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文论2009年第5期 Jingbei HU: Intersectoral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Business Cycles i
中国不需要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评黄亚生的“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61）。朋友推荐我阅读。可我读后立即在大脑中浮现出的，却是四十年前惟读马列毛时熟悉的一段列宁语录“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只要一越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可笑。”（大意）。黄亚生在资本主义的名校任教，按照列宁的标准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授”了(当然，按列宁标准我也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今天已经不相信列宁的话，只是很遗憾：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写的那样好，其他许多文章也写得漂亮，可“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却成了他的败笔。我甚至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当然，无论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文章里面的观点都是值得讨论的。尤其在今天，中国正处于某种改革不行、不改革也不行的尴尬状态，这篇文章提出的“左派”问题更值得讨论。
毫无疑问，中国不但需要右派，需要中间派，也需要左派，今天甚至比以往更需要左派。可是，无论什么派，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环境下，他们都必须首先自由主义派，都必须承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在这一基础上，各个人对中国社会问题会形成自己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看法，包括对自由、平等、法治本身的看法，并出现左派、右派、中间派等等不同思想潮流。就具体政策建议和作为上，比如左派右派当然不同，可是它们的政策指向都应当是自由主义，是扩大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中国需要左派，但仅仅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比如秦晖和姚洋对中国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便不同，秦晖偏右，姚洋偏左，但他们最多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和左派。中国需要他们俩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观点。但是，如果一个派别离开了自由主义，它的指向是专制主义的，那么，不管它号称左派、还是右派，它们都是中国之害，中国都不需要。
可惜的是，黄亚生的文章呼吁的“中国左派”，更像是一种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下面，我就黄亚生对左派的定义和他的三个论证来说明这一点。
1．“左派”定义的误区
黄亚生定义的左派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见该文，下同）。他没有定义右派。但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右派定义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右派”。如果可以如此定义右派，那么左派右派在这个层面上无法区别，黄亚生的左派定义便是无效的；如果不可以如此定义右派，左派就已经得胜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当然需要并且只需要这样一个派别！不过，如此一来世界上便没有左派右派之分了，因为每个人都会宣布自己是既务实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左派。
黄亚生定义中的关键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毛泽东政府用的词汇是“绝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恰好这个关键是软肋。什么叫做“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它们本身就不可定义，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秦晖和姚洋谁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如果说左派真正关心，难道右派就不真正关心吗？黄亚生举劳动法为例。我是支持劳动法的，但是，我的许多朋友反对它确实有其理由，因为就业会受到影响，而中国还有许多人宁肯接受更低劳动条件而不愿意待在农村。如果就此说反对劳动法的人“不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他们反而会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是急着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村人；倒是支持劳动法的人才“真正不关心”大多数人。黄亚生把不同派别的争论提高到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高度，这些派别便无法争论。如果争论环境再一步恶化，这些派别甚至无法生存。对于不同派别的人，一句“他们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就足以取缔他们。在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取缔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民服务”都是动人的美好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在中国被人玩弄的如此彻底，每个中国人明知玩弄者的欺骗却又只能陪着笑脸奉承，所以中国人对这些词汇具有高度的免疫力，甚至玩弄者自己都心知肚明。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点。比如委内瑞拉的查尔斯、洪都拉斯的塞拉亚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但他们要修改宪法让自己成为无限期总统的做法在中国受到的蔑视便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的蔑视程度，因为中国人对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由终生执政的事情体会太深了，这就像受过伤痛的人特别明了伤痛可怕那样。面对中国人的这一心理创伤，在中国，即使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人也忌讳公开声明自己是那样的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国人丧失了道德感，而是中国人被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骗得太深了，所以他们自动地厌恶（尽管常常得笑脸相陪）那些“真正关心”一类的说辞，无论它是真是假。
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存在着强大的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和右派。由于什么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说不清道不明，这些人特别喜欢高调地宣称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1990年代后期中国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据说国企怎么卖都行，只要工人不上街就行。这是典型的“右”了。可那时的当政者认为他们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才这样做的。近几年各类出版禁忌，包括黄亚生自己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版禁忌，应当是“左”了，主使人也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理由。因此，黄亚生用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不但无法判别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而且非常容易被专制主义利用，最后，这样的定义本身也带着太强烈的专制主义的语言色彩。
事实上，专制主义者也最喜欢使用这类既无明确含义、又充满道德感染力的词汇。古代君王便乐于体恤臣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衷心相信毛泽东、卡斯特罗这些“传统左派”当一辈子国家首脑是他们“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表现，即使他们老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他们依然应该当元首“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分钟。至于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即使是好人的话，当了八年总统就想卸任便是“不愿意”终生为人民服务。后来的我才明白越是宣称“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宣传“为人民服务”的人越是不可靠，除非他不把自己的服务方法说成是唯一有利于人民的方法，并且服从人民对各种服务方法的选择。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左派和右派就是这样。大多数英国人为什么有时候不选择英国工党、德国人不选择社民党、美国人不选择民主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这些左派党确实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他们关心的服务方法也不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英国人选择保守党、德国人选择基民党、美国人选择共和党，那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右派党才是“为人民服务”的、至少要比左派党“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不宣扬只有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是解说只有自己的某项主张“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由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至少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所以他们执政才不会走到专制。
2. “左派”和人民福利
黄亚生从他的左派定义出发，自然就得出左派更能提高人民福利的结论，因为左派“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利益”。可是，我们凭什么说右派看到这样的现象不难过，不气愤？只是右派对政府抱有更强的警惕，更着意于防止政府做坏事，因此他往往不会立即主张政府干预，而会先探讨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护穷人利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两派都需要。而在中国，可能右派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太多，因为中国政府干预的成本太高，因为一般老百姓还太习惯于政府干预，因为政府还太习惯于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自己对老百姓的恩惠。
黄亚生为论证“左派更关心人民福利”举的两个例子都很笨拙（所以我委实不敢相信是他写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不在这里干预就在那里干预，左派要政府多干预社会领域就会“自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右派要求政府少干预社会领域“必将”导致政府多干预经济，所以左派的要求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可是，中国右派要求的是全面减少政府干预，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观察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政府干预全面减少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有波折，尽管今天中国政府干预总规模依然太大，而在许多需要干预的地方却又做得太少。所以，说政府干预“总规模”不变而左派右派只是在干预“结构”上有别，不符合中国事实。最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不开。没有社会领域对人约束的放松，市场经济便发展不了。
黄亚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经济适用房。这方面的争论很正常。全世界都有争论。拥护经适房的人并不一定就“真正关心”穷人，反对经适房的人也可能“真正关心”穷人，经适房的争论不应当在这个层面展开。黄亚生开辟了另一个层面：政府的钱不用来造经适房就会用去造政府大厦。在这个层面上，我相信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会成为黄亚生说的左派，因为在这种两择一的公开表态中，谁都会选择经适房，都会表现自己对穷人的“真正关心”。可我们在中国面临的不是这样的选择，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保证经适房用于穷人，也是这笔钱是否还有其他用于穷人的方式，例如直接给穷人补贴，例如用于户口制度改革。我本人就一直认为，在户口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增加城市人口福利会提高户口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因为户口制度改革将把大量现在被排除在城市福利之外的穷人吸纳入城市福利，所以任何提高现在城市人口包括穷人的福利的做法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已经是某种“特权者”了。不过，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黄亚生提出的两个层面都太像我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层次，是排除任何自由与平实讨论的层次。如果换一个层次，例如讨论如何降低富人入住经适房的比率，黄亚生对茅于轼“厕所论”的批评才能够平实起来。
3. “左派”和私有经济
黄亚生认为“左派”比右派更能够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又一次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中国的左派读到黄亚生的高论不知道会受宠若惊还是会勃然大怒。黄亚生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个人和家庭的“私人”成分都比企业更高，所以每个国家的左派都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左派们是哭好还是笑好呢？
黄亚生的错误就在于把个人和家庭视为私人经济的唯一或唯一主要成分了。可是，已经走出自然经济的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是企业。一个经济体存在个人和家庭（甚至包括家庭生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否则毛泽东政府时期中国也是私有经济了。即使在左派那里，判断一个经济私有与否或私有程度高低的标准也落在生产者或者企业一侧，例如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或者非私人手中，企业是否为利润生产。所以，在黄亚生呼吁中国需要左派之前，可能先得了解公认的左派观点。
黄亚生关于私有化的论述，是他这篇文章中的亮点。这也是黄亚生的专业所在。专业素养限制了他在专业问题上使用是否“真正关心”、“真正维护”的语言来讨论问题。可是，一旦平实地讨论问题，他在私有化问题上的态度便完全是反左派的了，当然也是反强盗逻辑的右派。可这样的右派不属于自由主义。尤其是他批评的19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正是那些专制主义“左派”最洋洋得意的东西。可惜这个亮点在他的文章太不重要了。
4. “左派”和一党制的“民主”
黄亚生不仅认为左派更能促进私有经济，而且还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当政就可以代替民主。什么是中国现行体制呢？他定义为缺乏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在他看来，“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民主体制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好一个一党制下的“左派当政”可以替代民主。我们知道全世界一党制国家很多都是左派当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最初是作为左派上台的；斯大林、毛泽东、昂纳克（原东德）、卡斯特罗（古巴）、波尔布特（柬埔寨）都是一党制时的左派当政，那里有民主吗？千百万人死于他们当政的和平时期，更多的人连生存权都没有，只能随当政者摆布。我很难想象黄亚生怎么能够把左派当政理解成“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并且成了没有选举的民主？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褒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贬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他的褒贬自有理由。可1980年代的中国，在全世界左派眼中都是右派当政。翻翻那时左派人物的文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感叹中国背弃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按照黄亚生的标准，那时期中国人民福利、市场经济、民主的发展都比其他时期好。可见好时期和左派当政完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谈到现在的中国，黄亚生说“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按照他的说法，左派更拥护现行体制，那现行体制更应当是左派当政（否则他们为什么拥护呢？），于是现行体制更可能是一党制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体制，是“没有选举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我相信连我们国家的当政者和左派也不敢接受。另一方面，黄亚生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继续认为中国目前的工资增长太慢是因为“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见左派当政依然保障不了个人的权利。
结语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今天走到了新的路口。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中国人富了起来，少数人巨富起来。所以，中国经济不再单纯是穷的问题了。中国改革是在毛泽东绝对专制主义把中国拉到普遍和极端贫穷状况下发动起来的。改革主导思想的精髓就是邓小平说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了保证少数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就得限制，用政治专制的方式去限制。比如法院不得受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的争议。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离开了普遍贫穷，却走到了多数人不穷、少数人巨富的地步。这是三十年前改革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需要转变到多数人小康，少数人大富的状态。如何转变？对左派来说，收入再分配最重要。但收入再分配需要政府；可而正是政府对多数人权利的压制才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在这里，中国的左派出现了分野。例如，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的左大培独立于政府的倾向就十分强烈。但更多的中国左派则希望“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更专制的政府来实现再分配。可中国人对“真正关心”一类说法的免疫力和对更专制时期的痛苦回忆，把这些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边缘化了。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再分配，但中国又不需要更大更专制的政府。这就是矛盾。黄亚生的文章表露了矛盾的一面，但忘记了矛盾的另一面，而他的专制主义倾向的论证容易把对这矛盾的思索引向错误的方向。我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左派，但中国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是在反对更大更专制政府和争取个人权利的同时实行收入再分配。
“夜话”2009年第20期，2009年11月28日
“
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二十年前的1989年初，我第一次跨出国门到德国学习。当时德国还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俗称西德，资本主义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培训德语时，学员们都想去西德，好像没有人愿意去东德，其实东德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算是最富裕的，但大家就是愿意去西德，不愿意去东德。也许因为西德给中国的奖学金名额更多，一起培训的朋友绝大部分都去了西德。我自己也去了西德的首都波恩（Bonn）。去德国不久，国内就发生了动真格的大事。很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断发生大事。那时我的德语十分差劲，看不明白电视，更读不懂报纸，当时又没有中文报纸可看，因此许多具体事情只有模模糊糊的感觉。匈牙利在那年5月份开始拆除它和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之间的旅行不需要签证，因此许多东德人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便可以进入奥地利再到西德。欧洲各国都很小。东德造的小车子再不济，开个
紧接着，东德政府便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合作关闭两国边界。这样，东德人去不了匈牙利亦无法逃到西德了。可这时候，仍然留在东德的人站起来了。特别是一些充满正义感的东德人，他们不想逃，他们想大大方方地访问西德和西方国家，因此他们要求旅行自由，也就是要求申领护照的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通人是不允许申领护照的。中国人自由申请护照也才是最近三、五年的事情。没有护照就谈不上申请签证，国际旅行就是一句空话。老百姓有了护照，政府就约束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在国际间的“用脚投票”才有了可能。从
但是，
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建造的横穿中欧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东西德交界处开始，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西部边界一直延伸到黑海，但铁幕的中心或者标志却是柏林墙。柏林在二战后虽然分成了东、西柏林，但城市是整体，人们可以在一条街上走来走去，不担心自己走到了西柏林或者东柏林。许多东德人便利用这一点到西柏林再到西德。从两德各自建国到柏林墙建造的十二年间，大约有300多万东德人跑到了西德，几乎是东德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不切断人口外逃，东德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就无法维持。但要切断人口外逃，苏联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占领西柏林（把西柏林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第二是建造柏林墙让东德人无法外逃。军事占领西柏林对苏联本是举手之劳。但美、英、法、西德是不是为此会联手进攻东德并夺回柏林，则是苏联难以确定的问题。因此，如果苏联想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又不想发动世界大战尤其核大战的话，它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建造柏林墙。1961年苏联和东德开始建墙。墙建造在东柏林地界上，分为两道，中间是著名的“死亡带”，任何逃向西柏林的人在越过第一道墙后都会被东德哨兵击毙。确实，从柏林墙1961年造起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中，只有几千东德人设法逃到了西德。柏林墙确实消除了人口外逃对东德和苏联专制统治的威胁。
因此，虽然柏林墙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但如何拆除柏林墙却是人类面临的难题。全世界没有人敢于设想柏林墙能够和平地倒塌，全世界更没有人敢于想象社会主义阵营会从内部一下子崩溃，而且和平地崩溃。但没有战争、没有核大战，柏林墙似乎就坚不可摧。其实，即使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两个月里，全世界在欢跃的时候也在绷紧着神经：谁也不知道苏联会不会像1956年对匈牙利、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1981年对波兰那样地干预东德，毕竟苏联在东德驻扎着几十万精锐部队。终于，干预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出现。柏林墙竟然不用一兵一卒就倒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一大奇迹。无论我们说二十世纪第二个五十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还是美苏争霸，其解决都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民众的抗议和领导人的明智，通过和平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解决自身内部争端的重大进步。
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柏林墙。国家本身就是某种柏林墙。利用国家机器对信息的封锁也是一种柏林墙。一座一座柏林墙都需要拆除。二十年前那座柏林墙的拆除告诉我们，人对自由的追求是不可遏制的。但同时，人类也不一定非得采取传统的“不屈服就战争”的方式来拆除柏林墙。我们人类走到今天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但我们也在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在屈服和战争之外还有和平抗议的方式、还有领导人的明智、还有双方的互动可以拆除柏林墙。
但愿我们面前的各种柏林墙也能够用和平的方式拆除！
“夜话”2009年第19期，
经济危机一周年的思考：从农民和资本的结合理解危机
一年前，我就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写了一篇网文《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表明我对该次危机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简洁表述如下：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是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现象。通过这样的结合，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资本提高了利润率。但是资本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农民的增加速度，所以，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积累后，农民收入的继续提高导致了资本利润率下降，2008年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的作用便是摧毁那部分低利润率的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使资本主义生产适应新的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在整体上依然处于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全世界农民数量的相对和绝对减少来度量，并且可以用农民转入资本主义部门的速度来计量。农民转移速度有快有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以共产主义运动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转移在这些国家内部被遏制了；随着工人运动在欧美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的国际转移又被遏制了，世界农民转移变得非常缓慢。这一状况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扩大了农民和非农民的经济差距；在国际上扩大了前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它把自己从农民的救星转变为农民的梦魇，把农民从惧怕与反对资本主义转变为渴望和欢迎资本主义。到了198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它建立的专制制度及其影响在前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了头，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时解体了。前者为农民转移创造了条件，后者为资本转移创造了条件，这样，资本和农民又一次结合起来，一方面，农民转移速度迅速提高，一方面，资本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农民转移的加速和资本融资的扩大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中。但前者主要出现在刚刚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内，而后者主要出现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内。亿万农民与资本结合并从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在转化为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又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为了实现盈利的机会，老资本主义国家在动员资本的时候又创造了各种融资方式，以便把现有的储蓄翻倍地应用起来。经济发展有五个要素，即制度、技术、劳动、资本和需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和资本自由结合的制度已经出现；老资本主义国家本来便放着现成的生产技术；农民作为最活跃的劳动力现在也是现成的了；资本又通过各种融资工资创造了出来，而全世界人尤其农民对消费的需求在压抑了几十年后更如井喷一样爆发出来。一切水到渠成。资本主义生产开上了高速公路，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一片热火朝天。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为什么又突然发生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呢？我的解释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农民变得越来越少，使得农产量跟不上需求，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涨；越是后转移的农民对工资的要求越高，而农产品价格上涨更刺激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净作用是把一部分利润收入转移为劳动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金融无法继续保持原先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总是通过金融危机爆发出来。
凯恩斯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对2008年危机的解释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工人工资的下降造成了工人购买力的萎缩，迫使快速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刹车。确实，在美国，在德国，如果用1970年前后的价格计算，工人在2007年的实际工资可能比他们在1977年还低。在纽约的移民劳动市场上，连名义工资都下降了好几年。但是，他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他们放眼观看全世界，他们就会发现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最近三十年增加了许多倍。全世界至少有十几亿农民在这三十年里干脆就从食不果腹变成了吃饱穿暖。没有大量资本包括折旧后的原有资本和新资本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大量生产能力包括原有工厂整体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有近三十年的大规模世界农民转移，自然也就不会有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下降。可是，毕竟前资本主义国家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比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穷很多，团结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力量小很多，发表言论的机会少很多，同时人数却又多很多，本来，不管一个人信奉什么主义，在考虑当今世界人类问题时总是应当首先考虑那些更穷、更弱尤其数量更多的农民。但是，很可惜，在世界知识界占据了100多年主流地位的左派理论中恰恰没有农民的地位。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除了资本剥夺农民的论述外，完全没有考虑农民向资本主义转移的问题。而在凯恩斯的体系里，农民转移问题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从凯恩斯体系引出的危机救治方式，例如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等，从世界范围看，都是反对农民的。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都没有对经济危机直接做出解释。凯恩斯理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产物。但凯恩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延续多年的经济繁荣会在1929年突然转为危机。他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他所做的工作已经变成解释为什么1929年危机发生后经济迟迟不能复苏。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救治政策，只是在危机发生后才有用，因为危机总是在繁荣的时候突然出现。而在繁荣的时候，市场上不但不缺乏需求，经济中头痛的问题反而是需求过盛。只是到危机出现以后，市场需求才一下子萎缩，经济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1929年前后是如此，2008年前后也是如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和工人阶级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不但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存在着工人阶级购买力无限扩大的趋势。所以，马克思讲的矛盾并不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趋势中，也会经常出现生产缩小、消费下降的状况。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是相互依存的，就像一个人开车到某地的过程中会有加速、减速甚至倒车的现象那样。生产缩小、消费下降就是经济危机。但人类可能发明什么社会制度来消除经济的短期波动呢？没有可能，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消除经济波动以及社会波动。试图用所谓共产主义或者计划经济或者任何天堂与救星的说教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消除经济波动的理论，和永动机的理论一样，不是幼稚的便是欺骗的。
当然，在承认经济发展和工人收入增长趋势的同时，我们又需要分析每一次波动的原因，需要找出教训以便在未来避免过大的波动。所以，一个人需要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会下降，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那里的金融创新特别活跃。但只要认真思索，这个人就必然会跳出老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而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变化的思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试图了解为什么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近二三十年来转移得那么快，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扩大得那么迅速，这个人也必须跳出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同样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变化的思索。而正是对世界经济的思考，让我相信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既是解释近二三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也是解释2008年经济危机的关键。
“夜话”2009年第18期，
经济危机一周年的教训：经济危机并不可怕
一年前的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五天后的9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市场救助计划。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和市场信心一下子崩溃了；几乎所有银行一下子陷入了流动性危机。世界经济突然从奇迹般的高增长低通胀跌落下来。失业和收入降低的危险突然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而且千百万民众真的失业了。一年后的今天，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恢复正常运转；一年前面临倒闭威胁的金融机构又开始盈利。工业生产也从下降转为上升。当然，在我看来，危机还没有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比起一年前，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全世界的民众也可以缓一口气了。一年来失业的民众尽管还在失业，许多在业者尽管依然面临失业危险，但已经有了希望。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大教训也许不是别的，而是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在我们从小接受的独尊马学的正统教育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被描绘得非常恐怖，似乎一到危机时期，劳动人民就遭遇了巨大灾难，例如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一方面，工厂倒闭，大约有1700万工人失业，30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和利润，却大量销毁商品，破坏生产力。成袋咖啡倒入大海，牛奶倾入河中，小麦放在锅炉里烧掉，农作物被焚烧。”（参见例如http://ja.3edu.net/ls6/Lesson_83979.html，2009年9月19日）光是这句“30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就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刚刚发生的2008年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几百万失去了住房，失去了工作，承受了着危机的苦难；同时又有多少住房空置！
今天，我们中国人第一次不是在课堂上听说，而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使我们还没有获得新闻自由，即使我们的记者追随着喜欢负面新闻的资本主义记者，即使我们知道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承认许多人在危机中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但我们依然没有听说那些劳动人民因为经济危机流离失所，没有听说他们在饥饿中挣扎，更不用说在“死亡线上挣扎”了。那些失去住房的人如何居住，尤其是他们的孩子和老人如何度过每一个阴冷的夜晚？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如何生活，如何避免饥饿甚至饿殍？我们的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和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尽可以想象，尽可以激发学生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仇恨中长大的。反正信息封锁，反正无法对证，反正不允许争论。可是，当我们中国人今天第一次不是听说、而是亲眼看到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对危机的恐怖开始消散了。是的，我们确实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失去住房的那些人如何度过每一个黑暗的夜晚，不知道失去工作的那些人如何避免饥饿，但我们知道那些人依然在适合居住的房子里度过黑夜，知道那些人依然用适合食用的食品吃饱肚子。而正是在这个月的一天夜里，我在上海四平路的街头还看到了工人（当然是农民工）就在轰鸣的机器旁睡觉。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对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见”，打破了独尊马学的中学政治、历史教育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育给我们的“百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怖神话开始暴露了它的臆想性质。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疑会给老百姓带来痛苦，给那些失去住房、失去工作的人带来痛苦；对此，我们应当同情，应当帮助，应当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但同时，不适当地夸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散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怖感，却又是独尊马学者维持社会专制的方法。所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恐怖感的消散将让中国老百姓从独尊马学的阴影下彻底解脱出来。它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如果经济危机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是那么可怕，人们也就不惧怕经济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至少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2008年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过如此，那以前危机的苦难多少可想而知了。而以后再发生类似的危机，人们也就不会恐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既然不是那么可怕，人们也就可以用平常心看待它了，正如用平常心看待我们一生中的起起伏伏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不是那么可怕，独尊马学的人就无法把它当成不可赦免的罪恶，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也无法把它当做反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理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不是那么可怕，以避免经济危机为口实来创造一个新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据，这样，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看待资本主义了。
就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而言，经济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并不那么可怕的认识，还会令我们思路大开。例如，在耕地私有化和取消户口制度的问题上，许多人担心这两项改革实施以后，如果经济发生危机，进城的农民回乡没有田种，政府又管不了那么多人吃饭，中国也许还会发生千百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剧。正如我在几年前的《质疑新农村运动》中所说，这种担心是件好事，它是1959-1962年中国大饥荒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留下的记忆，它使我们领导人处理经济问题时多少有点战战兢兢之感。但同时，这种担心又不必要，因为只要政治清明，“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会有，但严重饥荒不会再出现。”事实上，包括1929-1933年大危机在内，迄今为止没有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过饥荒。1933年资本主义社会有1700万人失业，2008年中国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可他们依然有饭吃，甚至依然吃得饱。所以，经济危机虽然不可避免，经济危机虽然会给普通民众带来苦难，但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苦难并不可怕更不恐怖，因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不应当成为否定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理由。
“夜话”2009年第17期，2009年9月20日
2002-2008年夜话结集的后记
2002年1月1日我以个人名义建立了网页“www.hujingbei.net”。我在这个网页上除了发布部分教学和科研信息外，还不断地在“双周夜话”的栏目内撰写一些短文。本书收集了我从那时到2008年12月的七年间撰写的140篇“夜话”，并收入我在2002年以前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刊》上的两篇短文。我很遗憾的是七年里我没有能够坚持每两周写一篇夜话，有一年（2005年）甚至仅仅写了9篇。七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此就把夜话汇总一下，编成现在的这本书（下载：www.hujingbei.net/upload/2009_09/09091109544561.pdf）。
本书的编排体例是每章的第一篇文章和该章的标题一致，其它文章按照发表时间先后排列。本书把夜话分成十章。但分章带有很大随意性，因为大部分文章适合编排在不同章内。
我把书名取为“自由、自律”，是因为把七年夜话收集起来以后才发现贯穿它们的主题其实是“自由、自律”。确实，没有自由，一个人不需要自律；但没有自律，一个人得不到自由。我渴望自由、强调自律。这七年的夜话表达了我的渴望和强调。同时，我深深感到，也许正是这些夜话，让我不断反思，不断警醒，我才能做到自律，也才能够享受到自由。当然，我现在享受的主要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比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以这本书不能正式出版）。不过，无论在什么外界条件下，心灵的自由也许都是最可宝贵的。
本书收集的夜话全部发表在www.hujingbei.net的“双周夜话”栏目中。从2005年起它们又同时发表于我在搜狐网站的博客www.hujingbei.blog.sohu.com上。陆桔利博士曾经为我收集了2002到2006年的夜话。这次收集整理又承蒙张艺的帮助。张艺并且通读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对其中的文字表达尤其标点符号的应用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我对她（他）们两位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中部分文章在网络发表前曾征求过许多朋友的意见。他们的姓名难以一一提及。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他们提出的建议没有完全被我接受，因此本书中依然存在的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2009年9月4日于上海
“夜话”2009年第16期，2009年9月10日
“
经济发展文论2009年第3期 胡景北：从相对价格变化到物价总水平变化
自由与自律（胡景北夜话集2002-2008）
论学术水平，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
《中国青年报》上月18日发表题为“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文章，开首第一句引用一位研究员的话“我没有量化的数据，但我对自己的学生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便把题目从疑问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变成了肯定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就我工作的经济学领域来说，按照学术水平衡量，不是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当今中国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远远胜于5年前的博士生，更远远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博士生。
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始于1978年，要给博士生分代的话，最简单的分法可以分三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的三代博士生。这三代博士生学术水平孰高孰低明明白白：本世纪博士生水平高于上世纪博士生，上世纪90年代博士生又高于上世纪80年代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最近几年的博士生更胜于前几年的博士生。就我自己以往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经历说，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依据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将近十年前我接手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在这之前，那里使用的考试参考书是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的《经济学》初级读本，外国大学一年级的教科书。今天，上海主要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至少达到了国外大学高年级教科书水平，部分学校甚至使用了国外大学研究生的教科书。
2. 博士生入学考试试题。十年前，在博士生入学的专业试卷上常常出现比如“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之类题目。众所周知，这类题目最适合官、商或其秘书，也最适合考官随意评分。我接手出题工作后，立即公布三个出题原则，a）不出议论题，b）不出联系实际题，3）不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题目，而改为题意清晰、逻辑严格、正误明确的知识测试题目。如今，那些“你为什么要读博士”的题目也许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上海主要大学应当已经接受了我当初提倡的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官商考试并得高分的情形很难出现，而认真学习的人在考试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当然，那些不根据考分而录取的状况另当别论）。
3. 博士生课程。中国博士生教育有课程阶段和论文撰写阶段之分。十年前，上海可能没有什么严格的博士生课程可言。学生到导师家里汇报汇报自己读的书即可，而导师要学生读的书大都属于外国大学生初级阶段的书籍甚至不入流的书籍。记得我第一次用课堂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是《Microeconomics of banking》（银行微观经济学），通知给博士生。他们都非常奇怪，怎么要上课甚至还要考试，到导师家汇报一下还不行了；而且竟然用那么难的教材。确实，当时没有一位博士生能够读懂那本书。可是，今天上海主要大学都正式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往往也达到了国外各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的正式教材。
4. 在职博士生比重。十年前，博士生中在职者非常普遍，从有权（官员）有钱（经理）者到本校与外校的教师甚至教授。他们不但入学常常有各种优惠，毕业亦有许多优惠。但今天，至少在上海主要大学，博士生中普通学生的比重非常高。普通学生入学和毕业都没有任何优惠，自然得努力才行。记得当年改变博士生入学考试出题时，由于新出题原则对在职者读博不利，一些博导提出异议，用比如在职者读博不用学校忧虑其就业问题等理由。我很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各级领导和许多同事师对我的支持。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官商在职读博现象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当然，许多学校现在搞的类似MBA的DBA即工商管理博士另作别论）
5. 博士论文。十年前，博士生论文质量之差，可以说就平均水平而言，博士毕业生不知道什么是学术，以为写篇议论文便够了。至于高比重的在职者请别人写论文的事情就更等而下之了。但今天在上海主要大学，即使一个博士生剽窃，他至少也知道什么是学术论文了。剽窃是因为他写不出学术论文。可是写出十年前那种议论文对他依然毫无问题。十年前，他不用剽窃就可以轻松地拿到博士文凭；现在他即使剽窃也得去读点有水平的文章，至少这一点就表明，现在的博士生在学术水平上远远超过了上一代或者上几代。前几个月我对复旦大学一篇博士论文投了反对票，理由是一般议论而未深入。那位博士生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十年前的博士生写出那样的论文还以为自己学术水平如何高呢。就我本人指导的博士生来说，他们在七、八年前撰写的博士论文放到今天我不会让其答辩，而他们在前两三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我相信即使放到欧美国家的大学也能够顺利通过。
6. 发表文章。从中国主要学术杂志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博士生一代胜过一代。十年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面向的是党政企业干部，今天的文章面向的是学者。十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如今这种面向学者的学术杂志，那时和今天都被奉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在那时几乎谈不上“学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很多是博士生或者毕业不久的博士。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像中国博士生学术水平的进步。
当然，我这里谈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和我多少了解的北京、上海主要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情况，因此我明确认为在学术水平上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试想那些仅仅具备外国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知识的上几代博士生，那些入学时考“为什么要读博士”的博士生，有什么资格和现在具有外国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经济学知识的博士生比学术水平？那些满是空洞肤浅议论的上几代博士生的“论文”如何与现在逻辑论证明确的论文比学术水平？就是官、商，今天拿博士头衔也比十年前难多了，不信你去找那些拿到和尚未拿到博士头衔的书记、局长、董事长聊聊：而难便意味着博士生水平的提高。
当然，我应当补充两点。第一，我所经历的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现象，并不代表中国博士生在整体上已经很接近国际水平，但它应当能够表明中国现在的博士生比前几代博士生更接近国际水平。第二，上海、北京博士生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低水平状况也许正在中国二线三线地区的大学开演，而那些地区之辽阔、博士点和博士生增加之迅速，完全可能让上海、北京博士生水平的提高相形失色，让全国博士生平均水平下降，而我是以偏概全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上几代博士生低水平状况重演。中国博士生教育和本科教育一样，进难出易。上几代博士生水平太低的重要原因是进入难度太低，入学考试太简单。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提高进入难度的建议：
各学校在博士生入学考试开始后立即在教育部确定的网址上公开考题。
这个方法容易实行，不需要成本。出题的博导们没有反对理由。一个专业领域可以出的考题太多了。如果一个博导出了三年题目就无题可出了，那他也不配当博导。同时各学校招收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题目多少能够代表那个学校博士生的知识底线，博士生水平容易评价。其实，公开考题是我当年在上海财大接手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后做的第二件事情（我出的考题见http://www.hujingbei.net/list.aspx?cid=16），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前面提及的改变出题原则。考题公开，无水平和低水平的题目将难以出现，知识性强的题目便会增加；再无漏题和虚评高分的腐败现象，官、商便会知难而退，有意于增进知识的人（包括在职者）便容易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中国博士生水平的提高便有了基础。
“夜话”200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