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2007年第9期 2007年5月5日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纪念馆，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生产队，120亩地，50个劳动力，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劳动力都是太多，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我们缺少农民，缺少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365天，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割草，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甚至那么辛苦，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麦子不种了，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粮食价格便宜，种麦收麦又苦又累，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365天，种田无需100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休闲在家：农民倒真是多了，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