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夜话”2005年第8                                               2005128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刘国光引起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争论,涉及的首先不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孰优孰次或孰本孰用的问题,而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对此,我的短文“学术自由第一位”已经做了说明。每个学者都可以偏爱或者研究某一个理论,而无须接受特定的“指导思想”或者“领导”。在理论研究和争论上,学术自由是根本的。只要我们承认学术自由,刘国光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权问题就是假问题。

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发展它呢?但我要提出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人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的答案很明确: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如果不具备自由主义的情怀和理念,这个学者根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无缘,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我的理由如次:

1. 马克思本人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征――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是马克思一生都在坚持的原则。马克思无论在他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憧憬的未来社会制度内,都把人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自由的,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是自由的,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同时,他们双方又尊重对方的自由。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更是自由人的结合体。人生而自由,每个人有研究并形成自己系统思想的自由,对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李健先生最近在他的“重新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重新回到马克思,就是要“象马克思一样,成为永远而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2. 就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他们不但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性态度,而且和马克思一样,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理论成就也持批判性态度。他们明白任何现存理论都有其价值和局限性。他们要做的是发现这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且推进旧理论的发展和新理论的建立。没有这种批判态度,一切发展、一切创新都是空谈。而刘国光对“指导思想”不容置疑的态度,刘国光对马克思理论的辩护性态度,只会从根本上阻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

3.自由主义者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他们尊重学术自由、承认学术上的自由竞争。因此,当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政府的保护伞,他们也不需要政府的保护伞。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承认,那只能够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此,他们必须仔细阅读马克思著作,理解马克思思想,认真推敲自己观点,防止任何可能不严密之处,并且准备与任何人、包括反对马克思的人平等地辩论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从其自由主义情怀和理念延伸出来的学术平等和严谨态度,是刘国光这样倚仗学术专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难以理解的。

4.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人,也都是自由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推进了农民理论研究,但列宁一生都坚持言论自由,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言论自由。斯大林才把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而清除之。西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例如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解释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森岛(Morishima)、罗默(John Romer)等,在学术自由、个人自由的意义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没有。

当然,在刘国光看来,斯威齐、巴兰、森岛、罗默都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曲解马克思,就是用数学方法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了。因此,无论邹恒甫或者其他学者如何介绍外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刘国光都不会承认那些研究属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去世后研究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在就是他们了。所以,刘国光才敢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刘国光这些政治经济学专家教授们,囿于辩护性与灌输性的宣讲,离真正的研究差之何止万里。刘国光本人除了口头上喊马克思主义外,自己又做过什么马克思研究吗?没有,完全没有。在介绍刘国光获取中国经济学奖的网站上,列出了刘国光著作近30种,但没有一本著作是直接研究马克思理论的 http://www.macrochina.com.cn/prize /brt/liuguoguang.shtml)。我们不禁要问,除了空喊马克思以外,刘国光懂得马克思吗?刘国光研究过马克思吗?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学者,研究过马克思吗?懂得马克思吗?在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王亚南,《资本论》中文版的译者之一。刘国光和他相比,只能算后辈。我手头就有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可翻开这本书,我读到的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充其量不过是《资本论》讲解。这样的书以《“资本论”研究》为名,既亵渎了《资本论》,又亵渎了研究这个严肃的词汇。我翻译过《消费理论》,但是我仍然不懂消费理论。由此我敢断言,翻译了《资本论》的王亚南,并不懂得《资本论》。他的《“资本论”研究》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

    因此,要懂得马克思,要发展马克思,一个人必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是学术自由的身体力行者。舍此,发展马克思便是空谈。过去,马克思在个人贫困生活中自由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今天,如果舍弃自由主义,仅仅靠金钱、权力来发展马克思理论,肯定不会有结果。对此,我有发言权。我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中,我直接研究过《资本论》。我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试图把消费或劳动力生产过程纳入《资本论》体系并由此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许我的文章有错误,但它至少是真正的研究型文章。王亚南、刘国光以及国内那么多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授,发表的直接与马克思有关的文章何止千百篇。可他们没有任何文章在深度上可以和我的这篇文章相比,因为他们写的几乎都是学习马克思的心得文章。他们这类文章全部加起来,也不及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这里不是数量之分,而是层次之别。我的文章也是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而且,我的文章是中文;没有数学,纯粹文字叙述;应用了历史方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因此完全符合刘国光要求的“规范”。我相信,读过我的文章,人们会发现这里存在另一种马克思研究,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伞的马克思研究。与此相比,刘国光的马克思“研究”与研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能够做到研究马克思理论,就在于自觉地想象自己处在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任何权势,也反对任何权势,除了以理服人外,别无他途。而这已经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偏爱马克思理论的学生,提倡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如果想达到研究的层次,就应当同时了解自由主义的精髓,培养自由主义的情怀,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承认学术自由。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希望。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3                                    2003713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我几乎没有上过中学。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好像更是一种幸运。中学生最辛苦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期望,为了考试要把老师的话奉为圣旨,为了考试要背诵许多连老师都不相信的文字,甚至为了考试而使自己逆来顺受。

我的幸运感前几天又得到了一次证明。亲戚的一个孩子的家庭作业是续写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项链”。如何续写呢?不外是刚刚还清债务的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重新膨胀,或者那位借出项链的伏来士洁太太又改口说原先的项链是真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续写,为什么不能够正面续写?原来是因为课堂上讲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以,必须从反面续写。这一说,我更加奇怪了。

“项链”是我自己多年前阅读的,没有老师的教导,没有课堂分析。但还记得阅读之后,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动。世间的阴差阳错让我感慨,而骆塞尔夫妇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所表现出来勇气和意志使我感动。确实,小说化了大量篇幅描述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但这恰好反衬出她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虚荣心并不可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虚荣心强一些。在任何社会里,包括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在向旁人展示自己美的、强的一面的时候,总可能有物质上不满足之处,总有可能暂时借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物品。我自认为虚荣心不强,但最近出国,也向他人借了信用卡和照相机。用暂借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别人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方便,只要这一虚荣心的满足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利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不是虚荣心本身,而是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那种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是应当谴责的,那种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方式是应当避免的。骆塞尔夫人借项链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方式,既无可谴责之处,也不必刻意避免。

但“项链”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秘密,我想,是它展示了人的一种基本品德,就是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实现这一责任感的正当方式。骆塞尔夫人丢了项链。她可以不负责任,不赖帐但也不还钱;她可以向女友说明真相,请求原谅和豁免,因为她的女友毕竟比她富裕;她可以因为自己在晚会上大出风头而去傍高官、傍大款,用出卖肉体的钱来还帐;她可以抱怨丈夫钱太少,促动丈夫利用权力去找钱。她的丈夫也完全可以利用比如部里公文办理的快慢来收受礼物。这些都不是臆想。我们听说或者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也是一个科员,但收受几件礼物就让生活变得惬意了。如果莫泊桑真是这样写了,他的小说也就落入了俗套。我们听惯了这类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世界不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对人世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至少会朦胧地希望有人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坚定地用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自己因为软弱不能够做到这一些。莫泊桑的小说正满足了我们以及世世代代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它塑造了一个或者两个(骆塞尔夫妇)理想人物。他们犯了错误(丢失了项链)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们也没有退却。他们搬入了阁楼,他们从事各种低级的劳动,他们省吃俭用,整整十年,归还债务、补偿错误。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常常自认为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里,有几位中央的或者市政府的科员遇到类似情况能够这样做呢?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吗?莫泊桑擅长写普通人。他写的骆塞尔夫妇只是具备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基本品德的普通人,可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敢具备这样的品德,他写的普通人才成了英雄。这不是某个“主义”下的英雄,也不是造就惊天动地业绩的英雄,但只要世间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用正当方式负责,那么,莫泊桑塑造的这两位普通人便永远是人世间的英雄,“项链”便会被人们永远阅读下去。

是的,人世间阴差阳错的可能性很多。问题是阴差阳错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应当如何办。为他人负责、正当地负责,这是我“自学”“项链”时所感受到的体会。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上了中学,在课堂上阅读“项链”,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想来真是后怕,没上中学真是我的幸运。

 

                                            初稿于2003610

                                            修改于2003713

 

―――――――

附:

 

(法)莫泊桑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因此不住地感到痛苦。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非常难过。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帏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

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不料某一天傍晚『原文如此――引者注』,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她赶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

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

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多少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

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

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

没有什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

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日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

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成……世上最教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

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

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问着。

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

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看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所以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不相称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到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感到失望,浑身冷得发抖。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刚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

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

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找不到它。

他问道:

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什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现在正叫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作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当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鲁意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

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双周夜话”2004年第14                                                      2004712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田国强先生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辞去了院长。我感谢学校接受我的辞职申请,并衷心祝贺田先生的就任。

 

田国强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田先生能够在美国工作的同时,就任经济学院院长,为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为国内大学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改革贡献力量,我非常敬佩。如果清华大学特邀讲学的二十几位华人经济学者能够担任国内二十几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院长、主任,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跨出了第一步,我衷心地希望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田国强先生成功。

 

过去的二十年内,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的经济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的前任院长时期,“西方经济学”便变成了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课程,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唯一的经济学考核内容。我在任上所做的,只是公开提出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全面转轨或者用今天田先生的话说转型,也就是把原先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化了。田先生今天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课程体系改革、学科建设、引进人才、教师培训得便嘎措施,将把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可能最终完成转型工作。

 

确实,就象来自西方的化学在100年前取代了中国炼金术一样,今天,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取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即使反对者也只能够顺之而动的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不认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要“西方经济学”博导头衔的例子。大趋势中出现反复,是正常现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高校教育上避免重大反复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要义,是让大家说话;而让大家说话的前提,是用公开化的制度来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公正。但在一个不让大家说话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自由的,在一个信息不大量公开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公正的。田先生在学术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环境下从事学术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达到一流的目标。

 

谢谢大家。

 

 

 2004712日的发言没有包括第四段)

世事的难和易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3                                                         2004629

 

 

世事的难和易

 

几天前在北京和当年的同学聊天,谈到我最近在上海的情况,同学感叹说世界上的事情难办。我还没有那样的感觉,因此回答说世事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容易了;假如我现在还是插队在乡村的农民,假如我还是刚刚毕业的普通教师,也许世事会难得多,而在我今天的位置上,罩着教授的光环,学术头衔已经到了顶峰,事情已经很容易了,已经没有理由抱怨世事维艰。

       确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很难很难。比如我们在学校内改变教学内容,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比如在社会上惩治腐败者,让别人说话,都很难很难,因为它们都牵涉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即使是腐败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即使不腐败的人也常常会照顾腐败者的利益。当你遇到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当你试图说服得过且过的人,当你鼓动没有责任感的人,当你和看法不同的人讨论的时候,当你强调别人不重视的问题的时候,当你要为众说纷纭的事情决策的时候,当你面对考试过关、文章发表、工资升降、职称评定、孩子升学一类的重要事情而无法把握的时候;当你┅┅,你自然会感到难。确实也难,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听到那么多穷人的故事,我们不会叹息腐败太盛;当然,我们也不会需要从孔夫子的慎独到孙中山的让位的先进文化,我们也无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因为,假如世事不难的话,中华民族也不会落到需要崛起的地步。

       然而,世事说难虽难,说易却也很易。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把世界上帝制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改成了共和国。即使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不感叹那么悠久的帝制竟然一下子就被那中国老百姓完全不熟悉的西方的共和体制代替了,而且再也不能够恢复。毛泽东一个长征25000里就走下来了,邓丽君的歌声一下子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我自己来说,从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但竟然都有了。我和我的农民朋友一样,以为到学校工作,得到副教授退休就够了,没有想到今天却已经戴上了教授头衔。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当一次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大家去做事;更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辞去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来生活。所以,如果世事不易的话,自己今天也不会有这样不错的地位。

       其实,无论世事难易,按照自己的心愿做就行了。做成了,是幸运;做不成,也是幸运。因为成事在天,做成了,自己在其中出了一份力;做不成,自己在其中已尽了一份力。对于成败得失,我只能够说,如果出力了尽力了,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份生活、一个天地。

伦琴墓前有感

“双周夜话”2003年第3                                                             2003211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                                                    2002619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股民特权小议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                                                    200275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双周夜话”2003年第7                                                             200348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文献引用规范谈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                                      2004526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