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智美（学号：027004）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专题 11
专业：政治经济学 指导教师：胡景北
转型经济中私有化的再思考
前 言
经济学家普遍认识到所有权至关重要，私人所有权是企业良好绩效的一个重大决定因素。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承认所有权不是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唯一因素。适宜的经济政策，运行良好的法律和行政机构，尤其是那些创造并保证财产所有权、管理资本市场和网络、控制基础设施企业的自然垄断因素的机构，也起着重大作用。但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却出现了许多问题，以致于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转型国家应不应当实行私有化发生了怀疑。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赞成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努力，并且注意到私有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以及如何纠正偏差的问题。本文将介绍的John Nellis对转型经济私有化的看法便属于后一类经济学家的观点。Nellis强调，虽然一些转型国家尤其从前苏联解体出来的转型国家在私有化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和失败，但大多数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前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实践证明了私有化的有效性。因此，解决前苏联解体国家等转型经济的问题，不是停止或退出私有化，而是要找到正确实行私有化的办法。对经济学家来说，要对私有化这一概念进行再思考，而不是要抛弃私有化。
提 要
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私有化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但在一些体制较弱的转型经济中，所有权的转变至今没有达到该有的效果。原因是，大规模急速私有化机制将一般性财产转移到缺乏激励、技能及管理才能的人们手中。大部分高质量资产落入有才干的、机敏并有良好社会关系的少数人手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不愿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而这些改革可能会使他们合法拥有这些资产。在没有良好体制的情况下，私有化会且已经导致停滞和非资本化，而不是带来更好的财政结果及增长的效率。
那该怎么办呢？建议包括重新国有化和推迟进一步私有化，二者都伴随着加强国家的管理行政职能。这些方法似乎都不可能短期内产生效果，遗憾的是那些私有化搞得一蹋糊涂的政府，同样很可能管理不好国有企业。许多中欧转型国家没有必要采取加强国家职能办法，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不到预期效果，对于体制薄弱的国家，采取合理的不太剧烈的短期行动将更推动作用。步子缓慢些，逐渐私有化，并与国际援助团体合作，这样就有望成为成功的典范。
Ⅰ..私有化是否蒸蒸日上
私有化浪潮已席卷全球，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将部分或大部分国有公司变成私有，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欧、东欧国家及前苏联的大多数企业进行私有化。目前全世界约有75000多家大中型企业，成千上万家小企业已完成私有化。因此而产生的总收益估计在7350亿美元以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将部分或大部分企业私有化，其中包括仍旧保留了大量公有企业的印度、俄罗斯、中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私有化拯救了古巴和朝鲜。
私有化成功的有力证据是，私有化浪潮并没逆转。到目前为止，仅有少数私有企业重新国有化，其中国有化办法是间接的、短暂的，如智利、捷克的国有银行将坏账转为股权。
大量的所有权转变的结果是什么？
Megginson及其同僚评论说，许多成功的私有化案例来自于OECD（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私有化首先从工业化市场经济开始，随后广泛普及，Bonbakri和Cossat考察了21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79个企业私有化前后，得出结论，平均而言，这些企业的营利、经营效率、资本投资规模、产量、就业都有很大的增长，杠杆率下降，股利上升。1998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转型经济的调查研究证实了，私营企业的绩效普遍高于国有企业。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例证支持以上结论。1998年对埃及28家私有化后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其中71%的企业销售量增长，68%收益增加，96%人均工资增加了，82%短期和长期债务都减少了。1997年对墨西哥218家私有化企业调查显示，销售收入增长了24个百分点，营利及产量都增加了。单位成本下降，低水平就业增加，保留原有职位的蓝领工人的工资也大量增长。事实表明，几乎每一家企业私有化前后对比，平均而言，绩效都有大幅度提高。
然而，尽管转型具有普遍性，在20年中，私有化从新事物到传统的普通事物。尽管投资银行家评价私有化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私有化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仍有人对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自由化推动的私有化进行质疑，主要是指“修正主义”的多面性。疑点是什么呢？包括如下：
· 有些学者对支持私有化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理论持怀疑态度；
· 有些人从来就认为私有化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方法，至少就有些企业或某些经济类型而言是这样；
· 尽管私有化对股东和出售股权的国家是有利的，但对一些相对贫困和弱势的群体是不利的；
· 有些以前支持私有化改革的人被目前俄罗斯等国家私有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所迷惑。
该研究并不是要对私有化作全面批判和质疑其目的是评价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的成效和不足。这一研究是要考察什么地方及为什么绩效不如人意，并要讨论有效转型的政府及其支持者是如何做的。因此第二部分从对私有化的一般质疑到具体评议转型经济过程展开研究。第三部分考察对所提问题的种种可行的、建议性方法。第四部分作出总结。
顺便概括一下，本篇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 中欧、东欧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私有化已证明了它的价值。
· 在体制薄弱的转型经济国家，主要是前苏联，人们对私有化的期望过高。
· 出于政治考虑，大量的迅速私有化交易将所有权赋予“内部人”股东。原因是，有人会切断企业和国家的联系，迅速产生大量的私营业主，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大量的所有权出售给进行私有化企业的工人及管理人员。如果这些内部人得不到股权，他们很快就会阻止私有化——转型过程。
· 另有一些转型经济的证据非常接近传统的西方市场，这又表明，私有化已经成功了。越往东，私有化要求支持越多，金融规范、竞争、新企业进入的自由需加以完善。
· 在这些案例中，迅速的、大规模的、内部人为导向的私有化形式一般都没有能使得企业在竞争市场运行中生存和兴旺。
尽管以上控诉是严肃的，但还没有理由说明，这些国家如果还保持公有制，他们的改革绩效会更好。事实上，这些国家私有化搞不好，公有制企业也是搞得一塌糊涂。总之，在许多案例，私有化绩效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同意改善私有化方法，而且要更多地关注配套制度、规章，反对重新国有化，反对寻求使国家所有权更有效的途径。关键的一点是，如何纠正和改善体制薄弱情况下的私有化。
Ⅱ.私有化及其反面意见
对私有化必要性的怀疑，意味着，私有化这一概念的预期效果大于其实际已获得的效果。最初的一个观点是，竞争和市场结构至少和所有权一样对企业的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新近持有这一观点的Pankaj Tandon基于1994年的一项堪测认为：
“有许多案例，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这与私有化前后竞争程度没变有关系……当然也有许多案例，私有化似乎导致效率提高，然而，大多数案例，私有化同时伴随着不规范及其他加强竞争的手段。”①Tandon得出结论，“是竞争水平，而不是所有权”决定了效率结果。
Tandon承认，私营业主会采用恰当的激励机制来提高效率，他也认为，政府处理委托—代理问题很可能不如私营业主。然而他宣称：“在竞争性市场，存在一些机制使得公有企业能和私营企业一样有效运转，但如果市场被垄断，私有化本身不能保证效率。”②Tandon认为（ⅰ）如果政府加强竞争力度，使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并象私营业主一样，采用激励机制，也会产生有效行为和结果。（ⅱ）原来归于所有权变化的前后观察的积极结果，实际上应归结于竞争的加强。这就意味着，许多私有化倡导者的结论更理想化而不科学，不改革所有权而谋略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认为私有化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这些观点是不够明智的，也不严谨的。
另一方法上的批判就是“选择偏见”。这种观点更直接，私有化企业效率的提高并不必然表明，私营业主更能经营，绩效提高意味着这是一个经营较好的私有化企业。这种批判对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研究极为不利，对成千上万的交易，一般倾向于将所有权赋予内部人（内部人被认为是对企业前景拥有良好信息）因而缺少对内部人交易的限制。
转型经济中支持私有化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有两个例证研究，一个是考察1994年中期企业绩效，另一个考察了1995年末私有化绩效。然而早几年这些绩效是否保持下来？以下捷克共和国的例子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很明显，越向东看，越不可能看到私有化的迅速、巨大的收益。Georgia对92个国有和私有企业作了考察，结果发现，不是私人所有权和结构改革紧密关联，而是竞争与金融规范和结构改革息息相关。对亚美尼亚50家大中型私有企业的调查显示，其中只有3家企业有新投资，大多数企业经营继续下滑，最终破产。即将完成的蒙古的调查表明，部分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经营得更好。早期对俄罗斯的堪查显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几乎没有绩效差别，企业私有化前后也几乎没有绩效差别。1997-1998年对哈萨克、俄罗斯、乌克兰等国960家私有化制造业公司的调研数据，发现最彻底的结构重组发生在被外国投资者收购的少数企业。管理层所有者的绩效记录良莠不齐，外来投资者和工人所有者似乎没有产生企业结构重组。甚至在中欧，波兰的相对缓慢而又谨慎的私有化，带来了持续有效的经济增长，却也给转型过程的私有化的必要性投下了怀疑的阴影。
A． 俄罗斯的起起落落
俄罗斯的私有化经验尤其值得批判。1992-1994年以证券为导向的大规模私有化将大约15，000家企业所有权主要转给“内部人”。结果，管理者和工人联合控制了这些私有化企业的大约2/3的股份。这一规划的设计者企图避免内部人控制，然而可能阻止内部人控制的金融机制却被当时超级通货膨胀扫得一败涂地。而且，这一大规模行动发生时，却没有对此荒诞行径作重大谴责，直到1994年秋，呼声才高涨：
· 金融规范和自利应使内部人控制的公司进行第二次交易，引进外部人所有权；
· 应采用透明的、合理的、无证券的方法对还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大部分待业进行私有化。
多种因素组合在一起就阻止了这一私有化过程的进展。第一，新型私有化企业的很害怕推动控制权；许多成为所有权人的原有管理人员发现，游说政府以获得支助，比让企业走上达到竞争性业绩的轨道更容易。第二，许多企业的财务和物质条件没有吸引力，没有多少外部投资者对它们有兴趣。第三，由于严惩缺乏体制基础和保护措施，对透明的二次交易没有激励因素，这就更使外部人没有信心。第四，一系列必要的支持性政策和制度可能使企业有动力产生良好效果，如硬预算控制，合理的税收和服务，允许和鼓励新企业进入的机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却因俄罗斯政府的频繁更迭而没能得到有效实施。第五，一般地，缺少制度化的产权，实际上就是缺少产权转化的经济规则。对那些在大规模私有化规划中的转型企业来说，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阻碍了私有化企业必要的第二步即对外部投资者和所有者开放，而这些外部人会带来必须的资本、市场准入、管理专业知识以及私有化公司的基本精神。
更为糟糕的是，一批以贡献者为首的人劝说俄罗斯政府以透明的、可信的“一例接一例”的方法出售一些大型企业，他们作了大量工作，却徒劳无益。1994年以后，很多企业掀起了第二次私有化浪潮，这次“以贷款换股份”的计划，却更为荒唐。第二阶段“是不透明的…包括明显的利益冲突…行贿…以及一些娱乐性领域，除了外国投资者和政府不支持的银行外，两年间，俄罗斯的私有化使突出成绩转而被认为是腐败的、堕落的而没能达到先前所说的目标。”③
其他人则更离谱了，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过程，包括以证券为导向的大规模努力，是该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认为，分配所有权，在积极的结构改革道路上建立企业，将生产资料从国家手中转移到少数幸运者手中，不受传统、法律、抵触的权力束缚，他们夺取企业资产，而没有恢复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这些行为却可能使所有权转移变得合乎情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缺少周转资金，产值继续急速下降，财富集中，损坏廉洁，掏标准的“一例接一例”的方法，越来越萎靡不振，这些现象因素揉合在一起，使得原本立场艰定的观测者也拒绝所有或大部分俄罗斯私有化途径，而不只是拒绝臭名昭著的“以贷款换股份”的机制。Kenneth Arrow因此称俄罗斯私有化为“一场可以预言的经济灾难”。他认为，如果俄罗斯1992-1995年体制薄弱，并有高度通货膨胀，容易预见私有化的不良结果。Jeffrey Sachs则主张俄罗斯政府将早期错误地进行私有化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Simon Commander认为俄罗斯的内部人私有化导致了低投资和低生产力因此导致了俄罗斯的“财政困境”。所有俄罗斯经济学家及少数西方同僚总结说，俄罗斯的整个私有化方法是错误的，应该先建立相关制度（而不是同时建立），先有恰当的手段来巩固国家结构。这些批评家尤其强调，必须重新创造和加强监督、协助国有企业的机制。建议通过国有控股公司形式，准备向竞争性市场操作平稳过渡。私有化的消极态度是，许多联邦立法成员强调将大多数私有化企业对联邦政府的巨大税收负担转成股权，这就会对工业资产重新实行大规模国有化。
B． 捷克共和国的难题
私有化的有限期望在俄罗斯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在转型的同时，存在不利的经济结构条件及大量的政治体制崩溃。而这些情况在捷克可能都不存在，现状和历史使得俄罗斯私有化的有限期望变得合理。1992-1995年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完全且长久地切断了国家和转轨企业之间的联系，将私有化企业送上本国和外国市场上无支助的竞争道路上。
首先，迹象就令人鼓舞，到1995年止，捷克私有化者将1800多家企业推进两次证券兑换浪潮中，将很有潜力的集团企业出售给有战略的投资者，将其他资产转让给以前的业主或大享。到1996年，捷克首相Vaclav Klaus能够称，转型已或多或少完成了，因此，捷克共和国可以视作普通的欧洲国家，能随一般的经济政治问题。相对较低的通胀，低失业率，私营部门占GDP的比重迅速爆炸性地增长，高投资率，大量出口到欧盟国家，继续1993年开始的GDP增长，1995年达到高峰，增长6.4%。所有这些指标似乎证明了这一判定。
捷克的GDP增长率在1995年末下降了，1996年再次下降，1997年下降到1%，结果1998年下滑到负数，年均GDP缩到2%，1999年增长率为零或稍偏正数。和邻国4%或5%的增长率相比，捷克的经济衰退了。有许多原因导致其经济下滑，包括德国（目前捷克的最大贸易伙伴）的略微衰退，1995年末1996年初金融管制不善。然而，大量的谴责是实行私有化的方法。1998年OECD报告说明，“捷克私有化的证券方法产生了所有权结构，阻碍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和重组。”总是的核心是，私有化投资基金管理不规范，大多数大额基金掌握在主要几家国有银行手中，这样，捷克国家仍保留了控制性或大部分股份。批评家说，结果可以预言：
· 既然银行把资源放手贷给企业，投资基金会就不会去处理这些企业不良的经营业绩。
· 这些受国家影响的、管理不善的、没经验的银行就会把款贷给高风险、无潜力的私有化企业（而无论这些企业是否为分支基金会所有）并永久展期贷款，而不是将企业推入破产。
· 破产制度本身很薄弱，过程又长，这就进一步减弱了金融市场规范。
· 资本市场上缺少谨慎的规章制度和实施机制，为各种可疑的不法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基金管理者以少数股东为代价，损害企业的健康运作。例如
· 允许基金管理者让企业负债，然后抽逃资金，使企业被债务捆住，而无法进行结构改革。
许多人因此下结论，捷克企业通过证券私有化，投资基金会控制大量股份，企业就没有充分和长时期进行结构改革。不充分的企业结构改革的明显决定因素在于资本和金融市场上非常显著的弱点，证券私有化本身——强调速度，延后考虑多方面法律制度框架——被视为根本性原因。David Ellerman直言，捷克制度是一次灾难，“从控制权分离出所有权”，其消极结果可想而知。况且，基金会本身缺少稳定的所有权，更大范围的经济几乎没有制度性机制来激励公司治理。Ellerman得出结论，其自然结果是，“基金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双向控制”，同时伴有“私有化工业部门的漂浮、停滞、非资本化……”④
C． 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
转型社会谁从交易中获利，谁将失利，这是私有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相当一部分对俄罗斯和捷克私有化的批判，源于对这个国家改革的广泛观测，尤其是观察到，私有化使极少数人获利，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两国的证券投资者从中获益，而工人却生活无保障。
迄今为止，对转型国家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出售公有企业的福利后果”问题，而这一福利后果涉及到售卖者、购买者、工人、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得失。实际上，几乎没有关于转型社会私有化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经验性的研究工作。分析家已开始对私有化和收入的关系作出一些模糊解释。例如，Garner和Terrell观察到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收入分配有所改善，而且收入不平等远没有1996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所申诉的那样严重。Newell和Socha考察了波兰的私有化对工资分配影响的相关问题，得出结论，私有化的一个后果是“私营部门工人普遍比国营部门同样企业的工人收入低，”并且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只是这开头的工作是不够的，还需对这一总是进行更多的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转型国家私有化，妇女比男性代价更大。唯一考察这个问题的是Sewall，他认为匈牙利的私有化，妇女的成本是男子的三倍，因为企业被新的所有者接管，妇女下岗比率高，私有化通常要关掉企业的社会服务项目——食堂、医务室、日托中心——这些都是妇女就业之地，而且妇女几乎充斥了这些社会服务单位的整个劳动力。这是对这唯一一个国家的唯一研究，但认为这些结果能应用于其他国家。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12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中国经济改革的热点问题
苏月中 027042
吴泽智 027041
中国经济改革的热点问题
内容摘要：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解释中国改革经验的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广义地说，这些观点可归纳为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和趋同学派。经验学派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中国改革具有演进的、尝试性的和不断深化的特点。趋同学派认为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渐进地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制度靠拢，并强调改革之初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本文对两个学派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个热点问题（如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国企改革、乡镇企业）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与比较。
关键词： 趋同学派 经验学派 中国经济改革
1.导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学界激烈辩论的话题，解释中国改革经验的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广义来说，这些观点可归纳为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和趋同学派。经验学派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中国改革具有演进的、尝试性的和不断深化的特点。这一学派认为，中国正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中国经济模式，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趋同学派认为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渐进地向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制度靠拢；制度趋同的越快，结果越好；渐进主义不是由于持续政治冲突以及其他困难（在有约12亿人口的国家制定政策过程中固有的）所产生的策略。该学派的学者非常强调改革之初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渐进主义为什么不是增长的障碍的主要原因。
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是：
（1）中国的快速增长是渐进主义政策的结果吗？
（2）中国式渐进改革能够改善前苏联（EEFSU）的经济状况吗？大爆炸改革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吗？
（3）中国在农业、国有企业和农村工业进行的制度改革取得了成功吗？
（4）在将来，中国的改革将以制度试验和创新为主导还是与东亚经济制度相一致？
经验学派的基本观点是：
（1）市场改革的渐进主义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关键；
（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七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5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私有与公有资本市场的选择：来自私有化的证据
黄赜琳 028006
目 录
1． 引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私有化方法类型的概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1 资产出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2 股票发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3 凭证私有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3． 影响私有化方法选择的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1 市场报酬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1．1 市场评估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1．2 资本市场发展水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2 政治和法律环境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3．3 公司特殊特征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实证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4．1 样本数据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4．2 基于所有样本的回归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4．3 基于选择性样本的回归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4．4 基于私有化地区的回归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4．5 基于私有化国家的回归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5． 结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6．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表1 私有化的统计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表2 基于私有化时间的统计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表3 基于私有化SOE产业的统计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二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2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
当前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之辨析
王敬云（027009）
|
目 录 |
当前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之辨析
摘要
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研究所碰到的问题有竞争和产权哪个更重要；更注重社会目标和社会福利的国有企业（SOE），是否更易受国家干预；SOE是否更易受到公司治理问题的困扰等。Shirley/Walsh通过比较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在市场竞争、政府行为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差异，认为由于私有产权对创新和节约成本的激励作用大，其经营运作较少受到政府社会目标的扭曲，以及硬的预算约束和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使其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优势，故而私有产权优于公有产权。本文拟对他们的观点加以扼要的介绍。
1. 导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国有化运动兴起，SOE(state-owned enterprise)被发达国家认为是治疗市场失灵（垄断和外部效应）的良药。但到了六、七十年代，SOE的低效率开始受到Friedman $ Hayek和Alchian的质疑。随后发展起来的公司治理理论和政府行为理论也被用来分析SOE的运作，并同时伴有私有化运动的兴起。其间争论的焦点在于产权性质是否重要，SOE的运营效率低下是否是公有产权的必然结果。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三种理论观点：
A. 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而非产权，是企业运行好坏的关键因素；
B. 假定政府用SOE追求其他社会目标而非稳定的利润最大化，这对任何市场结构下的SOE运行都有影响；
C. 由于不用顾及社会目标，私有企业在公司治理问题上更为成功。
Shirley/Walsh (2000) 针对这些问题及观点从市场结构、政府行为以及公司治理这三个角度对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孰优孰劣进行了比较分析。以下介绍的便是他们分析的主要内容。
2. 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对企业运行的影响对改革的意义重大。如果引入市场竞争即能使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表现相同的话，就无需考虑产权的性质。但如果市场竞争不是影响SOE运行效率的唯一因素，那么产权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到。所以，这里首先要讨论市场结构问题。
市场竞争可以降低经理人的惰性和懈怠，提高运营效率，使资源达到充分利用。而不完全竞争会带来超额利润，致使管理者懈怠（x-efficiency）。竞争具有激励作用（incentive effect）和提供信息作用（information effect）。激励作用指竞争是自然选择过程，它促使无效率运营或者转向有效率运营或者转向破产。而提供信息作用指竞争为处于信息劣势的所有者提供了关于企业运营成本和经理人努力程度的信息。据此信息，所有者可以估价经理人的努力程度，以设计出更好的激励机制，使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协调，目标趋于一致。在竞争环境下，竞争带来激励，私有企业和SOE的业绩都会有所提高；而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即使私有垄断企业也没有激励去提高效率。所以竞争有利于提高内部效率，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同样的市场结构下（即同样的竞争程度下），SOE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十六
When does privatization work? The impact of private ownership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by Roman Frydman， Cheryl Gary， Marek Hessel， Andrzej Rapaczynski
私有化什么条件下奏效
——转型经济中私有产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1、 导言
世界各地私有化背后的一个假设是：私有产权可以改善公司绩效。有关这个假设的经验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比较一些私有化企业在私有化前后的绩效（如：Megginson， Nash， and Van Randenborgh(1994)， La Porta and Lopez-de-Silanes(1997)）；二是比较在相似经营环境下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绩效（Boardman and Vining 1989）或是比较相似经营环境下的国有企业和被私有化的企业绩效（Pohl et al. 1997）。但这些研究存在缺陷，一是没有比较不同类型的私人所有者对企业绩效可能有的不同影响，二是没有对选择性误差的可能性进行控制。
1994年秋天，Frydman等人从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随机抽取506家中型企业，调查这些企业在1990-1993年间的四项绩效指标：收入增长率、就业率、劳动生产率、每单位收益中的成本。去掉不符合标准的样本，余下218家被私有化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2．计量模型
Frydman等人利用标准截面数据评价过程评价私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把私有化企业作为处理变量，国有企业作为非处理变量。
Yit＝ái＋Pitßi＋Xit-1r＋Dctбct＋εit （1）
I指所有者类型（国有企业或私有化企业，或特定类型的私有化企业）
T指时间（年）
Yit 指产出变量，第I类企业在时期（t-i）至t之间所测量的业绩的增长率
Pit是处理变量，如果在时期t企业I是私有化企业则为1，否则为0
Xit-1指期初给定的业绩水平，如估算1990-1991年收益增长率，则Xit-1指1990年的收益水平
Dct指国家/年虚值集合
εit 是误差项
ái 指群体效应，指抽样群体I的群体特征，它是不变的，指在没有私有化这个处理变量时群体I的平均绩效。这时用到固定效应模型，把群体效应包括在内是为了控制未被注意到的特定群体的差别，比如国有企业和不同类型的私有化企业的差别，或者在私有化企业中不同类型的私有化的差别。
ßI指初始相关系数，用来对私有化和国有企业的绩效对比，称之为私有化（所有权）效应。用其估算（1）所有私有化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效果（2）被不同类型的所有者控制的私有化企业的效果（3）内部人和外部人控制的私有化企业的不同。
3．结论
（1）样本中所有企业转型之后，所考察的绩效指标：收益、就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
增长率都下降，只有成本上升，但幅度不同。国有企业各项指标下降幅度很大，而后私有化企业各项指标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转型之后，国有企业成本上升，后私有化企业成本略有下降（表1）。说明后私有化企业绩效优于国有企业和前私有化企业。
（2）总体来讲，私有化的平均效果不明显，F检验通不过（表2）。
（3）对所有被私有化企业，私有化企业的绩效随考察的指标不同而不同，收益和生产率
与私有化企业业绩明显相关，但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表2）。说明私有化带来收益和生产率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
（4）把私有化企业按照其最大股东分解为不同类型考察绩效影响：外国投资者对收益和就业影响显著；私人国内金融公司对收益和生产率影响显著；在私有化企业中，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对收益和生产率影响显著；私人国内非金融公司和国内个人投资者对所考察的四个绩效指标影响都不显著（表2）。
（5）内部人（管理者和职工）控制企业除了在就业方面，其他指标都不显著，说明所有权转移给内部人是无效率的；外部人控制企业的私有化绩效在收益和生产率方面影响显著，而在就业和成本方面影响不大（表3）。
（6）分别把方程（1）中的变量Pit、Dct替换为为部门虚变量和时间虚变量，结果显示不存在选择性偏差。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三（摘要）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3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华盛顿共识”述评（摘要）
张 文 027024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济思潮的变化，这一概括性术语所特指的问题和经济政策也随之演变，结果在具体的应用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和理解偏差。本文具体说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演变，并对其在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评论。
一、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
所谓“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支持布雷迪计划，他将其观点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
（1）财政方面，尽量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
（2）调整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消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
（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质就是扩大税基而减收企业税；
（4）利率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
（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
（6）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
（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
（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9）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
（10）确保资产所有权。
二、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20世纪80年代，原中央计划经济30多个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对经济转轨问题的思考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改革策略的选择方面，坚信市场化转变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必须打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加强立法，同时引进所有主要改革迅速开始市场经济的运作；
(2)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尽快把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使私有产权得到确立，相信市场可以保证有效率的产权转移；
(3)市场将自发产生作用，必须关闭所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全面放开各个市场的进出，让市场自发决定价格（物价、利率、汇率等），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4)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只是负责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5)硬化预算约束，缩小政府规模，实行预算平衡并推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6）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
从改革举措来看，转轨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措施，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抑制实际收入，使得起初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急速的衰退期。转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私有化是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的，但事情并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持续的负增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由于国内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期望能在短期内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完成私有化的动机促成了放松金融管制，在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没有发育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导致大大低估国有资产，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和与其勾结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手中。在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伴随着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发生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
三、发展与制度变迁——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基于转轨十几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North，1997)；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发展战略是次要的，至于如何过渡到这些目标，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只要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是完成了转轨。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平等发展和民主等，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政府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Stiglitz $ 199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和法治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保证经济权利和义务。
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三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3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华盛顿共识”述评
张 文 027024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济思潮的变化，这一概括性术语所特指的问题和经济政策也随之演变，结果在具体的应用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和理解偏差。为此，“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的首创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特别在2000年撰文详细阐述这一概念发展演化，并对若干批评和建议给予了回答。本文以他的文章思路为基础，在参考其他代表性人物观点的基础上具体说明“华盛顿共识”发展演变的背景和实践结果，并对其在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评论。
一、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及其实践
所谓“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20世纪50-60年代，经济思想普遍重视市场缺陷问题，强调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保护幼稚工业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价格政策和过多的国家干预，结果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减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1993）认为，政府是“仁慈的社会守护者”（benevolent social guardian）的假设忽略了政府中个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导致寻租行为，而且政府机构所能得到的信息要远少于市场参与者，所以，政府很难对经济行为进行恰当和有效的干预。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放开市场，消除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价格扭曲，让自由市场经济繁荣；应当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欢迎来自国外的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对外延期支付债务，引发了第一次债务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偿债问题，西方债权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负有解决各国对外收支平衡问题责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与债务国谈判，要求债务国以实施严厉的稳定化政策和进行“结构改革”为条件延长还本付息期限并给予额外的融资。“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1989年，威廉姆森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支持布雷迪计划，两三周后他在参加发展研究学会苏塞克斯研讨会时，阐述了其在国会委员会提出的支持布雷迪计划的观点，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过程中，威廉姆森的改革建议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her）的支持。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1）财政方面，尽量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2）调整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消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质就是扩大税基而减收企业税；（4）利率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6）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9）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10）确保资产所有权。威廉姆森声称这是“华盛顿的发展精英在涉及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发展政策时，左派和右派思想为确定最低共性限度而进行的一次努力”。
早在8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设计出“结构调整贷款”（SAL），要求借款国进行包括取消对外资和利润转移限制、私有化和市场化等在内的经济改革。针对拉美债务危机，美国提出了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要求拉美国家私有化，开放资本市场，放松投资限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危机国家援助的前提条件，就是受援国要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下面以墨西哥和阿根廷为例，分析拉美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具体措施及其后果。
1982年，墨西哥宣布暂停偿还外债，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从而导致债务危机。1988年，在债权国俱乐部的压力下，开始按照后来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实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借助外国资本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到1994年，除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等11家企业继续由国家控制外，其余都已拍卖；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实现了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成为美国制成品的第二大销售市场；颁布一系列法令吸收外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战略性经济领域，加速经济开放。但是，1994年12月墨西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大量外逃，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严重萎缩。拉美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指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墨西哥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改革过分强调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导致墨西哥经济结构失衡，国家完全放弃了必要的调控和保护政策，美国众多企业和产品的涌入挤垮了墨西哥本国的大批民族工业。其次，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促进生产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一旦利率发生变化，这种投机性资金就会闻风而逃。最后，改革引发了国内的众多社会问题，高失业率、贫困化、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墨西哥改革试图完全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使经济放任发展，结果不仅未能使经济实现稳定发展，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危机和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为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提出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措施，1991年实行“货币兑换计划”，采取包括改革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放宽外贸限制和进行全面私有化等一系列措施，核心是货币与美元相挂钩的货币局制度。虽然货币局制度遏制了国内严峻的通货膨胀，但取消了政府在货币和外汇政策方面的决定权，结果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阿根廷经济的冲击十分严重，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动荡都对其金融市场、出口贸易以及汇率制度产生了很大冲击。1999年阿根廷全国失业率高达18.3%，2000年外债增至1500亿美元。2000年3月，阿根廷新任经济部长卡瓦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试图重振经济，主要内容是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如压缩政府对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调整和改革国有企业，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激化了国内矛盾，整个社会陷入一片危机和混乱之中。2002年1月，由于比索贬值和债务危机的激化，15天内的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就职以后，取消了实行近11年的货币局制度。杜阿尔德在其就职演说中指责20世纪90年代采取美国支持的自由市场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困境。
二、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20世纪60年代后，作为一个整体，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落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低效率造成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福利水平得不到提高。到80年代，计划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对原有经济体系进行修补性的改革也不再可能，在西方世界对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推动下，走上向市场经济转型之路，便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占世界总人口1/3的原中央计划经济30多个国家——中东欧国家、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国和越南开始了向市场导向型经济的转轨过程。
经济学家在研究转轨经济时，按照转轨的速度、起步时间和是否实行一揽子的改革方案等标准，通常将它们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的转轨或改革，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bang)方案。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改革政策的各个配套部分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如果你要跃过深渊，你必须迅速跳到另一面而不能小心谨慎分步跨越，没有理论可以支持分步或渐进地转换一个体制的政策建议。“休克疗法”最早是萨克斯（Sachs）在1985年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时提出来的，借喻用来治疗恶性通货膨胀的一揽子严厉的经济措施。1989年，萨克斯被聘为波兰政府经济顾问后，提出应当采取迅速而果敢的行动，以激进、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接轨。随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相继选择了“休克疗法”，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所以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改革策略的选择方面，坚信市场化转变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必须打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加强立法，同时引进所有主要改革迅速开始市场经济的运作；(2)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尽快把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使私有产权得到确立，相信市场可以保证有效率的产权转移；(3)市场将自发产生作用，必须关闭所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全面放开各个市场的进出，让市场自发决定价格（物价、利率、汇率等），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4)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只是负责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5)硬化预算约束，缩小政府规模，实行预算平衡并推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6）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张军，1996)。从以上命题中，可看出“休克疗法”的核心便是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从改革举措来看，转轨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措施，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抑制实际收入，使得起初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急速的衰退期。以1989年的GDP为基点，到1997年，前苏联和中东欧转轨经济中，只有波兰的GDP恢复并超过了转轨前的水平，为111.8%，其他恢复较快的几个国家，斯洛文尼亚为99.3%，捷克为95.8%，而俄罗斯1997年的GDP只相当于转轨前的一半，为52.2%，经济绩效最差的是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分别只有34.3%、41.1%、40.5%、40.0%和48.3%。尽管经济遭到严重衰退，由于大多数国家在计划经济时存在严重的隐性通货膨胀，因此，在转轨初的3—4年，通货膨胀并未出现预期的迅速下降，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国家还出现了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不过在这种“冻火鸡式”(the cold turkey approach)宏观政策的作用下，大多数转轨经济的通货膨胀都已经降低并稳定下来了。到1997年，除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塔吉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都已降到20%以下了。由此看来，即使是宏观经济的稳定，也花去转轨经济将近10年的时间，这是主流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始料未及的。
国外研究转轨经济的专家大都认为，转轨过程同时也就是私有化的过程，而没有产权制度的根本变革，那就不成其为转轨，至多成为改革(科勒德克，2000)。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假设是: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且速度越快越好，原因在于将资源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可以大大提高其配置效率，并可自动地增加投资倾向。沿着这条思路，彻底的自由化和严厉的财政限制，加上迅速广泛的私有化，将会带来迅速的经济复苏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私有化进程也并未取得这种满意的结果。转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私有化是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的，尤其是像捷克和俄罗斯等国采取的认股权证换股权的私有化，甚至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即使不问成效，捷克和俄罗斯的私有化也花了三年以上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持续的负增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转轨之初的私有化之所以带来经济秩序混乱和衰退，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法律、制度和市场的匮乏以及缺乏适当的经济政策，使得新兴的私营业主或企业家难以竞争性地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例如由于转轨国家普遍缺乏有效率的金融中介机构尤其是健康的银行部门，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更是少有，使得资产经常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出售(如俄罗斯的内部私有化)，导致市场行为严重扭曲，私有部门资金的配置效率较低，投资倾向并未自动增加。
转轨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带来巨大外部风险。大多数国家在转轨初就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取消贸易数量限制和贸易补贴，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统一外汇价格，推行经常项目的货币可自由兑换，甚至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开放资本市场。从长远来看，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举措，如能使经济转向出口导向以及大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确可带来较好的经济增长前景，然而在转轨初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尽管转轨经济的汇率政策各不相同，它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轨迹:最初根据购买力平价使本币大幅度贬值，经常账户出现盈余，紧接着由于国内外通货膨胀差异发生本币实际升值，随后而来的是贸易项目的恶化。由于中东欧、前苏联国家等转轨经济(前南斯拉夫除外)以前都是经互会的成员，对外贸易严重依赖经互会的贸易网络，因此，经互会的合作机制和贸易通道的中断使它们的贸易流量急剧下降，经常项目赤字大量增加，一些国家陷入更严重的衰退，以致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反复，重新提高关税、进口附加费用或恢复使用进口限制措施。资本项目的货币可自由兑换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是转轨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步骤。到1995年，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但大多数国家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持谨慎态度(德塞，1999)。捷克1997年6月爆发克朗危机及随后爆发的更为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使得投机性资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的乘虚而入可能会使本国政府无所适从。人们已意识到，只有当稳定性政策取得成效，政府政策获得国际间广泛信任及企业重组取得成功时，才能实行完全的货币自由兑换。
在主流经济学家、国际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影响下，放松金融管制在转轨之初似乎也得到了广泛支持。由于国内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期望能在短期内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完成私有化的动机也促成了放松金融管制。在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没有发育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导致大大低估国有资产，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和与其勾结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手中。在俄罗斯，有组织的犯罪与私有化的结合，培养了一大批暴富群体。在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伴随着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发生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据估计，俄罗斯仅在1996年的资本外流数就达到约220亿美元，10倍于它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金融监管松弛的情形下，资本市场的开放还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转轨经济在起初都是期望引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而转轨经济的市场潜力引来了国际资本的关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国内制度建设落后，转轨经济引入的多是短期资本，一旦投资者发生恐慌将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8月，俄罗斯也爆发了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在开放经济方面被称为是 “渐进自由化”的中国，尽管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出口遭受了严重的影响，但由于总的基调是强调制度建设与发展战略的协调，经济并未受到重大创伤。
经过一段痛苦的探索之后，经济学家（包括早期迅速私有化政策倡导者）认识到，相对于产权制度的变革，竞争性政策和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过分强调非国有化而忽视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不同，中国、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就通过促进私有部门的迅速发展即所谓“体制外成长”或“增量改革”，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绩效，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出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波兰在1993年后改革取得的强劲的经济增长也应归功于抛弃了“休克疗法”的激进私有化方案而转向国有企业的商业化、竞争性政策和培育新兴私有部门，这被经济学家称为“没有休克的疗法”。
三、发展与制度变迁——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或政府与市场的安排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萨克斯认为，计划官僚机构退出，市场马上就会繁荣起来，政府应当尽快地退出经济生活领域，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Sachs，1993)。还有一种代表性观点是，政府在生产和产品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只有在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进行干预才是合理的；政府应停止对私有部门的限制和直接控制，避免过深介入金融部门；应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竞争提供法律上和体制上的环境。实践中，这两种观点都有较大的影响。在不同阶段的“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政府迅速退出了许多领域，但是结果却并未如萨克斯所言马上繁荣起来，恰恰相反，不仅市场没有繁荣起来，而且政府作用的过度削弱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
基于转轨十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近年来，对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的研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简单的公式化（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钱颖一，1999)。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需的制度条件(North，1997)。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发展战略是次要的，至于如何过渡到这些目标，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只要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是完成了转轨。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平等发展和民主等，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政府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Stiglitz $ 199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和法治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例如，虽然俄罗斯已完成了私有化，但俄罗斯仍然缺乏有效的产权，俄罗斯的私有化导致了企业经理和职工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新私有化企业的行为没有根本的改变，它们继续生产没有销路的产品，并保持着过度的就业。私有化企业在俄罗斯也缺乏安全感，私人产权仍十分薄弱，私人产权的保护取决于是否接近政治权力。捷克的凭证式私有化虽然便于操作，兼顾了社会公平，但投资基金对企业的控制并没有导致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反而延缓了企业的改造。波兰和匈牙利国有企业的改造和私有化则形成了相对有效的产权制度。另一方面，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保证经济权利和义务。萨克斯认为俄罗斯在推进经济改革时，推迟了宪法和法律的改革，或者忽视这方面的改革，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成了盗匪的天堂，有约12000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活动，它们渗透并控制了一些关键性的经济部门，如俄罗斯约一半的金融机构受到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控制。正是因为没有法治，俄罗斯国内资本缺乏安全感，资本抽逃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俄罗斯法制改革的滞后也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动摇了民众对于新的经济秩序合法性的信心。
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首先，从历史的经验看，市场经济的形成是长期演进的产物，革命可以打破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却不能替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用革命的方式是不可能建成市场经济的。其次，从经济转轨的三个支柱——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来看，稳定化和自由化可以迅速完成，私有化则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对于那些迅速实现私有化的国家如俄罗斯，一些已私有化企业的行为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软预算约束在新的环境下得以继续。再次，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俄罗斯的例子非常典型，虽然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和激进改革，但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尚未形成，私人财产的不安全感仍然很强，其后果是国内资本的大量抽逃。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
参考文献：
德塞，1999：《走向全球化: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北京:新华出版社。
科德勒克，1999：《从“休克”疗法的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科德勒克，2000：《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孔田平，2001：《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东欧中亚研究》，第1期。
刘易斯，1999：《经济增长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颖一，1999：《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
曲振涛，刘文革，2002：《“宪政转轨论”评析》，《经济研究》，第7期。
应惟伟，2002：《阿根廷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国际论坛》，第3期。
张军 $ 1996: 《中国过渡经济导论》 $ 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张新生、朱书林，1995:《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背景、影响和教训》，《现代国际关系》，第3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四
世界银行应当如何认识华盛顿共识
1 ．引言
•1989年（十年前）作者提出“华盛顿共识”。
•是总部在华盛顿的有关机构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建议的最小共识。
•是该共识引起拉美国家近20年的经济改革，而不是来源于对这些改革的认知的趋同。
•该共识现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或“市场主义” 的代名词（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对该共识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共识的误解和世界发展机构失去权威（市场非万能）。
•本文的目的是：肃清错误认识及这种错误认识对改革的误导。
2 ．“华盛顿共识”原义
2 ．1 华盛顿共识：十条
•财政控制
•公共支出调整：优先支出高回报和能改变收入分配的项目，如医保、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
•税收改革：降低税率，扩大税基
•利率自由化
••实行竞争的汇率
•贸易自由化
•允许FDI
•私有化
•解除管制（进出口）
•产权保护
2 .2 对这“共识十条”的评论（十年后的今天）
• 财政控制、公共支出调整、税收改革：学者认同；从拉美国家的实践来看，
公共支出再定位的效果差一些。
• 利率自由化：Stiglitz 认为利率自由化是金融自由化六维中最后的一维，使得此项与金融自由化有关，作者认同；但Stiglitz最近有关金融自由化的观点强调东亚经济的成功来源于对相关行业的直接信用支持，这有很多争议，特别是东亚经济危机以来。
•竞争性汇率：表达不精确，本意是指以市场均衡汇率为基础，一定范围可调的汇率。东亚国家的实践说明这是可行的（东亚危机后，只有泰国这样做失败了）。
•贸易自由化：表达精确，却争议颇多。反对者认为东亚经济奇迹，至少部分国家，不是因为此项政策。
•允 许 FDI：东亚国家都还欢迎此项建议，自由韩国拒绝FDI。
•私 有 化：在华盛顿博得广泛支持，在其他地方争议颇多。在其他地方，对私有化的态度是划分左右派的试金石。
•解除管制（进出口）：没有出现极化现象，最初由美国的温和派而不是由率先实行私有化的英国的撒切尔（右翼）政府提出。在东亚尽管有的国家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还是有些国家是这样做的。
•产 权 保 护：在发展中国家，东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也最成功）。
2．3 评论的启迪
•一般来看：华盛顿共识是作者应Hans Singer 的邀请，在发展研究所的专题研
讨会上，就什么是拉美国家最适宜的政策问题所作的报告。
•从更深层次来看：华盛顿共识是对从华盛顿发源的对拉美国家改革的建议的浓
缩（此时保守派为学术主流）。
•从更长远来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关键不
在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不在与实物和人力资本，而在于这个国家所
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华盛顿共识可以认为是对那些能为改革提供支持的政策
建议的总结。
作者强调：华盛顿共识是特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华盛顿”会同意的、对拉美
国家改革的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共部分（截至1989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推广到亚非
国家也可行。华盛顿共识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任何时期的改革的政策宣言。
3 . 当前对华盛顿共识的几种用法
3 .1 华盛顿共识与市场主义
•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最快的私有化和在货币、财政方面的强硬
•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货币政策基础上的政策处方
•加快贸易自由化、货币自由兑换、尽早减少管制
•自由化是唯一目标
•谋求自由放任的全球经济
•一种新帝国主义
以上的用法都是对作者原义的误解，不是市场主义。理由：
•在1989年，里根政府倡导的市场主义已经被制定最优经济政策的理念所取代，
人们已经了解什么理念能够生存。（不会走极端）
•作者原义中确实强调减少政府的作用，但那是因为当时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重视，只是一种策略行为。并不是要否认政府的作用与地位。
3 .2 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
•Stiglitz 用“新自由主义”替代“华盛顿共识”，并说：华盛顿共识是转型的教义，其极力推进凭证式私有化、主张快速私有化、缺少对竞争和社会与组织资本的重视。
•作者同意：对于私有化问题，正确实施比快速实施更重要。私有化能深化竞
争。社会和组织资本重要（作者的理解是指社会的凝聚力和好的制
度）。
•作者认为：凭证式私有化不是其原义，凭证式私有化不一定可行。共识没
私 有 化 方 法 尹兴宽（027006） 目 录 1 引言……………………………………………………………………3 2 几种私有化方法………………………………………………………3 3 拍卖与股票发行的影响因素…………………………………………4 4 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5 5 私有化顺序……………………………………………………………6 6 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条件下的私有化…………………………………7 7 总结……………………………………………………………………8 8 参考文献………………………………………………………………8 1．引言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指出，转型的长期目标与其它地方经济改革的目标相同：建立一个能够在生活水平方面提供长期增长的繁荣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其它国家的改革的区别是所包含的具有整体影响的变化：改革必须深入到基础的游戏规则，深入到影响行为和引导组织的制度。这才使改革成为一个深远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转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巨大而又持久的变革。如何引起这一变革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概略地介绍了关于私有化方法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2．几种私有化方法 Brada总结了实践中出现的创造私人部门的方法。主要有：1）归还原主，2）出售国有财产，3）无偿分配或凭证私有化，和4）通过建立新公司从“低层”培育私有部门。 1) 归还原主 把政府没收的财产归还原主的方法被用于原主人存在并能证明他们过去的所有权的地方。归还的财产包括建筑物和真实财产，还包括农用土地。通过归还可以实现多少私有化部分取决于历史，部分取决于哪些剥夺行为要赔偿和哪些前物主要补偿的政治决策。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归还是农用土地私有化的主要手段，它在住房私有化和培育小的商业部门的出现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其它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农地和真实资产归还原主的作法不重要。归还也被运用于公寓、住房、商店、餐馆和其它小规模财产，在这些场合最主要的困难常常是新的所有者对现有占有人的驱逐。 2) 出售国有财产 转型经济中的大量的工业资产和房产股票（存量）是在共产主义时代作为国有财产创造出来的。因为这种资产可被归还的原所有者不存在，所以一个一般的反应是把这些资产按合理的比率卖给工人或管理者。售卖国有财产是为了达到几个目标：为政府创造收益、加速企业再建进程、引进外国投资。对于政府是否首先应该恢复公司财产权力并在一旦可行的情况下以高价买给新的所有者，存在一些争论。英国和阿根廷追随这后一模式。将国有财产卖给新所有者这一工程的最成功的部分是对小型服务型机构如商店和餐馆的售卖。这是私有化过程中最普遍、困难最少的一种方法。向私人投资者，不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出售大型国有企业，已被证明是引起争论的并且是不怎么成功的。只有德国能通过出售前东德国有企业来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部门，但其成本相当的大。出售国有企业也是匈牙利偏好的实行私有化的路径，其出售严重依赖于外国投资者。许多转型经济不能复制德国和匈牙利经验。它们缺乏内部投资者的蓄水池；高通货膨胀侵蚀了储蓄；投资者不把公司股票看作有益的投资媒介。外国投资者常被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及不清晰的财产权力所阻止。结果常常是公司只能以特惠的价格出售给内部人。 3）无偿分配国有财产或凭证私有化 在凭证私有化的程序中，合格的公民可以使用无偿或以名义成本分配的凭证，投标购买国有企业股票和其它将私有化的资产股票。许多东欧和中欧国家，许多前苏联的后继国家，以及蒙古都在加强或在计划公众私有化程序。实际上，凭证创造了能与将被私有化的国有资产股票相匹配的储蓄股票。捷克和波兰凭证私有化的目标是使外部人拥有公司控制权。在俄罗斯，凭证私有化降低了政府所有权的作用，使所有权分布更广泛，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内部人的严密控制。凭证私有化方法的力量是速度和相对透明。凭证私有化比直接出售可以产生更少的来自内部人的政治反对，因为清除内部人权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4）建立新公司从“低层”培育私有部门 私人部门的成长不仅通过国有产权的私有化，而且通过本土的和国外的企业家创建新企业而得以进行。这些新出现的私人公司，许多都很小，无法查到足够的资料。在大多数转型经济中，小的商业经济单位的数量增长得非常快。小企业所有权的成长在建筑、国内零售和贸易业、服务业中特别繁荣。小公司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 Brada 还指出了私有部门的比例、结构及所有者。在私有部门贡献超过GDP一半的国家中，私有部门有可能主导零售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同样在交通运输和农业中也起重要作用。在私有部门份额不超过30%的国家里，很可能只有服务业、贸易和建筑业里的小公司发生了私有化，而许多农业部门和更多的工业部门仍保留在国家手中。新所有者有外国人、国内外部人/内部人、一些私有化基金、政府，由这些所有者又产生了相应的所有权结构。Brada. J还描述了转型中的公司行为。经理们根据产出最大化进行了短期投入和产出调整；公司也开始形成长期生存和扩展战略。 Brada的结论是：首先，显而易见，私有化的重大方案无法拟定，任何国家要想在私有化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步，必须培育各种方法。第二，在许多情况下，资产可以私有化，但是作为外部人的新所有者的控制权很难得到。他还指出，单纯私有化不可能产生外部所有者或有效的公司治理；过分强调私有化可能使我们忽视市场放开、预算约束的硬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它们也与资源配置效率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相关。 3．拍卖与股票发行的影响因素 出售国有财产尤其国有企业是世界各国包括转型国家私有化的主要方法。出售的方式很多，但最受重视的是直接出卖给特定的购买者和在证券市场上对公众发行股票。Megginson等人考查了影响政府选择私有化国有企业方式的因素，对资产出售（拍卖）和股票发行私有化（SIP）进行分析。他们假设在私有化过程中私人资本市场（即拍卖）和公众资本市场即（SIP）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受三类因素：经济或市场报酬、政治和法律环境、以及公司特殊特性的影响。 关于市场报酬，Megginson等人认为目前市场评估的水平在政府私有化方法选择方面可能是个重要因素；类似于用IPO捕捉市场时机的私人公司，政府更有可能在评估值高或“市场升温”时期通过SIP私有化；政府以与私人公司相似的方式确定SIPS的时机。一个实行私有化的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的总体水平可能也影响一个政府私有化SOE的方式；如果国内资本市场相对落后，股票发行私有化可能就很难成功，部分是因为很难找到买主；由于使用公共资本市场的高成本，政府可能通过在不发达资本市场上出售资产推进私有化。另一个可选择的手段是，政府可以通过私有化来激发初生金融市场的成长；通过SIPS私有化可以启动股票市场的跳跃式发展并引起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高。实行私有化的政府常常设法从以前从未拥有资产证券的公民中培育一个新的股票持有者阶层；SIPS在完成这个目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可能使用SIPS有意地促进地方资本市场的开发；然而，正象前面指出的，大型SIPS在证券市场不发达的地方可能无效（或不可能）；因此，资本市场发展和私有化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Megginson等人用转换率作为市场发展的一个测量手段；低比率意味着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的收入特点提供了一个金融市场发展的选择性指标，也影响公众和私人资本市场之间的选择；他们使用两种收入测量方法—-每单位资本（GNI）带来的总国民收入和吉尼系数；SIPS在低人均收入的国家可能很困难；更高的收入不平等（高吉尼系数）更有可能与通过资产出售实现的公司私有化相联系。 关于政治和法律环境及投资者权力的保护，作者们认为，政府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来自本身或其它团体）和长期合同的有效性被预期会对一般的私有化政策有重要影响，尤其对所选择的资产私有化的方法有影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越强，政府选择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就越有可能；对比之下，在SIP中，即SOE出售给大量投资者时，政府在从事后交易机会主义行为时困难更大；为评估政府对私人资产所有权的承诺，他们观察了每个国家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偏好；右翼变量和资产出售之间有正相关性（因为只有政府支持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投资者才愿意作出资产出售所必要的大量投资）；当政府经济政策不是右翼型时SIPS被广泛使用；SIP是反对随后的再国有化的“保险政策”，资产出售不创造同样的不可逆因素。政府的总体稳定也影响投资者对国家政策承诺的预期；资产出售被更稳定的政府有力地使用。个别国家保护股票持有人法律权利的程度相差极大；对股东权利有更强的法律保护的国家政府更有可能通过SIP私有化。 关于公司特殊特征，作者认为私有化政府在选择最优私有化方法时应当考虑既将私有化的资产的价值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公司规模也常常被用作信息非对称的检测手段；SIPS可能是出售最大的SOES的唯一有效方法。预期的SOE的后剥离行为也可能影响政府私有化技巧的选择；拥有最好前景的SOES应通过SIP剥离而问题多的SOES应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一个SOE工厂也可能影响一个政府是否通过SIP或资产出售私有化；政府更有可能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战略性公司。 Megginson等人对前述看法进行了经验检测，结论是：私有化国家资本市场的本质影响私有化决策—SIPS更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家应用，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需求及愿望即用SIPS发展国家市场的流动性和吸收能力。另外，SIPS在整个国家收入更平均时也更有可能，这能提供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并避免供给物普遍低定价的需求。 私有化决策中国家政治法律环境很重要；有高能力可信地保护产权的政府更有可能通过资产出售私有化SOES。 公司特殊特征，例如供给或出售物的规模及SOE的高赢利性，也影响私有化方法。大的供给物及利润更高的SOES更有可能通过SIPS及公共资本市场私有化。非对称信息问题对大的和利润率更高的供给物来说不大，这吸引了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另外，一些人争论说政府更可能选择通过SIPS私有化高利润公司以取得对他们私有化决策的更多政治支持。 4．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 López-de-Silanes检验了在私有化过程中什么决定拍卖价格。他考虑了三种因素：（1）公司和产业特征；（2）拍卖过程及其要求；和（3）政府的前期改组政策。他认为价格决定因素的分析解决了一些关于出售速度和政府在私有化前之行为的作用的现有争论。 作者对政府取得的每个私有化公司的净价格的测量手段是：某公司的政府净私有化价格=出售合同所记载的名义出售价格现值–政府在出售前实施的重组措施的成本–“政府承诺成本”和出售时政府许诺的“特殊条款”成本±对出售合同所作的调整。进一步计算托宾的Q的平均值的近似值的方式是：某公司私有化Q（PQ）=（股票市场价值/所售公司股票百分比+总信用控制）/私有化前公司总资产。其中PQ=pq[公司特征（金融和行为数据，其它剩余要求权信息，产业、贸易和市场特征），拍卖过程本身（拍卖条件，叫价者和次数的数量），政府对公司实施的改组措施]，该方程允许我们拆分私有化之拍卖价格的决定因素。 关于公司特征，国有公司的特征有：股票持有人的一系列合同，包括工人，经理和股东。劳动在国有企业起决定性作用，SOES常有过多的工人，在我们的样本中不仅有高工资情况，而且附加利益三倍于总工资单，这加剧了劳动条件在私有化中的作用。控制型私有化（给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益）将有高的PQS；但收益型私有化（给现金流权而不给控制权）与之间差别很少。 关于拍卖过程及其条件，作者认为私有化价格也可源于私有化过程本身的因素，例如拍卖机制，其实施和时机的确定，及拍卖公司的顺序。部分文献强调当局潜在的“学习”效果的作用。宏观经济稳定可能影响价格，因为公司前景随这类条件变化。速度或快速也影响出售价格。公司未来私有化的声明甚至谣言都可能激起股东行为的变化。叫价者数量和拍卖轮数也是拍卖价格的相关决定因素。叫价者越多，价格越高，这是更激烈竞争和勾结危险之降低的结果。当叫价没有覆盖出售者期望的最低价格时再谈判的可能性或几轮拍卖对叫价者遵循的最优战略有影响。向国外叫价者开放私有化程序可能通过加强竞争和减少勾结范围，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寡头行业，影响价格。其它拍卖条件，例如叫价者事先的资格和支付形式，也影响PQ。 关于事前的改组政策，作者通过集中于六组量度：管理，劳动，债务，效率改进计划，投资计划，和低投资措施来评估事前改组对PQ的最终影响。私有化前的管理变革可能是低价值的原因，另一方面，清除旧队伍可以实际改进结果或减少常与国企相联系的金融浪费；工会可以通过选票影响政客的未来，进而通过政府干预劳动改组作为提升私有化价格的手段；如果政府考虑吸收债务，当公司面对较大的金融成本或处于破产边缘时，政府应尽可能这样做，对这一问题的一般争论声称，吸收对确保公司活力是必要的；提高效率可以解决SOE的主要问题，改进行为，并导致更高的私有化价格；在SOE实施投资计划有时是对政治约束的反应，另外，在私有化前需要大量投资转化垄断公司并拆分之为独立单位。反对出售前投资于SOES的争论认为，私有化前政府不可能更广泛投资；该争论意味着低投资，或切断资源流及取消投资计划，可能产生或者零或者正的结果即PQ。 作者用墨西哥所有私有化SOES的跨部门公司水平分析检验了私有化价格的决定因素。公司和产业特征的重要性及股东的重要性得到评估：高价及积极工会和非控制型私有化出售方案减少净价格（PQS）。当私有化日期临近时，SOE的金融和管理行为量度恶化，说明使公司处于出售中的时间和净价格之间的负相关性。私有化速度持续增加所要支付的金额。拍卖中强化的竞争的正面影响，和特殊拍卖条件的负面影响，强调了广泛参与的重要性及消除阻碍叫价者参与的障碍的必要性。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8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私 有 化 案 例 解 析 中山大学2001级博士生朱新忠 目 录 导论 关键词:私有化 正文 1 集团的过去和现在比较 2 集团化和私有化准备时期 3 初步私有化 4 进一步私有化和上市 5 公平—效率问题探讨 参考文献 导论：我国的私有化进程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的私有化进程差异巨大，虽然只有通过私有化才能逐步释放我国20年改革中所积累的深层矛盾，但传统儒家思想的文化根底、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对经济思想中公平—效率的贫乏理解、法制观念的淡薄和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使私有化进程“进二退一”，体现为“流泪or流血”的冲突（流泪是指不私有化所带来的不公平—心痛而流泪，流血是指实施私有化过程中的灰色操作—不规范而可能出现的触犯刑法）。 本文刨析一集体企业成功私有化的过程。该企业目前为一民营企业集团，私有化过程持续达7年之久，目前已形成产权关系相对清晰、主业明确、利润率较高的民营企业集团，并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由于案例资料浩瀚，过程复杂，因此无法一一道来，仅选取企业集团化、产权分割、进一步私有化和上市几个阶段阐述，重点探讨其私有化过程的精巧设计和耐心。本案例涉及所有资料皆为真实，仅数据小有改动。企业名称以AA集团公司表示，主要控制人以xxx代替。 1、集团公司的过去和现在比较 十年前即1992年，集团公司前身为一小型纺织厂（色织厂），属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由镇经济总公司持有100%股权并主管；资产500万元，负债600万元，资不抵债；经营状况一直不佳，连年亏损。为摆脱困境，由本地纺织个体户xxx签署承包合同承包经营。 十年后即2002年，集团成为大型企业集团，控制投资子公司20余家，核心企业7家，其中上市公司1家，总资产22亿元，净资产12亿元，年利润2.6亿元。 为分析方便，将集团公司及关联公司基本情况和股权结构图示如下 集团及关联公司基本情况： a、集团公司：注册资本7188万元人民币，股东41名，其中法人股东1名（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出资400万元，占5.56%），个人股东40名（其中xxx出资3014.1万元，占41.93%）。集团合并报表7家公司：星星股份有限公司、望望纺织有限公司、飞飞纺织有限公司、色织厂、龙龙纺织有限公司、花色丝有限公司、真真化纤有限公司。2001年底公司总资产20.8888亿元，所有者权益10.1354亿元，净利润1.9511亿元。 b、色织厂：注册资本880万元，股东为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2001年底公司总资产6.7079亿元，所有者权益1.9125亿元。 c、望望纺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200万元，股东为集团公司（占50%）、个人（占50%）。到2001年底，总资产1.6亿元，净资产0.756亿元。 d、飞飞纺织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注册资本600万美元，股东为色织厂（占70%）、香港投资公司（占30%）。2001年底公司总资产1.0756亿元。 e、龙龙纺织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注册资本1499万美元，股东为色织厂（占50 %）、美国公司（50 %）。2001年底总资产4.7322亿元。 f、真真化纤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160万美元，投资各方为：集团公司(960万 $ 占44.44%)、个人（香港，700万，占32.41%）、望望纺织有限公司（500万，占23.15%）；现集团公司股权和望望纺织有限公司转让于星星股份有限公司。到2001年底，公司总资产6.1308亿元人民币。 g、星星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注册资本25000万元，股东为自然人（其中xxx出资12150万元，占48.6%）。2001年底，公司总资产10亿元，净资产7亿元。 目前股权结构简图： 集团公司 色织厂 纺织物资公司 市商业银行 龙龙纺织公司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八
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论文十四