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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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已经基本过去，但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风波还没有过去。因为范跑跑事件和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事件一样，再一次迫使我们中国人直面自由、权利和责任的问题。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特别珍惜个人的自由。作为自由主义者，我同样特别重视个人的责任。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职业、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够躲避这样的责任。在这里，责任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和我们与生俱来的个人责任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如果被迫做某件事的，我们便不必承担这件事好坏的责任。同样，没有责任，我们也没有自由，因为一个不肯为他的自由行为负责的人不能拥有行为的自由。

其实，自由主义者从来就把自由和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哈耶克就明确指出：“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蒙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和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因此，“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自由秩序原理》中文版第83­－84页）。

范跑跑和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事件，牵涉到一个人在职业中的自由、权利和责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泰坦尼克号遇险时，船员只能让乘客先撤。为什么？难道船员不比乘客更知道救生船在哪里和如何跳上去逃生？是的，船员有更强的能力逃生。但是，如果一个人选择了船员职业，他就承担了在紧急情况下后于乘客撤离的责任，无论这个紧急情况是灭顶之灾还是无险之惊。一个船员有不当船员的自由，有组织工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但是，如果他还担任船员，他就必须放弃先于乘客逃生的权利，而承担起后于乘客逃生的责任。

范跑跑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可以选择当教师，也可以选择不当教师。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他选择当教师，他就放弃了在紧急情况下先于学生逃生的权利。我也是一名教师，而且是服膺自由主义的教师。尽管我面对的学生是成年的大学生而非范跑跑面对的未成年人。但我同样明白，发生危险的时候，我的责任是让学生先逃。有人说范跑跑在地震中“（先）跑是权利，不（先）跑是高尚”。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与说船员在船难时“先逃生是权利，后逃生是高尚”一样错误。一个人先于学生逃生的权利在他选择教师职业时就已经放弃了。因此，先于学生逃生不仅是道德上的耻辱，而且是法律上的犯罪。在我曾经读书的以自由主义立国的德国，范跑跑这样的教师完全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并且肯定会被永远开除出教师、公务员以及包括私人企业管理者在内的职业。

范跑跑曾经说他在地震中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救的。范跑跑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先于母亲逃生，与船难时男乘客是否先于女乘客逃生一样，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责任问题。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中，和女性有着同等逃生权利的男乘客让女性先逃，是男性乘客的高尚；但船员让乘客先逃，首先是船员的责任（我不否认船员也高尚，但对他们来说，第一位是责任）。据说泰坦尼克号灾难中，有一个男乘客混在女性中逃生了，后来他终生生活在耻辱之中。可如果一个船员先逃生，他遭遇的将不仅仅是耻辱，而且是法律的追究。汶川地震中的学生逃生也许会出现争先恐后现象。对那些学生来说，这些现象是正常的，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但是，范跑跑先于学生逃生，就不仅仅是道德的耻辱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责任问题，一个他个人必须受到实质惩罚的逃避责任问题。

十四年前，在不慎的火灾中我们出现了“让领导先走”的现象；今天，汶川地震中我们又出现了范跑跑现象。这两个现象的共同特点都是本来放弃了“先走”权利而承担起后走责任的人却在灾难临头时首先逃生。他们的道德水平低于船员，可他们的责任履行更低于船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人因为不履行责任而“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谴责”与追究。可是，如果我们追究范跑跑的责任，我们首先应当追究那些在克拉玛依火灾中先走的领导，因为那场火灾给我们民族留下的耻辱、给普通公民心里刻下的烙印太深了。当年那种“让领导先逃生”的现象如果立即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彻底批评、先走的领导立即得到应有的惩罚，民众心理上就不会留下如此阴影，十四年后的范跑跑现象也许根本不会出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灾害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让领导先走”和范跑跑现象是可以避免的，许多民族已经避免了后者。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如果还希望中华民族也能够避免后者，如果不愿意听任民族道德的下滑，就必须有所作为。在这里，自由主义者不但需要政府，而且需要一个在“让领导先走”和范跑跑现象前一扫软弱无力形象的政府。

“夜话”2008年第10期，2008年6月16日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全中国、全世界许多人伸出了救助的手。震后救灾让我们看到了人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的进步。

当然，有些网友的看法不同。比如网友“Cytherea”认为救灾中出现的军民团结一心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的事实不能够用自由主义来解释。它是我们集体力量的体现，而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面前得到了100分。（参见www.hujingbei.net/lyb， 相应页码）。

我不同意Cytherea的看法。

第一，在地震发生后军民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比如近10多年来发生的台湾9.21地震、日本的阪神地震，也都是军民团结一致拯救生命，可那些地区或国家是服膺自由主义的。

第二，和1976年唐山地震的救灾比，我们的政府是大大进步了。最简单的三点：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让外国救援队和医生进来，唐山地震少死亡5万人是可能的；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告知全国全世界真相，全国人、全世界人都会伸出援助的手，多得多的伤员将会得到医治（而当时全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中央财政极其拮据，救灾急需的医药、帐篷和资金极为紧缺）；如果唐山地震时中国政府不是由年老体弱的人按终身制领导着，救灾的决策会迅即得多。汶川救灾时政府在上述三点上的进步，正是三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传播和取得人心的结果。比较一下今年缅甸政府在热带风暴后和中国政府在地震后的救灾表现，我们就不难体会中国政府的进步、中华民族的进步，也不难体会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展。

第三，汶川地震灾难景象和救灾状况的传播、网友对救灾措施的评论、公众通过非官方媒体发表的对政府的期望、意见、批评甚至牢骚，都对政府的救灾行为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压力。这和新闻自由对政府的监督压力有异曲同工之效。而我们的政府也开始即时公布死亡人数和救灾措施、救灾进展。这一切离开自由主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唐山地震的灾难和救灾状况，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只准许每个人说好话。可是，今天我们随时知道汶川地震的状况和救灾进展。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民族在2008年有一个或多个为中华民族福祉的和平的反对党专门监督执政党与政府的救灾行动，政府为汶川救灾肯定会做的更好。

第四，自由主义从来就承认集体、承认政府。从来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低估过集体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自由主义不是仅仅承认个人作用的个人崇拜主义或强盗逻辑（事实上，专制者都鼓吹个人崇拜，崇尚有力就有理的强盗逻辑）。自由主义只是强调从平等、独立的个人出发来观察集体与政府。从300年卢梭的“契约论”，到30年前罗尔斯的“正义论”，自由主义者都明确指出集体行动和政府在人类社会中的绝对必要性。这种绝对必要性的来源之一，就是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自由主义认为，个体为了在遭遇谁都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时获得其他个体的帮助，愿意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与自由而和其他同样做出权利放弃的个体组成共同体以至于政府。因此，一旦灾害发生，没有受灾的个人将按照共同体或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力投入救灾。专制政府在其臣民遭遇自然灾害时也可能全力投入救灾。但专制主义只是可能全力救灾，自由主义则必然能够做到全力救灾，因为每一个个人把部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或政府，正是为了在自然灾害时能够有效地救援受灾的那部分个人。如果共同体管理机构或者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就有权利收回让渡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利和自由并组成新的有效政府。相反，专制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权力说成天意，就是把自己封为集体的“最杰出代表”，而根本否认他的权力来自于每个个人的自愿让渡，否定他在救灾低效时让出权力的必要性，因此为了隐瞒低效也否定救灾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救灾状况自由评论。

我们中华民族、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救灾上的进步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一进步不但让我们的民族减少了伤亡和苦难，而且也让我们民族和我们政府在自由主义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华民族在未来仍然会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主义的方向，我们就能够避免三年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的社会灾难，我们也能够减轻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我们中国民族也才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

（2008年5月27日）

价值和财富、物化劳动和人化劳动——再论我的服务业资本分析和《资本论》体系的关系.doc

今、明、后三天是全国哀悼日，悼念在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的受难者，抚慰受伤者和受灾者，感谢救援者。

地震那天，上海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可是，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汶川，却发生了罕见的人间灾难，二万多个生命瞬间消逝、更多的伤员在呻吟，还有更多的人在暴雨中的帐篷里度过不眠之夜，而救援者甚至用手在挖….

悲惨的状况、苦难的人们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三十多年来，我们民族没有遭遇这样严重的自然灾难。我们有饭吃了，有屋子住了，有书读了，有事情做了。尽管年年有洪水、有台风、有雪灾、有沙尘暴，但毕竟很少死伤、毕竟没有牵动大家的心。

因此，我们几乎忘却了苦难。前年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是新唐山的雄伟，甚至是“宁愿死伤几十万，换得新城亦雄壮”的潜台词。受灾者的苦难、民族的困难甚至耻辱，似乎都不存在。

唐山地震时，我是毛泽东的迷信者，我的想法和官方报纸一样，反对国内外势力利用唐山地震来干扰毛泽东的批判邓小平右倾路线的伟大战略部署，唐山人在抗震中的英雄气概激励了中国人民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的革命斗志。

那时候，报纸上没有苦难，只有唐山人的英雄事迹。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捐款，因为没有苦难。

三十二年了，我们民族是踏踏实实地向前走了一步。

政府公布着死亡人数，电视播放着苦难情景，网络流传着悲惨和勇敢的镜头。那些震撼心灵的照片，自己不敢正视却又不能不正视的照片。

苦难唤醒我们的怜悯心。苦难让我们意识到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是一家人。苦难让我们张扬人性，苦难让我们良心有愧，让我们不能不从心里怜悯他人、同情他人，不能不为他们做点什么。

苦难唤醒我们的敬畏心。苦难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自然灾害前的无助与个人的渺小。在上天面前、在大自然面前，在人类历史面前，我们每时每刻都应当怀有敬畏的心情，都应当战战兢兢，多询问几次上苍：“我这样做对吗？”

人间是有苦难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社会灾害造成的苦难、民族不成熟造成的苦难。

今天，苦难落在别人身上。我能够体会，我希望死者安息，生者坚强。

明天，如果苦难落在我的身上，我会坚强地承受苦难。如果苦难不落在我身上，我会好好生活，超脱名利，做一个自由而又自律的人

（2008年5月19日）

今天五月四日。五四运动89周年。今天也是北大校庆日，110周年。

我在北大散步一圈。与十年前相比，自己住过的29楼，窗户多了铁栅栏；图书馆前“创造性地”设立了一块临时留言板，留言变得次序井然了；而未名湖现在则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大散步，就会想到五四；校庆日在北大散步，五四更是“触手可及”。五四运动提倡的是“民主、科学”，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九十年前的气氛也许和今天差不多，年轻人有一种受到外国欺负的感觉，政府给国人一种在外国面前懦弱的感觉。九十年前，北大学生站起来了；今天，据说合肥的大学生站出来了。但是，也就是据说……

九十年前，北大学生在帝国主义欺负下站起来了。五四运动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保护中国的主权的运动。五四运动即使反封建，也是次要的。民族是重要的，国家是重要的。五四运动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展示了中国人对国家平等地位的诉求。

民族的重要，在于民众的组织、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无论用武力还是用选票，在一个很大却又不太大的民族中建立一种共识与秩序，总比在所有人中建立共识与秩序容易得多。而民族感情、民族意识直到民族主义对于建立和维持这样的共识与秩序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欧美国家在19世纪把资本主义推向全世界以后，世界各地区的民族在二十世纪就开始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发展，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民族革命就成了二十世纪的主要潮流。全世界180个民族国家，一大半是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内，尽管全世界还面对着库尔德人问题、非洲民族争端问题，甚至还有我们自己的西藏问题、但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的问题在全世界已经基本解决，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基本上成为本民族的问题。就拿最近三十年来说，韩国的增长与菲律宾的停滞、印度的变革和伊朗的复旧，主要原因显然只能在国内寻找；可在五十年或者八十年前，这些国家还没有独立、这些民族还不能自决。我们中国也是如此。1942年的河南省饥荒，日本侵略无疑是基本原因之一。但无论像1960年饥荒、1966年动乱一类的灾难，还是像1978年改革与1989年民主诉求这样的进展，基本原因都只能在我们民族内部寻找了。

在看到民族主义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又必须认清民族主义是一把极其危险的双刃剑。所以“极其危险”，是因为它极其容易被谋求封建专制的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总是国人感觉受欺负、感觉政府在外国欺负面前太过软弱的时候。这时候，国人不再依靠政府，而是自发地挺身而出，抗议外国人的欺负。1919年的北大学生如此，2008年的合肥学生也如此。他们在抗议外国人的同时，也在抗议本国政府的懦弱，在呼唤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正是对强大政府的呼唤，正是这样的民族情绪，为封建专制提供了必不可少而又强大无比的心理基础。1919年如此，2008年也如此。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就这个意义来说，就中国在五四运动后的历史来说，尽管五四运动本身是民主的，五四运动反帝国主义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五四运动在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的另一个指向又是反民主和拥护封建主义的？因为五四运动所展示出来的民族情绪，使国人愿意为了政府的强大而放弃自己的民主诉求，使国人为了民族的强大而漠视普世的价值，而这样的意愿是封建主义的。我曾经在纪念陈岱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像陈先生那样发动五四与深受五四影响的两、三代人，宁愿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自己对民主自由的呼吁，转而拥护帝王一言九鼎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因为他们在帝王那里看到了民族的强大。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却走向了封建主义。他们在弱政府下争取民主，在强政府下俯首听命（请原谅我用这样的不敬之词）。二十岁开始争取自由民主的刘文典，在蒋介石面前何等地刚强独立，但1949年后，他的大学独立精神又到了何处？去年参观扬州何园时，看到介绍何世桢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总统不能终身制的提案、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文字，我不禁自问，在不准人提出这样提案的1949年后，何世桢反对过独裁统治吗？今天，走在北大，我问自己，北大比起五四运动时是更封建了还是更民主了？今天，在面对站出来的合肥学生时，在面对有一次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政府软弱感觉，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避免一个正在远离帝王专制的中国，一个多少能让合肥学生走到街头的中国，如何向前发展，发展到五四时代北大学生就享有的民主自由，发展到中华民族每个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强政府，发展到我们民族的强大，而不是倒退，倒退到没有帝王圣旨学生就绝对不能走到街头的强政府，倒退到亿万中国人包括刚刚在“弱政府”下争取自由的（部分）合肥大学生都匍匐在地高呼万岁的“强政府”，倒退到我们民族表面强大但连饭都吃不饱、话都讲不全的那种虚弱的帝王时代。

是为记。

                                   2008年5月4日写，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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