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2006年第2期 2006年1月20日
再谈无欲则刚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我相信， 我认为内容很好。 你自己也写过无欲则刚的文章。 我也认为，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 而有好名誉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保的。 因为人很容易受引诱， 这种引诱是多方面的， 包括出版文章的引诱， 当官的引诱，经济好处的引诱， 情欲的引诱， 性欲的引诱等等。 有人抵挡不了这些引诱，就坏了自己的名誉， 是很可惜的。 而这些使人破坏名誉的引诱往往还带有很好的外衣， 例如， 出版文章是为了做学问， 当官是为了利用权力做的事情，经济的好处是为了做事情增加经济实力， 情欲是为了爱， 性欲是为了照顾穷人（给美女收入的机会， 陆德明这样是说）。最后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这一点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例如台北的马英九。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双周夜话”2003年第12期 2003年6月17日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恰好一年前，我因为阅报有感，在去年的双周夜话13期上，对报上文章倡导的农村村级财务公开发了一些感慨。写文章的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的比如校、院、系级财务便没有公开，怎么能够“鼓足勇气”倡导别人公开财务呢？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如今我自己当上了大学里专业学院的院长，一年前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便一变而成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好在我当院长，原本就是为老师服务几年。既然为老师服务，工作就要向老师汇报，财务自然要向老师公开。于是学院便制定了规则（见附件），公开财务状况，包括重大的单项收支、院长个人从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并由教师代表组成审计小组加以审查。
学院财务公开，各个部门财务公开，包括企业在内的领导人的收入公开，这本不是需要下笔千言去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的事情。在公开场合，有几个人不懂得它的必要性可能性？同时，这些事情实行起来亦没有多大困难。然而竞出现论证者把道理说的不由人不信，可是自己便不信、不实行的事情，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奇特现象。我常常怀疑这样的论证者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浑然不知，因此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不相信的道理说服别人相信。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精神的代表。如果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却向别人论证如何地应当而且能够去做，这个民族也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报纸上不断有人谈到目前中国的精神危机，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日经常看到的行愈丑而言愈美的现象吧。我想，克服这个危机的首要方法是知识分子的自律。自己愿意做的，才希望别人也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希望别人去做。而知识分子单位的财务公开便是验证他们是否自律的一块试金石。
―――――
附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关于本院财务公开的若干
决 定
根据学校关于加强二级管理的指示精神和院财务透明化的要求，谨作出如下决定：
1． 将每学期教师的工作量和在院内取得的相应报酬公开，并同时公布工作量和报酬计算规则。
2． 在公布教师工作量与院内报酬的同时公开本院非教学人员的工作量和院内报酬。
3． 院每学期末公布该学期的院财务状况，包括
1) 收支平衡表
2) 重大的单项收入或支出
3) 院长个人从院获得或经过院获得的收入
4． 每学期末由三位不属于院级行政领导班子的本院职工组成院财务审计小组，审查该学期或自上一次审计以来的院经费收入和应用状况。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组织工作由院中共党总支和工会主席负责。
院行政领导班子和财务工作人员有义务向院财务审计小组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院工作人员有义务协助院财务审计小组工作。
5．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职权是
1） 检查院内收支状况，包括查验原始单据。
2） 检查内容包括
a) 如果学校、院订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规则
b) 如果没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学院整体利益，是否公平、合理。而学院整体利益、公平合理的含义由该小组自己解释。
3）要求有关人员对不明确的地方作出解释，包括要求对全院职工公开作出解释。
4）对严重违反规则或严重不公平合理的支出，要求有关人员检讨甚至退赔。
5）直接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该小组认为应当报告的事项。
6． 院财务审计小组在审计结束后将公布审计结论。结论除了其他内容外，应当明确指出：
a) 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b)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c)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
7．如果本决定在公布后的一周内，
1) 学校没有下发复议批示，
2) 没有至少三位本院教师共同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
本决定即开始生效。
经济学院
2003年5月29日
“双周夜话” 2004年第08期 2004年04月12日
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最近整理书籍，竟发现了久违的《论语批注》。它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写作的，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内部发行。按现在的规矩，内部报告等，只要受到市和市以上领导重视，便可计为学术成果，作为晋升教授、博导的依据。若能有中华书局这样著名的机构内部出版，身价自然更高。由此看来，这本当年的著作，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更重要的是，当年这本著作发行很广，几乎每个人都要学习（而不仅仅了解）的。所以，重新看到自己年轻时认真学习过的这本书，我甚至有一种亲切之感。我是在学习它和类似它的著作、文章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不但习惯了那些语言，那些思维方式，而且真诚地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虽然今天它们不再流行，可我往往还有一种“何日君再来”的感觉。因此，又看到这本书，我忍不住打开读起来。然而，即使我熟悉它们，即使我虔诚地相信过它们，我也几乎不敢相信我读到的是这样的内容，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相信的是另外一些“好”的文字。但是，白纸黑字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历史：我对孔子的最初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批判中获得的。这本批注，按照《论语》的篇目顺序，一句一句地逐句加以注释、翻译和批判。这里仅列出《论语》中两句话和作者的批判，以忆自己青年所学，且为今日之镜也。
《论语》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批判：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反动的思想流派，主要还是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为了复辟奴隶制，阴谋篡夺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孔丘从鲁定公初年（公元前509年）开始，便开坛设教，广招弟子，大肆宣扬他那套反动说教，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队伍，积蓄实力，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
宋代反动哲学家朱熹，曾把《学而》吹捧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事实上，孔丘的那个“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孔丘的那个“德”，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德”。《论语》一开始就记载了孔丘办教育的反动目的，反映了儒家维护没落奴隶制的顽固立场。
（《论语批注》第1－2页）
《论语》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批判：
恩格斯曾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被各个时代反动派吹捧了两千多年的“智、仁、勇”，绝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类美德，而是孔丘提出的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孔丘所谓“知者”，是指能精通周礼，并能够为奴隶主贵族出谋划策的人；所谓“仁者”，是指能“克己复礼”，并能按周礼进行统治的人：所谓“勇者”，是指能为维护奴隶制而卖命的人。孔丘力图把他的门徒培养成这样的人，后来的儒家著作《中庸》把这三种反革命信条称为“通行天下的美德”。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也一直把智、仁、勇作为培养反革命人材的标准。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革命的目的，就曾以“智、仁、勇”为标准来训练他的党徒。抗日战争时期反共老手陈伯达与国民党反动派紧密配合，把“智、仁、勇”吹捧成“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胡说“具有智、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又搬出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胡说什么“仁”就是团结，“勇”就是斗争，“智”就是“唯物论”，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奴隶主阶级和后来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论语批注》第204－206页）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1期 2004年6月2日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的一个夜间和朋友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 ―― “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力或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这样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学术自由第一位
今天是教师节。
当教师从上大学始。那时我刚刚从农民转成城市清洁工。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兴奋，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作为农民、作为清洁工，我能够得到和那个阶层相应的经济不拮据、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平静生活；同时，我可以评论社会却又无需为社会负责，因为无论社会好坏，那个阶层的人是很少责任的。但一入大学，进入高阶层，我个人就可能成为社会好坏的原因之一，我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了：可我有能力负责吗？有勇气负责吗？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竟然能够上大学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可我还是走进了大学，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以至于教师节也成了我的节日。
作为大学教师，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呢？我认为第一位的责任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保存尤其创造知识的园地。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学术必须自由。大学教师的第一义务是保证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知识是思想的成果。思想是个人的。每个人在思想，而不是整个人类在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无法从外部控制，所以，正当的方式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具有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让他们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尤其是系统性观点，便是学术自由。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系统观点，是每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不过是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这一要求。
人们常说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但它和学术自由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学术自由，我们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书，应当育什么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疯狂地毁坏文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学校仅仅允许一种思想、一类书、一种人，完全没有学术自由。在那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懂得尊重别种思想、别种人；一有触动，容易走向极端。而在一个尊重学术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容易看到各个理论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感受到平等宽容的争辩讨论气氛，容易形成独立思想和正直人格。在大学里，学术专制把人当作特定观念的工具来教育，学术自由才把人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的人来教育。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可大学要做到正面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职业责任。
大学是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场所，教书和育人要用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着什么知识具有保存和创造以及教育价值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学术自由环境下的竞争。有了学术竞争，有价值的旧知识和新知识才能辨别出来，大学也才可能执行保存、创造和教育知识的任务。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可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竞争，因为学术竞争的前提是思想表述的自由和表述者的没有恐惧。在学说上，正如在商品市场上一样，没有一种（思想）产品是完美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其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知识的相对性暴露出来，让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把某一特定思想、特定知识的价值绝对化，甚至用它“领导”其他思想和知识，其实就是否定学术自由，其结果自然是学术的衰落和思想的禁锢，是教书育人的失败。
自然，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在部分行政色彩强烈的国家如中国，大学属于某个行政系统，有谁是领导机关、用什么方式来领导的问题。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学术存在领导权或者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自由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原则，都超越了具体的大学领导权和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后者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学术机构的任何领导权、任何指导思想都不能够束缚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学术创造，它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借助世俗权力来阻止个人表述其思想。因此，学术上的领导权、指导思想等等的概念，只是和学术专制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因为专制者需要的才是领导权，专制者需要的才是挑选出一种思想来“独尊”。只要抛弃学术专制，承认学术自由，学术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成为假问题。
在我个人研究的经济学领域内，总有人提出独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独尊马克思或者独尊她（他）偏爱的任何理论或学者，但她（他）同时应当尊重别人的偏爱。而这一点就已经是学术自由。如果所有人都偏爱同一个理论，学术自由没有必要；如果有人偏爱不同的理论，学术独尊没有理由。学术自由允许的，恰好是每个人独尊自己偏爱的思想；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偏爱强加给别人。那些要求每一个经济学者独尊马克思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当马克思让自己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自然也让别人怀疑一切。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这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思想和思想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至少不会有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自由，已经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产生的，它也只能够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底线，同时也是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底线之一。其实，正是因为我为马克思理论创造过新知识（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我才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也才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那些强调独尊马克思主义的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泥塑的偶像，结果成为强迫所有经济学者独尊他们个人的某些“观点”。而他们个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独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讨论。
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最基本的人文环境，也是我们大学教师、学生最基本的个人素质。意识到学术自由，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相对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并且还不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学术自由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拒绝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感觉，从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批评和讨论。同样，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严格挑剔别人观点时注意到其相对正确的地方。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讨论中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炼、一种观点的逻辑，而不会纠缠于动机、功用、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在学生面前负有学术自由的责任。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论文导师从来没有要求和他的观点一致，因此我没有体会过迎合导师的烦恼。现在我当教师，同样不给学生这样的烦恼。学生论文只要概念清楚、逻辑明了即可。观点是否和我一致，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作为教师，我们有启发学生思路、揭示他们想法的模糊之处、帮助他们明晰概念和逻辑的责任，更有鼓励他们思维、尊重他们观点、熏陶他们学术自由素质的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尊重他们的版权，因为他们的论文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我们的指导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也只是指导，而不参加直接写作，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列入毕业论文的作者内。同样，在基本上从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内容发表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作者之一。我们争取学术自由，不但是让教师学术自由，而且特别是让学生自由，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学生的特长，因为学术自由是他们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学术的未来靠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
有自由、学术兴；无自由，学术亡。大学要成为知识的圣地，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要成为高尚的事业，今天学者、学生的学术所为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学术必须自由。作为大学教师，我明白自己对学术自由的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在今年的教师节，忆起我走进大学前的犹豫，而生发的感想，遂写下这篇文字。
初稿于2005年9月10日 修改于2005年10月10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期 2004年10月25日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
“夜话”2005年第3期 2005年5月10日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开始于农村。
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江苏省农村插队，田间劳动之余喜欢找几本书看看。那时的舞台上只有样板戏，书店里几乎也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像《三国演义》、《啼笑因缘》等等都是“毒草”，禁止阅读。虽然我在农村偷偷地读过一些这样的书，但地下流传的这类书毕竟太少，满足不了阅读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我自然而然地响应起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读起马列毛的著作，并且非常认真地读。在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按照父母地位被分成三类：一类人不可再教了，一类人名为“可以教育好的”青年，第三类人没有专用名词，但显然是“根红苗正”、无需教育的青年接班人。我当时被划入“可以教育好”一类，心里很感动，毕竟不算不可救药的青年，于是读起马列毛著作特别虔诚。在农村期间，我从《毛泽东选集》，读到列宁著作，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资本论》。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阅读，我知道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且产生了兴趣。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在禁止之列。而我当时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经济学说存在，更以为象《三国演义》、《啼笑因缘》这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被禁止阅读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很自然地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直到今天，尽管各种外国经济学说又一次传入了中国，我们仍然看到一些人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看法。
由于我在没有教师、没有同伴、没有辅导书的情形下长期自学马克思经济学，所以我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因此，当我作为大龄青年于1978年走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听教师讲授《资本论》的时候，我无法接受教师的正统理解：他们把《资本论》课程变成了一门寻章摘句的玄学和一字不易的神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关键原因可能不是制度，而是那些教师不再是社会的贫穷者而且害怕成为贫穷者。我是在做着社会最苦最脏的体力劳动之余读《资本论》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资本论》是为穷人写的，因为《资本论》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富有者统治的制度而不是穷人的不觉悟、不努力、不自救。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皆出身于富裕家庭，马克思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即使今天在德国仍然是凤毛麟角的博士学位。他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富裕家庭。但是，马克思走了另一条路。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是全英国（甚至全欧洲）最穷途潦倒的博士。据说，他的家里没有一个凳子或者椅子的四条腿全是稳的。不过，到他家的人只要和他讨论起来，就会忘记凳子的不稳。幸亏大英图书馆对读者完全免费并且把为读者服务视为图书馆的宗旨，否则马克思的抱负亦成泡影。当然，一个博士任凭家里极端贫困，不但不去找工作，反而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这样的人，无论在夫权制的中国，还是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都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自然不愿意贫穷，但为了自己的抱负，在不得不贫穷的时候，他不惧怕贫穷。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以来的若干学者所具有的素质。而今天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师，心里想着的往往是手中的饭碗和房子，最担心的就是陷入贫穷，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
在大学里，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能够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照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比马克思更多，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身后的发展应当更加明确地显示它的本质特征，我们今天也 比马克思有更多的经济条件：我们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研究；尽管还不富裕，但毕竟比马克思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或无业流民好得多；最后，研究马克思也许还会得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过，唯物主义在这里大概不适用。例如唐诗宋词，后人条件再好也写不出可以与李白、杜甫一比的诗篇；所以，我们现在条件再好，可能也写不出《资本论》来。但经济学很象自然科学：没有牛顿、爱因斯坦，别人也会建立类似的物理学理论。不过，无论如何，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我就被吸引住了。我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为什么那样地提出他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地重视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我那时的结论是，从学理的角度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他的历史哲学，让他的历史哲学落到某个实处。而历史又是人的历史。人演绎自己的历史既不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体身份、也不是以全体人的身份，而是以人组成的不同团体出现的。这是因为，如果以全体的身份出现，历史便是人和不同于人的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如果以个体身份出现，两个不同人之间会出现许多种类的关系；在它们之中，哪一种关系可能对人类历史演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本身就成了非常困难的问题。避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便是把人组成的团体视为历史演化的基本单位，把这些团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视为历史演化的推动力。而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在所有团体中，抓住了两个团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是除了整体“一”之外的最小整数，因此是最抽象的结构；比“两”个更多的团体则可能模糊历史演化的真实。但哪两个团体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最重要呢？马克思认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他看来，社会一旦有了少量剩余产品，就需要少数人管理它们，人就分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因为对剩余产品的管理本质上不是针对自然界，比如防止剩余产品被自然界损坏，而是针对可能对这些产品提出过分要求的人，所以，那些不充当剩余产品管理者的人，自然就成了被管理者，即管理者通过管理物而管理着作为被管理者的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没有剩余产品，管理者无物可管，人与人的关系不通过物的中介，推动历史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剩余产品非常多，人人都有时间管，人人都成了管理者，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到那时，推动历史演化的又重新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他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关系。恰恰在人类既有了剩余产品、可剩余产品又不多的时期，人类需要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通过这两个团体的关系，马克思便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解释人类脱离原始状态以来到今天的几千年历史。而《资本论》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解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或者说通过解释他面前或者他被卷入其中的历史，来证明这个框架的可行性。
我在大学后期，中国经济学界正在争论服务业产值是不是应当计入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中。这本来是个实际问题，与马克思研究并不直接相关。但在那个年头，凡写文章就必须引用马列毛的话来支持自己，因此争论各方打的是语录战。这自然是官员作风在学界的扩张，因为官员必须遵循长官的言论。我无官之念，不受所累，虽然关心这场争论，但我更关心如何把服务业这个马克思没有专门考虑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他的《资本论》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如果我是马克思，我继续往下写《资本论》，我应当如何写关于服务业的一章。后来，我写了“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士论文。在这篇论文开首，我写下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这是迄今为止自己写得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我后来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并且特别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细化我在这篇论文内无意写下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农业劳动力，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劳动力如何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如何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当然，我的这篇论文有许多可以批评和争辩之处，而且又是在别人（即使是马克思这样被公认的大师）的理论框架内写成的，自己的创新实在很有限。
大学期间，我开始接触别种经济学，并且为了发展马克思理论而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因为我那时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各种知识的最高综合。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西方经济学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以后我便在这个领域工作。不过，我对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兴趣从未降低。当然，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读书，今天的我已经不再盲目崇拜马克思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是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之一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未来。但它又不是唯一的一种。它留下的空间足以建立起好几种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就马克思理论本身来说，也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思索。比如，为什么一有了剩余产品，过分要求尤其是管理者的过分要求就出现了呢？剩余产品多到什么可以具体想象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度，一个人相对于他人的过分要求才会消失呢？如果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作为兽的动物特征就可以说明他的过分要求的话，那么，人要具有什么样的人的特征，才能够在剩余产品很多的时候失去他的过分要求呢？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程度或者剩余产品多寡。但近几千年来，人类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可人的不同于兽之特征的演变似乎在循环之中，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说人为人的特征就比1000年前高许多。再比如一个人会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应当和他的道德水准有关。未来的不需要把人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新社会应当具备的基础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样的道德水准在新社会建立之前就应当基本实现，就像马克思本人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应当在新社会出现之前实现一样。可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方式要为未来社会准备的，将不仅仅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而且也同时是很高的道德水准。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部道德看法就得改变。不过，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又比如，马克思把历史演化的主体更多地放在贫穷者或者被管理者团体上。可被管理者之所以被管理，除了社会原因外，也有个人的原因。我本人如果二十岁的时候在农村不读书，我今天更可能属于后来返回城市接着又下岗的知识青年（为什么称为“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其实并无知识！）之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把自由散漫的农民训练为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但要成为管理者，组织性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特征是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为被管理者考虑，尤其把被管理者的被动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原因的理论是不够的。马克思自己能够从富裕家庭走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动性而甘愿落入贫穷；但人类新社会的希望可能更多地在于贫穷出身的人不但主动争取个人富裕，而且具有更广阔的社会主动性。而马克思对缺乏主动性的被管理者的过分重视，也许造成了后来在他名义下建立的社会制度，都试图用压抑个人主动性的方式来确保缺乏主动性的一批人的利益，其结果则是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一潭死水。因此，马克思虽然抓住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但他对这两大人群的基本看法却值得讨论。总之，马克思理论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理论，它启发我们去深刻思索人类的基本问题。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并且能够形成一些系统的想法，以回应马克思和象他那样的杰出学者对我的引导和启发。
（为一篇约稿写的初稿）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双周夜话”2003年第1期 2003年1月16日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