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2003年

“双周夜话”2003年第10期                                                             2003年5月22日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学校任命我为经济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教师对我的信任。

       同时，我明白，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我校其他院系对加强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才有我担任院长的可能性。在院长的任上，我愿意为各位老师服务，为学校和学校其他院系服务。

       三年前，在经济学院成立会议上，我讲了三个问题：

      A、教师进修

B、学术气氛

C、公开化

这三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我接任之后，将首先了解现有制度，适当的将保留，不适当的将修改，没有的将建立。我希望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学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今天，我想提出新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学院的转轨，是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

全面转轨到现代经济学上意味着

1．  设计新的教学体系

2．  各门课程都讲授国际上的主流思想和新的发展

3．  各门课程增加分析的成份，研究生课程增加研究的成份。

转轨牵涉到经济学院的所有专业，从思想史、经济史到关于中国、外国现实问题的所有课程，都需要转移到现代经济学上来。当然，经济学院还有一部分带有政治课性质的教学任务，但只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政治课，都应当改革，包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需要转轨。通过转轨提高教学水平。而教学水平提高了，科研水平才可能提高。

转轨是个渐进的过程，计划三年左右完成。经济学院将采取措施，帮助教师转轨。这就是教师进修的问题。经济学院今后的工作，将以教师进修为重点，采取国内外进修、聘请学者讲学、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提高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转轨过程中，教师会有调整，但我将保证现有教师第一，进人第二。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教师来说，关键是自学。各位教师只要愿意学习，便有希望通过转轨，达到高一级的理论水准。

       转轨也需要制度，做到有序转轨。制度要保证学院重大事务和财务公开化。同时，要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度。制度是约束人，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我做为院长将自觉受制度的约束。如果各位教师对我有意见，可以用各种形式随时提出。不过，领导者有规则地卸任，是群众能够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的前提，也是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这里，我谨表示在三年任期结束时，我不谋求连任。

       我相信在学校领导下，在各位老师的支持下，经济学院的转轨任务将顺利实现。

 

2003年5月13日

“双周夜话”2003年第1期                                                               2003年1月16日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

“双周夜话”2003年第12期                                                         2003年6月17日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恰好一年前，我因为阅报有感，在去年的双周夜话13期上，对报上文章倡导的农村村级财务公开发了一些感慨。写文章的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的比如校、院、系级财务便没有公开，怎么能够“鼓足勇气”倡导别人公开财务呢？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如今我自己当上了大学里专业学院的院长，一年前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便一变而成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好在我当院长，原本就是为老师服务几年。既然为老师服务，工作就要向老师汇报，财务自然要向老师公开。于是学院便制定了规则（见附件），公开财务状况，包括重大的单项收支、院长个人从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并由教师代表组成审计小组加以审查。

 

       学院财务公开，各个部门财务公开，包括企业在内的领导人的收入公开，这本不是需要下笔千言去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的事情。在公开场合，有几个人不懂得它的必要性可能性？同时，这些事情实行起来亦没有多大困难。然而竞出现论证者把道理说的不由人不信，可是自己便不信、不实行的事情，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奇特现象。我常常怀疑这样的论证者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浑然不知，因此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不相信的道理说服别人相信。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精神的代表。如果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却向别人论证如何地应当而且能够去做，这个民族也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报纸上不断有人谈到目前中国的精神危机，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日经常看到的行愈丑而言愈美的现象吧。我想，克服这个危机的首要方法是知识分子的自律。自己愿意做的，才希望别人也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希望别人去做。而知识分子单位的财务公开便是验证他们是否自律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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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关于本院财务公开的若干

决   定

 

根据学校关于加强二级管理的指示精神和院财务透明化的要求，谨作出如下决定：

1．  将每学期教师的工作量和在院内取得的相应报酬公开，并同时公布工作量和报酬计算规则。

2．  在公布教师工作量与院内报酬的同时公开本院非教学人员的工作量和院内报酬。

3．  院每学期末公布该学期的院财务状况，包括

1)      收支平衡表

2)      重大的单项收入或支出

3)      院长个人从院获得或经过院获得的收入

4．  每学期末由三位不属于院级行政领导班子的本院职工组成院财务审计小组，审查该学期或自上一次审计以来的院经费收入和应用状况。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组织工作由院中共党总支和工会主席负责。

院行政领导班子和财务工作人员有义务向院财务审计小组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院工作人员有义务协助院财务审计小组工作。

5．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职权是

1）  检查院内收支状况，包括查验原始单据。

2）  检查内容包括

a)       如果学校、院订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规则

b)      如果没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学院整体利益，是否公平、合理。而学院整体利益、公平合理的含义由该小组自己解释。

3）要求有关人员对不明确的地方作出解释，包括要求对全院职工公开作出解释。

4）对严重违反规则或严重不公平合理的支出，要求有关人员检讨甚至退赔。

5）直接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该小组认为应当报告的事项。

6．  院财务审计小组在审计结束后将公布审计结论。结论除了其他内容外，应当明确指出：

a)       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b)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c)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

7．如果本决定在公布后的一周内，

1)      学校没有下发复议批示，

2)      没有至少三位本院教师共同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

本决定即开始生效。

 

 

经济学院

2003年5月29日

“双周夜话”2003年第11期 　　　　　　　　　　　　　　　　　2003年6月2日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上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2003年6月1日

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10-01

事 业？ 

对事业这个概念以及它的价值论含义，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囫囵吞枣，分不清魏蜀吴，但记住了刘关张三结义。后来又读过几遍，内容梗概都记住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桃园结义。后来读到一篇野史，说苏东坡在街上看到那些听三国说书的人，凡听到刘关张取胜都开怀，听到刘关张失利都叹息，才领悟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的道理。那些在街头听说书的人，不外煮酒买浆者流，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小民百姓吧。这些人中，很多人大概也分不清魏蜀吴，却都知道刘关张。刘关张的故事是典型的男性故事。但就算当今女性地位上升，她们也还是承认刘关张英雄的。比如男主人想出门找几个朋友玩玩，往往受到牵制，那理由之一，便是“你那些朋友能跟刘关张比吗？” 

刘关张的故事自然和事业相联系，这就是光复汉室。这事业眼看有成之时，关羽却被东吴所害。刘备若能以事业为重，应当暂不追究，待扫平天下，再为兄弟报仇，亦不为晚。这也是诸葛亮力劝刘备勿伐东吴的理由。刘备若从之，或许能一统天下，重建汉朝，中国历史不复有晋、隋、唐诸朝，中国人在海外也不必为汉人、唐人之分而枉费口舌。但刘备不听，执意为兄弟报仇，结果兵败，光复大业亦付之东流，后世文人为此扼腕者多也。 

东坡先生领悟的君子之泽和小人之泽之别，也许就是事业和情义之分吧。如果关羽谨慎，荆州牢固，然后刘备以西川、荆州之师两路北伐，曹魏或可破，东吴或可灭，汉室或可复，事业情义或可两全。但月有阴晴圆缺，事业情义难以两全之时，刘备舍事业而全情义，虽为人所诟，但仔细想来，若刘备事业为重，桃园结义的终局便将落入俗套，刘关张大概早已被遗忘，更谈不上“百世不斩“了。历代开国皇帝，有名的如李世民、朱元璋等，戎马之时，都有几位结拜兄弟，但他们重事业轻情义，“曲线救国”，虽成帝王伟业，但由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记忆和认可很少，“五世而斩”。显然，这样的“曲线救国”无法在民心中把桃园结义画上圆满的句号。况且刘备不迅速为关张兄弟报仇，究竟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 “享得一日帝王福，便知千年皇冠欲”，以事业为幌，皇位为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或以大局为重或受形势所逼或虑个人权位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事太多，他们用的理由几乎都是事业，即使很多人是真的，可有几人的事迹能像刘关张这样不走“曲线救国”路线的故事流传？苏东坡领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民心上留下烙印的可能不是事业，而是情义和支撑着情义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民百姓，民心即我们大家共有之心。刘关张的故事之所以弥久不衰，是因为它激起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代小民内心深处某种欲求的共鸣。这是一种什么欲求呢？我想，它所求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事业为理由，不要以大局为原因，不要以形势为根据，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开脱自己的行为，美化自己的人格。

“双周夜话”2003年第5期                                                             2003年3月12日

 

放  弃

 

       2002年过去了，甚至2003年也过去了2 个多月。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最值得总结的，也许不是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放弃了什么。放弃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能力有限，对一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具体机会无能为力。放弃也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而任凭或者忍痛让那些机会过去。放弃亦意味着自己承担了某些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如果说放弃是自己自觉选择的话，放弃便还意味着自己没有按照经济理性行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觉地放弃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被我放弃的第一件东西，是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奖。当然，这件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放弃，而是它根本不属于我，因为按照程序，只有一个人申请了该奖，这个人才有资格获奖。我没有申请这一奖项，别人为我申请时又没有通知过我，所以，我不应当获得这个奖。然而，在我去年所兼职的三个学校都大力激励教师获奖的背景下，在我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地上了获奖者名单的前提下，它以及它附着的好处似乎又属于我，于是我便面对着是否放弃的选择。当然，程序第一，我的获奖违反了程序，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一表面上属于我的东西。

被我放弃的第二件东西，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工作机会。那里的工作，尤其是从零开始建立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学专业吸引着我，而那里较高的收入也使我容易建立起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地要去报到的时候，那里却以收入较高为理由，收回双方最初商谈好的条件。管理以诚信为本，但深谙此理的管理学院既然不讲诚信，以为有钱便能成事，我也只好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到手的收入。

被我放弃的第三件东西涉及到个人的财产。财产是我工作的副产品。为了使别人尤其是与自己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活的好一些，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

    人的一生，或者说个人在其积极能动的生命阶段中，每一年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获得当然使人高兴，但放弃也能够使人骄傲。获得可以显示成就的高度，放弃可以标识人格的底线。因此，我想，我还能够放弃上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多少还是可以放心的：即使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做过一些错事，错误想必也不会很严重。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期 　                            　2003年9月3日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

“双周夜话”2003年第4期                                                             2003年2月25日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一些当年的镜头。尤其是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不少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做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这里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

“双周夜话”2003年第7期                                                             2003年4月8日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