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年休假制度取代高校寒暑假休假制度
“夜话“2007年第19期 2007年11月11日
用年休假制度取代高校寒暑假休假制度
随着国务院公布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征求社会意见，带薪年休假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就高等学校来说，年休假制度的实行是个契机，正好把高校教职员工的寒暑假制度并轨到年休假制度内，也就是说，高校应当取消教职员工的寒暑假，而实行全国职工统一的年休假制度。
高校教师和其他职工的寒暑假是我国内地的做法，也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做法。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地区没有这样的制度，我所了解的德国、美国高校也没有这样的制度。我是八十年代末到德国读书才发现这一区别的。在德文中，寒暑假的正式名称是“无课程时间”，学生不上课，教师也不开课，但也就仅此而已，其它一切都和“有课程时间”一样，教职员工尤其办公室人员正常上班，学校各机构正常运行，既没有放假之说也没有值班之说。教职员工仅仅获得国家统一规定的年休假。除了法定的休假天数（目前是一年24天）外，他们都须到学校上班。据我所知，美国高校职工尤其是不担任教学和研究任务的办公室人员，除了年休假外，寒暑假也都正常上班。
高校职工寒暑假不休假的原因，是它与中小学不同，在教学之外还承担研究工作。教师是研究的主体，高校其他人员的工作是配合教师，尽可能把研究人员的杂务接过去。“无课程时间”让教师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教师在“无课程时间”从事研究，高校其他人员都得配合教师，自然谈不上休假。我在德国的时候，要借书要复印，写个条子放在指定地方就有人去借去复印；要填表，办公室人员会把表格基本填好，有时甚至只要我签个名就行了。对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在“无课程时间”他们同样需要读书。一门课的内容常常在“有课程时间”讲不完，学生就得在“无课程时间”自学并在这段时间内或在下学期初考试。
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已经认识到寒暑假休假制度的弊病并已经或者准备自行改革。刚刚庆祝了建校90周年的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院便取消了教职工寒暑假全休假做法。然而，个别学校或院系的改革困难很大。就世界各国或地区来说，劳动法与高等教育法规对工作和休假时间的规定在一国或一地区都是统一的。我国对高校取消职工寒暑假休假而代之以年休假制度，也应当通过年休假法规做出统一的改革。
”夜话“2007年第19期， 2007年11月11日
注：本文同时发表在上海《新民晚报》2007年11月11日。
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参考资料资料
悼念我的中学班主任储兆瑞老师
储兆瑞老师走了，而他才65岁，才在他发热发光的最高点。
据说参加他追悼会的人很多，会场内外的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南京的报纸还有专文悼念他的去世。
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不过，即使我参加了，我也应当写点文字送他，这不但因为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而且也是因为最近我两次有愧于他。第一次是2003年和他同在南京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主办方执意要我主持会议，我推让再三后只好从命，但心底明白自己对老师没有尽到学生之礼。第二次是我在2006年写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储老师，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世界上还有其他想法。当然，我控诉的是那个时代，那个七亿中国人只知道一种想法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用储老师为例，是应当向他道歉的。
储老师是我在南京九中读书时的初一（2）班班主任。由于我在中学的上课时间不足一年，所以他也是我在中学唯一的班主任。中学是塑造人的最重要阶段。我自己就是在中学成型的。在那里，除了比我年长的中学同学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储老师了。
我是和储老师同年成为九中人的：他在大学毕业并参加了一年社教（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于1965年被分配到九中工作，而我在那一年从小学升入九中并分到学习俄语的初一（2）班。作为年轻教师，他在执教俄语课的时候同时担任初一（2）班的班主任。就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到中学任教那样，他仅仅比我们大10岁。可和现在非常不同的是，那个年头大学生是不许恋爱的；即使毕业工作了，23岁也太“年轻”而不应当恋爱；他又住在学校宿舍里：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和我们在一起。除了上课，像打球、唱歌这样的活动他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是孩子，而他就是个大孩子。唱歌总是他领唱、打拍子；打球他和我们一样调皮。他的最大特点是热情，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情。当时他又是那样的年轻和朝气勃勃，加上他的高个头、宽脸庞、壮身材，和每时每刻充满阳光的笑脸、使他具备了对学生的强大感染力。我的小学老师和班主任不是中老年就是女性甚至老年女性，因此到中学突然接触到充满活力的年轻男性班主任，立即受到他的影响。我想，我对生活的热情，对世界的热爱，和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储老师的热情决定了他的一生。他的热情造成的第一桩事件是九中文革史中的大事。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九中也开始揪斗教师中的牛鬼蛇神，教我们班语文的郁瘦梅老师就于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我们每个学生都努力回忆他在课堂上讲过的话，找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蛛丝马迹，写作文批判他的反动言论。我那时担任班级的地理课代表，执教这门课的刘默然老师平时寡言少语，却也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刘老师不堪折磨而在文革中自杀了）。接着，《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三个人。据说他们常常写文章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讽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于是九中也推出了九中的三家村，由程元三、冯亦同、徐婉芬（徐老师亦不堪折磨而自杀了）三位年轻老师组成，说他们如党中央揪出的三家村那样，也经常嘲讽社会主义。一时间，学校二号楼面向大操场的外墙上，批判九中三家村的大字报覆盖了批判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九中是南京的重点中学，学生、教师平时都彬彬有礼。可那个时候，大字报对三位老师的谩骂语言之恶毒，远远超过了我们如今在网络上看到的程度。就在这个阶段，储老师一鸣惊人，和孙中一老师写出一张大字报《致九中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九中三家村”一说提出异议，希望九中共产党员紧跟毛泽东伟大部署，把“走资派”作为斗争对象。这是继黄述林等学生对“九中三家村”提出异议后，九中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教师和学生不同，在单位专制的学校里，他们的地位远远低于学生。当时的单位专制不亚于今天，所以不可能容忍教师的独立声音，校领导立即组织反击并把矛头对准了储兆瑞。有一天，我一进学校就发现校园里贴满了批判 “九中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九中的赫鲁晓夫”储兆瑞的大字报（那年5月毛泽东刚刚提出要提防隐藏在中央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学校开大会小会斗争储兆瑞，可储兆瑞竟不肯低头。我们初一（2）班无疑是受储兆瑞“毒害”最严重的班级。不过，那时初一、初二的同学因为年龄小不需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放假回家了，所以没有被组织起来回忆与批判储兆瑞的反动言论，否则我今天还应当为此向储老师道歉（但我想在这里向郁瘦梅老师道歉）。然而，毕竟小学生也应当保卫毛泽东，况且班主任就是九中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上学校也才有可玩的地方，因此我们班有少数同学继续天天“上学”，后来并以韩顺兴、仲陶宝为主成立了名为“0912”的战斗队。不过，无论如何，储老师在我们的感觉中是阳光灿烂的人，我们很难把他与大坏蛋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所以0912是倾向储兆瑞的。
可“君心难测”。好像只有一个月左右吧，风向变了，竟然当真要斗争当权派了，教育局突然把九中校长李广琦定为九中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教师和学生批判斗争李广琦。当时学校的官还不多，九中能算上共产党内当权者的仅仅是党支部书记严文藩、校长李广琦和副校长许光。他们年龄大，言论多，找出他们几句“疑似”（或者用当时的标准词汇“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太容易了。因此不但李广琦，而且其他两位当权者的“反动言论”也很快被揭发出来了。十几岁雪一样洁白的学生和二十几岁同样洁白的青年教师一起，以誓死保卫毛泽东的革命热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批判这些当权派的斗争。记得在一次集会上，一位高中同学在揭发严文藩、李广琦反动言论之后，激动的无法抑制，喊出了“打倒九中的走资派严文藩、李广琦和许光”的口号，当时真是群情激昂，每个人都充满了对走资派的深仇大恨，都恨不得立即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人民日报》的标准用语）
这样，储兆瑞一下子从“赫鲁晓夫似的野心家、阴谋家”、“妄图动摇党领导的现行反革命”变成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学生的每次集会，总少不了请他讲话，而他也总是慷慨激昂，就像革命的一团火发挥出巨大的感染力。不过，接着而来的是革命大串连，同学们都奔向北京朝圣毛泽东，学校反而冷清了。我在北京串连时得了冻疮，回到南京后溃疡益发严重，等我到1967年天暖后再去九中，九中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完全变了样：更激进更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取代教师主导了学校的运动，后期的领袖又取代了早期的领袖；学校的领导权已经被造反的学生从走资派那里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但革命学生却分裂成两派，开始了所谓内战。这场内战一直延续到他们1968年离开学校，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许多人今天最好的中学同学依然是当年一条战壕内的造反派战友（这不但是当年的标准用语，而且与事实也相差不远：当时的二号楼就被“红卫兵八一八兵团”如战壕一样装备起来，而另一派红卫兵“新红联”确实曾经攻打过这座楼）。那时的储兆瑞好像退居了二线，学生已经不请他讲话了，他组织的战斗队也取了一个缺少战斗色彩的名称“毛泽东思想学会”，他的班级学生组成的0912战斗队亦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967年初，他是最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把九中大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可他没有去夺权。是不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今天我想，大概他真的缺乏权力意识，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一点也许既造成了他后来十几年受迫害的悲剧，也把他一生与权力隔绝开来。不过，也正是这一点，促成他后来走上自己的道路，并且吸引了那么多人自发地参加他的追悼会。
1968年，革命学生离开了学校，其中绝大部分去了农村。九中本身也因为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而迁去农村并改了校名。从那时到现在的近40年里，我和储老师只是偶然见过几次面。不过，由于他的“九中赫鲁晓夫”名气，同学相聚时仍然会谈到他。听说他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据说毛泽东讲过五一六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危险），听说他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听说他后来调到了与南京交通比较方便的某个不知名的郊区学校。邓小平掌权后，大学恢复了招生，听说他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社科院工作，接着又听说他在江苏省的电视台主讲恋爱、婚姻和性的深夜节目，再后来就是在2003年那次答辩会上见到久违的他。
2003年的他已经61岁了。可是，他同当年做我的班主任时候一样，热情洋溢，充满阳光，侃侃而谈并毫无疲倦之色。他的热情也许让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死。他的热情又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凭借自己的外语优势挣脱了梦魇般的中学工作。最后，他的热情还让他找到了性心理学领域。他的特点是热情。热情的人总是终生地追求。而人一生追求的事情不外乎两件：第一是相配的配偶，第二是乐在其中的工作。他到五十多岁终于找到了自己乐在其中的工作，就是性心理咨询。那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是江苏省第一个获得心理咨询师执照的人。在这个领域，他写了很多文字；可最重要的是，他把因失恋而痛不欲生的人救回人世，他向粗识文字的士兵与民众深入浅出地说明性的道理，他向吸毒者讲解人应当具有的正常心理。他不是深入思考的人，他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他的外向的热情阻止他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比我多受的十年专制教育亦限制了他思考的深度。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更需要的也许不是深入思考的人，而是乐于从现成的理论中选择出自己喜欢的理论并积极普及的人。储老师就属于今日中国最需要的这种人。他热情主动，他喜欢交际，他能言善辩，他亲和耐心，他知识广泛，最后，他身材标致。因此，他做大众性咨询、宣传工作是再适当不过的了。可他的热情和不安分守己，使他无法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到听众不敢提问的政治宣传上，也无法循规蹈矩地做一个中学教师或者做一个其实谈不上研究的“研究员”。如果非让他遵命办事，如果非得用单位专制束缚他，他会和失恋者一样痛不欲生。对失恋者人们还能安慰，对他，人们只能劝之低头。他追求，他碰壁，他受迫害受打击，他也发誓低头做人，可过后他依然在追求，就像那些幻想爱情的失恋者无论多么痛苦，依然会一次次追求爱情那样，因为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
储老师是幸运的。他最后找到了让自己倾注热情的工作，不需要权力却又能发挥自己的工作。如果说他在当我的班主任的时候，还不敢想象世界上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竟然还可能有其他思想，因此也只能向我施加专制的教育，那么，他后来的心理学知识普及工作，就向许许多多听众展示了他们完全不习惯的许多新思想，吸引他自己也因为他而为许多人所知的新思想。大众欢迎他的工作，专制权力容忍他的工作，同时，中华民族要造就独立品格的个人也需要他的工作。可惜他太投入了，没有顾虑到自己的身体，在最有热情干事的时候却倒下了。但我想，他宁愿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过劳而去，也不愿意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低声下气。1978年以前的十几年里，储老师只能呆在先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帽子、后定他为反革命的同一所中学里（虽然校名改过），连跳槽也是不敢想的白日梦。毛泽东绝对专制的结束终于让像他这样有热情的人获得了多少舒展一下手脚的空间：农民能到城里打工了，城市人能跳槽了，一个人能够在单位之外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了（因此也才有了我们这些网民）。今天，一个人只要有热情，只要追求，他就可能摆脱最让他窝囊的那个单位专制了。储老师曾经两次试图冲破单位专制。但在毛泽东时期，他的第一次努力虽然暂时成功了，可接着就受到国家专制（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与单位专制（把他选出来做“五一六分子”，就像把李广琦选出来做走资派那样）双管齐下的更残酷的迫害。第二次他终于成功了，他直接面向社会并且获得了广泛反响，大众给了他回报，他的人生有了不依权力而转移的自我价值。我相信，储兆瑞老师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骄傲的。作为他早年的学生，我想他成功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他被罩在其中的国家专制已经削弱，是他及时抓住了考研的机会更抓住了直接诉诸大众的机会，是他对性心理的通俗讲解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是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热情。
谨以此文同时纪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刘默然老师和徐婉芬老师，他们都和我谈过话。
亦以此文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郁瘦梅老师、刘默然老师、徐婉芬老师、程元三老师、冯亦同老师、李广琦老师、许光老师、严文藩老师以及九中其他老师的“批判”向他们每一位表示深刻的忏悔和深切的道歉！他们应当都已经去世，可他们也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夜话”2007年第18期， 2007年10月30日
（注1：本文最后一段是重新发布时加上的。）
“
胡景北：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要求
指导教师：胡景北
课程名称：外国经济学说史 授课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撰写课程论文的若干要求
注意：不符合本要求的论文不能作为终稿上交
1． 论文长度不少于4整页不多于7整页。该长度包括除封面页以外的所有内容。
2． 封面页按照本要求后面的统一格式。
封面页包括了题目、作者与目录。
3．论文在结构上和内容上，清楚地分为导论、文献综述、主体和结论四个部分
导论内容：问题的提出
主体内容：研究该问题的切入点、前提、逻辑推导过程、论述展开过程、数据来源说明、验证、基本结果，
结论：论文的基本结论、它们的局限性和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
注意：
如果提出自己的崭新观点，可直接提出观点，全文布局以建立观点为要
结论部分可以不写，尤其不要平铺直叙地总结。
4．结构上，清楚地列出题目、目录、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
5．形式上，是一篇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的科学论文或准科学论文，而不是草稿、感想、议论、抄录或小品文，也不是没有论证过程、没有理解的摘录，更不是工作报告（对此可参见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
科学论文的关键是分析，即把某个问题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对其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侧面加以深入的推敲，并用资料、文献佐证之，以得到既有逻辑一贯性又有证伪可能性的结论。
要了解自己的论文是否可算科学论文，可以简单地看：
1．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得到限定（比如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不是清晰，相关的方面是不是已经排除等）
2．内容是否集中在所要探讨的侧面上（是否紧扣主题，论证和材料是不是和主题直接相关，展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被排除或者被继续探讨下去等）
3．逻辑是否清楚和一贯（是否能够用三句话把逻辑关系展示出来，论述过程中出现转换时是否对前后逻辑、思路有照应等）
6．论文中引用别人的思想、观点、材料、数据应当明确说明。
如果整节引用某一份文献，应当在节的题目或章的题目上加脚注，说明本节或本章的内容主要参考了某个文献。
7．正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必须是正文中引用过的。正文中引用的所有文献必须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部分列出。
8．正文中需要特别说明时，请用脚注。
脚注在全文内或者每章内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脚注放在每页的下方。
9．所列出的表和图分别在全文或者每章内连续编号并列出题目。图、表若用数据或者直接转引自文献的话，请在下方标记完整的资料来源。
自己计算的数据请标明，并说明原始数据来源和自己的计算方法
10．编辑方法：
A4纸，小四字号，每行34个汉字，每页44行。
正文和文献部分连续加页码，页码加在每页的右下方。
版面朴素、大方。不加页眉和页脚。页面上除了正文、脚注、页码外不得有其他装饰性文、图、线等。
11．正文分节编号方式如下：
第3章
3．1．
3．1．1
3．1．2
3．2
3．3
12．文献引用方式：
在正文内：：
用[ ] 注明出处，如[斯密，1972，33]，[Pasinetti $ 1960 $ 80-5]
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页码（外文仅列出作者姓）
著作：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页码（外文仅列出作者姓）
在课程论文中，不同外文作者有同姓的，再加上其名的第一个字母
如本文献的出处和上一出处完全相同（除页码外），则用：[同上注，页码]。
文献标识所用的文献年份以所参考的文献的版本为准。
在参考文献部分：
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载于“某杂志”，卷数、期数（全卷编页的杂志可不写期数），全文的开始和结束页码
如：Pasinetti $ L. $ 1960 $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Ricardian system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vol. 27 $ 78-98.
载于书籍中的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载： 主编者姓名，主编，书名，全文的开始和结束页码，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如：马克思，1995 $ 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Durlauf $ S./Quah $ D. $ 1999 $ 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 in:
著作：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如果作者姓名是拉丁文字，则列出作者姓、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或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如 Friedman $ M. 或者 Keynes $ J.M.
如果同一作品的作者不超过三位，则全部列出作者，各作者间用 “/”<
胡景北：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考试方式和课程论文选题建议
胡景北 2007-2008学年第一学期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授课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外国经济学说史
考试方式和选题建议
需要分数或选课证明的同学就与教师商定的题目一篇课程论文。该论文将公布在为本课程设立的网页上（www.hujingbei.net/list.aspx?cid=58）。论文要求另外通知（参见“撰写课程论文的若干要求”，上述网址）
课程论文交稿的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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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本近百年未被读过的书想起
每当我翻阅西方出版的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书，总会产生一丝苍凉的感觉。在那些德文、英文的思想史书籍里，比如我自己的专业经济学的思想史书籍了，找不到中国人的名字。二十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口最多时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也超过了六分之一，可是中国人对人类学术的进步却碌碌无为。中国学术为什么落后？我过去一直认为外因限制了中国学术进步：二十世纪中国的战乱和动乱；1911年以前的“独尊儒学”和1949年以后的“独尊马学”；从儿童开始的专制与功利教育；全体民众对“冒犯言论”的恐惧等等。同时，现代学术作为源自西欧国家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学者不但需要时间（100年够短的了！）去把握，而且部分学者常常会把它视为民族文化的灾星或者阶级敌人的工具而予以全盘否定，无疑也是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最近看到一本名著竟然近100年都没有人读过，在百感交集之时，我不得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努力、不认真，才是中国学术落后的真正原因。
今年秋季学期，我开设了“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为此我到处寻找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名著。朋友为我从上海图书馆借到了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都未找到的英国学者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英文版。这是1871年初版、1911年出第四版一本书。书内找到的唯一与出版或印刷时间有关的文字是“1911”年，也就是说，我找到的这本书是接近100年前出现于世界的。书里还有一个记号“上海旧书店? 定價5.00”，不知道何年何人何单位卖给上海旧书店的。幸亏上海图书馆慧眼识珠，把它收购以供学者阅读。上海图书馆功莫大焉。
然而，拿到它后我才发现，书中至少有二十处，两页或多页纸还没有裁开：也就是说，这本书可能根本就没人读过。杰文斯这本书是经济学的名著之一。如果要举出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二十本书，那是少不了杰文斯这本书的。如果要说经济学历史上的边际革命，那正是这本书在经济学的大本营英国发动了革命。如果说在今天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嘉图、马克思的踪影，但我们绕不过杰文斯：边际效用递减的曲线是他在英语世界里第一个画出来的；du1/dx=du2/dy (x + y 表示一物品总量，常数；u1、u2表示该物品的两种用途) 这样的资源最优配置公式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像du（边际效用）这样的经济学须臾不可缺少的符号是他第一次使用的。所以，看到杰文斯的著作在100年内可能还没人读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不能够不感到内疚，不能不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杰文斯，对不起为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杰文斯们，对不起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希望寄托在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经济学者身上的同胞们。
当然，有人会说这本书早在1936年就有了中文版，在北京图书馆或者北大图书馆甚至私人藏书中也有英文版可阅；有人会说经济学的发展史应当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史，而马克思生前就对杰文斯著作不置一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必要再看他的书；还有人会说中国学者房子还买不起、科研指标尚完不成，怎么能对他们提出读名著的要求？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名著与原著也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的。但是，至少从事专业工作、主讲专门课程的人应当读一读原著吧？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也希望国人在期待我们为经济学发展努力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学者的这种困难那种困难。可是，看到一本名著在中国差不多100年内没有人读过，我明白自己作为学者之一，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和为学者群体辩护，没有任何理由为二十世纪经济学发展史上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开脱的，因为除了不认真、不努力、不深入以外，我不知道还能如何解释这件事。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司马迁、曹雪芹几乎完全靠他们个人努力那样，杰文斯的成就也完全靠他个人的努力。他们的时代也有战乱或动乱，他们的时代也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即使在杰文斯的英国，虽然谈不上迫害，但新思想的酝酿与提出却使他长期受到冷落。而杰文斯19岁就因家贫而从大学退学，并到澳大利亚务工：一个比今天无奈地（不是政府许诺了前景的）从上海到中国西部工作的决定更没有希望的选择，应当说他更需要房子，更需要完成科研指标，更需要社会地位。但学者最需要的是认真和深刻，是努力。从生物学的规律说，中国应当不缺少天才；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也不缺少手抄本的地下流传。可是，在任何外部条件下，从天才到学术成就都需要高强度的努力与思考的认真深刻，否则的话，外部条件再好，思想火花再炫，天才也成为庸才。在没有拿到杰文斯这本书之前，我还把中国经济学的落后首先归因于外界环境，可在这本近100年从没读过的名著面前，我必须说，首先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本身的责任造成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落后，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我不能不说：对不起，我没有尽力。
胡景北: 外国经济学说史导论：课件
徐生的评论：价值的形成
穷人需要的不是仁君，而是自由主义
最近一位网友给我留言，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谈了很多中国传统统治方式，赞扬仁君，把毛泽东视为仁君并希望这样的仁君重现（见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我的看法不同。中国传统的统治术即宽严之道，所谓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而王朝兴衰多与宽猛当或不当有关。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此总结很多。可无论宽猛，儒法，中国传统统治术都坚守一条底线即“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然而，世事变迁，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从统治者的角度谈宽猛之术了。下愚者也要发言，也要参与决定政治，决定谁上台谁下台，而且用和平的手段决定之。
那位网友认为许多君主不但口头讲仁而且本来就是仁君。我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一个君主仁不表示他的儿子、孙子一辈辈都是仁的。所以，靠一个君主的仁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稳定和谐，但不会长久。中国很多王朝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可是，比如英国王朝延续的时间也有300多年了。再比如美国建国已经230年了，其内部发生暴乱推翻体制的可能性，大概在未来70年或者170年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延续三百年应当不成问题。那里好像没有仁君。可见仁君不是王朝稳定的必要条件。
其次，如果不再是家族王位继承，那么，即使第一个君主是仁君，谁来继承他呢？毛泽东、斯大林没有选好接班人。毛泽东最后信任的就是家人。金日成干脆用家人来继承。排除家人继承，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君主如何“选”好呢？清宫剧演了许多皇位继承的故事，即使排除其中虚构部分，我们民族也不应当有那样的阴谋故事！！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君主的继承照样是阴谋故事，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公开，不让老百姓来决定。而如果王位继承靠阴谋，君主就不会是仁者。
再次，这个世界有了许多国家，有的国家竟然也让老百姓来决定君主了。除非封锁信息，除非迅速把这个国家消灭，否则这样的消息是太吸引皇权国家的老百姓了。观念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在这里。人一旦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人就会争取。而这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没有遇到的情况。
给我留言的网友认为仁君会抑制强势阶层，稳定社会。这有一定理由。他说的对，现在是小资在喊房价高。穷人、普通工人农民根本想也不敢想买房子。可是，为什么穷人没有喊呢（穷人无疑不会认为自己就应当买不起房子）？是穷人自己不喊，还是有人不许穷人喊？记得列宁说过，资本主义给工人自由有什么用？工人没有钱来自由，比如没有钱来租会场集会。于是工人拥护列宁。他们希望在列宁领导下又有自由又有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列宁一上台，不但不给工人钱，干脆连自由都不给工人了。在列宁朝代，工人就是有钱，租得起会场，也不准集会。资本主义下，马克思没有钱，却仍然可以筹出钱来出版他的剥削理论书，因为他首先有出版自由。可在列宁和毛泽东时期，不管有钱无钱，要出版说穷人真苦、穷人不应当那么苦的书，那是没门。两相对比，仁君制度还是这些仁君反对的制度对穷人更有利，就很清楚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有一票可以选举的话，穷人那么多，那么，更多反映穷人希望的候选人（比如主张对拥有二套或更多住房的家庭征收高额住房税或者主张严厉处罚把经济适用房卖给富人的官员的候选人）更可能当选。即使没有当选上，穷人的希望也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表述，穷人也喊出了声音，而不单单是小资在喊了。那位网友的想法，如果有位仁君就好了，他会压抑炒房的强势阶层。但正象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使如此，谁能担保这位仁君的大公子继承王位后也压抑强势阶层？而穷人手中的选票，能够以更大的可能性长期担保穷人自己的利益。
即使不谈仁君的继承人问题，君王本身是否仁也大有疑问。那位网友认为毛泽东是位仁君。我认为不是，尽管三十年前我还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君子和人民救星。我认为毛泽东不是仁君的理由很简单。在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数量，就数毛泽东执政时最多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都有了不起的地方，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毛泽东，但在开国皇帝执政的和平时期就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是第一次（因为开国君主执政时期都是复兴时间，旧强势阶层瓦解了，新的还没成形；人们厌倦了战争，希望安居乐业，也有了安居乐业的条件，生活走向好转，饿死人的事情应当很少发生的）。中华民族历史上饿死人的情况不少，但大规模地系统饿死人的时期不多，毛泽东时期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中国历史有许多朝代。我们现在看比如1900年以前二千年的改朝换代，已经不会为某个朝代的建立感到特别兴奋。再过100年，那时的中国人看历史，对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王朝也不会特别兴奋。那时候人们更重视的是它和别的新王朝的不同。我敢说，发生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重的饿死人事件，将会被历史学家认定为毛泽东王朝与别的新王朝最大的区别。
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而且饿死的都是穷人，不是强势阶层的人？我认为，这样悲剧出现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穷人恰恰在毛泽东时期最没有发言权，最被禁止说话。就此而言，毛泽东压抑最烈的不是强势阶层，而是弱势阶层，是穷人，是农民。
今天，中国依然有很多穷人。那位网友说的很对，与小资相比，他们说话太少。可至少在网络上，他们毕竟能够说话了。此外，像那位网友、像我这样能够说话的人，也应当从穷人的角度说话，否则我们无法提出为什么穷人说话太少的问题。可穷人说话的前提是大家有空间有自由说话。我认为，对穷人最有利的方式，不是祈求仁君出现以禁止小资们说话。因为如果禁止小资说话，就必然会同时禁止穷人说话。也许有人会像列宁那样说穷人反正没有钱说话。可是，说个话需要多少钱呢？孔夫子学生再穷也把“苛政猛于虎”记了下来，马克思再穷亦出版了《资本论》，许多下岗工人没有钱照样在网络上写了不少批评社会不公的文章。如果工人有权利说话的话，即使他们没有钱，他们也能够阻止许多国有企业的贱卖。事实上，由于仁君不准大家说话而蒙受最大苦难的，不是小资，而是穷人。不要仁君，要说话自由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穷人，因为只要让穷人说话，穷人就不但可以避免饿殍之灾，而且可以迫使执政者（不管执政者是不是仁者）压抑强势阶层，缩小社会不公，也就是建成那位网友说的强大国家。不过它不是那位网友设想的仁君专制国家，而是自由主义的强大国家。所以，我坚定地认为，穷人需要的不是仁君，而是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