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马克思的“批判”和“庸俗”的中文翻译

今天,6月7日,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终于又开封了。

这次被封的原因是我的短文“悼张培刚先生兼谈避免先生中年悲剧”违规。违规可以改正,问题是有关部门没有告诉我该文哪里违规,违反了哪一条或哪一些“规”,因此我除了停笔,似乎无从改正以达到“不违规”。但我又不愿停笔。记得自己曾写过两篇短文,分别是“我思故我在”与“我写故我在”。前一篇短文的标题大家耳熟能详,后一个标题在前一个标题的自然延伸:第一位说出“我思故我在”名言的笛卡尔,如果没有把它写出来,大家自然不会认为他是此名言创造者。大学宿舍里的卧谈会,常常出现惊世骇俗的高论和名言,但只要没写出来,便“不在”这个世界上。进一步说,笛卡尔如果没有把他思考的哲学、数学写出来,我们今天不会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名为笛卡尔的人,因此,“我思故我在”即使对笛卡尔也不成立:要“我在”,一个人不但要思,而且要写。对一个如我这样自以为学者的人尤其如此。虽然思和写不能保证一个学者“在”这个世界上,但不思不写,这个学者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尽管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不违规,但我还是要写,还是不应当停笔。

不过,为避免封号尤其是有关部门通知上的“永久封号”,还是找一些“违规”风险低的话题写写吧(其实悼张先生文风险就应较低)。今天就来谈谈理论。

我是从小学就“被”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竟成习惯,无论身处何地,都关心马克思和他批判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和笛卡尔一样,都是属于“他写故他在”的人。马克思认为他写作的时代属于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阶段。他高度评价促使人类跨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甚至不吝使用几乎是夸张的语言。例如,仅仅在他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便看到这样的说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用同样几乎是夸张的语言高度否定过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吗?好像没有。我在年轻时受的教育告诉我,马克思最痛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最严厉的批判,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死刑判决书。但我后来阅读马克思原著,甚至读了一点德文版的原著(可惜他不会用中文写作!!),我的印象改变了。确实,马克思常用“批判”一词,甚至把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资本论》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然而,马克思说的“批判”,和我们用中文说的“批判”完全不是一回事。中文“批判”的含义是批评、谴责,即“对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分析,揭露其实质,加以否定”(《四角号码新词典》)。但德文的Kritik并不含有、至少不仅仅含有这样的意思。从最有名的德文Duden词典中的“Kritik”词条下找两个例句就能说明这一点。(1)In der Presse waren nur gute Kritiken über sie, überihre Auftritte zu lesen:报刊上对她、对她的出场表现是一片赞扬(直译:在报刊上仅仅能够读到对她、她的出场的好评)。(2)Der Film kam in der Kritik noch gut weg:影片在评论中依然得到好评。相应的英语单词是critique,其解释是:a careful judgment in which yougive your opinion about the good and bad parts of something (such as a piece of writing or a work of art):仔细的评价,对某个东西(如文字作品和艺术品)好的和坏的方面表述意见。评价当然可以是否定的,但评价同样包括肯定。至少,马克思用的“批判”一词不仅仅含有否定的意义,甚至基本上不含有否定的意义。确实,如果马克思像我们的字典上说的那样用“批判”一词,他就不可能说出我们在上一段列出的那些褒奖以及其它许多对资本主义的褒奖。

因此,我建议中文翻译把《资本论》的副标题改为“政治经济学评论”。我的这个建议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同时,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做出评论,其中《资本论》第四卷完全就是对后者的评论。翻翻该卷,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有褒有贬地评论了他定义的以李嘉图为最后代表人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完全不是我们用中文“批判”一词想象的“揭露实质、加以否定”。

当然,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再含有科学成份,而仅仅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理论。但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完全否定它们。他为这些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庸俗经济学”。马克思的德文用词是Vulgärökonomie。vulgär,英语直接取用为vulgar,其解释是lacking sophistication or good taste; unrefined:不精密或缺少品味;粗糙,和德文一致。中文把它译成“庸俗”,其含义是“平庸粗俗,不高尚”(《四角号码新词典》)。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庸俗非错误更非反动。

马克思当然知道庸俗和错误更和反动的区别。马克思定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的理由是它仅仅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表象,尤其是它不再追求价值理论,因此不但不可能揭示、甚至反而会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资本主义经济的表象是市场平等交换的供求关系。“庸俗经济学”对这一表象的分析到市场均衡价格就结束了。马克思认为这还不够,他进一步提出“均衡价格又是什么决定的”问题,并用劳动价值论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供求关系的分析。他把它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只是因为它停留在市场表象分析上,停留在价高少买多卖、价低少卖多买的普通人层次上,而非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层次上。但在日常生活中,非科学往往就够了。比如,对幼儿和对传统农耕生活的人来说,太阳转的知识就足够了。对驾驶员来说,知道加速减速就够了。但对一个学者来说,则需要知道地球转、知道加速度和时间平方有关。当然,对许多“庸俗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的问题才是非科学的。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建议把马克思说的“批判”改译为“评论”,澄清“庸俗”并非错误更非反动,来自于前面提到的发现,即马克思用几乎夸张的语言褒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几乎没有用同样夸张的语言贬低或谴责资本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不过,本文已经够长,这个问题只好留到下一篇公众号文章再谈。

“夜话”2020年第8期,2020年6月7日

历史上的今天:谷歌被中国全面屏蔽

2014年6月1日11时29分(北京时间),中国内地从此中断了普通民众对 Google网页搜索的访问。

今天在中国欢度儿童节的少年朋友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有谷歌网页搜索,尽管儿童节是因为纪念一些儿童被法西斯专制屠杀而设立的。为了保证少年儿童在这一天的欢乐,我们成人们应当知道谷歌,知道儿童节的来历。

谷歌最早于2010年3月23日被迫退出中国,但那之后中国普通民众依然可以访问部分谷歌网页如谷歌地图和谷歌视频,gmail依然可以在中国使用。2014年6月1日,几乎所有谷歌网页都被中国屏蔽,gmail亦不再能够使用,这之后上网的少年儿童也才没有机会知道谷歌。目前只有谷歌翻译依然可以在中国使用。我在十年前的2010年曾就谷歌“退出”中国写过一篇短文。这里照录如下,以纪念历史上的今天。

“夜话”2020年第8期,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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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谷歌公司退出中国想起

胡景北(2010年)

今天早晨新闻,谷歌公司因为不愿意遵守中国法律而终于选择退出中国。打开计算机,键入www.google.com.cn,果然一下子跳到了www.google.com.hk。我钦佩谷歌的勇气,宁可承受经济损失也坚持自己的信仰。同时,我也为我能够继续通过谷歌检索某些被允许的内容表示欣慰。毕竟,中国已经离开毛泽东政府的绝对专制。身受绝对专制之害的几代人还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今天,中国也不可能回到那样的专制去。但谷歌的退出提醒我们,绝对专制依然是中国前途的严重威胁。谷歌的决定同时让我想起了一篇社论,一篇很可能出自毛泽东之笔的社论,当年吸引了许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社论。谨借用这篇社论为谷歌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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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10月9日)

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像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遣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正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乐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

“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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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10年第4期,2010年3月24日 原文链接: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29

微信的文字管控,该停止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今天解封了。我是3月4号接到“违规封禁账号通知”,封禁的截屏如下:

“哭吴宗宁”是我写于2015年的一篇悼文,纪念我的中学同学吴宗宁。他和我作为知青,在1969年元旦前后到同一个县的农村做农民(插队落户)。他在那里学了一点农民的土法或者统称为中医的治病方法。1978年后知青返城后,这点本领使他能够在单位的卫生室做医生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不过,他很可能没有行医许可。记得他对我提过这一点,说他完全不会英语,无法通过为获得该许可的英语考试。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并发布在网络上。大约十天前,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悼文发布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篇五年来在网络上始终可以阅读的悼文,竟然难以发到微信上。我一共发了七次才成功。下面是前六次不成功的截屏:

微信为什么阻止我发布这篇悼文呢?也许因为该文提到了文革。由于我和吴宗宁的最初相识与插队落户都发生在文革期间,我的悼文不可能不提及文革和它的发动者。也许这些都是微信文章的禁忌?因此,在第一次尝试发布之前,我已经做了“脱敏”的功课,就是用某种方式隔断了文革和其发动者一词(如文a革),可点击“发布”后,微信依然不许可发布。我只好再找其它疑似的禁忌词汇,再用两个符号或文字隔断这些疑似禁忌词(如“文而且革”),再把发动者的姓改成“矛”并删去名,这样来回又试了五次,微信审查后依旧一次次地宣告“无法查看”。我不服气:这篇悼文和时事政治完全无关;文中没有脱敏的词汇都是日常生活用语,不应当成为禁忌词汇。我在准备放弃时,我突然想到文中说到的吴宗宁“民间行医”也许是个问题吧,于是我做了如下改动:

  1. 把“民间”改成“民下间”;
  2. 把“行医”改成“行而且医”;
  3. 把“医生”改成“医师”。

令我始料不及是,微信审查了十来分钟后竟然通过了,我的悼文发布成功了!下面是发布成功的截屏:

说实话,发布成功带给我的兴奋只有两分钟热度,而它给我造成的惊讶和悲伤却一直伴随着我。我的惊讶在于“民间”、“行医”和“医生”这三个词怎么可能成为禁忌词汇呢?这三个词和它们的各种组合如“民间医生行医”、“医生民间行医”等等,都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的任何时候都应当可以公开写出的中性词汇,可它们现在竟然不让写出了!我的悲伤在于,像这样的中性词都需要先“脱敏”、先搞得语词不通才能够公开写在文章内,我们应当如何向我们的子女解释呢?100年后、1000年后的国人如何理解我们现在的汉语文字呢?我们的民族落到了什么地步才出现这样的汉语文字悲剧?今天还在猖狂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民族无疑是个悲剧,但今天的禁忌词汇对我们的汉语文字、对我们的民族是更大的悲剧。

在我看来,有两条简单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走出汉语文字悲剧:完全禁忌或者不再禁忌。第一条途径暂时可行。我自己便是在完全禁忌的改革开放前学会汉语的。那时公开发布的文章没有需要脱敏的禁忌词汇。一个人无论赞成那些文章的观点与否,都会承认那些文章语句通顺,没有特别的违和之感。所谓的“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躅,音同浊,表示足迹),那时节是做到的。所以,完全禁忌,禁止任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标准的文字见诸于众,是走出目前汉语文字悲剧的途径之一。另一个途径当然是完全不禁忌。这条途径自然更可行,我个人也完全赞成。这里的原因是第二条途径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汉语文字悲剧、而且能够让我们远离类似新冠病毒和文革的民族悲剧,并且是永久性地远离这两类悲剧。

应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目前的文字部分管控状况显然不是一种均衡,它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久:它必须停止。为了我们的文字,为了很快就会上网的少年和儿童,为了珍惜历史的我们的先人与后人,我们国家需要也必须停止目前实行的糟蹋汉语文字的微信文章管控方式。

“夜话”2020年第7期, 2020年2月12-13日

注:“哭吴宗宁”一文被允许发布后,我有一次机会修改其中20个字。在改正别字后,我把文中用词“专而且制”改成“专制”。这也许是我的公众号被封原因。不过,“专制”一词含贬义,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我为什么翻译米德的“亚洲病夫”文章

我虽然常常看看德国和美国少数几个大报的网页,但也只看看标题:我没有付费订阅,即使想读标题下的内容,也得等解封(即不必付费)后;但真的解封了,却又不会去读。对我来说,美国人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今年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应当也是这种命运。然而,没有想到,我国政府对这篇文章开火了。2月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针对《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我国外交部表示,“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2月19日,中国政府决定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于是,米德的文章一下子轰动起来。其时,该文已经能够免费阅读。我也就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上网读了它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很短,用词亦简单,并和我的专业经济学联系密切,因此,它的翻译并不费事。

当然,“不费事”不是我翻译它的原因。我翻译它的原因是想让我的朋友知道它的具体内容,而我的许多朋友,尤其许多同年龄朋友还不能流畅地阅读英语文章。我和我的同年龄朋友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对那个所谓的“安东尼奥尼辱华”事件记忆犹新。安氏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为了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于1972年来我国拍摄电影,据说乘坐的是时任总理周恩来腾出来的座车,在我国很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电影《中国》出版后,却被我国政府禁止并要求意大利同样禁止放映。当时,我国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文章,连中小学生都加入了对安氏的大批判,有一首儿童的歌词便是“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我们谁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听党指示跟党跑”,也就一颗红心地跟着报纸批判安东尼奥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年,我国政府却提出要“肃清‘四人帮’在安东尼奥尼《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随后并正式向安东尼奥尼道歉。后来,我国又在2004年搞了一个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也许是第一次在我国公开放映了这部片子。

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里。这样的经历不应当在如今的年轻一代和更年幼的带红领巾的少年人身上重演。而不重演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发生类似事件时,让他们去看新发生的没有剪辑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在这里,就是米德的文章。每个读了米德文章的人会有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都可以骄傲地说:“我读过米德的文章”。这就是我翻译它的原因。

不过,很抱歉的是,尽管我为了避免敏感词而六次改动原稿,这篇译文依然无法在微信发布。我只好把它发布于我的个人主页,有兴趣的读者请点击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47阅读,谢谢!

最后是两个小注:

  1. 米德文章的标题“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有多种同等正确的直译法,例如“中国是亚洲的真正病人”等,也有多种意译法,例如“中国真的出了问题”等。由于在我翻译之前,我国政府已经把“sick man”译成“病夫”,而我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一贯遵从我国政府对外国事件的译名,所以这里还是一以贯之。
  2. “X is a sick man of Y”是英语中一个常用词组,表示X是Y的病人。这个词组亦多见于新闻评论的标题。例如
  3. (1)美国《外交政策》2019年4月2日一篇文章标题“The American Empire Is the Sick Man of the 21st Century”(美帝国是21世纪病夫)
  4. (2)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2019年10月5日一篇文章标题“Germany becomes 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国变成欧洲“病人”)

“夜话”2020年第6期, 2020年2月28日

引文出处注:

1. 2月6日引文出处:我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41469.shtml

2. 2月10日引文出处: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10/c_1125555252.htm

3. 儿歌出处: 韩炜、陈晓云,2003年,新中国电影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第267页。本文转引自维基百科中文词条“中国(纪录片)”,出处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_(%E7%BA%AA%E5%BD%95%E7%89%87)

Mead2020年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胡景北翻译的Mead在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译者注1:此文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Bard College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我国政府随后因为此文而驱逐了该报驻华记者。译者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好奇态度翻译此文供中文读者了解和评判。英文原文附在译文后。胡景北 2020年2月21日)

(译者注2:各段前的编号为译者所加。)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中国金融市场甚至比它的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

1 威武的中共巨龙本星期一直很收敛,原因很明显:动物和人之间传染的蝙蝠病毒在作祟。中国当局正在努力控制疫情并恢复经济。长期以来,世界已经习惯地把中国崛起视为势不可挡的事情。然而,世界现在发现,没有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北京的权力,可以能认为是确定无疑的。

2 我们不知道新的冠状病毒有多危险。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仍在设法掩盖问题的真实程度,现在看来,新冠病毒似乎比埃博拉或SARS等疾病的病原体更具传染性,但致命性要低得多。当然,部分专家认为SARS和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大致相同。

3 中国对这场危机的最初反应并不值得好评。 武汉政府是秘密和自私的。国家主管部门做出了强力回应,但目前看来效果不佳。中国的城市和工厂正在关闭;病毒继续传播。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地遏制这场流行病并治疗患病者。但是中国迄今为止的作为已经动摇了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美国拒绝最近访华的非公民入境。北京对此很抱怨。但北京的抱怨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使这一流行病传播得如此遥远如此迅速的决定都是在武汉和北京做出的。

4 一些专家预测,这次流行病最可能的经济后果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短暂而急剧的下降,但会随着疫情的缓和而恢复。它的最重要长期结果应当是全球公司在其供应链中“去中国化”趋势的强化。持续的公共卫生忧虑和新的贸易战危险叠加,让供应链的多元化开始变得明智。

5 类似冠状病毒及其前身(例如SARS,埃博拉和MERS)流行的事件考验我们的制度,迫使我们思考过去无法想象的问题。如果出现像埃博拉那样致命又像冠状病毒那样迅速传播的疾病,美国应当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国际制度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发生这种大灾难的可能性?

6 疫情也迫使我们思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框架。疫情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已经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很快过去。但是,(也许是为了应对流行病,但更可能是在大规模金融崩溃之后),如果中国经济甚至更慢的增长延续到更长时期,世界将会发生什么?这种事态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看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以及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如何?

7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可能比中国的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鉴于国家主导的贷款在数十年来累计而成的巨大成本,地方官员与当地银行互相勾结形成的大规模的渎职行为,高耸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到达大规模经济修正的临界点。因此,一个小小的初始火星,也可能导致毁灭所有繁荣的巨大火灾,因为所有虚假的价值,虚高的期望和错配的资产都会爆炸。我们远远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监管机构和决策者是否具备将损害最小化的技术能力或政治权威,尤其是因为这样的火灾将给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的财富造成巨大损失。

8 我们不知道何时、更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但是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生(更不用说商业领袖和投资者)得记住,中国的实力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脆弱。致命性更强的病毒或金融市场崩溃的蔓延可能随时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前景。

9现在许多人担心冠状病毒将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中国经济崩溃的后果将和这次冠状病毒流行同样不可遏制地传播到全世界。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价格将暴跌,供应链将断裂,几乎没有任何金融机构能够逃脱这种连锁反应。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可能很慢,但社会和政治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10 如果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因此而缩小,中国危机的全世界后果可能令人惊讶。 如果美国唯一可能的大国竞争对手退出游戏,一些人可能会期待单极世界的回归。 然而,在美国政治世界中,孤立而不是参与可能会突如其来。如果中国的挑战逐渐消失,许多美国人可能认为美国能够安全地降低其对全球事务的承诺。

11 到目前为止,二十一世纪一直是黑天鹅的时代。从9/11到特朗普当选总统再到英国脱欧,低概率但高影响力的事件重塑了世界秩序。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黑天鹅还会再来,冠状病毒流行病不可能是在中国出现的最后一只黑天鹅。(全文完)

 “夜话”2020年第5期, 2020年2月21日

英文原文—Original Texts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Its financial markets may be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its wildlife markets.

By Walter Russell Mead

Feb. 3, 2020 6:47 pm ET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mod=trending_now_pos2. Retrieved Feb. 20, 2020

(Note of Chinese Translator: Numbers preceding paragraphs are added by Chinese translator.)

1 The mighty Chinese juggernaut has been humbled this week, apparently by a species-hopping bat virus. While Chinese authorities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epidemic and restart their economy, a world that has grown accustomed to contemplating China’s inexorable rise was reminded that nothing, not even Beijing’s power,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2 We do not know how dangerous the new coronavirus will be. There are sign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still trying to conceal the true scale of the problem, but at this point the virus appears to be more contagious but considerably less deadly than the pathogens behind diseases such as Ebola or SARS—though some experts say SARS and coronavirus are about equally contagious.

3 China’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risis was less than impressive. The Wuhan government was secretive and self-serv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responded vigorously but, it currently appears, ineffectively. China’s cities and factories are shutting down;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We can hope that authorities succeed in containing the epidemic and treating its victims, but the performance to date has shaken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home and abroad. Complaints in Beijing about the U.S. refusing entry to noncitizens who recently spent time in China cannot hide the reality that the decisions that allowed the epidemic to spread as far and as fast as it did were all made in Wuhan and Beijing.

4 The likeliest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forecasters expect, will be a short and sharp fall i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rates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recovering as the disease fades. The most important longer-term outcome would appear to be a strengthening of a trend for global companies to “de-Sinicize” their supply chains. Add the continuing public health worries to the threat of new trade wars, and supply-chain diversification begins to look prudent.

5 Events lik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and its predecessors—such as SARS, Ebola and MERS—test our systems and force us to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 If there were a disease as deadly as Ebola and as fast-spreading as coronavirus, how should the U.S. respond? Wh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ed to be in place to minimize the chance of catastrophe on this scale?

6 Epidemics also lead us to think about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hypotheticals. We have seen financial markets shudder and commodity prices fall in the face of what hopefully will be a short-lived disturbanc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at would happen if—perhaps in response to an epidemic, but more likely following a massive financial collapse—China’s economy were to suffer a long period of even slower growth? What would be the impact of such developments on China’s political stability, on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o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7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are probably more dangerous in the long run than China’s wildlife markets. Given the accumulated costs of decades of state-driven lending, massive malfeasance by local officials in cahoots with local banks, a towering property bubble, and vast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China is as ripe as a country can be for a massive economic correction. Even a small initial shock could lead to a massiv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as all the false values, inflated expectations and misallocated assets implode. If that comes,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China’s regulators and decision makers have the technical skills or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to minimize the damage—especially since that would involve enormous losses to the wealth of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8 We cannot know when or even if a catastrophe of this scale will take place, but students of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not to mention business leaders and investors—need to bear in mind that China’s power, impressive as it is, remains brittle. A deadlier virus or a financial-market contagion could transform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utlook at any time.

9 Many now fear the coronavirus will become a global pandemic. The consequ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c meltdown would travel with the same sweeping inexorability. Commodity price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slump, supply chains would break down, and fe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ywhere could escape the knock-on consequences. Recovery in China and elsewhere could be slow,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could be dramatic.

10 If Beijing’s geopolitical footprint shrank as a result,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might also be surprising. Some would expect a return of unipolarity if the only possible great-power rival to the U.S. were to withdraw from the game. Yet in the world of American politics, isolation rather than engagement might surge to the fore. If the China challenge fades, many Americans are likely to assume that the U.S. can safely reduce its global commitments.

11 So far,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an age of black swans. From 9/11 to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and Brexit, low-probability, high-impact events have reshaped the world order. That age isn’t over, and of the black swans still to arriv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unlikely to be the last to materialize in China.

公开发表意见是当今世界的规则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市政府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不过,和那位也许是调侃的网友不同,我认为人社部官员阅读拙文并听取拙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当承认,就目前的环境来说,我在微信和网络上对上海市政府双倍工资政策的公开批评,属于不规范的“逾越”。最近的李文亮例子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按照通行规则,李文亮应当把自己知道的疑似SARS病例向科室领导汇报;若后者不认真,则向医院领导汇报、若后者依然不认真,则向市卫生局汇报;……,直至直接向国家主席写信汇报。在这样的逐级汇报没有结束之前,李文亮不应当逾越,不应当对外人包括亲人谈及这些病例,更不应当公开谈及。因此,有关部门对李文亮逾越的训诫并无不妥。而对我来说,在我知道上海市的双倍工资政策之后,我应当做的,最多是越出学校范围,直接写信给上海市政府,在充分领会市政府对职工高度关心的同时,就双倍工资这一我个人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提出一两个小小的疑惑,请有关领导在百忙中略加考虑。同时,我绝不向其他人表露自己对该政策的疑惑,以免可能造成的对政府的不良影响。就此而言,我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双倍工资政策,自然是不待见的。

民众只限于在体制内逐级陈情这样的规则,来自古时“毋论绅士耆民,准其承递密函”的传统。古代和现今一样,妄议是一大罪过。国人喜谈隐士,比如姜子牙、诸葛亮都曾是有名的隐士。不过,在向识得他们的明君一抒情怀之前,他们倒是从不向家人友人谈及自己对天下大事的具体看法,不妄议,最多也只发发“自比管仲乐毅”而不为人识一类的感叹。即使如此,隐士也不为当权者容。姜太公由隐士摇身一变为太师,受封齐国后,上任就把治下的隐士杀了,其理由便是这些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且“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更是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即都成为体制中人为傲。当今中国,虽然有自信的社会制度,政府甚至鼓励“知无不言”,但“准其承递密函”的体制内陈情的规则,表面看是潜规则,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清清楚楚的明规则。

可是,世界毕竟已经走出了皇权社会,“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已经是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普遍现象。每个医生、每个教授、每个科学家、每个普通平民,无论是否工作在政府部门,都首先是独立于官府的个人,是在良心上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领导的个人。而在政府部门之外工作的人,更不受政府部门内部纪律的约束。因此,对于社会事务,个人可以而且常常应当直接向公众公开发表意见,而无需被“准”更无需“承递 密函”。“准其承递密函”的陈情,是皇权社会规则,在公民社会不再适用。对这一点,我们不但希望政府明白,我们自己更应当明白,毕竟,公开向公众发表意见这样的规则,不会是政府对民众的恩赐,而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业工作者自己首先明白、首先实践的前提下才可能被政府所接受。至于我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是否会为政府所知所听取,则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只要公开发表意见的规则被认可,这些意见为政府所知、部分意见为政府所听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夜话”2020年第4期, 202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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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北:公开发表意见

2020年2月14日 学者胡景北今天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即关于在新冠病毒防疫期间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不过,和那位也许是调侃的网友不同,我认为人社部官员阅读拙文并听取拙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当承认,就目前的环境来说,我在微信和网络上对上海市双倍工资政策的公开批评,属于不规范的“逾越”。最近的李医生例子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按照通行规则,李医生应当把自己知道的疑似SARS病例向科室领导汇报;若后者不认真,则向医院领导汇报、若后者依然不认真,则向市卫生局汇报;……,直至直接向国家首脑写信汇报。在这样的逐级汇报没有结束之前,李医生不应当逾越,不应当对外人包括亲人谈及这些病例,更不应当公开谈及。因此,有关部门对李医生逾越的训而诫之并无不妥。而对双倍工资的意见来说,在我知道上海市的双倍工资政策之后,我应当做的,最多是越出学校范围,直接写信给上海市政府,在充分领会市政府对职工高度关心的同时,就双倍工资这一我个人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提出一两个小小的疑惑,请有关领导在百忙中略加考虑。同时,我绝不向其他人表露自己对该政策的疑惑,以免可能造成的对政府的不良影响。就此而言,我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双倍工资政策,自然是不待见的。

民众只限于在体制内逐级陈情这样的规则,来自古时“毋论绅士耆民,准其承递密函”的传统。古代和现今一样,体制外议论是一大罪过。国人喜谈隐士,比如姜子牙、诸葛亮都曾是有名的隐士。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遇到明君之前,他们倒是循规蹈矩,从不向家人友人谈及自己对天下大事的具体看法,最多也只发发“自比管仲乐毅”而不为人识一类的感叹。即使如此,隐士也不为当权者容。姜太公由隐士摇身一变为太师,受封齐国后,上任就把治下的隐士杀了,其理由便是这些隐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更是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即都成为体制中人以免其在体制外议论为傲。当今中国,虽然有自信的社会制度,政府甚至鼓励“知无不言”,但“准其承递密函”而不准公开议论的体制内陈情的规则,表面看是潜规则,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清清楚楚的明规则。

可是,世界毕竟已经走出了皇权社会,“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已经是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普遍现象。每个医生、每个教授、每个科学家、每个普通平民,无论是否工作在政府部门,都首先是独立于官府的个人,是在良心上不受任何组织领导的个人。而在政府部门之外工作的人,更不受政府部门内部纪律的约束。因此,对于社会事务,个人可以而且常常应当直接向公众公开发表意见,而无需被“准”更无需“承递密函”。“准其承递密函”的陈情,是皇权社会规则,在公民组成的社会不再适用。对这一点,我们不但希望政府明白,我们自己更应当明白,毕竟,公开向公众发表意见这样的规则,不会是政府对民众的恩赐,而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业工作者自己首先明白、首先实践的前提下才可能被政府所接受。至于我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是否会为政府所知所听取,则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只要公开发表意见的规则被认可,这些意见为政府所知、部分意见为政府所听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夜话”2020年第4期, 2020年2月13日

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恰好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回眸新世纪第一年代”的短文,对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做了简短回顾,还对第二个十年做了更为简短的展望。这样,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似乎有义务再写一篇短文,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本世纪第二个年代。

先从十年前那篇拙文对这十年的展望开始。在那篇拙文中,我说:“无论如今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第二年代将发生什么,第一年代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非农化进程和中国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世界也会更少贫穷,同时我祈祷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

就人口问题来说,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不仅延续而且强化了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世界人口增长率曾经从1999年的1.33%下降到2009年的1.23%,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肯定超过了0.2个百分点。2019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应当稍高于1.00%。美国人口统计局甚至预测它将在2020年上半年便达到标志性的1%。世界人口增长放缓的最直接原因是世界女性生育率下降。世界女性生育率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5.1%高峰持续下降,目前应当还高于2.4%,可它将继续向人口停止增长的2.1%(即所谓的人口替代率)下降。当然,即使世界人口停止增长,世界人口也许依然过多。不过,无论如何,与威胁人类的其它若干危险相比,“人口爆炸”或者人口过多的问题,应当不再是下一个十年的热点。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农业劳动力依然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不过,如果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大国应当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快速转移相伴随的,是这些地区在世界制造业和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总的来说,世界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在2009年应当略低于三分之一;到了2019年,这个比率应当降到了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如果用农劳比度量,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非农化过程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所以,和人口问题一样,在新的十年及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跻身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最重要问题之列。毫无疑问,非农化还会持续,但就完成非农化历史过程而言,人类已经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

       和人口增长与非农化相比,拙文十年前提到第三个会持续的中国问题,其重要性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更加突出了。十年前拙文从全球变暖角度提出中国问题。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此,没有中国的配合,任何有关碳排放的世界协议都没有实质意义。而正是在2009年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关于可核查的碳减排指标的建议。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问题从当年的环保领域,不但扩展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且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甚至上升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十年来的世界变化,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和世界关系上。

就世界经济来说,十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常用的关键词是国际贸易的“再平衡”。当时,世界各国贸易顺差逆差总和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世界经济严重失衡。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便和世界贸易失衡密切相关。因此,世界关注的重心是再次平衡。十年后的今天,该比重已经下降了一半,“再平衡”不再成为热词。替代它的是“不确定性”。再平衡和不确定性都和中美两国的贸易有关。世界贸易在十年前的失衡最突出地表现在中美贸易失衡上。这一失衡最终导致2018年爆发的美中贸易冲突。这场冲突一方面有助于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再平衡,另一方面又大大加剧了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不稳定性。十年前,尽管失衡,但没有人想到要通过“休克疗法”的贸易战来再平衡,因此,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如果以2009年圣诞节的客机恐怖袭击和2019年末发生在伊拉克的武装冲突为标志,那么,国际政治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可以用恐怖主义来标识。加上2011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2014年正式取名的“伊斯兰国”的兴起和溃败,恐怖主义应当算是这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恐怖主义已经退潮。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已经变成中国的定位。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而美国重新关注自身,意味着美国不再笃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体系的稳定性。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在十年前的拙文中,我说:“如同二十世纪第一年代把德国问题放到世界面前一样,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把中国问题放到了世界面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是我们中国和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难以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代则突显了中国问题,把它变成人类明确而非模糊、必须直面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联系到眼下波及全世界的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可以发现刚刚过去的十年,世界经历了多次重大的传染病。2009年从墨西哥开始的大流感传播到了世界74个国家。2012年沙特阿拉伯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患病者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2014和2016年分别在西非和南美出现的埃博拉和塞卡疫情,亦酿成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19年未在中国武汉最先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亦蔓延到60多个国家。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病毒传播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它给人类带来过极大的损失。不过,至少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脱离瘟疫的严重威胁。动物到人类的病毒传播不可能避免,瘟疫亦不可能避免。但是,人类已经认识到,瘟疫既不是神秘的上天惩罚,也不能依靠祈求和偏方来防治。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以经由科学而被人类理解和控制。因此,人类已经把防治瘟疫的希望从祈天和偏方转移到科学,尽管科学离开全面理解瘟疫还很远。同时,人类已经相信,瘟疫的大规模流行是可以防止的。瘟疫的可怕不在于它的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它的大规模流行。然而,只要社会制度合适,这个世界应当没有任何一种瘟疫还会大规模流行。所以,尽管上一个十年,世界不断经历着瘟疫,但与历史上的瘟疫相比,它们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一定的小范围内,患病和死亡数量也被控制在一定的低水平上。我衷心地希望,目前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也会被控制在小范围和低水平。

世界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远远不止于人口增长、非农化和中国地位变化以及瘟疫。就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十年里至少有五个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个事件与女性(当然也与男性)有关。首先,反对欺辱女性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近几年曾经占据世界新闻的头条。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欺凌即“性侵”的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冤情。众所周知,两性关系是衡量人类脱离野兽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女性的性侵依然是常见现象。所以,“#我也是”应当在今后的年代里不断掀起高潮。另一方面,在综合水平位于世界最前列的美国,女性在社会劳动力中有可能第一次超过半数。我们知道,大学生中的女性比重在四十年前便开始超过二分之一,硕士博士两类学位获得者中的女性比重在许多国家也已经超过二分之一。如今,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也在迅速提高甚至将超过二分之一。男性作为社会劳动力主体应当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正常现象,如果这一现象现在开始被打破,那么,人类的两性关系、生殖繁衍方式、家庭和社会结构,今后应当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事件也和美国有关,这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和美国底层工人工资提高更快。两者都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状况的“库茨涅茨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在非农化开始后先是上升,然后下降。但是,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重新上升。也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始退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大幅标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亦从中国大地消失)。从那以后,世界非农化加速。发达国家的资本与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相结合,创造了近四十年来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样的结合显著降低了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严重加剧了所有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并大大削弱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原有非农劳动力的市场谈判能力。如今,在世界非农化减速、世界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减速的大背景下,在世界绝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时候,劳动力和资本的互补关系将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变化,因此,在未来的十年和更长时间里,在原先的不发达国家,从农业转变到非农职业的劳动力将会争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正常地位,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关系将重新转变到劳动力相对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更快提高的时期。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预见,社会运动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新的阶段,各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将进入下降阶段。

第三个重要事件和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关。正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利息率开始变成负数。这也许是人类发明借贷关系后第一次出现的负利率现象。这里说的负利率,指的是名义利率为负数。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差。在不时发生的高通货膨胀时期,实际利率往往是负数,但名义利率从来就是正数。然而,欧洲和日本这两个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分别从2014和2016年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第一次变得越存越少。如果说中央银行的负利率与消费者和企业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在中央银行负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商业银行也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开始向公众存款收取利率。一开始是针对大额存款的负利率。2019年,德国出现了以1欧元存款为起点的公众存款负利率,而丹麦首创了消费者房贷负利率。我们不难想象,如今开始的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将会见证负利率向全世界扩张和向各类存款贷款扩张。由于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建立在普遍和长期的负利率之上,负利率不但标志着人类借贷史的新阶段,而且标志着人类生产体系的新阶段。所以,如今开始的十年和随后几个十年,应当会见证人类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历史的重大变化。

第四个重要事件应当是技术的变化。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技术变革,也许是人工智能的巨大进展。2017 年,一台装上人工智能软件和国际象棋与围棋基本规则软件的计算机,只要几个小时的对弈“实践”,就不但能够从零开始学会下棋,而且能够完败世界顶级棋手。它标志着在规则明确的行为中,计算机通过自学胜过了人类。这里,一个棋类天才需要十几年习得的技艺,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几个小时就习得了。而且,如果说人类习得这些技艺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的话,计算机学习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低,因此,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自我学习,将把自动化推广到新的应用领域和新的高度。人工智能和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包括对人类思维的物理学研究密不可分。强大的计算能力、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和大数据相结合,应当是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技术变革的重心。同时,这样的技术变革对人类本身、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影响也会在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明确地显现出来。实际上,计算机和大数据的结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已经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社会控制。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最前面。这一点也是中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在现在开始的十年里,人工智能成为技术发展热点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将变成全世界的热点问题。

第五个需要提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向太空的探险。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人类登陆火星,突然变成了一种可操作可实现的想法。人类虽然发射过许多火星飞船,但直到本世纪初,登陆火星最多还只是人类的一种目标,一个雄心。但是,在上一个十年,登陆火星开始成为具体的行动计划,火星殖民即人类长期居住在火星的各种研究也逐一展开。美国宇航局甚至制定了2033年前后登陆火星的规划。世界其它大国也制定了自己的火星计划,连比较贫穷的印度也于2013年成功发射了火星飞船。此外,美国2015年首次成功回收火箭并于次年使用回收的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人类太空探险的经济成本由此而显著降低。在如今开始的十年中,我们可以预期,人类以登陆火星为中心的太空探险将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推动力和不时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消息。

最后,尽管这篇短文没有回顾最近十年来世界在减少战争、污染、专制和不公方面的进展,我依然像十年前那样,衷心地希望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同时,在祈祷我的同胞和世界所有人免遭眼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害并保持健康之后,我也祈祷自己在十年后还有精力撰写一篇回顾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短文。

“夜话”2020年第3期, 2020年2月8日完稿

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

上海市政府前几天宣布,原定于1月30日结束的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9日。这样的延长,为“居家自我隔离”的武汉肺炎防疫措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上海市政府要求在延长的假期中,上班包括在家上班的员工工资比照休息日工资支付,即支付双倍工资;不上班的员工比照正常工资支付。我认为上海市政府的工资规定不合理,应当立即取消,而代之以上班员工按照正常工资发放,不上班的员工则由各企业自行决定、但至少必须发放50%的正常工资的政策。我的理由如下:

1. 企业没有预存现金保证延长假期的工资发放众所周知,自武汉封城以来,全国包括上海市内,除了少数防护和医疗用品生产企业与网络游戏外,绝大部分企业猛地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以餐馆、旅游、零售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首当其冲,损失巨大;房地产销售几乎完全停止;交通运输业一片萧条。即使平时效益很好的中小企业,即使大型企业,也一下子需要增加大量额外的防疫支出。可以说,没有任何企业预见到这一特殊而猛烈的外部冲击,没有任何企业做了节后推迟开工的计划,更没有任何企业为此做了现金流的准备。因此,无论节后是否延长假期,企业都面临极大的生产和财务困难。企业向员工发放工资的前提是企业有收入。这一点和我自己长期工作的大学不同。大学从财政得到拨款;财政没钱可以印钞发给大学。因此,大学延长假期,校长照样有钱发工资。但企业不同,放假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收入,工资就无从发起。像今年春节假期延长这样的无预警重大事件,绝大部分企业根本不可能预存现金来保证工资的正常发放。

2. 延长假期内上班按正常工资发放符合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春节假期延长时的上班工资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是,我们可以从相关条款中得出按正常工资发放的结论。例如,该法第四十二条列出了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形时,列举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指出,在这些情形下,“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也就是说,即使在上述情形下,上班员工的“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也只是正常工资的1.5倍,而非2倍。春节假期延长,可以视为因“发生自然灾害”并由行政法规规定。即使把假期延长中的工作看作是“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也应当是正常水平的1.5倍。而对在延长假期中上班的员工来说,如果他们每天工作8个小时,则算不上“延长工作时间”,从劳动法角度看,此时的工资应当是正常工资。此外,从劳动法相关条款也可以引出结论:行政法规对额外劳动时间的工资规定,最多只能是正常工资的1.5倍。当然,和那些不上班依然拿正常工资的企业员工和大学员工相比,上班员工是“延长工作时间”了。但这是和不上班的别的企业比、和大学比,而不是和自己企业比,不是和正常工作时间比。可是,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不上班的企业和大学,而是自己企业,是正常工作时间。

3. 延长假期内不上班应按特殊情形发放工资劳动法同样没有明确规定延长假期内不上班的工资问题,从其它条文中也引申不出按正常工资发放的结论。劳动法对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涉及。这是因为,今年春节假期延长是一种突发的特殊情形。对这样的情形,必须应当特殊的方式处理,而不应当由政府一刀切地对企业做出发放正常工资的规定。毫无疑问,企业效益好,在政府不开工的规定下,企业应当或者最好向职工发放正常工资。但是,企业不开工便没有收入,效益不可能好;尤其是没有事先计划好的不开工,效益只可能是负数。此时发放正常工资将把企业拖入更差的境地,很多中小型企业甚至因此而破产和倒闭。企业困难,员工收入就少;企业倒闭,员工就完全没有收入。因此,为了避免企业倒闭,为了减少企业在这特殊时期的经营和财务困难,在遵守劳动法的前提下,企业可以和应当自行决定延长休假时期的不上班员工的工资水平。政府不应当强行规定企业必须向不上班的员工发放正常工资。同时,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居家自我隔离”措施的实施,政府可以对不上班员工工资的最低标准做出强行规定(例如正常工资的50%),并要求企业管理部门和员工协商后决定向不上班员工发放的工资水平。

4. 为不确定的下一步留下余地目前,上海市规定企业不早于2月10日复工。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十天内疫情的变化情形。如果发生特大的疫情扩散,如果需要像武汉那样封城,上海企业全面复工的日期还要推迟,企业还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在疫情假期和工资问题上,政府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面临极大困难的时候,企业和员工都面临极大困难。在这里,政府首先保的应当是企业。企业在,员工才是员工;企业不在,员工就成了失业者。政府保住了企业,就保住了员工。而保住企业的重要一环,就是让员工和企业共同承受困难。正是因为这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我强烈建议上海市政府立即停止春节假期延长时,对上班员工发放双倍工资、不上班员工发放正常工资的政策。

同时,我也强烈建议,上海市政府立即做出计划,对因防疫而陷入重大困难的第三产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实行特别的支持政策。

“夜话”2020年第2期, 2020年2月1日

(注:因为此主页最近运行不正常,本文发布日期比写作完成日期迟。本文于2020年2月1日在微信上发布。)

2020年春节,我为武汉人祈祷

2020年的农历春节到了。

在这一天,我在为家人、亲友和世界祈祷的同时,特别地要为正处于封城状态的武汉人祈祷、为同样处于封城状态以及半封城状态的鄂州、仙桃、枝江、潜江、黄冈、赤壁、荆门、咸宁、黄石、当阳、恩施、孝感、荆州和宜昌人祈祷,为生活在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恐怖下的湖北人和其他同胞祈祷,祈求上天保佑武汉人、保佑湖北人!

我多次去过武汉,我有许多武汉的亲友,我还有许多来自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的朋友,他们的亲人在湖北。记得十几年和孩子去武汉、宜昌和三峡自助游,所接触的湖北人,从教授到船夫,都热情洋溢,给我们父子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现在,在我们民族数千年来最为重视的家庭节日里,我很难想象自己怎样才能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竭力生存下去、尤其在这样的节日里竭力纾解自己的心绪,因此,我对以武汉人为代表的被封城的湖北人充满了同情和尊重:你们太不容易了!在新年春节,你们被困在家里,无法和家人与亲友团聚,无法走亲访友,无法畅怀痛饮,你们的孩子无法在户外嬉戏;今天过年,你们却在承受“度日如年”的沉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封城何时结束,你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健康地重获原先的自由和欢乐。此时此刻,我能够想象,你们在为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灾难!你们一定会挺过来!经过这场灾难,你们将成为英雄,成为2020年的世界人物!

说实话,我不知道武汉封城(我用它代表湖北所有的封城)是否恰当。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大规模而且可能是超长时间的封城,应当是十分慎重的决策。但是,既然已经封城,我只能够希望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迅速取得进展,这一传染病迅速过去,封城迅速解除。为此,我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 中央政府接过抗击这次传染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目前的武汉封城规定于此不符。中央政府应当直接决定对武汉的封城。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的武汉封城肯定得到了国务院同意。对此,我没有异议。我的异议在于,在和平时期的中国,就是对一个村庄实施多达数日的封锁,也肯定需要国务院的同意。可法律依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决定对疫区村庄的封锁。此次非典型性传染性肺炎虽然属于乙类传染病,但《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更重要的是,该法明确规定是国务院而不是地方政府决定对大中城市和交通重镇的疫区封锁。同时,由国务院决定封城,不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口号和封城决定的权威性,而且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这次抗击传染病的直接领导责任。传染病的严重性到了需要封锁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和通衢要道的程度,抗击传染病的领导责任也应当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起。

  1. 中央政府派遣“钦差大臣”到武汉。抗击特大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稳定人心;封城措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也是人心。此次传染病在武汉首先出现,也许和武汉、湖北两级政府无甚关系;但它演变到了需要封城的严重程度,当地政府肯定有责任。此时,当地政府难以获得民众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中央派遣“钦差大臣”到武汉,或者直接更换武汉和湖北的政府首脑,能够起到迅速稳定人心特殊作用。
  2. 封城是一种比战时状态更为严重的特殊情形。因此,配套措施必须迅速跟上。就经济措施而言,各国常见的战时措施有价格管制、工资管制和必需品配给和奢侈消费管制。如果武汉封城不能在短期如一个星期内解除,武汉应当实行价格管制和必需品配给。民众家庭虽然在封城时储存了一些日用品和食品,但难以应付一个星期以上的封城。因此,假如有关部门预期封城时间较长,国务院应当立即指示武汉和相关地区制定日用品尤其食品的供应和配给计划并尽快地向 公众宣布,以便进一步稳定人心,并保障封城内民众的生活。
  3. 在封城的特殊状态下,法制必须强化。建议人大紧急立法,对封城时期的刑事犯罪给予罪加一等到两等的处罚,对在封城时期操控价格、违反食品配给等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实行的话)的行为加以严厉处罚。
  4. 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现和传播过程,重点调查导致该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地方政府部门责任。为了保证委员会的独立性,建议邀请外国专家参加该委员会。为此,我同时建议,人大紧急立法,就特别重大事件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制定专项法律。

农历2020年开始了。新年的第一天,武汉的天气阴冷,雨夹雪。但是,新年既然开始,春天就无可阻挡。明天、后天也许依然是坏天气,但它一定会让位给风和日丽的日子。在2020年的春节,我衷心地祝愿从2020年的春天让武汉人、湖北人在承受这场灾难后,更加生气盎然、兴旺发达!

“夜话”2020年第1期, 2020年1月25日

柏林墙崩塌前的一份文件

30年前的1989年11月9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最显著物理标志,柏林墙崩塌了。用当时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今天回忆的语言来说,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崩塌了。在德国纪念柏林墙崩塌30周年之际,德国解密了一批接近达到该国三十年保密期限的有关档案。德国《世界报》(die Welt)以标题“中国试图在最后一刻如此挽救东德”(”So wollte China 1989 in letzter Minute die DDR retten”)的文章,报道了一份和中国有关的解密文件(标题中的DDR是前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简称)。这份文件是前东德驻华大使在1989年10月27日从北京发回东德的一份特急电报,并且直接发给当时东德党中央总书记即第一把手埃贡· 克伦茨的电报。电报全文翻译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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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贡·克伦茨同志:

今天我和中国建设部长林汉雄同志(他在1982年访问过我国,是两国紧张关系结束后第一位来访的探讨两国可能发展的新关系的中国政府代表)进行了详细会谈。林同志表示,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命运不但对世界社会主义,而且特别对社会主义可能在中国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做好准备,为支持东德保护社会主义而做一切可能的事情。就目前东德人力紧张的局面,中国可以就东德所希望的数量和所希望的技能,向东德提供人员支持。

由于这里有关的是政治支持,因此中国不指望得到外汇付款,东德用物品作为付款即可。

林汉雄同志还表明,他可以很快访问柏林,以便和东德有关部门就具体问题加以协商。中国准备接受非常快的协商结果。林汉雄同志强调,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将在十一月初召开(预备会议订于今年10月30日),东德的意见最好能够在这次会议之前提出。

请指示。

贝特霍尔德(Berthold)

10月27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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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电报显示,中国当时尚有男儿在,愿意帮助东德保卫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愿意为此做出一切努力。当时,也就是1989年10月下旬,东德政府的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内,民众自发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发生游行的城市越来越多。在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组成的前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主要维稳力量前苏联公开宣称不再干预原先包括东德在内的卫星国的事务,因此依靠不上;部分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已经率先改变,或允许选举,或向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边界;其它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余力帮助东德维稳。至于中国,因为过去中国认为前苏联以及包括东德之内的大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堕落为比资本主义还坏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在1989年之前双方都重新承认对方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隔阂太深,又相距过远,东德没有任何指望。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不计前嫌,主动站出来,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大业,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愿意向东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以保护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电报提出的一个具体措施是向东德提供其所需要的人力。由于1989年匈牙利等国开放边界后,东德人尤其年轻人突然大规模外逃,不但使东德许多企业严重缺乏劳动力甚至无法正常开工,东德保安力量也严重缺乏人手。同时,中国还主动提出,对中国提供的帮助,东德不必像正常情形那样用西方国家货币支付,东德给中国物品就行了。在这里,中国显示了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可是,根据德国《世界报》的分析,东德政府当时没有理解中国的想法。在当时,东德党和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是维稳,而非生产;是维稳缺力量,而非企业缺员工。克伦茨总书记收到电报的翌日才批示,而具体办事的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主动支持的含义。他们以为中国关心的只是东德企业缺人甚至在东德中国劳工的事情,因此他们去了解当时在东德的近千名中国劳工的情形,发现后者很安心,便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然也礼节性地向中国表示了感谢)。更没有就中国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而做文章。德国《世界报》认为,正是东德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导致东德政府延误了时机,耽误了中国的帮助。而在那时,形势一天一个样,任何延误都是致命的:仅仅在中国提出帮助的建议十三天后,柏林墙就崩塌了,一切帮助都来不及了。

柏林墙的崩塌让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如果东德政府当时即时回应并接受中国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种帮助,东德政府也许能够挫败那些内部游行示威,东德局势也许能够稳定,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也许能够持续到今天并继续持续下去。而对中国来说,通过在“最后一刻”对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挽救,中国将在三十年前便取代在东欧社会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无所作为的前苏联,一下子升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领导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抗衡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无须等到三十年后的今天。

“夜话”2019年第13期,2019年11月12日

注:1989年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回忆文章: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11-09/9002801.shtml

德国《世界报》文章包括电报照片: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plus202839652/Akten-Fund-So-wollte-China-1989-in-letzter-Minute-die-DDR-retten.html?wtrid=onsite.onsit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