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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09-15

信任别人

   刚刚一位同学看到我的网页，发现很容易就可以留言，感到惊讶，这样太危险了。她问我如果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怎么办。我说信任别人吧，还是要信任别人，信任这个世界。 

是的，我不能够排除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我的网页上，也不能够阻止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其他网页上。什么人能够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呢？我想没有人能够阻止。在网络这个自由的虚拟世界里，甚至在不很自由的现实世界里，都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样事情的发生。即使法律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律对不严重的“假冒”留言不会处置。对严重的“假冒”留言，要找出假冒者，却又不是一件易事：而无被告，法律不会受理。 

其实，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关键还是信任。信任别人，信任我们周围的人，信任我们日常接触的人，信任我们第一次接触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美味的饮食和得体的服装，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只有信任才能够使我们心情平静，才能使我们心绪踏实，才能够感受到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 

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我们首先应当信任别人。一个不信任别人的人是无法得到别人信任的。当然，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我们信任我们的家人。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应当信任人，信任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这就象教徒们敬仰上帝并且把其他人都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上帝子民来信任一样。我虽然不是教徒，但信任大家，信任每个人都有“性本善”的一面，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互相都给别人更多一些信任，我们每个人就会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本善”，我们自己也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 

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信任别人的前提是相信别人都是好人，相信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如果我们除了少数家人和朋友外，不信任别人，假设别人都是坏人，那么，这个世界，这番人生对我们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将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打电话不愿报自己的身份，怕对方是坏人；写文章不愿意讨论，怕被人剽窃；遇人先揣摩对方的心思，防止上当受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把自己保护好，但世界在我们心目中却变得无比困难，生活便使得我们心力交瘁。自然，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别人不值得信任，我们可以举出大大小小的例子来证明别人之不值得信任。当然，这些例子都是确切的，在生活中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和稳重。可是，所有这些别人不值得信任的例子加起来也不足以证明我们日常接触的大部分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不能够证明我们周围的人文环境的险恶。如果我们换一种心态，我们首先信任别人，即使在自己因此而受窘受难的时候仍然相信人间的美好，那么，我们将会获得别人的信任，将能够体会到生活的价值。

“夜话”2005年第8期                                               2005年12月8日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刘国光引起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争论，涉及的首先不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孰优孰次或孰本孰用的问题，而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对此，我的短文“学术自由第一位”已经做了说明。每个学者都可以偏爱或者研究某一个理论，而无须接受特定的“指导思想”或者“领导”。在理论研究和争论上，学术自由是根本的。只要我们承认学术自由，刘国光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权问题就是假问题。

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发展它呢？但我要提出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人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的答案很明确：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如果不具备自由主义的情怀和理念，这个学者根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无缘，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我的理由如次：

1. 马克思本人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征――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是马克思一生都在坚持的原则。马克思无论在他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憧憬的未来社会制度内，都把人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自由的，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是自由的，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同时，他们双方又尊重对方的自由。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更是自由人的结合体。人生而自由，每个人有研究并形成自己系统思想的自由，对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李健先生最近在他的“重新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重新回到马克思，就是要“象马克思一样，成为永远而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2. 就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他们不但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性态度，而且和马克思一样，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理论成就也持批判性态度。他们明白任何现存理论都有其价值和局限性。他们要做的是发现这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且推进旧理论的发展和新理论的建立。没有这种批判态度，一切发展、一切创新都是空谈。而刘国光对“指导思想”不容置疑的态度，刘国光对马克思理论的辩护性态度，只会从根本上阻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

3．自由主义者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他们尊重学术自由、承认学术上的自由竞争。因此，当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政府的保护伞，他们也不需要政府的保护伞。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承认，那只能够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此，他们必须仔细阅读马克思著作，理解马克思思想，认真推敲自己观点，防止任何可能不严密之处，并且准备与任何人、包括反对马克思的人平等地辩论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从其自由主义情怀和理念延伸出来的学术平等和严谨态度，是刘国光这样倚仗学术专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难以理解的。

4．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人，也都是自由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推进了农民理论研究，但列宁一生都坚持言论自由，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言论自由。斯大林才把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而清除之。西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例如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解释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森岛（Morishima）、罗默（John Romer）等，在学术自由、个人自由的意义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没有。

当然，在刘国光看来，斯威齐、巴兰、森岛、罗默都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曲解马克思，就是用数学方法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了。因此，无论邹恒甫或者其他学者如何介绍外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刘国光都不会承认那些研究属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去世后研究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在就是他们了。所以，刘国光才敢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刘国光这些政治经济学专家教授们，囿于辩护性与灌输性的宣讲，离真正的研究差之何止万里。刘国光本人除了口头上喊马克思主义外，自己又做过什么马克思研究吗？没有，完全没有。在介绍刘国光获取中国经济学奖的网站上，列出了刘国光著作近30种，但没有一本著作是直接研究马克思理论的 （http://www.macrochina.com.cn/prize /brt/liuguoguang.shtml）。我们不禁要问，除了空喊马克思以外，刘国光懂得马克思吗？刘国光研究过马克思吗？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学者，研究过马克思吗？懂得马克思吗？在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王亚南，《资本论》中文版的译者之一。刘国光和他相比，只能算后辈。我手头就有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可翻开这本书，我读到的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充其量不过是《资本论》讲解。这样的书以《“资本论”研究》为名，既亵渎了《资本论》，又亵渎了研究这个严肃的词汇。我翻译过《消费理论》，但是我仍然不懂消费理论。由此我敢断言，翻译了《资本论》的王亚南，并不懂得《资本论》。他的《“资本论”研究》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

    因此，要懂得马克思，要发展马克思，一个人必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是学术自由的身体力行者。舍此，发展马克思便是空谈。过去，马克思在个人贫困生活中自由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今天，如果舍弃自由主义，仅仅靠金钱、权力来发展马克思理论，肯定不会有结果。对此，我有发言权。我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中，我直接研究过《资本论》。我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试图把消费或劳动力生产过程纳入《资本论》体系并由此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许我的文章有错误，但它至少是真正的研究型文章。王亚南、刘国光以及国内那么多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授，发表的直接与马克思有关的文章何止千百篇。可他们没有任何文章在深度上可以和我的这篇文章相比，因为他们写的几乎都是学习马克思的心得文章。他们这类文章全部加起来，也不及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这里不是数量之分，而是层次之别。我的文章也是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而且，我的文章是中文；没有数学，纯粹文字叙述；应用了历史方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因此完全符合刘国光要求的“规范”。我相信，读过我的文章，人们会发现这里存在另一种马克思研究，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伞的马克思研究。与此相比，刘国光的马克思“研究”与研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能够做到研究马克思理论，就在于自觉地想象自己处在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任何权势，也反对任何权势，除了以理服人外，别无他途。而这已经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偏爱马克思理论的学生，提倡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如果想达到研究的层次，就应当同时了解自由主义的精髓，培养自由主义的情怀，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承认学术自由。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希望。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期 　　　　　　　　　　　　　　　　2004年7月29日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双周夜话”2002年第4期                                  2002年2月12日

 

 春节的作用

 

 今天是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记得童年时候，没进腊月就盼望春节了，因为到了春节才有糖果含，有肉吃，有压岁钱领，有炮仗放。后来到了农村，和农民在一起，夏收夏种的五、六月份和秋收秋种的十月，收割、脱粒、整田、栽种，几乎全靠人工，真正残酷的体力劳动。可就在那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的农忙期间，农民还只是象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中午甚至晚上吃些干饭，可肉是舍不得吃的。但到了春节，没有什么农活，农民却无论怎样穷，还是要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我曾经惶惑不解，为什么不在农忙反在农闲吃肉？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过年其实是穷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而找到的一种方式，一个借口。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来说，平时再苦再累，买点肉吃也是一种奢侈，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到了过年，再穷再欠债，不买点肉吃，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觉得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节日。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但过年、而且平时也常常有肉吃了。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盼望过年了，因为糖果、压岁钱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为了偶然地享受一下“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节日来安慰自己了。这是我们的努力和运气共同产生的结果。那么，现在春节还有什么作用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给我们一种心理提示，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和父母、和孩子、和亲人共同生活一下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或坦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享受，它完全不亚于穷人通过节日得到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物质贫困的我们，常常太需要这样的心理享受了。第二，作为穷人创造的节日，春节同样提示我们，中国和世界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地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因为缺乏运气，他们继续停留在贫困状况中。例如，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太缺乏运气了。我们这些获得现代生活的人，只要想到“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生活的道义源泉，想到我们自己在贫困时（或者可能贫困时）多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那么，春节就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幸运和自己面对穷人的义务。现在， 世界上穷人还很多， 根据国际社会的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2美元) 和极端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 标准， 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中国更有两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官吏制度，以及我们每一个不穷的人可能有的对穷人的歧视态度和巩固自己相对优势的无意追求，都压抑了穷人的声音，加重了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每年一度的春节会触动我们善良的本性，提醒我们注意贫困的存在，使我们在心理上特别地感到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状态，特别地感到行善为仁的必要。也正因为春节的这一作用，当我在前往欧洲的飞机上想到春节的时候，25年前在农村的贫困景象历历在目，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幸运，更提醒自己尊重穷人，在工作、生活中想到穷人和他们承受的不公正，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夜话”2005年第1期                                          2005年1月31日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

       ――从伊拉克大选说起

 

　　昨天（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了1953年（我出生的年份）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但我可以肯定的两个事实是：一半以上的伊拉克选民投下了选票，选举过程没有特别重大的舞弊贿选现象。就此而言，伊拉克选举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伊拉克选举是外来力量促成的。没有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前伊拉克专制政权，没有多国部队对各种反对武装的强大镇压，这一次自由选举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竟然有那么多伊拉克民众勇敢地走到了投票站，投下了一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签注的选票，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刚刚在三年前举行的只有一个候选人、并得到了99.99%选票的伊拉克选举是多么地令人恶心，而两年前还以“伊拉克人民”名义所做的专制主义宣传又是多么地令人可笑。

　　是的，伊拉克民主是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但这么多选民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却向世界证明了他们需要民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他们自己争取不到或者很长时间内争取不到民主，不得不忍受本民族的专制。外来民主力量利用某个契机推翻了他们的民族专制，为他们创造了民主的前提，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制度，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这里，契机定义是重要的，打开历史大门是重要的，为此而付出的牺牲也是重要的。外来民主力量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作出恰当的决定。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民主力量向其他民族推行甚至强加民主制度的历史。俄国、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尽管层次不同）是接受外来民主观念的例子，德国、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纪中的民主化则是接受外来民主强制的例子。伊拉克事件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延续而已。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便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这段历史持自己的评价。可是，如果我们假设德国、日本、印度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世界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明白，把民主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吧。即使日本某个派别想发动战争，向选民解释战争理由和国内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也会大大降低这个派别实现战争想法的可能性。就发动战争来说，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道义理由，但一个专制国家只需要言论控制下的谎言。因此，如果日本现在是专制国家，中国面临的危险将严重得多。

　　德国许多学者承认德意志民族没有民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民主制度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正是外来力量用扳道岔的方式强制改变了德国的政治道路，德国才有了如今的公民平等、自由和富庶。今天，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德国人已经养成了平等、民主的基本习惯；他们感谢当年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同样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已经扎根。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伊拉克民族，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不是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就是民主传统过于薄弱，不足以依靠自身力量在比如一、两百年的时期内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族需要外来民主力量，需要在强加的民主下形成自身的民主传统。就此而言，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即使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入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大多数人已经具备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双周夜话”2003年第10期                                                             2003年5月22日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学校任命我为经济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教师对我的信任。

       同时，我明白，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我校其他院系对加强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才有我担任院长的可能性。在院长的任上，我愿意为各位老师服务，为学校和学校其他院系服务。

       三年前，在经济学院成立会议上，我讲了三个问题：

      A、教师进修

B、学术气氛

C、公开化

这三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我接任之后，将首先了解现有制度，适当的将保留，不适当的将修改，没有的将建立。我希望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学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今天，我想提出新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学院的转轨，是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

全面转轨到现代经济学上意味着

1．  设计新的教学体系

2．  各门课程都讲授国际上的主流思想和新的发展

3．  各门课程增加分析的成份，研究生课程增加研究的成份。

转轨牵涉到经济学院的所有专业，从思想史、经济史到关于中国、外国现实问题的所有课程，都需要转移到现代经济学上来。当然，经济学院还有一部分带有政治课性质的教学任务，但只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政治课，都应当改革，包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需要转轨。通过转轨提高教学水平。而教学水平提高了，科研水平才可能提高。

转轨是个渐进的过程，计划三年左右完成。经济学院将采取措施，帮助教师转轨。这就是教师进修的问题。经济学院今后的工作，将以教师进修为重点，采取国内外进修、聘请学者讲学、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提高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转轨过程中，教师会有调整，但我将保证现有教师第一，进人第二。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教师来说，关键是自学。各位教师只要愿意学习，便有希望通过转轨，达到高一级的理论水准。

       转轨也需要制度，做到有序转轨。制度要保证学院重大事务和财务公开化。同时，要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度。制度是约束人，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我做为院长将自觉受制度的约束。如果各位教师对我有意见，可以用各种形式随时提出。不过，领导者有规则地卸任，是群众能够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的前提，也是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这里，我谨表示在三年任期结束时，我不谋求连任。

       我相信在学校领导下，在各位老师的支持下，经济学院的转轨任务将顺利实现。

 

2003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