一个一个的社员在自愿地帮助自己：在抗癌公社里，人与人的互助关系是这么地清清楚楚，我根本不要去认识和理解，去读声明或公告，我的切身体验就足够了。

    为什么我们作为社员要自愿地资助患癌社员？当然，根据抗癌公社章程，一个社员今天资助别人，以后自己万一患癌时才能得到别人的资助。然而，在实际上，由于社员随时可以退出和再加入，由于绝大部分社员在向患癌社员提供资助时，自己并不面临明确的患癌威胁，所以为自保而他保的解释，至少不能全面说明抗癌公社社员的互助行为。其实，自保而他报的解释，连保险机构的行为也不能全面说明，否则保险机构也不必强制投保者预缴款甚至扣缴了。对绝大部分抗癌公社社员来说，患癌是一种可能性，但不具有现实性。举个例子，走路跌倒对两岁幼儿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成人则是没有现实意义、但又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风险。在自己没有患癌的现实可能性的时候，在抗癌公社随时可以退出和再加入的前提下，一个社员确实可以不提供资助并退出公社，以后在非常可能患癌时再加入。然而，绝大部分人（无论是否抗癌公社社员）不会如此精明地算计。在得知某位有名有姓的社员不幸查出癌症后，我们所有人的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就有伤感和怜悯的感觉。此时，促使我们提供资助的正是这种感觉，这种“人悲己悲”的心理反应，而非他保自保的“互助”算计。而这种“人悲己悲”的伤感怜悯，正是人与人互爱的核心内容。基于“人悲己悲”，我们才会有“人喜己喜”的感情，才会进一步产生父母孩子之间、男女之间、朋友之间以及全体人之间的不同层次的爱，也才会从小爱走向大爱。所以，虽然抗癌公社要求社员基于“互助”观念资助患癌社员，但由于它没有任何能力强制社员，所以它能够做的，仅仅是激发社员的“互爱”感觉并让社员在这一感觉的基础上方便地资助患癌社员。因此，在我看来，说到底，抗癌公社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让你知道某位有名有姓的人不幸患癌并且希望得到你资助的平台，一个让别人知道你不幸患癌并且希望得到他们资助的平台。而你是不是资助别人、别人是不是资助你，则完全基于自愿原则。就此而言，抗癌公社提供的更是一个让你向别人展示爱心和让别人向你展示爱心的平台，让自己体会到别人爱心和让别人体会到自己爱心的平台。与此相反，而无论我们作为健康的投保者还是不幸的癌症患者，我们通过保险机构都难以展示自己爱心也难以感受别人的爱心。

    因此，张马丁先生创立的抗癌公社通过“直通资助”的创新方式，不仅能够消除保险的组织成本，而且能够激发社会爱心，真正把“互爱互助”这一美好的传统观念实现在癌症保险事业上。我相信，抗癌公社这一社会学的重大创新，除了对癌症患者的资助和安慰外，对重建我们每个人以及全社会的基本道德、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心理良知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支持抗癌公社，希望抗癌公社越办越好！

“夜话”，2014年第9期，2014年11月14日

    官场把人变坏还是人把官场变坏，这是两个既难以分清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清的命题。官场把人变坏，指的是官场“逼良为娼”，一心向上的纯情青年入了官场后，不变坏就待不下去；要想待下去想提升，就必须变坏，说假话、耍手腕、收赃款。人把官场变坏，指的是“无良为官”，未入官场便已扭曲，说假话、耍手腕本已习惯，收受赃款更是长久所欲，因此入了官场便把官场变坏。官场“坏”人、人“坏”官场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并存、互相推波助澜，很难分清。

    我想分清这两者的原因，是看到许多贪官落马的深刻检讨，都从自己当初如何清纯说起，后来身入官场受周围环境感染和坏人（尤其商人）引诱，或一时无意而为之或不得不为之并成习性。我不了解他们的个人情形，对官媒和网络上的这些贪官检讨无法置评。但我相信即使一部分落马官员刚入官场时清纯，至少还有一部分官员未入官场前便已经失去贞洁，已经扭曲。官场也许逼他们更“坏”，但即使他们在学界或商界也很难不坏。不入官场，可免“双规”，但在学界难免抄袭而名声落地；在商界难免造假而锒铛入狱。

    我举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明人坏官场的可能性。这两个例子都与选举有关，而选举是官场中的常事。第一个例子是刚刚落马的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的何家成先生。我和他是南京大学本科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当时班级团员选举团支书。这不是一件大事。青年团在大学里差不多成了全民团，几乎所有读过大学的网友都选举过团支书，毕业之后大都忘却了，因为确系小事一桩。但参选的何家成在选举之后，却说动临时保管选票的班友，让他查看选票，以便知道谁选他谁没有选他。第二个例子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时的经历。当时选举研究生会委员，我被我所在的经济学系班友推到选举委员会内组织选举。投票结果，理科有一个片的候选人皆没有获得研究生会委员所需票数，也就是说，若按照投票结果，新成立的研究生会里将没有这个片的代表。在计票后的选举委员会会议上，部分人把它视为一个问题。如何办呢？重新选举不大可能。接受现有选举结果又担心那个片的研究生不满。这时，一位同学提议我们自己改一下选票统计，给那个片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加上几十票就行了（这个提议当然被大家所否决；选举结果后来如实公布）。

    这两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让我相信，虽然大学生、研究生都是未入官场、未涉商界的年轻人，但年轻人不一定就单纯，年轻人不一定就知道有些底线是不可触及的，年轻人不一定就把良知放在世俗之前。在我经历的这两个例子中，团支书和研究生会委员在学校都是无足轻重的职务，都是真正意义的过眼烟云，在位时没有资源可用、下一年选举就会换人、至迟毕业前就得下台。但就有年轻人不惜耍手段谋取之。当然，这样的人是少数。全国大学里每年被提名为团支书或研究生会委员的学生应当不下几十万。无论当选还是落选，他们中间想到去查看或者擅改选票的人应当不超过几十人，想到而又去做的人（无论做成与否）也许不超过十人。问题是这极个别之人却对当官最有追求也最容易进入官场。而从他们年轻时的行为，我们不难判断这些人的未来运命。就政治谋术而言，上面两个例子中的年轻人的所思所为都突破了选举规则的底线。因此，除了为当朝元首（之所以用元首而不用皇帝为例，是因为元首需要选票而皇帝不需要）而去改选票、查选票外，擅改选票、私查选票的行为，都为上级与同僚所愤；即使为当朝元首所做，也必为其所妒。元首为免泄密而损自己当时英名、为免这类人日后上台而害自己妻、儿的身家性命，常常也会以比如贪腐等罪名斩这些人落马。我在一篇短文中之所以说“何家成落马，本是意料中事”，便是基于这样简单的政治常识。当然，这是皇帝不复存在以后的极权政治的常识。不过，这样的人在民主政治下更容易落马，因为擅改选票、私查选票皆是民主制度不可容忍的大罪。一个人若如此行为，下场自然不妙。已登总统大位者如尼克松，甚至仅仅因为没有制止手下人刺探竞争者的选举方略而只好黯然退位；若进一步擅改或私查选票，那下场就是从总统府直接落到大牢。

    毫无疑问，官场“坏”人。权力决定一切的不透明的官场是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染黑。因此，在何家成落马一事上，很多网友认为官场坏了他，甚至认为每个能升到正部级的官员都不会比何家成更好。这些网友的说法有其理由，例如，1965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几十位国务院部长们，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部查出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唯一幸免的是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不过，我更相信一些落马贪官、一些部长年轻时确实很单纯。女贪官尹春燕曾回忆自己当年“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走入大学步入官场。就落马贪官的平均状况而言，她的说法应当有一定可信之处。我想指出的只是，至少还有一部分落马和未落马的官员在步入官场之前就已经扭曲。官场只是为他们扭曲心理的扩展提供了天地而已，而他们进入官场和得到提升，自然会把官场变得更坏，这就是我说“人坏官场”的含义。当然，我需要声明，在分清“官场坏人”和“人坏官场”两个命题的同时，我完全同意“官场坏人”比之“人坏官场”更为严重；完全同意中国政治改革首先要做的是改革官场，让坏人难以进入官场、让官场透明和民主，让进入官场的好人难以变坏、进入官场的坏人难以使坏。

 

“夜话”，2014年第8期，2014年10月26日。

 

引文出处：

“最有文采”女贪官忏悔书曝光，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29870508504.html

    本月11号凌晨（美国加州时间），一位国内朋友突然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何家成“完蛋“了。上网一查，各大门户网站果然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的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接着，在没有提及初步或最终调查结论的情形下，“中央”又以不寻常的快速度免去何家成的领导职务。国人姓名重复率高，姓何名家成的人应当不少。不过，这位正部级的常务副院长何家成确实是我1978到1982年在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同班同学。正因为如此，对我和其他一些同班同学来说，他的落马时间虽不可预料，但他早迟将落马却是意料中事。事实上，我始终认为，他的提升即使不根源于中国干部制度的本质问题，也暴露了中国制度的某些缺陷。如果是后者，因为再好的制度都有缺陷，所以他的落马无关紧要，这是他的个人问题；如果是前者，他的落马也只有在中国制度借此而有所改进的大环境下才有超越他个人的更多意义。

    1978年10月，何家成与我同时考入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也许由于我的高考分数很高，班上表现还算突出，我们又都是南京人，他对我很好，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作业、备考都在一起。我的家境很差，上大学后依然要帮助家里做些马克思所说的“血汗工厂”的劳动。何家成对我很同情。然而，我渐渐发现何家成为人处世的方式与我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计较、对任何小利都盘算的人。这样的人并非不好。我长期生活在农村，知道贫穷或者自我感觉贫穷都可能逼人铢锱必较。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是否铢锱必较，而在于“必较”的方式。何家成计较的方式恰恰是依附权势、背后搞小动作和拉帮结派的阴谋家方式。笔名为“感悟生活”的网友在回忆何家成的网文中感叹何家成是“真正天生的搞政治的人才。他对拓展自身政坛发展舞台的用心，娴熟的政治斗争手腕，极端低调的行事作风和严于律已的精神，都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确实，阴谋家都是搞政治的天才，但我相信政治家并不都是阴谋家。就此而言，我始终希望通过中国政治的透明化以减少阴谋家成为政治家的可能性。

    “感悟生活”网友为何家成政治才干举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刚进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团委书记的选举，他就通过自己的游说，成功拉下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让自己顺利当选。”该网友应当是从何家成本人那里听到上述故事的，因为我们班上没有一位了解这段情形的人会把它作为何家成的正面“事迹”来谈论。不了解情形的人读了这段话往往误以为何家成赞成透明政治。其实，那只是何家成第一次使用阴谋政治获得的成功。就我知道的情形，当时不是“团委”选举，而是班级二十几个同学中的团支部选举，并且应当不存在“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亦没有公开游说之事，更无同时间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竞选之景。相反，何家成背后活动，讲他想象中的其他候选人的坏话，请求他的朋友选他。他也找了我，请我帮助他拉票并提及其他人真伪难辩的缺陷。其时，何家成只是和班干部与党员接触多，与普通同学交往很少，更没有关心集体的突出表现，因此，如果不是他的背后活动，他被选上的可能性确实很小。当时我不理解并且劝过他，团支书这个位置太微不足道了，有必要去争吗？更为严重的是他在投票后竟然去查投票原件以知道究竟谁没有投他的票。接着，我们班上要出几名同学去陪留学生居住。何家成又是背后活动，不但要把自己挤进去，而且还上上下下地散布李四不够、王五不行一类的流言蜚语。

   至迟从选团支书和选同学陪留学生住开始，我明显疏远了何家成，因为我已经清楚我和他不是同类人。在1981年下半年的一次班会上，我说了“大家价值观不同，各自未来走好”之类的话，特指的就是我和何家成价值观不同。那时，何家成在班级和系里似乎春风得意，而我受到一些误解。我清楚地知道误解的同学都是好人，和何家成关系密切的班干部也是好人。他们对我的误解源于何家成对我的无端诋毁，而何家成又是因为我的疏远而生恨。不过，何家成对我尚止于诋毁。对一位外地同学，何家成不仅自己要打架，而且还威胁叫校外人来打。十年前，何家成身居高位，岳华在何家成传纪文章中说传主在南京大学“以自己的刻苦、谦虚、乐于助人，加上学习成绩，赢得了老师、同学的喜爱和好评”。我不知道该段文字出自岳华的想当然还是她(或他)与何家成的访谈。可惜，这是虚假的历史陈述。岳华如果多访问几位何家成的南京大学同学，应当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打个比方，何家成落马的消息刚刚传开，一位同学立即就宣布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坚持良心的胜利”，而这位同学在我们毕业后，应当与何家成没有任何交往，其对何家成的印象主要建立在后者的班上表现。

    “感悟生活”网友说何家成“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有大局观”。网友“朱鸣”更声称“何家成的全部志向，在于希冀凭借当年捷足先登的政治制高点，执掌中国之政治和经济最高权力。”这两位网友都高估了何家成。假设何家成真如他们所说，他就会在大学里建立人脉根基，而不会显示阴谋权术，更不会计较蝇头小利。大学同学一无利害之争，二有无限可能，一个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在大学里会工于学业、淡于权名、勤于公益，在同窗中留下勤劳正直的印象，以便未来有施展才能之机遇时可得同窗之佐。但何家成在大学时便把团支部之职当成阴谋政治来搞，可见其从无大局与志向之感。何家成在大学想当班级团支书，到部里想当局长、到正部级后想当副总理甚至总理，似乎有志向。然而，真正的志向指的是在大学里就想当政府总理。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便是这个意思。一个志向于将军的普通士兵会按照这一志向要求自己，因此他非常可能是一个好士兵。相反，一个当了上校后才想到自己也能当将军的人从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也非常可能不是一位好上校。何家成便属于后者。

    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被组织成班级。中国大学由欧美大学仿制而来，因此很可能最初没有班级这类组织。如今每个学生都必须在某个“班级”内学习，就像毛泽东政府下每个农民都必须在某个“生产队”下种田一样。大学“班级”的历史和它的功能足以写几篇博士论文。这样一个既小又没有特定利益的年青人的短暂组织，应当很容易维持并让其成员留下美好的记忆，事实上也确实让大部分人留下美好记忆。所以，如今我们这一代已经和即将退休的人常常会看到同龄人的班友聚会。但是，这一组织中只要有一个看重小利且喜欢搬弄是非的成员，它便易于涣散；在上级依靠“告密”来获得舆情的大环境中，它必然涣散。我和何家成所在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1978级本科班便是一个例子。这对我们每位同学都是极为可惜的。我们班另一位名人张少杰已经去世。少杰是最后一届班长，有才华又不乏豪爽，可因为与何家成走得太近而无法让班级免于涣散。少杰去世时我在国外，没能参加他在追悼会，很遗憾，后来想为他写点东西，但因为对他在1989年后的情形了解不多，更熟悉他的同学又劝我不要写，便作罢了。但愿何家成落马能够让包括何家成在内的每一位同学释然，我们的班级能够重新团聚。

    何家成作为正部级国家官员会做出什么样的严重违法事情，非我这种从未在政府体制内工作过的人所能猜测的。不过，我认为何家成的“坏”和他是否进入政府体制无关。即使他留在学界，在国内学界不正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他也会表现出严重的不良行为。据说，京城每有他要提升的传言，他的某位导师便会告状阻止之。若真的如此，他被告的状，应当也是行为不端、而非观点不“正”。在我留下的印象中，何家成青少年时随其医生父母住在江苏北部的一家疗养院内。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前天还颐指气使的老干部，昨天就被原单位造反派像牲口似的拉回去批斗；昨天尚受人敬重的“革委会”成员，今天就成了林彪集团走卒而为人不齿。这样的残酷现象会让一个人早熟，让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感到世界的可怕和人生的无常。在我看来，如果说何家成的品行和体制有关，那么，在他本人正式进入这个体制之前，这个体制下的特定小环境就已经扭曲了他的心理，让他以为自己才是一切，以为只有权力才能最终保护自己。然而，他的学识和胆识有限，人生目标即志向更有限。在南京大学的学生中，他几乎是得心应手的。但在后来的学界尤其是人人把权力视为一切的中国官场中，他的局限性就暴露了，他的逐权和逐权方式既让他成为高官，也把他置于随时落马的危险境地。他先是顺应这个体制的产物，后来又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但必然又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

   最后，作为天主教徒，作为何家成的同学，我想告诉何家成，无论你的违法错误和罪行（假如真有的话）多么严重，你都不会“完蛋”的，天主不会放弃你，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不会放弃你。只要你忏悔了，只要你明白自己的过错，你照样会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大家欢迎的人。当然，这里的忏悔和明白过错，不是面对党组织的自我批评，不是面向法官的认罪声明（假如司法公正且何家成真有罪的话），而是面对你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我坚信你的内心深处良知仍在，正如你当年对我说的“不得不”所隐涵的那样），面对你也许会认识的天主。所以，我希望你丢掉因一着不慎的后悔，消除被体制抛弃的怨恨，挥去可能的司法不公对你的伤害，坚决地回到你自己内心的良知。许多像你这样青少年便形成不良心理的人后来因为人生的重大变故而回归良知甚至皈依天主。他们能够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样，你从高官职位的落马，就不仅仅是你的同学们良心的胜利，而且也给了你自己良心胜利的一个绝好契机。

    求主保佑何家成获得司法的公正！

    求主帮助何家成获得良知的回归！

“夜话”，2014年第7期，2014年10月16日。

 

引文出处：
感悟生活，2014，老领导何家成的落马令我不胜唏嘘，http://blog.sina.com.cn/s/blog_
500410490102v55j.html
岳华，2005，坚持学习坚持探索——记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何家成，载，黄允成主编，
往事并不如烟—走出经济学黄埔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第306-327页。转引自
http://guhaibing.blogchina.com/1202906.html
朱鸣，2014， 何家成看不起习近平和王歧山，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05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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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秋节。

我居住的地区属于半城半乡，没有高层建筑，多层建筑也少见，傍晚七点多钟就看到东方刚出山峦不久的月亮，白色并显微红，很大、很扁，其上还有蓝色处，但整个月亮不亮亦不暗，只是大。在这里，我已经看过许多次刚刚升起的巨大月亮，所以对其“大”不再惊讶。但即使如此，今天黄昏的月亮之大，仍然让我产生某种天体奇妙、宇宙宏伟的敬畏感觉。

后来耽于杂事和书本，直到夜深才想起观月。出得门来，碧空如洗、明月似镜；房屋隐现、树影清斜，好一派秋夜月色！一轮晶莹明亮、清澈光洁的月亮高悬在苍穹之顶，整个世界沐浴在它的光芒之中。月亮像一个精美的玉盘，均匀的圆弧在夜空中分外清晰。周围装饰的一圈淡淡光晕，衬托出它的天生丽质。柔和的光芒则让它圆润而又温情，完全消弭了常常伴随着高贵的冷漠。在和煦的月色之下，错落的民居、婀娜的枝条、平坦的草坪组成一幅安宁祥和的月下小村图。与黄昏时相比，深夜的月亮不再大，可也不小。确切地说，月亮完美的形状根本不会让人产生它大或小的感觉：它的大小恰恰是它应当有的样子。月亮也不再扁平呆板，而显得纯洁、丰满与活泼。最重要的是它变得通体明亮，即使原先的暗处也发出光芒。然而，此时的月光既非白天太阳的灿烂之光，亦非冬末寒月的冷峻之光，而是秋夜特有的皎洁之光，一种让人辨认周围环境却不令人详察身旁之物的祥和之光；一种教人平和温馨、而不促人激动焦躁的温情之光。深夜的寒意更为月色增添了一份清新和静谧。月亮上明暗交错相间之处，让人想象嫦娥的舞姿和玉兔的跃动。中秋之夜的月亮太美了，美的难以言状、美的浸透心灵。据说人之美无法定义，但看到美人，人们又能知其美。同样，人也无法为月亮之美规定某些标准，但今夜的月亮却能让人感其美。东坡先生曾问道“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其实，明月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在此时此地。

突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年轻时经历的一次月夜。那是1968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我所在的南京市第九中学许多学生已经下乡插队。不少熟悉的同学下放到了江苏省丹阳县即如今的丹阳市农村。一次，一位在那里插队的同学回南京几天后要再回去。几位还没有下乡、依然在校的同学提议和他一起去丹阳农村看看。我那时是初一学生，“文革”中常跟在初中二、三年级和高中同学后面“闹革命”，因此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其时大家身无分文亦心无恐惧，就在下午从南京火车站爬上一列南去的货车出发了。从1966年大串联、学生们从车窗爬进拥挤不堪的列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开始，我们都已经对爬车熟而能详了。那天我们爬上的货车到镇江停下后，一时间没有再开的样子。我们又爬上吼叫着要开的另一列南下货车。谢天谢地，这列车竟然在丹阳车站停了。可那时已经深夜，我们下车后无处可去；况且即使等到天亮，我们也还得步行到九中同学插队的访仙和窦庄两个“人民公社”的村子去，所以我们下车后就开始朝访仙乡下走去。我们一行人自小在城市长大，从没有走过乡间小道。那时，后来著名的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还没有诞生，“文革”中的我们又缺乏浪漫风情，更重要的是乡村土路上密布着或深或浅的牛蹄印，不小心就会跛脚。此时我们也才发现高悬于天穹之顶的月亮。那夜万里无云，月亮就像天顶的明灯照亮了大地。冬夜的月亮送给散步者的是寒意，赠与赶路人的却是抚慰的温情。感谢这在黑夜中为我们带来光明的月亮，让我们恰好分清板车路和田埂，确定方向和路线。我们当时年轻，又于“文革”中睡在教室里“造反”、“干革命”熬夜惯了，所以大家不急不忙，边走边聊天，似乎也有一种冬夜月色下、麦地田埂旁无拘无束的快乐。可惜聊天内容已经遗忘。突然间，不知谁叫了起来：右侧有一条大路。大家注目一看，果然右侧不远处有一条白色长带，这不是大路又是什么？苦于小道的我们不禁大喜，立即转而向右，不顾麦地的松软和草棘的牵绊向那大路快走过去。猛然，走在前面的同学喊了起来：不是路！不是路！那白色的长带原来是一条河，类似乡村公路宽度的一条河，在月光柔和照耀下呈现淡淡的白色，远看极似公路，以至于前面的同学几乎要踩入水里才发现真相。这应当是丹阳的九曲河。夏天水大河宽，冬日水浅河窄，所以冬天河水与河堤相距甚远。我们原来正走在河堤上，斜看河面，才有了“河市蜃楼”的幻象。幻象的破灭让我们顿感气馁和无力。仅仅因为温馨的月亮坚持陪伴着我们，我们才在清晨走到那些插队同学暂住的草屋。

今天，伫立在八月十五的秋夜明月下，我终于醒悟，正是幻象的出现和破灭才把那个冬日月夜刻入我的脑海。人需要经历、需要月下的经历。当年的月夜跋涉是一次沮丧和坚持的经历，今夜月色则是一次美的经历。正是这些经历构成我的一段段人生篇章，并让我知晓世事、体验美好、懂得珍惜。

谨以此文向1966-1968年间在校的南京九中每位同学、特别向那次同行以及访问的同学表示我的中秋祝愿，他们中间有朱笑弥、孙振亚、张龙、吴宗宁、章铮，应当还有谭双九和其他几位同学（抱歉，我记不上姓名了）。​

“夜话”，2014年第6期，初作于2014年9月8日，成于9月10日。

    最近我从美国到德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属于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空气新鲜、环境舒适、交通方便。它们当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里仅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若干不同地方聊举四例。

    第一，卫生间的坐便纸。美国的公共卫生间都免费提供坐便纸。坐便纸的作用是避免臀部直接接触马桶坐圈。据说许多研究证明坐便纸对避免细菌和疾病传染的用处不大，因为卫生间往往属于办公楼、火车飞机上细菌最少的地方。细菌通过共同使用卫生间而传染的现象本来就罕见，遑论卫生间中的马桶坐圈。然而，一旦使用坐便纸成为习惯，没有它就会深感不习惯。德国的公共卫生间都不提供坐便纸。旅途中难免对卫生间的造访。但直接坐在别人刚坐过的马桶坐圈上，却又难免踌躇。

    第二，商品标价。美国商品标价不包括销售税，德国则包括。所以在德国看到商品标价后，估计一下商品效用和手头现金后就可以决定是否购买。美国各州各大类商品销售税率不一，常人又疏于计算，因此看到商品标价后并不清楚真的购买所需支付的含税价格。就此而言，在德国购物，心理波动小。在美国购物，因为实际支付的含税价格可能和心理预期价格相差很大，付款后心理往往不能自如。此外，这一区别也许是美国人比德国人更频繁使用信用卡的原因之一。比如在美国常常遇到商品含税价格为10.02美元的现象。此时若用现金支付而恰好没带上二分钱的硬币，就会找回好些硬币。这种情况在德国不会遇到。常见的倒是比如9.98欧元这样的标价。

    第三，被动吸烟。美国开展吸烟危害宣传50年来，公共场合吸烟者变得很少见；无论散步、旅行、购物都很少闻到烟味。德国同类宣传也有50年了，但公共场所吸烟情况似乎还很严重。我在德国好几次一出商店就闻到烟味：一些烟民正在商店门外吸烟。站台上候车时常常也能闻到从不封闭的吸烟区传来的烟味。我从不吸烟，因此对在德国闻到的烟味特别敏感。但对中国数亿烟民来说，到美国却憋得慌。

    第四，交通警察。美国公路上警车很多。开十次车至少会遇到一次警车，市、镇内短途开车亦如此。美国警察分工粗，每个警察都管交通违章，因此警察对驾驶员遵守交通规则的威慑力很强。德国道路上罕见警察，常常开个几百公里都遇不到一个警车。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因此无超速问题需要管理；但在限速的德国市、镇区域亦罕见警察。对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来说，警察多是好事，因为它减少了不守交规的现象。所以，德国公路上警察少也许说明德国人比美国人更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

    不过，我了解的美国限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了解的德国限于西德若干地区。与对这两个国家的了解相比，我更熟悉和习惯的是中国。就上述四点而言，中国在前三点上更类似德国：没有坐便纸、含税标价、吸烟者众。中国市镇道路上警察不少，但高速公路上罕见警察，尽管中国和美国一样限制高速公路上的行车速度。总之，世界各国在涉及公民生活的日常管理上做法各异。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另一方面，到各个地方还是依照古训入乡随俗为好。

“双周夜话”，2014年第5期，2014年7月8日

二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赞抗癌公社”（http://www.hujingbei.net/n533c68.aspx），对张马丁先生创立的抗癌公社表示了我的道义支持。今天，我用自己的部分退休金收入向抗癌公社捐款，以表示对抗癌公社进一步的支持。

抗癌公社是专门针对癌症患者提供医疗保险的一种形式。我支持抗癌公社，首先因为我对癌症患者的同情，因为癌症可能成为国人的常见病，因为癌症是大病，“大病返贫”是各国尤其中国农村常见的现象，因为各国包括中国医疗支出的上涨速度都高于收入的提高速度。但如果仅仅为了上述原因，我完全可以捐款给从事癌症患者援助的慈善基金会甚至红十字会。我之所以特别支持抗癌公社，就在于抗癌公社是医疗保险事业或者行业的颠覆性创新；在我看来，它同时医保事业出现以来的最重要创新。

抗癌公社的创新在于它开创了保险金在投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直接流动的保险收付方法。亲友间直接使用现金支持受助人的方式也许从货币出现后就存在了。我们大多数人也许都应用过这种方式给予或者获得过资助。但是，超越亲友关系的大规模的现代保险事业采取了另一种我们更熟悉的方式：投保人先付款给保险组织（无论它们是商业组织、慈善组织或者政府组织），后者再把款项付给同样投保的受益人。所有现代保险组织都建立在这一资金循环的基础上。这一基础的优点应当在于它当初是建立大规模疾病保险制度的唯一可行方式，而超越传统亲友资助的医疗保险，是现代非家族性社会在疾病风险前保障个体安全的必要形式。然而，这一基础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第一，成本高。一个保险组织的效率再高，它总是需要大量成本去维持。第二，保险资金利用效率低。保险资金由于其性质而必须保证投保人在疾病紧急状态时有资金可用，因此各国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管理都有很强的约束，保险资金几乎无法通过资本和货币市场盈利；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保险资金在缴纳到支付的时间段中往往还必须承受巨额价值损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保险资金类似一个有入口和出口的资金池。池子需要管理和维护；池中资金必然有蒸发。只要这个资金池存在，则不管监管的好坏和强弱，投保人缴纳的医保金就会大量地用于维护它和被蒸发。这个问题在我国尤其严重。根据我的不准确看法，如果不考虑蒸发而只考虑账目价值，我国医保资金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用于病人资助，大部分医保资金成了医保组织的维持费用。

抗癌公社采取了革命性的保险资金运转方式：社员将金钱即保费直接从自己账户转到患癌社员的账户；资金完全不经过抗癌公社或者它的管理者。这样，抗癌公社彻底取消了医保资金池，既消除了池子的维持成本，也避免了资金的价值蒸发。因此，抗癌公社几乎完全消除了医保组织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说，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的各种方式都是创新。而大规模地降低成本的方式则是革命性的创新。张马丁创立的抗癌公社便是这样的革命性创新。抗癌公社也需要维持成本。如果社员众多，维持成本估计不会超过社员间流动的医保资金的百分之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抗癌公社几乎完全消除了医保成本。这里特别应当提及的是，抗癌公社已经成功地“资助”过患癌社员，其可行性至少已经初步通过检验。不过，“资助”一词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得到“资助”的社员负有“资助”其他患癌社员的义务。就此而言，抗癌公社和单方面资助的慈善组织亦存在根本的区别。

抗癌公社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公社网页www.kangaigongshe.com的维持和更新上以及对患癌社员状况的确认。迄今为止，张马丁个人几乎承受了上述所有成本尤其是无法计价的时间成本。我的些微金钱资助只是表达我对张马丁的一点敬意，表达我对中国癌症医保事业的殷切期望。

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建议抗癌公社利用网络公开财务。抗癌公社之所以能够取消资金池，是因为它利用了互联网。同样，抗癌公社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公开自己的财务。我不知道在政府的容许范围内，抗癌公社未来向盈利性组织发展还是向非盈利性组织发展。当然，无论向何种方向发展，正如抗癌公式宣示的那样，社员之间的医保资金百分之百地用于患者。在这一前提下，抗癌公社的成本在未来社员众多的情形下也许可以通过网站广告和辅助产品销售收入来支付。在目前社员尚未众多的情形下，抗癌公社需要接受一些捐助；即使未来社员众多，抗癌公社也会接受捐助。我建议抗癌公社至少把它接受的捐助资金的财务在网络公开。网络财务公开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相反，网络财务公开应当是抗癌公社继医保资金周转创新后的又一个创新。这个创新的经济学意义远远比不上资金周转创新，但它保证抗癌公社信誉的作用不可低估。

祝抗癌公社茁壮成长！

 

“双周夜话”，2014年第4期，2014年5月27日

—-对岭南学院争论的一点看法

最近，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的朱富强先生写了多篇网文（见http://zhufqblog.blog.163.com），对岭南学院徐信忠院长新建立的学术刊物分级体系提出批评。徐先生与我从无交集。朱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读过书，我当时在那里任教，因此和朱先生多少有点师生之交。朱先生毕业后赴岭南任教，著述勤奋，对我亦有所关注，我对朱先生也多有好感。当年上海财大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曾说过报考政治经济学范围各专业研究生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我听说后还认为朱先生—-当时好像刚刚毕业—-是个例外。

不过，即使如此，我读了朱先生对徐先生的几篇批评文章后，还是觉得朱先生应当更多地躬身自问。朱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专列一“近期心愿”栏目，其心愿为“青年经济学子在对待学术上能躬身反思、不媚流行，国之幸也！吾之所为亦值矣！”在我的心目中，朱先生依然是青年经济学子，没想到朱先生已经把自己排除出青年学子了。不过，像我这样的退休之人亦常躬身自问并从中获益甚多，朱先生作为我的学生辈，多点躬身自问应当只有益处。

朱先生的批评重点，似乎是徐先生新建立的分级体系否定了正式发表在许多媒体上的文章属于“公认的学术”。我只是从朱先生的批评文章中知道徐先生新体系的一枝半叶。不过，即使真如朱先生所述，朱先生的批评欠妥地方亦很多。首先，一篇文章是否属于“公认的学术”，与其是否在有刊号的媒体上“正式”发表及发表的媒体无关。如今以“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形式挂在网络上发表的学术文章比比皆是。我本人便用这种形式发表过若干学术文章（参见www.hujingbei.net）。所以，朱先生完全不必用列举法说明某些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应当或不应当算学术。

其次，如朱先生所知，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并不清晰，加上中国采取按文章学术水平计酬的分配制度，在中国就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考虑可分配的总资金有限这个因素，人们就先排除那些没有在正式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然后把正式媒体分成三六九等以确定正式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水平，最后“按质按量”分钱，或者如朱先生所说“瓜分学院财产”。一位重视学术的人如朱先生，应当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计酬方式。然而，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朱先生并不反对这一计酬方式。朱先生反对的是徐先生所分的媒体等级，理由是它和朱先生心目中的等级差距过大。就此而言，朱先生批评的是瓜分财产的某种方式，而非瓜分本身。因此，朱先生对徐先生的批评并不具有道德优势。

当然，假如把目前的瓜分或计酬方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坏”方式，我们应当做的是让它坏的程度低一点。因此，不同的媒体等级划分还是可以体现出坏的程度差别的。不过，在我看来，朱先生心目中的媒体分级可能比徐先生的更坏，更不符合朱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由于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模糊，追求学术者如朱先生，在不得不用文章发表的媒体来评定文章学术性高低并划分媒体等级时，应当比朱先生所说的“追求功利”的徐先生更加强烈地要求把本来就是非学术性的媒体排除出分级范围，更加强烈地要求排除学术层次不高的学术性媒体或者要求把它们排在很低的等级上。但让我遗憾的是，例如，朱先生竟提出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类报纸列入分级的媒体内甚至给予很高的等级。朱先生的理由是“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上发表的文章往往是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往往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才可以发表，因而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中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将它们定为权威刊物。” （http://zhuf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2862921720144135401844/）。这样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如毛泽东本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如《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等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的文章，作者本人和报纸以及公众也没有把它们视为学术文章。较高学术造诣的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常常也不是学术文章。学术造诣高的人在非学术性媒体上发表非学术性的科普、议论、时政甚至献媚文章是常见之事。当然，所有非学术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有可能偶尔发表一些学术性文章。但对朱先生这样追求学术的人来讲，如果要以发表的媒体来决定文章是否属于学术类型，首先该排除的媒体便是非学术性媒体。我不知道徐先生是否把非学术性媒体列入他的媒体分级中。仅仅从朱先生的批评看，好像徐先生没有那样做。仅就这点而言，徐先生分级坏得程度便低于朱先生的分级。

朱先生希望青年学子不媚流行，我非常赞成。不过，朱先生同时应当希望他们不媚强行。朱先生写过文章赞赏哈佛学生走出曼昆（Mankiw）的经济学课即罢课。朱先生也许不大清楚的是，那些学生的罢课不会影响他们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或别的党的党籍（如果他们是党员的话），不影响他们毕业（如果他们其它方面合格的话）和以后的发展；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强行”的问题。但在中国，朱先生和所有追求学术的人包括学生都遇到“强行”问题。如果不是“强行”，中国学生早就走出许多人开的“政治经济学”课了；如果不是“强行”，朱先生认为应当（以及徐先生已经）列入学术媒体分级范围的许多杂志早就关门大吉了；如果不是“强行”，学术本身的界定将清楚得多，朱先生和徐先生的争论亦无从发生。

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学子，流行和强行都不可媚。可就学术发展而言，流行不会阻碍学术，阻碍学术的只会是强行，因为流行施加给独立思考者的仅仅是软约束。但“强行”则是硬约束，直接用不许、不准卡死他们的笔、限制他们的追求。思考需要孤独，所以追求学术者本来就会远离流行。但思考需要空间，所以追求学术者无法逃离强行。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为例。由于宁可忍受贫困，流行没能阻止马克思在英国写出《资本论》。但他如果留在自己的祖国，强行完全可能消除他创作《资本论》的可能性。流行没有阻碍达尔文研究物种进化，也没能阻止爱因斯坦探索时空关系。同样，在如今的中国，流行阻碍学术的原因只是攻读博士或在大学任教的许多人本来就不把学术当真；即使回到“前三十年”（1949-1979年），没有流行，这些人也不会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而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真正阻碍中国学术的是施加在那些把学术当真的人身上的“强行”。如果没有强行，如果像150前英国那样自由出版、自由创刊、自由说出和交流思想，中国学术才有希望，中国学术的评价体系也才会真正改变，包括朱先生在内的把学术当真的学者也会有了探讨学术的广阔空间。

“双周夜话”，2014年第3期，201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