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2006年第2期 2006年1月20日
再谈无欲则刚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我相信， 我认为内容很好。 你自己也写过无欲则刚的文章。 我也认为，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 而有好名誉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保的。 因为人很容易受引诱， 这种引诱是多方面的， 包括出版文章的引诱， 当官的引诱，经济好处的引诱， 情欲的引诱， 性欲的引诱等等。 有人抵挡不了这些引诱，就坏了自己的名誉， 是很可惜的。 而这些使人破坏名誉的引诱往往还带有很好的外衣， 例如， 出版文章是为了做学问， 当官是为了利用权力做的事情，经济的好处是为了做事情增加经济实力， 情欲是为了爱， 性欲是为了照顾穷人（给美女收入的机会， 陆德明这样是说）。最后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这一点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例如台北的马英九。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期 2003年9月3日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期 2002年6月19日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夜话”2006年第4期 2006年2月21日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年2月26日
—————————–
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
“双周夜话”2003年第8期 2003年4月23日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的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所以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必须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象1976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
“双周夜话”2002年第21期 2002年10月8 日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做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良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