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本系列上一期就农业劳动力一次性过多转移所导致的饥荒，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重要性。虽然上一期的例子是个特例，但转移失衡是非农化大转型中的常见现象。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形总是或大或小的失衡。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较大尤其是特别严重的失衡。

在我看来，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十分重要，但避免严重失衡所需要的首先不是“技术性”的均衡研究，而是社会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的第一性规则，是尊重常识，也就是尊重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就非农化大转型和饥荒的联系来说，饥荒发生最危险的时候应当是转型早期，那时农业还不能保障民众基本温饱，“不饿”已是幸事；人类想离开农业，必得承受饥荒饿殍的风险。如何让风险可控？应当说，我们中国人对农业失收导致饥荒的风险有着长久的防范意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在晚清。当时中国学者便强调它对以农立国的风险。在这样严重的风险面前，是否应当离开、如何离开和每一年多少劳动力离开农业，人类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一种让个人决策的凭借经验的试错过程。恰恰在人类非农化最早开始的英国，尊重常识、尊重个人和地方试错选择的经验主义是政府和学者的主流意见。这真是全人类的大幸！当时英国中央政府既无经济发展规划和指标，也不干预个人职业选择，更不直接管理地方事务。个人不断试错，地方自行其是，即使造成饥荒也局限在个体和地方，而不会成为地区甚至全国性灾难。我们对英国当年的许多悲剧耳熟能详，比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等等。但圈地是各个教区自行决定，并无全国性的“运动”、绝无指标和考核。资本积累更是个体的决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亦无投资计划和指标。因此，个人灾难会有，地方饥馑难免，但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和灾难。我们同样耳熟能详的当年英国学者如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不但没有担忧过饥荒，反倒对英国人口增长过快忧心忡忡。事实上，直到英国完成了非农化早期历程的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不但没有发生过较大饥荒，其农业生产还让英国人口快速增长：从1750年到1830年增长了一倍多。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有足够食物让人口快速增长。

问题的关键是，当时英国不但生产出足够食物，而且还降低了农劳比。至迟到1800年前后，英国农劳比应当已经低于40%，英国农业劳动力已经开始绝对减少，非农化在英国已经成为社会大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农业是在没有化肥、农药、农机和电力的“极低”技术水平上，也就是主要靠农业劳动力的情形下，创造了我们今天难以设想的农业奇迹，才得以支撑同时发生的人口高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直到1830年代，英国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我们考虑到所谓的“羊吃人”运动把大量耕地变成放羊的牧场（以便为当时的纺织业提供原料，注意英国不适宜种植棉花），英国粮食产量的提高更令人称奇。毫无疑问，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可能导致粮价上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也是：在粮价上涨的同时，英国依然保持了人口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自诩也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在1999年诧异地发现当年英国公众对农业困难的印象远远大于实际状况。他说这里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粮食的不可替代性和在当年缺乏国际贸易条件下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让英国公众担心粮食短缺；第二是拥有土地是英国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而土地本来便稀缺。我们的短文不去探究更多原因，只是指出，人类最早开启非农化大转型的英国不但没有遭遇饥荒，而且在“农业困难”的印象中实现了世界最早而又可持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认为，这是英国尊重常识的成功！而英国的成功又把全人类带上了非农化道路。

由尊重常识出发，我们很容易尊重市场并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比较一下农业化和非农化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市场的重要性，农业化是人们换一种方式生产粮食，非农化是一部分人不再生产粮食而必须用自己生产的非农产品交换粮食。交换可以经由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在尊重常识的前提下，试错法让英国人经由市场交换。市场交换靠的是价格。价格的特点是与道德无关。一个人高尚还是庸碌，都会价高多卖少买、价低少卖多买，因此价格可以指示什么产品多了什么产品少了，劳动力和资金就会向价高产品的生产部门转移。所以，粮价上涨自然引导劳动力回到农业，粮食就会增产，饥荒也就被消除在隐患之时。而在本系列上一期揭示的悲剧中，交换经由政府，粮价由政府定死，完全不能指示粮食过多还是过少，政府和个人自然不能从粮价变化中很早发现粮食过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相联系的饥荒也就难以避免。

一万多年前，人类完全没有农业化的科学理论，却完成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艰巨的农业化大转型。今天，人类也在不理解非农化的情形下完成了大部分非农化任务。这两个事实证明：没有对农业化和非农化的科学研究，人类依然可以实现这两大转型。相反，即使有了关于它们的科学理论，如果不尊重常识，人类照样可能失败，至少可能遭受巨大人为灾难。因此，包括本系列在内的所有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最终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9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20期，2022年10月29日

注：霍布斯鲍姆（Hobsbarm）的看法见其1999年著作，中文版为《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在上一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中，我们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归结为转移均衡问题。用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即农劳比）的下降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转移均衡又可以提炼为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的均衡。本期利用某个亚洲国家（简称为亚国）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经历的严重失衡和其引发的经济灾难，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重要性。

看图。图1是亚国每年的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图2是该国人均粮食产量，图3则是该国的新增人口。这三张图的曲线在1960年前后皆发生剧烈波动。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就这三张图而言，图1曲线波动应当是起因，农业劳动力以不可置信的速度转移出农业。它造成图2曲线波动，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后者再引起图3曲线的波动，新增人口变成负数，就是人口净死亡。我们仔细观察这三张图。

亚国1957年的农劳比是81%，农劳比降低速度是负1%，降低加速度是负3%。1958年猛踩油门，加速度骤然升至正24%，速度相应升至正23%，农劳比像自由落体那样一举下降到 (81-23=) 58%。如果该国1959年继续保持这样的加速度，1959年的速度就应当是 (23+24=) 47%，农劳比将降低到 (58-47=) 11%。到1960年春，该国的农劳比便会降到0，该国非农化大转型任务将全部完成。然而，1958年的高速度根本不可持续。事实上，该国1959年即猛踩刹车，加速度突兀地降为负27%。这就是图1中加速度曲线出现的极其夸张的大起大落。农劳比降速在该年相应变成负4%，表示农劳比反弹上升，并在随后几年上升到比1957年更高的水平，直到1969年才落回1957年的水平。

每个坐过车的人都知道，猛踩油门又紧接着猛踩刹车的后果是车内人或死或伤。农劳比下降过程中的猛踩油门紧接猛踩刹车同样造成民众的死伤，只是普通车祸涉及的人少，而农劳比变化中的“车祸”涉及亿万人口。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农劳比剧烈下降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突然大规模减少，后者导致农业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剧烈下降，在人均产量本来就很低的情形下，进一步导致严重饥饿和大规模饿殍（音同“漂白粉”的“漂”）。按照本系列第5期列出的公式，1958年该国有6,000多万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高达当年农业劳动力总数五分之二。如果我们想到转移的主要是强壮劳动力，当年农业劳动力突然减少的“程度”更加严重得多。

这么多劳动力一下子离开农业，农业产量必然大幅度降低。图2显示亚国人均粮食产量在1958-1961年间持续下降。在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的同时，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亦猛烈下降。下表列出该粮食、肉类、油料和棉花四类产品在1956-1965年的人均产量。就粮食来说，1957和1958年该国人均产量在300公斤左右，1959年猛地降到253公斤；接着继续下降，到1961年仅达207公斤，比1957-1958的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表中的肉类产量数据不全。在现有数据中，人均肉类产量从1957年的6.2公斤下降到1962年的2.9公斤，降低了二分之一强。人均食油和棉花产量的降低同样超过二分之一。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1957-1958年水平，该国人均农产量便非常低下，绝大多数人仅够维生；农产量随后数年从维生水平剧烈下降，就不但造成民众消费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而且难免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和饿殍。

图3揭示了亚国当年人道主义灾难惊心动魄的严重性：该国从正常年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一下子变成一年减少1,000万!如果考虑在正常年份，新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那么，加上新生与死亡人口之差即净新生人口，该国在这段时期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将更多。同时，根据该国的官方统计资料，这场饥荒造成的人口净减少仅仅发生在乡村人口中，而且男性净减少数量远远高于女性：在1960和1961两年，该国男女人数各自净减少1,010万和393万。

在三百年来的人类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在没有大规模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和平时期，像亚国这场造成大规模饿殍的饥荒是极其罕见的灾难。从上面三个图出发，我们可以说：在狭隘的经济学范围内，大规模饿殍的直接且主要原因应当是人均农产量的突然剧烈下降，而后者直接和主要原因，又是灾难性的过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即过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而过高的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又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过于落后有关。因此，亚国的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均衡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两者的重要性。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8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9期，2022年10月21日

注：数据来自亚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注意：本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之前为通过审查，将”中国“皆改成”亚国“。这里的网页版依然如此。]

我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曾经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巨大规模。毫无疑问，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足以成为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一个成为重大经济问题的现象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成为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浓缩”他们对现象的了解、提炼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形成可作为理论探讨对象的严格问题。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有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即农劳比和它的降低速度与加速度。现在，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精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均衡问题。它指的是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短暂时期内，例如在每一年，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学意义上既不多也不少。而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农劳比的概念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问题随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既不快又不慢的均衡问题，即农劳比降速均衡问题。

为了清楚地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我们用农劳比指标把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历史轨迹并列在下面的图内。注意该图的时间尺度延伸到未来的2050年。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农劳比数据仅仅包括1991-2020的三十年。为了形象地把握农劳比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虚拟了两条从1800到1990年的世界农劳比曲线。该图显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全世界正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交界处，美国则几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该图用农劳比下降曲线，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人类历史在最近几百年出现的变化大势。

上图不仅清楚显示了最近三百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史，而且清楚显示了当今时代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未来的无知：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整体虽然跨过了非农化转型中点，但仍然处在转型之中：它们的农劳比下降曲线依然还“悬”在半空中，因此，中国和世界是否能够顺利地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是一个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为了增进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和知识，为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顺利下降，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如何下降到当今高度，而且需要了解农劳比下降的一般规律。

显然，中国、美国与世界三条农劳比下降曲线都和比如飞机一类落体下降的曲线非常相似。上图绘出的是农劳比下降的高度-时间坐标系。把它想象成三架飞机降落的高度-时间坐标系。美国飞机开始降落得早，现在接近安全落地；世界和中国飞机最近几十年下降很快，但目前还在半空中，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还很大，“安全落地”还是一个虽然可望但必须谨慎行事才可及的目标。对飞机来说，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应当既迅速又平稳降落：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骚动甚至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严重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为了掌握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的动向并控制飞机继续降落，上图传递的飞机高度和时间信息固然重要，但飞机在空中某一时刻的降落速度和加速度信息更为重要。实际上，正是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才把包括飞机在内的物体升降运动研究变为科学并使人类飞行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非农化大转型。如果把非农化视为历史大趋势并用农劳比测度非农化过程的进展，那么，农劳比下降越迅速越平稳，非农化转型对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越有利。在这里，农劳比大小本身不足以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不足以揭示农劳比下降的过程。为了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并适当地干预之，人类必须了解农劳比在特定时期或时点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即下降的瞬时速度与瞬时加速度，其中速度指示农劳比在该时期或时点下降的迅速程度，加速度指示在该时期或时点下降的稳定程度。显然，在一定条件之下，速度越大，加速度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越快越平稳，对置身于其中的人类亦越安全越“好”。所以，在经济学上研究农劳比下降和非农化大转型的具体过程，我们将无法避免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概念。进一步说，正是速度和加速度概念，才把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思考，从思辨性的前科学提升到分析性的科学层次。

上图中的中美两国曲线在揭示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农劳比在不同国家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点和不同时期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不同。为什么农劳比下降速度时高时低，为什么加速度时大时小？为什么它们因国因时而异？在经济学的“真空”中农劳比将如何下降？如何定义经济学的“真空”？面对上图展示的曲线，一个人无法抑制自己对历史和世界的好奇心。把好奇心深入下去，我们发现，正是从这样的曲线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研究；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学研究又可以进一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研究。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均衡降速的机制。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7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8期，2022年9月24

注：上图中的世界1和世界2从1800到1990年的线段为假想线，其中世界1是直线。假设世界农劳比在1800年为80%、1990年为42%。中国曲线为1952-2020年年度数据。美国曲线从1800到1890年为逢十年份数据、1890-2020年为年度数据。世界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中国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美国1800-1928年数据来自美国学者整理的美国历史数据，1929-2020年数据来自美国政府。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今年2月24日开始的俄乌战争和以往战争相比，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美国在开战前便准确侦察到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军事决定和许多具体部署。毫无疑问，美国站在乌克兰一边。但美国依然在战前和开战后一段时间内做出放弃乌克兰的决定。例如，开战之前，美国反复声明自己不会派兵到乌克兰参战；开战之初，美国准备协助乌克兰总统逃亡；开战后一段时间，美国还是拒绝援助乌克兰军队重型武器装备，理由是乌军可能很快战败，援助他们的武器装备将成为俄军战利品。一句话，美国那时候放弃了乌克兰，准备了乌克兰灭国并被俄国并吞。就此而言，乌克兰在这次俄军强敌压境的反侵略战争中，是自己拯救了自己，自己拼出了一片天地，从此得以改变历史上多次被灭国的处境，而开始顽强和自豪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对比去年夏天的阿富汗。如果阿富汗总统不逃亡，阿富汗政府军拼死抵抗，美军和其他北约国家军队可能转过身直接参战，结局将完全不同。所以，无论个人、单位还是国家，欲得自立，必先自救。

      话不扯远，回到本文的主题：美国当时为什么放弃乌克兰？

      我的回答是：乌克兰的得失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没有根本影响。乌克兰打败俄国，对美国是大好事；乌克兰战败甚至灭国，对美国是坏事，但不会根本动摇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所以美国不必要为乌克兰而和俄国大打出手。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它表现在1945年订立的联合会宪章和以后的许多相应文件中，以及在世界精英之间建立的共识，例如“人权高于主权”、“不以武力改变现状”等等。但规则和共识若不流于空话，便得有监督者和强制执行者，也就是警察。当今世界的规则既然是美国主导建立的，美国自然成为世界警察，也就是世界霸主。但美国力量再大，也有不逮之处，所以对世界局部地区违反规则的行为，常常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而无法把这些规则真的贯彻到全世界。

      所谓世界“局部”地区，局部到什么规模呢？至今最大的“局部”规模，就是冷战时期的苏联阵营。该阵营全盛时包括中国，总人口几达世界三分之一。可即使如此巨大的“局部”，对美国在这个“局部”以外建立的“世界”秩序也没有什么影响。冷战时期，在这个局部之外，世界市场照常运转，世界经济照常增长，世界秩序照常维持。当然，那是一个缺少巨大“局部”的世界，可它毕竟是“世界”。1978年以后中国打开国门走入“世界”时，走入的正是美国主导秩序的世界。柏林墙倒塌后，原东德在加入原西德时，完全接受原西德的秩序。同样，中国和其它前苏联阵营国家后来走入世界时，也完全接受了原来世界的秩序。

      为什么前苏联阵营那么大的规模，没有能够影响到所谓世界秩序呢？我们看一看世界地图，就能有所领悟：前苏联阵营囿于大陆。连成一片的前苏联阵营国家，从最东面的中国朝鲜，到最西面的东德，都是大陆或面向大陆的国家，对海洋依赖小，通过海洋和世界联系少。苏联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但它的北部海洋难以通航。它在西部波罗的海、南部黑海和东部日本海的出海口不但被其它国家的狭窄海峡封死，而且与大洋相距甚远。中国虽然面临广阔且温暖的海洋，但当年中国自力更生，不必利用海洋，所以即使脱离前苏联阵营后，依然保持为大陆国家。

      从经济史看，世界秩序不是建立在大陆、而是建立在大洋之上的秩序。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是大航海时代确立的世界；我们所说的世界市场，是大航海后的越洋贸易所形成的市场；而有机的世界经济，又是在这样的市场上形成的。世界秩序，首先是大洋贸易所需要的秩序：贸易商必须对远洋运输的安全、及时和可靠具有稳定的预期。为此。不但海盗必须剿灭，而且各国不得抢掠它国商船并遵守航海规则，所以必须建立国际秩序和维持秩序的大洋警察。而大洋警察就是世界警察，因为大洋才是世界。

      所以，无论前苏联阵营的陆地规模多大，它都不成为世界，而只是世界之一隅。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前苏联阵营不但内向，而且远离海洋贸易的主要航线。我们比较一下前苏联阵营和中东的伊朗就能够清楚理解这一点。伊朗虽小，但紧邻世界重要的海上石油航线。因此伊朗动一动，世界市场就摇一摇。如果世界警察不能制止伊朗的随意行为，世界秩序就难以维持。可前苏联阵营没有伊朗那样的地缘优势，它的随意行为也就难以扰乱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例如前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先后出兵，对世界市场几乎没有影响。

      假如这次乌克兰灭国，俄罗斯扩大版图，俄罗斯依然远远比不上当年苏联阵营的土地规模，依然改变不了远离大洋的特点，依然动摇不了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和世界秩序。当然，俄乌战争爆发会造成市场一时混乱，但长期影响有限。就经济学家目前的研究而言，即使世界市场完全失去乌克兰粮食，世界粮价上涨也不会超过7%；况且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因应粮价上涨而开始扩大种植面积。所以，俄罗斯极其严重地破坏规则，乌克兰可能灭国，世界警察的美国虽然心有不甘，可一因力有不逮，二因不至于根本影响世界经济和世界秩序，而不会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兵戎相见；在没有看到乌克兰自救尤其自救成效之前，美国决定放弃乌克兰，是可以理解的。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7期，2022年9月20日

[本文以“为今年六十岁的我的朋友们祝寿”为题发布于十年前的2012年。今年重发，仅将标题和文末句中的“六十岁”改为“七十岁”，借以祝福我的属龙朋友们古稀之年健康长寿。]

今年是龙年。我有许多属龙且今年恰届六十花甲的朋友。早在今年元旦我就想为这些朋友写篇祝寿的短文。但那时想着自己会参加他们中间几个人的生日聚会，当面祝贺总比文字强，便把撰文的事情拖了下来。谁知日月如梭，一眨眼现在已经是今年最后一个月了，我只好用这篇短文的方式祝贺他们每一个人六十岁生日健康、平安、快乐！

我出生的1953年是蛇年，可母亲总说我属小龙，从不提起属蛇。我到懂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属蛇，比我大一岁的人才真正属龙。我之所以有幸获得许多属龙的朋友，一是因为那时7岁是标准入学年龄，而我6岁上学，同学里属龙的居多；二是因为我十五岁去务农的那个村子里恰巧十六岁的青年居多。当然，其它机遇也让我获得好些属龙的朋友。他们在我的人生尤其青年时期打下了深刻烙印。

在我的属龙朋友中，第一位应当提到的是关磊。他和我同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初一（2）班。不过，我们一起上课的时间不足一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此同班同学也不熟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要在家，属于所谓的“逍遥派”。我在学校参加高年级学生组织的“造反派”。1968年刘少奇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后，造反派便成了必烹之犬，连带“逍遥派”一起都得去农村插队。关磊和我插队的那个月，南京九中学生被指定去的农村是江苏省高淳县。关磊父亲工作的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就在九中斜对面，那里的学生得去江苏省句容县插队。插队前几天我和关磊偶然在九中校门处相遇，他告诉我他父亲希望他随二十六中学生到句容去，可他不认识那里的学生，所以很为难。我已经记不清他和我如何商量的，总之我们两个少年很快决定两个人一起去句容县。在句容我们被分配在一个生产队并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近7年，还是因为他先调回南京而分开的。7年是个什么概念？据说两个朋友共同生活三天是欢乐，六天是忍耐，九天必反目成仇，因此古人说“远亲近仇”。可关磊和我在共同生活的7年内既没有互相算计过也没有互相争吵过。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关磊的忍让和宽容。小时候他便是父母的好孩子，还会照顾他的妹妹。我年少时则常常和哥哥姐姐妹妹争吃争喝，是最惹父母生气的孩子。然而，等我1977年重新回到父母身边时，父母发现我变了，不但不和别人争东西，反倒会让着别人。我的变化得益于关磊的榜样。在农村，从田头劳作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比我学得快并常常教我。那时很难吃饱肚子，收工时饿的不行，两个人到家赶快烧饭。我在灶台后烧火，他在灶台前淘米洗菜烧菜。有时草潮或者柴硬难以烧燃，他还教我烧火或者自己兼灶上灶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我的笨拙从未说过一句重话。可惜的是，在他六十寿辰的今年，我无法联系上他。2007年5月他去看望我父母时我们见了面。后来由于南京拆迁和建设频繁以及对电话号码变更的某种规定，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成了空号。十年前他因“国企改革”而下岗。六十岁生日给他的安慰之一是他终于能够领取退休金了。而此时我想告诉他的是在他六十岁时有人在感谢他，在为他祈祷！

如果说关磊让我感到亲切，另一位属龙的朋友章铮则让我敬重。他和我在中学里参加的是同一个造反派组织。他的特点是说话不慌不忙，对别人的问题或求助总是不厌其烦甚至过于详尽地加以回答。这也许和他父母皆出生大家且皆为知识分子有关吧。这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风风火火的年头显得特别“异样”，因此学校很多人都认识他。后来他和更年长的高中同学去江苏省丹阳县插队。我们两人在学校时虽然熟悉，但关系并不密切，可我们却在各自到农村后建立起固定的通信联系。我今天无法回忆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的，但我们互相写的信很多，每封信都很长，内容几乎都和马列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与国内外大事有关。章铮尽管比我仅年长一岁，但知识、见解远远在我之上，所以那时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应当说，没有他的指导和循循善诱，我在农村时不可能坚持读书。所以，如果说关磊是我农村时期的生活指导者，章铮则是我那时的精神指导者。记得有一次我们读恩格斯《家庭、私有者与国家的起源》并讨论起奴隶社会，我突然发觉最早的奴隶也许是打败其他部族后获得的战俘，而非本部族内部的穷人（后来我知道这是西方学者早就提出的观点）。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短文。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不属于“学毛选心得”的文章。章铮读后大加表扬和鼓励，让我还得意了几天。后来他和我先后回到南京，我们的通信才结束；相应的补偿是我们常常见面。幸亏这些见面和讨论，我得以补上许多知识并参加高考。1978年他去北京大学、我去南京大学，分别时他郑重地希望我在理论上做出自己的工作，用他的话说是和我约定。今年五月我参加了他的六十岁生日聚会，他还私下里向我提到这个约定，对比他仅仅小一岁的我依然还抱着希望！

不过，我的属龙朋友更多地是我乡村朋友。关磊和我1968年插队的小村子总人口不足100，和我同龄属蛇的只有一位， 比我大1岁属龙的却有七位。其中男的名字里少不了龙，如程龙林、祁学龙等，女的名字里则有凤。记得他们总以比我们大1岁而自居，并且也确实比我们两个属蛇的能干。从识别稻田里的稗子到使用锹、锨的窍门，我从他们那里直接学到的东西比从年长农民处学到的更多。那时我们年轻人一起插秧、一起挑肥、一起挖墒，一起聊天说笑，度过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却有辛劳和饥饿的漫长日子。后来关磊和我分别于1975和1977年因为“来自城市”的原因而回到城市，他们依然留在乡村，其中两位甚至离开了人间，尽管乡村没有那么多容易造成事故的电气设备和汽车。当我今天用这篇短文祝贺生存者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的感情无以名状。我只能说，我记得他们；我祈求天主眷顾他们。同时，我也记得那两位去世者当年栩栩如生的青春形象，并祈求天主在灵的国度眷顾他们。在形体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舞台的匆匆行者；但感恩仁爱之情却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舞台行为而传之绵绵，直至天国来临。

谨以此文祝贺今年七十岁的各位朋友生日快乐！。

“夜话”2012年第14期，2012 年12月1-4日

注：今天是我的一位小学同班中学同校的同学七十岁生日。它使我想起自己十年前的这篇拙文。他和我只是在最近十年间才重新认识，所以我没有在拙文中提到他。这里，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胡景北于2022年9月18日。

“夜话”2022年第16期，2022 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