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双周夜话”2004年第14期                                                      2004年7月12日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田国强先生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辞去了院长。我感谢学校接受我的辞职申请，并衷心祝贺田先生的就任。

 

田国强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田先生能够在美国工作的同时，就任经济学院院长，为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为国内大学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改革贡献力量，我非常敬佩。如果清华大学特邀讲学的二十几位华人经济学者能够担任国内二十几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院长、主任，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跨出了第一步，我衷心地希望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田国强先生成功。

 

过去的二十年内，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的经济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的前任院长时期，“西方经济学”便变成了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课程，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唯一的经济学考核内容。我在任上所做的，只是公开提出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全面转轨或者用今天田先生的话说转型，也就是把原先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化了。田先生今天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课程体系改革、学科建设、引进人才、教师培训得便嘎措施，将把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可能最终完成转型工作。

 

确实，就象来自西方的化学在100年前取代了中国炼金术一样，今天，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取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即使反对者也只能够顺之而动的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不认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要“西方经济学”博导头衔的例子。大趋势中出现反复，是正常现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高校教育上避免重大反复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要义，是让大家说话；而让大家说话的前提，是用公开化的制度来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公正。但在一个不让大家说话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自由的，在一个信息不大量公开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公正的。田先生在学术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环境下从事学术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达到一流的目标。

 

谢谢大家。

 

 

 （2004年7月12日的发言没有包括第四段）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3期                                                         2004年6月29日

 

 

世事的难和易

 

几天前在北京和当年的同学聊天，谈到我最近在上海的情况，同学感叹说世界上的事情难办。我还没有那样的感觉，因此回答说世事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容易了；假如我现在还是插队在乡村的农民，假如我还是刚刚毕业的普通教师，也许世事会难得多，而在我今天的位置上，罩着教授的光环，学术头衔已经到了顶峰，事情已经很容易了，已经没有理由抱怨世事维艰。

       确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很难很难。比如我们在学校内改变教学内容，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比如在社会上惩治腐败者，让别人说话，都很难很难，因为它们都牵涉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即使是腐败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即使不腐败的人也常常会照顾腐败者的利益。当你遇到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当你试图说服得过且过的人，当你鼓动没有责任感的人，当你和看法不同的人讨论的时候，当你强调别人不重视的问题的时候，当你要为众说纷纭的事情决策的时候，当你面对考试过关、文章发表、工资升降、职称评定、孩子升学一类的重要事情而无法把握的时候；当你┅┅，你自然会感到难。确实也难，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听到那么多穷人的故事，我们不会叹息腐败太盛；当然，我们也不会需要从孔夫子的慎独到孙中山的让位的先进文化，我们也无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因为，假如世事不难的话，中华民族也不会落到需要崛起的地步。

       然而，世事说难虽难，说易却也很易。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把世界上帝制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改成了共和国。即使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不感叹那么悠久的帝制竟然一下子就被那中国老百姓完全不熟悉的西方的共和体制代替了，而且再也不能够恢复。毛泽东一个长征25000里就走下来了，邓丽君的歌声一下子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我自己来说，从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但竟然都有了。我和我的农民朋友一样，以为到学校工作，得到副教授退休就够了，没有想到今天却已经戴上了教授头衔。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当一次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大家去做事；更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辞去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来生活。所以，如果世事不易的话，自己今天也不会有这样不错的地位。

       其实，无论世事难易，按照自己的心愿做就行了。做成了，是幸运；做不成，也是幸运。因为成事在天，做成了，自己在其中出了一份力；做不成，自己在其中已尽了一份力。对于成败得失，我只能够说，如果出力了尽力了，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份生活、一个天地。

“双周夜话”2003年第3期                                                             2003年2月11日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期                                                    2002年6月19日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双周夜话”2003年第7期                                                             2003年4月8日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6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双周夜话”2004年第22期                                            2004年11月9日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夜话”2005年第9期      　              2005年12月22日

 

210感怀

 

“去年你怎么能在210室度过了冬天？”一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北方寒流中问我，他感到那里冷得难以忍受。

“也许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吧？”我回答说。

搬出210，已经有7个月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210室是一间宿舍，位于校区的最深处。墙外的工厂十几年前还很有名气，现在已经停产，几无人烟。隔壁房间基本无人居住，整栋楼居民也不多。因此，只要墙外不远工地上的混凝土搅拌机停止吼叫，周围便是一片静谧。楼旁小径有几颗树，不高，形似棕榈，冬天也苍翠着。我喜爱在那里散步，百米左右距离，来回走走，很安宁。

然而，210室内没有它的环境惬意。超过三米的净高和超过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面积，仍不容光线穿过。老式长条地板留下又宽又深的缝隙。在我搬入之前，管理部门刚刚用石灰填塞了它们，涂漆后，外观很受用。但一走动，石灰便跃然而起，成了扫之不尽的垃圾来源。冬天冷，坐在床上看书，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农村的小屋。当然，和30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可调可阅的素琴、金经，只是谈笑虽无鸿儒，往来亦少白丁，一如既往。

不过，30多年前我去农村，带着的是壮丽的革命色彩；这次搬入210，却怀着更多的自责。我到农村时正值青少年。那时候，听到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学习的是雷锋爱憎分明。谁好谁坏，好事坏事，伟大领袖定了标准。领袖一声号召，我们立即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斗争。可是，当贫下中农在集体劳动时教导我要偷懒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没有了标准：这些被定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好人，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