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去年底，我把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尚存的十六本日记以《胡景北知青日记》为名发布到网络上。当时我许诺把这些日记的照片也发布到网络上。这里，我先从十六本日记里随机选择16页，拍照后发布。随机选择的具体方式，是在微软excel的randbetween函数中分别填入这些日记本的起讫页码，得到16个随机数如下：

 9，34，136，176，237，324，428，496，517，670，726，794，878，952，1062，127

由于我的日记仅仅标注奇数页码，所以把上述随机数中的偶数减1获得奇数。纯奇数的16个“近似”随机数为

9，33，135，175，237，323，427，495，517，669，725，793，877，951，1061，127

这些页码的日记照片见下。公布日记照片的一个目的，是请网友们帮助发现文本版的知青日记依然存在的打字和其他错误。但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它们的真实性。2006年我在湘西参加扶贫时，一个农家孩子在简陋的小桌子上写作业的情景，让我想起自己当年在农村写日记的经历。回到上海后，我找出当年日记，并把第一本日记输入计算机，发布到网络上。和我谈论这些日记的朋友们，还有最初为此访问我的外国人，都没有对它们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我自己更没有想到这类问题。直到几年后，才有一位从中国到海外读博（并准备以知青为题材撰写博士论文）的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如何证明自己当年的日记是真的，如何证明自己在后来的年代中和输入计算机时没有改动它们等等。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下意识地出现“你凭什么怀疑我的当年日记有假”的感觉，因此很为不快。不过，也许和自己早已明白数据质量的极端重要性有关，我迅速认识到对方问题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甚至感谢对方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把原件全部展示给对方并解释了对方提出的问题；对方后来确信了这些日记本身的真实性。

我把自己的知青日记“完整地准确地”（这是我年轻时官方关于学习马列毛理论的标准用词）整理出来、公布于众，它们就成了脱离我个人的公共产品，由外人和后人自由地评论。公布于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发现回顾个人历史时的巨大记忆误差。例如，我曾经认为自己在九一三事件后就发现毛本人的问题；而我的当年日记清楚地揭示了截然相反的“我”。我的日记同时清晰地表明，1976年时我笃信“四人帮”，并且认为抓捕他们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毫无保留地反对之。我相信我的日记所载明的这些想法亦存在于我的许许多多同龄人的头脑中。因此，这些日记应当对过来人认识当年的自己，对后人了解当年的真相，多少有所帮助。而在发布当年日记的工作中，我的个人责任就是保证它的真实性和计算机文本的可靠性。阅读我的知青日记的网友，尤其是利用这些日记了解中国青年在毛泽东政府时期的部分情形的网友与学者，同样需要确定它们的真实性和其计算机文本的可靠性。在我看来，把这些日记全部拍照并公布于众，是让公众尤其学者检验它们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可行方式。这里发布的随机选取的16页日记照片，只是一个尝试。对我的知青日记有兴趣并且希望看到更多照片或获得特定页码照片的网友，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上留言，或者写信到[email protected].

“夜话”2021年第3期，2021年2月17日

附:随机选取的《胡景北知青日记》部分照片

第一本（1-70页, 19710127-19710515），第9页

第二本（1-74页, 19710516-19710909），第33页

第三本（75-148页, 19710910-19720110），第135页

第四本（149-218页, 19720111-19720516），第175页

第五本（219-290页, 19720519-19721003），第237页

第六本（291-364页, 19721004-19730407），第323页

第七本（365-440页, 19730408-19730920），第427页

第八本（441-508页, 19730921-19740127），第495页

第九本（509-572页, 19740128-19740514），第517页

第十本（573-672页, 19740515-19741121），第669页

第十一本（673-740页, 19741122-19750407），第725页

第十二本（741-810页, 19750408-19750723），第793页

第十三本（811-902页, 19750724-19751219），第877页

第十四本（903-1000页, 19751220-19760522），第951页

第十五本（1001-1092页, 19760523-19761018），第1061页

第十六本（71-134页, 19780423-19780821），第127页

两天前，我对美国的推特等社交媒体禁止发布2020年大选“窃选”言论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即使它们出于避免社会动乱的“善意”而这样做，它们的做法也无法避免动乱。果然，在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和准备就职的这几天，美国首都华盛顿集中了大批国民警卫队；美国的FBI公开警告在美国50个州的首府最近都可能出现因“窃选”而反对拜登就任总统的动乱；甚至美国六大军种的军头也破天荒地为此发表声明（这不由得让我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我国出现的各大军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支持中央的电报）。那么，是不是要全面封网，是不是苹果和安卓的手机系统要全面封停，以杜绝可能发生的动乱？

    我认为，目前的危机有很多原因。特朗普以“窃选”为借口否认自己败选当然是第一个原因。但是，就今天而言，特朗普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美国其它人尤其是拜登如何做，以避免或至少大大缓和可能发生的动乱。

    回顾2016年美国大选和特朗普就职。在特朗普就职仪式的第二天，华盛顿就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不少示威者甚至举着“特朗普不是我的总统（#Not My President）”的标语牌。不过，那时候，许多示威者信心百倍：特朗普通俄门一抓一个准，抓到后，特朗普肯定被弹劾下台。我便碰到过充满这样信心的人（不过，当通俄门调查结果令他们失望之时，他们在2016/2017年交替之际的愤怒和沮丧情绪已经缓解，同时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大选又为他们提供了令特朗普下台的新希望）。与此对比，今天不承认拜登为总统的示威者清楚地明白，无论窃选多么严重，拜登不可能因此下台，因为国会不可能弹劾他。我想，这样的心理预期也许是2016年的特朗普反对者能够和平示威、2020年特朗普支持者不容易心平气和的原因之一吧。

    特朗普不但在他的内阁否认败选，而且直接面向大众。特朗普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某位领导人当年搞文革的做法有不同又有类似。不同之处是特朗普在内阁中也声称本次大选存在严重窃选，而后者的想法对内阁秘而不宣；相同之处在于都直接面向大众（当然这中间也有巨大差别）。因此，无论特朗普现在是否被禁言，现在是否还对可能的动乱起直接作用，他的众多的支持者都可能用非和平的方式否认拜登的胜选。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胜选者的拜登，为了避免动乱，为了避免国家的损失和民主制度的损失，也应当直接面向大众，直接面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回应特朗普支持者的要求。作为一个外人，我想，如果我是拜登，我会在这两天内向大众公开做出如下的明确表态：

    1.  我就职后将立即推动国会组建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2020年大选中可能出现的舞弊和违规现象；我并且建议由一位共和党人领导这个委员会。

    2.  如果该委员会确认在7个目前有争议的摇摆州中，两个摇摆州的舞弊和违规现象足以改变该两州的选举结果，我和副总统将立即辞去总统和副总统职位，而不管这两个州的选举结果变化是否会改变全国的选举结果，也不管国会是否会对我提出弹劾。

    3.  我本人如果被发现以任何形式参与了2020年大选舞弊，我将接受最严厉的刑罚并且不加以抗辩和上诉。

    4.  我尊重那些不承认我为总统的人。只要这些人以和平与合法的方式表达他们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异议和反对，我将呼吁、并在我任职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不得歧视这些异议者和反对者。

    5.  我呼吁社交平台撤销对2020大选阴谋论尤其窃选论的禁令，并且要求保障异议者和反对者的言论自由。

    6.  我任职后，将成立独立的专家委员会，检视2020年和其它各次大选的过程，研究从没有出现过严重大选舞弊指控的民主国家与地区（如德国、日本甚至中国台湾地区）的选举方法和程序，并提出改进美国大选方法和过程的建议。（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必须最终结束它的大选阴谋论文化。我在德国经历过两次大选。不但那两次，而且就我所知，在战后历次大选中，败选政党从没有对大选结果提出异议，而是承认败选且表示检讨自己选举策略和各项政策建议的不当之处，以便下次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当然，作为从政几十年的老牌政治家，拜登比我明智尤其老练得多，对美国和民主制度两者的感情也完全不是我能够比较的。我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美国领导人和人民大众能够充分利用宪政体制提供给他们的广阔空间，仔细地为不同意见尤其对立意见的人群找出妥协和沟通的方式，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严重动乱。到底如何做，还看美国人民尤其是它的精英阶层的政治智慧和自我节制。在这里，我为拜登祈祷、为美国祈祷！

“夜话”2021年第2期，2021年1月14日

最近，美国大型网络平台推特和脸书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极少数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美国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也分别从自己的应用商店下架或者下线了特朗普支持者众多的手机应用parler。对此，有朋友问我对这两件事的看法。我的总体看法是如果大型网络平台关闭特朗普账号尚可以商榷的话，它们封闭其它特朗普支持者、尤其不担任政府职务的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则是错误的。同时，各大应用商店下架parler等应用软件，也是错误的。这里，我就脸书和推特封号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对于特朗普本人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账号是否应当关闭，我们也许需要更多的考虑。在我看来，一国总统，甚至一位政府官员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应当比普通人受到更多更严格的制度性约束。这是因为官员尤其高级官员的身份特殊，而一国元首的身份尤其特殊，其言论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因此，除了官员尤其元首自我节制外，社会需要更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措施规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在这样的法规和措施还没有颁布之前，社交媒体主动出面，关闭它们认为发布严重不当言论的特朗普账号，多少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合理性却又超越了社交媒体管理的权限。这是因为，除了法律规定和社会道义形成的共识外，无论社交媒体是否“善意”，社交媒体或建立社交媒体的公司本身不具备对“言论严重不当”的定义权利。因此，如果我们把达到封号标准的“言论不当严重程度”决定权交给社交媒体，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社交媒体封号。这是我们中国人都有的切身体会。所以，即使对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被封号，我们也必须三思而多加讨论。

其次，关闭支持特朗普的普通公民（即使仅涉及极少数人）社交媒体账号，则是明显的错误。社交媒体给出的封号理由是这些账号散布2020年大选被窃的言论。这里的问题依然在于社交媒体的越权。判断和确定2020年大选是否被窃，远远超出了社交媒体的权限。社交媒体例如推特和脸书作为公司和其管理者作为个人，完全可以反对和批评那些窃选的言论，但是作为社交媒体，他们没有这样的权限去阻止人们发布窃选言论。实际上，2016年大选后，脸书和推特上充满特朗普通过“通俄门”窃选的言论，但这两大社交媒体都对此完全置之不理。即使国会专案调查了通俄门并且没有得到通俄门的证据以后，这样的言论照样保持甚至有人再次发布在推特和脸书上。另一方面，窃选“阴谋论”在美国有着长久的历史。美国主要两党都经常使用这种阴谋论为自己的败选辩护，甚至使用这种阴谋论挑战选举结果。消除或至少基本消除窃选阴谋论，需要美国两党和公众共同与长期努力。而这样的言论，无论它针对某一次选举时是如何地错误，只要没有特别的针对性法律，它都属于自由言论范围，社交媒体都没有权利因为这样的言论而封号。 

根据美国法律，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如果造成法律纠纷的话，社交媒体将被豁免民事责任。这样，如果有人在比如推特上发布错误并损害有关法人权益的言论，推特将不负有任何法律责任。所以，这一规定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特别保护了社交媒体公司，从而保护了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保护发布自以为正确而实际上错误和不当言论的自由，尤其是保护有意识地发布错误和不当言论的自由。之所以需要保护人们有意识发布错误言论的自由，是因为我们常常无法确知发布错误言论的人是否有意为之。所以，为了实现言论自由，避免用“动机”来决定人们是否错误，我们必须容许人有意识地发布错误言论。因此，即使窃选论、阴谋论是错误的，我们也必须让人去讲。美国法律虽然允许社交媒体“善意地”删除言论，但第一它们必须非常节制地使用这一权利，尽可能缩小被自己“善意”删除的言论的范围；第二，像窃选论之类的言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所谓“善意”删除的言论范围，否则，人们对选举结果的质疑，就会永远被禁言；像2016年的那种当年被许多人当作合理的“通俄门”质疑（并且发展为国会的专门调查），未来将被禁止；而未来可能出现的真的窃选，也将被禁止质疑。这种“禁止质疑”的危险必须现在就被预防。

毫无疑问，美国的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都为私人公司所创立和管理。私人公司有权让某人在自己平台上开设账号和发布言论，也有权不让某人这样做。这个理由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这里牵涉到私人公司的经营性质、上市与否和垄断程度三个方面。就公司经营性质来说，推特和脸书都类似于大百货公司。大百货公司面向所有的消费者，走进百货公司的门槛很低，比如着装基本整齐即可。但小型专卖店往往只面向特定人群，而不欢迎其它公众入店。例如，周大福珠宝店就用很小的铺面和严格的保安阻遏闲逛者。但百货公司内往往有许多闲逛的人。就上市与否来说，上市公司的股票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但非上市公司若发行股票，则只能面向特定人群。在这里，脸书和推特显然类似于大百货公司和上市公司：它们面向任何人。因此，除了法律规定的人群以外，它们不但不应当、而且不能够拒绝任何人在它们的社交媒体上建立账号和发布言论。就此而言，它们对特朗普支持者的封号，相当于百货公司不允许特朗普支持者入内、上市公司不允许特朗普支持者购买其股票，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就垄断程度来说，脸书和推特在各自的社交媒体领域具有高度的垄断性。高度垄断性意味着，离开了它们，一个人在网络上的言论将很难被公众听到。而言论自由的本质，就是一个人的言论可以为公众所知，而不局限于私下的小圈子。如果脸书和推特的垄断性很低，社会上存在许多互相竞争且垄断性低的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限制某些人的进入，便不会对言论自由产生什么影响。例如，虽然周大福店阻遏闲逛者，但闲逛者依然可以在百货公司内的珠宝柜台甚至周大福设在百货公司的专柜前逗留。脸书和推特如果对某些人群封号，那就必须准备大幅度降低它们的垄断水平：不是被政府分拆，就是被新的竞争者即新的社交媒体平台夺去大量而非小部分市场份额。在这里，在推特和脸书封号的前提下，如果新的社交媒体平台被遏制，言论自由就被遏制。而这正是我们应当反对的。

当然，推特和脸书也许会说，它们封少数窃选论者的账号，是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在这里，它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如果封号禁言就能够避免动乱，动乱就太容易避免了。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仅靠封号禁言，动乱根本不可能避免。民主国家对大范围出现的窃选谣言（我本人不相信2020年美国大选存在大规模窃选）的应对方式，是直面它，是针对每一个窃选指控给出合乎法律的驳斥，是像比如通俄门调查那样对全国选民做出说明，而不是禁言。禁言只会让窃选论更加盛行，让更多人怀疑可能存在窃选（否则为什么要禁言呢？），从而进一步推动动乱；禁言还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使今后对美国选举结果的任何质疑都将受到压制甚至禁止。而如果选举结果不容许质疑，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根基。

“夜话”2021年第1期，2021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