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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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同济校友”最近给我留言，希望知道我为什么对1958年开始的饥荒“耿耿于怀”。我关注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竟然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饥荒。我年轻的时候，太多地接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之类的教育，报纸、广播（那时至少老百姓还没有电视）、学校老师天天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话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主席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1969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并环绕地球播放“东方红”，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因为全世界人民终于都能够听到毛泽东的颂歌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怎么可能设想在他的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相信毛主席以及党报传达的毛泽东的思想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完全能够体谅我的许多朋友干脆否定大饥荒这回事，因为对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的灾难。而我，本来还没有重视这个灾难，可许多朋友的否认，却让我警醒，让我感到了某种义务，让大家知道灾难真实情况的义务。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应当知道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了。那时，我们从城市初到农村，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人民公社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开口就说1958年如何苦。他的话立即被打断，领导告诉他不准说1958年苦，否则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对那个老农非常气愤，这个贫下中农觉悟怎么这么低。彭德怀、刘少奇之流用三年自然灾害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贫下中农受刘少奇的毒害也太深了。

    是的，我们可以说，尽管1958年开始的中国饥荒特别严重，但许多国家、许多时代都有饥荒。中国古代饥荒便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的饥荒也不少。比如那位“同济校友”说的1942年中国河南省旱灾，死了3百万人（我相信他写的“300百万人”是个笔误）。我们假设那时候河南省的灾区全都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可那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毕竟没有自认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是否像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那样，为那场严重饥荒下过“罪己诏”一类的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定程度上容许报纸对自己的批评，他承认有这样的大饥荒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非洲诸国，毕竟没有出过“人民的大救星”、“句句话是真理”的伟大领袖，所以，那里有饥荒，领导者承认，大家也知道。

     我不知道那位“同济校友”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是否已经成年。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谈论1942年的饥荒，那么，另一个人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谈论1958年开始的饥荒。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1942年的饥荒在当时和现在都能够自由谈论，1958年的饥荒当时却禁止谈论，现在也仅仅在网络上才能够谈论。这样奇怪的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执政的饥荒下饿死的人太悲惨了：当时就禁止谈论禁止纪念，现在依然禁止谈论禁止纪念。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禁止谈论禁止纪念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禁止谈论禁止纪念，只要专制还活在部分同胞的心里，我们民族就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58年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危险，而那些在1958年以及随后几年饿死的人，是每日辛辛苦苦耕作、任劳任怨忍受的人，是对“伟大领袖”没有任何二心的人，是我们民族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人！！他们被饿死，比起啧有烦言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迫害，更加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和专制的残酷。

因此，毛泽东执政时期的饥荒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那样。如果没有别人盯着，那就让我盯着吧。那位“同济校友”希望知道我盯着这场饥荒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清楚，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吸取教训，并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前面三点（建议在中学教科书里就专门说明大饥荒及其教训），以便永远地避免这样的饥荒在我们民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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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同济校友”给我的留言

作者“同济校友

标题：

时间：2008-1-10 23:30:27

胡老师，你为什么对58年的饥荒如此耿耿于怀？1942年河南光旱灾就死300万人，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你盯着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参见：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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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8年第2期，2008年1月17日

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看服务业和服务业资本

—再评《略论服务业资本》

一、 马克思的逻辑与“价值”概念的内涵

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价值”这一概念？难道是给“价值”下一个定义，然后进行判断，什么劳动生产价值。这样的话，什么也没有说明。

市场上，商品和商品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那么，这个比例是如何确定的？马克思认为，商品和商品之间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象面积、重量的相等一样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同质的，而在量上相等。就交换价值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质或者说统一体是什么呢？经过分析，马克思认为它们是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的人类一般劳动。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这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整个《资本论》体系以后分析的关键。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它。因此，“价值”是一个记号，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马克思是从客观存在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中，找出商品之间的统一体或相同的质，把他计为“价值”。我们也可以不把它计为“价值”，而计为其他名称，如“SNL”，或者“CBA”等等。可见，“价值”除了表示商品的统一体外不表示其它东西[①]。马克思假定商品之间按照它们的统一体即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进行交换。

不知胡教授是否同意上述为马克思提出“价值”这一概念的逻辑？最主要的，“价值”表示市场上交换的商品的统一体，马克思是从交换的商品的统一体、同一性、相同的质来引入“价值”这一概念的。

如果按照很多学者包括胡教授的理解，商品是物质产品，那么，也可以说，商品的 “价值”是生产商品（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或“物化[②]”的人类一般劳动。如果我们纳入服务产品的话，那么“价值”还能与“物化”劳动或者说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等同吗？

先不管服务业是如何产生的。首先生产和再生产某个服务需要耗费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物质资料中包含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它们的服务业工人要耗费一般人类劳动，这两个劳动因为是同质的，可以相加，共同组成生产或者提供[③]该服务产品（如一次理发、一次手术等）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

现在，市场上商品和服务产品之间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那么，马克思会如何进行分析呢？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商品和服务之间能够交换，它们必然有一个相同的质，只有质相同，在量上才可以进行比较。那么，它们的相同的质或者统一体是什么呢？经过与只存在商品时相类似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它们的相同的质，就是在它们的生产上都耗费的一定的人类一般劳动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同的质，计为“SNL”，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这个统一体。因为商品和服务具有同一的质，那么它们的交换的比例就按照生产和再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进行交换。

胡教授是否同意上述的分析。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那么纳入服务产品的时候，根据马克思的逻辑，会用“价值”来标记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统一体。特别的，胡教授是否同意，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直接假定，商品和服务之间按照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进行交换。

二、 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

当然，“价值”只是一个称号。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他也有可能不用“价值”来标记商品和服务产品之间的统一体――即生产和再生产商品和服务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而可能用其它名字来标记这个统一体[④]。如果，一些学者硬要定义“价值”为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然后作出判断说，服务劳动不生产“价值”，那我们能说什么呢?

可以举一个例子[⑤]：

定义： “价值”＝牛肉

判断：  猪不生产价值

完了！

猪不生产价值，这是定义的同义反复。但是这一判断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什么也没有解决。

《略论》文中多次强调，“这种由服务业资本所支配的服务业劳动，也不可能为其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关键的是，价值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定义价值为“生产物质产品或能够被占有的物质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那么当然“人化了的消费性劳动，不可能被资本所占有，也不可能凝结为价值以及作为价值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这是定义的同义反复。这一判断想说明什么？为什么把“价值”定义为只是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或者说为什么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服务劳动分开来。分开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提出一个概念，关键的不是先下下一个定义然后进行同义反复的判断，而应该是根据分析的进程提出一个概念。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唯物辩证法家，根据分析，商品之间的统一体是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而商品之间按照这个统一体进行交换，这个统一体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规律时很重要，因此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它。

所以关键不是什么劳动生产不生产“价值”，“价值”只是一个分析工具。标记的是商品之间的统一体。

下面我们撇开这些关于“价值”定义和名称上的无谓的问题，而从商品和服务的统一体出发来进行分析。我们记商品和服务的统一体――生产和再生产商品和服务所耗费的社会必要（一般人类）劳动为SNL（Socially Necessary Labor）。根据前面的分析，商品和服务的SNL的质是相同的，在量上不同，因此可以比较。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进行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价值”换为SNL，“剩余价值”换为“剩余SNL”，“劳动力价值”换为“劳动力SNL”，而其余一切叙述不变，用于商品和服务情形下的分析。

首先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假定商品和服务按照等SNL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简单市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⑥]就是这样交换的。如果交换双方的SNL不等，比如商品或服务A的SNL少于商品或服务B的SNL，那么生产B的劳动者会转而去生产A，或者新加入的劳动者会去生产A，从而增加A的供给减少B的供给，直到交换双方A和B的SNL相等。因此，商品和服务按照等SNL进行交换是历史的起点，也是我们分析的起点。至于货币的独立化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也一样。

其次，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成为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货币所有者在生产上购买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和劳动能力这一特殊商品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出售以赚钱。那么，货币所有者赚钱的秘密是什么，他的利润是怎样来的呢？

劳动者生产它的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需要一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如食物、衣服、房屋等）和服务（理发、洗浴、孩子的教育、医疗、必要的文化活动如看一场演唱会等）。我们设生产所有这些商品或服务的SNL之和为必要劳动或劳动力SNL。在市场上，劳动者将他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在商品和服务按等SNL进行交换的情形下，要使工人正常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资本家就必须用与劳动力SNL等SNL的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这是等SNL交换。然后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

资本家赚钱的秘密就在于工人的劳动力SNL小于他所提供的劳动。在生产过程，工人除了劳动生产它的劳动力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外，还必须继续为资本家劳动。这额外的劳动时间，就是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称为剩余SNL。但这只是占有，剩余劳动或剩余SNL的实现需要资本家把工人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出售换成货币。这时，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在不变资本上预付的货币，也收回了他预付给工人的工资，同时还实现了剩余SNL，获得了与剩余SNL等SNL的货币。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在一切都是相等的交换的情况下，资本家的货币增值了，而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秘密就是生产劳动能力这一商品的劳动小于他所提供的劳动。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或剩余SNL与劳动力SNL之比称为剩余SNL率。这一比率表示劳动的剥削程度。

货币所有者的货币增值了，他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