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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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期                                                            2006年4月24日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夜话”2007年第2期                                     2007年1月16日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年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

“夜话”2007年第10期                               2007年5月26日

 

 

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1978年，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200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十七与百分之四十五，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各下降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再过三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大多数人、大多数劳动力不再是农民。想到这一点，任何一位了解历史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彻底转变中国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的时代，一个我们甚至不敢想像其后果的时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思索，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几乎所有展望，都把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这一前提即将失效，农民在中国即将成为少数人！

即使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农民转移问题也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巨额出口顺差、内需不振、收入分配、房地产等问题，离开农民转移都无法理解。没有上亿农民向工商业的转移，我们不可能生产出全世界到处可见的中国产品，不可能拥有万亿外汇储备，更不必讨论内需问题。没有上亿农民的进城，中国不会出现城市贫困，中国收入分配不会形成如今的格局。即使看起来面向高收入者的房地产问题，没有农民进城和他们对住房的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会红火到如此地步。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增加资本与劳动力和通过提高技术来实现。但中国有几亿农民要转变为工人，这却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而只要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显著，农民到工人这一转变本身，就会提高产值，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不理解农民转移，我们便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举个浅显的算术例子：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收入为5千元，一个工人的生产率则是5万元。工人生产率是农民的十倍。因此，即使中国不增加一个劳动力、一元资本，也不提高技术，但只要中国让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中国国内总产值就会增加4万5千元。如果中国让1万个农民转移到工业，国内总产值将增加4亿5千万元；一亿个农民转移则增加总产值4万亿5千亿元。而中国2005年国内总产值也才达到18万亿元。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制度、增加资本、提高技术，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择业、工业能够自由地择工，保证农业有能力释放几亿人口，保证工业有能力接收几亿人口。

农民转移不仅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中国收入分配和中国人口的福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8年以前的中国计划经济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它和农民没有关系，农民的福利没有提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复兴与中兴时期，农民生活都有好转，但没有农民到工人的转移，农民就只能处于长期贫困之中，经济增长的福利只能归于少数人。我们可以说，没有农民转移，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得不置身于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不会扩散到他们身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有了农民转移，农民便直接参与了经济增长，直接获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中国才有了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大部分农民通过转移，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自己转变为城市人，并且创造了条件，使小部分仍然留在农业的农民能够转变为农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这样，中国也才能够最终告别经济增长仅仅有惠于少数人的历史。

在中国，虽然我们1982年就有了第一篇把农民转移当成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1994年有了第一个以中国农民转移特点为背景的理论模型，但与二十多年来农民转移的规模相比，经济学对农民转移的研究是太苍白了。当然，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政府还动员几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务农；仅仅三十年前，我们的报纸还宣传人力支农；仅仅二十年前，《经济研究》上的学术文章还用“盲流”称呼农民工；仅仅十年前，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才意识到农民转移对经济增长尤其地方富裕的作用，而直到现在，比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选题中，也还没有农民转移的题目。去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甚至还带上了让农民留在农村的希望。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才刚刚成型。不过，即使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去，我们也应当抓住现在，抓住这个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社会当今最重要的农民转移现象，做出自己的研究工作。

“夜话”2007年第8期                                                         　  2007年4月22日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今天，我把自己十八岁时，也就是1971年写的第2本日记上网公布。这是一段我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历史。

       重读这些三十六年前的日记，我不能不百感交集，那个社会、那一时代、那种语言、那些人；那挑秧时每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紧紧抓住田埂的步子，那对真理的渴望和对毛泽东的崇拜…..

重读这些日记，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年头、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生活，我不想说青春无悔，因为面对刘少奇的冤魂、面对在忆苦思甜时因为提及“1958年更苦”而受到批评的农民，我不能说青春无悔；我也不想说青春有悔，因为我很难想像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青春，在那个时代。

重要的是教训，为自己，也为由于那个时代而陷入了“有悔”和“无悔”悖论中的中国，为了中国不再出现类似的灾难。

对我来说，在所有教训中，最深刻的教训是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好像是一个常识，一个最浅显明白的常识。可是，恰好在我的日记中，在我的青春信仰中，成为好人的路只有一条：在大千世界里，在茫茫人生中，只有一条路才能让人成为好人，这就是“听毛主席的话”。

从我上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要当好学生，就必须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不可能是好学生。

接着我知道了，要当毛主席的好少年，毛主席的好青年，毛主席的好农民。我没有当过兵，做过工，但我知道如果当兵、做工的话，一个人就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工人。

我相信了这些。我相信了一个人要做好人，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听毛主席的话，赫鲁晓夫、肯尼迪不听毛主席的话，他们不是好人；同学、亲戚、父母如果不听毛主席的话，也不是好人。

好人自然要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如果对不听毛主席话的人善良，善良就会变成罪恶（对敌人的善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如果在坚持和毛主席不一样的话上正直，正直就成了“死不改悔”；如果不是为毛主席努力，不是为毛主席负责，那就走到了反面，反而会成为危险的坏人。

十八岁的时候，我坚信这一切，我的日记渗透了这样的信念。

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个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又过了两个十八年，今天我认为自己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我不同于自己十八岁时所想像的“好人”，因为我今天认识到了：成为好人的路不至一条——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如果毛泽东是好人，听毛泽东话的人是好人；那么，不听他的话的人也完全可能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是的，毛泽东可能是好人，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赫鲁晓夫、肯尼迪也可能是好人。

       如果说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听毛主席的话是好人，那么，今天我不听甚至反对他的话，我同样会是好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才是好人。如今所有人都承认，当时的保皇派、逍遥派都可能是好人，而造反派也有许多不好的人。

今天我明白，一个孩子是做爸爸妈妈的好学生，做班主任老师的好学生，做共产党的好学生，做耶稣基督的好学生，还是做孔夫子的好学生，她/他都能成为好学生。

今天我明白，一个人不管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都能成为好人。

今天我明白，仅仅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还不足以成为好人。一个好人必须同时认识到，自己成为好人的路不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成为好人的路。一个好人同时还必须宽容，必须让别人有走别的道路的自由。

今天我明白，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主义的路，完全可能让一个人成为好人。但是，把它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走这条路，则不应当是好人所为。同样，把爸爸妈妈的话或者老师的话或者耶稣基督或者孔夫子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相信的行为，也不应当是好人的行为。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让别人选择最适合她/他自己的道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在担心别人选错路的同时，也让别人担心自己选错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相信和自己不同的人也能成为好人，也是好人，那就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自由。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放弃强迫别人走自己道路的专制和暴力，从家庭开始，到单位、到地方、到国家、到全世界。

       我希望，我的青春日记，我在那个不但为今天的人们难以想像，其实也为1949年、1965年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时代写下的日记，能让我自己和其他读者更加尊重别人的观点、别人的道路，使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社会更加宽松、更加自由。

 

 

附：胡景北日记 II（1971.05.16－1971.09.09）
upload/2007_07/07070612481226.doc

“夜话”2006年第15期                                  2006年8月10日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libby1120:

      你好！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提出其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很难。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吧。

1． 严肃的学术态度。不要想过得去行了，不要想别人还不如自己，不要想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一定要想到，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应当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经得起一些锤打。

2． 读名篇名著。质量平平的文章读多了，只会让自己堕落，因为自己有意识无意识地会把它们当参照系。所以，读名著、名篇。读多了，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受到熏陶，会把它们当参照系，对自己的要求包括逻辑思维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3． 理出名篇名著的逻辑体系。比如，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里，它们提出问题和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可能和逻辑关系不太大，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由于它们是名篇、名著，即使它们同样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它们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强的、顺的，其中的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辨别出来的。通过整理出名著、名篇逻辑体系的方式，熟悉经济学大家的思路，也就等于熟悉了逻辑，训练了自己的逻辑能力。

如果整理不出那些名著（包括名篇）的逻辑思路，那么首先找自己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自己还没有理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思考慎密。一是为了理解那些大家，二是也可能发现大家的逻辑问题。

4.  从名著出发继续推论。把名著逻辑理清楚后，顺其逻辑继续推理。重要的理论，创建者都是提出了“内核”。我们可以假设内核成立，即这个理论的基本命题成立，然后从它出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当然这大都属于“外围”的结论。可是，它也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同时也是训练我们思维逻辑的工作。我自己年轻时研究马克思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从马克思出发向外推论，把注意力放在推论的逻辑上，而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工作首先遇到的出发点或研究角度的问题。

5． 思考要彻底。思考一彻底，你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那里出发，你就容易展开逻辑思路，逻辑过程就很清晰。如果不彻底，下面的逻辑就无法顺清。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吧。这一点，也是要提醒自己的，一直到自己无意识地就能够彻底地思考问题为止（就像足球先生无意识一抬脚就能够射出漂亮进球那样）。

6． 培养做人要彻底的人生态度。要达到思考的彻底，首先是自己做人要彻底。男子汉大丈夫（指的是一种做人风范，而非男女之别），敢说敢当，敢吃苦敢投入。思考是件辛苦的事情。即使一个人有思考的乐趣，他常常也必须承担思考的辛苦。其次，思考能否出成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思考的投入风险非常大：往往我们得不到明确的产出。再次，在中国目前学术尚不自由的环境下，思考即使出了成果，也有无法发表的问题。有位研究生对我说过，有些问题即使思考出来也不能够发表，那么思考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我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决定公开发表时，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他们迟迟难以决定，让我等。我提出不为难他们，撤回。其实，如果中国不改革，我的文章在中国永远发不出来，因为仅仅那句“作者的话”，就通不过“审查”。但我没有畏惧这些，自己把理论搞清楚、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你吧，比我同年龄时不知多读了多少书。我的感觉，一些同学的问题是思考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既和他们没有把学术当成生命，当成人生来看，也和他们对人生本身的看法便不彻底有关。

7． 思考问题的纯粹状态，如果单纯就学术问题上谈，那么，思考的彻底就是思考到问题的纯粹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思考到均衡状态。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由此出发，逻辑就容易展开，思路就顺。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设想出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

8． 训练想象力。均衡不是实践，均衡是想象的产物。就像在中学学物理学，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因为实验室永远不可能做到无摩擦。所以，物体在理想状态下运动是种想象。对一个问题，训练自己想象它的理想状态，然后从理想到现实，你就会有逻辑。如果不能够想象理想状态，逻辑就永远顺不起来。就我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生产和消费如何区分，分不出来，逻辑就顺不下去。当我后来想象出一种干脆利落的简单状态“生产是人的劳动物化，消费是劳动产品人化”后，我知道自己思路通了。其实，均衡或者理想状态是简单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敢把世界或者生活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是担心自己漏了什么。在中国经济研究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很难把中国问题一般化。在训练想象力方面上，自然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你不妨读读自然科学史和那些大家的回忆录。

9． 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我们应当把自己置于始终的学习过程，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当成某种练习，从而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这里的批判态度，在实践上也就是详细检查自己思维是否逻辑严密的态度。

10．写出通顺、流畅的文字。一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从一句话、一段文字突然跳到没有直接关联的另一句话、另一段文字。粗看上去是文字不通顺、不流畅，实际上很多是缺乏逻辑、思路不顺造成的。经济学仍然大量需要文字语言。如果你注意文字的通顺、流畅，在大部分情形下，你就同时注意到了文章的逻辑。

11．参加辩论和讨论。我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短文强调了数学对增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现在许多院校经济学专业开了大量数学课。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不自觉地把数学的严格思维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而仅仅把数学当成经济学的工具或者语言，那么，数学学习的作用也不会很大。至于把数学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负担的同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必提及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逻辑能力决不仅仅是经济学方程、模型运算推导的严密。严格地说，那不是经济学学者的工作，而是数学学者的事情。经济学所需要的逻辑，是对经济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是对经济关系的严格和有序把握，以及在必要时把这样的把握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对此，主要限于推导、解题的数学训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圈子里所说的“tell a story”（讲故事），就是为数学推论找出经验背景。而对经验背景的把握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梳理经济关系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重视自己的数理逻辑能力，而且特别应当重视自己的一般思辩能力。提高思辩能力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参加辩论和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和讨论。不要顾忌讨论环境的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坦然，一切为了搞清问题、理清思路，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和别人的思路。任何辩论和讨论的意义都在于批评。没有批评，辩论、讨论便没有价值。在讨论中，承认对方的并希望对方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有合理性，以便把讨论集中在逻辑有无破绽上。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只是和你共勉，并且希望你和其他网友多提意见。

 

附：libby1120 的信 (2006-8-6 16:19:01) 请教：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胡老师，您好！

看了您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一文，很有共鸣！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虽一路经济学专业学过来，可一直未受逻辑思维这方面训练。现在刚读到博士，感觉自己是经济学思想上贫瘠（不及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同学思想深刻），且数学工具掌握得平平（远不如学过数学分析的和数理专业的同学逻辑性强）。

我很想努力提高，可也有些迷茫！请您指点！谢谢！

“夜话”2006年第9期                                  2006年5月10日

 

人的经济发展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致词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了。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简称，英文简称：IED）首先是个形式，它是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系经济学教研室的另一个名称。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没有这类形式和名称，学术照样发展，学者照常工作；有了它们，学术、学者反易受累。因此，我们一定牢记，研究所的形式和名称只是从外部警醒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发展，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当落实在经济发展研究上。

       广义地说，有人类就有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就可以说经济发展。不过，通常所讲的经济发展指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从物质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无论从世界整体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人类当前所处的阶段，在经济上还是狭义的经济发展阶段。今天，尽管极少数人享有奢华、部分人已经富裕，但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贫穷中。世界的富裕，中国的富裕，并不体现在大城市繁华和海边别墅，而体现在农民富足和乡村风格上。后者还远远没有实现。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已经为经济发展努力了300年。许多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曾经以为这个阶段即将完成。但在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起点上，在经历了无数欢乐和悲伤、激情和颓废之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既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新阶段的曙光，也清楚地明白为了太阳的喷薄而出，我们仍然需要在熹微的晨光下再努力300年，仍然需要经历与挺住新的悲伤和颓废。

       然而，经济发展是也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整体来说，经济活动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却也只是人许多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猪“巧妙”地利用人而实现了食住无忧的富裕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很快会在月球上）繁荣了自己的种群。人类如果只是追求猪般的经济富裕，造物主就白白地创造了人。人是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特殊生物。如果没有人为希腊神话或哲学感叹，没有人因中国唐诗和宋词动情，没有人继续说出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美丽幻想，那么，即使人类富裕了，人类实现的也只是猪的欲望。所以，人的物质富裕只有和人在政治、文化、科学、情感、操行诸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够实现不是猪而是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此，我们在重点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注意其它经济学领域，而且注意人类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注意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法学、环境学等诸方面的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本身不能导致人超越动物；但是，没有经济发展，人又不可能超越动物。人走出森林后（世界上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没有走出森林！）再走出维持生存状态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分工中，我们幸运地获得了把自己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研究的机会；而尚未成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给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的广阔天地。例如，人类还没有公认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型。医生应用健康人的理论模型来观察现实的人，我们观察具体经济发展过程时却缺少类似的基准。当欧美国家处在经济发展阶段时，经济学本身还不发展，一般均衡和经济增长理论尚在襁褓；当经济学走向成熟时，欧美学者却又很难体会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因此，置身于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我们，有着更多的机遇。在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发挥自己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人的正常功能，就能够在认识到经济发展意义和局限性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理论、为人类脱离贫困做出刻有个人印记的工作。

“夜话”2006年第12期                               2006年6月29日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月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上，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讳”，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长”之头衔，为学而有“师”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夜话”2006年第5期                         2006年3月13日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2006年3月8日

                                                                                         修改于2006年3月13日

“夜话”2006年第19期                                               2006年11月15日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希望和我交流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所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基本上都是以2050年为一个里程碑。在2050年以前，可以积极发展非公制经济。到205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认为那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转变条件。对于2050年以后是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看到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政策，我自己认为到2050年会不会又重新回到1953至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改造的形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到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要被消灭。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生产社会化是本质要求.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真诚讨论态度让我感动。任何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否则思想就无从争鸣、理论就无从前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想法。我不同意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可是，在支持他转变想法的同时，我同样支持他坚持和扩展他的想法。思想是平等的。不管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是否与官方观点一致，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是否与我的或者其它任何人的观点一致，他都和官方、和马克思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拥有同等的权利表达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2050年以后”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忌讳的问题。然而，经历过最近五十多年尤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成年人，有几个人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敢于面对未来的是年轻人。未来属于年轻人。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到2050年时应当是60来岁，正是担任中国和世界领导人的年龄。因此，年轻人必须而且应当考虑和讨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样，中国才有方向，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才可能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我不同意这位年轻人的想法。首先，他对2050年中国经济制度的考虑建立在马克思的著名断言“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都背熟了这个断言，从而形成了对公有制的“自然”好感。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个断言至少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希望它成立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有艰苦的思维工作要做。我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一回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前者到后者是否存在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还是一种断言，而非逻辑论证。几百年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问题是，第一，假如承认马克思的观点，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多高，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成为必然？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有个小于100％的上限，因为总有一部分生产是为了生产者个体或生产者组织自己或者当地使用而生产的？如果有上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所要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高于这个极限。第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即使能够达到100％，它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链条如何建立？第四，如何排除高度社会大生产也能够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逻辑可能性？比如，微软公司为全世界生产视窗软件，它是否就必须（不仅仅是应当）由全世界人民所有呢？或者，我们也许能够设想一种经济状态，全世界每个企业都是私有的，都为了自己的利润目的而生产，却又都把全世界人民作为顾客而生产。这是一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证明这种状态的不可能性。可是，我没有看到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哪个人做出过类似证明。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种状态会发生经济危机。可是，一种全世界的公有制，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读到类似的论证。因此，在我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是一种信念。信念可以启发思路，个人实践它是个人的自由，但用它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实践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需要逻辑。我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年轻朋友的专业和化学有关。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个化学家有权利至死坚信某种化合物存在的必然性，但他必须通过逻辑设想出生成这种化合物的可能过程，他才可以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化学实验。

 

其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的社会化是全世界的，而非一个国家的。因此，马克思“本质上”否定了一个国家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斯大林。他的理由是他的苏联已经在一国内实现了公有制。当时的苏联没有人敢反驳斯大林，他的论证自然成立了。马克思理论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的年轻朋友谈的是马克思，我们的讨论先假定马克思是正确的。如果假定斯大林是正确的，我们则需要从另一个出发点开始讨论。

 

再次，根据马克思理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同时是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本人甚至用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描述那种社会。确实，没有个人自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政治权势者所有制的美丽面纱。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比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令人厌恶。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的制度。一个人首先必须在心理上达到内在自由，他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个从内心就对权势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满怀恐惧的人，不具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格。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一个看着权势者眼色生产的人，也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即使生产的社会化可能（注意，不一定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没有人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也肯定不会出现。其实，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如何使用生产资料的决定，可以要求改换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担心任何迫害，否则的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无从谈起。可是，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相容，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因此，根据我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2050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2050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205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中国的生产社会化即使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建立不了公有制，因为普通中国人要改变“伴官如伴虎”的恐惧心理，需要的时间更长得多；第三，如果中国在2050年或者以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公有制，那一定是政治权势者的所有制。

“夜话”2006年第6期                                                            2006年3月29日

 

我为上海财经大学鼓掌

 

       两年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向上海财经大学领导提出辞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离开财大的请求。长期在美国德州任教的田国强先生早就有为国内经济学教育一显身手的情怀。上海财大校领导更愿意为学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增强经济学基础，更希望学校有一个走在全国前面的经济学，于是在接受我辞职的同时，欣然聘请田国强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在那个时候，我曾为上海财大鼓掌、为田国强先生鼓掌。

 

       今天，在上海财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换届的时候，上海财大决定和准备继续聘请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担任这些院长职务。对此，我再一次为上海财大鼓掌，为刚刚担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张欣先生鼓掌、为准备担任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的先生们鼓掌。

 

       2003年上半年我受聘为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据说那是国内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的领导由“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人担任。如果此说属实的话，经济学教育从说教式的宣传、心得式的“研究”向可争辩的阐述、可证伪的研究转变的大趋势，终于开始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我在任时期，经济学院开始全面而非局部、公开而非私下地向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转型。田国强不但熟悉现代经济学，做过杰出的研究，了解众多北美的资源，而且过去便已经在国内建立起威望和网络。他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上海财大校领导慧眼所识。一年多来，田国强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大手笔的举措，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带上了全新的台阶，现代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院扎根：经济学教育走上正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始学术化；严肃的研究气氛形成，高层次的研究平台开始建立。

 

我的辞职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借助这个偶然契机，上海财大开创了一条倚重在海外取得学术成就并且熟悉现代教育制度的华人回到祖国领导和重建经济学教育的道路。田国强一年多来的成功表明这条道路是能够走通的。林毅夫、邹恒甫都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过。但只有上海财大才开始倚重海外华人直接领导和改造体系内的经济学院，只有田国强才开始直接管理和塑造体系内的经济学教育。今天，上海财大决定把这条道路拓宽到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聘任海外华人学者直接领导这些学科的建设，我作为校友表示衷心的支持。

 

环顾国内，在四十到五十五岁年龄层次上，我们虽然能够发现一些足有成就的学者，但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而难以象田国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地高校（即使是象上海这样的外地）。这个年龄段的其它学者，大部分不但是在政治教育式的政治经济学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了解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状况以后，也没有依靠自身的修养训练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上海财大肯定希望在国内聘请到能够带领学校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诸学科与现代教育和科研制度接轨的学者。上海财大令我敬佩的地方，是它在无法实现这一希望的时候没有屈就，为了学生、为了历史（上海财大主要领导都有文史底蕴），它勇敢地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对全国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都将发挥强大示范效应的道路。

 

    当然，上海财大的道路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即使上海财大内部也有学院在国内学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现代教育和科研道路。以引入海外学者为特色的上海财大道路虽然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前面的路还很长。田国强在经济学院成功的同时，既有改善的需要也有前行的任务。众多海外学者担任院长以后，他们和校领导的沟通、和教师的沟通、他们自己之间的沟通，都需要他们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现代化是项艰巨的事业，走在前面的上海财大和它的各个专业学院尤其艰巨。在这里，与实现现代化教育和研究相比，现代化校园的建设只是一项简单的工艺。在高校重建具有学者良知和风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才是高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不但是对高校领导的挑战，是对高校现有教师的个人挑战，而且是对从国外引入的每个学者的个人挑战，因为对后者来说，溶入高校的小市民教授圈子，是太容易了。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尽管海外学者的领导作风会有不逮、工作方法常可商榷，但上海财大的道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也是更优的。我为这条道路鼓掌，我为上海财大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