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我们国家最近发生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无疑是现任重庆直辖市副市长、名扬全国的“打黑英雄”王立军私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根据我国政府的消息，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无论最后调查结果如何，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至少表明他有一些话对公众说，而这些话无论在重庆、成都还是北京他都不能公开说。这位“打黑英雄”要说的是什么话呢？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我们现在连王立军的“英雄事迹”都真假分辨。可无论王立军的打黑英雄是真是假，王立军之所以冒险私奔美领馆，应当是他认为自己尚有冤屈。我相信，他之所以又自愿离开美领馆，是因为他要表白自己不想离开中国，而仅仅想把一些能够说明自己冤屈的材料交给美领馆或者委托美领馆交给他的友人。

在我看来，王立军事件不仅揭示了以唱红打黑为特征的“重庆模式”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在关乎中国前途的重要时刻提供了一种契机，使得中国能够在最近一段时间比如十年内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

为什么说王立军事件让中国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避免重走专制回头路？我的理由首先在于王立军的重庆模式形象。重庆模式有唱红打黑民生三个特点，所缺的仅仅是民主，而民主才是考验一个模式生命力的主要标准。王立军作为重庆模式最重要的形象人物竟然在申冤中求助于以民主为感召力的美国，对缺乏民主特征的重庆模式极具破坏力。在此关头，重庆模式起死回生的唯一方式是提倡民主。如果这样的话，重庆模式对整个中国的作用将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并避免中国重走专制回头路。

如果重庆不提倡民主，本来就具有强烈专制指向的重庆将无法解释打黑英雄自身在重庆的悲剧，重庆模式将陷入困局，它所代表的专制指向亦将陷入困局。现在不少人把重庆的唱红视为解决中国人精神危机的途径、把重庆的打黑视为中国铲除腐败造假的样板、把重庆的民生工程视为消灭中国贫富差距的方法，甚至把重庆视为中国现在应当走上的道路和中国重回毛泽东专制的希望。然而，王立军事件暴露了专制制度解决精神危机、腐败造假和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缺陷。正如林彪事件大大降低了毛泽东威信并让许多人对专制产生疑问那样，王立军事件同样大大降低了缺少民主色彩的重庆模式的吸引力，就此而言，即使重庆模式不增加民主要素，王立军事件对利用重庆模式来在中国重返专制的努力也是一次重大打击。

当然，王立军是个小人物，他无法改变中国的道路。但王立军在公众中的英雄形象和私奔美领馆的出格行为将给任何试图重走专制回头路的人增加许多困难，因为他或他们需要重新组合政治、民意和组织资源，需要减少王立军事件引起的公众对专制政治的更强疑虑和对政治透明的更大要求。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专制的特点是政治黑暗或者不透明。王立军私奔美领馆追求的是透明，公众希望的是透明。正如韩寒最近就王立军事件所言，不管红色蓝色，重要的是透明。王立军事件在公众中引起的疑问和公众的透明要求，将是阻遏中国重走专制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何民族或国家都需要精神、需要打击黑社会、需要提高民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乎民族兴衰的不是这样的需要，而是如何实现这样的需要，事实上，世界上每个专制者上台前和刚刚上台时都会抓住这三个问题大做文章。二十世纪以来，从二战前1917年的列宁、1922年的墨索里尼、1933年的希特勒到二战后大小国家出现的各类专制者，都在这三个问题上建立专制的合理性，而且都获得了当时公众的拥护。1949年后的毛泽东政府既有“无产阶级精神”，又通过处死至少几百万人消灭了黑社会，再通过土改和充分就业来提高民生，因此也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拥护。然而，专制的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其不可忍受的丑恶并在给民族造成更大灾难后垮台。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国是太惨重了。今天的中国必须吸取这样的教训。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精神、贪腐、民生问题都非常严重，但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存在着利用更专制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危险。在这样的重要关头，王立军事件给了中国公众和领导人一次思索的机会，给了中国一个喘息机会，让中国有可能暂时脱离了重走专制的危险。

“双周夜话”2012年第4期，2012年2月14日

新年元旦以来，方舟子和韩寒之争演化为一场网络大战。大战的焦点是韩寒的作品有无“代笔”。方舟子认定韩寒作品有“代笔”甚至“百分之百”地有代笔之嫌。而韩寒的立场则从最初的无一字一句有代笔转变成作品无代笔并以名誉受损为由将方舟子告上法庭。我对这场争论本身没有兴趣，但由于代笔牵涉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写作者（而不仅专业作家），同时代笔违法的界限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分清，所以我认为法庭不应当接受这个诉案。当然，我认为法庭不应当接受这个诉案，绝不表示我认为韩寒输、方舟子赢，而只是表示我认为方韩之争本身不是一个违法不违法的问题，因此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诉求法律，法官便得对“代笔”范围做出规定。但法官规定太松对打假不利，而假货假文章假学术目前被公认为国内的一大弊病；规定太严，对普通写作者不利，对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代笔管制太多，人们只得知法犯法：这两者对将损害中国文化事业、损害人们的道德良知。

方韩争议的关键词是代笔。但双方都特别泛义地理解代笔，不但把整部作品、而且把对原作品的修改及润色都视为代笔，因此才有韩寒的无一字代笔说以及方舟子的百分之百代笔嫌疑说。但在日常生活中代笔是狭义理解的。只有整部或者主要部分不是自己写作但依然以自己名义发布的作品才被理解为代笔。修改、润色、部分写作不是代笔。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说自己的文字完全没有经过别人的修改或润色。正因为此，天才如韩寒也不得不从最初的无一字“代笔”退了回去。但韩寒的“退”并不表示他的作品就是代笔。因为按照无一字代笔之说，这个世界大部分作品都是代笔，方舟子自己的部分文章也会有代笔。一部作品、一篇文章要出版，编辑多少都会做点文字润色工作；小学生写作文想让父母（过去是哥哥姐姐）先读，单位写总结想让同事看一下有无别字，所有这一切都是广义的“代笔”。中国有个著名的“推敲”故事。贾岛的诗句先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想改成“僧敲月下门”，可犹豫不决，没料撞上了韩愈，为他做了决定。这个在历史上公认为美谈的故事，若对照方韩之争，贾岛就有了代笔。由此可见方韩之争的荒谬。

另一方面，狭义的代笔也不就是贬义词。代笔和造假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他人代笔是从古到今的正常现象。古代的师爷就专职代笔。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大部分人不再是文盲，尽管有电话手机，但文化和手机的普及速度远远赶不上写作数量的增长速度，因此代笔现象反而比古代更为普遍。从大的方面说，国内如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外如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主要部分都是代笔者写的。从小的方面说，大大小小代笔公司的业务包罗万象，比如中华代笔网就接受代笔演讲稿、论文、公文、可行性报告、发言汇报材料、合同、诉状、贺词、书信、悼词、人物传记、电视专题片脚本等等。这还都是因职业和市场交易而发生的代笔。父母孩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同学之间论情谊的代笔更为常见。在这里，一方愿意放弃著作权而做无名英雄，外人无从置喙。职业和市场交易的代笔不是坏事，出自情谊的代笔在大多数情形下更是值得提倡的好事；文字上互相帮助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代笔妖魔化。就韩寒的例子来说，万一韩寒真有代笔者，但只要双方愿意，只要代笔者和韩寒的合作产生了好作品，它对读者对社会就是好事，因为读者有了自己愿意读的文字。其实，韩寒的作品（除了参加大赛的以外）是否他个人独立完成与该作品署名韩寒之间不存在必然和必须的联系。外人尽可以猜测和怀疑甚而认定，但韩寒没有义务回答这类问题。不但如此，他应对这些质疑的最好方式是一笑置之。而他一旦正面澄清，事态就可能恶化，诉诸法律无济于事，因为法官也不可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在法庭上提出否证的义务在作家，但作家对狭义代笔指控的否认几乎不可能服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代笔在大多数场合是好事，但在必须由署名者本人完成作品的场合，狭义的代笔是不许可的。例如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论文等等。这些作文论文若由家长或配偶或枪手代笔，便成为“造假”。不过，这样的造假很难确证，因为产品本身是合格的。所以，学校需要学生本人到场的考试，研究生本人到场的答辩，社会上各种考级考证也要确证参加者是否本人。除了这些场合之外，在大部分情形下，包括韩寒的情形，广义和狭义的代笔都不是问题。即使小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论文，广义的代笔不但许可，而且应当提倡，应当让贾岛、韩愈互相切磋的传统永远保留下去。相反，如果法官把代笔当成问题，尤其把一篇文字是否有代笔当成问题，就可能出现彭宇案的后果。当年的彭宇案如果放到网络，网民也会分为两派，一派认定扶人者为肇事，一派认为扶人者不大可能是肇事者。很遗憾，彭宇案的判决结果与社会对扶人的倡导相悖。方韩之争牵涉到社会对文字上互助切磋的倡导和对文字作品打假的倡导，因此比彭宇案更为复杂。法院判决将从法律角度对代笔范围做出规定，而这样的规定本身无论宽窄，都不适合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文字互助道义关系，所以，我认为法庭即使接受韩寒上诉，也不宜对代笔关系做出任何明确规定，以防范出现新的与社会道义相悖的判决。

“夜话”2012年第3期，2012年1月31日

第一，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分组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根据农民是否用脚迁移可以把中国农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绝大多数农民，他们处在纯农业状态，他们的土地在短期内或者可预见的时间内不能转为非农用地。他们是所谓的纯农民。城市化主要指的是这些农民的城市化。他们的城市化是需要人口迁移的。第二部分是城市郊区农民或者其土地将转为非农用地的农民。随着城镇的扩大，这些农民会自动变成城市人，所以他们不需要迁移。我们应当区分这两部分农民。一部分农民将随着城市的自动扩大而解决城市化问题。另一部分农民在我们可预见的或者在制订政策时要考虑的时间内不会自动成为城市人。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绝大多数纯农民的城市化。对这些农民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土地几乎不值钱，卖不出去。我们看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要这些土地，所以，针对这些农民的转移中国特别需要改革户口制度。对于第二部分农民来说，自动延伸出来的城市就可以把他们的市民户口制度解决掉。户口制度改革对他们也很重要，土地制度改革对他们同样很重要，但这里的重要性和对纯农民的重要性有着很大区别。

第二、保证农业产量不是农民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如果有7亿农民，在纯农区至少有4亿左右的农民必须自己动脚，也就是说必须迁移才能城市化。这些农民是中国经济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所谓的三农问题主要是针对这批纯农民而言的。这批人需要提高收入。他们提高收入的最主要方式是城市化，进城。纯农民只有大量进城了，剩下的少部分纯农民才能利用现有土地生产出更多的人均产量并提高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粮食靠纯农民生产。不管是粮食安全问题还是粮食价格问题，中国的粮食问题都得靠纯农民来解决。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下行周期，或者中国经济过去出现的周期波动都是从粮价上涨开始的。而粮价波动主要跟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联系。

纯农民应当是理性的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整个经济的粮价或者粮食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要自己有饭吃就行了，就会到处去寻求更多的收入。由于他们只有迁移才能找到更多收入的就业，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迁移。这个时候政府应当让他们走。粮食和粮价是宏观问题，不是农民个人的问题。我们希望每个农民关心全国的粮食产量、粮食价格，就像希望每个城市人关心粮食问题一样。但如果要求农民承担全国粮食产量高、粮食价格低的责任，那就太不合理了。农民是我们国家最苦最穷的一批人，我们却要求这批最苦最穷的人来承担这个国家最困难的责任，这完全不符合任何道义。在这里，政府有责任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保证粮价足够低，农民没有责任来保证这一点。而政府应当做到这一点，因此政府需要一定的农业政策。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让纯农民收入高、让农业产量高的问题。农民、农业问题解决了，农村就不成问题。但解决前面二农问题的主要困难是如何在保证农民自由迁徙以取得更高收入的同时保证农业产量，这便是我本来想讲的农业机械化问题。

第三、市郊农民的城市化与土地增值收税
　　市郊农民的城市化问题和土地增值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短期内可能成为非农用地的农村土地增值很快，这就是所谓的农地增值。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孙中山先生100多年前就提出的土地增值归公的政策。当然归公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目前政府采取的征地方式实质上也是农地增值归公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法理上说不通，即使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也说不通，执行上只能靠政府的暴力。

有的学者说按照马克思的讲法，地租应该归土地所有者自己。但这不排除对地租征税。我认为政府应该收税。至于用什么方法收税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各国都对利润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马克思的理解。马克思也许讲过地租全部给地主。但马克思也说过利润全部属于资本家。马克思没有讨论过税收。可是，马克思《资本论》里面连政府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他的理论根本不会有税收的问题。假如马克思讨论到政府，他一定要讨论征税的，那时候他一定会承认要对利润、地租甚至工资征税的。在现实中，哪个国家不征收利润税呢？绝大多数国家也征收地租税。如果说财产是谁的收益就归谁，不应当征税，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财产税一说了。同时，从实践上看，城郊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技术性前提是与某片农业用地关联的非农基础设施开始出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非农基础设施，农业用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才有了转为非农用地并升值的可能性。如果非农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政府投资的话，政府就有了对农地到非农地的转换过程征税的经济学理由。如果是私人投资的话，若投资者不是农民本身，他就会事先与农民协商，让农民以各种方式事先或事后出一部分资金。而农民看到非农设施建成后的土地增值效应也会同意出资。也就是说，即使在完全私有制的情况下，农民也会对造成其土地增值的非农设施付出一定的建设费用。具体到小产权房问题，我认为应当用对土地增值一次性征税的方式让小产权房合法化。

第四、农村土地私有化

农村土地私有化首先指的是纯农村地区的土地私有化。2000年中国农村做了一次延包工作，就是再延长土地承包制30年。这样一个工作在中国各个村庄都做了，然后发了各种各样的土地证。这个工作完成已经9年了。9年来各地农村土地使用权有了不少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在很多地方还可以识别出来，许多农民对于自己2000年分到的土地权利还可以辨认出来。因此，我建议按照2000年分地的基本状态把农地私有化。否则再过若干年，2000年时延包的土地状况很难辨认了，土地私有化就会产生重新分配与分割土地的问题，情况就更为复杂。
　　同时，我强烈地认为土地所有制与土地的管制规划使用并不矛盾。任何一种财产权如果牵涉到其他人，都会受到约束管制，这点与私有制并不矛盾。我们既不应当否定土地私有制，也不应当否定土地用途管理和规划管理的必要性。这两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这方面的争论并不重要，甚至本身就是错误的。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不再依赖土地，剩下的土地还是归原来的村里人，比如生产小组90多人，走了80多人，还剩下10多个人甚至仅仅剩下一两户人。这些剩下的人便成了名副其实的私有制土地的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未来农民转移和未来户口制度的改变，即使根据现行制度的逻辑，土地从所谓的农民集体所有制变成农民一家一户的私有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农地私有化的大趋势。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土地用途管理、土地规划管理作出适应农地私有制的改革。
　　最后，农村现在机器用的很普遍。收割机等大型机器出现后，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逐渐扩大，每个农户耕种原有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有这样一个过程，比如一片农地原先是三到五个人耕种，现在两个人一个人就可以耕种了。使用机械，一个人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中国农民以前靠手工劳动，一个人耕种两亩土地就已经很多了，没有办法再多耕种，因为人的自然能力里有限。有了机械以后，一个人耕种20亩土地都不成问题，所以农业机械化必然带来扩大耕种面积的需要。而现行土地的流转政策，仅仅建立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上，因此使用他人土地耕种的人始终没有安全感，因为被流转土地的使用权，随时可能被原先的使用权所有者要回去。尤其是在城市干到35岁到40岁的农民工，他干不动了或者失业了就得回去，他有权利把土地使用权要回去。所以，建立在土地使用权上的土地流转受到很大的威胁，难以稳定。而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是个长期趋势，它和中国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是中国提高农业产量、保证低价农产品供应必由之路。这条路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们到农村看一下，会发现农业机械已经在大量使用。用机械替代劳动是中国农业很显著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在未来30年还会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每一个农民所耕种土地的数量在未来30年应该会有很大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改革户口制度让许多农民永久性地离开农村。就此而言，农业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户口制度改革两者在未来年份中都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样的趋势面前，中国应当早一点就这些问题展开公开的讨论和研究，就如何私有化，如何改革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做一些更根本性、更超脱性的讨论；在把现行的这两个制度完全撤销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可能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更有好处。
　　根据这样的考虑，我认为一些专家提出的各省之间土地份额买卖建议没有很大意义。从长远看，我认为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这个制度本身就应该废除；在废除它们的前提下我们来考虑如何废除，考虑在保证国家粮食总量安全的情况下如何废除。只要全国粮食供应安全，比如上海这样的地区即使一斤粮食都不生产也不会影响上海粮食的供应，所以保证上海一定数量的粮食生产本身就没有必要。总之，我觉得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对建立农村土地私有制甚至城市土地私有制已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里，如果农村土地私有制，那么由于农村土地跟城市土地常常无法清楚区分，城市土地也就有了私有化的问题。就小产权房来说，如果建房的土地是私有的，房子也是私有的，它们一样可以买卖、交换。政府要做的是适当的税收。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事情。  

最后，我个人认为，就像王桂新所长讲的那样，也许明年后年或者不太远的某一年，中国会有大的社会变动。在一个极权社会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有变动。假如中国出现大的社会变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将会在大变动中改过来，许多东西都会改变。但是，大变动中的人更缺少理性更混乱。因此，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东西要改，利用强势政府现在就朝着这个方向改，真到了大变动的时候，这些制度已经改过来了，不需要再做基本改变了，我们中国、我们民族那时候就能够更从容地承受大的变动。这一点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民族的命运往往就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容地应付大的社会变动。

(注: 这是本人于2009年6月27日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召开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现根据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网页上的内容整理修改发表于此。原内容见http://www.sdrf.org.cn/cn/activity.asp?info_parentid=329&news_id=352&more_id=359)

“夜话”2011年第22期，2011年12月16日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先生近日仙逝。消息传来，悲切之余，又深感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是我们的国家避免先生中年悲剧的重演。

        我和张先生不熟。最早知道先生是从1980年出版的一套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好像在那次系列讲座中，先生做了好几讲。那是1949年后国内第一次全面介绍现代经济学的书。它打开了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好几代人的眼界。也就是从那套书中，我才第一次知道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且牢牢记住了先生的大名。幸运的是我还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大约十多年前我与孩子到三峡旅游时经过武汉，徐兄长生特地举行一个小型报告会让我讲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没有想到先生竟然也来参加，并且做了很长时间的评论。记得先生特别提醒当时还在壮年的我和其他青年学者要了解农民和农业，因为先生协同开创的发展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是农民和农业以及包括农业在内的广义的工业化，而不了解农民和农业，或者仅仅从书本上了解它们，我们将很难做出重大成果。先生还举了自己青年时在乡村调查的情形和那些调查对他研究的影响。记得先生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既语重心长又神采飞扬，完全不像一位80多岁的老人。

        先生早年学习今日国内官方钦定名称的“西方经济学”，毕业后工作，从事乡村调查和研究，然后考取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的项目而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在那里，先生1945年写就自己的博士论文《农业和工业化》。先生的论文获得迄今为止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并为自己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在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该论文里，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工业化概念，并特别强调了农业本身的工业化，同时深入探讨了农业国实现广义工业化的条件和途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先生这本书之前，熊彼特(Schumpeter)1912年写过《经济发展理论》，可讨论的不是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关心的主要问题。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 1943年研究过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这虽然属于当今的发展经济学范畴，但他深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在工业国供给过剩的前提下讨论其周边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张先生才第一次把一个独立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作为独立的课题加以研究。尽管他以自己熟悉的中国为经验背景，但他的过人之处是把中国问题提炼成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性问题并从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层次上加以讨论。仅仅就这一点而言，先生便是发展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之一。

然而，先生没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创始人，没能摘取创立发展经济学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先生1945年的论文虽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提出一个分析概念来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例如1954年刘易斯(Lewis)提出的剩余劳动或1955年纳克斯(Nurkse)提出的“大推进”等。令人长叹的是，先生之所以没有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既非先生懒惰也不是先生转入其他研究，而是中国政治在其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剥夺了先生从事研究的所有可能。事实上，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深深感受着这一变化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苏小和先生在悼念先生的文章中问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对张先生说一声对不起。当然能！不但能，而且必须对张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不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先生曾在其中受过许多具体冤屈的现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当年的所有参与人，而且包括我这样当年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青少年，都应当对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今天，在悼念先生的时候，我再一次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老师、对包括先生在内的所有不满毛泽东专制的人的批判斗争表示道歉。

先生博士毕业后返回武汉大学任教两年后，又于1948年应聘到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范围便是先生关注的“农业国工业化”。这既是先生远离国内战争炮火的机会，也是国际组织对先生研究成果的重视。但翌年即1949年，按照《南都周刊》的说法，先生“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婉言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而回到国内。我对该刊在这里用“毅然”一词很有保留。当时国共战争胜负已定，留或回大陆与否虽不易决定，但离开大陆的决定可能更得“毅然”。我的父亲当年之所以留大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文弱书生，没干过坏事，在大学里还保护过共产党员；再说共产党来了要建设国家也要读书人用吧。而如果离开大陆，何时能够与父母妻儿相会？我不知道张先生当年的具体想法。不过，1949年之前，从马寅初到樊弘等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教授都倾向社会主义和苏联式的经济体制。他们一面在课堂上讲述“资产阶级经济学”，一面又在报刊杂志上批评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主义（那时候的政府是能够公开批评的）。如今郎咸平喜欢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但讲到我国政府时依然三缄其口并强调不可外传。可当年经济学家经常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国民政府互相勾结的“阳谋”。因此，对绝大多数经济学教授来讲，留大陆是不言而喻的，几乎不需要“毅然”地决定。这样的气氛对先生也许不无影响。国际的影响亦如此。据说先生对熊彼特很尊崇。先生在哈佛读书时熊彼特在那里任教。熊彼特1949年的演讲《大步走向社会主义》也许发表在先生回大陆之前，但熊彼特的思想应当对先生有很大影响。况且先生关注的又是中国的工业化，而中国的主体在大陆。同时，联合国及下属各委员会当时还只承认“反动的”中华民国政府。

先生从联合国组织的任上回到大陆是影响先生一生的最重要决策。先生也许当时对“自由”还没有很多体会。确实，生活在自由环境下的人意识不到自由的可贵，就像健康的人意识不到健康可贵一样。先生相信中国要走工业化道路，而他的研究对中国有用。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教书、做研究总是可以吧。先生不可能设想毛泽东政府不许他教书和研究。如果先生预见到他回大陆后不准教书和研究，他会回来吗？他应当回来吗？这样的问题是残酷的，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强迫人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先生应当没有意识到他要回到的社会不是健全的社会。另一方面，如果先生不回大陆，他也许在台湾或海外便结识了后来的张五常，他也许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模型，他也许取得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如果他不到台湾而落户海外，他将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作为外籍华人获奖，而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那先生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先生回到大陆，对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如何，先生回到了大陆，然后到作为新首都的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教育。先生也许在那里才第一次听说工业化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分，而先生所论述并获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奖励的工业化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批倒批臭。也许先生在再教育过程中不那么“真诚”地接受这些“真理”，也许有关方面认为先生受“资产阶级经济学”“毒害”太深，再教育结束后，先生没能像其他许多教授那样回到课堂，而“被”转行做基建工作，并且肯定被禁止发表文章，禁止与海外联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49年以后很快便不能和海外朋友通信。先生社会联系不如他们广泛，又不居住在往往可获得特例的京城，因此不会比他们的待遇更宽松。当刘易斯1954年发表他凭此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剩余劳动”文章时，先生正在工地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根本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件大事。后来先生返回了教室，但讲授的是政治课，即必须当做真理膜拜的马克思理论，而与自己的研究、与国际上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一直到1979年以后，毛泽东专制结束，他走上北京的外国经济学讲座，而先生当时已近七十，一个人可以做研究的生命阶段已经结束。

今天，许多人喜欢谈论先生最近三十年来的工作和获得的赞誉与待遇。那些赞誉和待遇根本无法与先生的中年悲剧相提并论，先生最近三十年来的工作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工作确实有意义。但毛泽东以后接续下来的专制制度依然让先生心有余悸。就我读到的两篇对先生的访问记看，先生对自己的经历仍然慎言。这是所有经过毛泽东专制后又生活在后毛泽东专制下老人的共性：他们担心自己对毛泽东专制的控诉而招来新的迫害。同时，我不知道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先生最近的文字看，先生似乎言必谈社会主义。我不知道这是先生担心文字狱所致，还是先生真心所致。悼念先生的文章喜欢提先生主张的“新发展经济学”。说实话，我最初读到《新发展经济学》，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我就知道新发展经济学毫无价值，因为就学术来说，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而非最近三十年。最近三十年，先生虽然不顾年老体弱而笔耕不已，可时过境迁，损失已无从补回，甚至回到四十年代的研究水平亦无可能，就像一位老人不可能回到青年时的健康水平那样。从先生一生的奋斗和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先生的一生不是喜剧，而是遭受专制制度摧残的悲剧。正像董辅礽说的那样：“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先生的中年悲剧使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学生辈和他们的学生，想到中国学术尤其我所熟悉的经济学的未来。对我这辈人来说，学术活力已经消退，学术生命即将结束，因此， 中国政治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不再影响我们的学术工作。我们的缺憾在于年轻时受到的专制之毒太深，学到的科学知识太少；在张先生写出获奖博士论文的年龄，我们才刚刚知道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外竟然还有“对建设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之处”的其他经济学。因此，中国学术发展在我们这一代苦于先天不足。最近三十年里的政治干扰和约束虽然不可忽视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但学术精英不会受太多影响，因为毕竟有了读书写作条件，有了发表或者狭义传播的可能性。如果张先生在四十岁前后有我们四十岁时的条件，他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下一辈是现在的博士生和博士毕业不久的学者。他们年轻时便熟悉了可以公开批评与争论的经济学理论，他们刚刚走上一段学术道路，学术活力正在或将要到达高峰，他们是中国学术的希望。因此，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将影响他们的人生和中国的学术。如果中国向更加自由的方向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将更好，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问题的把握将更透彻，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甚至重大进步的天地将更广阔。如果中国政治不幸而向更加专制的方向变化，他们将可能又一次面临先生在1949年的决策困境，先生的中年悲剧可能重演，中国学术发展可能再次夭折。因此，为了避免甚至杜绝这样的可能性，为了中国学术的进步，我们这辈多少还算幸运的学者应当坚决反对政治专制和学术专制，反对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区分学术，反对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主义来领导或者指导学术研究。我相信，这也是先生对我辈学者、对中国的希望。

愿先生在天国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