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学术自由第一位

 

 

　　今天是教师节。

　　当教师从上大学始。那时我刚刚从农民转成城市清洁工。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兴奋，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作为农民、作为清洁工，我能够得到和那个阶层相应的经济不拮据、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平静生活；同时，我可以评论社会却又无需为社会负责，因为无论社会好坏，那个阶层的人是很少责任的。但一入大学，进入高阶层，我个人就可能成为社会好坏的原因之一，我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了：可我有能力负责吗？有勇气负责吗？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竟然能够上大学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可我还是走进了大学，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以至于教师节也成了我的节日。

　　作为大学教师，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呢？我认为第一位的责任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保存尤其创造知识的园地。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学术必须自由。大学教师的第一义务是保证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知识是思想的成果。思想是个人的。每个人在思想，而不是整个人类在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无法从外部控制，所以，正当的方式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具有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让他们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尤其是系统性观点，便是学术自由。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系统观点，是每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不过是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这一要求。

　　人们常说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但它和学术自由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学术自由，我们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书，应当育什么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疯狂地毁坏文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学校仅仅允许一种思想、一类书、一种人，完全没有学术自由。在那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懂得尊重别种思想、别种人；一有触动，容易走向极端。而在一个尊重学术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容易看到各个理论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感受到平等宽容的争辩讨论气氛，容易形成独立思想和正直人格。在大学里，学术专制把人当作特定观念的工具来教育，学术自由才把人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的人来教育。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可大学要做到正面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职业责任。

　　大学是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场所，教书和育人要用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着什么知识具有保存和创造以及教育价值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学术自由环境下的竞争。有了学术竞争，有价值的旧知识和新知识才能辨别出来，大学也才可能执行保存、创造和教育知识的任务。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可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竞争，因为学术竞争的前提是思想表述的自由和表述者的没有恐惧。在学说上，正如在商品市场上一样，没有一种（思想）产品是完美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其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知识的相对性暴露出来，让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把某一特定思想、特定知识的价值绝对化，甚至用它“领导”其他思想和知识，其实就是否定学术自由，其结果自然是学术的衰落和思想的禁锢，是教书育人的失败。

　　自然，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在部分行政色彩强烈的国家如中国，大学属于某个行政系统，有谁是领导机关、用什么方式来领导的问题。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学术存在领导权或者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自由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原则，都超越了具体的大学领导权和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后者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学术机构的任何领导权、任何指导思想都不能够束缚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学术创造，它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借助世俗权力来阻止个人表述其思想。因此，学术上的领导权、指导思想等等的概念，只是和学术专制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因为专制者需要的才是领导权，专制者需要的才是挑选出一种思想来“独尊”。只要抛弃学术专制，承认学术自由，学术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成为假问题。

　　在我个人研究的经济学领域内，总有人提出独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独尊马克思或者独尊她（他）偏爱的任何理论或学者，但她（他）同时应当尊重别人的偏爱。而这一点就已经是学术自由。如果所有人都偏爱同一个理论，学术自由没有必要；如果有人偏爱不同的理论，学术独尊没有理由。学术自由允许的，恰好是每个人独尊自己偏爱的思想；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偏爱强加给别人。那些要求每一个经济学者独尊马克思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当马克思让自己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自然也让别人怀疑一切。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这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思想和思想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至少不会有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自由，已经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产生的，它也只能够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底线，同时也是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底线之一。其实，正是因为我为马克思理论创造过新知识（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我才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也才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那些强调独尊马克思主义的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泥塑的偶像，结果成为强迫所有经济学者独尊他们个人的某些“观点”。而他们个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独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讨论。

　　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最基本的人文环境，也是我们大学教师、学生最基本的个人素质。意识到学术自由，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相对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并且还不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学术自由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拒绝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感觉，从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批评和讨论。同样，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严格挑剔别人观点时注意到其相对正确的地方。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讨论中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炼、一种观点的逻辑，而不会纠缠于动机、功用、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在学生面前负有学术自由的责任。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论文导师从来没有要求和他的观点一致，因此我没有体会过迎合导师的烦恼。现在我当教师，同样不给学生这样的烦恼。学生论文只要概念清楚、逻辑明了即可。观点是否和我一致，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作为教师，我们有启发学生思路、揭示他们想法的模糊之处、帮助他们明晰概念和逻辑的责任，更有鼓励他们思维、尊重他们观点、熏陶他们学术自由素质的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尊重他们的版权，因为他们的论文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我们的指导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也只是指导，而不参加直接写作，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列入毕业论文的作者内。同样，在基本上从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内容发表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作者之一。我们争取学术自由，不但是让教师学术自由，而且特别是让学生自由，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学生的特长，因为学术自由是他们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学术的未来靠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

　　有自由、学术兴；无自由，学术亡。大学要成为知识的圣地，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要成为高尚的事业，今天学者、学生的学术所为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学术必须自由。作为大学教师，我明白自己对学术自由的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在今年的教师节，忆起我走进大学前的犹豫，而生发的感想，遂写下这篇文字。

 

　　　　　　　　　　　　　　　　　　　　　　　　　　　　　　　　　　　　初稿于2005年9月10日　　　　　　　　　　　　　　　　　　　　　　　　　　　　　　　　　　　　修改于2005年10月10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年10月22日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双周夜话”2004年第14期                                                      2004年7月12日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田国强先生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辞去了院长。我感谢学校接受我的辞职申请，并衷心祝贺田先生的就任。

 

田国强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田先生能够在美国工作的同时，就任经济学院院长，为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为国内大学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改革贡献力量，我非常敬佩。如果清华大学特邀讲学的二十几位华人经济学者能够担任国内二十几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院长、主任，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跨出了第一步，我衷心地希望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田国强先生成功。

 

过去的二十年内，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的经济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的前任院长时期，“西方经济学”便变成了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课程，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唯一的经济学考核内容。我在任上所做的，只是公开提出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全面转轨或者用今天田先生的话说转型，也就是把原先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化了。田先生今天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课程体系改革、学科建设、引进人才、教师培训得便嘎措施，将把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可能最终完成转型工作。

 

确实，就象来自西方的化学在100年前取代了中国炼金术一样，今天，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取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即使反对者也只能够顺之而动的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不认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要“西方经济学”博导头衔的例子。大趋势中出现反复，是正常现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高校教育上避免重大反复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要义，是让大家说话；而让大家说话的前提，是用公开化的制度来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公正。但在一个不让大家说话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自由的，在一个信息不大量公开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公正的。田先生在学术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环境下从事学术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达到一流的目标。

 

谢谢大家。

 

 

 （2004年7月12日的发言没有包括第四段）

“夜话”2006年第1期                                      2006年1月3日

 

转录：

 

我 相 信

（约翰·小洛克菲勒，1941）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

我相信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

每一个机会都意味着约束；

每一笔财产都意味着义务

 

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定，而非人为法律而活

我相信政府是公众的仆人，而非公众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的尊严，无论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我相信世界不会自动养活任何人，但它给每一个人劳动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节俭是妥当安排生活的关键，

我相信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而言，节俭都是获得稳定经济实力的首要条件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是任何社会秩序长久稳定的基础

 

我相信诺言的神圣性，

我相信一个人的话应当有信用，

我相信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

 

我相信人类的基本责任是奉献有益的服务，

我相信只有纯洁的牺牲之火，才能烧尽自私的残渣，

让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之处发挥出来

 

我相信全知全爱的主，无论人们称呼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人最高的满足、最深的幸福、最大的价值

是自己能够和谐地照主的意愿生活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克服仇恨，

我相信公正能够并且必将战胜强暴

 

―――――

原文如下：

 

I believe

（John D. Rockefeller $ Jr. $ 1941）

 

I believe in the suprem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his right to life $ liberty $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tight implies a responsibility; every opportunity $ an obligation; every possession $ a duty.

I believe that the law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law;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ervant of the people and not their master.

I believe in the dignity of labor $ whether with head or hand; that the world owes no man a living but that it owes every ma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I believe that thrift is essential to well ordered living and that economy is a prime requisite of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 whether in government $ business or person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fundamental to an enduring social order.

I believe in the sacredness of a promise $ that a man’s word should be as good as his bond; that character – not wealth or power or position – is of supreme worth.

I believe that the rendering of useful service is the common duty of mankind and that only in the purifying fire of sacrifice is the dross of selfishness consum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soul set free.

I believe in an all-wise and all-loving God $ named by whatever name $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highest fulfillment $ greatest happiness $ and widest usefulness are to be found i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His will.

I believe that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alone can overcome hate; that right can and will triumph over might.

 

（原文抄自于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 John D. Rockefeller Library）正厅墙上，自己翻译。2006年1月3日于美国Providence。）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期                                                         2002年8月28日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1期                                  2004年6月2日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的一个夜间和朋友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 ―― “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力或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这样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10-01

事 业？ 

对事业这个概念以及它的价值论含义，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囫囵吞枣，分不清魏蜀吴，但记住了刘关张三结义。后来又读过几遍，内容梗概都记住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桃园结义。后来读到一篇野史，说苏东坡在街上看到那些听三国说书的人，凡听到刘关张取胜都开怀，听到刘关张失利都叹息，才领悟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的道理。那些在街头听说书的人，不外煮酒买浆者流，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小民百姓吧。这些人中，很多人大概也分不清魏蜀吴，却都知道刘关张。刘关张的故事是典型的男性故事。但就算当今女性地位上升，她们也还是承认刘关张英雄的。比如男主人想出门找几个朋友玩玩，往往受到牵制，那理由之一，便是“你那些朋友能跟刘关张比吗？” 

刘关张的故事自然和事业相联系，这就是光复汉室。这事业眼看有成之时，关羽却被东吴所害。刘备若能以事业为重，应当暂不追究，待扫平天下，再为兄弟报仇，亦不为晚。这也是诸葛亮力劝刘备勿伐东吴的理由。刘备若从之，或许能一统天下，重建汉朝，中国历史不复有晋、隋、唐诸朝，中国人在海外也不必为汉人、唐人之分而枉费口舌。但刘备不听，执意为兄弟报仇，结果兵败，光复大业亦付之东流，后世文人为此扼腕者多也。 

东坡先生领悟的君子之泽和小人之泽之别，也许就是事业和情义之分吧。如果关羽谨慎，荆州牢固，然后刘备以西川、荆州之师两路北伐，曹魏或可破，东吴或可灭，汉室或可复，事业情义或可两全。但月有阴晴圆缺，事业情义难以两全之时，刘备舍事业而全情义，虽为人所诟，但仔细想来，若刘备事业为重，桃园结义的终局便将落入俗套，刘关张大概早已被遗忘，更谈不上“百世不斩“了。历代开国皇帝，有名的如李世民、朱元璋等，戎马之时，都有几位结拜兄弟，但他们重事业轻情义，“曲线救国”，虽成帝王伟业，但由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记忆和认可很少，“五世而斩”。显然，这样的“曲线救国”无法在民心中把桃园结义画上圆满的句号。况且刘备不迅速为关张兄弟报仇，究竟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 “享得一日帝王福，便知千年皇冠欲”，以事业为幌，皇位为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或以大局为重或受形势所逼或虑个人权位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事太多，他们用的理由几乎都是事业，即使很多人是真的，可有几人的事迹能像刘关张这样不走“曲线救国”路线的故事流传？苏东坡领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民心上留下烙印的可能不是事业，而是情义和支撑着情义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民百姓，民心即我们大家共有之心。刘关张的故事之所以弥久不衰，是因为它激起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代小民内心深处某种欲求的共鸣。这是一种什么欲求呢？我想，它所求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事业为理由，不要以大局为原因，不要以形势为根据，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开脱自己的行为，美化自己的人格。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

双周夜话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帧、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够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