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                                                           2004914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学者的衣着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                                  20021221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双周夜话”2002年第3                                    2002129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1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悼杨小凯先生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                 2004729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父母亲和孩子

双周夜话2004年第3                         200423   

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1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115

惜乎哉 刘树成

夜话”2005年第7                                20051113

惜乎哉 刘树成

 

难产而终于出生的2005年第10期《经济研究》,今天放到了我的书桌上。难产的原因是《经济研究》编辑部有人不同意发表已在网络上和其它杂志上发表的刘国光文章。而这期《经济研究》带着刘国光文章出世,不蒂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刘国光的文章不具有任何经济研究的性质。说到底,刘国光的文章仅仅是被父母宠惯了孩子,刚刚发现世界不限于父母手掌大小时,而向父母提出的一手遮天的蛮横要求。

不过,最令我痛心的,不是刘国光竟然写出这样自毁名声的文章,不是《经济研究》竟然刊出了这样的文章,而是作为《经济研究》主编的刘树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文章的发表。

惜乎哉,刘树成!

原先便听说刘树成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强迫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刘国光这篇文章,他就辞职。然而,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主编后面的大名,仍然是刘树成。

翻阅一下近五年来的《经济研究》,任何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文章根本不适合《经济研究》的风格和水准。阅读一下刘国光文章,任何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也同样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篇研究型文章。因此,除了被强迫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对这一点,天下人心知肚明。

在强迫《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的压力面前,如果刘树成以辞职抗争,那股强迫的压力也许会知难而退,《经济研究》的声誉、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会免受凌辱。即使刘树成抗争失败,而不得不辞职以抗议,那么,强权者也知道了,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来生活在奴化环境中,他们仍然是不可侮辱的。《经济研究》声誉虽损,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反而会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人格反而会被世人刮目相看。

惜乎哉,刘树成!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上,我们记得的伟人是马寅初。在那毛泽东的话被奉为“句句真理”的时代,在那连巴金都“不违心”地写出献媚文章的时代,马寅初英雄造时势,单枪匹马与强权抗争,虽辞去北大校长而不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时势已变,连御用文人都不敢再言“句句真理”。在这个时候,只要刘树成应时而起,顺势而立,刘树成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继马寅初之后的第二位英雄,刘树成便将青史留名。马寅初需要等待三十年才得到人心,刘树成一天都不用等待,立即就会得到人心的公认;他为抗争强权而不惜辞职的行为,亦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惜乎哉,刘树成!

有人对我说,如果刘树成辞职,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不知道孩子在这里的作用,也不想了解刘树成妻子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的看法。但是,强调“女人”的阻力,却仅仅是中国男性最受用可也最无聊的女性“祸水论”再版。占据要职的男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心悸腿软,却把责任归之于女性的“辫子长、眼光短”。其实,有几个女性不希望夫婿或知己是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况且,今日经济之宽松,物产之丰富,即使刘树成辞职,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拮据,刘树成又何必为那微不足道的“主编补贴”屈膝?也许,为刘树成辩护的理由是他继续担任主编所能够从事的事业。然而,太多的男性把官位与事业混为一谈,把世俗名利与事业混为一谈,而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推到女性名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唯一举起反对之手的人,是一位女性,我们就会明白女性“祸水论”的荒谬,明白官位的考虑,毁了中国多少男性的尊严,也许这一次还毁了刘树成。

惜乎哉,刘树成!

在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安德烈亚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反驳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伽利略说的对。马寅初在1949年前没有成为英雄,刘树成在学术自由的国家里也不会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一个每位国民说真话都不必恐惧的国家,是不需要英雄的。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国民还在颤抖着、犹豫着甚至盘算着是否说真话,所以,这个国家才需要不颤抖、不犹豫、不盘算地说真话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英雄。我们正是这样一个不幸国家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走出不幸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需要英雄的同时,又给它的国民创造出许多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机会。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社会变动、历史转折的重大考验,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最多。这样的机遇既可以是提出慎密思考的理论观点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大义凛然地直面危机。当然,一个人遇到怎样的机遇,和他的运气有关;可一个人遇到机遇时能否抓住,则直接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尼采说的完全正确,责任是一个仅仅对个人才有意义的概念。当今的中国需要英雄,当今的中国提供机遇,而一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出英雄的业绩,成为女中豪杰、男中丈夫,不但要看她(他)对人性脉搏和历史趋势的把握,同时要看她(他)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把个人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制度或者环境,尤其是刘树成这样被冠以或者自称为“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人。

惜乎哉,刘树成!

 

初稿于2005119

修改于20051113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双周夜话”2004年第9                              2004513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将近一年前,我把莫泊桑小说“项链”的读后感发到网上。我的主要观点是“项链”所展示的主人公在人间的阴差阳错面前勇于负责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篇名作。但由于“项链”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又和主人公的虚荣心相关,所以,不少朋友还是习惯于把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在资本主义下,那样的阴差阳错才发生了,而主人公才需要吃那样的十年辛苦。但我的想法是人的基本品行和特定的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为某些不是很必须的用处而向他人借东西、以及借东西后不慎丢失的情形,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发生。我们自己就经常向同学、朋友、同事借一些不是非借不可的东西。考验我们生活态度和基本品行的,我想不是借东西,而是象“项链”所描述的不慎也不幸地丢失他人东西后,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借者此时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勇气和吃苦精神,而非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社会内,都有人更敢承担责任,尤其是对自己过失的责任,也都有人更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人类的文明如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它是不是能够使敢于负责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好像很难做出肯定的断言,就象很难说我们今天(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就比1000年前的宋朝人更敢于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错误负责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生态度或者品行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必把社会制度拉进来,不必把小说中的借非必需物品或者虚荣心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理,我们也应当把小说主人公敢于为自己过失负责的品行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想说的。

    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可能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作为人,而非纯粹的动物,一个个体需要和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这就产生了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给人类个体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人生态度与品行问题,但这一点不能够否定人的不随社会制度而转移的基本品行的重要性。孔夫子言论和圣经的精华给我们的正是这些基本品行的教育,所以它们才能历代流传。一个人借东西后原物归还、丢失后赔偿,尤其是承受严重代价后依然心平气和的赔偿,这个人在任何社会下都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在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借东西不还、丢失东西后不愿意承受严重代价赔偿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应当避免的。莫泊桑的作品本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行,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不去引导学生注重这些品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上,恐怕是有违于教育的宗旨。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夜话”2005年第8                                               2005128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刘国光引起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争论,涉及的首先不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孰优孰次或孰本孰用的问题,而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对此,我的短文“学术自由第一位”已经做了说明。每个学者都可以偏爱或者研究某一个理论,而无须接受特定的“指导思想”或者“领导”。在理论研究和争论上,学术自由是根本的。只要我们承认学术自由,刘国光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权问题就是假问题。

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发展它呢?但我要提出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人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的答案很明确: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如果不具备自由主义的情怀和理念,这个学者根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无缘,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我的理由如次:

1. 马克思本人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征――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是马克思一生都在坚持的原则。马克思无论在他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憧憬的未来社会制度内,都把人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自由的,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是自由的,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同时,他们双方又尊重对方的自由。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更是自由人的结合体。人生而自由,每个人有研究并形成自己系统思想的自由,对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李健先生最近在他的“重新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重新回到马克思,就是要“象马克思一样,成为永远而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2. 就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他们不但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性态度,而且和马克思一样,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理论成就也持批判性态度。他们明白任何现存理论都有其价值和局限性。他们要做的是发现这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且推进旧理论的发展和新理论的建立。没有这种批判态度,一切发展、一切创新都是空谈。而刘国光对“指导思想”不容置疑的态度,刘国光对马克思理论的辩护性态度,只会从根本上阻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

3.自由主义者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他们尊重学术自由、承认学术上的自由竞争。因此,当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政府的保护伞,他们也不需要政府的保护伞。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承认,那只能够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此,他们必须仔细阅读马克思著作,理解马克思思想,认真推敲自己观点,防止任何可能不严密之处,并且准备与任何人、包括反对马克思的人平等地辩论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从其自由主义情怀和理念延伸出来的学术平等和严谨态度,是刘国光这样倚仗学术专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难以理解的。

4.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人,也都是自由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推进了农民理论研究,但列宁一生都坚持言论自由,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言论自由。斯大林才把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而清除之。西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例如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解释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森岛(Morishima)、罗默(John Romer)等,在学术自由、个人自由的意义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没有。

当然,在刘国光看来,斯威齐、巴兰、森岛、罗默都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曲解马克思,就是用数学方法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了。因此,无论邹恒甫或者其他学者如何介绍外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刘国光都不会承认那些研究属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去世后研究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在就是他们了。所以,刘国光才敢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刘国光这些政治经济学专家教授们,囿于辩护性与灌输性的宣讲,离真正的研究差之何止万里。刘国光本人除了口头上喊马克思主义外,自己又做过什么马克思研究吗?没有,完全没有。在介绍刘国光获取中国经济学奖的网站上,列出了刘国光著作近30种,但没有一本著作是直接研究马克思理论的 http://www.macrochina.com.cn/prize /brt/liuguoguang.shtml)。我们不禁要问,除了空喊马克思以外,刘国光懂得马克思吗?刘国光研究过马克思吗?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学者,研究过马克思吗?懂得马克思吗?在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王亚南,《资本论》中文版的译者之一。刘国光和他相比,只能算后辈。我手头就有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可翻开这本书,我读到的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充其量不过是《资本论》讲解。这样的书以《“资本论”研究》为名,既亵渎了《资本论》,又亵渎了研究这个严肃的词汇。我翻译过《消费理论》,但是我仍然不懂消费理论。由此我敢断言,翻译了《资本论》的王亚南,并不懂得《资本论》。他的《“资本论”研究》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

    因此,要懂得马克思,要发展马克思,一个人必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是学术自由的身体力行者。舍此,发展马克思便是空谈。过去,马克思在个人贫困生活中自由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今天,如果舍弃自由主义,仅仅靠金钱、权力来发展马克思理论,肯定不会有结果。对此,我有发言权。我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中,我直接研究过《资本论》。我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试图把消费或劳动力生产过程纳入《资本论》体系并由此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许我的文章有错误,但它至少是真正的研究型文章。王亚南、刘国光以及国内那么多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授,发表的直接与马克思有关的文章何止千百篇。可他们没有任何文章在深度上可以和我的这篇文章相比,因为他们写的几乎都是学习马克思的心得文章。他们这类文章全部加起来,也不及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这里不是数量之分,而是层次之别。我的文章也是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而且,我的文章是中文;没有数学,纯粹文字叙述;应用了历史方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因此完全符合刘国光要求的“规范”。我相信,读过我的文章,人们会发现这里存在另一种马克思研究,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伞的马克思研究。与此相比,刘国光的马克思“研究”与研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能够做到研究马克思理论,就在于自觉地想象自己处在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任何权势,也反对任何权势,除了以理服人外,别无他途。而这已经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偏爱马克思理论的学生,提倡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如果想达到研究的层次,就应当同时了解自由主义的精髓,培养自由主义的情怀,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承认学术自由。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希望。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3                                    2003713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我几乎没有上过中学。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好像更是一种幸运。中学生最辛苦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期望,为了考试要把老师的话奉为圣旨,为了考试要背诵许多连老师都不相信的文字,甚至为了考试而使自己逆来顺受。

我的幸运感前几天又得到了一次证明。亲戚的一个孩子的家庭作业是续写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项链”。如何续写呢?不外是刚刚还清债务的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重新膨胀,或者那位借出项链的伏来士洁太太又改口说原先的项链是真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续写,为什么不能够正面续写?原来是因为课堂上讲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以,必须从反面续写。这一说,我更加奇怪了。

“项链”是我自己多年前阅读的,没有老师的教导,没有课堂分析。但还记得阅读之后,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动。世间的阴差阳错让我感慨,而骆塞尔夫妇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所表现出来勇气和意志使我感动。确实,小说化了大量篇幅描述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但这恰好反衬出她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虚荣心并不可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虚荣心强一些。在任何社会里,包括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在向旁人展示自己美的、强的一面的时候,总可能有物质上不满足之处,总有可能暂时借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物品。我自认为虚荣心不强,但最近出国,也向他人借了信用卡和照相机。用暂借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别人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方便,只要这一虚荣心的满足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利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不是虚荣心本身,而是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那种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是应当谴责的,那种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方式是应当避免的。骆塞尔夫人借项链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方式,既无可谴责之处,也不必刻意避免。

但“项链”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秘密,我想,是它展示了人的一种基本品德,就是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实现这一责任感的正当方式。骆塞尔夫人丢了项链。她可以不负责任,不赖帐但也不还钱;她可以向女友说明真相,请求原谅和豁免,因为她的女友毕竟比她富裕;她可以因为自己在晚会上大出风头而去傍高官、傍大款,用出卖肉体的钱来还帐;她可以抱怨丈夫钱太少,促动丈夫利用权力去找钱。她的丈夫也完全可以利用比如部里公文办理的快慢来收受礼物。这些都不是臆想。我们听说或者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也是一个科员,但收受几件礼物就让生活变得惬意了。如果莫泊桑真是这样写了,他的小说也就落入了俗套。我们听惯了这类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世界不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对人世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至少会朦胧地希望有人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坚定地用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自己因为软弱不能够做到这一些。莫泊桑的小说正满足了我们以及世世代代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它塑造了一个或者两个(骆塞尔夫妇)理想人物。他们犯了错误(丢失了项链)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们也没有退却。他们搬入了阁楼,他们从事各种低级的劳动,他们省吃俭用,整整十年,归还债务、补偿错误。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常常自认为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里,有几位中央的或者市政府的科员遇到类似情况能够这样做呢?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吗?莫泊桑擅长写普通人。他写的骆塞尔夫妇只是具备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基本品德的普通人,可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敢具备这样的品德,他写的普通人才成了英雄。这不是某个“主义”下的英雄,也不是造就惊天动地业绩的英雄,但只要世间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用正当方式负责,那么,莫泊桑塑造的这两位普通人便永远是人世间的英雄,“项链”便会被人们永远阅读下去。

是的,人世间阴差阳错的可能性很多。问题是阴差阳错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应当如何办。为他人负责、正当地负责,这是我“自学”“项链”时所感受到的体会。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上了中学,在课堂上阅读“项链”,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想来真是后怕,没上中学真是我的幸运。

 

                                            初稿于2003610

                                            修改于2003713

 

―――――――

附:

 

(法)莫泊桑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因此不住地感到痛苦。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非常难过。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帏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

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不料某一天傍晚『原文如此――引者注』,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她赶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

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

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多少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

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

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

没有什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

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日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

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成……世上最教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

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

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问着。

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

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看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所以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不相称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到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感到失望,浑身冷得发抖。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刚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

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

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找不到它。

他问道:

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什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现在正叫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作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当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鲁意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

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