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双周夜话”2002年第4期                                  2002年2月12日

 春节的作用

 今天是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记得童年时候，没进腊月就盼望春节了，因为到了春节才有糖果含，有肉吃，有压岁钱领，有炮仗放。后来到了农村，和农民在一起，夏收夏种的五、六月份和秋收秋种的十月，收割、脱粒、整田、栽种，几乎全靠人工，真正残酷的体力劳动。可就在那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的农忙期间，农民还只是象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中午甚至晚上吃些干饭，可肉是舍不得吃的。但到了春节，没有什么农活，农民却无论怎样穷，还是要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我曾经惶惑不解，为什么不在农忙反在农闲吃肉？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过年其实是穷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而找到的一种方式，一个借口。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来说，平时再苦再累，买点肉吃也是一种奢侈，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到了过年，再穷再欠债，不买点肉吃，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觉得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节日。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但过年、而且平时也常常有肉吃了。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盼望过年了，因为糖果、压岁钱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为了偶然地享受一下“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节日来安慰自己了。这是我们的努力和运气共同产生的结果。那么，现在春节还有什么作用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给我们一种心理提示，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和父母、和孩子、和亲人共同生活一下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或坦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享受，它完全不亚于穷人通过节日得到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物质贫困的我们，常常太需要这样的心理享受了。第二，作为穷人创造的节日，春节同样提示我们，中国和世界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地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因为缺乏运气，他们继续停留在贫困状况中。例如，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太缺乏运气了。我们这些获得现代生活的人，只要想到“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生活的道义源泉，想到我们自己在贫困时（或者可能贫困时）多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那么，春节就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幸运和自己面对穷人的义务。现在， 世界上穷人还很多， 根据国际社会的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2美元) 和极端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 标准， 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中国更有两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官吏制度，以及我们每一个不穷的人可能有的对穷人的歧视态度和巩固自己相对优势的无意追求，都压抑了穷人的声音，加重了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每年一度的春节会触动我们善良的本性，提醒我们注意贫困的存在，使我们在心理上特别地感到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状态，特别地感到行善为仁的必要。也正因为春节的这一作用，当我在前往欧洲的飞机上想到春节的时候，25年前在农村的贫困景象历历在目，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幸运，更提醒自己尊重穷人，在工作、生活中想到穷人和他们承受的不公正，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09-15

信任别人

   刚刚一位同学看到我的网页，发现很容易就可以留言，感到惊讶，这样太危险了。她问我如果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怎么办。我说信任别人吧，还是要信任别人，信任这个世界。 

是的，我不能够排除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我的网页上，也不能够阻止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其他网页上。什么人能够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呢？我想没有人能够阻止。在网络这个自由的虚拟世界里，甚至在不很自由的现实世界里，都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样事情的发生。即使法律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律对不严重的“假冒”留言不会处置。对严重的“假冒”留言，要找出假冒者，却又不是一件易事：而无被告，法律不会受理。 

其实，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关键还是信任。信任别人，信任我们周围的人，信任我们日常接触的人，信任我们第一次接触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美味的饮食和得体的服装，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只有信任才能够使我们心情平静，才能使我们心绪踏实，才能够感受到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 

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我们首先应当信任别人。一个不信任别人的人是无法得到别人信任的。当然，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我们信任我们的家人。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应当信任人，信任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这就象教徒们敬仰上帝并且把其他人都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上帝子民来信任一样。我虽然不是教徒，但信任大家，信任每个人都有“性本善”的一面，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互相都给别人更多一些信任，我们每个人就会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本善”，我们自己也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 

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信任别人的前提是相信别人都是好人，相信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如果我们除了少数家人和朋友外，不信任别人，假设别人都是坏人，那么，这个世界，这番人生对我们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将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打电话不愿报自己的身份，怕对方是坏人；写文章不愿意讨论，怕被人剽窃；遇人先揣摩对方的心思，防止上当受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把自己保护好，但世界在我们心目中却变得无比困难，生活便使得我们心力交瘁。自然，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别人不值得信任，我们可以举出大大小小的例子来证明别人之不值得信任。当然，这些例子都是确切的，在生活中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和稳重。可是，所有这些别人不值得信任的例子加起来也不足以证明我们日常接触的大部分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不能够证明我们周围的人文环境的险恶。如果我们换一种心态，我们首先信任别人，即使在自己因此而受窘受难的时候仍然相信人间的美好，那么，我们将会获得别人的信任，将能够体会到生活的价值。

“双周夜话”2002年第6期                                                           2002年3月15日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近来无意想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没有起源于当时经济可能更加发达的中国？原因有很多种，技术创新（它也许比现有技术水准更重要）、探险精神、国家间的竞争、人文意识、宗教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分离。个人有独立行动、独立决策的自由，市场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出现和发展。但平等竞争的前提，或为每个人能力同样，或强者自觉地按规则行事，而不恃强凌弱。由于每个个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起源便部分地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一个自觉按规则行事的强势人群存在。我们常常谈到企业家素质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企业家视为努力追求并且知道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么，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只要有空间，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假如一个社会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每个企业家会如何追求个体利益呢？如果我们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象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甚至不惜上绞刑架，那么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无法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中，因为失败了的企业家和不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的社会积极分子（也可以算企业家吧）将有正当理由制止和消除这种腐败堕落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企业家在其活动空间内自制，需要他们仅仅用正当的手段按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中国的古训叫“生财有道”。市场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则，因此“正当手段”便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尤其企业家具有良好的道德，自觉地按照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行为规范行事；意味着企业家自觉地拒绝今天我们所说的寻租活动，自觉地拒绝自己的特权机会，更不用说拒绝欺诈和作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西欧正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笃信上帝。许多人写作不署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上帝对他心灵的呼唤，作品应当属于上帝。许多人争取财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虔诚。他们争取财富增殖，不是个人或者子孙的享受，而是为上帝效劳，许多人最后把财富献给上帝或者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例如教会、慈善组织等等。这些人在以上帝为终极目的时，把财富增殖视为中间目标。为了这样的中间目标，他们将自觉地仅仅使用正当手段，因为任何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但不会受到上帝的赞扬，反而会受到他的惩罚。如果这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失败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们将接受教训，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从事市场交易。在以这样的人为核心的市场参与者中，渐渐地形成了市场交易所特有的规范，尤其是防止寻租和特权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也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资本主义开始正常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就我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似乎没有自觉遵守“生财有道”古训的企业家人群。读一下“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我到处发现企业家寻租现象。“人无横财不发”的贬抑之说，虽然被许多学者批评为中国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但亦非空穴来风，似乎多少也是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的写照。由此看来，缺乏一群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可能是中国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双周夜话”2002年第24期                                2002年11月24日

 “权”与“礼”

    孔孟之道这个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碰上批林（彪）批孔运动，从有线广播中知道的。林彪要复资本主义，倡“藏富于民”，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孔孟要复周朝制度，称“男女大防”，不以革命友谊为先，都是令时人愤愤然的。林彪的说法不论，但作为孔孟罪证的“男女之防”一说，当时倒变成了年轻人之间常用的玩笑话，并且也被我和我的许多同辈接受了。后来读马列书、学经济学（不是经学），接触的几乎都是外国的理论；对孔孟之道，除了偶然见到若干语录外，没有读过原著。细想起来，有些愧为黄帝子民的感觉。于是近几年常把四书五经放在案头，间或读一读，才发现自己从当年那种摘语录做枪靶的背景下获得的孔孟印象太过狭隘。

比如，男女之礼，孟子是如此说的：“嫂溺不救，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也就是说，男女之接触，社会有规范。在正常情况下，去拉异型的手，是非礼；但若异型溺水，不伸手去拉，见难不援，见死不救，则又无异于豺狼。异性溺水，是特殊情况，伸手去拉，“权也”，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又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必要方式。但特殊情况毕竟少有发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变”，并不能够否定在一般情况下的礼。

于是乎想到白猫黑猫论。异性溺水，救人要紧。白猫黑猫，救起人就是好猫。于是拉住溺水异性的手，下水托起其身体等等，都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白猫黑猫论就不中了。假设溺水的是某位男士倾慕已久但无缘相识的女性，这位男士当然应当救人出水，拉手或拽衣，自如白猫黑猫一般，救起人就是好猫。但在普通场合，该男士必不能运用白猫黑猫论，随便去拉对方的手：他要想结识对方，便必须遵守社会规则，要“礼也”。规则之一是表现出自己的正当能力。读好书便属于这样的能力。古人也有用“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说来教导学生用心读书的，那些先生是知道“把书读好”的白猫才行，读不好书而用权术去抢、骗美女这样的黑猫是不行的。

    然而不幸的是，白猫黑猫论一旦成名，其地位竟然从孟夫子所说的“权”变成了“礼”，有了调节社会和个人一般行为的功能。股票市场做为改革措施之推出，便有白猫黑猫，圈到钱就是好猫之嫌。白猫黑猫，能发财就是好猫，能稳定就是好猫，能得到提拔就是好猫，能够拿到好处就是好猫。至于用来发财、稳定、高升、获利的方法是否合“礼”，是否只有比如白猫才行，而黑猫绝不可用，则已经不在考虑之中了。这种只管目的、不问方法的哲学的泛化，和经济目的第一或唯一的气氛相配合，造成了整个中国民族的急功近利。从老百姓方面说，这几年的下岗过程中，许多人更改年龄、工龄、病历，以谋得下岗津贴或者退休金的好处，其状况固然值得同情，但方法却又令人可悲；考试舞弊、作文抄袭，用“黑猫”冒充“把书读好”的白猫，则令人可恨；至于有权的人一边唱高调，一边改分数、改票数、改产量、改政绩甚至随心所欲改规则，以达一己之私，更令人可鄙。此况不变，中华复兴无望。为改变从平民到高官不分白、黑的可悲可鄙心理，从官到民，以孔孟之道，辨明白猫黑猫，分清权、礼之别，“克己复礼”，重立社会规范，应是当务之急。

“双周夜话”2003年第8期                                                             2003年4月23日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的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所以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必须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象1976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

“双周夜话”2003年第14期                                   2003年8月21日

  不凡和不俗 

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孩子在那里的中文报纸显眼处读到一份征婚广告，广告中形容征婚人“不凡”和“不俗”。孩子即问我何谓不凡、何谓不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凡指一个人的成就杰出，超出了周围人或者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不俗指一个人的行为坦荡，超脱了低级趣味尤其是斤斤计较。例子呢，比如作出新发现的科学家，执政可彰的政治家，公认的歌手、运动员，很富有的人，都可以视为不凡；一个人不认同农民不卫生的生活但仍然尊重他们，一个会计发现财务漏洞并可以安全地窃取他人财产时而不为之，便可以称作不俗。不凡的人，大都属社会名流，因其成就而为人知；不俗的人大都属平民百姓，因其自律而难成明星。因此，不凡但俗和不俗但凡的人都很多。不凡又不俗的人当然也有，外国的如华盛顿、爱因斯坦，中国的如孔夫子、陈寅恪，但不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不俗的人首先关注内心的充实，往往不那么特别在意为人所知的成就，其次他们只愿意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成就，因此不俗的人取得不凡成就、尤其在世时就被公认的成就不多。不凡的人如果首先重视外在的成就，就会非常努力、同时既可能用俗气的方式争取成就，也可能在取得成就后变得俗气，因此取得成就而又不俗的人也不多。 

那么，不凡和不俗如果不能兼得，哪一种更重要呢，孩子问我。我的回答是不俗更重要。宁可舍不凡而守不俗，不可舍不俗而求不凡。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不凡的人虽然风光，但若俗，则幸福之感不多。俗而不凡的人要得幸福，必须具流氓心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不俗的人可能风光不多，可内心实在，易得幸福，但真的幸福，不俗而凡的人必须具教徒心理，不因别人的成就而自惭形秽。在宗教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在传统儒家社会里，所谓的君子或知书达理之人，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圈子内，有权或有名或有钱或其中两者竟至于三者都有的，可属不凡；处世公道、正直、不计较得失的人，可为不俗。市井之人却又铢铢较量，则是真正的凡夫俗子。 

在什么社会里，不凡和不俗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总有一些人比较精明，更多地为自身利益而算计，也有一些人比较善良、正直，容易考虑到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俗的人更加努力或者给予所有人努力的机会，同时又使不凡和希望不凡的人必须采用光明的方式去取得成就。就我们个人来说，需要记住的是，在最坏的制度下，也总有不俗兼不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把自己的俗或凡仅仅归之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对自己，对孩子，我想，读书，不为任何实际目的地读许多经典名著，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处事不要敷衍马虎，可能是个人修养不俗之气质、争取不凡之成就的必要途径。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