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我于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尤其非专业的东西不时记录一下，并且以”夜话”之名发布在个人主页上。若干年来，也自以为写了一些文字。没想到这几天整理夜话，才赫然发现自己在2016和2017两年内，每年才写了两篇夜话！当然，所谓”赫然发现”，并不正确：自己对此其实一直有意识，但从来没正视。只是这次整理，让自己逃无可逃、不得不正视之时，才”突发出”一种震惊的感觉。而从震惊生发出来的自我意识，便是”我写故我在”。

记得就在2002年，我不但写过一篇督促自己的夜话”我思故我在”，而且还写了一篇鼓励别人的夜话”你思故你在”。在前一篇夜话中，我希望自己以”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和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在后一篇夜话中，我提示别人”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两篇夜话都强调思考才是一个人存在的标识。我不熟悉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两篇夜话里，我使用的词汇”存在”，是从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的”在”顾名思义引申出来的。据说他的那句名言直译应当是”我思，我才是我”。宽泛而言，当时我的理解是，我思，我才是我，我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不过，从发现自己近年来每年才写两篇夜话的震惊中，我得到的教训却是”我写故我在”。近年来，我依然在思考，在读书。比如，我读了一些自然史人类史方面的书，试图了解过地球如今所处的间冰期可能持续的时间等等，努力思考过经济学中的非农化问题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问题。因此，如果用”我思故我在”的标准来衡量，我应当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没有向这个世界显示出我的思考，不但当时没有，后来也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声称”我思故我在”呢？因此，我的教训是不但要思考，而且要写作。我思故我在，是内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我写故我在，是外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毫无疑问，没有思考，写作便是无源之水；但没有写作，思考可能无迹可寻亦无法深入，因为一般人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从事的推理有限，人必须把思考的中间结果记录下来并根据这样的记录做进一步的思考，否则，思考难免肤浅。聪明者如爱因斯坦，都在看书时带着笔随时记录，可见记录和进一步的写作对思考的作用。

回顾当年农村经历。今天，我之所以能够说那近十年的农村生活是活生生的自己的存在，不但是因为那时也在思考，同时也因为、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那时写下了许多日记，在艰苦劳作之余记录下自己的存在。现在，作为一个以”码字”为职业的我，回顾自己前两年经历时，我很难说自己那时”存在着”，因为我既没有像农村生活时那样大篇幅地写日记，也没有写其他什么文字。那两年自己的历史，几乎就是空白。因此，我的教训是，思考，只是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思考加写作，才是自己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此而言，我写故我在。

“夜话”2018年第12期，2018年10月23日

{今天10月10日，想到辛亥革命，亦想起七年前写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短文，乃改用微信重新发表）

共和尚未成功、共和必将成功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今天是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

记得三年多前，有关部门找我聊天，我已经谈了自己对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主要看法。今年我本已放弃就这个日子写点东西的计划，而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狭隘的经济学。

然而，几天前接到一位经济学教授的来信，其中提到“不管什么普世派、民主派、宪政派，还有毛派，其实我们都是一派，就是‘共和国派’”。

我很奇怪，那位教授好像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竟然把这些不同派别都归入“共和国派”。他的信提醒我，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学者教授尽管天天说共和国，但并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

因此，我决定还是为辛亥革命100周年写点东西，因为辛亥革命的目标恰恰是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因为在中国谈共和国就必须谈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亦必须谈共和国。

谈共和国首先要正名：什么是共和国？从汉语词源说，“共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司马迁记周厉王专制暴戾被国人驱逐，其时国无君王，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那一年并被称为“共和元年”，按现在的公元纪年法是公元前841年。正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时间表；这之前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时间包括周厉王登位年份都是谜。共和十四年，国人把厉王的儿子重新奉为天子，共和结束。这之后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无一天无皇帝，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有时候甚至同时存在几个互相争斗的皇帝。而从司马迁之后，儒生学者也从未把“共和”当做一回事讨论过。

日本在东亚文化圈中首先接触了西欧国家制度并遇到法语“République”、英语“republic”和德语“Republik”。日本学者翻遍汉语古籍，发现《史记》中的“共和”与这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遂将这些西欧词汇翻译成日语汉字“共和国”或“共和政体”。这大约是1845年即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时的事情。又过了几十年，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再把这个翻译带回中国，从此，“共和”在中文里也被当成“République”的翻译词。国人那时候还习惯用单字，因此常用民国来指称共和国，它们的意思都是主权在民的国家。中华民国和中华共和国、大韩民国和大韩共和国对当时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回事，它们的英语翻译也都是Republic of China和Republic of Korea。

那么，今天中文的“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查一下网络，“在线新华字典”的解释如下：

共和，gònghé,〖republicanism〗也称共和制。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相对。(http://xh.5156edu.com/html3/1761.html)

查一下词典。我在图书馆发现的汉语词典对“共和”的解释有下列诸种。

《词源正续集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5版第175页)：

共和：国体之名称。国家主权在全体之人民。不立君主者。英文为republic。或译为民主政体。日本译为共和政体。

《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1987年印刷，第287页)

共和国：与“君主国”相对。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国家。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例]世界上有不少共和国，如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胡景北注：该词典没有“共和”或“共和政体”的解释}

《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页)：

共和：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元首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共和制是当今世界主要政体

共和国：指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版第479页)：

共和国：实施共和政体的国家

共和制：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估计其他词典对“共和”与“共和国”的解释应当与上述词典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在现代中文的语境中，共和的核心含义是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通过选举产生。

10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共和，与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共和含义基本相同。而正是这一含义的共和才把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起义、政变、光复和造反区别开来。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上，朱元璋的元末起义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最为类似，两者的口号也几乎相同。前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后者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完全相同，第四句精神一致，区别仅仅在第三句：帝制还是共和。朱元璋恢复中华的目的是重建帝制王朝，帝王来自天命，救济天下百姓；孙中山恢复中华的目的是新建共和政体，元首出自民选，国民掌握主权。

有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很好地揭示了这里的区别。深感大清皇恩的冯国璋曾发誓谁把清廷赶下台自己当皇帝他就毙了谁。听说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他便带枪去质问袁世凯清廷若退位谁当皇帝，袁回答“全国国民”，冯国璋一时“无所措”。不过，冯国璋后来变成共和国派，并且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两件大事上厥功甚伟；以至于在中国的共和国历史上还当了一任共和国总统。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100年前中国的人心所向。在那刚刚出现电报而几乎还没有电话、谈不上海底电缆和互联网的时代，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才过去四十年，他总结共和制度的“民有、民治、民享”名言就为国人耳熟能详。奈斯比特 (Naisbitt)写《中国大趋势》，说到他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时后者对他背出了林肯的原话。现今五六十岁的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对毛泽东如何评价，只要当时是学生，如今依然能够熟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入学的学生无论相信与否，大概终生也不会忘记林肯关于政府应当“民有、民治、民享”的语录。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谈共和，无论保持清廷的虚君共和，还是推翻清廷的无君共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大家谈的都是共和，都是民选。辛亥革命起义为的是共和，袁世凯接受清廷命令统兵镇压武昌起义前对清廷提出的受命要求也是共和，甚至清廷退位诏书也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廷退位后，袁世凯就任总统，誓词也是共和。北洋军阀尽管常换政府，但每届上台所宣称的也是共和。1927年蒋介石到南京、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建立的政权都自动地名为“共和国”。清廷退位100年来，中国公开否定共和、实行帝制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100天，可见共和观念之深入人心。

然而，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查一下“共和”的本意又会发现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辛亥革命追求的共和，共和国远远不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例如，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现在都号称共和国，尽管共和国从100多年前到现在都是中国和世界的人心所向，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我们这代人一辈子从来没有领到过任何关于国家元首的选票。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上听不到词典中对“共和”的标准解释。我们甚至还把政府“民有、民治、民享”视为反动言论，以至于江泽民前主席只能在外国人面前褒奖地复述这句话。事实上，辛亥革命至今的100年中，中国大部分时间是表面共和、实际帝制。蒋介石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毛泽东以“社会主义”和“大救星”为由便分别把自己变为终身国家元首。由于他们不像袁世凯那样明确地黄袍加身，由于他们禁止任何对共和的讨论甚至谈论，以至于大多数国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都不再思考共和国是什么，都把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当然事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出的元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可以从许多方面理解，但核心是共和。“革命尚未成功”指的首先是共和尚未成功。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共和成功的标志呢？很简单，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标准词典上对共和的定义：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定期选举产生。而选举的含义又是一个人自由地、无恐惧地选举自己比较认可的人成为国家元首。中国一天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一天便没有成功共和，中国就继续处在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从专制向共和的过渡阶段。

时间跑得真快。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中国走出封建专制已经100年了。时间走得又真慢，100年了，中国还没有走入共和政体。不过，从传说中的大禹儿子建立帝王制度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专制；从有确切记载的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到辛亥革命，中国亦经历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与此相比，100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让中国走完从专制到共和的路程。法国皇权专制不过二三百年，可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到共和国稳定下来还用了差不多100年时间。因此，我们中华民族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不必自卑。100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们还没有把共和从虚名变成事实，但今天的中国人比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辈还是有了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之一是今天的中国人终于懂得共和是一个超越的概念：共和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超越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超越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超越了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超越了贵族和平民，超越了政党和团体、超越了文化和习俗，如同铁路和计算机一样，超越了所有这一切概念。今天中国人懂得了区别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别的主义，而是共和与专制。今天的中国人懂得了毁灭共和国不再需要光明正大地做皇帝；一个国家元首，即便他是被自由选举出来的，只要他取消对国家元首继续的自由和定期选举，他便取消了共和，共和国便徒有虚名。今天的中国人也已经懂得用任何理由取消共和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我相信在从今天开始的未来100年中，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中国人会想出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的理由。中国人在过去100年中遇到的抵制共和的新概念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在未来100年中可能会遇到更新的抵制共和的概念。但我同时相信，作为亚洲第一个创立共和国的民族，中国绝不会成为亚洲最后一个让共和制度名副其实的国家。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后辈纪念辛亥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宣布中华民族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我的信念不但建立在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上，建立在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宣示上，而且建立在我自己对历史、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变迁的思考上。

是为辛亥革命100年记。

2011年10月10日作，2011年10月15日修改毕

“夜话”2011年第18期，2011年10月15日

“夜话”2018年第11期，2018年10月10日

最近，吉林大学的双科院长（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李晓教授发表了一篇自称是“认真准备”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演讲，表达他对当前美中贸易战的受辱感和对中国国运的危险感。该演讲迅速被凤凰网转载并冠以“今年最犀利的演讲”之美誉，然后又迅速地在网络上传播。然而，在我看来，这篇演讲只是他本人受辱感的忽悠和升级版。李教授忽悠的受辱感暴露出他本人便属于“智识义和团”。“智识义和团”并不可怕，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可怕的是，他把自己的受辱感升级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从而把“智识义和团”向群众义和团扩展。由于李教授不但是国内外少有的双科院长，而且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还是“新世纪优秀人才”（百度“李晓”词条），因此，李教授应当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和世界经济的资深专家，他的忽悠也就特别吓人特别容易蛊惑人心。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上海的胡范铸先生把自己对李教授的批评冠以“请教”之名。我虽然仅仅任过一个学院的院长，但辩论不看头衔，看文字本身。而从李教授的演讲看，李教授不但缺乏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而且缺乏知识分子必备的理性思维，完全够不上教授称号。因此，下面我不用李教授、而用李先生来称呼。

“受辱”是李先生演讲的中心思想（借用小学生作文课用词）。李先生受辱的根据如下：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300亿美元，向美国出口5,000亿美元，因此，双方互增关税，中国最多只能针对1,300亿美元进口商品，而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的5,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因此中国无法对等增税反击，所以，美国对超过1,3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增税，“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最具羞辱性的行为”。李先生“最具羞辱性的行为”一说，表明这位双科院长既缺乏学术底蕴又缺乏国际贸易常识。在国际贸易史上，逆差国使用贬值、提高关税等手段减少逆差，是常见甚至正常现象，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看到哪位学者（不是政治家或者普通人）认为这样的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所以，说这类手段是对顺差国的羞辱，应当是李先生的一大发明。按照他的发明，中国减少或避免受辱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也向美国出口1,300亿美元产品，而决不多出口哪怕一美元产品。如果这样的话，李先生应当批评中国为什么要多出口以自取其辱。但李先生一定矢口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显然要美国让中国多出口。可见，李先生的受辱感和他口口声声说的理性思维毫无关联。相反，他的受辱感直接与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应当具备的理性思维相抵触。

再举一个例子，李先生一定知道我国1994年1月1日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5.57元一下子猛降到1美元=8.72元。这是我国对美国的重大羞辱吗？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好像没有哪个国家或学者认为那是对美国的羞辱吧？李先生应当也不例外。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国承受严重逆差而某国对中国的顺差又占中国总逆差的一半以上，我国会怎么办？李先生一定建议我国用增税或贬值或配额等手段来降低逆差。李先生会把他的这一建议看作对某国的“羞辱”吗？我相信，李先生不但不会那样看，而且还会强调逆差给我国造成的损失，强调降逆差是我们不得不为之的措施。那时候，李先生是理性的。可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把理性一以贯之，而非自己降逆差时理性，对方降逆差时感性。

受辱感在我国有着长久的历史。我和李先生一样，青年时代也有强烈的祖国受辱感。但我后来扩展了自己的思考范围。李先生好像还囿于青年时的思维模式，李先生的受辱感来自于他所说的“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的太久”。这一说法是否符合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人们还有很多争论。不过，至少在一点上人们是有共识的，就是日本侵略我国确确实实是日本的错。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日本当年侵略我国的目的还是建立一个大的东亚共荣圈以对抗西方。而如果没有西方的决定性帮助，我和李先生的家乡可能至今依然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当然，对普通人来说，事实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理感受。可是，李先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能止于心理感受，而应当要求他注意事实。如果李先生也仅仅依靠中学学得的知识和由此生发的受辱感受而发表演讲，那么，李先生自然容易落入他自己所批评的非理性思维的“智识义和团”中。

作为世界经济方面的高级专家，李先生即使有受辱感，首先也应当去研究比如少向美国出口500亿美元商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不利影响，研究美国对中国某类商品加增25%关税后，该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供求变化以及对该商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影响等等。然而，李先生不做这样的正事，反而把他的受辱感高强度地发挥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他的思路显然是先把这场贸易战视为对中国的羞辱，然后悲观地认为中国必败（至少在贸易顺差减少意义上的必败），接着得出 “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的结论。他的演讲被称为“最犀利的演讲”，原因也在于此。可是，他的这一结论，说到底只是升级自己的受辱感，把它转变为带有暴戾性质的报复感。因为，一旦中华民族到了危险时候，贸易战就变成我国和美国全面为敌战争的一部分，贸易战也就成了李先生所说的“国运之战”，此时，李先生也只好依靠群众义和团了。

如果说美中贸易战和中国国运有关，我们首先要问李先生的是中国应当有什么样的国运。从李先生的演讲中可以看出，第一，李先生认为中国不应当对美国市场依赖过深。那么，在保持一定顺差的前提下减少对美出口，不正是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吗？其实，我国政府早就提出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依赖。所以，如果这场贸易战的结果是中国净出口减少，内需扩大，那不是顺中国国运吗？难道李先生认为把美国打败从而更多地向美国净出口是符合中国国运的吗？第二，李先生指出在国际竞争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看来李先生认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是顺中国国运的。由于李先生用正面语气特别提到了“斯密经济学原理”，因此李先生所说的现代市场体系应当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可是，美国在这次贸易战中提出的其他要求，比如要求中国用市场方式而非政府强制方式转移和开发核心技术，和中国建立市场体系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按照李先生的说法，也是顺中国国运的。当然，也许美国提出这些要求的时机不对，但李先生讲的国运显然超出了对时机问题的狭隘考虑。第三，李先生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不利于中国国运。但是，对这一点，李先生除了夸夸其谈以外，没有提出论证。如果说美国从来就是在遏制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现在才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呢？如果美国现在特别地遏制中国，那么，又是什么导致美国这样做的呢？对后一个问题，李先生的回答仅仅是美国需要捕捉目标，需要一个敌人。这样的说法等同于关上理性思维的大门，所以，李先生从非理性思维的受辱感出发，始终在非理性思维内绕圈子。

李先生演讲获得广泛转发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作为“智识义和团”的受辱感，在民众普遍感觉我国难以在贸易战中取胜的时候，唤醒了民众的受辱感；而他把受辱感提升到“中国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高度，又为自己的受辱感涂上了悲壮和英勇的色彩。可惜的是，在李先生多少还能够说出一些经济学常识的时候，李先生的受辱感又显得那么地非理性。胡范铸先生客气地说他未脱“智识义和团”思维，而在我看来，李先生活脱脱地是一个“智识义和团”团员的形象。

最后说几句科普的话。李先生在演讲中特别希望学生独立思考。但独立思考的前提是理性思考。理性思考讲逻辑。我已经指出李先生的受辱感完全没有理性思维的支撑，其原因就是李先生所说的受辱感的原因完全没有逻辑。在严格意义上，缺乏逻辑的思考不足以成为“思考”，而会流于忽悠。李先生的这篇演讲便是一篇忽悠，一篇挂着高级知识分子头衔的蛊惑人心的义和团忽悠。

“夜话”2018年第10期，2018年7月8日

时光荏苒，到母校南京大学读书，已经四十年了！

想到四十年前的入学，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是母校破例录取的。那一年高考，我的中学校友章铮（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校友）和我都侥获高分。我们两人对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所说的经济学专指政治经济学）过去就有兴趣且常常交流。事实上，虽然他在中学里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但他是我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老师。“文革”造反时有些中学生便开始读马克思了。记得在章铮和我共同参加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南京九中新红联）里，就有一位高中同学 —- 沈汉 —- 在家读《资本论》了（沈先生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下乡后才受章铮的直接影响开始读政治经济学书的。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先通知考分后报志愿。因此，章铮和我都有信心申请到北京读政治经济学。可该专业的北京学校本来不多，在江苏省招生名额亦少，同校同专业在江苏招两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章铮和我分开，他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然而，人大没有录取我。自己估计，没有录取的原因应当不是考分偏低。但无论什么原因，我已经落入第二轮录取，说不定会进入某个非重点大学，说不定会名落孙山。出乎意料的是在等待非重点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信。南京大学是我在重点大学中的第二志愿。后来听说，是当年热心重建经济系的车济炎老师到非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地方发现了我并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的。我的“听说”也许有误，但南京大学破例录取我是确实的。后来在高校任教时，我不止一次听新生提到，南大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时声称南大从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我更明白南大录取我的不易。谢谢我可以称之为母校的南京大学，谢谢车老师和其他每一位老师。同时，也如陈萌同学所说，感谢邓公。当然，最感谢上天，因为它毕竟让太阳这样炽热的恒星也有死亡的时候，而我在太阳死亡之时幸而还算年轻。

由于对“红太阳”的崇拜和中学同学的影响，我入学前就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并也开始读《资本论》。当时衷心相信《资本论》每句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我那时已经不相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每件事都是正确的，更不相信政府真的“为人民服务”。今天也有这样的学者，认为政府有错，可马克思正确。尽管我后来明白马克思的错误，但我当时亦是那种认识，并且想认真地把马克思学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在所有课程中，我最重视《资本论》。记得这门课开了两个学期，应当是王心恒和沈海山老师分别讲授的。沈老师平易近人，讲课比较活跃，有时还会说一点自己的想法和不那么直接关联的其他内容。王老师更像不食烟火的书生，讲课时一板一眼，不苟言笑。我向沈老师请教得多。在南京大学期间，若论对我影响最大也关心最多的老师，应当是沈老师和吴可杰老师。当时他们两人都住在校园内单身教工宿舍，拜访他们非常方便。说来有趣。沈老师后来的太太和吴老师的公子两人都是我的中学校友（虽然他们在高中部）和新红联“战友”。不过我们在校期间沈老师应当不认识后来的师母。就《资本论》学习来说，我向沈老师请教过许多问题，例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暂时性，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等。沈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且常常冒出睿智之言，和他的交流裨益极大。记得有一次在沈老师宿舍里，他说现在政府做的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做的非常类似，并且举了如平反、兴农等例子，言下之意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过沈老师说到这些时没有贬义。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由于当今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可以坚持下来的社会主义，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样。沈老师那番话猛地提醒了我，让我把感觉转变为认识。记得后来我在经济系同学办的《经济初探》上发表的短文，就多少含蓄地表达了这个认识。

到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对当时国内正在争论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有兴趣，便在请教沈老师后，写了一个简单提纲交给系里。当时的争论完全囿于政治经济学圈子，双方争的是谁对马克思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北京大学的何小峰同学（后来也是我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还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待查）上发表了一篇对马克思有关说法的理解文章，支持当时以卓炯为代表的非主流理解。过了一两个星期吧，系里决定由王心恒老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这让我一下子感到压力，因为除了上课，我和王老师好像从无交流，况且我对他的《资本论》讲课不甚满意。更有甚者，我还提出过免修他的《资本论》课程申请（当然被驳回）。无论如何，我去王老师办公室拜访了他。王老师依然是不变的严肃样子。记得他要求我好好读读马克思有关说法所在的原文尤其是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然后再写作，而没有多余的话。于是我“被迫”去读。可是我越读越觉得有问题。马克思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即使考虑到上下文，也不能相互协调。因此，我发现的问题不是谁对马克思在生产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说法理解得更正确，而是马克思的说法本身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这一点能够对沈老师吴老师开口，却无法对王老师说出口。当时是无计可施，找不到出路。后来，我干脆丢开马克思的相关说法，也丢开论文提纲，而是直接想象自己如果是马克思的话，接着《资本论》第三卷的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后，继续阐述有时被称为“非生产劳动”有时又被称为“生产劳动”的那些部门的资本，我应当如何写。这一来倒很快，几天写完十几页草稿纸。记得到最后，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思路枯竭了，我突然停下来，不知道怎样往下写了：还没有结束，却不知道如何继续。于是就打住了。后来在把它发表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刊物和正式杂志之前，我都认真思考过如何继续，可都不得其解。一直到我接触佛道后，我才意识到那也许属于可意会而无法言说的领域。

由于写出的论文和原先提纲不相干，由于我在正文前加了一句我“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也由于还没有写完，加上自我感觉经济系领导对我不那么友好，因此我完全不知道论文能否过关。我只是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王老师就赶快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来我没有问过，王老师和其他老师也没有就我的论文给过我任何指示或对我说过任何东西。接着我毕业了。以后，应当是在1988年，我因公派出国留学而去母校申请成绩单复印件，才赫然发现我的毕业论文评语是“优”。我非常感动。毫无疑问，我的那句置于论文文首的不重视与马克思某些语录协调与否的话，是王老师无法忽略的；而这样的话，当时以至今天都不能为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师所接受。所以，我深深感受到王老师那种不为外界所动而以学术逻辑为依的书生气质。要知道，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届的毕业典礼上，便有老师发言指责在座应届毕业生中有人反对马克思。该老师指的便是何小峰，而小峰也只是发表了对马克思说法的另一种解释，且在马克思“句句是真理”前提下的解释，还没有触及马克思说法本身矛盾的问题。

四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我的年龄应当超过了车老师、沈老师、吴老师和王老师诸位先生当年给我讲课的年龄。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首先，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抬起了我；其次，这四十年应当是我们这两代人经历的思想最为宽松的时期，而我们这代人的年轻，让我们比他们更有可能利用这一宽松发挥自己。但是，我真的利用了这一宽松吗？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问问车老师的在天之灵：您当年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您的期望肯定不是我个人以后脱离歧视和贫穷；您应当期望我能够为经济学为国家做点贡献。为经济学，在老师们讲授的马克思理论范围内，我想，我的毕业论文“续写”了《资本论》，或许可算一点贡献。我曾经在网络争论中说过，我的那篇论文超过了国内堆积如山的马克思研究论著，包括王亚南、刘国光等“名师”的论著，因为后者从没有跳出中小学生常写的“学习心得”范畴。为国家，我坚定地相信，车老师老师如果尚在人间，一定反对如今的专制主义复辟；因此，我在近两个月前关于远离“中国经济学”的呼吁和本月关于北京大学现任校长应当因其错误而辞职的要求，应当符合车老师和其他老师们对我的期望。当然，尽管已经步入老年，我还应当多做一些，以报师恩，亦报同学，更报那在四十年前改变自己命运的母校—-南京大学。

胡景北（1978级政经班，上海同济大学退休教授）

初稿于2018年5月3日，终稿于2018年5月12日

“夜话”2018年第9期，2018年5月15日

我要求林建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理由

昨天，5月5日，作为北京大学校友，我在微博上提出“要求林建华自请辞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如果林不自请辞职，呼吁教育部免去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我的理由如下：

1．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一个人必须有担当。大学校长有担当的标志性表现，就是一旦有错便承担责任，严重和低级错误更须辞职。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流，关键特征之一就是校长有担当，有错便辞职，大学声誉和水准才得以保持。北京大学不但正在争取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本身做为中国最高学府和学术界楷模，校长必须有担当。犯错辞职，应当是北京大学和其校内校外的校友对校长不容置疑的要求。

2．林建华的错误属于低级错误。这类错误与学者身份、尤其与高等学府（遑论最高学府）校长的身份完全不符。一位教师犯这类错误便会使自己声名扫地，一位大学校长尤其是北京大学校长犯这类错误更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或自辩的。这里，林建华是否出身书生世家，林建华是否受到正常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林建华的报告稿是自撰还是他人拟就、林建华道歉是否诚恳之类的问题都无关紧要。在这里，其决定作用的是大学校长在知识层面上必备的资质。我完全相信林建华在别的职务别的工作上会很优秀。但是，林建华的这类低级语言错误至少表明他的才华和学识不足以担任高等学府校长：他当年应当自觉地拒绝校长的任命，今天他应当自觉地辞职。

3．林建华错误的恶果巨大。林建华的低级错误与常说的比如言论和法律等方面的严重错误不同，后者往往在历史上尚可商榷，前者则直接是知识的低下。北大历史上，胡适陆平丁石孙诸校长的对错与否和严重程度，既可以争论，也不会影响北大在学术界在历史上的声誉。但林建华低级错误直接拉低了北大的层次，降低了北大的声誉。北京大学今年是一百二十年生日。我相信，到它一千二百年生日的时候，人们即使不记得林建华，人们也一定会提及北大校长读错中学生必会字词的故事。是的，比起当今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林建华作为北大校长的低级错误更可能在千年后依然流传，给北大蒙羞，给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蒙羞。林建华在道歉信中说他的这个错误的“成本的确是太高了一些”。也许对他个人是如此。但他应当想到对北京大学对中国的成本：北京大学蒙受了高得几乎不可承受而且必然永久如影随形的成本，中国在世界学术界蒙受了无从辩解的耻辱。

4．林建华的道歉信令人失望。他的道歉信不但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回避自己是否达到校长资质的问题，而且对大家的关注“感到失望”。如果他的道歉真诚，他应当感谢大家的关注，并把大家的关注视为自己提高学识的动力；因为，没有大家的关注，他可能认识不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对北京大学对中华民族的损害。我可以大胆地说，对社会就自己错误发出的关注“感到失望”，这是没有任何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更不应当是中国最高学府并争取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可能说出的话。

5．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林建华的思想观念完全错误，对于北京大学更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在其道歉信中，林建华再一次复述他的观点：“焦虑和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然而，五四运动就发自于当年北大人对中国传统的质疑和中国命运的焦虑。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至今影响着我们，五四运动创造的北京大学价值观至今弥漫在北大校园。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青年学子向往之处和历代校友心系之处，就是因为它不但生发了中国大学对国家对未来的焦虑和质疑，而且始终保持了这样的焦虑和质疑。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焦虑和质疑才能让民族让人类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未来，不断地做出选择并走向未来。没有焦虑，没有质疑，再坚定的信心和勇气，都只能让民族和人类的脚步在时间的流淌中重复过去，而不可能走向未来，就像黑格尔对我们中华民族只是重复历史所说的那样。所以，林建华不但在学识上完全不足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且在思想理念上更不足以担任负有为民族为人类探索未来责任的北京大学的校长。

附带说明一下我的北京大学校友身份：胡景北，1981年2月至1984年7月在北京大学学习，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8年5月6日

 

 

今天是五月四日，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120周年生日，即双甲子或百廿生日。我衷心祝愿母校生日快乐！

今天专注于另一篇短文，思路无法转移，因此，对母校双甲子生日，除了简短的生日祝贺，我只想向岳昕等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在校同学表示敬意，向支持她们的其他在校同学表示敬意。岳昕等同学提出的申请和由此发生的抗争，是献给母校双甲子生日的最好礼物，是最足以让我们这些离开母校已经几十年的校友还能为母校自豪的礼物，这是因为，只有一个坚持五四提出的民主、科学传统的北京大学，才是我们校友牵挂和寄托了希望的母校。失去这一传统，母校就将失去灵魂。而岳昕等同学的抗争，让我们看到母校虽然神志迷茫，但灵魂尚存，复兴希望仍在。

遥祝母校生日快乐，早日恢复健康！

遥祝岳昕等年轻校友在坚持母校民主、科学传统道路上身体健康，遥祝！

遥祝每一位校友身体健康！

2018年5月4日

“夜话”，2018年第7期，2018年5月4日

 

 

我发现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竟然有一个“谁能回应得了胡景北批判中国经济学的文章”的帖子（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1-1.html），而且反应还很强烈。感谢那份帖子的楼主“734061388”，感谢各位网友。

在那份帖子的跟帖中，“linxiaozhijia”的帖子尤其让我感动。这位网友是位认真而且平实的年轻人。我的个人主页的题词是“高贵 平实 深刻 纯洁 正直”。我特别欣赏平实的人并且自己也希望做这样的人。同时，由于年轻的缘故，这位网友应当和我当年一样，也欠深刻。为了促使自己也帮助linxiaozhijia走向深刻，我深感自己应当回应一下linxiaozhijia的思考。

linxiaozhijia的跟帖如下（出处：http://bbs.pinggu.org/thread-6276512-6-1.html）：

“仔细学习了胡老师的大作，感觉观点深邃，受益匪浅！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胡老师的观点！为避免隔山打牛的误解，我只是提几个自己的思考与胡老师和其他学者商榷！

1、欧美等西方经济内部学派林立、国别差异也比较大！都用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这种观点各异的大杂烩来阐释是否合适？既然是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各国自身经济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是不是其经济特色？是否存在本国的经济规律？

2、世界经济中除了欧美等私有制经济以外，尚存在中国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等同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如果不等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3、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也是显著不同于私有制经济的成分。怎么能用西方私有制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如果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是客观的，是否存在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解释的公有制经济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公有制经济理论该如果命名？
当然，个人观点，抛砖引玉而已，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

非常感谢linxiaozhijia认真阅读了我的那篇夜话（完全说不上大作，更无须“学习”，linxiaozhijia过奖了）。我的看法完全可以讨论和批评。人都会有错的。我也完全可能出错，尤其是夜话一类的感想文字，更会有错。

言归正传。对linxiaozhijia的四个方面的思考，我的回应如下：

1.通常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欧美国家绝大部分大学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发挥。欧美各国虽然学派林立，但是，绝大部分大学经济学讲授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在德国和美国待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两个国家经济系讲授的微观宏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无疑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与美国相比，德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往往思辨性的内容更多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中对物价稳定的强调更多一些，同时专门谈欧洲整合的内容也很多等等。不过，应当没有那位德国教授认为需要专门的德国经济学。

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一些其它经济学学派，比如马克思主义学派，比如新李嘉图或新剑桥学派，不承认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准理论。但是，即使在比如剑桥大学，经济系讲授的依然是基本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像马克思的或者新李嘉图派的观点，最多只是高年级讲一两个学期。

至于一致的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不同派别的问题，就承认微观宏观基本原理或者基准理论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这些基准理论的应用或者扩展方面，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立。比如货币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影响程度问题，就是一大争论。其次，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也是争论激烈的问题。但这不妨碍争论双方对基准理论的认同。

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在那篇夜话中说了，都是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就应当在根本上适用。比如，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我们去街上或上网为自己购物，我们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爱好以及物品价格来做购买决策，而不必考虑任何上级领导的意图；上级领导亦不干涉我们的决策。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在我们的对面，卖家也是自利和自由的决策者。这就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由以展开的基石。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修饰词，应当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各种不同的修饰词表现了各国的不同特点。例如，德国人说他们是社会市场经济Soziale Marktwirtschaft，social market economy,和我们的socialist market economy，连一个单词的区别都达不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依然是一种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国呢？我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除了土地矿产之外，中国的生产资料有多大百分比是“公有”即政府所有的，有多大百分比是私有的包括集体所有的（在德国，集体所有的算私有制的）；其次，在政府所有的生产资料中，又有多大的百分比是用于盈利性生产的，按照德国人的标准，盈利性生产的，应当也算私有制的（按照马克思标准，是为利润而生产的），比如以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等等。这里牵涉到你的第三个思考的后一部分。即使根据马克思，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根据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来区别的。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企业是否为了自身利益追求利润。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他说的私有者的资本家只是一种化身，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一种实体的化身。德国人在这一点上倒是遵循的马克思。在德国，最重要的区分是一个单位是否盈利，即区分盈利性单位和非盈利性单位，而区分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单位挣得钱是否可以分给个人。可以，就是盈利性的或者资本主义；不可以，就是非盈利性或非资本主义。

总之，我的看法是，在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之前，可能还得先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和统计问题。

3.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经四十年高速增长，远远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可以解释的范围”，这恐怕还是断言。比如，让农民自利自由、让企业自利自由，让消费者自利自由，劳动力转移，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融入国际市场，大规模投资，物价稳定，宏观政策稳定等等，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经济最近四十年高速增长的解释。但这不等于在西方经济学范畴内就解释不了。至少，我目前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观点，说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

4.您的第四个思考和您的第二个思考密切相关。我在回应您第二个思考时说了，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些基本概念和统计问题，然后才能讨论公有制问题。打个比方，在理论上，公有制企业是为全社会或全民服务的。一个公有制企业没有自己的企业利益。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理论，那么，一个国有股为主的上市公司的生产资料算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呢？我想，在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前，谈论由这样的企业组成的经济是更像公有制还是更像私有制，可能还太早。

我的上述回应肯定不能让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满意。不过，无论年轻年老，我们都在探索，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只要大家自由探索，我们中国人虽然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国经济学”但一定会在理论上有大的贡献。我上一篇主张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扯淡，也是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深刻地探讨一些问题，而不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

再一次感谢linxiaozhijia和其他网友。

 

“夜话”，2018年第6期，2018年3月19日

（注：本文于2018年3月19日下午作为对网友linxiaozhijia的回应发表在“人大经济论坛”上，网址为http://bbs.pinggu.org/thread-6282009-1-1.html。这里且作为新一期夜话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本次发布时没有做任何修改。）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询问我对田国强和李稻葵两先生近来关于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言论的看法。我特地找了两位先生的文章，即田国强的“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李稻葵的“中国经济学界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两文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建立中国经济学，尽管他们所用的名称不同。其实，不管用较长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用较短的“中国经济学”以及介于其间的其他名称，中国只能有一种经济学，不可能存在具有本质差异的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两先生说法虽然不同，但也不谋而合地要求只有一种经济学。诚然，中国最近二十年存在互不理会的两个经济学圈子，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名，一个以西方经济学为名。根据两先生的意见，这种状况不应当延续到“新时代”。因此，我把他们的说法视为同一的建立“中国经济学”说法，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次要差异。同时，由于他们分别用“基准理论”和“与西方自由经济学理论分庭抗礼的经济学理论”来表示他们设想的中国经济学，我就用基准理论简洁地表示他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的含义。

对他们的文章，我的评论如下：

第一，两先生尽管是著名学者，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自量力。中国经济学不是他们（当然更不是我）能够讨论或建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如果真的能够创立的话，它也仅仅能够由领袖人物开创和建立。我们所能做的，是学习领会并在自己专长的方面再发挥发挥而已。两先生喜谈“中国特色”，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中国特色，否则，他们不会忽略中国这一重要特色。另外，他们对“新时代”似乎也不了解。比如李文谈的都是旧事，而田文说的比如中国经济学要做到的三个有利于，便与过去的“三个代表”似曾相识；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和“新时代”之“新”还是两回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中国经济学的说法。在特指的情形下，人们不妨使用中国经济学概念，比如技术变化的中国经济学或者国企改革的中国经济学等等。但就基准理论而言，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中国经济学。确实，中国经济近四十年表现出色，中国经济今后的路最好有理论指导。但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并不必然要求什么“中国经济学”。世界大部分国家经济都有表现出色的时期也都有理论指导的要求，可世界上有几个学者声称要建立本国的经济学去解释与指导之？李稻葵举例说亚当·斯密讲的是英国故事、弗里德曼讲的是美国故事，因此中国需要中国经济学来讲中国故事。这是严重误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完全不必读斯密和弗里德曼。对李稻葵的这一说法，我想引用具有权威性的马克思来反驳。马克思在解释他为什么待在英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说：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大家看，连马克思这个德国人都在英国研究当时的经济。为什么？就是因为普适的经济规律当时最典型地表现在英国，经济学家因而在英国更有条件发现经济规律并建立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里大量列举英国的例子，以揭示他所认定的经济规律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像李先生那样认定斯密是英国经济学、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也只能够算“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了。

再举一个具体例子。马克思研究农业的时候，明确假定农业只生产小麦，但他 —-至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依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中国南方的学者可以发展出有“中国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其中假定农业只生产水稻、中国北方学者亦可以用麦子高粱两产品假定建立“中国北方特色”的农业经济学。但是，假设此类特色的经济学没有发现任何与马克思不同的基本规律，这类经济学充其量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推广或发展。

如果我们参照马克思的做法，那么，在具有普适性的经济规律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的地方，经济学基准理论最容易发展出来。就此而言，过去的马克思待在英国，现在的比如Acemoglu跑到美国，还有斯密和弗里德曼留在祖国，都是试图创立或发展基准理论的那些人的天才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他们的时代分别是经济规律表现最充分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我本人就是因为明白自己才学不够才在毕业后决定归国的（不过，我完全相信有些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者为了报效祖国而归国）。

在其他地方，由于各种原因，经济规律表现得不够充分不够典型。为了解释那些地方的经济，人们在基准理论之侧，需要考虑导致经济规律不充分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是一个简单常识，无任何可争议之处。我们需要懂得的是，如果这些解释成功，第一它们不推翻基准理论，第二它们不足以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否则一个地方有一套“基准理论”，世界上就没有基准理论可言），第三它们只是基准理论的应用和推广。应用拉卡托斯（Lakatos）的概念，这些成功解释只是为基准理论增加了辅助层，而非否定了基准理论。宋铮曾经写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文章。但他的文章常常被误解。其实，读一下宋铮等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研究中国文章，就会发现那顶多是为所谓的“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基准理论新涂了一个辅助层，而非证伪它们或建立新的基准理论。外国的例子，比如巴罗与格瑞利合作撰写过《欧洲宏观经济学》（Barro/Grilli，European Macroeconomics），布达与维罗茨写过《欧洲背景的宏观经济学》（Burda/Wyplosz，Macroeconomics：ＡEuropean Text）。他们在书名中加入“欧洲”字样，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富有挑战性的特定环境”即欧洲环境下的经济问题，即经济学基准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而非另立一套“欧洲特色”的基准理论。

第三，李稻葵为了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甚至断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而经济政策层面的败仗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倒退。”。他的这一断言过于武断了。李稻葵举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纪末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失误。可是他没有说明日本的政策失败和日本没有发现经济学基准理论直接有什么关系，而只是说日本的失败源于“日本经济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实践”。然而，在这次失败之前，日本经济学研究（指基准理论层面的研究）更落后于实践，更靠进口理论，但日本经济增长却独树一帜。我们自己国家在四十年前，有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顶峰的“政治经济学”，全世界人民在学习红宝书，经济理论无“贸易逆差”可言，可经济政策败仗的情形却屡见不鲜。而在最近四十年，中国进口经济理论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李稻葵和许多“有识之士”抱怨不止，但中国经济政策好像没有什么败仗可说，反倒是经济发展特别出色。因此，说不定正是大规模的经济学“贸易逆差”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所以，我担心的倒是，如果中国真的像田、李两先生所说的那样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政策可能又回到败仗不断的时期。

应当说，国与国之间经济政策层面的被动甚至败仗，是常见现象，和所谓经济理论上的“贸易逆差”毫无关系，或者说，这些政策层面的正确和错误，绝大部分和基准理论无关，而和决策者的个人信念、手头信息与偶然因素关联更大。其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绝大部分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阶段都是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的“贸易逆差”国，因为任何时期的基准理论总是由极少数人在极少数国家内建立的，绝大多数人总是学习并采用他人的基准理论，绝大多数国家都必须进口基准理论；同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因为进口基准理论而得益。换一个历史阶段，也许中国有个别人建立起那个阶段的基准理论并被全世界其他国家采用，那也决不表示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相对中国就会失败，否则中国人建立起的基准理论就达不到“基准”的标准。

第四，正如马克思和波兰尼等人强调得那样，当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无论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上什么修饰词，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当代经济学基准理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诚然，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着非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现在的朝鲜或四十年前的中国。但即使针对这样的国家，经济学者也不可能另辟一套基准理论。他们所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之上，加上其他因素去解释。例如，林毅夫先生对中国经济在1958-1962年或在1980年前后表现的解释之所以令人信服，便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做的。

田国强提议新的中国经济学要有利于党的领导。我的年轻朋友亦说，斯密当年建立经济学不是也要有利于英国君主吗？确实，斯密是那样想的。然而，斯密不要求比如卖肉者和买肉者为了君主利益而买卖。在斯密那里，卖肉的为自己利益卖肉，买肉的为自己利益买肉 （我们很多人亲眼目睹过此类现象：附近没有配套商业的新建小区才开始入住，就有人赶来附近卖菜。这类现象就是斯密理论的源泉）。斯密只是相信每个臣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最终会有利于君主。注意，在斯密那里，卖肉者和买肉者皆与君主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比如英国的肉铺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如果按照中国的领导层次分级，则英国一个小肉铺亦可以算 “正国级”，因为店主自己就是最高领导者。正是因为如此，后人才普遍认为斯密开创了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如果我们同意斯密的话，那么，把君主改个名就够了，新的基准理论不可能建立也不必要去建立。如果不同意斯密理论，像田先生那样需要领导或者像李先生那样与“西方自由”分庭抗礼，那就确实需要新的经济学。卖肉者和买肉者若在交易中被领导，这一交易便无法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解释。可假使一个个企业和消费者在交易中竟然自由地不被领导，“有利于领导”和“反对自由”的提议便无法落实到微观层次，两先生的提议就会成为空话。因此，如果两先生的提议要落实到经济学基准理论中，中国确实需要一套新的经济学，一套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当然，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便不是市场经济。可是，两先生真的主张中国应当走上非市场经济道路吗？我想，那些要求消灭私有制的人，多半不会相信他们。

第五，目前许多人指责“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中国，所举的几乎都是经济政策层面理由，比如没有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等等，而鲜有触及基准理论的理由。与所有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有学与术之分。正如前面所说，经济学的“学”不可能直接解释中国或任何一国的经济现象。就拿马克思经济学来说，它也无法直接解释，因此人们才提出该理论的中国化或者在中国“创造性地”应用该理论，而不是建立一套新理论。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准理论，是因为它适合于西方、东方以及南方和北方，只要这些地方承认市场经济。但是，在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西方经济学的应用都需要该国学者的创造性。打个比方，在长江和泰晤士河建桥都需要工程师的创造性，但中国工程师不需要新创一套力学基准理论，英国工程师也不能把“英国力学”直接用于建桥。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者在创造性地应用现代经济学方面做得严重不够，其中原因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如果著名学者不认真发挥自己在中国应用经济学时的创造性，反而把创造性严重不够的问题说成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那便既误导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误导青年学子。

此外，我还想指出，任何对中国最近四十年经济成功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完美解释的要求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看看对其他国家例如英、德国、美、日经济成功的解释，就会发现多种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所依据的基准理论还是同一种！因此，尽管我们需要更加令人信服的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或指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任何理论（即使真有所谓的中国经济学）解释和指导都有局限性，都不能非常令人满意，更谈不上令所有人满意。而这样的不满意不应当仅仅成为理论工作的动力，它更应当成为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的提醒剂：毕竟，把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应当不会再来。

最后，我想起大约二十年前，当我最初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远离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今天，我对向我询问的年轻朋友的建议依然类似：像“非礼勿视”那样地远离“创立中国经济学”一类的扯淡！！把精力专注在经典文献和你特别关注的个别问题上！！

注：田国强文章出处：http://www.sohu.com/a/217022776_260616，李稻葵文章出处：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8-03-02/zl-ifwnpcnt0106990. 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fintoutiao&loc=3&r=9&doct=0&rfunc=100&tj=none&tr=9。

“夜话”，2018年第5期，2018年3月13日

今年，2018年，是我去农村种田的五十周年。1968年的我，作为初中毕业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政府送到乡村，直到1977年返回城市。

我生于1953年。据家母回忆，父母在1959年我6岁时要送我去幼儿园，我不愿去；于是改送小学，侥幸通过写自己姓名和从1数到100的简单测试，开始上学。六年小学后，我于1965年入初中，赶上了1966年开始的“停课闹革命”，也赶上了1968年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到乡村种田。如果我按照当年的标准年龄7岁上学，我的命运将是在1966年“小学毕业”后依然待在小学，等“文革”的中学生都上山下乡离开学校后，再于1969年进入初中。那样的话，我几乎不可能去乡村种田，我的人生轨迹当然也是另一样。所谓命运捉弄人，诚不我欺也。

然而，当我于今年春节重返当年生活的村庄时，我才最终发现命运中的村庄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我当年所在的建华生产队（人民公社取消后改为建华生产组，是一个大约30户、130人的独立小村子），已经变成了“建华苑”小区。小区内有7幢六层楼房。小区旁则是更大的居住社区。原先的“建华村”只剩下小区栅栏外的几处旧屋和废墟；种粮的大田完全消失，仅剩下一些零乱的菜地。当年插队的乡村，如今已经城镇化！建华生产队或者建华村，将仅仅是留存在我头脑中的记忆。

站在新建的小区前面，我似乎幻然所失：青年时代记忆的附体全然消失了：村前的水井，年轻夫妇一个提水一个洗衣的欢乐；村边的自留地，夏日晚霞下众多粪瓢撒起的水影；村后的土山，一陇陇山芋苗的青绿；稍远的大小圩田，茁壮的稻苗上闪耀的是汗水。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带着我的感情，我的生命。我突然发觉，我的返乡，正是灵魂寻找它的附体；一旦发现附体永远消失了，灵魂也无法持续，一部分生命似乎正在从我身上流失。

不过，我很快就从幻境中释然了：非农化毕竟是历史大趋势；而我和几千万城镇青年被迫下乡种田，只是那大趋势旁的短暂逆流。我曾不由自主地身处逆流之中。因此，我必须提醒自己：不管那段乡村生活如何深刻地融入了我的体魄和精神，那一段生活在社会层面上都仅仅属于历史的逆流；而今天的乡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才是历史的主流。所以，我应当祝贺而不是感伤建华村的转型。

是的，那股逆流在五十年前是那么地强大，几千万人口在短短数年内便从城镇倒流入农村，从学校倒流入农业，从学生倒流为农民。我自己当时如此衷心的拥护这一逆流，以为它才是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唯一途径。今天，站在建华苑前，我深深体会到历史的力量：仅仅五十年，短短的五十年，那股非城镇化的逆流就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当然，那股逆流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没有它，建华村也许在五十年前就转型为建华苑了；而我也将获得完整的中等教育，不会为了写这篇简短的文字而翻查数遍“四角号码新词典”。

愿我的农民朋友们在新的小区里、在非农化大转型中获得新的精神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本。

愿主保佑我的农民朋友们！

“夜话”，2018年第3期，2018年2月27日

附录：两张照片

建华村旧址，在建华苑内栅栏前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