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微信管理部门于本月28日，星期天，永久性地封了我的微信账号“2651599041”，并且不给任何上诉的机会。对此，我表示强烈抗议。

微信管理部门给出的封号理由是“传播恶意谣言（spread malicious rumors）”。我在网络上查了很久，没有发现微信关于“谣言”、“恶意谣言”和“传播恶意谣言”的具体规定。不过，即使微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所谓“传播恶意谣言”的理由对我也不可能成立。当天，我仅仅转发了一篇微信文章，是网名为“蛮族勇士”发布的文章“长三角溃于镇江”。该文作者声明其文内数据来源于镇江市政府网站。该文中心思想是镇江的高房价导致镇江实体经济衰退。我虽然没有到镇江市政府网站核实，但从该文整个行文来看，根据我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专业判断，其使用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实际上，即使是《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这样的正式刊物发表的带有数据的经济分析文章，我也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学素养判断其可信性。该文的分析，我认为不成熟，因为它没有理清从高房价到实体经济衰退的逻辑链条。但即使如此，我认为该文值得一读，对我和其他人了解地方经济、了解高房价和实体经济不振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因此，我才将它转发。我认为，第一，该文不是谣言，而类似我们在比如《经济日报》、《第一财经周刊》等刊物上读到的地区经济报道加分析的文章。第二，该文的观点可以探讨也可以批评，但这样的或类似的观点与“谣言”毫无关系。既然该文连谣言都算不上，更谈不上“恶意谣言”了。

此外，在当天总量应当不超过10个的微信发言中，我对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机会作了少许展望和评论。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它可以批评和争论。但它更不算谣言。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国家甚至地球的未来作一些展望、一些评论。大学宿舍里在睡觉前的“卧谈会”，满是这类展望和评论。这些展望和评论，涉及的是未来，而非过去或刚刚过去的事情，更非现在的事情，因此无论正确与否，都和谣言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人能够百分之百地对未来事情（而且不是最近未来的事情）做出断言。但每个人又必然会对未来做出某些展望，而这些展望都和谣言无关，更谈不上“恶意谣言”了。

也有网友向我指出，可能是我过去什么时候发布或转发的某篇文字是“恶意谣言”。对此，第一，我在这里要求微信明确通知我，我发布或转发的哪一篇文字是“恶意谣言”。这样，我才能知道我是否真的违反了微信的规定。第二，在微信不明确通知我的情形下，我相信，我过去也没有发布过任何“恶意谣言”。这一点，公众可以从我发布在网络和专业杂志上的所有文章看出来。我的文章或是严肃讨论某个问题，或是抒发美好情感。我的任何文章都不带有任何性质的“恶意”。同时，作为一个具有学者良知和专业知识的经济学教授，我对转发文章从来都是慎重的，转发量亦很小。因此，“过去什么时候”发布过“恶意谣言”的罪名，对我不成立。

因此，我在这里向微信管理部门对我的封号表示强烈抗议。

“夜话”2019年第9期，2019年7月31日

 

一年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金融学院双院长李晓发表了《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讲演。我随后写了夜话“吉林大学双科院长的义和团忽悠—-评李晓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对其提出批评。李晓的讲演和我的夜话后来都在微信群中流传，并且引发许多评论。不过，有关部门在听任李晓讲演流传的同时，已经在微信中屏蔽了我的夜话。好在这篇夜话依然存在于网络。昨天，网友无归先生在网络上对这篇夜话发表了批判性评论（见本文附录）。在尊重和感谢无归先生的同时，我对他的评论回答如下。

1.关于中方在贸易战中处于极其不利“窘境”。

这一点是李晓和无归两位先生痛心疾首的。李晓对造成这一点的原因讲的“透彻、清晰”，即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巨大顺差国。但两位先生的共同缺陷是把这个原因视为理所当然，逆差国不应当以此为由发动贸易战以致陷中国于极其不利的窘境。
其实，这里的“理所当然”只是一种臆想，它完全不符合现代国际贸易的理论共识和政策实践。就理论共识而言，即使百度百科也在“贸易逆差”词条下如此说“贸易逆差亦称‘贸易入超’。各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现象。一般表明一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而逆差国减少逆差的理论方式不外乎降低汇率、提高关税、设定限额等几种。逆差国减少逆差的这些措施可能导致贸易战。当然，每一次具体的贸易战都有其具体原因，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严重逆差，就没有逆差国挑起的贸易战。处于有利地位的顺差国自然不希望逆差国挑起贸易战。但避免后者发动贸易战的唯一途径，是不让自己从后者那里获得的顺差太大，简单地说，不让自己太有利、对方太不利。我想，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至少对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的李晓，不会不明白的。

那么，中美贸易的实况如何呢？根据李晓的数据（他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使用的数据应当具有权威性），2017年中国向美出口5000亿美元、从美进口1300亿美元，中国顺差3700亿美元、美国逆差3700亿美元。这样的顺差或逆差不可谓不大吧？面对这样的顺差或逆差，顺差国学者还谴责逆差国发动贸易战，还认为顺差国受到羞辱，是不是有点故作情怀了？我曾经在别处说过，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有名“创新”，可能就是这种关税工具的“羞辱论”了。而此种“创新“，恰恰是对中国学者名声的最大损害。

2.关于学者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责任

感谢无归先生对学者的高度评价，并且把我也忝列学者之间。无归先生特别用了真学者一词。在他看来，李晓道出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几无还手之力的窘境，体现了他的真学者一面。但在我看来，情形恰恰相反。中国作为顺差国在贸易战中处于窘境，这一浅显事实不需要学者特别来揭示；学者应当做的，不是抒发受辱受窘的感情，而是揭示其原因、警告其发生、提出其对策、预示其结果。但正是在这里，李晓等世界经济方面的学者们，很少尽到学者之责。例如，2017年及以前多年来巨大的中国对美顺差应当预示着美中贸易战或早或迟的必然性。可学者们没有提出预警。贸易战发生后，学者们又喜欢把原因推到美国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之上。而在对策方面，比如中国对进口美国的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研究便没有深入；美国学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研究很多，但中国学者少有介绍。至于预示其结果的研究更不值一提。说老实话，我一听到学者讲“打赢贸易战”，便立即把他们归入假学者。什么叫打赢贸易战？中国打赢贸易战的关键标志是贸易战结束时我们中国的对美顺差更大。没有这个标志，就不能说打赢。其它所有标志都是附带的不重要的。试问，当我们听到一个学者说打赢贸易战的时候，他说的是自己研究所获得的预见，还是跟风？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九是跟风。而真学者从不跟风。我在一年前针对李晓讲演写的夜话中，就建议李先生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少向美国出口500亿美元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不利影响、比如美国对中国某类商品加增25%关税后，该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供求变化以及对该商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影响等等。只有经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对贸易战的结果做出有一定依据的预示。毫无研究基础的“打赢贸易战”之语，根本不是学者应当说的话。

3. “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

李晓在讲演中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李晓说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中国的“国运之战”。无归先生赞同他的说法，并且批评我没有心思和动机去体味这一点。其实，比起李晓和无归两先生，我可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只是，我和两先生对造成这一危险的原因看法不同。在我看来，中华民族当前面临的危险，完全不是李晓所说的贸易战和更大尺度上的中美争端。即使贸易战输了，对美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甚至完全消失，中国经济是会有很大困难，可中华民族不会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危险”。当前中美争端再激烈，也比不上朝鲜战争时的兵戎相见。可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国运有多大影响呢？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也难以逃脱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国运，中国国运的转折也需要等到某些人去世才能实现。因此，李晓把中美贸易战上升为国运之战，声称“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不但不符合历史和现实，而且会把国人视线引向外部，让国人像当年义和团一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因此我说他是一种义和团式的“忽悠”。
确实，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确实到了新的危险时候、极其危险的时候。只是这一危险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准确地说来自于无归先生指出的“全面钳口措施”。1950年的中国，我们开始了这样的措施，也开始了朝鲜战争。我想，包括李晓和无归两先生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应当明白（即使他们不说出来），不是朝鲜战争，而是“全面钳口”，改变了中国国运的方向，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今天，比起中美贸易战或者中美全方位争端，我们中华民族内部的“全面钳口措施”对我们的国运、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才是真正的危险。向国人提醒和预警这一点，也才是不分专业的所有学者应当和必须负起的责任。无归先生希望“‘读书人’引导着人们逐渐走上自由的道路”；而“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也正是考验读书人即学者的关键时候。

最后，就像我对李晓先生建议的那样，我也建议无归先生，思考和说话注意逻辑。即使一则简短的评论也需要逻辑。逻辑将有助于您厘清思路，形成您自己的有序观点，对您助莫大焉。

“夜话”2019年第8期，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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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无归先生的评论：

胡先生这篇文字，无厘头情绪爆棚(恕我直言)。李晓教授的演讲，道出了因经济深度依赖美方市场，致使贸易战中，中方陷入极其被动几无还手之力近乎任其处置的现实窘境，讲得透彻、清晰，体现了一个真学者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在胡先生看来只是“读书人成不了大事”的“忽悠”。胡先生忝列学者之间，却对自己身处其中，可称中国文明中坚的群体有着文革人的轻慢。世无伟学者，万古如长夜，难不成人民只须被动地接受灌输、只能期待武夫或其他自以为是的掌权者的恩赐，现代世界，不就是“读书人”引导着人们逐渐走上自由的道路。

至于“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时候”，胡先生当然没有心思和动机去体味，因为在他看来，贸易战只是菜市场的一次的拌嘴，行将烟散，接下来仍将是商务酒宴的杯光交斛，全然看不到中美政治经济体系的巨大鸿沟；忘记了,历史上类似经济体系（中国农民工VS美国南方庄园奴隶）鸿沟曾经成为引爆美国南北战争主要因素；更没有前瞻：中国初期工业化完成后还在无限度膨胀（这种膨胀甚至一度被鼓噪为“独好”的风景，那些成天鼓吹这些神话的宣传媒体才是真正的当代“义和团”大师兄）的同质经济体系，一旦向内向外扩张受挫，中国社会必将付出让岁月静好者惊悚无比的巨大代价，与二次大战发生前类似的社会形态就像深不可测的大洋，正在聚集汹涌的暗流。

而针对当下态势，劳心者却采取匪夷所思的全面钳口措施，目网民看法、意见为义和团躁动，甚至连学者的客观分析都予以屏蔽，呜呼哀哉。毕业典礼上，李晓教授娓娓道来，何其珍贵。

（原文地址：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1589）

昨天，2019年6月4日，星期二，我禁食一天。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禁食，为了纪念某个特殊的日子，为了悼念三十年前那一天的死者，也为了悼念跟那一天直接有关的后来的逝者，比如我的同学、当年担任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朱善利，亦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当然，考虑到十年后的自己接近八十岁，身体状况可能不再允许禁食24小时，今年的禁食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

1989年无论对世界、对中国还是对我自己，都是注定要留下深刻印记的一年。这年一月初，我在大风雪中离开北京，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出国，到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去留学。那时中国和德国之间应当还没有直达航线，前苏联又禁止欧洲和东亚之间的航线飞过其领空，因此，我乘坐的飞机还需要多迂回几千公里、经过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才能抵达西德。然而，毕竟到了另一个社会，一个我少年时所仇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可怜的水深火热的社会，但又是我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故乡的社会，我可以亲身体验这个社会。实际上，当时我愿意到德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对马克思的崇拜：我应当学会德语，应当从源头了解马克思、甚至自己去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时，我已经把自己在1981年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视为对马克思的一个发展，并且相信自己能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理论。后来我回国并到出国前的学校上海财经学院（后改名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才听说当年的西德留学名额是给另一位教师的。可那位教师不愿去西德，于是才轮到了我。当然，那时候，没有人（包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预见到德国会最终成为世界历史在1989年的中心舞台。而正是这样的巧合，让我在1989年看到了舞台中心的演出。

记得在出国前的北京同学聚会中，大家都预感中国这一年要发生什么。果然，后来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也许应当算作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最大政治事件。那一段时间，国内的电视和报纸大尺度公开报道事件，中央电视台员工甚至打着“我们要说真话”的大红横幅参加游行。那一段时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西德电视台每天用大量时间报道中国。我们留学生每天花费更大量时间观看这些电视、费力地阅读德文报纸、传播和讨论每个人通过与国内亲人的电话获得的消息（那时候没有网络，国内几乎没有私人电话，电话费还特别贵）。三十年前的那一天清晨，中国时间，中国电视台一位播音员自行其是地播出了我们每天担心会听到的消息。于是，在德国时间的这一天，留学生们、居住在西德的其他华人，还有一些德国人，紧急申请了集会游行并得到批准。那时候，我在当时西德的首都波恩（Bonn）。波恩是个小城。大家从市中心游行到大使馆，队伍中有一个横幅写着德国人不认识的几个大字“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这代人所熟悉的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原谅我一时想不起谁是队伍的组织者了。但至少到了大使馆前，队伍已经没有组织者了；或者说，谁拿到喇叭，谁就是组织者。后来喇叭到了黄凤祝先生手中。他是一位菲律宾华侨，德国的哲学博士，对中国非常热心，可他不适合这样的场合。我和他当时已是熟人（他后来还到我工作的同济大学兼职），我们在人群中又站在一起，于是我接过（是“接过”、“抓过”还是“抢过”，我已经难以断定）他手中的喇叭，作了一回组织者。也有人试图从我手中抢过喇叭，至少黄凤祝先生有一回不满意我呼出的口号而要抢喇叭。初步记忆中，喇叭在我手中有很长时间；是不是一直保持到集会结束，我不敢肯定。无论如何，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自发地担任某种群众自发活动的组织者，尽管我好静的秉性也不适合这样的场合。

因此，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对我个人也有着特殊意义。一个人一生中留下深刻记忆的东西不多。刻骨铭心的恋情、义无反顾的瞬间，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们将清楚地伴随人的一生。可人的一生中极少有机会来一次刻骨铭心或义无反顾。因此，我很理解我的许多同龄人。当他们在“文革”中写出第一张批判老师、批判校长、批判市长省长的大字报时，当他们勇敢地冲进武斗现场时，当他们检举揭发自己的亲人和好友时，尽管他们得到当时大环境的鼓励，但他们的内心必然充满着某种“义无反顾”，以至于他们今天追忆时依然“青春无悔”。

如果说1989年上半年属于中国，那么，下半年就属于当时名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德。用领土面积衡量，德国是个小国。它的疆域在世界地图往往写不下“德国”两个字。它分裂成的东德、西德两个国家（当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自然更小。研究最近几十年世界史的学者往往把中国和东德的1989年联系在一起。确实，“莱比锡不是北京”，是莱比锡
（东德在这一年第一次发生自发游行的城市）队伍的一个口号，亦应当在东德和前苏联当权者的决策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一个刚刚看到中国大事件的中国人，我在西德又体验到东德的大事件。这些体验也属于我人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在三十年后的今年，我也许应当撰文写写它们。

二十多年前，我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时，学校要求我写一份国外留学总结。我在总结中谈到那场大事件时说，我对政府当时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同意政府的说法，即这场大事件等二十年后再做结论。后来，大概在我离开上海财大前一年，学校通知我，说我的那份总结遗失了，要求我重新写一份留学总结。我没有重写，因为我无法在回国多年后再用当年的口吻写那样的总结。学校也没有进一步要求。至于遗失的原因，猜想可能有人希望保护我而让它遗失的。在这两件事上，我深深感谢上海财大。

一天的禁食结束了。谢天谢地，我没有感到任何明显的不适。也许明年的同一天，我的身体还能够禁食。

“夜话”2019年第7期，2019年6月5日

• http://WP-Arp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2006年，我翻译了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Frank Ellis：Peasant Economics）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该书重版。我抽出时间，对照原文读了一遍译稿。谁知“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竟然发现了不少翻译错误与不当之处。出版社编辑又指出一些文字和修辞错误（感谢她们）。今天在这里，我首先向各位读者表示我的道歉，我的深切歉意，对不起各位读者！

其次，我应当做补救。因此，我把所发现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汇集到一个表内，即 “《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勘误表”。为方便大家下载，这个表的pdf版本单独发布到网络上，链接见本文未。同时，我请朋友把这个表转换为微信版本，发布到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的读者，请参照这份勘误表。《农民经济学》2019年中文版不再存在这些错误和不当之处。

再次，我请求读者，如果您们在阅读该书时发现新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您们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的留言版上告知。这里，我预先表示感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今后的翻译工作中，我一定兢兢业业，认真仔细，尽可能不出现翻译错误，尤其是保证不出现比较严重的错误。

“夜话”2019年第6期，2019年5月22日

附录：《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勘误表”链接： 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翻译勘误表-胡景北制作-.pdf

《农民经济学》2006年中文版翻译勘误表第2版

今天，我把自己最近的一篇稿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 (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WP-Apr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在我看来，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可以视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阶段，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型的阶段。它应当肇始于公元1700年前后，延续到当今，并可能延续到本世纪末或更晚。非农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部门。和其它非农化特征相比，由于以数人头方式进行的劳动力统计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我们拥有关于劳动力统计和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转移统计的大量资料。我的文稿将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描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定量特征。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面临两个基本困难，一是缺乏数据，二是缺乏理论。不过，搜集与整理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概念指标。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有了加速度的概念，才会有意识地搜集加速度的数据。建立理论的前提是了解概念指标的定量特征。有了加速度数据并且发现其定量特征后，物理学家才能够着手建立理论。我曾经提出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指标，即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简称农劳比）、农劳比下降速度、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研究有关统计资料并整理得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从而有可能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关键的定量特征。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只有通过长期数据才可能明确且稳定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握若干国家而非全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若干国家的历史资料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具体地说，我的这篇文稿仅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是它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特殊地位，第二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中国和中国的统计资料。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我总结出如下几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一、农业劳动力总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二、农劳比呈现单调下降的长期趋势；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稳态”水平。

三、农劳比降速呈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四、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可能呈现高-低-高循环的中期周期性；

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呈现频繁的短期波动性；

六、若以农劳比降速高低为标准把整个非农化过程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则第（四）和第（五）个特征在早期尤其中期特别重要。

七、各国进入非农化的时点不同，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八、后进入非农化转型的国家，非农化中期阶段可能更短、农劳比降速更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绝对值更大。

九、非农化转型的时间跨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体应当在200到250年左右；对整个人类而言，应当在400年左右，不超过500年。

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可能呈现不变的长期趋势。

十一、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生产率。

十二、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越低的国家，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差距越小。

十三、非农化转型过程同时是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程，因此也是总量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十四、农劳比越低的国家，人均生产率越高。

我的文稿将具体描述这些特征。

如果上述这些特征基本成立，那么，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显然还不成熟。举几个著名的相关研究。刘易斯讨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显然仅仅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章的某个早期现象；而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即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趋同，显然不符合我们列出的生产率差距特征。托达罗讨论了失业和转移的关系，但他仅仅触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分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仅仅集中于讨论农劳比下降一个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需要农劳比的稳态水平，并且不符合生产率差距特征。同时，所有这些模型的数值分析所给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时间，应当远远超出我们发现的时间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属于所谓的“库茨涅茨特征事实”。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阿杰莫鲁在总结当时的相关研究后评价说：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在探讨库茨涅茨所强调的部门结构巨大变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不大一步”。对照本文稿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阿杰莫鲁的评价今天应当依然有效。我希望，我所总结的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大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理解。

“夜话”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24日

2019年清明节已经过去了。

清明祭奠父母之后，我的内心突然生发出一种极其强烈的感觉，要祭奠一下改开，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说：再见，改开！愿你在上天安息，愿你按照你真实的样子，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是的，改开走了。这几年，不断有人说改开去世了，可又有人认为改开还活着。我自己是一年多之前确信改开真的离开了人世。去年清明，也许是作为留下者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吧，也许是我更多地想到超越故人、超越改开吧，我没有想到祭奠改开。但在过去一年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到改开去世的悲伤，因此才在清明节生发出祭奠改开的感觉。

改开出生于1978年，其父母皆患有先天性的基因疾病，因此改开一出生就多病。改开出生时不叫 “改开”，而叫 “解放”。中国近百年来有两次取名 “解放” 的高峰。一次在1950 年前后，标志是在原先的共和国前面加上一个词汇“人民”。为了庆祝这一加词，许多父母为新生儿取名 “解放”。那时候，领袖在城楼上呼喊 “人民万岁”，人民在下面欢呼 “救星万岁”。可惜天不怜人，从古到近，百岁之人罕见，何来万岁？到了改开出生时的1978年，中国开始“解放思想”，就是从1950年 “解放” 的思想里重新 “解放” 出来。比如说1950年欢呼救星降临。1978年则从救星下解放出来并不再承认中国有救星一说，“万岁”口号也被抛弃了。此时，报章杂志、大会小会到处说的都是解放思想。因此，包括改开父母在内的很多家庭，再一次为新生儿取名为“解放”。

在童年时期，小解放成长很快，其状况很令今天许多人羡慕。比如，“改革” 一开始仅仅作为经济工作八字方针 “调整 改革 整顿 提高” 的一个部分提出来，没有人清楚它的具体含义，也没有人特别重视这个部分。但突然之间，在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农民自己搞出来的包产到户变成了 “农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正式口号提出来了。同时，作为新农村标志的人民（的）公社竟然就取消了。“中国人民邮政” 也不声不响地改名为 “中国邮政” 了。那时候，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什么都可以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不久，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相继提出，甚至党-政-分-开、工厂和学校不设政党机构都是公开的话题。紧接着，加入 “国际大循环”，开放跻身到的标准口号中。在高低各层级的会议报告中，改革和开放两个词开始并列，并且越发热烈，其热度，甚至到了 “言必称改开” 的地步，于是，“解放” 也就正式改名为 “改开”。

不过，很不幸的是，改名不久，改开就因为遗传基因缺陷得了一场重病，差点送了命。改开能够缓过气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就是当时中国粮食多了，大家能够吃饱肚子。这之后，连粮票都取消了。粮食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城市工厂问题很难。虽然早在 “解放思想” 时工厂就开始松绑，可绩效不彰。工厂和农村不同。农村只要从 “救星” 那里解放出来，就好解决，因为农民和上层人士的直接瓜葛不多，加上他们自己会想办法生产。工厂直接受上层管辖，利益复杂；肚子饱饿也难以说清。于是，那时候的改开，就 “以开放促改革”。外国资本和技术来了，外国书籍和思想也来了。中国的改开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改开那时候也到了人生的高潮。可是，高潮不可能持久。改开本来就有病根，高潮一到，病症立显。这种基因疾病注定改开不能生存很久：要么超越自己，要么死亡。改开的特点先是对内解放，后是对外开放，核心是 “放”。可改开对这 “放” 却有先天性的强烈限制；动手术以解除这限制，新的人就不能再叫 “改开”。不动手术，改开也得死亡。因为在高潮中，“放” 和 “限制” 冲突激化，改开完全无法承受。改开死亡的标志自然是免谈解放，忌提开放，核心便是“禁”。

我的一次亲身经历也许能够说明这一点。改开之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是全盘政治经济学。解放思想后，1981年下半年，我读书的南京大学经济系第一次开设 “西方经济学” 选修课，老师在课堂讲授西方经济学时还常常用政治经济学批评之。后来我自己当教师，“西方经济学” 很快变成必修课，但上课时依然要批评。中国 “以开放促改革” 并形成高潮后，我们把 “西方经济学” 从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中的一门课，变成整个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基础，把所有其它课程都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但直接采用外国教材，而且全部授课时间里不再安排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因此，经济学教育中的 “独尊马学” 实质上已经废除。感谢改开，让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但这一步又突破了改开：改开也许可以暂时容忍、但不可能容纳这一步。因此，或是超越改开，或是取消改开；而这两者都意味着改开不再。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我们后来果然看到对外国教材的禁令，看到政治经济学批评回到西方经济学的每一堂课上，看到 “独尊马学” 又一次被强加给每一位大学教师。

当然，改开本来就有病。他能够活到将近四十岁已经是个奇迹。如今，改开虽死，它留给中国的记忆却是强烈的。正是因为改开，中国才有了四十年前梦想不到的物质生活；正是因为改开，中国才有了四十年前梦想不到的理念；因此，也正是因为改开，中国也才理解了改开本身的问题，明白了中国超越改开的必然性。就我个人来说，正是因为改开，我才能够跨进大学，走上后来以学术为业的人生道路；正是因为改开，我才走出国门，发现了其它民族竟然生活的往往更好；也正是因为改开，我才有了今天思想和追求。因此，在这个清明节，在初步体会到改开死后出现的各种禁令和限制以后，我更加怀念改开。

安息吧，改开！

愿上天保佑中国！ “夜话”2019年第3期，2019年4月5-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