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5期中，我们介绍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专用概念，说明了如何为这些概念找到它们各自的专属数据。本期将利用这些概念和中国与美国的数据，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定量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它是笔者的祖国，第二，正如本系列第1期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最近三十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是领先国家。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的数据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定量特征如下：

      （1）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趋势；

      （2）农劳比的下降趋势；

      （3）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

      （4）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周期性；

      （5）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波动性。

      这些特征构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逐个观察这些特征。

      （1）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趋势

      看图。

图1 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    

      首先观察农业劳动力总量。图1内中国为1952-2020年年度数据，美国为1800-2020年逢十年份数据。我们用两国农业劳动力最高数量去除各年份数量，得到两国各自以农业劳动力最高数量为1的农业劳动力总量。这就是图1纵轴的刻度。中国农业劳动力最大值是1991年的39,098万，美国是1907年的1,149万。本图内美国曲线最高年份是1910年。图中的粗线是数据线，细线是趋势线。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都呈现清晰的抛物线趋势，即在非农化大转型中，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总量先上升后下降。图1亦显示中国的抛物线比美国更为陡峭，说明各国的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虽然具有共同的抛物线特征，但抛物线的具体性质却各有不同。

      （2）农劳比的下降趋势

 图2 农劳比下降趋势

      图2是中美两国的农劳比变化状况。该图内，中国依然为1952-2020年年度数据，美国则和图1 不同，1800-1890年为逢十年份数据，1890-2020年为年度数据。图2揭示了中美两国农劳比的长期下降趋势。毫无疑问，由于各种原因，农劳比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可能会短暂地上升，但农劳比长期下降的趋势却是确定的。图2同时表明，在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农劳比不会在任何水平上长期稳定。

   （3）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

图3 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趋势

        图3用的是美国每十年农劳比下降速度数据。它清楚地指出在非农化大转型初期, 美国农劳比下降很慢；然后下降速度加快，并在1910-1920的十年间达到最高峰，接着又变慢，是一种明显的抛物线趋势。

      我们分别用下面的图4和图5展示中国农劳比在1952至2020年间的年度下降速度。图4中的趋势线清楚表明，中国农劳比降速在这六十多年的总趋势是上升的。不过，中国农劳比降速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它们严重干扰了农劳比降速的基本趋势。我们在图5中排除这些干扰，不用1958-1963年数据，因此更清楚地看到农劳比降速的这一提高趋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成立的话，中国农劳比降速在未来将逐渐降低。

图4 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1）

图5 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2）

     （4）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周期性

     我们再看农劳比降速的周期性特征。在上面的图4和图5中，仅仅就1970至2020年而言，农劳比降速先后在1978、1984、1993、2004和2013年升到周期高点，在1973、1982、1989、1999、2008和2016年降到周期谷底，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所以，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农劳比降速在其长期的抛物线变化趋势之中，也许还存在中期的周期升降现象。

      图6显示中国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也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如果不考虑1958-1963年的极端情形，也不考虑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后又退回的1978-1979年的特殊情形，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分别在1984、1993、2004和2013年升到周期顶点，在1985、1997、2008和2015年降到周期谷底，周期长度大约也是十年。

图6 中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

      （5）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波动性

      上面的图4、图5和图6同时显示了中国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年度波动。美国的年度数据从1890年开始。上面的图2指出美国农劳比到1970年已经降到很低水平，年度农劳比变化非常之小，所以我们仅仅观察美国1892到1990年的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变化情形，这就是图7。可以看出，美国各年间加速度变动频繁和剧烈。显然，由加速度波动造成的农劳比降速的波动亦应当比较频繁和剧烈。也就是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具有短期波动的特征。

图7 美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1892-1990年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6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5期，2022年9月2日

注：本文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美国1800-1928年数据来自美国学者整理的美国历史数据，1929-2020年数据来自美国政府。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在本系列的前三期中，我们为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了一个历史框架。它有助于我们明白自己身处的世界，弄清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历史潮流”究竟是什么。本期将以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转向具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别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的职业变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非农部门拉动的。非农部门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就快；非农增长慢，经济增长就慢。非农部门增长一方面要靠适当的制度、创新或者模仿的技术，一方面要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就劳动力投入来说，非农部门要增长，就得增加就业。非农部门新增就业有三个来源：（1）城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我们称为新增非农劳动力，（2）城镇失业者得到就业，即失业减少，（3）从农业转移来的劳动力。我们观察2010到2020的十一年间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看表。

上表显示，这十一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我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最低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2010年），最高则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2020年）。就十一年整体来看，我国总共新增非农就业超过一亿人。在新增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中，城镇新增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四百多万。同样，从总量看，城镇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二百多万。这样，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城镇失业减少两者，不但对非农就业增长毫无贡献，而且造成非农就业的亏空。所以，在这十一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完全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保证了非农就业的增加，而且填平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减少两者的亏空。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劳动力资源而言，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

当然，仅仅十一年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是我国从1980年前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降低。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变化之间存在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上表所显示的十一年，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影响充分表现出来的时期。所以，上表显示的现象，也许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而非“正常现象”。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新增非农就业的关系，我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看图。

       上图中，带点的曲线表示新增非农就业，不带点的曲线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从1952年开始。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从1953年开始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并且绘制出上图。图中的正数表示非农就业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业减少和农业劳动力倒流。该图清楚地显示，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新增非农就业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大；新增非农就业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很高。就整个1953到2020的六十八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为 68.7%，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其他两类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者就业），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加起来，也不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贡献的一半。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决定性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在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绝不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各种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这六十八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不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不但难以理解我们身处在其中的历史潮流，而且也难以理解我们刚刚经历的中国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4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3期，2022年8月21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本系列的第1和第2两期分别说明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和当今世界在历史上的位置。本期将进一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用来划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时期，而我们置身的当今历史时期，可以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命名为非农化转型时期。

看表。表中的“农劳比”，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几乎每一个劳动力都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当时的世界完全没有农业，因此农劳比等于零。在这个阶段后期，人类已经把当时的一种犬属动物驯化为狗。不过，狗应当主要不是作为肉类食物来驯化的，所以，历史学家并不把狗的驯化和饲养看成农业的开端。同时，在这个长达二百多万年的人类社会第一个阶段的晚期，人类应当学会了许多本领，比如收藏和加工采集的野生小麦等。以部落形式群居的人类团体也出现了早期的分工，少量劳动力可能不必要每日从事采集或狩猎，而可以专门负责比如祭祀与管理事务。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随着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世界一些地方的人开始尝试种植农作物和驯养肉用动物。小麦应当属于人类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这样，人类就发明了农业，世界上有了农民。我们可以猜想，在非农化早期，一定有许多人坚决不吃种出来的麦子，而一定要吃采集来的野生麦子；也一定有人认为农业是对他们崇拜的某种神灵的亵渎，或者是对悠久传统的背叛。但农业毕竟能够提供比野生农作物更高的产量，食用种植小麦也没有造成显而易见的疾病或灾难，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农业，农业也越来越发展。终于，经过几千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农业成了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方式，农产品成了人类食品的主要构成部分，采集的浆果和猎获的野兽，成为人类食物的补充或辅助部分。这个过程就是本表中的“农业化转型时期”，其定性特征是“劳动力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

就定量特征而言，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曾经估计：“在公元前8,000年，百分之百的人类还是狩猎者；到了公元前1,500年， 狩猎者便降低到了不足百分之一。”这里，他尝试从定量角度确定农业化转型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节点。不过，他对这两个时点的估计都应当有误，就第一个时点来说，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距今10,000年前，人类应当已经开始农业化探索，小部分劳动力应当已经务农。研究古气候的科学家发现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从8,000年以前起“反常地”提高。一些科学家设想它是人类大规模焚烧森林的结果。而人类焚烧森林的目的，应当是“毁林造地”，即开辟耕地。如果这种设想成立的话，那么，8,000年以前，或者说公元前6,000年前后，人类已经“大规模”地开始农业生产，或者说，人类当时已经把“农业化转型”当成“普世价值”，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农业化道路。这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不可逆”的含义是，人类不再可能回头，不再可能放弃农业而回到采集狩猎的生活。森林是人类采集狩猎生活的基础。大规模毁林造地意味着人类摧毁自己过去的生存基础。因此，如果农业化失败，人类只有灭亡一途。考虑到农业化转型在早期必然非常困难，所以，人类在大规模毁林造地之前，应当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化转型，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应当已经开始农业化转型，有了“农业劳动力”。就第二个时点即公元前1,500年来说，从事采集狩猎的劳动力应当明显高于百分之一。其实，即使在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有少数人专门从事非种植型的采摘和非养殖型的捕猎，例如近海和远洋捕捞等。同时，在各民族关于农业社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关于采集尤其捕猎的描述。这部分说明它们在农业社会的普遍性。今天，不但我们普通人习惯地把这些采集狩猎活动视为农业，而且全世界的统计部门无一例外地都把这些采集和狩猎活动笼统地归类到“农业”之内，从事这些活动的劳动力也归类为农业劳动力。

农业化转型成功结束之后出现的是农业社会。它大约延续了5,000年。农业生产让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非农部门进一步扩大。农业社会发明了文字，我们甚至还有关于晚期农业社会的统计，所以我们比较了解农业社会的定性和定量特征。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业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活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劳动力始终从事着农业。我们假设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务农。毫无疑问，在最近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二十世纪中期的1952年，中国依然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劳动力务农。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绝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此外，农业社会中不时发生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度。所以，我们假设农业社会阶段的农劳比稳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人类在农业社会中也许出现过若干次规模不同的非农化变革。坚持下来并延续至今的非农化转型，应当“正式”开始于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非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变得重要的人类现象，而且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才在欧洲成为“普世价值”。实际上，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像中国和柬埔寨等国，依然否定非农化转型的的历史趋势。不过，正如本系列前两期指出的那样，1990年以后，即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世界所有民族都意识到非农化是件“好事”，都在转移农业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即非农化转型过程。不过，考虑到在“正式的”工业革命之前，英国、荷兰等国劳动力已经较大规模地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所以，我们笼统地把公元1700年视为人类非农化转型的起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初步说明理由。第一，从统计资料看，历史统计学家麦迪逊（Maddison）认为，在1700年，英、荷两国的农业就业比已经分别降到56%和40%。而我们知道，直到公元2000年前后，就是在仅仅二十年前，整个世界的农业就业比才降低到40%。这里，农业就业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农劳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农业就业比的分母不包括、农劳比分母包括失业。所以农劳比分母更大，农劳比的数值比农业就业比更小。因此，如果把农业就业比数据转换成农劳比，英荷两国在1700年的农劳比将比它们的农业就业比更低。第二，从文字论述看，英国学者配第（Petty）早在1690年的著作中便指出了非农部门的收益优势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也就是认识到非农化的经济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我们把当今人类历史时期称为“非农化转型时期”，把这场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阶段称为“后农业社会阶段”。“非农化”是个否定性的概念，而一个历史时期的正式命名应当用的是肯定性概念，例如农业化和农业社会。我们使用否定性概念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当今转型结束后的未来的无知。因此，在上表中，我们对“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述。该表中对“后农业社会阶段”定性特征的描述“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之所以加上方括号，是因为这一描述对身处非农化转型之中的我们有某些意义，但对于“后农业社会阶段”的人类却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候可能不存在农业部门，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农业部门，这就和当今世界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采集狩猎部门”一样。说到底，“非农化转型”、“后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揭示的，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经验事实，而非人类将要跨入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预计，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劳比也十分微小，甚至不超过1%。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预测那时的人类食物生产方式和生产部门，因此，根据上表的历史分期方法，我们不知道非农化转型结束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具体特征。例如，我们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下一个社会阶段中，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是什么，不知道食物生产和消费在那时人类繁衍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不知道那时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农业，不知道目前为人类繁衍必需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是否完全可以通过非农业方式生产出来。在上表中，我们是用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及其变化、尤其是人类用于生产食物的劳动力数量及其变化，定义人类的社会阶段和转型时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方式本身，是否会在非农化转型结束后失去效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将通过非农化转型完全离开农业社会而进入后农业社会。除此之外，我们面对的几乎全是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对未来社会阶段的无知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正常状况。回顾一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尤其是对农业化转型的认识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水平的认识，能够从“正面”意义上，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称为“农业化”，是因为最初获得这一认识的人类群体，已经生活在农业社会中期，已经知道他们自己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当他们把自己的社会命名为“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人类社会第一次大转型命名为“农业化”转型。相反，即使处在农业化转型时的人类足够智慧，他们也不大可能想象人类仅仅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不大可能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根本改变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大变革。甚至在农业化完成、人类生活在农业社会上千年以后，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文字并建立了以儒学、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人类还没有总结出农业化转型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概念。和他们相比，尽管我们的历史知识、思维能力和包括文字与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工具丰富得多，但我们对未来同样缺乏了解，缺乏让我们定义未来社会阶段的某些关键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那些关键知识，用肯定性的概念命名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和转型后的社会阶段。未来的人类一旦有了这样的知识，命名非农化转型和后农业社会的恰当概念将应运而生，而这些概念将一定是肯定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农化转型概念不但是对最近三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一种总结，而且也隐含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预期。这一预期的基础是对农业脆弱性的认识。根据现有知识，只是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走出最近一次冰期并进入气候比较温暖和稳定的全新世以后，人类才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文明。在这之前，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十分频繁，人类应当得不到一段比如上万年的“较长”时间来发明农业、发展建立在农业之上的文明。最近一万来年的地球史才给了人类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自己。地球上互相隔绝的若干地区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不约而同地发动农业化转型。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人类在这之前的两百多万年进化中，已经多少具备了关于种植食用植物和养殖食用动物的某些基本知识与若干技能。所以，当地球变迁终于为农业提供了长期气候条件以后，人类便发展出了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有利于农业的地球时期全新世还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加入人类影响之后的温暖气候会达到什么样的高温，也不知道下一个冰期何时来临并会寒冷到什么程度。科学家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时期称为“间冰期”，即两个冰期之间的一段时间。虽然人类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并进而影响全新世的长度，但当今地球时期的长度和特征，主要受地球和更大尺度天体运动的影响。无论人类如何作为，下一个地球高温期或冰期总会到来。根据以往的地球史，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无法在高温或冰期条件下大规模生长，农业无法大规模存在。同时，人类在农业化转型后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大型哺乳动物的捕猎，使得人类即使放弃农业，也无法重新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最近一万年来有两大人类文明自行崩溃。它们是苏美尔文明和玛雅文明。而它们崩溃的原因，都是农业破产。因此，如果说人类在农业化转型早期，还有可能退回半动物半人的文明前状态，已经稳定地在农业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的今天人类则无路可退。就人类大历史而言，人类和其在农业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文明，只有在人类把食物生产方式转到非农业轨道上才能够维持和发展。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下一个不适宜人类、尤其不适宜人类文明的地球时期到来之前，为人类和人类文明做好平安度过那个时期的准备。由于农业本身对地球环境的高度要求，由于适宜农业的地球时期在地球历史上本来就极为短暂甚至偶然，因此，人类必须利用现在这一时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农文明，创造出更少依赖特殊气候和地质条件的非农业的食物生产方式，人类和人类文明才有希望在下一个地质时期延续下去。这里，我们尤其关心人类文明的传承。在迄今为止的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多个地质时期、多次重大地球灾变，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延续至今。但是，如果人类在12,000年前曾经创造过重要的物质或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却几乎没有延续下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人类在最近12,000年中创造的。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当今人类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在下一次地质时期或地球灾变时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是保证人类基本文明的延续。按照我们的现有知识，人类如果曾经有过文明的话，那么，这些文明没有延续下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农业的崩溃；或者说人类虽然可能创造过农业及其之上的文明，但从没有超越过农业。因此，一旦地球气候和地质变迁转移到不适合农业的周期，一旦地球遇到重大灾变，人类物种虽然可能延续，但人类文明却将随着农业崩溃而丧失；即使后面几代人类可能迁移到其它星球，但距离我们较近的星球，都不适合农业。所以，为了保证人类尤其人类文明的延续，当今人类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超越农业。人类超越农业的途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利用人工环境以现有农业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第二种是利用非农业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就此而言，尽管非农化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可在人类大历史上，它一定同时表现为人类食物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变革。而非农化转型概念，在我们有限知识的范围内，一方面揭示了人类正在离开农业社会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又揭示了当今人类面临的超越农业的挑战。

最后，我们用一个示意图直观地展示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标准而确定的历史分期。为了避免作图的困难，我们不但没有在图中加入各历史时期的名称，而且简单地用直线表示农劳比的历史变化。注意2000年以后的农劳比变化线段是随意绘制的，并不表示我们预计非农化转型要持续到比如2500年。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3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2期，2022年8月12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分别来自Maddison 2001年出版的著作和国际劳工组织。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