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夜话”2006年第21期                              2006年12月18日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各位长辈、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家父九十大寿、庆贺家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我代表兄弟姐妹，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家父如今已步入九十高龄。九十年沧桑巨变，九十载风云际会，家父既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又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我们的家族尊师重教，历代出了许多举人、进士。家父自小聪颖好学。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后，家父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中央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定居南京。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早期，家父不但把家族从乡村带入城市，也把家族从传统带入现代文明，为后辈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父亲和、乐观、有主见。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负责起当时最为艰难的学校消费合作社工作。进了大学以后，他又在自由竞选中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渴望建设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但他刚过而立之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他亦失去机会，甚至50多岁时还得到农村务农维生。尽管如此，家父始终保持平静、开朗的心情，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和社会。60花甲过后，邓小平主持的拨乱反正为家父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家父由衷地拥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多次组织海内外校友聚会，为祖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尽力。

家父对子女要求严格。他教育我们坦诚为人，认真行事。他要求我们热爱知识，求学不倦。正是在家父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最艰难、最不重视知识的时期，都不忘记学习，不离书本。更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孙辈们正在把这种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

家父、家母最为家族所称道的是对感情的忠贞不贰。早在少年时，家父母就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主定亲。后来家父出外救亡求学，整整八年与故乡失去联系。家母在家苦守八年。家父的才华使他不乏女性朋友，家母的美丽更让提亲者接踵而来。但他们谨守儒家之训，不疑不惧，互相等待，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两人团聚，终成眷属。从那以后，无论在兵荒马乱的艰苦阶段、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不公年头，父母亲都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同撑起家庭，共同抚养教育我们子女，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今天，在恭贺家父九十大寿、家父母六十婚庆的大喜时候，作为子女，我们无比感谢亲爱的父母亲，最衷心地祝愿父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谢谢大家！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夜话”2006年第11期                                                           2006年5月20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期                                                         2002年8月28日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1期                                  2004年6月2日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的一个夜间和朋友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 ―― “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力或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这样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10-01

事 业？ 

对事业这个概念以及它的价值论含义，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囫囵吞枣，分不清魏蜀吴，但记住了刘关张三结义。后来又读过几遍，内容梗概都记住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桃园结义。后来读到一篇野史，说苏东坡在街上看到那些听三国说书的人，凡听到刘关张取胜都开怀，听到刘关张失利都叹息，才领悟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的道理。那些在街头听说书的人，不外煮酒买浆者流，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小民百姓吧。这些人中，很多人大概也分不清魏蜀吴，却都知道刘关张。刘关张的故事是典型的男性故事。但就算当今女性地位上升，她们也还是承认刘关张英雄的。比如男主人想出门找几个朋友玩玩，往往受到牵制，那理由之一，便是“你那些朋友能跟刘关张比吗？” 

刘关张的故事自然和事业相联系，这就是光复汉室。这事业眼看有成之时，关羽却被东吴所害。刘备若能以事业为重，应当暂不追究，待扫平天下，再为兄弟报仇，亦不为晚。这也是诸葛亮力劝刘备勿伐东吴的理由。刘备若从之，或许能一统天下，重建汉朝，中国历史不复有晋、隋、唐诸朝，中国人在海外也不必为汉人、唐人之分而枉费口舌。但刘备不听，执意为兄弟报仇，结果兵败，光复大业亦付之东流，后世文人为此扼腕者多也。 

东坡先生领悟的君子之泽和小人之泽之别，也许就是事业和情义之分吧。如果关羽谨慎，荆州牢固，然后刘备以西川、荆州之师两路北伐，曹魏或可破，东吴或可灭，汉室或可复，事业情义或可两全。但月有阴晴圆缺，事业情义难以两全之时，刘备舍事业而全情义，虽为人所诟，但仔细想来，若刘备事业为重，桃园结义的终局便将落入俗套，刘关张大概早已被遗忘，更谈不上“百世不斩“了。历代开国皇帝，有名的如李世民、朱元璋等，戎马之时，都有几位结拜兄弟，但他们重事业轻情义，“曲线救国”，虽成帝王伟业，但由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记忆和认可很少，“五世而斩”。显然，这样的“曲线救国”无法在民心中把桃园结义画上圆满的句号。况且刘备不迅速为关张兄弟报仇，究竟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 “享得一日帝王福，便知千年皇冠欲”，以事业为幌，皇位为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或以大局为重或受形势所逼或虑个人权位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事太多，他们用的理由几乎都是事业，即使很多人是真的，可有几人的事迹能像刘关张这样不走“曲线救国”路线的故事流传？苏东坡领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民心上留下烙印的可能不是事业，而是情义和支撑着情义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民百姓，民心即我们大家共有之心。刘关张的故事之所以弥久不衰，是因为它激起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代小民内心深处某种欲求的共鸣。这是一种什么欲求呢？我想，它所求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事业为理由，不要以大局为原因，不要以形势为根据，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开脱自己的行为，美化自己的人格。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

双周夜话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帧、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够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

“双周夜话”2002年第10期                                                    2002年5月7日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双周夜话2004年第2期                                   2004年1月26日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7期                                                             2002年3月28日

 

 

五十而知天命

 

时光如流，逝者如斯。对我来说，到本月份，人生已入第五十个年头。还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岁的时候，想起孔老夫子的人生说法，便以为自己年十五而志于学，二十而立，因为当时在经济上已经独立，思想上大概也独立了。三十年过去，今天又想起夫子的说法，才意识到自己应当是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什么是天命呢？夫子没有明讲。后人的解释似乎也不多。我想，天命也许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假设不是夫子自谦的话，则连圣人都过了半百，生命度过了三分之二，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见知天命之难。当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今天的人完全可能比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更早地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否则，我们如何能认定历史真在发展、时代真在进步呢？

       可是，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想它存在于夫子说过的“仁者爱人”上，也就是善上。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它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群体生活又使得它最终成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因此，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质上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每个人或早或迟都能体会到，最能令我们对生活有所感悟的，不是我们对物的感受，而是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感受。而在人与人关系中，最能拨动我们心弦的，是善心善行。这也就是我们至今仍然在读唐诗宋词、歌德莎士比亚，而不去读牛顿、爱因斯坦的原因之一。在真善美中，善是最重要的。没有善，人依然可以求真求美。大大小小的自然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真，大大小小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在寻求社会的真、人的真。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财富占有就是人与人关系的真，并且认为自己在人与人的财富竞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完全正当的。同样，追求美的人也不必是善良的人。但只有善才能使我们感悟到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意义，感受到真和美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而避免真和美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无望甚至绝望。善良的人也可能说“善意的谎话”，可能在追求大家公认的美时退避三舍。而此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假和丑，反而会感到一种更深刻的真和美，这就是善对我们心灵的重要性高于真、美之处。善良的人完全可以参与竞争包括财富的竞争并取胜，他和不善之人的区别在于他自觉而不是被迫地遵守竞争的规则并且以爱人之心平等之礼对待失败者。因此，夫子说的知天命，就是懂得以善待人，凡事出以善心。至于什么年龄才知天命，我想是不重要的，尽管我也是在50岁才写下这篇文字的。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精英知、行背离的今天，自己如何把对天命的知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