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最近，许多人对农民工工资上升表示强烈的忧虑和批评。一些外国投资企业离开了中国，一些中国企业倒闭了，原因是农民工工资上升。物价提高了，原因也是农民工工资上升，国家统计局局长甚至提出“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www.gov.cn/jrzg/2008-03/22/content_926276.htm）。一时间，农民工工资上升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原因。

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者，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我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我相信他们工资的上升才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光明。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是因为中国最近几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是农民工和企业自由竞争的结果。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农民工工资上升是不是值得欢迎，首先看上升的原因。如果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原因，是农民工用非法手段（例如暴力威胁）逼迫企业主或者管理层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就不值得欢迎；如果是农民工集体罢工强迫企业主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是否值得欢迎，先需要做番调查再说。可第一农民工没有应用非法手段（倒是不少企业应用非法手段减少他们的工资），第二他们也没有集体罢工：他们连组织罢工的工会也不许可成立。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主和管理层“良心”发现。可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后者不会叫苦连天，农民工工资上升亦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既然企业主不情愿给农民工加工资，既然农民工既不用非法手段也不能罢工，为什么他们的工资会上升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市场自由竞争，是农民工用脚投票。你这个企业工资低，我农民工就走人。“三条腿的驴子难寻，两条腿的人好找”，你企业去找吧。企业能够找到人，工资就不必上升；企业找不到人，你就得升工资吸引我去。这就是竞争。在这里，千百万农民工的自发行动，几百万企业的自发行动，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自主决定，造就了这些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这样的结果，自由主义者完全认同，经济学者也应当完全认同，因为经济学者所服膺的经济学，正是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前提的。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也是因为农民工属于务工者中间的最低阶层，是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们的工资上升了，他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他们脱离了原先的经济地位，社会才可能富裕，封建专制才可能最终消除，人与人的自由平等才有保证。假如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是低工资、高利润与高税收，自由主义者虽然能够认可，但不会欢迎它，更不会把它视为一个社会的长期正常现象。现在，自由竞争带来工资的上升，自由主义者就不但认可，而且欢迎。工资的上升同时彻底打破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对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市场经济的诬蔑。专制者最喜欢声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只对富人有好处。可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历史证明，让穷人有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即使在穷人还没有获得平等权利的时候，已经让穷人解脱了饥寒交迫的困境，让穷人收入上升了。如果中国奉行自由主义，人人权利平等，在每个人获得好处的同时，穷人将获得更大好处。

农民工工资上升，一些外资企业离开了，一些内资企业倒闭了。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他们不离开不倒闭，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农民工得“做革命的螺丝钉”，不管工资高低，派你到哪个厂你就得到那个厂。如果不搞计划经济，那就得号召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越革命”。这样，二十年后，离开的企业能回来，倒闭的企业能再建，因为“两条腿的人好找”了。等不及二十年，那就从非洲缅甸北朝鲜引进劳工。再等不及，就只好让企业组织抓人队，抓农民当奴工，劳动成本最低，外企不必离开，内企无需倒闭。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奴工，反对计划经济，在这里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引进劳工和多生孩子实际上也不能避免农民工工资上升。台湾引进那么多“菲佣”、美国引进那么多移民，没有哪个国家搞独生子女，它们那里粗工即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还不照样上升？工资上升，一些企业离开了，一些企业倒闭了，他们的经济还不照样发展？而且，昨天那些企业不离开台湾、美国，今天中国不会有经济繁荣；同样，今天一些企业不离开中国，更穷的国家不会有明天的繁荣。世界有穷国，世界就不会安宁，自由主义就不会完全战胜专制主义。

至于把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归因于农民工工资上升，更是找错了原因。如果政府不超发货币，工资上升的结果是利润下降，价格不需要提高，通货膨胀不可能出现。工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利润率相对于工资的下降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近三十年来中国资本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按1978年价格计算，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的比率，1978年是1万元左右，现在是30万元左右，提高了三十倍。资本增加的比劳动力快，人均资本越来越多，劳动力就越来越稀缺，工资就越来越上升。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价格稳定也好，通货膨胀也好，都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工资上升，企业主就提高价格，那么通货膨胀不过是企业主和超发货币的政府使工资上升徒有虚名的办法。可劳动力稀缺这个基本事实，让通货膨胀办法最终既不能避免工资上升，又危害了政府和作为整体的企业界。企业主在工资上升时继续增加利润的唯一方式，是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减少浪费包括减少管理层浪费。企业主和政府及早认识到人人平等和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真谛，他们就能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才容易实现。

所以，自由主义者欢迎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希望企业主和政府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大势。

“夜话”2008年第6期，2008年4月8日  

2008年3月一瞬间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是4月1号。

    三月是一个从冬天到春天的月份。尽管三月还发生过几次寒流，但温暖的步伐更为坚实、更为有力，并最终代替了寒冷。

    三月，是生命勃发的月份。软弱的麦苗，突然站直了腰杆；低矮的油菜，猛地窜高了身材；说不出名字的各色树木，一下子都显出了绿色：绿色的胞芽、绿色的细叶。雪白的樱花、粉红的桃花、鲜红的山茶花率先展现出自己的风采，争芳斗艳，吸引着饱受灰色冬天折磨的人。

    在我年轻时务农的地区，油菜花一定绽放了。金黄的菜花和碧绿的麦苗交相辉映，在那蔚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下……

    如果说三月份是自然界大放异彩的月份，那么，四月份就是人类勤劳耕耘的月份了。

    三月份，人还猫在家里，把上年留存的种子拿出来，挑捡出形状端正、色泽鲜明的种子仔细地放在一边；把上年用过的农具拿出来，镰刀、锄头、箩筐、扁担一一整理齐全。

    四月份，人就忙在地头了。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瓜有南瓜、黄瓜、菜瓜、丝瓜、冬瓜，豆有毛豆、四季豆、豇豆。由于小孩子会摘黄瓜吃，人一般不种黄瓜。菜瓜也能生吃，但菜瓜粗，小孩子不喜欢吃；结的又多，还能腌制到冬天没有菜的时候吃，所以菜瓜种的很多。除了瓜、豆外，人还种各种蔬菜。种的最多的算辣椒和茄子。种子下地后就得浇水施肥。这时候就希望下雨。四月份的雨细而不烈，正好湿润土地。如果不下雨，人就得从池塘挑水浇地。忙的时候，池塘边常常穿梭不绝。挑水的多是女人，因为女人负责家里的菜蔬种植。四月艳阳、挑水用力，女人们都一改冬天的棉衣，换上过年时用花布缝制的单衣，活泼轻松、年轻美丽，让男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女人竟然如此青春阳光。

    在我年轻的时候，四月份最恼人的事情是没有干饭吃。不但没有干饭，连稀饭也越发稀了，端着饭碗常常能够看见自己的鼻梁。上年分得的粮食已经要吃完了。地里的麦子尚未灌浆，根本没有吃的可能。秋天种的青菜、菠菜，这时候茎杆挺立，即使无需留种，也是既少又难吃。刚刚种下的瓜、豆只是希望，离能吃的未来还很远。四月份要干活。不干活以后没有吃的；可干活就要吃，没有吃就没有劲干活。事情就是这么难，人就遇着这样的窘境。也许是上天安排吧。四月恰巧是青春的日子，尽管忍饥挨饿，可温暖的太阳、清新的空气让人的四肢解脱了束缚，获得了力气，瓜、豆、菜种下了，稻子、山芋育秧了，到处生机勃勃。接着，豌豆头和豌豆成了最早可吃的过冬作物。在我务农的地区，豌豆是作为绿肥种植的，政府只考核它的种植面积，不考核产量的，因此农民可以随便到地里摘豌豆头和后来的豌豆吃。那时候，农民常常捧着一大碗煮熟的豌豆荚在村里边吃边串门，吃完了随便在哪家再盛一碗。豌豆是过年后第一次让人吃饱肚子的东西，人的嘴唇往往都吃绿了。现在煮豌豆成了城市饭店的一道菜，小碟子上十几个豆荚，吃的人都很矜持，不会想到豌豆贫贱的时候。农民也把豌豆当零食吃了。如今政府不再强征“公”粮，过年后农民家里总有些存粮可以接到麦收。也许，青黄不接的四月永远过去了：春天开始平等地对待农民和城市人，农民再也不必忍饥挨饿地种植希望、等待未来了。

“夜话“2008年第5期，200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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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均衡.pdf

Jingbei Hu: Price Fluctuations and Equilibrium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位网友最近给我来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也经历过那段热火朝天干活、饿着肚皮睡觉的日子，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生产得多，自己得到的就多；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

回想三十年前，我自己就是农民。那时候，农民只能够在生产队干活。非农产业是还没有割完的“资本主义的尾巴”，谁敢设想自己跑到外地去打工？生产队150亩耕地应当种些什么，收获后每个农民应当分得多少，是由人民公社决定的。农民分配后剩下的粮食只能够卖给政府，粮价是政府规定的。在整个过程中，农民没有任何自由。如果生产队多分点给农民，那叫“私分”；如果农民忍饥挨饿挤出点粮食卖给别人，那叫“投机倒把”。这些都是犯法的（至于法律当然都是领导尤其领袖的言论）。由于粮食少，政府就动员农民多劳动，“为革命出大力流大汗”。那时候的劳动真是辛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包括“革命化的春节”，都要干活。不干活就是“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公社、大队领导监督得也真紧，种麦子时墒沟挖多深，插秧时秧插多密，都得接受检查。哪个生产队先进，哪个生产队落后，学习、总结，和如今学校里的各种检查、评比不相上下。我务农那十年，化肥、农药开始用了。每个生产队分配多少化肥、农药，都是政府计划。天气也好。照说什么条件都具备，可粮食产量就是提不高，大家肚子就是吃不饱，常常需要聆听毛泽东号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已经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了，在别的国家，别的时代可连稀饭都吃不上的。

是的，30年前，中国人有英明领袖，但没有个人，没有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根本不需要自由，因为自由了，每个人随心所欲，社会就动乱，经济就失衡，我们就会像别的国家民众那样连半饱都做不到。今天，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还不自由，但中国毕竟远远离开了毛泽东的绝对专制。在经济领域，生产者、消费者毕竟有了广泛的自由。再也没有人来强制检查农民把麦地的沟挖得多深、稻田的秧插得多密。“私分”、“投机倒把”这类犯法行为随着粮食由农民自己决定留多少卖、和卖给什么人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正当行为了。政府也不再规定城市人到哪个粮店买米，到哪个地方工作了。

三十年前，中国没有了英明领袖，中国人开始自由了。那时候，还是那么多土地、还是那么少资本，还是那些被领导监督着才干活的农民，在没有领导也就不再出大力流大汗以后，粮食却多了起来，中国人却开始天天吃干饭了。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看看农民我们就知道了。当一个农民有了自己，当一个农民可以为自己而决定生产多少粮食的时候，粮食就多了起来。这就是独立人格带来的经济结果，这就是自由的结果。三十年前，当英明领袖终于没有能够万寿无疆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少中国人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幸福的半饱生活还能不能维持。今天，我清楚地认识到，正是没有了英明领袖，正是每个中国人成了独立的自己，正是自由，才让我们中国人摆脱了悲惨的半饱生活。

毫无疑问，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独生子女以及其他许多政策，都是最近三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也有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教育普及，中国也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和各种增产节约政策，中国甚至组织职工、学生无偿地帮助农民种植和收割粮食，更不用说还动员了几千万市民尤其毕业生移居农村，增加农业劳动力，可用尽千方百计，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民众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改革最初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脱粒机、脱粒机都不用了，靠古老的传统技术，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离开了吃不饱的历史。

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三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夜话“2008年第4期，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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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同济校友”最近给我留言，希望知道我为什么对1958年开始的饥荒“耿耿于怀”。我关注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竟然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饥荒。我年轻的时候，太多地接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之类的教育，报纸、广播（那时至少老百姓还没有电视）、学校老师天天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话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主席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1969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并环绕地球播放“东方红”，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因为全世界人民终于都能够听到毛泽东的颂歌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怎么可能设想在他的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相信毛主席以及党报传达的毛泽东的思想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完全能够体谅我的许多朋友干脆否定大饥荒这回事，因为对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的灾难。而我，本来还没有重视这个灾难，可许多朋友的否认，却让我警醒，让我感到了某种义务，让大家知道灾难真实情况的义务。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应当知道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了。那时，我们从城市初到农村，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人民公社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开口就说1958年如何苦。他的话立即被打断，领导告诉他不准说1958年苦，否则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对那个老农非常气愤，这个贫下中农觉悟怎么这么低。彭德怀、刘少奇之流用三年自然灾害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贫下中农受刘少奇的毒害也太深了。

    是的，我们可以说，尽管1958年开始的中国饥荒特别严重，但许多国家、许多时代都有饥荒。中国古代饥荒便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的饥荒也不少。比如那位“同济校友”说的1942年中国河南省旱灾，死了3百万人（我相信他写的“300百万人”是个笔误）。我们假设那时候河南省的灾区全都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可那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毕竟没有自认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是否像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那样，为那场严重饥荒下过“罪己诏”一类的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定程度上容许报纸对自己的批评，他承认有这样的大饥荒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非洲诸国，毕竟没有出过“人民的大救星”、“句句话是真理”的伟大领袖，所以，那里有饥荒，领导者承认，大家也知道。

     我不知道那位“同济校友”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是否已经成年。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谈论1942年的饥荒，那么，另一个人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谈论1958年开始的饥荒。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1942年的饥荒在当时和现在都能够自由谈论，1958年的饥荒当时却禁止谈论，现在也仅仅在网络上才能够谈论。这样奇怪的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执政的饥荒下饿死的人太悲惨了：当时就禁止谈论禁止纪念，现在依然禁止谈论禁止纪念。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禁止谈论禁止纪念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禁止谈论禁止纪念，只要专制还活在部分同胞的心里，我们民族就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58年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危险，而那些在1958年以及随后几年饿死的人，是每日辛辛苦苦耕作、任劳任怨忍受的人，是对“伟大领袖”没有任何二心的人，是我们民族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人！！他们被饿死，比起啧有烦言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迫害，更加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和专制的残酷。

因此，毛泽东执政时期的饥荒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那样。如果没有别人盯着，那就让我盯着吧。那位“同济校友”希望知道我盯着这场饥荒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清楚，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吸取教训，并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前面三点（建议在中学教科书里就专门说明大饥荒及其教训），以便永远地避免这样的饥荒在我们民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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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同济校友”给我的留言

作者“同济校友

标题：

时间：2008-1-10 23:30:27

胡老师，你为什么对58年的饥荒如此耿耿于怀？1942年河南光旱灾就死300万人，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你盯着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参见：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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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8年第2期，2008年1月17日

从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看服务业和服务业资本

—再评《略论服务业资本》

一、 马克思的逻辑与“价值”概念的内涵

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价值”这一概念？难道是给“价值”下一个定义，然后进行判断，什么劳动生产价值。这样的话，什么也没有说明。

市场上，商品和商品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那么，这个比例是如何确定的？马克思认为，商品和商品之间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象面积、重量的相等一样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同质的，而在量上相等。就交换价值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质或者说统一体是什么呢？经过分析，马克思认为它们是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的人类一般劳动。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是这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整个《资本论》体系以后分析的关键。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它。因此，“价值”是一个记号，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马克思是从客观存在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中，找出商品之间的统一体或相同的质，把他计为“价值”。我们也可以不把它计为“价值”，而计为其他名称，如“SNL”，或者“CBA”等等。可见，“价值”除了表示商品的统一体外不表示其它东西[①]。马克思假定商品之间按照它们的统一体即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进行交换。

不知胡教授是否同意上述为马克思提出“价值”这一概念的逻辑？最主要的，“价值”表示市场上交换的商品的统一体，马克思是从交换的商品的统一体、同一性、相同的质来引入“价值”这一概念的。

如果按照很多学者包括胡教授的理解，商品是物质产品，那么，也可以说，商品的 “价值”是生产商品（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或“物化[②]”的人类一般劳动。如果我们纳入服务产品的话，那么“价值”还能与“物化”劳动或者说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等同吗？

先不管服务业是如何产生的。首先生产和再生产某个服务需要耗费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物质资料中包含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它们的服务业工人要耗费一般人类劳动，这两个劳动因为是同质的，可以相加，共同组成生产或者提供[③]该服务产品（如一次理发、一次手术等）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

现在，市场上商品和服务产品之间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那么，马克思会如何进行分析呢？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商品和服务之间能够交换，它们必然有一个相同的质，只有质相同，在量上才可以进行比较。那么，它们的相同的质或者统一体是什么呢？经过与只存在商品时相类似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它们的相同的质，就是在它们的生产上都耗费的一定的人类一般劳动时间。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同的质，计为“SNL”，而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这个统一体。因为商品和服务具有同一的质，那么它们的交换的比例就按照生产和再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进行交换。

胡教授是否同意上述的分析。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那么纳入服务产品的时候，根据马克思的逻辑，会用“价值”来标记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统一体。特别的，胡教授是否同意，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直接假定，商品和服务之间按照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进行交换。

二、 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

当然，“价值”只是一个称号。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商品之间的统一体，他也有可能不用“价值”来标记商品和服务产品之间的统一体――即生产和再生产商品和服务时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而可能用其它名字来标记这个统一体[④]。如果，一些学者硬要定义“价值”为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然后作出判断说，服务劳动不生产“价值”，那我们能说什么呢?

可以举一个例子[⑤]：

定义： “价值”＝牛肉

判断：  猪不生产价值

完了！

猪不生产价值，这是定义的同义反复。但是这一判断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什么也没有解决。

《略论》文中多次强调，“这种由服务业资本所支配的服务业劳动，也不可能为其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关键的是，价值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定义价值为“生产物质产品或能够被占有的物质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那么当然“人化了的消费性劳动，不可能被资本所占有，也不可能凝结为价值以及作为价值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这是定义的同义反复。这一判断想说明什么？为什么把“价值”定义为只是生产物质产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或者说为什么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服务劳动分开来。分开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提出一个概念，关键的不是先下下一个定义然后进行同义反复的判断，而应该是根据分析的进程提出一个概念。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唯物辩证法家，根据分析，商品之间的统一体是生产它们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而商品之间按照这个统一体进行交换，这个统一体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规律时很重要，因此马克思用“价值”来标记它。

所以关键不是什么劳动生产不生产“价值”，“价值”只是一个分析工具。标记的是商品之间的统一体。

下面我们撇开这些关于“价值”定义和名称上的无谓的问题，而从商品和服务的统一体出发来进行分析。我们记商品和服务的统一体――生产和再生产商品和服务所耗费的社会必要（一般人类）劳动为SNL（Socially Necessary Labor）。根据前面的分析，商品和服务的SNL的质是相同的，在量上不同，因此可以比较。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分析框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运行进行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价值”换为SNL，“剩余价值”换为“剩余SNL”，“劳动力价值”换为“劳动力SNL”，而其余一切叙述不变，用于商品和服务情形下的分析。

首先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假定商品和服务按照等SNL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简单市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⑥]就是这样交换的。如果交换双方的SNL不等，比如商品或服务A的SNL少于商品或服务B的SNL，那么生产B的劳动者会转而去生产A，或者新加入的劳动者会去生产A，从而增加A的供给减少B的供给，直到交换双方A和B的SNL相等。因此，商品和服务按照等SNL进行交换是历史的起点，也是我们分析的起点。至于货币的独立化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也一样。

其次，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成为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货币所有者在生产上购买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和劳动能力这一特殊商品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出售以赚钱。那么，货币所有者赚钱的秘密是什么，他的利润是怎样来的呢？

劳动者生产它的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需要一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如食物、衣服、房屋等）和服务（理发、洗浴、孩子的教育、医疗、必要的文化活动如看一场演唱会等）。我们设生产所有这些商品或服务的SNL之和为必要劳动或劳动力SNL。在市场上，劳动者将他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在商品和服务按等SNL进行交换的情形下，要使工人正常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资本家就必须用与劳动力SNL等SNL的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这是等SNL交换。然后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

资本家赚钱的秘密就在于工人的劳动力SNL小于他所提供的劳动。在生产过程，工人除了劳动生产它的劳动力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外，还必须继续为资本家劳动。这额外的劳动时间，就是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称为剩余SNL。但这只是占有，剩余劳动或剩余SNL的实现需要资本家把工人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出售换成货币。这时，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在不变资本上预付的货币，也收回了他预付给工人的工资，同时还实现了剩余SNL，获得了与剩余SNL等SNL的货币。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在一切都是相等的交换的情况下，资本家的货币增值了，而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秘密就是生产劳动能力这一商品的劳动小于他所提供的劳动。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或剩余SNL与劳动力SNL之比称为剩余SNL率。这一比率表示劳动的剥削程度。

货币所有者的货币增值了，他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