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最近几年来，中国老百姓的一大恐怖心理是假人民币。现在临近过年，老百姓要比平日多花钱。可关于假人民币的真真假假传言却让人胆战心惊，生怕手中拿到的人民币是伪造的。连中国人民银行也提醒公众“春节将至，在此期间人民币流通量比较大，交易比较频繁，各种各样的假币极有可能趁机混水摸鱼，广大公众应多加小心。”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090109/05495736784.shtml）

        在政府严厉打击假币犯罪行为时，公众确实是需要小心假币的。可是，小心必须适度。小心和提心吊胆是两回事。小心和恐怖心理更是两回事。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社会已经陷入假币恐怖之中。我们仔细地提防所接到的每一张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我们国家每一个收款处都架着验钞机。各种微型验钞机正在上市。我们对假人民币的小心已经到了恐怖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对交通规则的小心、对防火防病的小心。     

消除假币恐怖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大事。

        要消除假币恐怖，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只要有货币，就会有假币。1000年前假币就存在。但是，为什么比如1000年前、100年前、10年前我们中国人不担心假币呢？为什么过去假币没有造成社会性的恐怖心理呢？

我们还需要清楚的是，全世界不是人民币才有假币。全世界所有主要货币都有假币。就今天的世界来说，美元是受假币危害最烈的货币。市面上流通的每一万张美元纸币就有2张是假的。几年前诞生的欧元也深受假币之害，2008年上半年，每十万张欧元纸币就被发现有3张是假的。由于人民币纸币还不能国际通用，人民币的假币率应当大大低于美元、欧元（具体数据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可作为公众的我们有权利知道这样的数据），可是，为什么美国、德国、法国的老百姓不担心假币呢？为什么假币没有在那里造成社会性恐怖呢？或者，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拿到美元、欧元不担心是假币呢？

我认为，中国人过去不担心假币的重要原因是不用验钞机；美国、德国和全世界普通老百姓人不担心美元、欧元假币的原因，是那些国家禁止使用验钞机，是那些国家的政府包括发行货币的中央或者私人银行反复告诉老百姓他们手上的纸币、硬币是可靠的真币。美国如此，德国如此，连香港也如此。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老百姓来说，手中的货币自然是真的，所以，中国老百姓完全有理由抱怨，为什么手中的人民币就不自然是真的，为什么要担心假币。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老百姓对发行货币的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信任。一个人有权利认为自己接到的一张初看上去正常的人民币是真币；他不需要思考其真伪、也不必要思考其真伪。他为什么放心地毫不思考地接过那张人民币？就是因为他相信卖给他商品的人会像他一样毫不思考地接过这张人民币。卖商品的人为什么也毫不思考？就是因为他相信接受他存现金的银行会毫不思考地拿过这张人民币。商业银行为什么毫不思考地拿过那张人民币？就是因为它相信发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即我们的政府会毫不思考地回收这张人民币。所以，相信自己手上的货币是真的，就是相信政府会回收（而不是没收）这张人民币，相信政府才有资格生产出来的实物产品—-人民币纸币和硬币没有质量问题，相信政府有能力保证流通中的货币是真币。反过来说，如果到了普通老百姓担心每天接到的人民币是假币，老百姓又怎么能信任政府，怎么能够相信政府的信誉和能力？

相信自己接到的货币是真的，不但是老百姓对政府信任的表现，而且是一个民族内普通人之间相互信任的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本来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当我们民族从乡村社会走向现代城市社会时，人与人的信任就应当超出家族、村庄、朋友的范围而发展为对一般人的信任，我们的民族才可能稳定发展。可是，如果我们对给我们钱的每一个人都抱着会给我们假币的高度警惕性，那么，我们民族内部的信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们对每一个有收音机的人都抱着高度警惕，注意他是否收听敌台（那时候，美国之音、BBC都属于敌台，收听属于反革命罪行）。现在，我们对每一个付钱的人都抱着高度警惕，注意他是否付出假币。由于货币的使用范围不但比收音机广泛得多，而且对任何人来说，货币的使用还是每日不可缺少的，所以，对货币真假的不信任给我们民族造成的伤害，会远远超过对他人是否偷听敌台的怀疑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伤害。

我们的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恢复老百姓对手中货币是真币的信心。我所建议的第一条措施就是政府宣布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全是或几乎全是真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让老百姓相信手中拿到的货币是真币，在过年时放心用钱和拿钱；第二条措施就是禁止验钞机，禁止在市场买卖中使用验钞机，禁止银行使用验钞机，禁止在一切公共场合使用验钞机。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农民初看上去没有感到破绽的货币，即使它确是假币，商场也得收，银行也得收：商场、银行、个人没有必要去仔细推敲或者用验钞机去检验。第三条措施是政府宣布承受假币损失。不管政府如何严厉打击制售假币，总是有假币进入商场流通，总是有无辜的老百姓接到假币。但是，这样的假币不会多。一年进入流通的假币价值远远低于犯罪者制作的数量。新闻报道中的发现多少亿假币的制作点，也许在捣毁前用出的假币还不到一、两百张。一年里能够进入流通的人民币假币的票面值，可能不会超过政府当年印刷真币的价值万分之一，不会超过我国财政一年用于公款吃喝的百分之一（具体数据需要政府提供给公众）。政府承受这样的损失完全谈不上伤筋动骨。可要普通老百姓承受损失，落实到一个不幸的老百姓头上，一张100元纸币就是他一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还不算他为此承受的的心理伤痛和时间损失。所以，一个体贴民间疾苦的政府应当理解不幸的尤其收入低下的老百姓的苦衷，把现在由老百姓承担的假币损失接过去。

禁止验钞机，政府接过损失，老百姓不再推敲手中货币的真假，会不会造成假币的泛滥？不会。我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如此做了，他们那里没有假币泛滥。如果中国这么做就出现人民币假币就会泛滥，那一定是中国出了别的问题，而非禁止验钞机的原因。第二，假币损失要老百姓承担，打击假币就不会有力，因为有权力、有能力又有责任打击假币的政府反而没有积极性去打击假币犯罪，同时验钞机产业还会增加国家的GDP。反之，如果损失由政府承担，假币相当于犯罪分子代政府印钱，也就是从政府手里抢钱，政府也才有动力去运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去打击假币犯罪，假币自然不可能泛滥。

最后，我还想指出的是，假币造成的社会恐怖心理，是导致专制统治的源泉之一。民主政治通过竞选，顺应老百姓摆脱假币恐怖要求的候选人容易当选，假币恐怖容易消除。专制统治用绝对的极权也能够消除公众的假币恐怖心理，取得老百姓的拥护。但是，在老百姓不了解拥护一项措施和效忠一个执政者之间的区别之前，专制者完全可能利用老百姓的拥护而实施强迫全体人民效忠于专制者一人的极权恐怖。我们中华民族已经有过毛泽东专制的惨痛教训，今天，我们民族中明智的政治家、银行家，关心我们民族命运的每个人，应当想到防微杜渐，应当努力消除造成大众性恐怖心理的因素。这里，禁止使用验钞机和政府承受损失是彻底消除假币恐怖的一种方式。相反，用验钞机升级的方式和犯罪分子比赛技术，失败者始终是无辜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不但受到金钱损失，而且还受到假币恐怖的折磨，而假币恐怖在我们国家造成的社会和民族心理后果更难以预料。

 

 

“夜话”2009年第2期，2009年1月16日

 

注：小资料

          全世界被发现的欧元纸币的假币数量 （万张）

年份	2003年 下半年	2004	2005	2006	2007年	2008年 上半年
数量	31	59	580	565	561	31

注：2008年上半年流通中的欧元纸币有115亿张。

资料来源：欧洲中央银行网站（www.ecb.int/press/pr/date/2008/html/pr080710.en.html）

 

 

 

2009年的中国应当纪念五十年前大饥荒的死难者

  

一年前，我在“2008年的中国，我希望”提出如下希望

“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

尽管我的希望在刚刚过去的以幸运数“8”结尾的2008年没有实现，但我希望它在2009年能够实现。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民族历史上最严重、最难以想象的这场饥荒开始于1958年，但它在1959年才发展为全国普遍现象，并且在1959年执政党的庐山会议上才引起地震般的争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揭露毛泽东政府造成的饥荒现象而承受的冤屈虽然在毛死后已经平反，所以，离开公开承认大饥荒、公开追究大饥荒的责任、公开纪念大饥荒中的千百万死难者，我们仅仅只差一步！

对纪念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来说，2008年最有意义的是杨继绳先生出 版 了他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那里，这位父亲在大饥荒中饿死、而他当时以为那仅仅是自己家庭不幸的中学生“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青年杨继绳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和他父亲一样，全国有几千万普通农民在同一饥荒中饿死，而这一饥荒还发生在我国当时的政府宣传为“中国人民最幸福的毛泽东时代”！

当然，许多人依然不相信那“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会出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惨无人道的大饥荒。在我提出大饥荒问题后，好些人在我的博客上责问：“谁说毛时代死人最多 ？”“我与你同龄，你说60年代饿死许多人，你看到吗?你周边有多少死了？”“谁说***时代饿死人最多，你看见了？”（hujingbei.blog.sohu.com/64585943.html#comment）。我能够理解这样的责问。杨继绳五十年前、我本人直到三十年前不也是这样地责问那些对毛泽东有所不敬的人吗？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报纸、广播、学校老师天天讲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杨继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那样的饥荒只可能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这样说，他马上就会被逮捕。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全心全意相信毛主席外，根本不可能有另外的设想。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许多网友干脆否定大饥荒，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不可思议地方惨无人道的大饥荒。

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已经“悄悄地”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发生大饥荒后的毛泽东政府就没有脸面向全国人民发布统计数据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新政府开始发布统计数据，就已经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我国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０５年最新公布的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统计资料中，大饥荒和前后年份中国人口数据如下：

  

	总人口	比上年增加
年份	（万人）	（万人）
1956	62828	1363
1957	64653	1825
1958	65994	1341
1959	67207	1213
1960	66207	-1000
1961	65859	-348
1962	67295	1436
1963	69172	1877

　注：“比上年增加”栏为本人计算。总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

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２００５，新中国五十五年

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任何人从这些数据中都能看出，１９６０和１９６１两年，中国净减少人口１３４８万人。我们知道，在这两年毕竟许多人尤其城市人还在生育。如果加上新出生的人口，这两年中国非正常减少的人口将多得多。在那个年头，正是“孩子越多越光荣”的时候，１９５８和１９５９两年新增人口的减少，也只能归之于毛泽东极权专制加上荒唐政策，尤其１９５９年，中国农村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

五十年前的大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可不准公开谈论它纪念它，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不准谈论不准纪念，我们民族就不会放弃对“大救星”的幻想，我们民族也就不能远离极权专制的危险，不能避免再次听任“大救星”造成大饥荒一类民族悲剧的危险。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所以依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且能够做到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

卢云鹤: 谁是中国乡-城暂时迁移者? — 一个迁出地视角的实证文献综述.pdf

胡景北：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选择和经济学意义 (Jingbei Hu: Measuring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Selectoin of a Concept and its Economic Relevance).pdf

Prof. Dr. Jingbei Hu: 2008WS VWL Grundkenntnisse 1.ppt

Prof.Dr. Jingbei Hu: 2008WS VWL Grundkenntnisse 2.ppt

 

197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乡城流动。这是中国的城市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11%，现在已经达到45%。城市化比率在1949到1978的29年间从11％提高到18％，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1949年到52年还应该是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而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8％提高到45％，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前一个29年多提高了20个百分点。在最近十二年里，从1996年到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增加两千多万城镇人口，总共增加了两亿四千多万人口，比美国2007年总人口的六分之五还多。2007年中国城镇总人口不到6亿，其中40%以上是1996年以来新增的。

从1996年开始，中国城镇新增人口每年都超过了中国新增总人口，中国增加的所有人口加起来还不够补充城镇增加的人口。所以，中国必须从其他地方，也就是从乡村获得新增的城镇人口。中国新增城镇人口到1995年还是低于新增总人口，从1996年开始就高了。1996年新增城镇人口比新增总人口高出1.7倍，以后越来越高，到2003年达到了2.8倍，也就是说新增城镇人口是新增总人口的近三倍；截止到2007年依然是两倍多。一般而言，城镇人口中去掉新增总人口，就是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1996年到2007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两亿四千多万，新增总人口一亿一千万，所以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有一亿三千多万。

但上面计算人口转移的方法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新增人口不但发生在城镇，也发生在乡村，甚至乡村每年新产生人口比城镇还多，所以，新增总人口中必然有一部分应当算到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中。我们看一个公式，新增城镇人口=新增总人口＋乡村人口净减少＝城镇净出生＋乡村净出生＋乡村人口净减少。前面仅仅根据第一个等号后的公式计算人口转移，忽略了乡村净出生人口的进城同样属于人口转移。所以，中国乡城人口转移总量应当加上新增人口中的农村人口或者农村净出生人口。

可是，中国没有公布乡、城出生率数据，我们也没有人口转移的正式统计数字，所以我们只好估算人口转移规模。假定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同时适用于乡村和城镇，城镇人口增长率和乡村人口增长率相同，也和总人口增长率相同，这样推算的每年城镇人口就会比实际人口少得多，其中的差额便是每年的转移人口。从1996到2007年，中国乡城转移人口从一亿三千万一下子增加到两亿多，增加了一半以上。乡城转移人口占城镇新增总人口比重也从原先的55%提高到84%。就常理看，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应当高于城镇，所以假设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应当不会高估、而可能依然会低估中国乡城转移的规模。根据上述假设，中国最近12年内城镇新增人口中六分之五以上来自农村，城镇人口自身的增加仅占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在这12年间，中国有至少两亿人从农村迁入城镇。两亿人的概念是什么呢？它们是1995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是中国同期新增总人口的一倍。如果用国际数据比较，2亿人是2005年墨西哥总人口的一倍，是波兰总人口的五倍多。换句话说，中国最近12年的乡城移民总数相当于2005年墨西哥全部人口在六年时间内转移到美国，或者相当于波兰全部人口在两年多时间内转移到西欧。这样集中和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转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人口转移和劳动力密切相关。中国城镇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24％上升到2007年的38%。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同期从30％上升到60％。200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徘徊在50%左右，之后它就稳定地低于总量的一半。但从中国统计数字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重大差距。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而城镇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24%，城镇劳动力比重高于城镇人口比重。到现在则完全变了。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45%，而城镇劳动力比重只达到38%，后者反而远远低于前者。可见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乡城转移不同步，劳动力转移远远慢于人口转移。

中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在城乡之间是于1990年前后发生逆转的。1990年以前，城镇劳动力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很高，就是说城里劳动力多、非劳动力少；乡村劳动力少、非劳动力多。1990年以后完全改变过来了，在农村劳动力多，小孩、老人少；在城镇劳动力少，小孩、老人多。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人口。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劳动力还达不到一半，可中国乡村人口中三分之二都是劳动力。这些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中国统计资料同时表明，越是乡村人口比重高的省份，少年儿童占人口的比重越高，因此乡村人口中非劳动力也许应当更多。

对中国劳动力乡村转移的实际状况也需要估计，因为我们缺少直接的转移数据和乡城、农业非农业的劳动增长率数据。中国乡村劳动力本身也在增加，比如10岁、13岁的孩子过几年就会变成劳动力，所以必须加上这一部分人。我在这里列出了估计值。如果假设乡村劳动力增长率是总劳动力增长率的1.2倍，则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是7800万左右，从农业到非农业转移大概8000万左右。但这些估计值依然可能大大低估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规模。中国官方和学者的一般估计是中国劳动力乡城转移在1.3亿左右，农业非农业之间转移数量更大。不过，这些估计没有被中国劳动力的长期统计资料所采纳。无论如何，与人口转移一样，十几年来，中国劳动力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乡城转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

　　人口转移的基础是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关心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我在这里仅仅说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机制。从农业或者农村看，劳动力减少，仍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收入会增加，包括进城劳动力在内的家庭总收入也会增加。例如，农民家庭里第一个劳动力离开了农村，第二个劳动力想继续离开农村，他对城市工作工资的要求会超过第一个离开农村的劳动力。从城镇或者非农产业看，雇工农村劳动力固然便宜，但雇佣的多了，农民工的工资便必须提高。而农民工工资提高的条件是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的前提又是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资本劳动比是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或者平均每个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数量。为了提高资本劳动比，第一需要劳动力增加得慢，第二需要资本增加得快。

中国总劳动力增加速度。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每年增长1%左右，而现在在0.7%、0.8%左右，并且还会继续下降，所以中国总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另一方面，即使仅仅看中国国内资金投资也是很多的。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一直是上升的趋势，最近几年保持在40%以上。一方面是大量的投资，一方面劳动力增长很慢，所以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的很快。我们看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的比率。这个比率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都几乎是不变的，它就像中国陷于贫穷陷阱似的长期不变。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比率长期不变的话。中国总资本和总劳动比率也应当不变。但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每一个新增加的劳动力所提供的新资本快速增加。按照1978年价格计算，1991年中国平均为每个新增劳动力而新增加的资本仅仅为五万元，1998年达到了十万元，2003年便超过了二十万元，2006年则达到了三十六万元，15年内增加了七倍。所以，中国有足够的新增资本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更具体地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原因是第一，新增资本主要投向城镇，第二，城镇劳动力增长得比乡村更慢，在这种情况下，城镇企业就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

　　在1997年以来所有年份，中国投资在城镇的增长率总是快于在农村地区的增长率。因此，本来就偏向于城镇的中国投资，现在的城镇偏向便更加严重。1996年的时候，中国总投资里面四分之三在城镇，到2006年则超过了七分之六，所以，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地集中在城镇。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分布则完全相反，绝大多数分布在乡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又很慢。2006年各个省以人均GDP为标准进行排列，城镇人口越多的省少年儿童越少，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得越慢。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城镇发达的地方、越是GDP增长快的地方，本身能够新增的劳动力越少。一方面，中国投资严重偏向城镇，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分布严重偏向农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自身增长速度又很低，所以，城镇产业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而限制农民进城制度的放松，使农民有可能向城镇提供劳动力。

　　在中国劳动力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中国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又表现出显著的周期波动。中国农民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周期性。从1953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个大趋势，但这个大趋势又充满了波动。比如，1958年中国劳动力中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从农业转到非农业。这样大规模的集中转移是中国随后发生的社会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随后几年绝大部分农民又转移回去。1978年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1978、1984、1995、2006诸年及它们前后的年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但在这些年份之间，总有若干年农业劳动力绝对增加。用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数量和总劳动力数量对比，把它们的比值当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发现该转移率呈现十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并且和GDP增长率的波动有明显关联。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指的是城镇失业率，失业人数大约占总就业的1%。中国失业率数据从1978年开始，30年来失业率没有波动特征，和GDP的波动谈不上什么关联。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中国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转移又是波动的、具有周期性的。所以，中国农民转移本身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中国来说，农民转移比城镇失业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减少贫困更加重要。所以，农民转移的均衡，也许比失业就业的均衡更加重要。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观察，中国农民转移既是一个不断从乡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有时转移多、有时转移少甚至转回乡村和农业的短期波动过程。中国经济政策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促进农民转移的同时又缩小农民转移的波动。

（本文是笔者在美国加图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召开的“通往和谐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17日。这次发表前作了修改。）

“夜话”2008年第18期，2008年11月20日

 

 

        今年九月美国次贷危机转变为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许多朋友关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担心中国经济是不是会被拖入经济下行道甚至经济危机。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已经走入下行道，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入危机阶段。只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经济危机才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来看经济危机的特征：

  1．银根突然收紧，银行倒闭。

 前者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并还在持续。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国务院和央行一年前的收紧银根和提高利率的行动上，而且体现在民营企业转向高利贷的行为上。高利贷的年利率至少是100％。虽然国务院现在开始大幅度放松银根，但时机已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企业必然周转困难，银行就收不回到期贷款本息。中国的银行当然不会破产。可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商业银行标准和法律制度，中国不多几个银行中应当已经倒了一、两个。

  2. 企业减产和倒闭

 由于银根突然收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被迫减产，民营企业甚至破产。我没有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近几个月来中国多少企业减产，多少企业倒闭。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各地方的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不伸出援助之手的话，中国倒闭企业的数量会很大，减产企业更可能占到一半以上。而无论各地方政府怎样援助，保证企业不倒闭，企业减产，开工不足却是政府也无能无力的事情。

   3. 价格、工资、利率全面下跌

 企业倒闭或者减产，企业对原材料需求下降，原材料价格下跌；企业急于卖出库存换取周转资金，商品价格下跌；企业周转不灵，工资下跌；政府要松银根救市，利率下跌。原材料价格已经一泻千里。利率也已经减低。前一阶段用高价原材料生产的商品正走上赔本降价之路。工资更是从升势一转而为降势。小企业农民工工资下降，大企业白领工资下降，就连保姆、钟点工的工资也从多年升势变成了降势。

  4．失业陡增

 企业减产就意味着开工不足，就要减少工人，企业倒闭更得把工人扔向街头。当然，在中国，失业陡增说的是农民工突然发现没有活干了。于是，“民工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工慌”，劳动力短缺一下子就变成了劳动力多余。企业提高工资、福利找农民工的故事好像一下子成了难以追忆的历史。现在是农民工到处寻找就业，找不到就业就得回乡，或者在城镇漂泊。

 虽然我既没有个案的调查数据，也没有全国的可靠统计资料（很遗憾！！），但凭我的理论分析 [参见我的“理解农民转移的经济学”(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4&cid=59) 和“价格波动与劳动力转移波动：以中国背景的分析”(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3&cid=18)] 和我对中国经济的感觉，我认为中国经济危机已经是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理论，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造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上涨造成通货膨胀，银根便必须收紧。银根一收紧，再加上通货膨胀时企业本来就需要更多资金，两头夹击，企业周转困难，还不起本息。此时，即使银行不倒闭，企业也得不破产便减产，农民工就得失业，价格包括农产品价格、工资、利率就得全面下跌，经济跌入危机，投资全面萎缩。正如我在上面列举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大量农民转移，农产品就可能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的相应上升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农业的人力资源约束又会演变成整个经济的劳动力短缺。如此，经济增长不能不放缓，农民转移不能不放慢甚至转回农业。”但农民转回农业就等于非农产业衰退，否则，非农产业何以能让农民工离开？

 今天，讨论中国会不会因为世界金融危机拖累而衰退，讨论中国实体经济受到虚拟经济危机的影响有多大等等问题已经没有意义。在我看来，中国实体经济已经落入危机。经济危机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事实，而非未来可能不可能发生的问题。现在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面对这个事实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中国经济落入危机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尤其那些失业农民工，他们是承受危机苦难最重的群体。不过，经济危机也不可怕。最近三十年中，中国经济至少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后农民工被迫回乡的经济危机。可今天的中国经济依然比三十年前强得多，农民生活依然比三十年前好得多，能够在城市坚持下来的农民依然比三十年前多得多。50年前的1958年，中国虽然由于农民过度转移导致了农产品大减产和经济危机，但只是因为毛泽东政府的绝对专制，才造成了农民被迫困守农村而饿殍遍野的悲剧。经济危机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次经济危机也是短暂并且有底限的。同时，它可能带来的社会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根本方式就是政治清明和公民自由，包括信息的公开。

 

“夜话”2008年第17期，2008年11月6日

 

  

       一个月前，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公司倒闭、美林公司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申请政府紧急救助，美国金融危机正式浮上台面，并迅速波及到全世界。一夜之间经济问题变成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也变成全世界关心的主题。在这个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经济灾难以及可能衍生出来的社会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有也应当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很简单：这一次美国和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映，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灭（中国常用的语言“关停并转”），而经济危机就是消灭生产能力、使经济活动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一下危机的逻辑：由于新市场、新技术或者新资源的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1989年世界专制体系和与此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消亡后，俄国、东欧国家以及早先的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印度、埃及等几乎全部第三世界国家放弃第三条道路，它们积极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对原先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相当于新市场、新资源的发现。而这里最重要的是新资源，因为新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给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不会比后者向前者提供的市场更大。同时，新发现的资源最重要的不是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矿产和土地，而是人力，是廉价的人力。一部分人力向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民，绝大部分人力留在自己的国家而资本从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来，利用这些人力把商品生产出来再卖到老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这样廉价的人力，就像发现一个巨型露天富铁矿或者易于开采的巨型油田，一下子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成本降低下来。此时，即使商品出售价格也会降低，资本利润率依然会显著提高。所以，资本投资活跃起来，资本变得供不应求，各种融资工具发展起来，货币也迅速增加，但由于成本的降低和投资的兴旺，价格不会明显上升。整个世界经济奔上高速公路，世界GDP年增长率达到了5％。经济增长出现在世界所有地区，包括南美、中东、非洲、南亚、东亚、东欧。全世界到处都出现了过去难以设想的高速发展。当中国人对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经济奇迹时，阿拉伯人注视的是迪拜接连竖起的世界第一高楼，而不是电视上天天报道的伊拉克战争或者伊朗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村庄里的农民走入了城市，近二十年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世界人口非农化的过程，因为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体系发现的廉价人力就是这些原先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农民。同时，如果说当资本主义最初在欧洲出现、其优越性尚未呈现的时候，农民还不愿意融入这个体系，那么，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这样的心理阻力不再存在。农民欢迎资本主义，原先反对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一旦改变态度，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就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联合起来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也就出现了。老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廉价商品，新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生产能力，农民获得了非农就业。虽然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就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来说，仅仅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就从50％降到了45％（实际情况应当远远超过中国官方统计），越南从65％降到了58％（2004年），孟加拉国从62％降到了52％，巴基斯坦从48％降到43％，泰国从49％降到43％，保加利亚从26％降到9％，罗马尼亚从43％降到32％，土耳其从36％降到30％（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转出农业。只要这一大规模转移还能够延续，只要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制度还能够源源不断地向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廉价劳动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就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世界本来就有的劳动力不是无限的，世界增加劳动力的速度不但不会超过2％，而且正变的越来越慢。因此，近二十年来尤其近十年来的世界高速增长周期总要到达极限。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不是自然资源不足。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本，就短期而言，澳洲有的是铁，中东有的是油。就像中国出现的情况那样，只要对奴工不闻不问，或者只要农民还多的是，煤就有的是。环保主义者所说的资源长期耗竭和两年前世界遇到的资源供不应求完全是两回事。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也不是资本不足，只要利润率高，资本总是有的。决定增长极限的亦不是凯恩斯说的需求不足，资源的快速涨价就表明对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需求。就这一次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来说，决定增长极限的是人：世界还有多少农民可以廉价地被资本主义体系吸收！！

经济增长的特点总是在繁荣的时候加工工业和建筑业增长更快，农业和采矿业增长更慢。这一次也是如此，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农业劳动力和采矿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减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两三年前，由于高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投入不足，矿产品开始大幅度涨价。但自然资源的涨价还可以通过加工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来消化。到了后来，连农产品也涨价了：世界干脆就缺少农民种田。有人说把进城农民动员回农村就行了。可是动员农民工回农村，城市产业怎么办？城市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来保证低成本的生产发展，农村需要农民来保证粮食实物产量增长和收入增长维持着一定比例。可全世界既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低成本的非农业生产，也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粮食生产。而由于农民更愿意离开农业，所以劳动力短缺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粮食供不应求。世界市场粮食价格在2007年一下子达到了历史高峰。粮食价格的猛烈上涨意味着增长极限来临，而它的背景是劳动力短缺。

本来，在世界加工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随着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上涨。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工资上涨，进一步迫使需要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非农产业提高工资来吸引他们。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利润率必须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包括资本主义的金融再也不能够按照原有的利润率来发展。生产必须收缩，一部分投资必须放弃，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封存或者消灭。另一方面，粮食价格的提高又引发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最关心的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政府为顺应公民的要求必须抑制通货膨胀，而其手段就是提高利息率和减少货币流通，收紧银根。这两个措施不但明显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企业才是借款的大户），而且许多企业根本借不到款。原先出现的仅仅是劳动市场紧张，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涨，现在资本市场一下子也紧张起来，资本短缺和资本成本上涨。因此，生产和市场再也无法在原有规模上维持下去。世界经济从哪一个点开始破产仅仅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太多的低效生产能力。只要某个点开始破产，多米诺骨牌就会一个一个地倒下。

今天，我们知道最早破产的是美国低收入购房者。在食品价格上涨和房贷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下，这些人开始破产，并导致了房产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引发了现在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许多人说美国鼓励低收入者购房是政府错误，所以政府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低收入者突然还不起房贷，而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信用的社会，一个还不起贷款的人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窘，我们很难设想个人收入正常而不去还贷的状况。有人把罪过算在金融衍生产品和房贷证券化之上。可包括中国学者、研究生写的成千上万篇金融创新论文都表明只要最终用于实体经济包括住房的借款能够按计划归还，金融创新和房贷证券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有人说美国联储或者中国央行有罪，因为它们先是发行过多货币、后又过分抽紧银根。可是它们在过多发行货币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它们国家的通货膨胀，而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它们又不能不抽紧银根，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把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还有人说指责华尔街商人道德败坏。美国国会对雷曼公司的审查确实发现了雷曼公司高管的高分红，但到现在为止FBI还没有发现雷曼公司做假账之类的违法行为。况且，在这里，如果真有商业道德败坏，它的作用也是推迟危机而不能避免危机。再说，如果雷曼公司赚的钱够多，它也不必用败坏商业道德的方式避免破产。是什么因素让雷曼这样一大批金融业巨头陷入困境？这里的原因只能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危机。我们所要做的是解释资本主义体系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为什么一部分购房者还不起房贷、为什么大部分金融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

确实，大众心理最关心的是最早破产的那个点，所以美国和房产次贷自然成为舆论谴责的靶子。历史学家也许会弄清楚、也许永远弄不清楚世界经济最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破产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月所说的“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谶语永远迷惑着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者：他为什么那样说？他知道了什么？中国经济是世界发现的新资源即廉价劳动的最大所在。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中国经济的困难只能意味着这一新资源的枯竭。中国经济缺少任何其他东西：资本、技术、市场、高级人才、自然资源、经济和社会制度，世界都可以帮助，都不会让中国陷入困难；惟独普通人力资源，如果中国一缺，全世界不但一时间无能为力，而且全世界还得眼睁睁地跟着陷入最困难的时候。全世界公民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落入金融危机的。全世界政府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必须改弦更张，从收紧银根转为放松银根的。全世界的人目瞪口呆地听着布什解释为什么要采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救市措施，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实体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这里，真正理解和应对危机的政府与公众需要知道的关键问题是原先发现的“无限劳动供给”已经“有限”到了什么程度。

       将近三十年前，当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我在自己发表于《北大研究生学报》创刊号上的论文里曾经无意识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全国人口的大部分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雇佣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他们的联合斗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他们达成正常出卖劳动力的契约：这样，劳动力价值规律，工人本身的再生产，便可能逐渐地取得它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正常地位。” （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1014268269.pdf）作为生活在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的中国人，我幸运地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前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过程，目睹了中国各种经济活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尤其目睹了中国农民通过迁移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企业原先还只管农民工的使用、而把农民工的生老病死（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丢给非资本主义体系承担，所以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大大降低生产的人力成本的话，那么，随着全世界人口尤其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资本主义体系就越来越必须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纳入体系内部。而这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提高、雇佣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向中产阶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最终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当然也意味着社会最终转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这一转变过程充满着繁荣和萧条、进步和退步。纯粹就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波动中增长。每一次波动都有其具体原因，也都有其繁荣的上限和萧条的下限。但是，即使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最公正、最勇敢、最谨慎地对待社会和经济问题，人类仍然不能避免经济波动。这就和生病一样。每一次生病都有具体原因，但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一个人仍然不可能不生病。所以，未生病时不要得意忘形，生病时不要悲观失望，也是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或严重经济危机应当持有的态度。当然，一个人可能因病而死亡，资本主义可能也会死亡。但是，看看2008年的世界上依然有那么多生活在前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农民，我们就会知道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时代；看看资本主义经济迄今为止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我们又会明白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病而无致命危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通往大众富裕和公民平等的路都还很长，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还有着广阔前景。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击碎了“劳动无限供给”的幻想，把劳动力短缺现象清楚地揭示在世人眼前，在长期中将有助于劳动收入提高和劳动者地位上升，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自己的增长建立在新的劳资关系和新的更高劳动成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把十几到二十几亿（远远超过老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人口！！）人口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纳入自己的循环周转之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意义。

 

 

“夜话”2008年第16期，2008年10月23日

 

 

 

　　最近，国内与国外都有朋友和我谈起申请研究项目资助。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同时，我也明确表示我是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受项目束缚，我的研究不能受项目束缚。所以，我不申请项目资助。
　　首先，作为自由研究者，我只研究我乐意研究的东西。而我乐意研究的是距离政府和现实很远的经济学理论。我无法预见我的研究是否能够出成果，更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够出成果，因此我无法申请具有明确时间计划的研究项目。  其次，作为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说假话。在中国，所有社会科学项目都要求研究成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不违背社会主义。但既然是研究，事先就无法预期研究结果。一个人在研究之前怎么可能保证他的研究结果不违背这两个主义呢？将近三十年前，在绝对专制刚刚松懈的时候，我在自己撰写的学士论文上加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是的，我的论文追求的是和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的一致，而且我当时笃信马克思，可我在撰写前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得出的结论不会正好揭示《资本论》逻辑体系的错误呢？在科学史上，弟子诚心诚意地研究先生的理论并且也证明先生理论正确的例子很多，但发现先生理论错误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哪位先生能让弟子保证其研究结果不违背先生理论呢？如果一个先生这样做了，他让弟子从事的就只是写作学习心得，而不是研究。一个政府这样做了，它让“经济学家”写的也是学习心得，而非从事研究。我做的是研究。我要保证我的研究结果不违背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我便在说假话。因此我只好不申请研究项目，或者说我不愿意申请违背自由研究精神的资助。 
    再次，作为自由研究者，我需要的是正常生活条件，而非特殊项目资助。在中国，许多获得项目的人可以通过“项目经费提成”增加个人收入。我希望增加个人收入，但我知道，项目申请要填明经费用途并且没有申请者个人收入补贴一项。因此，项目经费若按申请用途使用，个人提成便无从谈起。所以，在个人提成的情况下，任何审计员只要一对照项目经费申请用途和经费实际用途，就会发现经济犯罪。虽然我们中国同胞喜欢说“罚（法）不责众”，但违法总是违法，是无法用众与不众来推脱的，教授这样的高地位人士尤其无法用“从众”来推脱责任。  
    我完全同意针对成果可预见、时间能明确的研究实行项目方式。可至少就社会科学来说，大多数研究成果难预见、时间难明确，因此并不适合项目形式。为了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政府和大学应当做的是保证研究者的适当收入，让他们安心地自由地研究，而非用项目方式让他们去挣钱，让少数项目很多的人富起来，而置多数尤其是年轻研究者生活在艰难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校长应当懂得这一点。据说，在亚洲太平洋经合组织（APEC）的上海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看到外国元首在屏幕上用曲线解说本国经济，会后便提出拨款搞项目，让经济学家在几年内也搞出中国的曲线图来。可是，如果不想让外人贻笑大方的话，中国领导人拿到APEC上介绍的理论，就不是用项目、用钱能够创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现在资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据说出一本书给200万元资助。但我可以说，那绝非研究项目，而只是少数学术骗子在糟蹋和骗取老百姓的钱。正常生活条件下的自由研究，是发现和创造的基本条件。我坚信这个在科学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因此不去申请特殊的资助。  
    第四，作为自由研究者，项目资助也不是我从事研究的必要条件。相反，项目方式更可能阻碍我的研究。项目申请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万幸地得到批准，还得按时完成项目，得把项目成果发表在某一等级杂志上等等。我从事自己的研究，无须批准，没有时间压力，没有发表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够认真思索一些问题。比如我从1998年发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后，一直思索着如何把这一机制转变成分析性模型，直到今年年初才突然有了思路，并且建立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分析模型（也许它才是中国领导人在下一次APEC会议上解说中国经济时需要的曲线图！）。如果十年来我不断从事短期见效的项目，虽然我的收入多了，小小成果多了，但我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重大成果。 
    在学校的评比中，我是落后的，因为没有研究项目。在中国的研究者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够自由地研究并且还获得了一些成就。感谢上天，感谢朋友，让我做一个心灵无拘无束的自由研究者。
  
“夜话”2008年第15期，2008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