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公开:从学者做起

两个星期前,我在微信上发布了2003年的一篇拙文“财务公开,从我开始”。那篇文章介绍了我于2003年被任命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和院领导班子一起制定的财务公开制度,包括公开大额单项收入与支出,公开院长个人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以及由教职员工选出的小组对学院财务的审核。当然,这些是直接面向全体员工的财务公开制度。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还实行了比如大额单笔支出需要院长和主管财务的副院长共同签字等规定。

拙文当年在网络、如今在微信发布后,都收到不少评论和疑问,例如一个大学内下属学院的权力,我们为什么公开财务,财务公开的具体实施情形、我的前任和后任院长实行的财务制度如何等等。我当年在网络上回答过部分问题。这里,我仅仅就财务公开谈谈知识分子即学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作为。

从一个小故事谈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同事、时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蒋洪先生,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很少,能够被人们记住的更少。蒋先生就是被大家记住的委员之一。蒋先生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他大声疾呼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尤其是预算公开。蒋先生卸任后,有人私下问他:你呼吁财政公开,为什么没有像胡景北老师那样先在自己学院内公开财务。蒋先生据说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他当年“没想到”自己学院也可以搞财务公开。

蒋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同事,我相信他的回答是真诚的,“没想到”是确实的。一位学者被任命为专业学院的院长,任命他的学校领导谆谆嘱咐的是搞好关系、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争取本地和国内荣誉。为此,新院长上任后想到的是整合资源、争取资金、大力创收、修订奖惩规则、招兵买马、激励科研等等。对学院内部基本制度的改变,对财务公开这类改革,确实可能“没想到”。我猜测,这应当是蒋先生和大部分学者新任院长的情形。当然,部分新任院长本来就有利用现有制度牟利的想法,那是另一回事。例如,据我所知,上海财经大学有位院长在和少数人商量分配资金时就声称过:“我们不拿,也是贪官拿”。这种等而下之的事情,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不过,避免这类让学者大掉价事情出现的根本方式,便是财务公开这样的对现有制度的改革。

“没想到”自己执掌的单位既需要财务公开,自己也有权力实现单位财务公开的学者很多。我本人是因为在近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中,长期负责过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管理,知道政府和农民上下两方面对生产队财务公开的要求,才在担任院长时想到了财务公开。因此,我理解蒋先生与其它院长的“没想到”。同时,我还是认为,中国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建议政府和他人做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我们学者指出掌权者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掌权了,那就从我们自己做起,不管这个权是大是小。学者属于社会精英。学者在思想上先走一步,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的职责;如果学者在行动上也先走一步,则既能实现“知行合一”的学者人格,又能让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先在自己执掌的小单位内成形。而财务公开,便是既体现人格又彰显抱负同时还简单可行的一步。

中国虽然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和集中领导的体系,但各个大学、大学内的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一定权力。尤其实行创收责任制的学院,院长有很大的财务自主权。当然,和大学以外的企业与其它创收单位比,大学内部单位创收和自主支配的资金很少,上亿人民币的有,但不多。然而,它毕竟是钱,是院长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钱。所谓的“院长一支笔”,指的就是院长对资金动用的个人决定权。举个例子,我的前任院长程恩富,在我接任院长之前,曾动用九万元学院资金去出版自己编辑的书。在动用之前,程恩富在学院领导班子中提出该资金使用建议,但因副院长等人反对而作罢。可即使学院领导班子没有通过,程恩富依然能够“擅自”转出这笔钱,其原因就在于财务人员只根据他的签字即“院长一支笔”而办事。而程恩富院长时的领导班子成员,也只是在我接任后清理账目时才知道程恩富竟然“私自”把那笔钱转出去了。我在“擅自”和“私自”上加引号,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可以让院长合规地用学院资金为私人谋利。所以,在中国现有体制内,院长管理的虽然是最基层学术单位,但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自行动用资金。同样,他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建立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而无需学校或上级的批准。因此,只要院长“想得到”,现实中既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把学院资金改头换面地为个人谋利,也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建立财务公开制度,但学者之所以为学者,是因为他们是公认的社会精英,是饱学之士,甚至还直接就是政府或乡村集体经济财务公开的论证者和倡导人,所以,比起其它人,学者如果在自己的学校、学院内掌权,更应当实行财务公开。

如果说中国的希望在学者身上,我为我的学者同事祈祷,为中国祈祷!

“夜话”2020年第13期,2020年9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造成通货膨胀的刺激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货币刺激,即货币超发。第二类是相对价格刺激,即某种重要商品的价格出于某些非货币政策的原因而提高并迫使货币当局“适应性”地增发货币。在实际生活中,第二类刺激常常出现。最常见的当属原油价格的突然波动和与之相联系的汽油价格的联动。不那么常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由农产品价格提高表现出的相对价格刺激。

在我们所熟悉的微观经济学中,相对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无关。A商品价格提高必然会有B等其它商品价格的降低,因此各商品的原有产量和新价格之积的和与过去相等,我们称为总价格不变。此时货币当局无需增发货币,物价总水平亦不变,相对价格提高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不过,这一微观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如果A商品价格提高幅度很大,在现有货币供应量下,其它商品的降价幅度也将很大,生产其它商品的企业利润受损,生产收缩。为避免这一损害经济增长的现象出现,货币当局将“不得不”增发货币。而增发货币的后果便是总价格上升和物价总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出现。不过,货币当局对此并不负责。从美联储开始、世界许多国家现在使用的“核心通货膨胀(core inflation)”概念,其实就是货币当局卸责的概念:只要不发生核心通货膨胀,货币便没有超发;此时,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者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再严重,也不是货币当局的责任。但这一概念同时揭示了相对价格刺激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意义。

从相对价格变动到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或多个复杂的传导机制链条。本文以农产品价格-食品价格为例,考察这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即通货膨胀放大系数。经济学度量通货膨胀有两套指标,一是物价总水平变化,二是CPI变化。前者和总产出或总价格有关,后者仅仅同消费支出有关。假设所有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食品工业部门加工成食品后才向消费者销售,那么,农产品价格属于物价总水平统计范围,食品价格同时属于CPI统计范围。用a表示食品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b表示农业总产出占总产出比重,我们有

a = 食品总支出/消费总支出

b = 农业总产出/总产出

由于

        食品总支出>农业总产出

消费总支出<总产出

我们必然得到

a > b

这里,食品总支出大于农业总产出的原因,一是我们假定所有农产品都是食品工业的原料,因此,农业总产出将全部再现于食品工业总产出之中,二是食品工业在农产品上的附加值。令

k ≡ (a/b) > 1

k就是我们所说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严格地说,这里定义的k应当称为农产品价格变动给CPI造成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与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系类似,原油价格波动仅仅包括在价格总水平波动中,而汽油价格波动还包括在CPI波动中。显然,若全部原油用于炼制汽油,原油产出占总产出比重应当远远小于汽油消费占CPI比重,因此,原油价格波动也会给CPI波动造成某种乘数或放大效应,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述研究方法,得到原油价格波动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以,尽管在形式上,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是唯一的,但在内容上,许多不同种类产品都有其特殊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我们发现,如果存在相对价格刺激,k将放大用CPI变化率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仔细观察这一点。假设经济不存在货币刺激;经济存在农产品相对价格刺激且食品相对价格增长率m等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n,则物价总水平增长率u和CPI增长率v分别为

   u = bn

   v = am

 = (kb)n > bn = u

也就是说,

   v/u = (kb)n/bn > 1

由于k >1,所以k放大了实体经济刺激给CPI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例如,设想a=0.30,b=0.10,则k=3;若m=n=10%,则u=1%,v=3%。对公众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物价总水平上涨1%完全算不上问题,但CPI上涨3%就成为需要严肃对待的通货膨胀危险。而相对价格上涨10%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公众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起的作用。

我们考察k的经验数据。下面的表1列出美国2010-2015年的k值。美国统计部门公布计算CPI时所应用的食品支出比重数据,它相当于本文定义的a。表1显示,在2010至2015年间,美国的a落在以0.15为中心、跨度小于0.005的很小区间内。但同期美国的b却全部落在0.014之下,这样,美国的k值在这六年内都大于10,最高甚至接近14。如此高的k值会把由农产品价格提高造成的比如1%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放大为美国公众完全不可接受的超过10%的CPI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高k值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农业产值比非常低、农业劳动力占比亦非常低,可美国依然十分重视农业的原因。

1 美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0-2015年

 食品支出比重农业产值比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年份abk=a/b
 %% 
201014.791.1412.97
201116.251.3211.55
201216.261.2012.72
201314.901.3810.80
201416.271.2212.52
201514.971.0713.99

注:所有数据经过四舍五入;通货膨胀放大系数利用原始数据计算。下表同。

与美国不同,中国统计部门不公布计算CPI所运用的食品支出比重。同时,在中国统计数据涵盖的大部分年份内,CPI资料仅仅包括CPI和其中各大类商品价格的变化。仅仅从2011年开始,中国公布的CPI数据区分了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我们据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算食品支出比重,并进一步计算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令ij分别表示食品和非食品两类价格的变化率,我们有公式

       a = (vj)/(ij)

看上去,只要有vij三个指标的数据,我们将能够发现a。表2列出我们利用中国2011至2015年vij的数据所得到的a计算结果。假定我们计算的a有一定可信性,那么,在2011至2015年期间,中国CPI的食品支出比重大约在0.30至0.35之间,同期的k值大约在3.2至3.9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五年中,k值大约为3.5。换句话说,在这五年里,如果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造成物价总水平上升1%的话,相应的CPI将上涨3.5%。3.5%的CPI上涨率亦是一个让中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忧虑的数字。所以,虽然中国的k值比美国低得多,但它依然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2 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1-2015年

 食品支出比重农业产值比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年份abk=a/b
 %% 
201130.439.433.23
201231.259.423.32
201332.269.303.47
201435.299.063.90
201530.778.833.48

中国和美国的k值区别提示我们,k值不但因为各国的消费习惯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因为各国非农化进程先后而有所区别。我们考虑后一种情形。设想在非农化历史起点上,a=bà1,其时kà1;在非农化历史终点上,a=bà0,则在非农化进程中,ab首先都呈现整体的下降趋势。其次,该趋势应当呈现非线性状态。再次,至少从大趋势观察,a应当比b下降更慢。第四,作为ab的比率,kab两者趋于零的趋势中将趋于无穷大,即当非农化趋于终点时,kà∞,因此,k在非农化进程中不仅会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可能出现加速度的上升趋势。下图便展示了abk在非农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能趋势。

图:k的上升趋势

注1:  公式 a = (vj)/(ij) 的推导:已知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的关系为v=ai+(1-a)j。从该式解出v= ai+jaj = a(ij)+j。移项为vj=a(ij),解出a= (vj)/(ij)。

注2:美国数据来源:

食品支出比重: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1,Table 1 (2007-2008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0,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2012,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1,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1.pdf;2013,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2,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2.pdf;2014,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3,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3.pdf;2015,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4,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4.pdf;2016,Table 1 (2013-2014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5,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以上所有数据皆于2019年3月1日检索。农业产值比:World Bank, 2018,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ing, Value Added (% of GDP),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 Dad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agr.totl.zs,2019年3月1日检索。

注3:中国数据来源:

计算食品支出比重所需资料为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它们的数据来源皆为:国家统计局,2012,2011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201/t20120112_12776.html,2012年2月20日检索;2013,2012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1/t20130111_12921.html,2013年1月18日检索;2014a,2013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1/t20140109_497145.html;2014年1月28日检索;2015,2014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09_665727.html 。2015年1月19日检索;2016,2015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09_1301937.html,2016年2月20日检索。农业产值比:参见美国数据来源。

“夜话”2020年第12期,2020年8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来了

前天,2020年8月7日(美国时间8月6日),美国政府发布行政命令,从今年9月20日开始正式禁止美国境内使用微信和抖音。另一只靴子正式落下来了。

2018年初,我曾在国内住过外资旅馆。走入旅馆房间,便看到桌上一张中英文双语的“提示”,原来是该旅馆提示客人,从2018年1月1日起,旅馆不允许再向客人提供VPN服务(即翻墙服务),也就是说,旅馆不能够再让客人通过旅馆的网络登录和使用国外的比如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WhatsApp、Line等服务。这是外资在中国的旅馆遵照工信部2017年《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而采取的措施。它表示,从2018年1月1日起,一个来自海外的普通旅行者如果不想付高额的跨国上网和电话费用,他就无法和其本国亲友联系,更无法使用其本国的网络服务。同时,政府也由此杜绝了这种可能性,即国内一些人利用入住甚至访问外资旅馆的机会,“合法地”翻墙阅览甚至使用海外网络服务。

不过,我看到那张提示后的感觉,就是“一只靴子落下来了”。

靴子的故事来自工业化初期的纽约。住在简易建造的公寓楼内,一位老人每天深夜听到刚刚下班回家的工人先后脱下两只靴子的声音才入睡。一天夜里,他仅仅听到一只靴子脱下落到地板的声音,但迟迟没有听到另一只靴子落下的声音,因此也迟迟不能入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科学道理,即均衡。两只靴子很快相续落地,是双方都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均衡状态。一只靴子落地而另一只靴子没有很快接着落地,或者虽然很快落地但不为对方所知,均衡状态就被打破:另一个靴子肯定要落地,什么时候才落地呢?

终于,两年后的现在,另一只靴子落地了:美国正式禁用中国最广泛运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中国普通旅行者到美国后,入住的旅馆不再许可向她/他提供能够连接微信的网络服务;即使探亲,其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像海外人到中国旅行,他们的中国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翻墙服务一样。

美国正式禁用微信,标志中美两国关系正在迅速走向新的均衡。旧的均衡已经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建立之时,是不确定程度最高、对未来预期最难的短暂时期。对两个靴子的故事如此,对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在中美关系方面,由这次美国禁用微信和抖音,新的均衡格局已经大体形成。而均衡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状态。只要某个国家内部不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只要国际上不出现关乎人类生存的迫切事件,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均衡格局就可能维持很长时间。

今年初,我在回顾刚刚过去十年时(2010-2019年),曾经写道:“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 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 中美进入均衡格局之后,世界经过一段短暂的颠簸,一些国家也将把它们的另一只靴子落下来,世界亦将进入均衡。

我们这一代人如今都在七十岁上下,亲身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美交恶、八十年代初中美交好和如今的中美交恶,“有幸” 见证了历史循环的一个完整周期。今天,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衷心地祝愿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健康长寿,能够亲身见证中美再次交好,中美关系进入另一个相互友好的永久性的均衡状态。

“夜话”2020年第11期,2020年8月9日

再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

前两天,我用公众号发一篇旧文“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即使做了“脱敏”处理,微信管理方依然不许可发布。其实,那篇旧文只是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他给我写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当然,领导英明、社会稳定、人民吃苦耐劳、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节制人口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最近四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也有这些。同时,政府还在农忙时特别组织城市职工和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更不用说动员了几千万市民返乡务农。可用尽千方百计,就是不把自由归还农民,所以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大家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197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许多机械都不用了,但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吃不饱的历史。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四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既然那篇短文不许发布,我只好另拟文字。恰巧有些网友对我的上一篇公众号文章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思想的介绍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就写篇短文回馈和感谢网友吧。我把网友的反馈总结为四个问题并回答如下:

(1)关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问题

我们的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必须学习和熟背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它属于所有升学考试的必考内容,也是公务员考试的必考内容。可是,我的介绍为什么缺少了这一“关键考点”?其实,很简单,我介绍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生前还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在我的阅读中,马克思没有提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提过其它社会阶段的基本矛盾。确实,马克思多次谈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的社会化,谈到生产的社会化给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增进,谈到生产社会化的原因和途径,但是,马克思应当没有明确与直接地谈到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两者的特别矛盾。现在常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当来自于上世纪中叶的前苏联学者。1949年后被政府请来培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前苏联教员,把这个说法带到了中国。现在继承前苏联的俄国学者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说法,但作为学生的中国人目前还继续把这个说法列入“必考内容”。

当然,对我来说,在介绍马克思观点时,最重要的是他的基本思想。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两个概念来说,马克思更强调的无疑是生产力。生产的社会化只是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标记是大机器。大机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机器生产自然也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就像它要求比如世界市场、要求消费的社会化那样。然而,无论大机器引出的生产社会化有多高,没有以新的生产工具标记的新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产生。列宁早在1916年就有一个断言,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可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举个例子,无论铁器引出的小生产多么“发达”,没有机器为标记的新生产力,“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应当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产生。我年轻时在农村,那时把农民自家养猪养鸡都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引用的权威语录便是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然而,按照马克思,没有新的生产力即机器,小生产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每日每时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我在上一篇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观点时强调的也是生产力,而没有提及“生产的社会化”。

(2)关于异化

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见仁见智,很多人把它搞得如玄学般难以捉摸。其实,在我看来,马克思认为从负面上说,异化最多也只是资本主义为了建立人类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和劳动者只能取得维生工资相比,异化并无特别之处。有人讨论异化时从“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愿意上班”的问题谈起,说它是异化的表现。可是,在没有异化的资本主义之前,大部分人就不愿意劳动。在那时,人类之所以不能大规模地建立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只是为了“眼前需要”的使用价值劳动,而不去再多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更多地劳动同时又不相应地更多消费,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它途。因此,劳动产品不再成为劳动者的产品,劳动手段不再成为劳动者的所有物,劳动不再成为劳动者的自然行为而成为被迫行为,人本身成为工具,成为资本这一人类过去劳动产品驱使的对象,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里,驱使劳动的资本一方面是劳动者只能获得维生工资后的剩余,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特别在意的人类所建立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个物质基础不那么雄厚,就是说只要资本不那么多,异化和维生工资就是进步的,对人类未来有利的。就此而言,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具有正面意义,尽管几乎所有谈论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仅仅注意到它的负面意义。由于异化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中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在介绍马克思时也没有特别提及它。

(3)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我对马克思的介绍中,把“资本主义的结束也将是血腥的,而这同样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几乎只说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倒是恩格斯若干次提出不通过暴力结束资本主义的想法,但我认为,那仅仅是他的非基本想法。恩格斯的那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常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也声明绝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所以,在我看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属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之列。

(4)关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

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所谓“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即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或者经过但免除资本主义许多苦难的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和19世纪末的俄国是否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争论有关。这里,首先,马克思只是在一封信的初稿中提到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在定稿时完全抹去了这样的词汇和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其次,根据以往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两种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例如,现代被发现的一些原始部落一下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之中。然而,正如我在上篇公众号文章所写的那样,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人类各民族跨入资本主义阶段有先有后,部分民族甚至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但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只可能在生产力发达民族的带领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落实到19世纪末的情形,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没有生产力最发达的西欧国家带动,俄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率先进入新社会。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后来的历史,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不复存在。它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圈子的产物或怪物。这样的怪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本人认为到了1848年,资本主义不可能容纳的新生产力已经出现,所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困难问题: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国家也许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新社会;西欧国家生产力最发达,可那里的无产阶级没有暴力革命意愿,那是否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样的问题被圈子里的许多人讨论的津津有味,直到今天还被人所乐道,以至于可能不是圈子里人的网友也能够向我提出它们。这里,我强烈地建议圈子里和外的人设想一下,假如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的生产力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为人类新阶段建立的物质基础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不够雄厚,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关于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讨论,是不是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在我们国家成了浪费老百姓钱财的黑洞(比如,马工程中的一本教科书所获得的研究资金可达到200万元)?

“夜话”2020年第10期,2020年6月20日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正面的

大概两年前,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会动荡、道德败坏等等,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都不可能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前几天我又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

在介绍之前,先作个提醒,就是不抄语录。这是因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任何看法,我们几乎都可以在马克思的文字中找到截然相反的语录。中国古贤早就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马恩全集德文版多达43卷,每卷厚达800页,其中绝大多数为马克思所写;这些文字写作时间跨四十年,而且不是那种不得不一以贯之的数学著作:因此,出现截然相反说法,本是情理中事,既不必惊奇,更无可厚非。那种“句句是真理”的赞颂,那种“辩证地”证明相反说法其实完全一致的辩护,不过是“为尊者讳”而已,不必当真。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可以归纳如下:

(1)资本主义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必然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发展阶段之一。

(2)资本主义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又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被人类历史上的更新阶段所代替。

(3)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血腥的过程,而这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

(4)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生产力并为未来的人类新阶段建立物质基础。

(5)如果说,人类任何发展阶段都具有发展生产力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又特别地赋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阶段以产品的使用价值为满足;资本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以对产品的需要为满足。只有资本主义才追求无限大的产品价值。

(6)产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施加于其上的劳动的凝结。追求产品价值便是追求、占有和保存人类过去的劳动和含有劳动的产品。而资本主义为未来人类历史阶段建立的物质基础,便表现为人类劳动产品在消费之旁的巨大积累,并进一步表现为资本的积累。

(7)由于追求和保存人类劳动产品的前提又是人类本身对产品的消费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所以,没有消费而保存下来的人类劳动和其产品只能够是剩余产品,因此,对产品价值的追求又表现为对剩余产品所代表的剩余价值的追求,并进一步表现为资本的不断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实质则是为人类未来新阶段建立物质基础。

(8)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又特殊地赋予了一部分人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内在地自发追求剩余价值,外在地被迫追求剩余价值,因为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成员如果不追求剩余价值就会破产而被逐出资产阶级。

(9)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和建立人类发展物质基础的方法是尽可能提高生产水平和尽可能避免消费或避免超过必要水平的消费。就此而言,任何以减少失业为理由的阻碍生产率提高的要求、任何提高工资即增加消费的要求都必须顺从资本积累的要求。

(10)没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其历史使命,人类不可能发展到建立在雄厚物质基础之上的新阶段。而人类必将发展到那个新阶段,所以资本主义必然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11)只有在人类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即拥有了巨量的剩余产品并出现了资本主义不能容纳的新生产力以后,资本主义才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才可能结束。因此,在这之前,“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会动荡、道德败坏等等,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都不可能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12)在公元1850年前后,资本主义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时候的人类物质基础已经雄厚,新出现的生产力已经无法被资本主义所容纳。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已经转变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13)结束资本主义需要政治革命。革命者就是在资产阶级支配下参加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者。由于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劳动报酬仅仅足够必要消费,他们不可能积累没有任何资产。他们组成的无产阶级将顺应新生产力的要求而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结束也将是血腥的,而这同样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

(14)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为人类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类不再需要应用压抑消费的方式增加剩余产品,负责压抑消费的阶级亦不再需要,所以,资本主义以后的新阶段将是一个没有阶级的人类历史阶段。

(15)人类各民族跨入资本主义阶段有先有后,部分民族甚至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只可能在资本主义最发展、生产力最发达的民族取得胜利,人类只可能在生产力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继续容纳的民族率先跨入新的历史阶段。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只可能在生产力发达民族的带领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按照我的上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如果任何一个人类历史阶段都可以分成初始、平稳和结束三个时期,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负面评价仅仅针对资本主义的结束时期,即资本主义完成了历史使命但还没有退出历史的一段时期,但他对资本主义阶段的整体评价是正面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1850年已经进入结束阶段的说法如果有误,资本主义即使到公元2050年依然处于平稳期,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更是正面的。平稳期意味着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的新生产力还没有出现,自然也意味着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努力在马克思看来不但徒劳,而且无益,即无助于资本主义完成其历史使命,无助于人类的发展。所以,任何人在马克思理论框架内思考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资本主义处于那个时期时,都必须回答下述两个问题: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的生产力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为人类新阶段建立的物质基础是否足够雄厚?注意:马克思排除了对后一个问题的如此回答:不用资本主义、用别的人类发展阶段也能够建立那样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本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是错误的,后人尤其是自认为服膺马克思的人便应当避免再一次犯错。

“夜话”2020年第9期,2020年6月10日

谈谈马克思的“批判”和“庸俗”的中文翻译

今天,6月7日,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终于又开封了。

这次被封的原因是我的短文“悼张培刚先生兼谈避免先生中年悲剧”违规。违规可以改正,问题是有关部门没有告诉我该文哪里违规,违反了哪一条或哪一些“规”,因此我除了停笔,似乎无从改正以达到“不违规”。但我又不愿停笔。记得自己曾写过两篇短文,分别是“我思故我在”与“我写故我在”。前一篇短文的标题大家耳熟能详,后一个标题在前一个标题的自然延伸:第一位说出“我思故我在”名言的笛卡尔,如果没有把它写出来,大家自然不会认为他是此名言创造者。大学宿舍里的卧谈会,常常出现惊世骇俗的高论和名言,但只要没写出来,便“不在”这个世界上。进一步说,笛卡尔如果没有把他思考的哲学、数学写出来,我们今天不会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名为笛卡尔的人,因此,“我思故我在”即使对笛卡尔也不成立:要“我在”,一个人不但要思,而且要写。对一个如我这样自以为学者的人尤其如此。虽然思和写不能保证一个学者“在”这个世界上,但不思不写,这个学者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尽管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不违规,但我还是要写,还是不应当停笔。

不过,为避免封号尤其是有关部门通知上的“永久封号”,还是找一些“违规”风险低的话题写写吧(其实悼张先生文风险就应较低)。今天就来谈谈理论。

我是从小学就“被”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竟成习惯,无论身处何地,都关心马克思和他批判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和笛卡尔一样,都是属于“他写故他在”的人。马克思认为他写作的时代属于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阶段。他高度评价促使人类跨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甚至不吝使用几乎是夸张的语言。例如,仅仅在他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便看到这样的说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用同样几乎是夸张的语言高度否定过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吗?好像没有。我在年轻时受的教育告诉我,马克思最痛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最严厉的批判,甚至是资本主义的死刑判决书。但我后来阅读马克思原著,甚至读了一点德文版的原著(可惜他不会用中文写作!!),我的印象改变了。确实,马克思常用“批判”一词,甚至把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资本论》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然而,马克思说的“批判”,和我们用中文说的“批判”完全不是一回事。中文“批判”的含义是批评、谴责,即“对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分析,揭露其实质,加以否定”(《四角号码新词典》)。但德文的Kritik并不含有、至少不仅仅含有这样的意思。从最有名的德文Duden词典中的“Kritik”词条下找两个例句就能说明这一点。(1)In der Presse waren nur gute Kritiken über sie, überihre Auftritte zu lesen:报刊上对她、对她的出场表现是一片赞扬(直译:在报刊上仅仅能够读到对她、她的出场的好评)。(2)Der Film kam in der Kritik noch gut weg:影片在评论中依然得到好评。相应的英语单词是critique,其解释是:a careful judgment in which yougive your opinion about the good and bad parts of something (such as a piece of writing or a work of art):仔细的评价,对某个东西(如文字作品和艺术品)好的和坏的方面表述意见。评价当然可以是否定的,但评价同样包括肯定。至少,马克思用的“批判”一词不仅仅含有否定的意义,甚至基本上不含有否定的意义。确实,如果马克思像我们的字典上说的那样用“批判”一词,他就不可能说出我们在上一段列出的那些褒奖以及其它许多对资本主义的褒奖。

因此,我建议中文翻译把《资本论》的副标题改为“政治经济学评论”。我的这个建议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同时,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做出评论,其中《资本论》第四卷完全就是对后者的评论。翻翻该卷,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有褒有贬地评论了他定义的以李嘉图为最后代表人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完全不是我们用中文“批判”一词想象的“揭露实质、加以否定”。

当然,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再含有科学成份,而仅仅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理论。但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完全否定它们。他为这些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庸俗经济学”。马克思的德文用词是Vulgärökonomie。vulgär,英语直接取用为vulgar,其解释是lacking sophistication or good taste; unrefined:不精密或缺少品味;粗糙,和德文一致。中文把它译成“庸俗”,其含义是“平庸粗俗,不高尚”(《四角号码新词典》)。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庸俗非错误更非反动。

马克思当然知道庸俗和错误更和反动的区别。马克思定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的理由是它仅仅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表象,尤其是它不再追求价值理论,因此不但不可能揭示、甚至反而会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资本主义经济的表象是市场平等交换的供求关系。“庸俗经济学”对这一表象的分析到市场均衡价格就结束了。马克思认为这还不够,他进一步提出“均衡价格又是什么决定的”问题,并用劳动价值论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供求关系的分析。他把它称之为“庸俗经济学”,只是因为它停留在市场表象分析上,停留在价高少买多卖、价低少卖多买的普通人层次上,而非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层次上。但在日常生活中,非科学往往就够了。比如,对幼儿和对传统农耕生活的人来说,太阳转的知识就足够了。对驾驶员来说,知道加速减速就够了。但对一个学者来说,则需要知道地球转、知道加速度和时间平方有关。当然,对许多“庸俗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的问题才是非科学的。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建议把马克思说的“批判”改译为“评论”,澄清“庸俗”并非错误更非反动,来自于前面提到的发现,即马克思用几乎夸张的语言褒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几乎没有用同样夸张的语言贬低或谴责资本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不过,本文已经够长,这个问题只好留到下一篇公众号文章再谈。

“夜话”2020年第8期,2020年6月7日

历史上的今天:谷歌被中国全面屏蔽

2014年6月1日11时29分(北京时间),中国内地从此中断了普通民众对 Google网页搜索的访问。

今天在中国欢度儿童节的少年朋友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有谷歌网页搜索,尽管儿童节是因为纪念一些儿童被法西斯专制屠杀而设立的。为了保证少年儿童在这一天的欢乐,我们成人们应当知道谷歌,知道儿童节的来历。

谷歌最早于2010年3月23日被迫退出中国,但那之后中国普通民众依然可以访问部分谷歌网页如谷歌地图和谷歌视频,gmail依然可以在中国使用。2014年6月1日,几乎所有谷歌网页都被中国屏蔽,gmail亦不再能够使用,这之后上网的少年儿童也才没有机会知道谷歌。目前只有谷歌翻译依然可以在中国使用。我在十年前的2010年曾就谷歌“退出”中国写过一篇短文。这里照录如下,以纪念历史上的今天。

“夜话”2020年第8期,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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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谷歌公司退出中国想起

胡景北(2010年)

今天早晨新闻,谷歌公司因为不愿意遵守中国法律而终于选择退出中国。打开计算机,键入www.google.com.cn,果然一下子跳到了www.google.com.hk。我钦佩谷歌的勇气,宁可承受经济损失也坚持自己的信仰。同时,我也为我能够继续通过谷歌检索某些被允许的内容表示欣慰。毕竟,中国已经离开毛泽东政府的绝对专制。身受绝对专制之害的几代人还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今天,中国也不可能回到那样的专制去。但谷歌的退出提醒我们,绝对专制依然是中国前途的严重威胁。谷歌的决定同时让我想起了一篇社论,一篇很可能出自毛泽东之笔的社论,当年吸引了许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的社论。谨借用这篇社论为谷歌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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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10月9日)

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新闻自由­­——人权的柱石》的文章(原文载本月十四、十五日《大公报》),对战后世界的言论,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但是他说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新闻服从于统制”的事实,是值得注意深省的。拿德国的例子来说:“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获得政权,自此以后,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掩盖真相,捏造新闻,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黩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今天,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威尔斯先生真知灼见地指出:这种“新闻统制”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类幸福的不可忍受的制度,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行使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正像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遣责之外,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他强调地指出: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才能真正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而这种国际规定,绝不是那些“懦怯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战后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制”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事情。

威乐斯氏具体地建议:“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已予其国民的信仰的自由,以其新闻的自由,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当然,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的,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它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作的诺言,破坏了它应当履行的义务,那它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德黑兰会议庄严地宣言,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

“剥削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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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10年第4期,2010年3月24日 原文链接: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29

微信的文字管控,该停止了!

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今天解封了。我是3月4号接到“违规封禁账号通知”,封禁的截屏如下:

“哭吴宗宁”是我写于2015年的一篇悼文,纪念我的中学同学吴宗宁。他和我作为知青,在1969年元旦前后到同一个县的农村做农民(插队落户)。他在那里学了一点农民的土法或者统称为中医的治病方法。1978年后知青返城后,这点本领使他能够在单位的卫生室做医生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不过,他很可能没有行医许可。记得他对我提过这一点,说他完全不会英语,无法通过为获得该许可的英语考试。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并发布在网络上。大约十天前,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悼文发布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篇五年来在网络上始终可以阅读的悼文,竟然难以发到微信上。我一共发了七次才成功。下面是前六次不成功的截屏:

微信为什么阻止我发布这篇悼文呢?也许因为该文提到了文革。由于我和吴宗宁的最初相识与插队落户都发生在文革期间,我的悼文不可能不提及文革和它的发动者。也许这些都是微信文章的禁忌?因此,在第一次尝试发布之前,我已经做了“脱敏”的功课,就是用某种方式隔断了文革和其发动者一词(如文a革),可点击“发布”后,微信依然不许可发布。我只好再找其它疑似的禁忌词汇,再用两个符号或文字隔断这些疑似禁忌词(如“文而且革”),再把发动者的姓改成“矛”并删去名,这样来回又试了五次,微信审查后依旧一次次地宣告“无法查看”。我不服气:这篇悼文和时事政治完全无关;文中没有脱敏的词汇都是日常生活用语,不应当成为禁忌词汇。我在准备放弃时,我突然想到文中说到的吴宗宁“民间行医”也许是个问题吧,于是我做了如下改动:

  1. 把“民间”改成“民下间”;
  2. 把“行医”改成“行而且医”;
  3. 把“医生”改成“医师”。

令我始料不及是,微信审查了十来分钟后竟然通过了,我的悼文发布成功了!下面是发布成功的截屏:

说实话,发布成功带给我的兴奋只有两分钟热度,而它给我造成的惊讶和悲伤却一直伴随着我。我的惊讶在于“民间”、“行医”和“医生”这三个词怎么可能成为禁忌词汇呢?这三个词和它们的各种组合如“民间医生行医”、“医生民间行医”等等,都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的任何时候都应当可以公开写出的中性词汇,可它们现在竟然不让写出了!我的悲伤在于,像这样的中性词都需要先“脱敏”、先搞得语词不通才能够公开写在文章内,我们应当如何向我们的子女解释呢?100年后、1000年后的国人如何理解我们现在的汉语文字呢?我们的民族落到了什么地步才出现这样的汉语文字悲剧?今天还在猖狂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民族无疑是个悲剧,但今天的禁忌词汇对我们的汉语文字、对我们的民族是更大的悲剧。

在我看来,有两条简单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走出汉语文字悲剧:完全禁忌或者不再禁忌。第一条途径暂时可行。我自己便是在完全禁忌的改革开放前学会汉语的。那时公开发布的文章没有需要脱敏的禁忌词汇。一个人无论赞成那些文章的观点与否,都会承认那些文章语句通顺,没有特别的违和之感。所谓的“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躅,音同浊,表示足迹),那时节是做到的。所以,完全禁忌,禁止任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标准的文字见诸于众,是走出目前汉语文字悲剧的途径之一。另一个途径当然是完全不禁忌。这条途径自然更可行,我个人也完全赞成。这里的原因是第二条途径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汉语文字悲剧、而且能够让我们远离类似新冠病毒和文革的民族悲剧,并且是永久性地远离这两类悲剧。

应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目前的文字部分管控状况显然不是一种均衡,它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久:它必须停止。为了我们的文字,为了很快就会上网的少年和儿童,为了珍惜历史的我们的先人与后人,我们国家需要也必须停止目前实行的糟蹋汉语文字的微信文章管控方式。

“夜话”2020年第7期, 2020年2月12-13日

注:“哭吴宗宁”一文被允许发布后,我有一次机会修改其中20个字。在改正别字后,我把文中用词“专而且制”改成“专制”。这也许是我的公众号被封原因。不过,“专制”一词含贬义,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我为什么翻译米德的“亚洲病夫”文章

我虽然常常看看德国和美国少数几个大报的网页,但也只看看标题:我没有付费订阅,即使想读标题下的内容,也得等解封(即不必付费)后;但真的解封了,却又不会去读。对我来说,美国人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今年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应当也是这种命运。然而,没有想到,我国政府对这篇文章开火了。2月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针对《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我国外交部表示,“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2月19日,中国政府决定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于是,米德的文章一下子轰动起来。其时,该文已经能够免费阅读。我也就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上网读了它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很短,用词亦简单,并和我的专业经济学联系密切,因此,它的翻译并不费事。

当然,“不费事”不是我翻译它的原因。我翻译它的原因是想让我的朋友知道它的具体内容,而我的许多朋友,尤其许多同年龄朋友还不能流畅地阅读英语文章。我和我的同年龄朋友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对那个所谓的“安东尼奥尼辱华”事件记忆犹新。安氏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为了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于1972年来我国拍摄电影,据说乘坐的是时任总理周恩来腾出来的座车,在我国很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电影《中国》出版后,却被我国政府禁止并要求意大利同样禁止放映。当时,我国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文章,连中小学生都加入了对安氏的大批判,有一首儿童的歌词便是“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我们谁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听党指示跟党跑”,也就一颗红心地跟着报纸批判安东尼奥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年,我国政府却提出要“肃清‘四人帮’在安东尼奥尼《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随后并正式向安东尼奥尼道歉。后来,我国又在2004年搞了一个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也许是第一次在我国公开放映了这部片子。

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里。这样的经历不应当在如今的年轻一代和更年幼的带红领巾的少年人身上重演。而不重演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发生类似事件时,让他们去看新发生的没有剪辑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在这里,就是米德的文章。每个读了米德文章的人会有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都可以骄傲地说:“我读过米德的文章”。这就是我翻译它的原因。

不过,很抱歉的是,尽管我为了避免敏感词而六次改动原稿,这篇译文依然无法在微信发布。我只好把它发布于我的个人主页,有兴趣的读者请点击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47阅读,谢谢!

最后是两个小注:

  1. 米德文章的标题“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有多种同等正确的直译法,例如“中国是亚洲的真正病人”等,也有多种意译法,例如“中国真的出了问题”等。由于在我翻译之前,我国政府已经把“sick man”译成“病夫”,而我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一贯遵从我国政府对外国事件的译名,所以这里还是一以贯之。
  2. “X is a sick man of Y”是英语中一个常用词组,表示X是Y的病人。这个词组亦多见于新闻评论的标题。例如
  3. (1)美国《外交政策》2019年4月2日一篇文章标题“The American Empire Is the Sick Man of the 21st Century”(美帝国是21世纪病夫)
  4. (2)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2019年10月5日一篇文章标题“Germany becomes 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国变成欧洲“病人”)

“夜话”2020年第6期, 2020年2月28日

引文出处注:

1. 2月6日引文出处:我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41469.shtml

2. 2月10日引文出处: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10/c_1125555252.htm

3. 儿歌出处: 韩炜、陈晓云,2003年,新中国电影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第267页。本文转引自维基百科中文词条“中国(纪录片)”,出处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_(%E7%BA%AA%E5%BD%95%E7%89%87)

Mead2020年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胡景北翻译的Mead在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译者注1:此文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是位于美国纽约州的Bard College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2020年2月3日。我国政府随后因为此文而驱逐了该报驻华记者。译者抱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好奇态度翻译此文供中文读者了解和评判。英文原文附在译文后。胡景北 2020年2月21日)

(译者注2:各段前的编号为译者所加。)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中国金融市场甚至比它的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

1 威武的中共巨龙本星期一直很收敛,原因很明显:动物和人之间传染的蝙蝠病毒在作祟。中国当局正在努力控制疫情并恢复经济。长期以来,世界已经习惯地把中国崛起视为势不可挡的事情。然而,世界现在发现,没有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北京的权力,可以能认为是确定无疑的。

2 我们不知道新的冠状病毒有多危险。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仍在设法掩盖问题的真实程度,现在看来,新冠病毒似乎比埃博拉或SARS等疾病的病原体更具传染性,但致命性要低得多。当然,部分专家认为SARS和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大致相同。

3 中国对这场危机的最初反应并不值得好评。 武汉政府是秘密和自私的。国家主管部门做出了强力回应,但目前看来效果不佳。中国的城市和工厂正在关闭;病毒继续传播。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地遏制这场流行病并治疗患病者。但是中国迄今为止的作为已经动摇了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美国拒绝最近访华的非公民入境。北京对此很抱怨。但北京的抱怨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使这一流行病传播得如此遥远如此迅速的决定都是在武汉和北京做出的。

4 一些专家预测,这次流行病最可能的经济后果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短暂而急剧的下降,但会随着疫情的缓和而恢复。它的最重要长期结果应当是全球公司在其供应链中“去中国化”趋势的强化。持续的公共卫生忧虑和新的贸易战危险叠加,让供应链的多元化开始变得明智。

5 类似冠状病毒及其前身(例如SARS,埃博拉和MERS)流行的事件考验我们的制度,迫使我们思考过去无法想象的问题。如果出现像埃博拉那样致命又像冠状病毒那样迅速传播的疾病,美国应当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国际制度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发生这种大灾难的可能性?

6 疫情也迫使我们思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框架。疫情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已经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很快过去。但是,(也许是为了应对流行病,但更可能是在大规模金融崩溃之后),如果中国经济甚至更慢的增长延续到更长时期,世界将会发生什么?这种事态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看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以及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如何?

7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很可能比中国的野生动物市场更加危险。鉴于国家主导的贷款在数十年来累计而成的巨大成本,地方官员与当地银行互相勾结形成的大规模的渎职行为,高耸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巨大的工业产能过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到达大规模经济修正的临界点。因此,一个小小的初始火星,也可能导致毁灭所有繁荣的巨大火灾,因为所有虚假的价值,虚高的期望和错配的资产都会爆炸。我们远远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监管机构和决策者是否具备将损害最小化的技术能力或政治权威,尤其是因为这样的火灾将给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的财富造成巨大损失。

8 我们不知道何时、更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但是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生(更不用说商业领袖和投资者)得记住,中国的实力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脆弱。致命性更强的病毒或金融市场崩溃的蔓延可能随时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前景。

9现在许多人担心冠状病毒将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中国经济崩溃的后果将和这次冠状病毒流行同样不可遏制地传播到全世界。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价格将暴跌,供应链将断裂,几乎没有任何金融机构能够逃脱这种连锁反应。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可能很慢,但社会和政治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10 如果北京的地缘政治影响因此而缩小,中国危机的全世界后果可能令人惊讶。 如果美国唯一可能的大国竞争对手退出游戏,一些人可能会期待单极世界的回归。 然而,在美国政治世界中,孤立而不是参与可能会突如其来。如果中国的挑战逐渐消失,许多美国人可能认为美国能够安全地降低其对全球事务的承诺。

11 到目前为止,二十一世纪一直是黑天鹅的时代。从9/11到特朗普当选总统再到英国脱欧,低概率但高影响力的事件重塑了世界秩序。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黑天鹅还会再来,冠状病毒流行病不可能是在中国出现的最后一只黑天鹅。(全文完)

 “夜话”2020年第5期, 2020年2月21日

英文原文—Original Texts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Its financial markets may be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its wildlife markets.

By Walter Russell Mead

Feb. 3, 2020 6:47 pm ET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mod=trending_now_pos2. Retrieved Feb. 20, 2020

(Note of Chinese Translator: Numbers preceding paragraphs are added by Chinese translator.)

1 The mighty Chinese juggernaut has been humbled this week, apparently by a species-hopping bat virus. While Chinese authorities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epidemic and restart their economy, a world that has grown accustomed to contemplating China’s inexorable rise was reminded that nothing, not even Beijing’s power,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2 We do not know how dangerous the new coronavirus will be. There are signs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still trying to conceal the true scale of the problem, but at this point the virus appears to be more contagious but considerably less deadly than the pathogens behind diseases such as Ebola or SARS—though some experts say SARS and coronavirus are about equally contagious.

3 China’s initial response to the crisis was less than impressive. The Wuhan government was secretive and self-serv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responded vigorously but, it currently appears, ineffectively. China’s cities and factories are shutting down; the 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We can hope that authorities succeed in containing the epidemic and treating its victims, but the performance to date has shaken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home and abroad. Complaints in Beijing about the U.S. refusing entry to noncitizens who recently spent time in China cannot hide the reality that the decisions that allowed the epidemic to spread as far and as fast as it did were all made in Wuhan and Beijing.

4 The likeliest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forecasters expect, will be a short and sharp fall in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rates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recovering as the disease fades. The most important longer-term outcome would appear to be a strengthening of a trend for global companies to “de-Sinicize” their supply chains. Add the continuing public health worries to the threat of new trade wars, and supply-chain diversification begins to look prudent.

5 Events lik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and its predecessors—such as SARS, Ebola and MERS—test our systems and force us to think about the unthinkable. If there were a disease as deadly as Ebola and as fast-spreading as coronavirus, how should the U.S. respond? Wh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need to be in place to minimize the chance of catastrophe on this scale?

6 Epidemics also lead us to think about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hypotheticals. We have seen financial markets shudder and commodity prices fall in the face of what hopefully will be a short-lived disturbanc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at would happen if—perhaps in response to an epidemic, but more likely following a massive financial collapse—China’s economy were to suffer a long period of even slower growth? What would be the impact of such developments on China’s political stability, on its attitude towar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o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7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are probably more dangerous in the long run than China’s wildlife markets. Given the accumulated costs of decades of state-driven lending, massive malfeasance by local officials in cahoots with local banks, a towering property bubble, and vast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China is as ripe as a country can be for a massive economic correction. Even a small initial shock could lead to a massiv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as all the false values, inflated expectations and misallocated assets implode. If that comes,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China’s regulators and decision makers have the technical skills or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to minimize the damage—especially since that would involve enormous losses to the wealth of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8 We cannot know when or even if a catastrophe of this scale will take place, but students of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not to mention business leaders and investors—need to bear in mind that China’s power, impressive as it is, remains brittle. A deadlier virus or a financial-market contagion could transform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utlook at any time.

9 Many now fear the coronavirus will become a global pandemic. The consequ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c meltdown would travel with the same sweeping inexorability. Commodity price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slump, supply chains would break down, and fe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ywhere could escape the knock-on consequences. Recovery in China and elsewhere could be slow,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could be dramatic.

10 If Beijing’s geopolitical footprint shrank as a result,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might also be surprising. Some would expect a return of unipolarity if the only possible great-power rival to the U.S. were to withdraw from the game. Yet in the world of American politics, isolation rather than engagement might surge to the fore. If the China challenge fades, many Americans are likely to assume that the U.S. can safely reduce its global commitments.

11 So far,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an age of black swans. From 9/11 to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and Brexit, low-probability, high-impact events have reshaped the world order. That age isn’t over, and of the black swans still to arrive,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unlikely to be the last to materializ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