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双周夜话”2002年第3期                                    2002年1月29日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年1月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期 　　　　　　　　　　　　　　　　2004年7月29日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双周夜话2004年第3期                         2004年2月3日   

父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股，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年1月15日

“夜话”2005年第7期                                2005年11月13日

惜乎哉 刘树成

 

难产而终于出生的2005年第10期《经济研究》，今天放到了我的书桌上。难产的原因是《经济研究》编辑部有人不同意发表已在网络上和其它杂志上发表的刘国光文章。而这期《经济研究》带着刘国光文章出世，不蒂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刘国光的文章不具有任何经济研究的性质。说到底，刘国光的文章仅仅是被父母宠惯了孩子，刚刚发现世界不限于父母手掌大小时，而向父母提出的一手遮天的蛮横要求。

不过，最令我痛心的，不是刘国光竟然写出这样自毁名声的文章，不是《经济研究》竟然刊出了这样的文章，而是作为《经济研究》主编的刘树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文章的发表。

惜乎哉，刘树成！

原先便听说刘树成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强迫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刘国光这篇文章，他就辞职。然而，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主编后面的大名，仍然是刘树成。

翻阅一下近五年来的《经济研究》，任何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文章根本不适合《经济研究》的风格和水准。阅读一下刘国光文章，任何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也同样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篇研究型文章。因此，除了被强迫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对这一点，天下人心知肚明。

在强迫《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的压力面前，如果刘树成以辞职抗争，那股强迫的压力也许会知难而退，《经济研究》的声誉、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会免受凌辱。即使刘树成抗争失败，而不得不辞职以抗议，那么，强权者也知道了，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来生活在奴化环境中，他们仍然是不可侮辱的。《经济研究》声誉虽损，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反而会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人格反而会被世人刮目相看。

惜乎哉，刘树成！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上，我们记得的伟人是马寅初。在那毛泽东的话被奉为“句句真理”的时代，在那连巴金都“不违心”地写出献媚文章的时代，马寅初英雄造时势，单枪匹马与强权抗争，虽辞去北大校长而不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时势已变，连御用文人都不敢再言“句句真理”。在这个时候，只要刘树成应时而起，顺势而立，刘树成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继马寅初之后的第二位英雄，刘树成便将青史留名。马寅初需要等待三十年才得到人心，刘树成一天都不用等待，立即就会得到人心的公认；他为抗争强权而不惜辞职的行为，亦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惜乎哉，刘树成！

有人对我说，如果刘树成辞职，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不知道孩子在这里的作用，也不想了解刘树成妻子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的看法。但是，强调“女人”的阻力，却仅仅是中国男性最受用可也最无聊的女性“祸水论”再版。占据要职的男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心悸腿软，却把责任归之于女性的“辫子长、眼光短”。其实，有几个女性不希望夫婿或知己是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况且，今日经济之宽松，物产之丰富，即使刘树成辞职，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拮据，刘树成又何必为那微不足道的“主编补贴”屈膝？也许，为刘树成辩护的理由是他继续担任主编所能够从事的事业。然而，太多的男性把官位与事业混为一谈，把世俗名利与事业混为一谈，而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推到女性名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唯一举起反对之手的人，是一位女性，我们就会明白女性“祸水论”的荒谬，明白官位的考虑，毁了中国多少男性的尊严，也许这一次还毁了刘树成。

惜乎哉，刘树成！

在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安德烈亚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反驳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伽利略说的对。马寅初在1949年前没有成为英雄，刘树成在学术自由的国家里也不会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一个每位国民说真话都不必恐惧的国家，是不需要英雄的。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国民还在颤抖着、犹豫着甚至盘算着是否说真话，所以，这个国家才需要不颤抖、不犹豫、不盘算地说真话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英雄。我们正是这样一个不幸国家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走出不幸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需要英雄的同时，又给它的国民创造出许多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机会。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社会变动、历史转折的重大考验，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最多。这样的机遇既可以是提出慎密思考的理论观点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大义凛然地直面危机。当然，一个人遇到怎样的机遇，和他的运气有关；可一个人遇到机遇时能否抓住，则直接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尼采说的完全正确，责任是一个仅仅对个人才有意义的概念。当今的中国需要英雄，当今的中国提供机遇，而一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出英雄的业绩，成为女中豪杰、男中丈夫，不但要看她（他）对人性脉搏和历史趋势的把握，同时要看她（他）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把个人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制度或者环境，尤其是刘树成这样被冠以或者自称为“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人。

惜乎哉，刘树成！

 

初稿于2005年11月9日

修改于2005年11月13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9期                              2004年5月13日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将近一年前，我把莫泊桑小说“项链”的读后感发到网上。我的主要观点是“项链”所展示的主人公在人间的阴差阳错面前勇于负责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篇名作。但由于“项链”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又和主人公的虚荣心相关，所以，不少朋友还是习惯于把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在资本主义下，那样的阴差阳错才发生了，而主人公才需要吃那样的十年辛苦。但我的想法是人的基本品行和特定的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为某些不是很必须的用处而向他人借东西、以及借东西后不慎丢失的情形，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发生。我们自己就经常向同学、朋友、同事借一些不是非借不可的东西。考验我们生活态度和基本品行的，我想不是借东西，而是象“项链”所描述的不慎也不幸地丢失他人东西后，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借者此时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勇气和吃苦精神，而非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社会内，都有人更敢承担责任，尤其是对自己过失的责任，也都有人更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人类的文明如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它是不是能够使敢于负责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好像很难做出肯定的断言，就象很难说我们今天（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就比1000年前的宋朝人更敢于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错误负责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生态度或者品行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必把社会制度拉进来，不必把小说中的借非必需物品或者虚荣心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理，我们也应当把小说主人公敢于为自己过失负责的品行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想说的。

    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可能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作为人，而非纯粹的动物，一个个体需要和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这就产生了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给人类个体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人生态度与品行问题，但这一点不能够否定人的不随社会制度而转移的基本品行的重要性。孔夫子言论和圣经的精华给我们的正是这些基本品行的教育，所以它们才能历代流传。一个人借东西后原物归还、丢失后赔偿，尤其是承受严重代价后依然心平气和的赔偿，这个人在任何社会下都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在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借东西不还、丢失东西后不愿意承受严重代价赔偿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应当避免的。莫泊桑的作品本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行，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不去引导学生注重这些品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上，恐怕是有违于教育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