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四月一日是愚人节。那天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做报告，宣布我已经形成自己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见附件“我的中国经济理论体系简介”，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503&cid=66）。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愚人节的玩笑。确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呼吁建立“中国经济学”。可直到今天，偌大一个中国，那么多经济学家，却连一个至少被大家拿来开玩笑的“中国经济学”都没有出现过，更不用说能够被大家严肃看待的“中国经济学”了。我不赞成“中国经济学”的说法，但我支持研究中国问题，建立以中国和类似经济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分支并身体力行之。今天，我终于可以认真地说，我有了一套关于中国经济均衡的系统性理论。

我的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与物价总水平稳定的关系，旨在解释在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一个经济体系如何在每一个短期内实现劳动力转移均衡、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这是我从中国经济中抽象出来的科学问题，也是我从人类自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大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学术问题。无论我们中国人还是世界其他民族的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提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解释。我的解释最多只是各种解释之一。经济学的进步靠不同思想和理论的竞争。经济学强调市场竞争。经济学理论本身更应当竞争。通过竞争，人们才会发现比较适当的一个或一些理论。因此，在我宣布自己理论体系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其他学者，尤其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呼吁“中国经济学”的学者，能够早日提出自己的理论甚至理论体系。

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增长受挫的严峻形势。应对这一形势也许靠直觉便可，但理解这一形势需要理论。根据我的理论，导致这一形势的基本原因是投资过度向非农部门倾斜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快，它们直接推动农产品相对价格快速上涨并推高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根据我的理论，紧缩货币政策必须慎用，因为它在抑制相对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同时容易导致经济衰退。

提出一套理论相当于竖立起一个靶子，是让别人来打的。一个靶子的强度在于它是否容易被打倒。一个理论的强度也是如此。每个打靶在人都是靶子强度的试验者。我衷心欢迎每一个来打靶的人。尽管我的理论靶子还有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的问题，可它即使能够被打倒，打靶人也得付出大量气力。理论的进步就在竖靶、打靶、靶倒、再竖靶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我的工作是我自己和与我生活在一起的中国人在经济学上为人类所做的努力之一。我希望这一努力的思想结晶能够加入到经过严格筛选的人类知识的宝库中；但即使不能，它也会为别人更有意义的知识创造做一个铺垫。有兴趣理解中国经济并有志于增进人类经济学知识的朋友，不妨来打一打我竖起的理论靶子。

 

“夜话”2011年第8期，2011年4月6日

 

 

    近来消费品价格指数（CPI）显著上升，通货膨胀重新成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什么造成了这场通货膨胀？许多学者认为流动性过剩、政府支出过大（比如2009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外汇储备过大是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中央银行超发货币。假如商品就那么多，货币超发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当然要上涨，上涨严重了就成为通货膨胀。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快速上涨造成了CPI上涨和通货膨胀。因此，当前通货膨胀主要不是货币现象，而是相对价格现象。

    理解我的观点需要修正两个经济学常识。第一个常识说通货膨胀仅仅是货币现象；第二个常识说相对价格不影响物价总水平，也就是不影响通货膨胀。我在下面用三个表说明这样的常识有误，而相对价格变化确实影响甚至造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因此当前通货膨胀虽然有货币因素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相对价格因素。国家统计局公布每月CPI和食品价格指数的变化率。我们根据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假设国家统计局在计算CPI时把食品支出占中国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在2010年定为33%，2011年降低到32.5%。有了CPI、食品价格指数和食品支出比重，我们便可以算出中国的非食品价格指数。把非食品作为价值标准，我们又可以算出食品价格相对于非食品价格的变化。这就是表1中的非食品价格指数和相对价格的变化率。大家可以看出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2月，CPI每月上涨5%左右，食品和非食品价格涨幅在10%与2%左右，而食品相对价格的涨幅在8%上下。

 

表1 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食品和非食品价格指数及食品相对价格变化率(%)

月份	CPI	食品价格指数	食品支出比重	非食品价 格指数	食品相 对价格
201010	4.4	10.1	33	1.6	8.4
201011	5.1	11.7	33	1.8	9.7
201012	4.6	9.6	33	2.1	7.3
201101	4.9	10.3	32.5	2.3	7.8
201102	4.9	11	32.5	2.0	8.9

(国家统计局也许公布了食品支出比重数据。请知道该数据的网友告我，谢谢。如果国家统计局还没有发布该数据，我在这里呼吁它迅速公布)

 

相对价格有什么意义？相对价格指的是不同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对应的是人们的需求结构。比如有A、B两类商品。B相对于A的稀缺程度提高，B相对于A的价格越会上涨；B的稀缺程度降低，它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我在表1计算了最近5个月食品相对价格的变化率。它们不但大于零，而且是些相当大的正数，表示第一相对价格在变化，第二食品相对价格在上涨，即食品比非食品类商品更为稀缺；第三涨幅相当大。

经济学确实有一条常识说相对价格变化不影响相对价格的重要性。但它有一些前提，教科书不会提及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各种商品相对价格的升降会全部互相抵消，第二个前提是价值标准商品的价值单位会变化。我们考虑这第二个前提。举个简单的例子。某甲有3个苹果1个梨子，某乙有1个苹果5个梨子。两人同意两个梨子换一个苹果。如果以苹果为价值标准商品，一个梨子值0.5个苹果，梨子相对于苹果的价格是0.5，而两个人的总财富是(2+2)苹果+(1+5)梨子×0.5(苹果/梨子)=7苹果。假如现在出于某种原因，甲乙两人对梨子的评价提高，都同意1个梨子就能换1个苹果，梨子的相对价格提高为1，两人的总财富则变为(2+2)苹果+(1+5)梨子×1(苹果/梨子)=10苹果。因此，因为梨子相对价格提高了100%[=(1-0.5)/0.5]，两个人的总财富上升了43% [=(10-7)/7]。但由于苹果梨子还是那么多，两人总财富的上升可以视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如何引起的呢？显然是相对价格。用苹果计值的梨子的价格从0.5上升到1，引起用苹果计值的总价格上升。这样的通货膨胀是由相对价格变化引发的，是一种相对价格现象。所以，相对价格变化不影响通货膨胀的常识只适用于一定的条件，而非处处适用。

回到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表1最右一栏的相对价格数据说明以非食品类商品为价值标准，中国食品的相对价格最近提高得很快。假如中国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不变，情况会怎样呢？我们用表2说明之。若非食品价格的上涨率等于零，食品价格上涨率将等于相对价格变化率；而食品价格上涨后，CPI必将上涨。我们用CPI*表示非食品价格不变时的CPI上涨率，CPI*是仅仅由食品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CPI变化。数据表明CPI*在最近5个月里的上涨率在3%左右。

 

表2 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相对价格因素和货币因素 (%

经济发展文论2011年第2期 黎德福：不紧缩需求能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吗？—-基于劳动无限供给的总供求模型的分析.pdf

       

       3月11日日本附近海域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带来大海啸。大地震和大海啸又毁坏了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供电和冷却设施，高温高压下的核电站随时可能爆炸。人类在和平时期可能遭遇第二次类似核爆炸的灾难。我为地震和海啸的受难者哀悼、为日本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能够避免核灾难而祈福、为在高辐射下尽最后努力的五十位勇士祈祷。我深深地明白这五十位勇士是在为包括我在内所有人而努力。但在哀悼和祈祷的同时，我又赞成灾难的天谴说，认为这场大地震是上天对人类一次严重的惩罚，只是这一严重惩罚主要落到了日本民众身上。

天谴说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也属于人类每一个民族包括日本民族的传统。欧洲民族的《圣经》明确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听信蛇的谗言而遭天谴被逐出伊甸园，人类从此必须艰苦劳作以获生存。而后来人类互相欺骗残杀的恶行又遭到天主用大洪水实行的天谴。仅仅因为诺亚是正人，天主才没有灭绝人类并让我们延续至今。在中国，孔夫子2000多年前编《诗经》就记下了我们先人的天谴说：“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中国历朝历代，从皇帝到黎民，天谴说代代流传。今天中国政府重新把孔子塑像立于天安门，我猜想政府是希望全国每一个人重温孔子说教包括孔子的天谴说。否则的话，重塑孔子像又有什么意义？

我赞成天谴说，绝对不是漠视和非难天灾人祸的受难者。中国古代帝王在发生大饥荒时既根据天谴说下“罪己诏”以求天恕，又大力赈灾以救饥民。中国平头百姓在他人受难时既用天谴说以求人自悔促己谨慎，又同情帮助受难者。孟夫子说的“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便是此意。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天谴说提醒今天仍然还幸运着的我们，那些受难者是在为我们受难受害；正是他们的受难受害才让我们避免了灾难；而他们的受难又提醒我们敬畏上天、提醒我们在上天前要谦卑、在大自然面前谦卑、在受难者面前谦卑、在弱者面前谦卑；一个人要谦卑、一个政府要谦卑、一个社会要谦卑、整个人类要谦卑。因此，把天谴说视为对地震或其他灾难受害者的不尊重，完全是对天谴说的误解。

我赞成天谴说，并不因为大地震和我们可能面临的核灾难出现在日本。在我看来任何重大自然灾害和个人挫折，都可以用天谴说加以理解，并用天谴说提醒自己要自省、自律。例如，从各国纷纷宣布暂停核电站计划和检查现有核电站安全的情况看，这次日本大地震与海啸可能造成的核灾难正是上天对人类轻率使用核能的谴责。那中国的地震呢？中国的大地震同样是天谴。1976年唐山地震是天谴，是对我们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中期还建立的“帝制”的谴责。2008年汶川地震是天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13亿中国人竟然容忍着那样劣质的小学教室：只到上天用地震谴责了我们之后，小学教室建筑才开始有了质量保证。试想，如果没有汶川地震，我们国家今天还会有多少学校教室停留在危楼状态？试想，如果在汶川地震后我国最高领导人发表“罪己书”承认天谴，我国的学校建筑质量是不是会比现在更高？

天谴说的关键是让人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上天能够让志满意得的个人、专横跋扈的专制者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他人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古代和今天的小流氓、古代和现代的大帝王都只有在上天面前才会收敛。如果一个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连上天也不惧，这个人就无可救药。在日常生活中，谁也惹不起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人容易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而天谴说的功能正是约束人心、让人常怀畏惧之心，常思自己的所为是否合天意、合良知，以免天谴，并从源头上彻底杜绝“我是流氓我怕谁”、“不被抓到的事情就能干”的心态。而这样的心态，正是我们国家今天众多令人扼腕现象的根源。

 

 

“夜话”2011年第5期， 2011年3月18日

  

最近两个月，争自由、要选举的示威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也席卷了位于北部非洲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但是，和突尼斯、埃及不同的是，利比亚的卡扎菲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甚至命令战斗机攻击和平的示威者。昨天，2月22日，中国政府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政府一起以安理会的名义发表了强烈抗议卡扎菲屠杀本国平民的行为，并要求卡扎菲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以及满足人民的合法诉求。作为个人，我支持中国政府对利比亚事件的这一态度。

卡扎菲是1969年利用军事政变上台的。上台之后，他就把利比亚国名从利比亚王国改成了“大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英文为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并没收西方公司在那里的投资。那时候，我们在中国曾经欢呼过利比亚革命的胜利，欢呼过社会主义的胜利。至于卡扎菲上台就废除了当时在阿拉伯世界首次明确宣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利比亚宪法，我们只看成好事，因为我们那时也完全否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伟大领袖说话“句句是真理”、在国家领导人就是反革命的1969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本身就属于反革命言论。

四十二年了。今天的利比亚群众示威让利比亚再次回到世界视线的焦点。但这一次不是对卡扎菲的欢呼，而是对卡扎菲的愤怒。四十二年了，卡扎菲竟然依旧是利比亚领导人。仅凭这一点，在全世界普遍废除了皇帝制度的今天，卡扎菲就再也扮演不了正面角色。卡扎菲名义上在利比亚政府内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仅仅是“利比亚革命的指导人”，但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他手中。在2011年的世界上，卡扎菲统治的时间大概仅次于古巴的卡斯特罗：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上台执政已经五十二年了。因此，这一次卡扎菲残暴镇压示威，只有卡斯特罗支持。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国家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这和埃及不同。依据埃及直到上个月依然名义上有效的宪法，埃及也是以劳动阶级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但穆巴拉克已经是埃及革命的第三代领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从列宁和斯大林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国家看成自己的私物，把维持自己的专制看成国家的头等大事，并用最残忍的手段镇压不同意见者，无论这些不同意见者是党内的同志还是街头的百姓。今天利比亚的示威者针对的卡扎菲同样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后者是不可能与老百姓谈选举、谈平等、谈民主。他们的生命就是权力；没有权力他们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下台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是不可设想的。即使反对者是非暴力的和平的，暴力镇压也是他对反对者的唯一回应。

利比亚人是不幸的。四十二年前他们容忍卡扎菲废除宪法，四十二年来他们容忍卡扎菲的警察统治，现在他们必须经历比邻近的突尼斯、埃及更艰难、更危险的争取民主、争取选举权利的奋斗。然而，即使利比亚人的这次奋斗依然没有成功，卡扎菲的镇压也为其专制统治留下了最为耻辱的一章，为所谓的革命留下了最为耻辱的一章。卡扎菲的镇压让他自己、让利比亚人，也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领导人的终身制、政党的终身制已经过时，不但在欧美国家过时，在中国过时，如今在号称具有自己特殊文化传统的阿拉伯国家也过时了。对此，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八年前利比亚还自诩自己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要好并成功地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国，我们就会感到阿拉伯国家尤其利比亚的群众示威给世界带来的震撼。

人心不可逆，潮流不可挡。卡扎菲的镇压行为暴露了专制制度最可憎的一面，也让世人看到了在潮流面前妥协的穆巴拉克的可贵：他避免了埃及民族从专制向民主转折过程中的悲剧。民主是一种妥协。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不同意见的人必须相互让步，相互妥协，才能找到大家共同接受的道路和方式。但愿利比亚的这场悲剧能够让利比亚民族吸取教训，让人类吸取教训，在平等、自由、公平的方向上走得更稳。 

 

“夜话”2011年第4期， 2011年2月23日

 

 

 

最近十多天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无疑是埃及。这个千年古国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从“愤怒日”（表达对总统愤怒的示威日）到“离开日”（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离开即下台的示威日）到今天，示威接连不断，埃及首都开罗中心的解放广场也一直被示威者占据着；而原先口口声声效忠于穆巴拉克的军队竟然表示不会向示威者开枪。如今，示威从1月25号开始已经延续了15天。示威群众的核心要求是到今年当了整整三十年总统的穆巴拉克立即下台。而穆巴拉克也做了许多让步，比如解散了总理主持的埃及政府，宣布了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集体辞职，并在其三十年总统生涯中第一次任命了一位副总统，甚至还逮捕三位贪污渎职的部长，但他就是坚持本人不下台。不过，他依然表示他本人和儿子不再做预定今年9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也就是说，穆巴拉克的统治最多到今年大选后就彻底结束了。

我们不知道埃及未来几天可能的变化。示威能够逼迫穆巴拉克改变主意立即下台吗？穆巴拉克能够坚持在台上并“体面”地在今年9月大选后下台吗？埃及军队会改变立场吗？在一个政权更迭还没有制度化的社会里，政权的维持依靠军队；一旦军队动摇，大规模示威一爆发，政权就要更迭。但埃及和其它专制国家不同的是，它有一个形式上的制度，每六年大选一次，而今年恰好是大选年。现在，这一橡皮图章式的大选制度有可能救穆巴拉克一命。这肯定是穆巴拉克当初制定宪法时没有料到的。

谈到埃及，我们都知道金字塔，知道伊斯兰教，知道苏伊士运河。中国的进出口至少应当有百分之十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而伊斯兰极端分子造成了世界性恐怖主义更让每位乘飞机旅行的中国人深受安检之苦。但突尼斯（一个多月之前爆发了群众示威并推翻了执政二十三年的原政权）尤其埃及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让我们知道了伊斯兰世界的另一面：伊斯兰教义竟然不能教育官员不贪污和不滥权，参加示威的女性竟然那么多，同时互联网和手机又竟然那么普及。

当然，我们不但不知道未来几天埃及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波席卷了好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群众性示威抗议的长期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造成阿拉伯世界这场大规模公开抗议和国家政权更迭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官员的滥用权力，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领导人无法把官员滥权约束在一定范围内。突尼斯和埃及最近十几年都有良好的GDP增长率记录，都有形式上的大选（尽管候选人往往只是专制者一个人），甚至官办的工会还组织过罢工来帮助工人争取工资和劳动条件，但它们都缺乏公民自由，缺乏言论自由，缺乏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更缺乏政府对公民在互联网上要求的善意回应。尽管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很大，失业率很高（它们的失业并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算失业），极端思想的组织包括地下组织很多，但这次席卷这些国家的示威口号是自由和公正，具体要求是公正自由的的选举，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示威自由，而不是杀富济贫、不是要求政府救济和福利、不是反饥饿、要工作，更不是要实现某个教义或者主义。这是近两个月来席卷阿拉伯国家示威抗议的突出特点。

许多人认为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示威抗议以及它们看上去应当能够争取到的自由选举，只会导致伊斯兰专制主义上台，因为那里绝大部分人口都是伊斯兰教徒。过去的伊朗自由选举据说便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和道德规范。然而，这些传统和道德规范并不意味着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现实的宗教领导人，伊斯兰教并不必然地和国家首脑或宗教领袖的专制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教徒的自由愿望并不违反教义，而这样的愿望早迟都会造成教徒们对宗教领导人本身的选举要求，更何况对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要求。宗教是人性的，因此其具体形式必将随人性发展而变化。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五百年来经历了政教分离和宗教组织内部民主化过程。伊斯兰教今天也已经处于类似的民主化过程中。伊朗尽管在1979年通过自由选举变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国家，但其每一次新的选举都冲击了这样的极端主义。因此，我相信，无论这次阿拉伯国家的示威抗议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它们的长期结果都将是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的增强和社会对于这一渴望的顺应。

 

 “夜话”2011年第3期， 2011年2月8日

 

 

经济发展文论2011年第1期：Jingbei HU: Beyond Todaro: A Re-Consideration of Comparative Macroeconomic Relevance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df

 

在上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均衡的夜话中，我指出中国经济中的三大宏观变量应当是国民收入、通货膨胀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非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经济理论中的国民收入、通货膨胀和失业。然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澄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误解；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离开托达罗模型。这是因为，该模型是多年来国内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文献引用最多的理论，它对国内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误导也最严重。

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1969年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乡城劳动力转移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城市失业状况的影响。城市失业加重，转移便少；城市失业减轻，转移便多。托达罗进一步指出，旨在减少城市失业的政府措施，虽然减少了原有的失业，但由于失业减少会导致更多农民进城，因此这些措施反而会加重城市失业。所以，托达罗建议的政策是改善农村状况，让农民留在农村。

然而，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今天中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改善农村和农民状况的根本途径是让农民离开农村。尽管托达罗的政策建议可能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但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无效的。记得五年前中国政府发动“新农村运动”时亦有把农民留在农村的考虑，但同样徒劳无功。

不过，就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来说，托达罗的误导在于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失业联系起来并切断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的直接联系。我们知道，在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内，所有与劳动有关的变量中只有失业才与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直接相关。其他劳动变量都受失业影响。比如妇女就业。西方国家许多妇女不就业。但如果失业减轻，妇女就业就多；失业加重，妇女就业就少。托达罗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便和西方学者对妇女就业的研究类似。

托达罗依托的背景是非洲小国肯尼亚，研究的对象是某个政策措施对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他曾经明确地提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一项在城市新创造500个工作位置的措施会不会反而吸引比500更多的农民进城。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它即使对肯尼亚这样的小国也不具有宏观经济的意义（可惜我自己最初看到时并没有发现），因为500个新就业还太少，还不能影响肯尼亚的工资水平。如果他的问题是增加5万个城市工作位置，他的回答立即就会两样，因为凭他的经济学功底，他一定明白5万个新就业对肯尼亚城市劳动市场的巨大影响。

中国虽然比肯尼亚大得多，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上和肯尼亚类似。如果中国政府想采取措施在全国增加几万个城市就业，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托达罗的问题，托达罗的研究对我们将有很大启示。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以2008年为例，该年中国非农部门创造了将近1300万新就业。那一年，中国城市失业是800多万，城市自然增长的劳动力是300多万，因此，城市劳动力即使全部就业也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重要的是，如果城市劳动力全部就业，非农部门工资必将大幅度上涨，非农部门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1300万的劳动需求。而非农部门没有那么强的劳动需求，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增长那么快。所以，非农部门从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依靠城市失业的减少。它们依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上，2008年中国有1100多万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也就是说，中国非农部门劳动需求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2008年中国新增加城市失业50多万。显然，它和11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是两个数量级。城市失业变化完全无法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有中国的投资、中国的非农部门增长才能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基本面上不受城市失业影响，也不必经过失业才和中国宏观经济挂钩；相反，它直接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国的数据明确地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中国GDP增长和CPI变化的关系比失业与后两者的关系紧密得多。所以，中国经济或者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关系，而不是和失业的关系。

但是，托达罗的理论多年来在中国广泛得如此传播，以至于每一位经济学者、每一位研究生只要一思考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就会自动地想到托达罗的观点并用它来思考。我自己曾经也是如此。确实，成型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引力，能够把后人的思维吸引到它的模式内。凯恩斯在提出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时便深有体会地谈到困难不在于理解新理论，而在于抛弃旧理论。我们今天碰到的也是同样的困难。要理解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解中国经济的均衡，我们必须抛弃旧理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离开托达罗的理论；否则的话，我们的命运也将和日本、韩国一样，虽然有快速经济增长，但没有经济理论。

 

“夜话”2011年第2期， 2011年1月18日

 

 

   中国经济近来处于比较严重的失衡状态，大概是没有多少异议的。我在去年最后一期夜话中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许多网友不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需要进一步解释。不过，在我看来，对许多网友包括我自己来说，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的机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能否想到中国经济还有个均衡的理论问题。造成这一困难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准备不足。另一个原因应当是某种不言自明的中国经济非均衡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并重新允许人们接触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开始，比较熟悉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就开始提出中国经济不可能均衡的观点。例如厉以宁先生就多次强调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我属于改革开放后最早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当时的专业名称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学生之一，明白当年厉以宁先生在学生中如日中天的威望。除了中国经济非均衡外，还有比如社会主义经济非均衡、转型经济非均衡等许多说法，因此，中国经济失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经济均衡的问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必要去想。

然而，要想研究中国经济，要想建立“中国经济学”（我本人原则上反对这一说法），一个人又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均衡问题。这简单的就是因为离开均衡，我们就无法理解失衡。举个例子。离开人体的正常体温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发热发寒的意义。当然，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是灰色的。中国人了解生命科学对正常体温的定义和测度才有100年的历史。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凭借着发热、发寒的感觉看病吃药，一代代照样繁衍得不差。没有经济均衡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经济也可以发展得不错。不过，如果我们要对得起“研究”这份工作，我们要想研究而非议论中国经济，我们就无法回避中国经济在理论上的均衡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均衡理论涉及的首先是短期均衡或者瞬时均衡，比如在2010年或者该年年末中国经济的均衡，而非比如三十年、五十年为跨度的均衡。这也和我们人体一样，生命科学需要研究的是每时每刻的正常体温，而非一年365天的平均体温。人的体温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保持正常，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每年或每天都保持均衡。中国经济学家要做的是像生命科学家提出摄氏37度是人体正常温度那样建立中国经济均衡的理论模型。有了这类模型，我们才有了分析中国经济具体状况尤其失衡状况的理论基础。

让我们静下来仔细想象中国经济均衡会是什么图景。显然，首先我们要排除政府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想象个人和企业互相作用的大市场。货币政策也会被我们排除，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货币发行没有问题。与外国的经济联系也应当暂时排除。政府尤其是它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与外贸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它们更多的是促进或扰动中国经济均衡的因素。它们的作用只有在我们理解了中国经济如何依靠市场和内部力量达致均衡之后才能被我们清楚地定位。为了缩短思维路径，我们参考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均衡图式，那里有比如充分就业均衡、失业失衡、自然失业率均衡，其时经济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并确定均衡的价格水平。也许再过二十年或五十年，中国经济的均衡也是如此图式。然而，今天它肯定不是。对此，我只须列举两组简单的统计数据：2008年末中国和美国各有900万（非农）失业者，但美国只有200万农业劳动力，而中国有3亿多农业劳动力；该年中国和美国的新增失业分别为56万和185万，但该年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绝对量只有6万，而中国竟超过了1000万。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批评中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不准确。但同时，我们说失业和农业劳动力、新增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对比关系在中美两国正好相反，应当不会有大错。

一旦我们认识上述两项数量对比关系，我们将立即领悟到西方经济理论提供的就业或失业均衡图式不符合中国经济中的基本关系；中国经济的均衡不能以就业（失业）和价格水平为中心：它的中心概念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价格水平。中国经济均衡所讨论的三大经济变量应当是国民收入（GDP）、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一般价格水平（通货膨胀）。一旦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就看到了万花筒般地令人目眩的中国经济的基本条理，我们眼前就可能出现某种秩序井然的中国经济图式，中国经济的均衡也就成了经济学问题和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现实的基本工具。

经济思想史大家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认为经济均衡的提出是经济学最伟大的进步。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均衡概念也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标志。但是，多少年来我自己竟然忽视了中国经济也有均衡的问题，并且经历多少曲折、经过多少年才找到了中国经济均衡的概念（而且还不一定准确）。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抓住中国经济的三大基本变量（GDP、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我们就有可能从它们的相互关系研究中获得中国经济均衡的理论模型并建立起讨论和争论中国经济失衡原因、程度与恢复均衡方式的平台，各位网友对我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造成的中国经济失衡观点的批评也会更有针对性。当然，无论网友批评的针对性强否，我都衷心地感谢。

 

“夜话”2011年第1期， 2011年1月4日

 

 

当前中国经济显然处于失衡状态。失衡的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过快。通货膨胀无疑和超量发行货币有关，和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措施有关，也与大量增加和保有外汇储备的政策有关。但我认为，当前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我们知道在CPI中住房所占比重不大，但农产品的比重很大；正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提高带动了当前CPI上升，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没有农产品涨价，就没有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公式说明：

CPI = 农产品比重×农产品价格+非农产品比重×非农产品价格

假设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比重分别为40%和60%，暂且先假定两类产品的价格都等于1，此时CPI也等于1，即

CPI = 0.40×1.00 + 0.60×1.00 ＝ 1.00

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0%，尽管非农产品价格不变，我们也有

CPI = 0.40×(1+20%) +0.60×1.00＝1.08

即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涨价将带来百分之八的CPI上涨。所以，即使中国货币政策没有失误、即使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没有过度，即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适当，最后，即使非农产品尤其住房没有涨价，但只要农产品明显涨价，CPI就会提高，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就刚刚过去的今年11月份而言，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CPI上升了5.1％，其中食品价格上升了3.8％，占四分之三（http://www.stats.gov. cn/tjdt/gjtjjdt/t20101211_402689360.htm）；也就是说，如果食品没有涨价，11月的CPI便仅仅上升1.3％。这么低的CPI不但不是问题，可能对经济反有好处。

所以，理解中国当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失衡的关键是理解为什么中国当前农产品涨价过快。这就回到了我的观点：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者非农产业，不务农而务工或经商，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现象。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指的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比如某一年内，农业劳动力转出农业的数量过多或者过少，一句话，转出数量不当。那么，多大数量才适当呢？这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数量问题。比如在2010年，中国应当有多少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100万，500万，800万？显然，尽管中国农民转移是个持续了几十年的突出现象，但经济学家还是像卖鸡蛋的老太太一样，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理性的回答。

我在去年同时发表于同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作论文（可惜是英语）中指出，判断某一时间段或者某一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是否适当的标志，是这一时间段内农产品价格是否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2010年中国从农业转出的劳动力过多还是过少，可以看中国2010年底农产品价格和年初相比是提高还是降低：若农产品价格提高，转出劳动力便过多；若价格降低，便过少。如果价格稳定，则转移劳动力的数量适当。实际情况当然比抽象的理论标准复杂得多。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中国如今发生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标志着过去几年里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我用一点逻辑说明这个道理。农产品快速涨价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农产品供不应求。我们先看需求。农民转到非农部门，收入提高。而且，不但他的收入提高，其实所有人的收入都提高。收入提高后，消费的农产品绝对量就会上升；同时，一个人越是从原先低收入水平上提高收入便越可能改善饮食。因此，农民在一段时间内转移得越多，全国总收入提高得越快，这段时间内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得也越快。再看供给。农民转到非农部门，如果留在乡村的农民不更多劳动，如果资本不更多地进入农业，如果农业机械化跟不上，如果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产量就很难提高，更难大幅度提高，因此农产品供给难以很快增加。所以，农民转移得越多，农产品越容易供不应求，农产品涨价越不可避免。如果农民转移过多，农产品便一定要涨价。涨价的幅度则依农民转移过多的幅度而定。

正如我在关于农民转移和人类大历史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是大势所趋。但大势所趋和均衡发展并非一回事。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转移的农民数量都有一个度，过多或过少都不正常。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信号。农产品价格是向我们指示农民转移数量是否失衡的信号。同时，解决农民转移失衡的途径，主要地又不在于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者直接的价格管制政策去改变或者抑制这一信号，而在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只要实体经济恢复了农民转移的均衡，农产品价格便会稳定下来。恢复实体经济均衡的措施有短期长期之别，但其重点都应当放在刺激农产品供给。其中，国家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和对农业技术的研究投入是最基本的措施，因为，说到底，只有大幅度增加农业资本和大幅度改进农业技术，我们才能够保证在农民转出农业的同时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量，满足公众的农产品需求，并保持农产品价格以及CPI的稳定。

 

“夜话”2010年第11期，2010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