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在国内若干学校做学术报告讲农民转移的波动问题。这些学校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山东大学（2009年）。我在报告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农民转移与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危机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建立在我对农民转移的研究上。在这篇夜话和以后的夜话里，我将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我对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研究。当然，既是研究，它就必须与现有知识不同，必须向自己和世界提供新知识。我相信我的研究提供的新知识将部分地改变人们观察经济发展的方式。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转为非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如此。假如中国在鸦片战争时百分之九十以上劳动力都从事农业，那么，中国要建成现代经济，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粗略地说应当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可以用一个“物理”指标来度量的话，那就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或者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这样的指标第一直观；第二比较容易统计，按某个规则数人头就行了，既没有严重的“质量”比较问题，也没有物价变化的调整问题；第三直接和人有关，而人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下面我用的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从这个指标的横向比较看，今天被归类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国家就整体而言，1997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为6%，2007年为4%。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97年是2.6%，2007年是1.4%。可见今天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很低。它们早已经完成了“现代经济”的建设任务。全世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数据，1997年是41.4%，2007年是34.4%。但全世界数据的可靠性不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通常都有问题。根据中国自己发表的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97年为50%， 2007年为41%。中国的数据可靠吗？不知道。但第一，我们现在只有这些数据可用，所以即使不知道它们是否可靠，我们也别无选择。第二，我们在用这些数据时必须十分小心，尤其是用它们推导出用以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第三，在我们提出理论的时候，不能仅仅依靠这些数据，而首先得靠逻辑。最后，我们自己得扪心自问，就农业劳动力和劳动力转移的统计来说，为什么政府要花力气去统计？通常情形下，只有在理论揭示了某个事物或现象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之后，对这个事物或现象的统计才会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稳定和经济危机有着直接关系，政府就可能有动力认真对待这个统计。如果我们仅仅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政府自然很难看到统计农业劳动力转移对自己的用处。
农业劳动力比重从比如90%下降到20%需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除了历史学家，其他人很难想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因为包括政府首脑、伟大领袖在内的大部分人的视界不会超过20年。因此，我们不但需要说明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业的长远意义，而且需要说明它的现实意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从长期看在下降，从短期看却起起伏伏。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预期10年后的农劳比重比现在低，但他却很难预期1年后的农劳比重是不是比现在低、低多少。下面的图1就表明了这一点。根据中国现有的1952-2007年数据，我们计算了中国的农劳比重（l）和农劳比重的差分（Dl）并绘成图1中的两条曲线。利用物理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其中的l 线看成落体运动路线。在1952-2007年的55年中，它走过的“距离”是42.7个百分点，“平均速度”是每年0.777个百分点。可是，如果我们看它的“瞬时速度”也就是Dl线，就会发现它和平均速度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这55年速度的标准差竟然达到了3.755，几乎是平均速度的5倍。在这55年中，任何一年的瞬时速度都不等于平均速度。瞬时速度最大值（百分点）是23.0。也就是说，如果平均速度等于这个瞬时速度，中国不要两年就可以走完历史上用了55年才走完的距离。但瞬时速度的最小值却是-11.4。在这55年中，有13年瞬时速度是负的，3年是0，换句话说，在差不多三分之一年份中，我们或者停步不前，或者往后退。
图1 中国农劳比重的长期下降和短期波动
注：Dl>0 表示农劳比重降低，Dl<0表示农劳比重提高。
凡是学过高中物理学的人都知道，为了描述物体在一段时间中的运动轨迹，瞬时速度的概念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现代物理学就是因为伽利略发现了瞬时速度才建立的。同样，为了描述农业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的转移轨迹，瞬时速度概念也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在我所了解的经济学文献中，l线被经济学家说过千万遍，经济学中甚至还有个“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茨涅兹典型事实”，说的就是l下降是个规律和事实。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描绘过Dl线！
问题是用来描绘Dl线的数据可靠吗？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完全能够想象假报统计数据的情形。然而，我相信，无论中国现有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问题，图1揭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几个规律或者特征总是存在的，统计数据的“返真”所能够改变的仅仅是这些特征的强度和时机。这些特征是：
1） 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差距很大
2） 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呈周期性变化。瞬时速度加快几年后一定会出现放慢的几年，然后再加快，周而复之。
3） 农劳比重的瞬时速度在一定区间内变化，因此它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事实上，这三个特征不但存在于数据不可靠的中国，它们也同样存在于数据比较可靠的发达国家。图2 显示了美国从1948年到2007年的农劳比重下降状况。和同期中国情况相比，它的l曲线没有出现大波折，而它的Dl曲线波动同样非常剧烈与频繁，同样表现出上述三个特征。同时，我也没有发现哪个美国经济学家对描绘过美国的Dl曲线。
图2 美国农劳比重的长期下降和短期波动
注：图2和图1纵轴的刻度不同。
当然，发现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概念并把它计算出来只是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物理学”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理解它，而不仅仅是描述它。例如，从中国55年的长期数据看，瞬时速度没有越来越快或者越来越慢的长期趋势，至少这类趋势不明显。由此出发模仿伽利略，我们设想在某种理想状态下或者“真空”中，农劳比重下降应当是一种“匀速直线运动”，每年都下降，每年下降的速度相同，瞬时速度等于平均速度。当我们观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年大历史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而且也需要做类似的设想。然而，如果我们观察自己亲历其中的“盲流潮”、“民工荒”、“农民工失业”，我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农劳比重下降不是“匀速直线运动”；为什么它的瞬时速度表现出以上三个特征；什么“外力”作用于农劳比重，使它的降速发生如此剧烈和周期性的变化；农劳比重不是在真空中下降，但它“匀速直线”下降的“真空”是什么；它在最近55年中和今天的2009年下降的环境和“真空”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即使有了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概念，我们依然没有农民转移的“物理学”或者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还得等待牛顿来发现农民转移的运动规律。
再次观测上面的农劳比重变化图，我们不难发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表现出很有规则的变化周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农劳比重变化出现过4次大的高峰和三次大的低谷。高峰分别出现在1978、1984、1994和2004，低谷则分别出现在1982、1989和1999年。同时，周期越是往后，周期波动就越显得平滑，没有了先前周期曲线在高峰年和低谷年的尖角。但周期本身依然存在，看起来好像日夜交替那样地不可改变。从这个图看，我们中国经济很难逃出自己的宿命：紧接着2007年，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应当进入低谷。说到底，正是这张图，这条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曲线，让我相信中国2008年将出现经济危机，而且这次危机根源于中国经济内部。
为什么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变慢，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危机呢？这是因为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不算多，因此中国非农产业发展需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某一年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越多，农劳比重降速越快，非农产业增长当然也越快。由于中国GDP大部分是非农产业创造的，所以非农产业增长越快，GDP增长就越快。相反，如果某一年农民转移少了，农劳比重降速放慢或者不降反升，除非中国利用其他方式比如投资大量资本或者雇佣大量城镇失业者推动非农产业增长，否则非农产业增长必然放慢，GDP增长也将相应变慢。
面对着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曲线，我想每一个想对中国经济说点什么的人都会严肃起来：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不着边际的争论，不再是政府应当如何做或者某个人、某某公司、某某政策如何做的争论，不再是斯密、马克思、哈耶克、凯恩斯的理论孰对孰错。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类似自然规律的经济现象。这一现象已经确定，可谁都不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发生；谁都想逃脱这一现象，但内心的幽灵又提醒他这是逃脱不了的。确实，在这张图面前，任何人都可能意识到在2007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要把农劳比重降速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即使政府采取大规模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甚至宣布取消户口制度，即使把外汇储备分给公民以促进内需，即使投放4万亿甚至更多的经济刺激投资，即使采取其他可以想象的政策措施，2007年的农劳比重降速最多也只能再维持两三年，中国经济依然必须面对农劳比重降速明显放慢的周期阶段。为什么农劳比重降速会下降，为什么不能把它长期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没有人知道答案。而这就是宿命。
另一方面，如果温家宝在2006或2007年像朱镕基在1995年那样“主动”抑制经济“过热”，削减投资，停止房地产和钢铁业的周期扩张，“主动适应”农劳比重降速放慢的周期，也许中国经济可以更“好”地度过这轮下行周期，也许这轮周期不一定会恶化成危机，也许今天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是另一种景象？对这些问题，也没有人知道答案。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独立变量。一个农民能不能转移到非农产业，首先要看非农产业有没有更多劳动需求；后者又看有没有更大的销售市场和更多的投资。因此，农劳比重降速的变化可以从非农产业增长的角度来观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但它也有缺陷。是不是开辟更大市场、促进更多投资就能够改变农劳比重降速的周期性、实现农劳比重下降的“匀速直线运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个瞬时速度下降阶段，中国经济似乎都有内需、中国经济也正在高投资阶段。比如朱熔基坚决强迫江苏的钢铁投资“铁本项目”下马。当然，也许是收缩投资才减少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农劳比重下降的速度才放慢。这里有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对此，一方面我们要看这次温家宝扩大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解释农劳比重降速的变化需要逻辑。无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任何一点都可以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可一旦出发，逻辑就是决定一切的了。在下一篇夜话中，我将说说我自己的解释和逻辑。
“夜话”2009年第8期，2009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