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夜话”2007年第9期                                                                2007年5月5日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纪念馆，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生产队，120亩地，50个劳动力，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劳动力都是太多，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我们缺少农民，缺少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365天，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割草，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甚至那么辛苦，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麦子不种了，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粮食价格便宜，种麦收麦又苦又累，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365天，种田无需100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休闲在家：农民倒真是多了，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

“夜话”2006年第20期                              2006年11月29日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

   看着这张图，我不仅激动，我甚至感到了惊心动魄：首先，1952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每个中国人拥有的资本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经济竟然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停滞特征！关于1952年以后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切美好词汇，在这条简单线段面前都变得令人惊撼地苍白无力。其次，经过多少年的苦难、波折、彷徨和挣扎，我的祖国的经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起飞了。我们还没有1952年以前的系统数据，因此这张图还只能从1952年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打开眼界，中国早在150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工业从1860年就起步了。1860年后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工业创业，1910年后近30年“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工业建设，1958年“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尝试，1978年“四个现代化”建设，都试图造就中国经济的起飞。我们中国人的努力不可谓不勤，可努力的效果却又不可谓不低。我们的图形显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国为每一个新来到世上的中国人所生产的财富，还没有明显超过遥远的祖先。事实上，就在今天大部分活着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1981和1982年，那么少的财富竟然还绝对减少过！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彷徨挣扎的中国经济终于像飞机摆脱了地心阻力那样，坚决地离开了地面，起飞了！

    我们知道，资本是人生产出来但没有立即消费的产品。资本可以用到新的生产中，提高人的生产率。同时，资本也是人类的财富。一个人收入高低和财产多寡是两回事。一个人把收入省下来才有了财产。同样，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和总财富也是两回事。一个国家把产量省下来将形成国家财富（注意不一定是政府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许会很高，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可能花光收入，而没有留下财富。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出现过许多次。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初期，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可都没有积累起财富，因此都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如果不考虑政府滥用的话，那么，人类也许有一种生物学本能，会利用更多的收入扩大自己的种群。因此，经济起飞的条件在于，如果收入增长不能远远超越人口增长的话，人类就必须淡化自己的繁殖本能，而把更多收入用于增加现有人口财富。后一个条件十几年前在中国出现了（尽管以悲剧形式出现，但中国150年的经济发展本身何尝不是悲剧多于喜剧呢？），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起，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造就了中国经济最终的起飞。

我们计算的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之比，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富裕的最好指标。总资本和总人口之比更加恰当。可是，我们缺乏总资本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之比能够让我们合理地想象全体中国人平均富裕程度。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很少变化，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中国人平均拥有的财富会提高；如果前者像十几年前开始的那样强劲升高，后者也必定随之升高。就此而言，我们的图形不但揭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向着大众富裕方向的起飞，义无反顾的起飞。

事实上，我们自己就见证着中国财富的猛烈扩张。早在1848年，我们当时的先辈在中国刚刚看到但顽强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马克思便惊叹，不到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人类（包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今天，同样的奇迹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仅仅二十年前，有谁想到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有谁想到普通人的飞机旅行，又有谁想到农民因为劳动力太贵而购买收割机？中国人在最近二十年创造的财富，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以平等、自由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在古老的中国再一次像魔法师一样变出了人们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

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他的年代已经走到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用人均财富和富裕民族相比，中国还很穷；我们也知道，即使今天最富裕的民族也富裕得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走过了150年。在这期间，我们曾经狂热地赞颂过大清王朝的中兴、计划经济的成就。可我们的图形显示，那一切不过是我们在旧框架中试图起飞的无望挣扎，今日的中国才真正摆脱了千年的停滞。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巨大转折同时，我们又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离开富裕还很远。用飞机升空来比拟，如果飞机在10000米的高空才能够平稳飞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虽然起飞了，它的飞行高度也许还没有到达2000米。尽管它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地面，但是，它还有很长的升空路程要飞，它的飞行员和乘客还在骚动之中，它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对待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庞大财富。升空中的飞机比停留在地面上危险得多。因此，为了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作为飞行员和乘客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的都不是颂歌，而是平等、自由和自律，是基于它们的理性讨论与决策。

 

（注：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比的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具体计算方式为（新增资本/新增人口）＝（投资/新增人口）＝[（投资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增长率×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没有扣除投资中包括的补偿折旧部分；没有考虑外汇储备。)

“夜话”2006年第21期                              2006年12月18日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各位长辈、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家父九十大寿、庆贺家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我代表兄弟姐妹，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家父如今已步入九十高龄。九十年沧桑巨变，九十载风云际会，家父既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又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我们的家族尊师重教，历代出了许多举人、进士。家父自小聪颖好学。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后，家父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中央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定居南京。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早期，家父不但把家族从乡村带入城市，也把家族从传统带入现代文明，为后辈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父亲和、乐观、有主见。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负责起当时最为艰难的学校消费合作社工作。进了大学以后，他又在自由竞选中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渴望建设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但他刚过而立之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他亦失去机会，甚至50多岁时还得到农村务农维生。尽管如此，家父始终保持平静、开朗的心情，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和社会。60花甲过后，邓小平主持的拨乱反正为家父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家父由衷地拥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多次组织海内外校友聚会，为祖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尽力。

家父对子女要求严格。他教育我们坦诚为人，认真行事。他要求我们热爱知识，求学不倦。正是在家父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最艰难、最不重视知识的时期，都不忘记学习，不离书本。更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孙辈们正在把这种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

家父、家母最为家族所称道的是对感情的忠贞不贰。早在少年时，家父母就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主定亲。后来家父出外救亡求学，整整八年与故乡失去联系。家母在家苦守八年。家父的才华使他不乏女性朋友，家母的美丽更让提亲者接踵而来。但他们谨守儒家之训，不疑不惧，互相等待，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两人团聚，终成眷属。从那以后，无论在兵荒马乱的艰苦阶段、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不公年头，父母亲都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同撑起家庭，共同抚养教育我们子女，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今天，在恭贺家父九十大寿、家父母六十婚庆的大喜时候，作为子女，我们无比感谢亲爱的父母亲，最衷心地祝愿父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谢谢大家！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夜话”2007年第6期                                    2007年3月20日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2003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篇。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II课程，用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切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在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夜话”2007年第5期                                 2007年3月13日

 

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今年的第一期夜话，我转载了张梅的文章“给我未来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追求理想、踏实、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正直、勇敢、独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是转载给自己读的。在为她的文章感动的同时，我又感觉到除了她列举的品质外，一个优秀的人似乎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积自己五十余年的经历，我相信宽容也是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之一。

宽者，阔、舒也；容者，纳、包也。阔而能纳、舒之可包的宽容，最初表示房、仓宽大可居人或可储谷，后来引申到宽厚容人的品德。古人对宽容评价极高。孔夫子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尚书》称“有容德乃大“。不过，古人所指的宽容，含有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意思。《尚书》比较完整的句子是“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忍为先。孔子说的宽猛相济、以宽服民，则把宽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当然，无论把宽容当作手段还是视为德行，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宽容都是一种明智做法或优秀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谁都免不了错误；在个人行为上，谁都少不了缺点。一个人如果斤斤计较他人的错误或缺点，这个人就显得心胸狭隘，既不为大家喜爱，也难以为自己释怀。反过来，如果对他人缺点、错误采取宽厚谅解的态度，则既能服人，又可舒己。自然，宽宏大度不易做到。它需要“忍”，忍受、忍让，需要难得的“糊涂”。我们从小都读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这段故事之所以历代流传，是因为蔺相如的宽容大度让人感动。廉颇挑衅，他避让；廉颇认错，他宽抚，毫无自倨自得之感。蔺相如的大度宽容，应当是我们的楷模。

不过，我今天想说的现代人应有的宽容品质，和蔺相如式的宽容虽然又着密切联系，但根本点不同。现代品质的宽容，出发点不是他人的缺点错误，而是他人与自己同样正确；内涵不是宽恕、容忍，而是他人与自己的平等。对他人错误、缺点的宽容，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必须的。现代品质的宽容绝不否定宽恕、容忍。它只是超越了宽恕、容忍的范畴，而提出了自己正确、别人也正确的问题。在生活中，一方正确、一方错误是常有的情形，例如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可在生活中，双方都正确亦是常见情形。关羽为与刘备相聚，挂印而去，有其正确一面；曹操知刘备是天下唯一能与自己争雄的人物，不容关、刘相聚，也有正确一面。若曹操只认自己一方之理，在关羽一意孤行时对其或杀或囚，史家当不会以曹操为错，毕竟事业至上。但曹操知关羽也有正确一面，因此不但不以恕、忍之心，反倒以敬佩之情送袍放行。自己对，关羽也对，这是曹操当时的心态。

现代意义的宽容，就是在坚持自己价值的同时也承认他人价值、要求自己空间的同时亦给予他人空间。宽的辞源是阔大，容的辞源是包纳。人世大小，在乎于心。世界是大家的，人世就大，就能容纳所有人；世界是自己的，人世就小，容不得他人。具体地说，世界可以是家庭、朋友、单位（比如工厂、学校、班级、生产组、社区等等）、地区、国家、地球、宇宙。宽容就是相信世界属于大家，自己有一份，别人也有一份。让别人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自己的宽宏大度，更不是自己的宽恕和容忍，而是别人本来就有权利占一席之地，别人的权利本来就不比自己权利低一点少一分。因此，现代人的宽容，不是“咬碎钢牙朝肚里咽”的忍受、不是不得已的退让、不是对别人错误的宽恕、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不是“难得糊涂”的自寻安宁，不是出于善良而“不忍罚”的宽厚、不是发自宠爱的放任。现代人的宽容也许包括了这一切，但它的本质与传统的宽容截然不同。现代人宽容的核心含义是相信各个人的人格平等，相信每个人有权利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幸福。简单地说，宽容就是自己有理想，也让别人有不同的理想；自己独立、也让别人独立；自己勇敢、也让别人勇敢；自己正直，也让别人正直。

这里我们遇到了正直和宽容的矛盾。如果宽容不是出于恕和忍，难道还有不同的正直吗？是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正直。自己正直，反对自己的人也完全可能正直。例如，提倡中国农村土地国有制的人可以是正直的，提倡私有制的人也同样可以是正直的；佛教徒正直，天主教徒同样正直。我们认为殉情的祝英台正直，她父母甚至祝英台本人都会认为逼婚才是正直的。因此，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正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幸福或者真理常常不是唯一的。在几何学中，一条线的每一点都可以引出一条垂直线。同样，生活的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正直。我们没有任何标准说一个人只有站在某一角度上，他才是正直的。因此，自己在某个角度上是正直的，别人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是正直的。

既然各个人的理想、幸福、正直可能不同，他们之间的相处就需要以互相承认对方正确、正当的宽容为基础。宽恕、容忍是绝对不够的。宽容对应的英语词汇是tolerance。和中文的宽容一样，tolerance既有宽恕容忍之意，也有“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the capacity for or the practice of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he beliefs or practices of others，《金山词霸》“tolerance”词条）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后一种意义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意义的宽容，在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传统上很少受到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学”或“独尊马学”的知识分子谈不上对别种观点的宽容。在西方和中东历史上，天主教、伊斯兰教谈不上对异教徒的尊重。因此，各民族历史上充满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战争和专制。不同理想都正确的宽容理念是和自由主义一道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一个人与生俱来便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它同样强调了幸福的个人主义含义：每个人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这样，自由主义便强调了不同价值观的并存与相互尊重。由此，人与人之间除了对抗和服从外，又多了平等共处的宽容关系。因此，在专制气氛下，一些英汉字典虽然带有敌意地把互相尊重的tolerance解释成“一种自由主义观点”，却也正确地指出了宽容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平等共处的宽容，市场经济如何可能、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男女平等如何可能、信仰自由如何可能？相互尊重的宽容才使我们不再需要在压制别人和服从别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今天，每个人都和几百年前一样，不喜欢别人的某些追求、想法、行为、性格、爱好甚至长相，不喜欢某些观点、主义、组织甚至国家。这是人的正常情感。可宽容的品质让我们超越这种情感，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同时，自觉地尊重别人，让别人说话、行事、自得其乐。宽容渐成习惯，我们就能进入宽容的境界，大大方方地看待人世，在勇敢、独立地坚持自己人格、自己信奉的正直时，也让宽容给予自己愉快和开放的心绪与不同于自己的配偶、亲属、同事以及其他团体、阶级、民族的人平等相处。

“夜话”2007年第1期                                       2007年1月2日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 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http://www.e-duzhe.com/bbs/ dispbbs.asp? 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1992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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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7年第3期                                2007年01月30日

 

不把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再施加给别人

学生：

你好！谢谢你的信。我理解你的愤怒，支持你公开表露愤怒，支持你公开说出感受。我担任过多年研究生考试出题工作。应当说，重复出题未尝不可，但时间间隔必须相当长，而且不应当出现在大题目上。小的不超过1、2分一题的题目如判断题、选择题，间隔若干年而个别地重复出现，是完全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但大题目在比如20年内完全不变地重复，肯定是一种错误，特别在考研这样重要的考试中。因此，今年考研英语翻译题和2005年的试题重复，教育部犯了错误。教育部应当向国人做出公开道歉。我相信，教育部内部对这点的认识和我、你一样清楚。他们不习惯的只是处理社会事务时的坦诚（即使他们属于中央政府）。在教育部内部，这次出题错误应当会得到某种处理。然而，这类错误毕竟和比如教育部盖的某个办公楼倒塌不同，因为后者没有社会意义，所以内部处理就够了。考研出题错误牵涉到公众，教育部应当向广大考生和准备考研的青年人公开道歉的。

你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我的回答是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多了，这件事情就不会这样不了了之。否则的话，它完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这里不会起很大作用。没有民意的充分表达，任何监督都非常有限。

同时，我也要说，即使教育部公开道歉，重新组织考试也很少可能，你和广大考生还是应当承认上次考试结果。在这里，君子风度是绝对需要的。记得英格兰球队在马纳多拉的手球被确定后的表现吧？我们都应当有那样的风度，承受委屈，心情开朗。

在这里，让我由衷欣慰的是你看到了这件事对考生心理的影响和你的担忧。是的，你和许多考生正确地感到了委屈和不公正。可你在愤怒的时候，却又考虑到了你们很容易从恶的一面接受教训、由此“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的问题。对此，作为一名教师，我十分感谢你。

你的考虑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乡下种田，得到许多好心的关照，也碰到许多明显的歧视。比如，我在当地“知识青年”中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但任何“知识青年”之间（农民青年不在此类）分配的名誉、补助、不参加大田劳动的安排等等，都和我无关。我明白自己不应当追求那些。因此，即使全公社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在种田，我也没有怨言。同时，我还没有傻到不知严重歧视的程度。和你现在一样，我那时也考虑到了未来：假如某一天我有“资格”瞧不起别人，我是不是也会像别人现在歧视我这样再歧视别人？我明白我不能够那样做，不能把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再由自己施加到新的年轻人身上去。所以，许多次我提醒自己，不能因为别人瞧不起自己而产生报复心理，不能因为别人有理由歧视自己、自己就有理由歧视比自己更“差”的人。不过，当时我接触的人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上天眷顾，我后来竟然能够入大学甚至当教授，真的有“资格”瞧不起别人了。幸亏年轻时对自己的提醒和警觉，我今天仍然能够平等待人，尊重而不歧视任何人。和衣着不整的农民工交往，我想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总是给他们友好的笑容和正视的目光。和坚持专制的学者论争，我会特别加上即使他们已经不属主流甚至丧失了学者本质即学术自由精神，他们也有权利说话的意思。所以，读了你的留言，我很欣慰，因为我相信，基于你对自己及同龄人错误接受教训的担忧，你即使今后为官，也不会把现在官员对你的不公，再加到未来的年轻人身上。

我们生活的社会还有着太多的不正不公。不公正遭遇可以激发一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地位的奋斗和改造社会制度奋斗。但是，如果一个人奋斗仅仅为了自己从人下人升到人上人，一旦自己成功了就利用权力实行大大小小的专制（也就是我在别处说过的社会专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社会将永远沦于一部分人报复另一部分人的循环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则无法摆脱落为人下人的恐惧。无论就社会还是就个人而言，避免这一结局的唯一方式，是在每一个现行制度下遭遇不公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不应当把这种不公再施加给后来的人，不把这种不公再经由自己传递下去。你的留言让我看到了希望，谢谢你。

 

胡景北

 

附录：署名“学生”的留言（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

姓名：学生

主题：请问胡老师  事情会不了了之吗？  (2007-1-28 1:30:19)

20  21号两天进行了研究生考试。其中英语考试，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题出错。英语的翻译和05年的一模一样。很多同学都买了一本历年真题解析。我也买了。这本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翻译出题的确出现重大失误。但是，教育部表示：经过认真查证，英语考试中没有出题失误……英语考试对于考生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明白。10分的翻译意味着很多之前看过05年真题的人能在5分钟之内得10，又会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文。不公平！！

可惜！可恶！如果是大官贪污之类的事情，一般人不了解内情也就不说了。对于教育部这样的失误，全国千千万的考生都看在眼里。很多参考书白纸黑字地表明了出题的错误。面对这样明显的问题，教育部竟敢说他们的出题很科学，没有出题问题！！！纯粹的官僚主义！！根本没有把学生放在眼里，事实上即使有一百万人清楚的知道教育部在撒谎也不能把教育部怎么样。大概也正因为缺乏监督吧，教育部才能如此大胆。
    我们学生的确不能怎么样，最多在论坛上发帖子骂一骂。之后，不管怎么样愤怒，也只能无奈的接受。
    教育部的行为违背的公平正义！教育部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他们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又是勇敢者，面对着明显的错误竟然敢死不承认。其实，出错题并不要紧，关键是他们错了不承认才让人可气。毕竟是管教育的部门阿！管教育的人都不讲诚信了，那学生怎么办？今年目睹这一切的学生，当他们有一天当了官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起当年教育部的处理方式，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教育部的行为，影响深远，严重地破坏了学生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
     胡老师，您的见识比我们要多得多，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吗？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不是说民主党派的有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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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7期                                                                       2006年4月12日

 

四年总结

(1997-2001)

 

　　1997年4月14日，星期一，我乘飞机抵达上海，在八年的国外生活以后重新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今天是2001年4月14日，从那时算起，四年过去了。

　　四年也许仅仅占到我全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四年对我却很不寻常，因为它可能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我所回到的中国处在一种几乎是全面腐化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具有非常强大的同化能力：所以抗同化成了我在这四年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接牵涉到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我在这四年内才第一次真正直面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也才在自我意识的意义上确定了自己的命运。虽然1997年我踏上上海土地的时候，心理上做好了插队准备。但后来我发现1997年和1968年（下乡插队年）对我的两个重大区别。1968年我没有任何机会，欲积极而不能；1997年我拥有很多机会，思清静却难为。同时插队时单身一人，可以我行我素；回国时我在国内的亲人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在国外的妻子希望我摆脱“贫困化”；而我也完全明白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不过，尽管有这些区别，但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性和对某种心灵境界的追求，使我在这四年的抗同化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思想波动：我的思想是稳定的，轨迹是清晰的。在全方位腐败的社会风气中，我肯定做过一些不完全符合自我规范的事情，但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抵抗住了同化。我体会到，即使我在国内没有做出其他事情，只要我不被同化到腐败的制度和风气中，我就成功了。今天，我可以说，在这四年里，我在抗同化上是成功的。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如果自己尚健而回忆这四年经历的时候，心情将是平静甚至幸福的。

 

一．物质生活

 

　　四年前刚到上海时，我对当时个人的物质条件和周围的环境污染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我没有向我的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提出任何实质性要求。四年前的今天，当我回到我出国前的复旦大学教工宿舍的家中时，马桶不灵，厨房的豌筷都是污迹， 屋内满是霉味。我整理出一张床板用板凳搭了睡觉。手头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50马克（200多元人民币）。最初的月工资为800元左右。感谢朋友和上海财经大学借给我钱，让我装了电话，让我能够看望一下住在外地的父母亲，也让我能够买一些国内的专业书籍。应当感谢德国政府劳动部向我提供了回国第一年的生活补贴 (我自己决定不把这笔补贴带回国内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提供给我一台计算机。后者直接帮助了我的工作起步。
　　四年过去了，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还有贷款待清）；月工资升到了3600元，是四年前的三倍半。2001年3月我的金融资产约15000元，是四年前的75倍。四年来，除了1997年为了父亲80寿辰的费用而打过一次工以外，我没有争取过任何本职工作以外的收入。当然，我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但它是稳定的。就是说，仅仅依靠本职工作的收入，我已经为自己打下了一个稳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不需要很多地考虑金钱问题，从而有了思考和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
　　在这期间，从1999年9月开始，我征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同意，兼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学的工作，并由此获得每月1000马克的补助。这笔补助使我能够支持我的孩子在德国就学。我曾经试图仅仅在经济学专业工作而获得这样的经济能力，但失败了。随着收入的增长，未来我可能更多地为他人负一些经济责任。但我不准备为此而争取本职工作外的收入，在这点上，我是和抗同化联系起来的。

 

二．教学

 

　　我对自己的专业定位是理论经济学。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在经济学领域工作，在同济大学在管理学领域工作。由于我对管理学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在教学中我基本上处于边学边教的状态。一方面受自己的科研兴趣和知识结构所限，另一方面也没有决心把时间大量投入到管理学上，所以我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尽管前两年打算过把时间投入的重点转向管理学，但由于在经济学方面自己总有许多问题在思考，所以没有实现。现在我放弃了这样的打算。目前的想法是争取同济大学的工作也往经济学方面转，自以为这对学生对自己对大众都有好处。毕竟愿意搞管理学的人比愿意搞经济学的人多得多；同时自己将近五十，即使我完全转入管理学，做出成就的可能性也渺茫；对照自己所放弃的个人生活和追求亦不值得。所以目前的打算是管理学方面的工作仍然维持在边学边教的水平，并且随时准备退出该领域。
　　四年来我的工作主要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就教学来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四年前，当我第一次上课并把西方专业杂志的文献交给硕士研究生阅读的时候，学生都要求我讲课。我坚决拒绝了。我明确告诉他们，老师讲、学生听、课后写一篇没有意义的议论文或通过简单考试来结业的时代必须结束；他们必须直接读专业文献，必须按类似专业文献的要求撰写课程论文。我的课程总是以国外的最新教科书或专业杂志文献为参考教材。即使直接有关中国现实的上课部分，也和国内专业杂志上有学术深度的文献相联系。当然，这要求我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上课上，尤其是那些教科书、文献，大多数我自己也没有使用过或阅读过，我必须边学边教。同时，我每个学期上的课、使用的文献几乎都不一样。应当说这往往是很辛苦的。在国内，学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不懂的地方问老师，甚至上课做报告的中途突然说做不下去了，让老师讲。这和国外学生完全依靠自己读通文献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过，我渐渐地体会到，上课首先是一个自己学习的途径。没有这样的途径，很多文献我自己根本不会去读，国际上的学科发展我可能根本不会去了解。四年后的今天，应当说我的这种读文献、写课程论文并做报告、以课程论文为基础考试的上课方式已经被大部分学生接受。更多的老师也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
　　在实践中，我强烈感到理论经济学教学的两大问题。一是思考方法粗放。学生被传授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还是大而广之地讨论问题，分析的成份太少；同时还有强烈的宣传工作的思维方式。二是内容陈旧，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这和理论经济学教学在总体上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为主密不可分。它在目前还很难完全改观。不过，在我所及的范围内，我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所习惯了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否则他们在学术上就不会有前途。我参与执教的是西方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我完全支持和我一同开始这四年工作的朱保华老师对教学内容的重大改革，希望把教学内容全面向西方高质量的教科书看齐。我们深深地感到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教学水平、教育方向、师资都急需改革。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必须扭转整个教学制度向低水平的教师和学生看齐、让教学制度和社会腐败同化的方向。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科研

 

　　四年来，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种可能机制”，便试图系统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那篇文章里，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一般理论出发，尤其在自己早先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可能遵循的一种机制或规律。在我了解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人像我在那篇文章里那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应当说那篇文章代表了我在经济学上达到的顶峰。它既表示我终于幸运地做成了一件事情，也表示我不再可能有新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做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只是在所达到的平面上外推。四年中做的外推工作大概只是两个方向，一是推及到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结束后，二是推展到中国的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史。这两个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表明我提出的模型和机制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提出的理论推及到当前的中国现实。这应该是自己从现在开始的重点工作。
　　在2000年我把自己将近20年前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公开发表。该文虽然不是这四年的工作成果，但它是我十分重视的另一个科研工作，在适当机会将它公开发表是我直到那时的宿愿。
　　其他科研工作也做过一些，但在自己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代表不了自己的工作。
　　同时，在这四年里，我没有写过任何“伪学术”的文章，没有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拼凑文字，也没有写过任何违反自己心愿的作品，亦没有参加过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在学术上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我的科研工作量确实不多，也是值得自己严重注意的。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以为完成了它们再来静心思索。但实际上那些事情总是无限多，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今后看来还是要更多地放弃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1998年专门为我提出的项目“中国实证经济学的体系和方法”拨出12万元。这使我的科研有了充足的资金。为此我对上海财经大学怀有深深的感谢之情。

 

四．人生思索

 

　　四年里，抗同化的问题促使我先是不自觉地、后来自觉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在这四年中我明确认识到自己在个体之间的常规竞争中注定是个失败者。同时，我在中国的单身生活意味着我对自己所珍视的一部分人生内容尤其是夫妻生活的放弃。放弃亦是失败。失败的认识也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况且，如果说我的失败至少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它给我妻子造成的损害，却违反了我不伤害别人的准则：我自己的准则和我自己的选择出现了矛盾。我把社会看成善的，并首先考虑坦诚待人。但我比较地走到了极端，在很大程度上自觉地选择了财富、职位、名誉竞争中的败者角色，从而导致了自己在夫妻感情关系中的失败，并使她受到了损害。为此我将承担责任。
　　我的孩子给我的理解令我欣慰。我是在确信他基本形成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获得了学习能力后才离开他的。但他能否做出一些超出普通职业范围的事情还取决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我相信我在中国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离开了他。但只要我们在一起，他总会主动地拉起歌曲“血染的风采”（只是我们都超脱了国家的概念），使我很感动。我有许多相互理解甚至相互欣赏的朋友、同事、学生和家人。他们给我的关心和帮助既使我在心灵内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也在实务上减少了我的困难。因此，在自认败者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下层的人，缺乏学校训练、从16岁起就自谋生计，25岁才带着残缺不全的知识步入学校，但受到的又几乎全是过时的教育，而能达到今天这样生活稳定、工作自由、心境平静、未来被迫改变自己的风险不大而且还有很多知音者的状况，世界给予我的是太多了，远远超出我作为失败者所放弃所丢失的；另一方面，我不但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领取了世界给予我的，而且也用自己的努力为世界为他人做了一些工作。因此，我想我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生活对于我无疑有苦涩的一面，某些东西的放弃会造成我长久的遗憾，但我更深地体会到的是生活的美丽，因为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如思维的自由、心情的平静、朋友的相知，我都已经获得。
　　今后呢？我的大概可以算是好的素质有1. 喜欢思索，所以需要自由时间；2. 不愿意把自己的思考直接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3. 认为仅思考不行为，仅批评不做事的方式缺乏道德和人格的力量，所以想把思考和行为联系起来。如同我的一些坏的素质难以改变一样，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这些自以为不算坏的素质。但它们不但规定了我这四年的生命轨迹，也基本决定了我的未来。可是，在具体的形式上，在回国四年后的今天，我却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
　　第一，继续往技术化的经济学方向发展，还是更多地转向社会学、哲学。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如何富裕的经济学问题。中国以及人类现在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富裕和自然环境、人文道德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参与。我最初读书是从哲学开始的，并且始终对类似问题有兴趣，但这些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第二，继续在学术上发展，还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在这四年里，我感到仅仅自己抗同化是不够的，社会腐败的治理需要制度的更新，而自己也有责任做些超出书本的工作。但这无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利，而我觉得尽管我在经济学研究上走到了自己能达到的顶峰，但自己还有许多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问题需要探索。
　　当然，不管我如何决定，我对人生的感悟不会改变了，改变的将只是生命的具体表现。

 

2001年4月17日完稿于上海

 

{这是五年前为自己写的一个总结，曾给若干朋友看过。这次发表时对涉及他人的字句有个别改动。

胡景北 2006年4月12日}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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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期                                                            2006年4月24日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夜话”2007年第2期                                     2007年1月16日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年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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