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公平、不要照顾

双周夜话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帧、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够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

悼杨小凯先生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                 2004729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平安夜

“双周夜话”2004年第25                                                 20041224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65 3·︱5·65 3·︱2 2 7·︱1 1 5·︱……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                                                           2004914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